日期：1951-4-26 作者：广州《南方日报》
广州《南方日报》广东解放后去年上半年被捕获的一批反革命罪犯，经过昨天广州市各界人民集会控诉后，已由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了！当这个消息从收音机传出以后，全市人心大快，欢声雷动，纷纷拨电话给大会，对人民政府和公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拥护和感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市军管会军法处这一正义的措施，不仅替无数受匪特直接间接迫害的人民伸雪了仇恨，而且给予了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是搞好广东治安、保卫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所必需，而且对于巩固我们华南的国防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都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今天，广州市公安机关把华南人民同样要求办的事情首先在广州市办了，这就给华南各地提供了良好的具体的经验，对于今后贯彻依靠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方针，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州市这次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进行了三十年反革命工作的首恶分子周东；有戕害青年破坏学运的“中统”文化特务头子姚宝猷；有刺杀民主人士杨杰的“军统”特务陈家庆；有二十多年来一贯迫害工人的工贼李德轩，有被我俘获经教育释放后仍继续组织反动武装的匪首如孙光泰；有解放后仍然毫不悔悟继续潜伏市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如苏森尧，有打入我机关内部、阴谋焚烧医院、抢劫银行的罪犯如陈芳甫、孔钰，有指使美蒋飞机轰炸目标的匪特如余志德，有杀人越货、祸害商旅的“飞轮党”惯匪如陈秋才，有特务流氓恶霸三位一体的首恶分子如伍继南等等。他们犯罪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了：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工商业家、民主人士等全体人民为敌的。所以，当他们的罪恶在报上陆续公布以后，立刻引起了全市各阶层人民无比的愤怒，连静隐庵的尼姑铁持也说：“佛教本来主张不杀生的，但现在有坏人，如果不杀他，就害了很多为善的好人，所以为了挽救大多数好人，就要杀一些坏人”。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市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在二十日举行扩大会议时，出席的代表都坚决表示要为民除害。特别在昨天举行的全市各界人民控诉大会上，更是群情汹涌，一致要求政府给予他们以最严厉的镇压。这说明了广大人民是何等迫切地要求处决反革命分子，为人民伸冤复仇；也说明了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做法，不但不会引起社会震动，而且是完全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还有人觉得可以放虎归山，纵蛇归壑，就无异于要全体人民继续受反革命分子的残害和压迫，这是万万不应该的。
也许会有人说：“你们现在不讲仁爱宽大了”，“大张旗鼓不就是采取报复吗”？是的，革命者是最讲仁爱宽大的，事实上，自从广东解放以来，正是由于政府执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已经挽救了不少一时失足的愿意悔改的分子，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以后还是要这样做的。但请看那些存心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吧，他们反而以人民的仁爱宽大为可欺，从造谣挑拨到窃取情报，从打单勒索到纵火爆破，从指示敌机轰炸目标到阴谋武装暴动……更加狂妄地加紧活动起来，何尝因为人民的宽大而革面洗心？再请想想：就算广州一地吧，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公开的秘密的死在蒋介石匪帮屠刀下的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无辜人民，到底有多少，谁能统计出来呢？蒋介石特务机关所用的刑具，从秦始皇到希特勒，从“点油灯”到“电手套”，应有尽有，集古今中外野蛮毒辣之大成，简直是骇人听闻；现在人民把反革命分子中一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加以正法，怎能说得上什么“报复”？也许还有人说：“杀是该杀的，但这样杀法未免太多了，应该少杀一些。”我们认为，这样提问题也是不恰当的，到底多了或是少了，显然是不能从主观上来判断衡量的。如果其罪不该杀，即使杀一个也是多了；如果其罪非杀不可，那就杀千百个也不为多。应该指出：现在各地大张旗鼓把该杀的坚决杀掉，也是为了以后“少杀人”，因为只有严厉镇压了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促使罪恶不重尚可改造的人觉悟过来，老老实实地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获得从轻处理的宽大待遇，要不然，不仅千千万万人民继续会受到反革命分子的危害，而且那些尚可改造的分子，也由于缺少警戒，他们认为还可以干下去，活动更为放胆，其结果必然走上不可救药的道路上去，那时既要使国家与人民遭到更大的损失，而且将不可免的要杀更多的人。这道理是非常显浅的。从这里也不难了解：为什么宽大必须和镇压相结合，而且为什么必须是在镇压的原则下才能对反革命分子讲宽大了。
毫无疑问，广大人民是迫切地要求处决反革命分子的。今天的问题非常清楚：到底是将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铲除掉让人民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障呢？还是让他们还活着继续来活动破坏危害国家人民呢？两种做法必须选择一种，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人民和匪特是势不两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对于那些坚决与人民作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首恶分子，或是虽非首却十分恶的分子，以及业经人民宽大仍不悔改，或偏偏是在解放后才来危害人民的任何反革命分子，必须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镇压。不如此，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就不能很好地巩固起来，我们的胜利果实就有遭受破坏的危险，我们的经济建设就要受到阻碍和危害，我们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不能获得安全的保障。今天本报同时刊登了南方大学海南分校同学遭特务放毒，中毒者达二百余人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这是眼前的反革命特务分子阴险狠毒的实例，它向全体善良的人民，大声敲响警钟，惨痛地、有力地教训我们：对反革命宽容，就是对人民残忍，万万不能再对一小撮的反革命分子有所姑息了！
华南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经过这次大张旗鼓，过去存在的片面宽大的偏向是基本上被扭转过来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气焰，是受到严重的打击了；但是能不能说，反革命分子将从此消声匿迹，我们已经“镇压得差不多，可以松一口气”了呢？不能够的。应该懂得：任何一个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必然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肃清，而任何一国被打败了的反动派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国际反动派的力量的一部分，在它们失败的时候，还会勾结得更加紧；而且，国际反动派的力量一天天的削弱，势必表现出疯狂的垂死挣扎。我们广东广西两省，处在华南国防的最前线；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统治了几十年，豢养了不少的土匪、特务等反革命分子；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后，广州又曾一度是蒋匪帮的所谓“陪都”，“三山五狱”的反革命分子都汇集在这里，它们早已严密地布置了特务间谍网，有计划地化形隐藏起来作长期的埋伏；解放后反动派又利用香港澳门作为基地，由乡匪介氏等统一指挥；特别是以美帝为首的侵略者，也在香港直接设立了如“麦克阿瑟华南谋略前进站”、“美国务院直属情报组”、“英美中菲情报交换处”和“中美合作所”等许许多多国际性的特务机关，不断的从港澳派遣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回到大陆进行捣乱破坏，今天，他们虽然已一再被我们公安机关侦察破获，但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仍在加紧阴谋活动。固然，他们所能利用的反革命分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反革命分子已不可能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的损害了。我们建设一座海珠桥，需要成千成万的工人经年努力才能完成，但炸毁这一工程，也许只需要几个人片刻工夫即行了。所以，当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必须引起我们全体干部的高度警惕，彻底肃清任何麻痹、骄傲轻敌的观念，决不能盲目安慰自己，必须坚决依靠群众，继续大张旗鼓，动员全体人民共同负责，一齐动手，群起扑灭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华南各界人民经过广州市这次镇压反革命后，自然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人民政府是按照人民的要求办事的，是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因而就应该积极起来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检举反革命分子，提供已捕和未捕的反革命分子罪恶的材料，我公安机关是一定会详细调查根据事实来处理的。我们有了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周密侦察和认真审讯，又有了广大群众的检举密报，提供人证物证，就可以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反革命分子了。
现在，广州市已经为华南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了。事实既然告诉了我们：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是如此为广大群众所热烈拥护，是如此正义的爱国行动，各地领导同志和公安机关就应该很好地来学习这个经验，将那些在押的审讯终结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提起公诉，让广大人民都来控诉他们的罪行，有冤伸冤，有仇诉仇；并使之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把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提高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度。这是我们当前一项严肃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为了斩断美帝国主义的爪牙，为了保卫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为了巩固我们华南的国防，让华南全体人民一致起来，继续大张旗鼓地来镇压反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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