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1-7-10 作者：《长江日报》社论
《长江日报》社论酝酿已久的广东农民运动，现在发动起来了。范围普及于43个县，口号是退租退押、清匪反恶霸。虽然还是土地改革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但运动一起，群情高涨，斗争猛烈，影响传播极快，牵动了全省城乡一切人士的注意。“好的很”，“糟的很”，又成了若干人士当中的争论。说“糟的很”的那一面，大都采取了隐蔽的、变相的说法，因而形成一种明松暗紧的思想斗争。
最近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本报就此有所论列。认识是行动的向导，认识有错误，运动就难得圆满。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是必要的。目前很重要的事情确实是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个运动，以便吸收运动的根本经验，武装我们的干部与群众，把运动推向前去，争取更大胜利。
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广东农民，远在1925——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阶级敌人的英勇斗争，积极支持与参加了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严重的反革命围攻下，还有十几个县边区地带的农民，举着红旗坚持了士地革命。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广大地区的农民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十几万人民武装，最后，迎接与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全省。广东农民为了自身的解放，经过多次的严重斗争，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再挺身站起来，斗争精神是十分顽强的。这种斗争的顽强性，反映了他们要求从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得到了我党的支持与领导，就成为有意识的、有系统的和有组织的革命行动。这样就更加巩固了农民群众坚决跟着我党走的决心，而党与农民联系的加深也就推动了革命事业不断的向前发展。
广东解放了，支援战争、肃清土匪任务完成了，农民在胜利的鼓舞下，依据他们对党的信任，伸出手来，要求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完成他们历代希望满足而没有满足的消灭封建、实行土地改革的愿望。当地最高党、政领导机关也曾迭发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坚决领导群众行动，满足群众的要求。只是当时革命阵营内部，还有一些人未能充分了解农民问题在广东革命事业中的严重意义，或者只是停止于字面的、口头的了解，而不是真正的实际了解。他们把农民运动和许多别的工作平等排列，口头上列为中心，而在实际上又把它放在可早可晚、可轻可重的不重要地位。虽然在十几个县内发起了土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因为农民革命热情得不到集中的发挥，所以从全省看来，运动仍然脱不出零落无力的状态。不待说，党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今春2月、4月间接连召开了两次农运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尤其是后一次会议，曾在扭转工作局面方面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首先，在党内自上而下做了思想检查，又由内而外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动员，号召全省各级同志，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实行退租、退押，准备分配土地。现在，已经组织了党与非党干部、军队与地方干部数万人下乡，加强了运动的指导力量，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斗志。为时不过2个月，上千万农民就在党的口号下热烈行动起来了。12县的土地改革和43县的退租、退押这两大斗争相汇合，运动就进入了高潮，全省气象便从此为之一新。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农民运动，才使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革命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运动暴露了当地社会阶级的实际状况。大批党与党外的干部从实践经验中懂得了农民问题在广东的严重意义，因而更加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了。许多错误的见解，受到事实的驳斥，已日益为广大群众所了解了。
例如有人说：“广东商业发达，封建并不严重”。现在业已证明它是不合事实的说法了。商业发达是事实，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但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封建土地剥削的普遍存在。从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时，必须注意保护这种非封建的商业，不要把商业当封建来打击。绝不能得出另外的结论，说甚么商业发达，农民土地问题就没有严重意义了。过去的农民运动和今天的农民运动，它本身就说明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与农民要求革命的迫切性。只从商业着眼，并不能断定社会经济结构是属于那一种样式，这是一个起码常识，本不应该在这里多费笔墨。退一步就单从商业来分析，在全部商业中，还有一种随帝国主义侵略而生长起来的买办性商业。这种买办性商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又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持，既对帝国主义有绝对需要，这种买办性商业，就绝不会培养起资本主义经济来代替封建主义。相反，它乃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农村的爪牙。它不但利用一部份原有商人，而且主要地是通过封建之手，掠夺农民，发展农村高利贷，从而成为残酷剥削农民、维持封建制度的武器。此外，还有一种商业，它只是在地主直接掌握之下，利用租佃剥削收入和高利贷，对农民进行中世纪式的残酷盘剥的工具，不过是封建制度的直接附属物。例如在那里，临近乡村的若干商店，实质上就是地主的大账房，业务是放滚利账，买青苗，其利润的来源是农民的倾家荡产，并不能称为什么正当商业。所以，笼统地说商业发达，就是封建制度的衰弱或衰亡，是错误的（当然，大都还是正当商业，是须要严格区别加以保护的）。封建还是封建，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没有的。
又比如有人说：“土地分散，地少人稠，反封建没油水”。事实业已证明：并不是土地分散而是土地集中。地主加祖尝田占全土地面积50％以上，这和全国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正因为土地相对少，土地就成为封建势力有效的剥削工具。封建剥削份量更高，剥削形式也更多。租率在收获物50％至80％，高利贷利率高至300％。农民每年都是“放下镰刀无米吃”，靠副食渡日，一有歉收，卖儿押女，凄惨极了。土地少只苦了农民，并不会苦了地主。正因为人相对多，所以人就成为“不值钱的东西”。如若干地方还保留有类似的家庭奴隶制度，有因全家无以为生而向地主立约出卖为奴，并写明可以任凭打骂转卖者。直至土地改革农民运动起来，也只有农民运动起来，这批家庭奴隶才被发现和最后的解放出来。
广东农村妇女本是最辛苦的劳动者，但“最不值钱的”也就是妇女。做婢女、做房妾，实际上是做奴隶，被抢夺、被买卖、被迫从事奴隶劳动，这就是贫雇农妇女的命运。这是全国稀有，而在广东则是平常现象。一些不曾接触实际的知识分子，凭一知半解，妄加推断，认为土地不关紧要。但农民却是知道占有和不占有土地所产生的利害关系。简单的事实是一分田分给了农民所有，即可添谷一石，毋怪分毫之争，都会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题目。
类似这些错误了解，还有很多，经过了这次农民运动，却一一宣布破产，而让位于正确的了解了。运动给人们一个思想改造机会，大部份同志一经从上述错误观点下解脱出来，就能够从广大农民革命实践里吸取到新的力量，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并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无封建可反，无租可减，无押可退”，变为封建可恶、有租可减、有押可退了。过去还有人自满：“虽然还没有发动了农民运动，可是我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呀”；现在发生后悔了：“虽然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可是没有发动起农民运动呀！”从此，大家算是懂得了争取农民是一个根本革命任务。怜惜地主，疏远贫雇，把照顾各色人等，提在第一位，满足贫雇放在末一位，这些看法和做法都在迅速地受到批判，而又迅速地有所转变了。把农民发动起来，把封建彻底打倒，已经成为上下共同的决心。这个决心，将成为今后运动的一个动力，而这正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农民运动，才使整个党的队伍、整个革命队伍，获得一次考验，而组织不纯的弱点也已被揭露出来，在运动中整编队伍的必要性就更其显示得明白无疑了。在阶级斗争积极推动下开始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改造运动，坚决贯彻下去，其结果将是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和革命团体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与巩固。这个政治果实，如果不是坚决领导了农民运动，发扬了农民群众政治积极性，是不可能得到也无从得到的。
从当地检查材料中看出，这次农民运动是有些不健康现象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又是和当地基层组织不纯的情况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组织不纯情形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发生偏向错误最多最大的地方。错误和偏向固然不仅仅是来自这一个根源，干部的肓目性、形式主义和急性病，农民群众的自发性，也都引来不少错误和偏向。对这种性质的错误和偏向，绝不可放松注意，也必须严格不苟坚决地予以纠正。但更当警惕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错误和偏向，即由组织内部不纯分子以破坏活动所引起的错误和偏向。这一种错误和偏向，不论其数量多少，无例外地都是对农民运动健康状态的一种致命侵害，它意味着农民运动领导权一定程度的旁落和被篡夺，这比起暂时性的不善于领导和放松领导的缺点来还更危险万倍。如所周知，在广东，当农民土地改革运动还未发动以前，各乡村就早已建立起党的支部、农民协会、乡政府、民兵、青年团等全套组织。这些组织有一部份基本上是纯洁的，经过提高改造是可以担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任务的。另有一部份，现在证明还是一大部份，其成员并不是严格地按照建立党、建立人民团体所要求的标准吸收进来的，而在建立组织之后，又因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不曾在斗争中重新加以教育整顿和清理。因此，在这些组织内部，就不可避免地混进许多成份不纯思想不纯的分子，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组织上在革命阵营内的直接间接的代理人。这些分子在这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受到牵动，才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有些是对农民斗争心怀不满的分子，他们为了发泄他们对运动的抵抗情绪，便不惜阳奉阴违，破坏党与政府的政策，先把事情弄坏，然后好出头说话：“错误了吧，还是收场吧！”又有些是伪装起来的阶级敌人，他们既善于假装积极，迷惑领导，又善于利用领导方面的任何一个漏洞，施行破坏。他们最惯用的办法是借刀杀人，乱捉乱杀、乱没收、假斗地主，真斗农民，或假斗恶霸，真斗弱小地主，并和公开的反动地主一呼一应，从内外两方分裂农民阶级团结，破坏革命事业。这一种错误做法，本来是一种敌对分子的破坏行为，但又打着我们的旗号，在纠正时分辨不清，就极容易上当。这样一种情况，加上少数流氓分子，乘势窃取，兴风作浪，二者相互勾结，就更使得我们缺乏经验的同志分辨不清。或者通统看作是农民运动的“过火”现象，不敢也无法去制止、纠正；或者怀疑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而裹足不前。我们如果不去帮助我们的同志去分辨情况，拿出办法；又如果对于干部的盲目性及农民的自发性和敌对分子的破坏不加区分，笼统地称之为错误；而对这些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错误又采用同一办法去制止，就必然会使真革命的干部和广大群众感到伤心，而这些假革命的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反而感到快意。这就会使运动受到挫折，领导陷于被动。当前的运动正好把这种特殊的情况暴露出来了。这就教导了一切革命同志，必须小心，必须警惕：要严格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更要严格区别敌我，发扬革命正气；特别注意在运动中紧紧团结农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严防敌人乘隙。同时也就教导了领导机关，懂得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去实行纠正偏向：对好干部和农民的偏向，要用教育他们自觉纠正的办法；对异己分子的破坏，就必须坚决依靠多数群众，并发动群众予以揭露，分别情节，实行制裁。解决问题的总方向，就是——有计划地把农民运动和整编队伍这两个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达到既发动了农民，而又纯洁、巩固了革命队伍的目的。所有这些情况和做法，已在和将在大多数同志思想上明确起来，许多同志都正在和将要照着这个方针去行动，这正是和将是运动的又一个大收获。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个农民运动，才使得一切革命同志的实践经验丰富起来。一年来，本区农民运动在中央与中南局指导下，取得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业已成为每个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不可缺少的工作武器。但这些经验怎样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敌我主客观条件下加以运用，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对于那些并未亲身参加运动只有间接经验的一些同志们，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运用熟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深入群众运动，在实际斗争中去重新学习。现在，运动进一步的发展业已提出许多迫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抄袭既有经验可以解决的，要求领导机关及一切工作人员，从实际出发，反复考虑，结合群众力量，认真加以解决。在这许多方面的问题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关系一切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经过群众斗争组织起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与巩固团结的农民政治队伍。这自然是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但是必须努力做好而不可稍为放松的工作。它之所以值得特别强调，是因为在当前斗争中业已暴露了这样一种情况：广东农民运动发动较迟，但地主阶级防御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却做的很早。他们已收集起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和方法来了。其中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是利用农民暂时的不觉悟状态，利用宗族会门等封建统治形式，来分裂农民之间的团结。而那一些成份不纯的基层组织，又在这方面充当了地主阶级的合法助手。战胜这个预有准备的、异常狡猾的、手里掌握着多种斗争工具的敌人，只有依靠大多数农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威力，只有依靠农民在阶级觉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斗争智慧，只有依靠党在农民当中的政治影响的不断深入和扩大。
因此，凡利于团结农民大多数、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做法，如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和访苦串连工作；如有系统地运用农民代表会议，交代政策，统一斗争纲领和斗争布署；如教育群众运用合法斗争形式去战胜敌人；如由点到面培养积极分子、推动运动高潮等等；这些做法都是有用的，都必须认真贯彻。那种足以混乱群众阵营、妨害农民团结、利于敌人进行破坏的做法，诸如乱吊打、用肉刑，无区别地对待敌人；如依靠少数一轰而起，缺乏统一布署，三五成群，这村斗那村，彼姓斗此姓；或者单纯依靠着组织去“轰局面”，放弃了在斗争中重新由小到大组织群众的工作；或者只是注意从组织的新旧上区别参加者的好坏，而不注意从阶级成份上区分敌我，把旧组织中普通群众和某些可以争取可以改造的分子都一律踢开，甚至给戴上“狗腿”帽子加以管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宗派活动等，类似这些错误方法都必须坚决改正。
现在，有些地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找到了新的前进方法。又有不少地区从运动开始就创造了良好的经验。这些都是当地干部和群众切身实践的产物，是在本地土壤上开的花、结的果，是应当特别珍贵的。领导机关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好经验推广起来，使它变成所有干部和所有群众的经验。
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个历史任务，在广东省内，通过了全党一致的行动，业已变成为广大农民的实际行动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现时仍须扩大土地改革动员工作，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去支持农民这个正义斗争。要发扬成绩，纠正偏差，更加果敢地前进！这是第一个结论。
为了保持这个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取得最后胜利，必须结合运动，不断进行整编队伍的工作，使党的正确领导经过中、下层广大干部而与广大农民群众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增强党和农民的政治联系，用以迎接今冬更大规模的全面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这是第二个结论。
一切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党内外干部同志们，及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在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坚定地领导农民向封建作斗争，克服自满情绪，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弱点，纠正一切错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工作中可资异己分子利用的各种漏洞，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坚定不移地站稳革命立场，为保护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政策而斗争。这是第三个结论。
我们建议广东方面，在现时，当运动业已取得初战胜利，干部有了自己的切身经验，运动本身提出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群众正忙于7月收稻之际，应像去年其他各省那样，普遍地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用总结工作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干部，整顿队伍，藉以贯彻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方针。一切上级领导机关，要派大员亲临战地，负责领导，力争把会议开好，然后再由干部分散下去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加强农民协会，通过代表会议及农民协会的直接指导，把党的方针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
来源：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上册），195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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