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1-5-22 作者：汪曾祺
汪曾祺有不少人尊敬过武训，宣传过武训的“伟大”。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抬出武训的幌子，叫老百姓都来学武训服服贴贴的样子，干点儿像办办义学之类的“好”事，别想着惹是生非，犯上作乱。从疏请给他立碑、旌祀入忠义祠、宣付史馆立传的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批准的慈禧太后，到题字颂扬的蒋介石，都是这一种人。有的是抬出武训的幌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教育救国”、“道德救国”、“无抵抗主义”的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武训的许多狂热的职业宣传者，无论自觉的程度怎样，本质上大抵属于这一类。另外一些宣传武训，尊敬武训的，则是比较天真的。他们大都觉得一个乞丐，讨了三十年的饭，居然能兴办三处义学，这真是了不起。他们欣赏他的“利他主义”，欣赏他的自我牺牲，非常感伤主义地欢息道：“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把武训当作一个独立特行的神话式的英雄崇拜着的。
这种崇拜，是有害的。
看一个人，应当看他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只看他个人某一些生活行为。如果对历史的发展是起了积极的、推动的作用的，那是英雄，否则不是；不管他穿的是绫罗绸缎还是鹑衣百结，吃的是山珍海味还是菜根芋尾，也不管他会不会唱歌。
武训一生干了什么事呢？修了三处义学。
武训，一个乞丐，修成了三处义学，许多人说这是个奇迹，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完全脱出历史轨道的偶然事件，“偶然性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在诸必然的交叉点上出现。”（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武训对义学的兴办发生过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这种作用只有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前书）
武训兴办义学的时候，是满清光绪年间。那是帝国主义打进了中国的大门，太平天国的革命起来，封建制度已经摇摇欲坠，腐朽不堪的满清王朝已经将临末日的时候；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也渐渐侵入的时候；是康梁的改良主义一天比一天发生影响的时候；是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不得不“开明”一点的时候。
改良主义的办法之一是“普及教育”。
武训死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二年，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朝廷”即明令废科举，改学堂（武训的义学不久即改成了学堂）。目的是“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的思想却绝非在光绪二十四年才开始有的，光绪二十四年之前二三十年就已经有了，即在武训兴办义学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武训的兴义学就是这种思想的物质的反映，是深合朝廷“普及教育”之旨的。
武训以一个乞丐而能兴成了三处义学，当然并不容易。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给了兴办义学一种可能的，武训不过是实现了这种可能。他的偶然性的“奇迹”正是出现在各种必然性的交叉点上的。
当时兴办义学的并不只是武训一个人。在“清史稿”上跟武训紧紧挨着的叶澄衷、杨斯盛就都是因为捐资兴学而受到宣付史馆立传的恩典的。叶、杨二人都因为发了财再兴学的，当然不像行乞兴学的武训那么“奇”，但其为兴学则一。从武、叶、杨三人挨着个儿进了“孝义传”，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兴学是“甚表欢迎”的。
如果还嫌这近乎是推测，那么正面的证据也有。就在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的摺子上就明明白白写着：
“自圣诏累颁，学校踵起。教育义主普及，官立公立之不足，必借私立以辅迎之，国家设为种种奖励，为诱掖之具……”
这该是十分可靠的了。
改良主义本来不是慈禧太后所喜欢的，但慈禧太后一个人也抗不过“潮流”去，而且改良主义到底比“讨厌”的革命“可喜”一点。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张謇都很热心地给武训写过传，这不是偶然的。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也可以有进步意义，例如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运动兴起以前的康梁变法运动和兴办新式学堂的运动。但是武训的义学却连这种改良主义的进步作用也没有。康梁有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所以要“变法”，所以会引起谭嗣同等六人的流血；但是武训所有的却只是旧的封建主义的纲领。武训并不需要任何的“变法”，所以他也不需要任何的流血，他只以叩头来实现自己的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的“理想”，而杀死谭嗣同等的朝廷则以赏赐黄马褂和准立牌坊来酬报他的努力。
或者有人说，武训行乞兴学，目的原来是很朴质单纯的。不过是因为自己吃了不识字的亏，发愤想要穷人子弟都能读书而已，说他是反动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比改良主义的康梁还不如，不免太忍心了吧？
但是请看一看：武训的义学里都教的是些什么呢？
《清史稿》本传上说他的义学里分为二级，一是“蒙学”，一是“经学”。“蒙学”所授不外是方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经学里所教的就不能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这里头造就的不外是两种人，一是帮朝廷做事的官，一是帮做官的做事的“士”。梁启超给武训写的传上说：“行之数十年，学堂中受业子弟，彬彬济济，掇高第，成通儒者，不可胜数”，这大概不能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彬彬济济的子弟们在当时社会上会起着怎样的作用，还难于想见吗？
有人说：这怕不是武训兴学之初衷吧。有的好心的先生还愿意那么想像，说武训因为看到他的义学里出来的学生做了官而觉得非常痛苦。这是不见得有什么根据的。我们看武训行乞时所唱的一首歌：
“不嫌多，不嫌少，舍些文钱修义学，
又有名，又行好，
文昌帝君知道了，
准教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
这不能不是武训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对于“坐八抬大轿”是崇拜而羡慕的呀！
有人还要说：武训至少使一些农民子弟识了字，读了一点书，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总不能不说他也起了一点“积极”的作用吧。
同志，“提高文化”可不那么简单！
要农民提高文化，必选提高他们的生活。要在文化上翻身，必先在经济上翻身。吃不上饭，决读不上书，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有的记载上说武训曾经给因为家里须要帮忙干活而不肯把子弟送去读书的家长下过跪，这简直是不能再胡涂的事！记载上说他下跪成了功，我看那信不得。如果当真是一家整天苦累还顾不上嘴，武训怎么跪也是白搭。不过他的下跪和兴学对于一部分农民也是起了一点作用的，这是怎样的作用呢。
农民要有文化，必须先吃饱，没有比吃饱更重要的事了。要吃饱，必须改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要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必须革命。革命，在某个意义上说起来就是拿刀动枪的造反。当时不是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太平天国的领袖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实践了这个道理的。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实践了这个道理的，是了解并且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对于历史的发展是起着积极的作用的。满清一代，只有进行像太平天国一样的革命的人，才是值得崇敬，值得宣传的英雄人物。
革命，是统治者最讨厌的东西。
因为讨厌革命，反动的统治者就欢迎武训，就表扬武训，就希望穷人里头多出些武训了。
受反动统治者表扬的武训立了些什么功勋呢？他模糊了、弄乱了、掩蔽了当时人民斗争的目标，麻痹了人民的思想，减弱了革命的力量，冲淡了阶级的矛盾，他对于革命，对于历史起的是消极的，阻碍的作用。
这个为反动封建统治效忠的“自我牺牲”者是一个英雄么？
不是，绝对不是。
当时农民叫他是“豆沫”，言其胡涂，就他的完全不认识历史的发展方向来说，并不算冤枉他。
他的“自我牺牲”到底牺牲给了谁呢？他的“利他主义”到底利了一个什么他呢？反动的统治阶级。凡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的，对人民就不会有利。
对这样一个胡涂人物，这样一个对人民并无利益的人物，我们今天再不应该对他崇拜，为他宣传了。我们应该对他的“事业”，他的思想，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加以详尽的批判！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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