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1-6-28 作者：中共丰南县委书记何景芳, 宣传部长石光
中共丰南县委书记何景芳、宣传部长石光丰南县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合对反革命案犯的量刑，讨论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决定继续深入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到会代表二百一十六人，国营公营工厂职工和机关干部列席和旁听的五十四人。
会上首先听取了大会主席中共丰南县委书记何景芳同志关于过去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在肯定了现有的成绩以后，接着指出：“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成绩，麻痹大意起来。必须加强警惕性，继续深入地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因为丰南县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在进行报复破坏活动。有的暂时隐避起来，待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列举了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的事实，号召今后把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向更深入更细腻的阶段，进一步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继续发动群众检举和控诉反革命。他在解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时，又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案犯，一定要坚决杀掉；只有对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罪恶不大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才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接着，代表们分组进行讨论，结合对反革命罪犯的量刑，讨论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讨论中发现有的代表对“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精神没有全面领会，接受不进去。如农民代表郑祥桐说：“反革命分子都挺灵（狡猾的意思），这一缓刑，他们在劳动中假装积极，可就杀不了啦！”怕他们将来向人民报复。也有的认为政策变了，农民代表赵荣兴说：“不是因为西藏和平解放了，就添了个“缓期执行”吧！？”这个说法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驳。农民代表王庆俊说：“我认为毛主席的政策一点没有变，只是对反革命分子多添了一个镇压办法。这个办法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改造好了就减刑，在两年里头改造不好还是杀掉。”对怕反革命分子在劳动中假积极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大家认为真积极假积极瞒不住政府和人民的眼睛，假积极就是不愿意改造，还是照样杀掉。在劳动中，政府一定严格管制他们，并对他们进行各种教育，绝不能允许他们再向人民进行报复。
为了使代表们更深刻地领会政策精神和正确地贯彻政策，丰南县人民政府选择了八名罪恶大小不同的反革命案犯，提交会议讨论判刑。事先把每个反革命罪犯的罪恶材料印成小册子，发给代表们，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每个反革命罪犯的罪恶判刑。在讨论给日本鬼子当过“宣抚班”科长的反革命分子王玉宾的判刑时，工商界代表王子谦说：“有一次日本鬼子在越支村活埋老百姓时，他救活了一个人，解放后又很老实，应该从轻处理。”紧接工商界代表张桂晨说：“他配合日本鬼子“清乡”，罪恶很大，最低也得判他无期徒刑。”教育界代表张蕴珊也同意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当日本鬼子的“宣抚班”科长，间接地杀了不少人。”教育界代表孟仲生说：“他是文化界的汉奸，是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跟着他洋爸爸活埋老百姓，救活一个人是少杀一个。应当立即枪决他！”但因他没有直接杀人，多数代表都同意判他无期徒刑。讨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伙会”（反革命组织）头子邸国珍的量刑时，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判处死刑。教育界代表王荷来站起身来气愤地说：“邸国珍杀人不眨眼，政府早该杀他。杀了他，南半天（丰南县南半部）的人民都得拍手称快！”学生代表于士娟说：“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说，他犯了好几条，怎么也够上死罪了！”对八名反革命罪犯讨论结果：判处死刑的三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二名；判处徒刑的两名；取保释放交群众管制的一名。
经过实际讨论反革命罪犯的量刑，更提高了代表们的政策水平，切实领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讨论中，代表们都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表示这次会议上学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回村后一定积极宣传，帮助政府继续镇压反革命活动。
来源：《河北日报》195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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