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5-9-9 作者：曹明
曹明审讯室里，陆续走进一来五个年轻的罪犯: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畏罪惊慌；有的佯装糊涂，摇头狡赖。这几个貌似“文弱书生”的坏蛋，不是普通的流氓盗窃犯，而是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犯。他们的年龄最大是二十三岁，最小二十一岁，其中有的曾经混进我们的国家机关，有的是既未读书也无职业的流氓。看样子似乎年轻，但他们可不是因为“年幼无知”偶而犯罪，他们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小集团——“中国人道民主同盟”的首脑和骨干。这五个罪犯的名字是:何缘木、刘汉、程万里、李国强、定正煜。
下边简略地介绍一下，先说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首脑:何缘木，二十二岁，家庭是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三反”时受到政府处罚的严重违法户。本人曾读过高中。在育杰中学时，勾结流氓学生三五成群集聚街头打架。解放后，曾在“长江日报”社作校对工作，后调作小学教师，土改中包庇地主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政府不满，认为校对工作是“牛马一样的劳动”，企图钻入青年团未能得逞，认为是党对他“排挤”、“打击”，当小学教师“太屈才”，因此日益仇恨党和政府。
刘汉，二十一岁，解放后是东湖、博文等中学屡被开除的一个流氓学生，曾企图伪造证件逃往海外过美国式的“自由生活”。不务正业，宿娼。散布共产党的政策是:“一、法(即刚解放时安定人心颁布土地法)二、术(骗的意思)三、抑(即逼迫)”等极恶毒的反动言论。一九五四年考大学未考取，自认为“天才被埋没”，从此更加疯狂的仇恨党和政府。
程万里，二十一岁，解放前在中学曾和李国强等参加“暴风雨社”、“八英”等流氓组织，专门斗殴、调戏女学生。解放后读过武汉大学税务专修科，后在武汉市税务局工作。诬蔑革命工作是“不得志”的“廉价劳动”，并纠集落后分子，谩骂党和政府。
李国强，二十三岁，商人家庭。读过高中，流氓学生，解放前作过某反动通讯社记者。解放后混入我武汉人民银行做会计工作。由于流氓成性陶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感到在革命队伍里得不到“个人自由”，对党和政府极端不满，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
定正煜，二十三岁，读过高中，现无职业。会拉提琴，谱过五六个反革命歌曲的流氓。一九五四年曾伪造市一男中证件，投考我某大学未逞。
他们是怎样纠集起来的? 这批流氓分子，过去是同学、朋友，交往甚密。由于他们多数是剥削阶 级、没落阶级家庭出身，脾味相投，嗜好一致；由于他们存在着那种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感到在革命队伍里难以出人头地，不能满足个人欲望，对现实极为不满，对党和政府一直敌视、仇恨。所以，早在一九五三年冬天，程万里、李国强、何缘木、定正煜等就组织过反动的小集团，冒称“马列主义文艺研究小组”。以“研究文艺”为名拉拢一些我革命队伍内部和社会上的落后青年，帮助他们散布反动言论。后来因为“内部矛盾”，有人不愿继续跟随他们，这一组织不久即解散了。一九五四年他们为了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又重新组织了“中华文艺研究会”，其骨干分子除了何缘木、李国强、程万里以外还增加了刘汉等。
一九五四年夏，其主要骨干何缘木因为思想反动想参加青年团未经批准，后由报社调至小学教书，但他妄想教中学，所以对党更加仇恨，反革命情绪更为增长。这时他感到仅以研究文艺为名来散布反动言论已经不能满足，就想组织一个名为“中国人道民主同盟”的反革命组织。他的倡议马上就得到其他几个反动分子的热烈赞同，尤其是另一个主要骨干刘汉也因为未能混入我大学等等怨恨，更是支持。从此，他们承继了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伎俩，像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每人有代号，说黑话。每逢星期日或假日都要聚会，或者在他们的宿舍、住宅，或者在公园等娱乐场所。经常化妆，戴帽子，戴眼镜，拿着马列主义书籍，商谈密谋，酝酿“盟词”、“纲领”。同时他们煞费苦心地来抄袭反动的“人道主义”哲学，妄图以此诬蔑马列主义，攻击党的政策，并准备长期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群年纪不大但野心不小的反动分子在程万里家里聚会，通过了由刘汉起草的“盟词”。在这个明目张胆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盟词”里，这一小撮祖国的叛徒居然冒充是“祖国的战士，人民的儿女”，诬蔑谩骂共产党并妄图“打倒”它。同时还由何缘木作词，定正煜作曲制定充满反动叫嚣的“盟歌”名曰“奴隶的战歌”。可以看出这一小撮败类和一切反动阶级的走卒一样，尤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更为相像，疯狂地仇恨党和人民政权。按其招供是“由于个人不满，感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指人民民主专政)太残酷”，“没有人道精神”。他们妄想“再来一次革命”，他们“拥护国民党复辟”。他们丧心病狂地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妄想人民革命力量“一定失败”，他们自称是“第三种革命者”，要“推翻人民革命政权”，要建立“合乎人道”的“自由”国家。
他们疯狂的仇恨劳动人民，诬蔑我们的基层干部。说公安派出所是“狗子”，从劳动群众中提拔培养起来的街道干部是“小狗子”。刘汉曾赌咒:“我一辈子不住洋房也不和体力劳动者一起住洋房。”他们仇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诬蔑改造私营工商业、粮食、食油、棉布的统购统销政策，散布“民不聊生”等谣言。刘汉曾叫程万里偷窃国营和私营工商业税收比例数字，企图为那些偷税、漏税的不法资本家“伸冤”，攻击党和政府。
他们更仇恨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是“收买利用”、“牛马劳动”。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后，他们由衷的“欢呼”、“赞赏”。“敬佩”胡风比他们“高明”，并声称要接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教训”。
这些一大胆妄为的反革命分子并不认为他们是“孤立无援”的，不仅因为他们的反革命“纲领”、“目的”及其活动和国民党特务匪徒完全一致，遥相呼应；而且，他们还拉拢了一个从海外归国的人，妄图得到“经济援助”，并计划一旦在大陆站不住脚，就通过此人逃往香港直接投靠国民党匪帮。他们准备通过此人把他们写的反动文章寄住或带往香港发表，而且已想好具体办法:把稿子摄在很小的底片上，贴在邮票底下寄出，或装在抽去烟丝的烟卷内带出。企图藉此在国民党匪帮那里，抬高他们的身价，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影响。
这些反革命匪徒承袭了他们反革命先辈的经验，还制定“组织计划”。要“发展人”，要“组织严密”，并且得意地认为“创造”出新的“组织原则”:要“发展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历史清白”的“对党不满的青年”、“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只能利用，不吸收”。以为这样就可以挽救他们死亡的命运。并自信他们几个骨干就是这种“历史清白的青年”。他们强调巩固的“思想战线”，他们唯恐“组织不严密”，要接受胡风反革命集团出了“叛徒”的“教训”。骨干分子程万里因结婚等事未得小集团的同意，他们怀疑他，怕他“泄露机密”，刘汉就会主张将程暗杀。对被拉拢的海外归来者后来他们也怀疑，怕不可靠，也想暗杀。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一反革命分子是准备动刀枪和不久就会向人民头上动刀枪的凶犯，他们甚至疯狂的妄想在今年十月一号散发反动传单或举行“暴动”。
看来这伙匪徒的反革命立场是相当死硬的。他们曾说过:“被捕了不过是思想改造三年五年。”尤其是那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刘汉曾吹嘘:“只要
不判死刑，判二十年徒刑我才四十一岁。”言下之意是要反革命到底的。但是他们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是做贼心虚，时刻恐慌的。刘汉身上居然带着一个牙签，是准备一旦被人民政府逮捕时企图用来拨开手铐逃跑的。程万里在义务劳动时就说过:“好好锻炼，以后有比这更厉害的。”这是准备在人民政府判其刑罚后进行劳动改造的。
六月里，当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揭发后，全国展开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他们惊慌了，在东湖船上最后的一次密会上，布置“暂时隐蔽”。何缘木、刘汉又企图考大学，妄想混入我高等学校进行长期的隐蔽的反革命活动。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实现，这一小撮乱撞的亡命之徒终于难逃强大的人民的法网。公安机关在周密调查下适时的逮捕了他们。他们得到了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样的可耻的下场。
这一小撮无知愚蠢但却是反动透顶的流氓，和胡风匪徒们一样，曾经野心勃勃地作着反革命的迷梦，有“远大的计划”，痴心妄想要“先从哲学，文艺等理论上攻垮马列主义。”其首脑何缘木“计划”着“必须从哲学基础上攻垮敌人，诸如什么一性二性问题(按:指唯物主义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东门西争的问题，这观那观问题，均须一一摧毁。”“批驳那些‘冶葛’(按:冶葛系毒草名，诬蔑党的代称)抹煞中国。”“贩卖碧眼思想。”(按:其意中国的革命是舶来品)人民的血汗却豢养了这样的强盗，他们竟然学会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无耻的反共滥调，疯狂地诬蔑辱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苏联。他们叫嚣着要“创造求实主义，人道主义”。他们苦费心机的到处抄袭拼凑，寻找反革命的“哲学根据”，要“著书立说”。刘汉大写反动文章“从老的愚民政策谈起”、“人道斗争论”等等，而且吹嘘是“成熟”的“杰作”，竟然说:“人之所以进化到文明”，因为“人有人道”。诬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挑拨斗争”，“造成人类仇恨”。他们明明白白地为他们的反动祖先，已经死亡和即将死亡的反动阶级吊丧。何缘木信口雌黄地说:“我们人道主义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道主义的奋发。”“文艺脱离朋党斗争的作用，成为种族和全人类协作的司号者。”这不过是从他们那些一反革命祖宗那里抄袭、剽窃来为资产阶级保镖，作为反动政权复辟而服务的“人道主义”“哲学”。这和胡风集团的反动理论一样，只是更加露骨而愚蠢。
这一小撮地主、不法资本家、商人的孝子贤孙，从资产阶级的坟墓里搜寻出这些腐朽发霉的垃圾似的“理论”，并妄想以这些非驴非马的文理不通的帝国主义的破烂广告来攻击马列主义。居然想借此抬高身价，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的赏识，得到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崇拜，取得反革命的政治资本。除此而外何缘木、刘汉还写了不少歪诗，说什么他们是“生活在地狱里”，以及风花雪月等等反动堕落的东西，并且准备把这些东西寄往香港蒋匪的报刊上发表。
同时，他们也毫不放松向一些落后青年宣传这些反动理论，企图毒害我们的青少年。钻进小学当教师的何缘木在日记里写着:“学生邵、徐来谈很久。”连他虚伪地说几句革命的道理，也说成是给孩子们吃了“蒙汗药”。在另一篇日记里写着:六年级有八个学生“来此谈叙良久，晚十二时方散，在修养方面我给以指导甚多。”这说明他们承继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思想放毒手段，也企图从思想上毒害我们的少年儿童了，并且已经开始给学生灌输他们那反动的“人道主义”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比胡风匪徒们更为低能愚蠢。
对于这一小撮罪犯如果是突然听说，他们的年纪和他们的罪行好像是有些“不相称”，令人吃惊。但这却是事实，也并不太奇怪。这又证明了党告诉我们的真理:在我们祖国光明的土地上，在我们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大路上，一切日趋死亡的反动阶级妄图疯狂挣扎，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他们中间除了那些从海上爬进来的老牌的反革命匪徒外，也还有从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新滋长出来的像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这些反动阶级的肖子和继承人。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就是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以后，活动得更为嚣张。他们正利用了我们不少人的麻痹，譬如说“秀才造不了反”，“没有杀人放火算不得反革命”，“说千万人头落地太夸张”等等。何缘木供说:“我原以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强奸，就算不得反革命，不会坐牢……”不就是有力的明证吗?那些似乎是“糊涂思想”不正在客观上包庇了反革命分子吗?但事实却严重得多。又譬如刘汉，这个二十一岁的“秀才”，这个反革命小集团里最年轻但最疯狂的穷凶极恶的“领导骨干”，这个反动透顶又极其堕落无耻的恶棍，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他甚至丧心病狂地说过:“美国人打来了，我蒙上眼睛，×我姆妈妹子我也不管。”这个时刻想动刀枪想暗杀的罪犯，在证据前面受审时，还企图抵赖，说什么“我这是自由思想，没有考虑过反革命的问题。”这是造不了反的“秀才”、“书生”吗?
当然，这几个罪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终于不能不低头认罪。
我们伟大的祖国需要优秀的儿女，也确实教养出千万忠实于伟大的共产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年轻的优秀的儿女。但绝不豢养一个年轻而堕落的叛徒和败类。年轻的人们，警惕吧!保卫我们那忠于祖国的纯洁的灵魂，保卫我们强大而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来源：原载《长江文艺》，转载于《文汇报》195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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