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0-1-31 作者：谢逢我
谢逢我我总以为自己没有一点问题，解放不久，有人提出「改造思想」的口号，并说：「每个从旧社会里来的人皆得脱骨换胎。」我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就极端咒诅现实，恨腐化、骂贪污，深夜偷听陕北广播，每回民主运动少不了我，难道思想还要改造么？
思想究竟有没有问题呢？迎头第一声碰在一篇文章上。事情是这样的：在快解放前，我写了一篇通讯寄给某报，里面一段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内战，编者批评我的观点和立场不稳，我满不舒服，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是残酷的！」这种看法与某些「主观上是中立的，客观上是帮凶」的报章杂志的渲染有关——「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就是老百姓不好！」多么「超然」的报道呀！
当时看内战不过是党与党之间的争权夺利。我对国民党一切深恶痛绝，但对共产党也不怀好感。记得某次作文中我曾写着：「国民党固属死有余辜；共产党恐也不如想像的完美。」先生替我在旁边加几点，并在末端批了一句，「不卑不亢，书生本色。」我颇引为骄傲。徐州解放前后，读到许多「禁书」，依旧半信半疑，由于国民党愈来愈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只望换个共产党出来搞一搞，好比一个家里的两个兄弟，哥哥是个败家子，无妨让弟弟当家试试看。
当然，我不明了革命是什么？从小到大，看的、听的也够多了，反正，像做戏一样，红脸杀进，黑脸杀出，都是那么一套，因此我抱定明哲保身，决意做个清高之士，社会随它污浊，我不同流合污便得了！至于这个社会病根在那儿？如何治法？我不知道，一个人也无力旋转乾坤，又保苦呢？
我一直度着学校生活，没染上一点儿社会习气，同时由于母亲的放任，造成一种固执、好强、刚愎自用的性格。乡间有句俗话：「成者自成。」我的母亲管我的哥哥，越管越坏，让我自流，反而很「好」， 不是「成者自成」么？我不懂什么叫世故？什么叫圆滑？恨就恨，爱就爱，直着来，直着去，干净利落。我觉得自己纯洁无比，社会是个大染缸，然而，我始终是我，在赌博的环境中没有学会赌博，在抽烟的风气中没有学会抽烟。国民党在时，我是如此，共产党来时，也应如此，我非常珍贵这一点「纯洁」。在学运中，一旦听说有人「操纵」，我极不满，骂他们是「棍子」，仿佛只有纯洁的人才有正义感，才配反抗似的。
我不断地碰过钉子。碰一次，硬一分，并不丧气。回头看着自己走的路子是对的，我没有失过足，没有遇过大风暴，从小学升到大学，一帆风顺，二十多年，平平稳稳，这样，我便自满起来，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是不错的，看不起群众，不能接受批评，看到别人忽然由落伍到进步，心中很不痛快，人家有番见解，且听且忘，「这有什么稀奇，我比你懂的多，懒的出这个臭风头！」
我念书、做工作、都是从个人、从兴趣出发，兴趣对头，热情也有了，兴趣不合，马上转移，尤其不能受到任何障碍或委屈，否则一闹情绪，什么都完蛋了。兴趣建筑在我的主观上—— 我主观得厉害，「绝对」、「根本」、「一定」……是我常用的词汇。譬如吃黄油，我根本就未尝过，就武断得说：「这个绝对不好吃！」后来勉强尝了一点，发觉其味美不可言。
一年以前，我最不习惯集体生活，喜欢一个人在一块，白天做梦，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我强调个性，并且特别强调个性是牢不可破的，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作真理，附和「任何社会不能抹煞个性发展」的论调。我不轻易接受任何宣传，一件东西非等我自己认识清楚以后，决不盲从。让人家牵着鼻子跑，宁死不干。不过，我是热爱真理的，只要我明白了谁代表真理，我就会毫无条件的接受它，拥护它。「明白」并不容易，教条式的灌输更加使我糢糊，我不相信抽象的理论，有血有肉的事实才能刺激我，鼓舞我。
譬如说共产党吧！最先我仍以旧眼光看待它，报纸上出现「党、政、军」的字眼，非常刺目。党团进入学校，我百分之百的反对，「从前叫党团退出学校，现在又拉进来，妨碍我们的学术自由！」别人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却不开腔，顶多哼哼而已。以往，我最不爱举手、呼喊口号、叫「万岁」，我常认为这是个性，不好勉强，有时且以「形式主义」作辩护，其实倒不如说没有值得我举手、呼喊口号、叫「万岁」的场合。解放以后几个月，我仍是老态度，旁观人家举手、呼口号、叫「万岁」，自己站着动也不动，反以「年青人不要感情冲动」自慰。对国际主义，更是闭门不纳，正像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般来看美国和苏联，外国人决没有好心眼，报纸上尽管宣传，许多人尽管了解，我的看法还是保留。
我的看法常常是唯心的，评定人民助学金，我不分析诸同学的实际情况，只要他说「需要」，就能照给，旁的同学再三询问，我怪他们太不「相信」人了。同样，我用这个作为挡箭牌，要求别人，凡事用不着追根究底，相信我就得了！但是「相信」、「不相信」拿什么作标准呢？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的感情不算不丰富，脾气虽有时拗得冒烟，然一软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我是一个十足的温情主义者，人家稍施恩惠，永远不会忘记。
我家是地主成分，一直依赖土地吃饭，不同的是多年住在城市，管田、收租不关我的事，只管吃、只管穿，压根儿也没考虑过消费的最初来源。过去，我这样想：我待劳动人民客客气气，没有轻视过劳动，而且从未把土地放在眼里。我以为一个人依靠土地过活最无出息，应该用自己的手创造天下，这种思想并非阶级和劳动的观点已经建立所致，而仅是一种单纯的、自负的「英雄」气概罢了。
由上面思想的分析和现象的罗列，说明我思想上的「问题」可大得很！我怎样认识新社会？怎样批判自己的错误？怎样踏上改造的道路？这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的！
清华园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正当西郊地区「真空」的时候，我在颐和园看到了解放军，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远远眺望，因为心里尚存几分疑惑，不敢走近他们，后来试探几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原来解放军这么良善，我出世没有见过这种有纪律的军队。我曾想过：国民党的军队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截然不同？有人解释是由于解放军的政治教育作得好，可是，国民党的军队也有「政治部」呀。这些疑惑，无人帮我解答，但我和解放军彼此建立了一个深厚的友谊——只是友谊。
随解放军同来的是工作干部，不像「官」儿，吃小米饭、粗布服，生活那么苦，干劲却那么大，待人诚恳，说谈直率，见着我们就请批评、要意见，不拿一点架子，但同他们聊聊，却开口人民，闭口人民，感到很不对劲——何必老用名词呢？自然，对「为了人民」这一句话更难理解。我想：人活着总是为吃、为穿，一听他们的薪水不够抽烟，大吃一惊！既是当「官」，为何不多享受一些呢？
跟着，某军文工团来校上演秧歌剧，第一次看「杨勇立功」，第二次看「血泪仇」，愈看愈要看，一股道不出的情绪塞满整个脑袋，一方面我欣赏这富有民族性的艺术形式；一方面真实的内容——那些形象化了的中国人民的觉醒——更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大批的阅读革命理论和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几个月来，结合感情和理性的认识，我的心门打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化，解放的意义与革命的目的，懂得一点，共产党的确比国民党强。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强？我虽还迷糊，不过，我的思想已经启发了。
日子一久，眼界宽了，看事物也不像以前那么狭小。其后看到北京一连串的「会」，尤其「人民政协」，共产党表现的谦让、踏实的作风，为人民、为革命的精神感动了我。最先读到有关共产党的书本总要保留几分，因为我把它当宣传品看，现在看到他们所言所行，没有丝毫欺骗，我还有什么怀疑呢？
由陌生而怀疑，由怀疑而热爱共产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开始：事实摆在面前，铁路迅速修复，物价一般较前平稳，石景山不停电了，电车上不见摇头票，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在变化中、进步中、发展中，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兵团，津浦路两个月能够接通吗？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正确，物价会这样平稳站住吗？我们学校里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党团不是起很大作用吗？……我怎能不热爱这样一个党呢？这不是宣传，这是铁的事实！解放军为什么会有这样严的纪律？干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朴实的精神？多时搞不通的思想在这儿找到了答案——那是共产党培养和教育下的军队和干部啊！
我热受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二十多年坚苦斗争的毛主席更是我所爱戴的了，我是从各个角度——著作、作风、精神、劳动人民的拥护，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印象最深的一回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一天，游行经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我情不自禁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回答我们：「青年同志们万岁！」我兴奋达到极点，眼泪夺眶而出。以后，任何场合我就非常自然地叫：「毛主席万岁！」我觉得毛主席是中国人民一个光辉的象征，毛主席的光荣也便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国际主义慢慢地搞通了，我读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多少给我一点启示，松江省主席冯仲云某次在清华讲「中苏关系」，深入浅出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使我在思想上更推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论一面倒」，才正式否定过去狭隘的国家观念，尤其最近几月，事实证明：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修铁路、派专家来；闹鼠疫、派专家来……不像美国人那样讲条件，论斤两，这样衷心地对待我们，苏联人委实够朋友！因此，我更坚信：唯有一面倒！
有些事根本不能想像，譬如我们人民政府最近发出「不准饿死一人」的命令，财政预算公开，赤字多少，毫不隐讳。「救灾」、「春耕」竟变为报纸头条新闻。各地政府首长民选……沗居新社会的一份子，难道不骄傲吗？世界在变，人也在变，不动的人动起来了，年老的教授提出了「改造」的愿望，年青人更是迫切要求进步。我既热爱解放军，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政府，热爱新社会一切事务，那么，有什么理由拒绝改造和进步，永远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只是作为一个喝采的旁观者呢？什么思想能阻止我向前进呢？
应该归功半年以来的政治学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阶级观点，「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五种生产方式，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阶级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政治经济学」更具体指明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无异一面镜子把我原来的面貌照了出来——自己站在地主阶级一直剥削着劳动人民，虽然主观意识上未曾观察，但事实如此，岂容狡辩？
我渐渐学会了用阶级立场处理问题，检查思想，我的自鸣清高，独善其身，脱离现实飘飘然的思想首先遭到了批评，分析这种思想的根源是由于二十多年在反动派统治之下，客观现实令人灰心，看不顺眼的事太多了，又没有一个正确方向，苦闷之余，只好不闻不问，消极地抗议，在过去倒起不了坏作用，到今日若依样画葫芦，超阶级的立场冷眼旁观，未免有些反动了。
有了阶级立场，我不像以前那样单凭感情热爱新社会；从阶级立场出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极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一切为人民打算，而且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毛主席的伟大也是因为站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立场，领导被剥削阶级斗争，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一点并不是偶然。苏联的帮助我们，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友爱，这种友爱是深厚的、最持久的。
「阶级性决定了人的个性。」「个性要符合进步阶级的利益才能发展。」听了艾思奇同志的报告，我知道以往一味强调个性是错误的，以为共产党来了，「个性休矣」也是错误的——轻视劳动人民，这也是个性吗？忠诚为劳动人民服务，这种个性也会抹煞吗？读了辩证法纠正了我的「个性不变论」，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样，由于个性引起的兴趣问题也就不成为其问题了！个性是有的，兴趣也是有的，但要把它们扩充一点，推远一点，革命干部的个性和兴趣与大众利益一致，所以不闹个性也不闹兴趣了。
唯物观点对我的帮助很大，「存在决定意识」看来简单，却是我二十多年没有发现的真理，有了「唯物」的武器，我的那一套唯心的看法不攻自破了，同时，由于唯心产生的主观也慢慢儿在肃清，学习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不再以为自己了不得，「三个臭皮，当得一个诸葛亮」，群众的智慧总比个人高——这是在：大如几次京市大集会，小如班上「互助小组」所体会到的。
考虑个人的利益是我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当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发生矛盾，伴随着痛苦就来了，嘴里满口「为人民服务」，一到实践，个人利益居优势往往压倒大众利益，最后老是找些借口逃避。回想那些冲锋陷阵、舍命牺牲、争取立功的解放军，只有大众没有个人的工作干部，英勇斗争、临死不苟的共产党员……自己实在可耻可卑！这个包袱最重，然而我有信念，擒贼先擒王，一定把它扔下来！
我一向自由散漫惯了，不愿同大伙儿在一块。我最怕人管，也即是最怕组织，深恐失去了「自由」。经过一个时期，我的看法改变了，苏联五一检阅的影片对我作用不小，一个强健的民族非有高度的组织性不可，而且只有通过集体主义才能表现组织性，我很羡慕有些「系」的集体生活，学生会放映电影总是集体购票，集体入场，最初常发牢骚，后来一方面是习以为常，一方面确比从前有秩序、有纪律，因此——可以说：双管齐下，我开始参加小组的集体生活，虽搞得不够理想，但总比一个人孤零的好。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过组织生活，同志们帮助我改造，并未失掉任何自由，自己暗地好笑。
我的思想转变是经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的，我的「问题」当然很大，最显著的是感情跟不上理智，行动跟不上思想。好在我的方向已经明确，改造也肯定了，让我在群众中学习——将来把生命献与劳动人民！
作于北京解放一周年
来源： 原载《观察》第六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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