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4-17 作者：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 金岳霖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活是相当优裕的。我从十九岁起，在外国住了十一年，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享乐思想，我的享乐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是搞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就是搞概念的游戏，三十年如一日。我之所以把它作为我的主要享乐，是因为我只有在概念的游戏中，才能逍遥游，才能逃出现实社会的限制。这就养成了我的逃避实际、轻视实际、和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可是我究竟是活在实际社会中的，为了维持这种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某种特权，这又养成了我的特权思想。
这种生活方式在学校里面就形成了我的蜗牛壳，这蜗牛壳的内容有三方面：
（一）我的资产阶级腐朽哲学。我在学校一直传播繁琐的形而上的唯心论，更着重于传授繁琐的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在清华哲学系就慢慢地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下面四方面危害人民事业的结果：1、阻碍了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的发展。有一时期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是有萌芽的。我当时虽然没有阻止教授与同学去搞辩证唯物论，然而我却用一种繁琐哲学的辩论方式去打击辩证唯物论。因此，扼杀了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的发展。2、培养了只作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也有资产阶级天才教育观点，例如沈有鼎先生在概念游戏方面有特别的能力，我就只看见他的这一方面。他受了我的毒素，一直到现在还严重的脱离实际。3、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我教逻辑二十多年，班上人数很多。当时我只从形式主义观点去讲授逻辑，例如我只着重推论的对错，不注意前提的真假。
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的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4、滋长了清华哲学系的宗派主义，我着重繁琐的概念分析方法，与繁琐哲学系统的创造，并认为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方面。当时认为在这方面，清华哲学系最好，这种宗派主义是阻碍院系调整的因素之一。
（二）我的「超政治」、「超阶级」、「超世俗」、「超人间」的腐朽人生观。解放前我不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这一个真理，误以为人类是渺小的，人类的历史只是大化流行中的一个小片段。因之，我自以为看不起世俗，自以为轻视人间世，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阶级。有了这种腐朽的人生观，我就轻视事务。所以，我要求我个人的事务越少越好，对一般事情都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解放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以这种态度去处理行政，就产生昏头昏脑的官僚主义。我是一个校务委员，可是在校务委员会议上，除一次外，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也确实没有意见。我是文学院长，可是院长办公室我只去过一次，文学院院长事务很少，即是这很少的事务，我都没有作到。例如清华学报的复刊，院系间的联系，有时我甚至于忘记我是文学院长。当我担任哲学系系主任时，对于系内事务，完全听其自流。例如对于系内人事处理，总不了了之。
（三）特权思想。要维持我的生活方式，我需要特权，我也意识到这种需要，事实上我也享受了这种清华的特权，因而也形成了我的特权思想，使我成为清华特权分子之一。我虽然享受特权，却不愿意负起特权的责任。解放前在哲学系内我享受了领导的特权，而不愿作系主任。在清华，我也享受了特权，而我却没有负任何行政责任。
以上三点就是我的蜗牛壳的内容。我的壳可大可小，我个人是一个壳，哲学系是一个壳，清华大学也是一个壳；其中我个人的壳是核心，一般的事体大都与我个人的壳是不相干的，对于这些事体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当有些事体与我的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要钻出来斗争了。例如：清华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儿子转系问题。他想从历史系转到营建系，我主观上认为他是适宜于学建筑的，当时，教务处对转系有严格的规定，因我对他有私心，便利用我的特权，为他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这就是与我个人的壳冲突的一个例证。
在哲学系课改问题上，我以后还要提到，我现在只提到我对课改有抗拒。我所以有抗拒，就是由于我要维护清华哲学系那个壳。在院系调整上，一九五O年，当院系调整问题提出后，我就反对。
我的最大的壳就是清华大学。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支配了我的行动，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如果院系调整在一九五O年能够实行，就清华说，现在就已经多培养了五六千干部，就全国说，数目更大。对人民建设事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想来，我万分痛恨我自己。
我的蜗牛壳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了保护我的壳，我在政治上就拥护旧民主制度。我一直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我的一切政治态度都根据于这个观点。直到最近我才了解所谓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压迫劳苦人民的「自由」。但是，过去由于我接受了个人自由主义，使我在行动上发生了许多罪过的行为。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由于我在美国留学多年，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很深的毒害，认识了很多美国人，常同他们来往，我有极深的亲美思想，使我不能认识美帝国主义一百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使和我自己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我曾大哭一场，但是对于中美商约，我却漠然置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进兵济南，阻碍北伐时，我万分愤慨；在「九、一八」与以后卢沟桥事变时，我曾坚决主张抗战，然而当美军在中国各地横行时，我却熟视无睹。一九四三年美国国务院请中国一些教授去美国，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在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压迫蒋匪，实行民主，我的亲美思想竟使我丧失了民族立场。
对苏联的态度：我以旧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苏联，我一直歪曲了侮蔑了苏联，直到解放时为止，我还认为苏联根本不容许个人「自由」。我认为十月革命与以后的清党都「过火」。还认为苏联通过各国共产党来干涉各国内政。这些思想都是极端错误的，而且反动的。主要的错误，还是由于我认为苏联没有个人「自由」。当时我不了解十月革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最伟大的事件，我只根据个人自由主义亲美思想，去敌视苏联。解放后，我才慢慢地认识了真正的自由，是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去变革现实的积极的自由。认识了真正的自由之后，我才改变了我对苏联的态度。
对学运的态度：在我的教学生活中，有很多次的学生运动。我对学运的态度十之八九是消极的；两面性的。一方面我「讨厌」蒋匪的国民党，另一方面我又反对中国共产党。我说「讨厌」蒋匪的国民党，因为我说不上积极的反对。在一九四三年我动身到美国之前，为了领取护照，我还到了重庆的训练团，受了五天的「训」，并且还写了一篇200字的文章表示地方官能到中央来参观也有好处。这是一种可恥的行为。但是我的确讨厌蒋匪和他的国民党，这是不重要的一面。
主要的方面是我反对中国共产党。这种两面性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示得最明显。当运动开始时，我曾追随当时的进步人士赞助运动，后来消极起来，最后我又赞成复课。其所以为此者，实在是因为我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运动结束不久之后，我同张奚苦先生吵架，我曾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说：「中国都是你这样的人搞坏的，中国丧失了『自由』之后，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复。」说时还流泪。
从以上三方面看来，我的政治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因怕瓜分中国而要求救国，何以后来变成这样一个人哩？在这里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它通过教会学校，即清华学校，和留美时所受的教育，使我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使我丧失民族立场，使我敌友不分，使我做出危害人民的事体。
对解放军与共产党初步的认识：解放军的奇迹，使我衷心佩服，它的军纪之好是空前的，它爱护人民，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在解放初期，使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家庭服务员刘妈的儿子的故事。她的儿子在城内工厂作事，有犯规的行为，当时借住该厂的解放军对他进行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两个解放军同志就到刘妈家，请她进城去，教导她的儿子，后来请刘妈吃饭，并护送她回来。这样的军队，我认为是历史上以前所没有的。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很幸运的听了城内很多报告，报告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态度都是老实诚恳的，他们说得出就作得到。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以党的高级干部的地位，竟能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样的党，我认为也是中国从前没有的。但是这种认识只是初步的感性的认识而已，这是任何中国人都能认识到的。
我哲学思想的转变，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没有把革命的实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我虽然对党与解放军有初步的认识，然而，我并不因此就接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当艾思奇同志到清华讲演时，我还同他辩论。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起，我在城内参加了许多次哲学交流会。在那个时候，我有两个错误的看法，一个是把辩证唯物论与旧哲学等量齐观，以为党的同志，不熟悉旧哲学，我还想在会上把旧哲学介绍给他们。另一个错误是我认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不够系统化，我想用一套繁琐的分析方法，加以整理。我之所以如此狂妄，是因为我还是在停留在旧哲学的基础上去看辩证唯物论。在第一次课改，我是以这种错误思想去参加的。结果对学校的课程等于没有改革。这就阻止了哲学系的前进。
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五O年第二次课改时起到了一九五一年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承认了辩证唯物论的领导地位，上面所说的那两个错误，这时已经克服。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条贯串各种学问的红绳子似的，我抽象地承认它的重要性，但是我的兴趣，只在它所贯串的各种学问中的哲学那一部门而已。这还是以旧哲学去抗拒新哲学。根据这种错误的看法，结合清华哲学系当时具体的情形，我就主张将清华哲学系分为三组，即哲学史组、逻辑组、艺术史组。这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有课改之名，无课改之实。这又一次阻止了清华哲学系的前进。
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在城内学习《实践论》。这时，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在这以前，每星期天我都进城参加中国哲学会的学习，近乎两年。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心得，结合到《实践论》的学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论与旧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旧哲学是形而上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在一九五一年课改中，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这次课改是比较彻底的。但是我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还是概念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清华哲学系内产生了下面严重的后果。
唯心论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哲学系的危害性
唯心论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清华哲学系占统治的地位，我就是这种腐朽思想的突出的代表。解放后直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形仍无多大变动。这就产生了严重的损失。主要的缺点是我们政治水平不够，理论与实际脱节。具体的表现是这样：
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在就是以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去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在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或在课堂讨论时，我们就在概念上分析「必然与偶然」、「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只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兜来兜去，使同学越来越弄不清楚。以这种方式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结果是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具体的、战斗的、行动的指南，而在我们手里却变成了没有生气的、抽象的、概念的堆积。
同学们在这种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影响下，一部分同学就掉进唯心论的泥坑里去了。一位姓李的同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是一九五一年考进来的同学，不到半年，他已经啃王阳明、熊十力的佛学和回回教的哲学了。看别人所没有看过的书，借别人没有借过的书。有些同学则感到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就要转系。一九四九年的十三个同学中，调走转走的有九位，现在只余下四位。一九五零年的七位同学转出四位，一九五一年的八位同学，还有两位要转系。
在教学上的另一表现，是教条地理论灌输，不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辩证唯物论本来在全校的政治课里也有，所以在这门课里我就以补充的方式来讲课，以为政治是解决思想问题的，而系里的辩证唯物论则是解决理论问题的。我就是这样唯心地把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割裂开来，使同学摸不着内容。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在我们手里，它根本不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一九五零年毕业的同学有三个，一位姓唐的同学考进了哲学系的研究所。可是他身在哲学系，心在算学系。一位姓周的同学毕业之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从前的学习等于白费。一位姓水的同学毕业之后，本来考入清华哲学研究所，但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这种情形是多么严重。这三位同学都有思想问题，而我和本系教师都没有及时解决。今年一年级八个同学中有两位要转系。转系问题在本系如此严重，而我们不能及时发现，更谈不到及时解决。原因就是我们自身带着满身细菌，无法发现，更无法解决。
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式，使师生根本上没有联系。我只是上课时去讲书而已。讲完之后，同学听懂了没有我根本不管。有没有问题，我也无从知道。课堂讨论，我有时就没有参加。同学的生活、思想、健康我都不开心。对于同学的学习我和本系的教师或多或少都持自由主义的态度。一切都凭同学自己去努力。例如有一位同学一个星期竟唸七十点钟的书，而我们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关怀，不注意。
上面曾说过，我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曾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是我这个认识是抽象的、概念式的。在京津教师学习和三反运动之前，我不但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到一般的实际，连我个人这一个实际我都没有联系到。我虽然参加了许多校内校外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对我没有起很深刻的影响，直到习开始，我才初步的联系我自己这一个实际，批判了我的旧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初步端正了我对苏联、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但是，我并没有认识到我自己过去思想的面貌。直到三反运动，我才开始认识了我自己过去的面貌和我身上所背的自私自利的蜗牛壳。
我在思想上是有病的人，从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起，我是要求作人民教师的。但是我一直没有作好。我不但没有作好人民教师，而且我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的主要毛病是什么呢？经过大家的帮助和我自己初步的分析，我认为：形成我这种自私自利蜗牛壳的主导思想，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极端腐朽的享乐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我哲学方面的表现，就是搞极端抽象的、毫无实践意义的概念游戏。在我的人生观方面的表现，就是「超政治」、「超阶级」、「超世俗」、「超人间」腐朽的看法。在学校的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了我的维持享乐的生活方式和自私自利的蜗牛壳的特权思想。我这种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剥削阶级中「股东式」和「后台老板式」的剥削思想。这种思想，在过去使我脱离现实社会，使我就在解放后还看不见人民；这就是我的毛病。我现在要打碎我的蜗牛壳，肃清多年来支配我生活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一个热爱新中国的人，一定认识到新中国是人民翻了身的中国，是人民站起来了的中国。新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万人民，我是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中的一个。新中国是为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也是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的。我不愿意只参观革命，也不愿意只参观人民的建设事业。我要参加这个光荣的伟大的事业，不但一二十岁的人要参加，三四十岁的人要参加，五六十岁和七八十岁的人也要参加。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作一个新人，要作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甚至于五年十年。只要我不断的努力，我一定会成功的。
来源：原载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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