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4-22 作者：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蔡翘
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蔡翘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我初步认识了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关键。解放以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和做事的。解放后经过理论学习和实际锻炼，使我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仍占据了我的大部分脑子，现在决心来清算，以解除我进步的绊脚石。
我出身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少时父母对我的期望是好学成名，光宗耀祖。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及北京读书，前后共两年。当时我的头脑仍充满着封建的剥削意识，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喜欢闹风潮，有碍求学上进，因此离开北京，赴美留学。留美六年的教育，奠定了我三十年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也曾留学英、德，很羡慕英国的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对它们大学里放任自流的风气极为欣赏，认为是“培养天才”的最优良方法。由於长期的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使我“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它不但麻痹我自己，还间接地危害我的学生，使他们一味崇拜英、美，敌我不分。举一个例来说，前中大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尚有二十八人在美国为资本家服务；即由我直接训练出来的生理学专家尚有四人在美，二人在台湾。这些背弃祖国的青年，难道不是受我过去散布英、美毒素的彰响吗？
我曾接受美国洛氏基金的津贴至英、德留学。曾在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四五年，这个机关是英帝国主义剥削上海劳动人民血汗所设立的，我在那里充当买办科学家，表面虽是研究科学，实际却帮助了英帝国主义巩固在华的殖民地统治。抗战前，来前中大医学院任教，当时满以为激於爱国热情，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但实际上还是为个人打算，想多训练几个专家，以享“桃李满天下”的荣誉。不但如此，待遇也不放松，除学校正规薪金外，还接受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的中华文化基金的津贴，造成在大学里医学院的特殊地位。以后英美帝国主义还用种种方式以物资和金钱来腐蚀我的实验室，使我更死心蹋地为它们宣传。
最可耻的是一九四三年接受美国国务院交换教授之聘。在美期间，有两次公开谈话，确实做了反动派的帮凶。一次是在纽约商会座谈会，没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反而说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主要是由於武器不如日寇，至於八路军的英勇抗日则一字不提。另外一次是在“医药援华会”座谈“中国的医学教育”，大谈伪教育部医教会所拟的五年计划。这两次谈话充分说明了我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影响是如何深刻、可怕。
一九四八年暑期，美国“医药援华会”派了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我的实验室开一个短期的生理技术训练班，全国各医学院均派人来参加。所训练的东西原来很简单，没有多大意义，但因我为崇美思想所蒙蔽，又贪图赠送物资，致对他们的真正用意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位教授听说南京解放了就向我的留美朋友（已返国）说：“假设美军预先占领南京，那就不致这样白白地送给共军吧！”这样反动的言论，我当时还半信半疑，现在分析起来，当时我还是站在敌人的立场来看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我自来就很痛恨，但是我的痛恨是建筑在自身的利害上，所以很不牢固，一旦碰到对自己有利时，痛恨就立刻消逝。记得我出国担任交换教授前，曾因领护照的关系入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填写入“党”申请书，参加反动的国民党组织。这说明我为了自己名利，牺牲“气节”也在所不惜。此外如接受所谓“部聘教授”和“院士”头衔，当时还认为很光荣。
上述一连串的事实说明了我这打着“超政治”幌子的科学工作者，实际上是做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和帮凶的。解放后事实已不许可与它们发生关系，但是在思想感情上始终没有与它们完全决绝。此次检查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假若不大胆地坚决地把这些尚含有病菌和毒素的疮疤割开来彻底消毒，将来还是有重新脓肿的危险。
由於我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和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一贯的教学和写作是逃不了贩卖英美的货色，推销它们的毒品。在生理学范围，英美思想体系在中国之所以根深蒂固，不易改革，我应负一部分责任。我自己和同学的研究论文几全部用英文发表。曾在国内出版的英文“中国生理学杂志”，我是一个大力支持者。抗战期间我所主编的“中国生理学简报”，也是用英文的。
我写课本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名利，所以内容和材料很多不切实际。教书的方法主要是学院式，不顾学生的程度、时间和需要，以致学非所用；另一方面又造成学生健康的普遍衰落，其危害之大真不堪设想。现在学院的大门是打开了，甚至围墙也都拆掉了，可是对於课程内容的精简还是有些不忍割“爱”。例如最近学生说我所编的讲义材料太多，我总觉得再精简下去，标准将降得太低了。其实学生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意见是主观的，是受了资产阶级不切实际、高高在上的个人主义所影响的。
由於我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观，担任行政工作总觉得不能发挥自己本领，所以做事不起劲，不是推卸责任，就是独断孤行。去年一大批的教学设备费，完全交给教务处去处理自己不加监督，致造成不可饶恕的浪费。这次“三反”运动中表现全院贪污案件达二百多件，由我直接领导的生理科也有几个贪污案件，这说明我的官僚主义作风已达到很严重的地步，使人民财产遭受莫大的损失。寻其根源，还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强调努力搞技术，对事不细心分析和研究，对人又不去了解和联系，一切事务推给别人去做，始终不加以检查，自己则关起门来搞学术，结果不但行政办不好，学术也是脱离群众，不符合人民的需要。
由於我的权威思想，自高自大，轻视别人，致与一部分老同事闹不团结，下级同人见我则“敬而远之”。各事都是为本单位打算，整体观念很差。未改建制前，在大学里总是为医学院争人争物，改制后则极力找经费、作计划的扩充。在医学院内部，则生理科第一，争地皮，争物资，争经费，闹本位主义。在解放前表现最为严重。例如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物资，凡生理用得到的仪器大部分留用。在代理院长期间，不顾员工生活的困苦，利用薪津积余盖生理科的犬房。在生理科里则以封建式的家长自居，不虚心接受同人意见，结果建立不起认真负责的分工制度。事情做错了，常不肯改过来。三四年前有一位临床教授因住院医师的反对，我允於聘约完后不续聘，后来发现同学对这位教授很崇敬，有好评，但为要保护自己威信，仍固执诺言，不重新考虑。自己犯这一类的错误，在解放前是很多的。
总之，经过这次的思想改造学习，我认清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面目，我决心站稳人民立场，时时警惕它在我脑子里的复辟。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南京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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