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6-6 作者：山东大学农艺系教授 钟兴正
山东大学农艺系教授 钟兴正我是一个出身于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而到美国留学，一直受着旧型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因此这十多年来，我在教学工作上处处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下面是对我自己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检查：
（一）各种各类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的存在着我的思想领域中，表现在我的教学工作中是脱离实际的教学，和祖国目前建设上的需要发生矛盾。农学是实用科学的一个部门，是不可和实际脱节的，可是我在教学工作中却不是这样做，例如在小麦的教学上，我引用了一个英国农事试验场根据气象估计小麦产量的公式，并且对同学们说：“这个公式很准确，在中国也可以仿效这个方法运用气象记录数字，做成一个公式来运用，这样便可以预先推断小麦的产量。”其实小麦的产量决不是一个雨量因素来决定的，这种孤立的不全面的来看问题，乃是不切合实际的典型例证。又如我在讲小麦中耕的时候，没有说明中耕对我国小麦增产的效果，却介绍国外对于小麦中耕的两种学说：一种主张中耕，另外一种不主张中耕。但我没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说明人民政府号召小麦中耕增产的重要意义。解放后广大农民运用密植方法而获得丰产效果，证明苏联密植的方法确是作物增产的重要因素，可是我却引用在城阳农场仅做了一次小麦密植试验的结果，就随便介绍给同学们说：小麦密植增产不显著。我在整个小麦密植试验过程中，既未到城阳做田间观察，也没有参加产量的记载和分析，更没有研究试验结果不显著的原因，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亦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我在栽培学班上，当我讲到耕作制度的时候，却不知道华北许多地方采用二年三熟制，又不顾及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也不了解实际栽培情况，只生硬地搬用外国教条，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的毛病。
（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特点是贩卖知识，只管教书而不是教人，这亦显著地表现在我身上。我已往在教学过程中，从未深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也没有做辅导工作，甚至于上完一学期课以后，连同学的姓名还分辨不清。过去大学倡导自学为主，其实便是放弃对同学的学习领导，乃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藉口，我不仅对它不加批判，竟原封不动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同学，并且把它看成理所当然，可见我的思想混乱到了什么地步，我平素和同学们联系既少，而且也从不参加实验，认为带领同学实验是旁人的事，这又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方法。当同学们对我反映意见时，我还在教室中强做不必要的解释。我在担任小麦课的班上，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只是在书本中找材料，贩卖仅有的知识，从没有请教其他有经验的同事，充实教学材料，只满足于自己的教条。在讲小麦的班上，不了解同学们的业务水平，不从实际上提高同学的学习情绪，我竟不厌其烦地讲解普通小麦栽培常识：小麦在雨前收割比较雨后收割含水量少以及一般群众收割小麦方法等等。由于我没有了解同学们的业务水平和要求，只单纯从贩卖知识出发，而使同学们在上完小麦课以后感到失望。我在担任小麦课程教学期中，虽也曾搜集了一些苏联、英国和我国的材料，但是我却没有认识到脱离实际的教学的材料是空虚的，只是教条式的，而只能使同学们感到枯燥乏味。因为当前同学们所希望的不是空虚和枯燥的教条的贩卖，而是要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在担任小麦课的班上，采用单元教学法，形成了为单元而单元教学的情况，有的单元内材料多一些，由于时间的限制，便尽量的压缩；有的单元内教材少一些，便拉长了讲，过于机械地以固定时间来讲单元，而不是按照单元的内容来计划时间，这样的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好的。我在讲栽培学的班上，没有深入讲解苏联分区轮栽法，在对同学介绍国内劳动模范丰产实例时，也没有加以分析和总结，我在教室中尽管搬用农业劳动模范丰产实例，但是我没有从实际中学习，结果形成了口号，使活生生的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实际经验变成了教条。我对于小麦学期考试以劳模丰产实例命题，既没有让同学们充分了解当地环境，而且也没有预计考试的时间，使考试流于形式。我对教学的改进，停留在办公室中，没有根据实际需要来改善教学工作。以上一串事实的产生，都是由于我只管教书而不管教人所致。
（三）教学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立场和观点，但因我没有稳固的工人阶级立场，所以在已往教学中犯了不少原则性的错误：例如我在讲食用作物的时候，对于食用作物的重要性，我曾说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以及暴动是由于粮食缺乏。解放以后，我竟没有认识世界上有敌对的阶级存在。我在讲小麦的时候，非常不恰当的用日本吃面食儿童考试成绩较高的事例来证明小麦营养的价值。这一方面由于我没有把参考资料进一步地分析批判，只生硬地贩卖资产阶级的观点；更主要的是我还没有很好地站在人民的立场。
（四）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教学工作上突出的地方便是着重个人的利益和对教学不尽责任。我在编写书稿时，从来没有和担任课程的同事们研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忽视集体力量的作用。尤其是事先没有征得潘、李两位先生的同意，把一部分实验讲义的材料充当书中实验指导的内容。农学院每次暑期农村调查或实习时，我便藉口慢性鼻炎以图逃避下乡。1950年6月到黄台参加实习时，我从未去农家访问，了解当地小麦栽培情况，发掘问题并吸取群众经验来充实教材。我在住满两星期后，认为任务已了，便按原定计划回青岛来，没有接受同学们的意见，多住一两天，等待另一位先生来到以后再离开黄台，充分表现了个人主义。又如成立教研组和教学小组时，为了我个人的自由，不愿增加工作负担，而谢绝了担任教研组的工作。
（五）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使我在教学工作上表现了买办的和纯技术超政治等等的作风。两年多来我在农艺系系务会议讨论课程改革的时候，一再强调过去旧的一套，例如强调必须在第二学年下学期读完气象学、植物学、化学、土壤学和一部分的植物生理学以后，再让同学们学习栽培学，经过两年的事实证明，这种主张是不合课程改革的要求。我屡次强调仪器设备的重要性，常以国外大学农艺系设备来衡量一切，否则便不足以表现“排场”和“大方”，这岂不是买办思想在作祟。我已往没有重视政治学习，虽然在寒假中订了一个学习制度，还是不够的，今后须要再从思想上认识政治学习和搞好业务是分不开的，技术脱离不了政治，技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必须从自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习，然后才能使业务逐步改进。
我在校中充当一名教师，我的一言一行，直接间接影响着同学们的思想和学习，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腐蚀了我自己，而且也危害了青年同学们。经过学习和同人们的帮助，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可恼可恨，我决心要清除一切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的污毒，今后必须加强政治学习，虚心接受批评，及时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中国伟大建设事业中，尽我一份应尽的责任。
（原载1952年6月6日大众日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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