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7-14 作者：交通大学水利系主任 徐芝纶
交通大学水利系主任 徐芝纶20年来，我的行动始终被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着。为了追求舒适和安闲的生活，我以人民血汗培养出来的知识作为向上爬的资本，以神圣的教学工作作为向上爬的阶梯。我一向认为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至少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教授们生活舒适，逍遥自在，就觉得做了教授，就可以享受一生，还落得清高美名，我就决心将来做个教授。我从不参加什么团体工作，也很少参加学生运动，因为我要钻研书本，不愿“浪费”时间。毕业时，恰巧伪教育部招考公费生留美，虽然招考的是水利工程而不是结构工程，不合我的兴趣；但我向上爬的思想使我只得放弃个人兴趣报了名；录取后就心满意足的出洋镀金了。
回国时是在“七七”抗战爆发之后。四川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约我去工作，我因为怕到内地吃苦，就拒绝了。清华大学又约我去教书，我因为不能得到教授的名义，又是母校，有老师们压在头上，不容易突出，也没有去。厦门大学聘我为土木系主任，先已应聘，后来又觉得学校薪水标准低，又须担任我所不感兴趣的行政工作，就背约了。我选择了浙江大学。那时我的“事业计划”是由教授而为名教授，专家教授，权威教授，稳步地向上爬。那时的生活计划是3年买洋房，再3年买汽车，学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后来浙大内迁，我辗转又到了前中央大学，也是为了在重庆生活比较舒适。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为了羡慕上海的繁华生活就应了交大的聘，并先后在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大同大学兼课。这时我觉得地点理想、学校理想、生活优裕，就作长久之计了。
由于我想靠着教学向上爬，就不得不在同学中争取好评，建立威信。因此，我很注意钻研讲台技术。上课之前也不得不作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我个人的利益是与同学的利益相结合的。但是我不重视课外辅导工作，因为这要花费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过去我经常在校外兼很多的课，也不能照顾到同学的课外辅导。我曾说：“教授的成功七分靠口才，三分靠教材。”我竟认为课外辅导不是必要的。选择教材时，也是为了表现自己，自己拿手的多讲，生疏的少讲；理论方面多讲，实用方面少讲；总之，要使同学听后对我信服。解放后，我的认识稍有提高，曾加以纠正，但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始终在作祟。
为了表现自己教学上突出，在讲师、助教和同学面前我曾标榜自己，对于非同行，我就备加推崇，表示我气量很大；对于和我教同一课程或相似课程的人，我就挑剔人家缺点，来抬高自己。我选择课本总是采用较深的，并在同学面前强调别的教授采用的课本太浅，将来不够用，习题和试题也存心选择难题，藉此抬高自己。我和教同样课程的教授们谈到教授法和教材的时候，总不愿意将自己认为心得的拿出来，即使拿出来也要保留一手，唯恐他们学到而增高他们威望，影响了我的地位。对于讲师、助教，我却可以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尚不至于威胁我的地位，并且可以藉此表现我的高明。别人编讲义、写文章或者作书的时候，来和我讨论，我也不愿意多表示意见，更不肯将自己认为珍贵的材料告诉他们，为的是留待自己写书的时候再拿出来。
我在担任系主任工作中表现了一连串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也是由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我从未打算过由系主任、院长、校长这一路径向上爬，因为我觉得这样爬起来毫无把握，反而影响了我的名望；我觉得：由教授、名教授、专家教授、权威教授这条路向上爬，是很可以成功的。而且又不影响我的自由散漫的生活，还可以保留清高的招牌，如果将来写几本书收些版税，或出国讲学更可以名利双收。由于这样的思想，我就把系主任工作认为是一个额外负担，自然也不会积极负责。我常常声明，我是“教授兼系主任”而不是“系主任兼教授”。我只做些排课、选课、签字盖章等例行工作，其他一切事情不管，照旧在别的学校大量兼课。
解放以后，同学的学习情绪提高了，同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大家渐渐关心系务的开展，常催我办理各项工作。而我的思想并没有多少转变，因此觉得系主任工作是个累赘，又感到公事繁杂，影响了教学影响了身体健康，于是就提出了辞职；以后事情越多越是与个人利益冲突，辞意就越坚决，甚至想脱离交大，除去这个累赘。
我根本不注意系的发展，我从未作过周详的计划。我怕班次多、怕学生多、怕经费多、怕东西多，因为越多越要影响我的自由生活。我懒得召集系务会议，遇有重大的事情，只找不爱讲话的教授问一问意见就草率了事；因此事情的决定往往不是群众的意见，实行起来也难有好的效果。我不关心经费的处理，不关心试验室的设备，不关心图书仪器的购置，造成了设备和图书方面的浪费现象，和试验室的贪污行为。
在半年以前，我不承认我是需要改造的。我觉得我一向是靠技术吃饭的，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反动党团，没有作过危害人民的事情。我也不承认我不经改造不能为人民服务。我常说：“我是一部机器，只要加了煤和水，自然会工作，自然会为人民服务。”有的同志驳我说：“机器也会为反动派服务的。”我又回驳他们说：“现在机器都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只可能为人民服务。”我就坚持着这个谬论，还自以为得意。在饶主席的报告中，听他说到：“人不是畜牲，是有主观的”，我才如梦初醒，才晓得人与机器的差别。机器没有主观，加了煤和水自然会按照一定的方式工作，而且有一定的效果。我有自己的主观，如果思想有毛病，就会消耗人民的血汗而不为人民工作，甚至还可能忘恩负义的做出危害人民的事情。我才初步地感到我需要改造。
由于我过去一向生活安定，读书和工作都很顺利，不曾受过折磨，也不曾经过艰苦的奋斗，因而对旧社会没有仇恨，纵有也是轻微的，偶然的。因此，我对解放事业的伟大，没有足够认识，更不愿去做革命工作。由于我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不知我的知识和技术是由劳动人民的血汗培养的，应该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把知识当作私人的资本，向人民讨价还价。
经过同人和同学的帮助以及领导上的启发，我初步地认识了我所应该走的路。我必须清算自私自利的思想，使自己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我必须以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在教学上，我将放弃个人的兴趣，完全看同学将来工作的需要决定教材的取舍。我将克制我个人突出的毛病，团结系内同事，发挥群众的力量，集体研究教学方法和编讲义。这就是我初步改造的决心。
（原载1952年7月14日解放日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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