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0-0 作者：上海航务学院副教授 许旺善
上海航务学院副教授 许旺善唯利是图是我的主导思想，它主导着我的一切行为与活动，这思想的表现在纯技术方面最为突出，所以我的主导思想也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的纯技术观点。
我父亲年青的时候，家里非常穷，父亲自小在外给人家撑船，后因福建大旱，他就跟着人家到南洋婆罗洲去做工。在南洋殖民地的社会里有钱就是红人，生活也过得好，我在南洋长大，对那些有钱的人家是很羡慕。后来跟着我父母亲回国，因父亲出国时间最长，返国时所赚的钱不多，又给亲友看不起，于是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奋斗赚许多钱回家来替我父亲出一口气，从那时起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发财思想，形成了我唯利是图的主导思想。
我父亲因不识字感到痛苦，又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所以他再三的告诉我，“一技在身胜过家财百万”，在学校里先生也这样说，我一脑子的发财思想就寄托在技术上面。于是初中毕业后，就进理工学校学土木科，升学时考入吴淞商船学校学航海。
因为我有着唯利是图的思想，学习时追求技术，工作时追求待遇，这种表现是一贯的。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后，分派到招商局工作，以为在船上工作，有机会做生意经，因客观条件不够，生意没有做成。在码头上的情形很复杂，有各式各样的帮会，为着自己的职业有保障，将来有更好的发财条件，我于1944年加入文社组织。文社就是一种帮会，是文人组织的，在交通界方面很吃得开，我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加入文社后，不但有很多的朋友可靠，还有老头子可靠。文社的老头子韦作民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的技监，是交通部的不倒翁。经过学习后，我认识了韦作民所以不倒不是因为他有技术，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本质是反动的，与反动派是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派通过他的关系来拉拢一批技术人员。我加入了文社，无疑的是助长了反动的力量。
进商船学校目的在于学技术来发财。毕业后在船上做了一个时期没有发到财，因此感到普通技术还不能达到发财的目的，要发财需学冷门技术，于是在1945年上半年，出国时存心学冷门技术，到英国后，私自到一个工厂去作学徒，学习罗经制造与校正。学徒的生活非常苦，我就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安慰自己，当我晓得国内没有人学这一门时，更觉得奇货可居，视技术如商品一样，真是可耻到极点。
1947年11月回国后，仍在招商局负责罗经工作，初到招商局时，忽而想上船，忽而又想留局，都是为着待遇问题。后来听说郭远振先生（也在招商局工作）时常有机会到外面去替私人公司修正罗经，每月收入比正薪还要多，我马上决定留局工作。但初到上海，人生地疏，没有人来请我去工作，于是我先与船上的人取得联系，很快的展开了招商局的工作，展开后马上又向外发展，先是尽义务修理，取得人家信任后才开始计酬。为着争取工作（那时上海校正罗经工作的人连我有3人）请客送礼我都干过，甚至四六分款。1948年春，华泰行的校准师澳洲人回国去，他所留下的罗经工作由郭先生与我二人来作，从此没有第三人来竞争。那时很感激华泰行，我依靠他的招牌来赚钱，正如那时认为工人是依靠资本家生活的。经过这次学习后，我才明白资本家是靠工人生活的，华泰行是靠我赚钱的，我做了资本家赚钱工具之一。我所以会做了人家的工具是因为我已把技术做商品来出卖，思想方面已做了资本家的俘虏。
在英国学习时，我一心一意想开厂，所以尽力购买仪器与材料，准备回国后开个小工厂，回到上海后即成立一个“航海罗经服务社”。因为美帝的剩余物资中有存货，同时我们造船业不发达，所以我的小厂没有成功，仅做点校准与修理工作。解放后看到大名路瑞昌泰出售了好几只罗经，每只可赚2000万元，因此我又眼红，有一段时间很想制造，但又怕造成后卖不出去，“偷鸡不得反输把米”，十足的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的丑态。生产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但我的生产动机是唯利是图的，是可耻的，今后我应在国家需要领导下来参加生产，把我的技术无条件的还给人民。
在招商局工作时，我还在交通大学航管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兼教罗经课，兼教的动机是拉师生关系，例如那时有毕业的同学，我总是尽最大的力量替同学找工作，他们能够上船工作，罗经需要修理时，当然就会介绍我去的，教学上虽尽了一点责任，但那尽责任的动机是为了名，希望能通过教书关系，做到名利双收。
现在我来谈解放后的教学态度。我认为同学是主人，我是客人，我每月拿了钱，我应该尽到上课的责任，上课准时到准时退，完全是为教书而教书，是十足的雇佣观点。排课方面，我总是排在第一课，除星期五外，每天只许排8至9时的课，理由是我天天可以起早，上课的效果大；其实这是假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好到外面去修船，因船的开航在9时以后为多，就是要在9时前开船，我也可以与他们商量延至9时以后开。这样一来，可以不影响我的上课，一星期中除星期五外天天可以出去。唯利是图的人，一举一动都是与个人的利益相结合的。
上海解放后，准备解放舟山时，海军司令部约我去校正罗经，他们曾提起报酬问题，我一口答应不要，为什么这样爽快的答应呢？因为我那时还有点怕，至于报酬，心里是想要的。我那时想工作既不要钱，那么应好好的招待我才行。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作了3个多月，因为没有要到钱，心里已有点不愉快，于是有一天因吃饭的小问题就大闹情绪，借父亲生病的理由回福建家乡去。我由福建回上海后，海军司令部又派人来找我，我就以学校功课忙一再拖延不肯去。到了1951年初快放寒假时，他们约了很多熟人来说服我，希望我在寒假时去工作两周，他们还作了检讨，我觉得有了面子，才答应了两周的工作。过春节时，海军部送春节礼200万元给我，心里很想收，但又不好意思收，客气了一番，最后他们说：“这是人民给你的保健费”，“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应该给你酬劳”，于是收下。收下后再仔细一想不好，这样一来三天二天人民需要我，非去工作不可，太不自由了，还是不收为好，当天即托人送回去，第二天又派人送来，最后还是收下来，以为不收以后，有工作还是要去做的，何不乐得收下呢！现在想来，这简直不是人的想法。我应通过思想改造运动，马上端正我的服务观点，保证以后海军方面需要我去工作时，我应当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分配，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通过了两个月来的思想检查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我开始认识了自己由于受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我把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拼命追求我个人利益，完全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例如上海解放前营口尚未解放时，中国船舶事务所在国民党反动海军方面拉到一个工作，即“长白舰”要到营口去破冰，需要校正罗经，我当时只顾虑修理费不易收，船舶所的人保证收得到，我马上答应去修理；解放舟山时，分明与中国人民有极大的利益，但替海军部工作因为没有拿到钱，与我个人的利益相冲突，我就不愿意继续工作。这两个事实的对比，是我敌我不分丧失了人民的立场。
我受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严重的侵蚀，使得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痛苦，因为我学技术的目的就在于发财，于是日以继夜的想怎样来开工厂，怎样将拍卖行的坏罗经买下来加以修理再托拍卖行高价卖出，我这个人时常为着这一点小利会化去很多很多的时间作思想斗争，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非常的苦恼，要不是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必须自觉的、彻底的进行思想改造，我将在这个唯利是图的臭泥坑里越陷越深而不知自拔。现在，我认识到唯有以祖国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才是最愉快的，我真正的体会到思想改造是治病救人的大道理。
（根据本人思想改造检讨删节而成）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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