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2-8-3 作者：胡绳,于光远,
胡绳,于光远、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青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讨论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
在本刊今年第四期上，编辑部曾经指出:“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
在我们这一次比较深入地检查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作品时，主要就是检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
我们的检查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片面性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矛盾论”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来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人们不能真正学会运用辩证法，从而不能不陷入片面性的错误认识中。
在我们的有些一文章中显著地表现着片面性的错误。在本刊二卷三期上发表的王惠德同志的“什么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一文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后来在二卷十一期曾发表了黄受、楚真二位同志的批评文章，但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有一些读者曾因此感到困惑，不知道究竟谁的意见正确。编辑部没有及早对这问题提出明确的结论，显然是不对的。
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说:不应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做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作者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经常处于相互矛盾中的。当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时，社会生产就能够向前发展，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时，生产不但不能迅速发展，甚至还会毁坏。由此，作者得到这样的结论:不能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只能说，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决定的力量。
在重新检讨后，王惠德同志自己和别的同志都认为，上述论点是错误的，黄受、楚真二同志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时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这点当然是合于事实的。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在它还能够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程度内与其生产力相互适应的，正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够包容封建社会所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并使其扩大发展，从而它才能够代替封建关系。但是在指出这个事实时，必须同时看出，在前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合不但总是暂时的，而且总是不完全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黄受、楚真同志在批评王惠德同志的文章时，曾正确地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最初发生的时期已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可是在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却说:“‘矛盾’与‘适合’正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因此，他在实际上是把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状况解释为没有矛盾，而不知道这种相互适合也正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种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说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他又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矛盾的原理显然也适用于各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王惠德同志实际上是夸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适应(同一性)，同时又否认了矛盾的斗争也存在于这种适应的状态中。这正是没有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情的结果。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不但是只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发生公开的破裂与冲突时才承认这里出现了矛盾，而且对于这种矛盾的内容与作用的解释也是片面性的。他说:“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矛盾的时候，生产不仅不能迅速地发展，并且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生产力的毁坏，引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的根本破裂。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王惠德同志在此显然陷入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中。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意义只是使生产发展遭受阻碍，那么矛盾的发展就会使社会被毁灭而无法前进了；如果并不是这样，而是有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像这样的在社会发展历史中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由何而来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王惠德同志自己引用了的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话其实已经给了解释。马克思说:“……这些关系(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底发展，但它们迟早总应而且一定会去适合于生产力底发展水准，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质。”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关系虽然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矛盾的结果不能不是发生革命，即新的生产力打破这种桎梏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中，生产关系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只是其内容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种矛盾关系的发展中，一般说来，总是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的，所以并不是生产关系完全扼死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活跃的生产力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只从前一方面看，当然会认为这种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而全面地看，既看到前一方面，又看到后一方面，那就能看出这种矛盾正是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最根本的动力。
引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来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那是错误的。斯大林固然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但他接着又说:“这并不是说， 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底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这正是要我们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斯大林对于“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的问题的答复是很明确的，他指出:这种力量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在分析了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中的错误后，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虽然常常说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是学到得太少了。我们常常是由于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就犯了只抓住片面，加以绝对化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又例如本刊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这种错误就在于不能全面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企图加以简单化。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一方面能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并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方面是它对革命敌人的动摇性及其五毒活动。如果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约束，以至相互转化，那是对的；但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进行合法经营，拥护共同纲领也还是反动性的表现，那就是抹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错误看法了。我们有的作者担心，如果承认资产阶级思想还能在这社会中存在，甚至还有积极性的一面，那就会混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就会妨害我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既然在经济上还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社会中还能存在。我们是要一方面承认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和它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当然要肯定任何资产阶级思想都是非法的。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在学校的教员学生中，在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中(不包括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内)，也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教育他们，提高或改造他们，使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清除这种影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却只能用共同纲领去改造它的思想，使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理合法地经营业务，并从它的阶级立场出发，参与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只要我们明确这种区别，当然就可以懂得，承认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性的一面，决不是承认，一个工人或甚至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使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资产阶级思想水平，更不是认为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毫无区别。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各种思想工作，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各种教育工作，克服其思想中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如果以为应该把资产阶级改造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或以为承认了资产阶级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结果就会取消思想斗争和思想批判，这都是把本来是很复杂的社会生活主观主义地使其简单化的幼稚看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必须好好学习这种宇宙观和方法，来克服简单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有害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个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又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我们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讨论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当前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问题，但是从这些文章中，人们并不能够读到关于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材料的分析研究。
在于光远同志的“明确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九五二年第三期)文中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
在应该提出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时，却只是说了些空话，引导人走上错误的路上去，这正是表现在本刊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的基本形态。
由于教条主义作风，人们有时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谬误的结论，但也有时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谬误的意见，而只是说了一大堆空话，使人读了，只觉得不能解决问题。在本刊上固然有前一类的错误，但属于后一类性质的文章也许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后一类文章，把思想上的懒汉的作风传留给广大读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
在本刊上会发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文章。这些常识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一时期，这种和实际生活缺少联系的一般常识性的题目占据了本刊目录中的主要部分，这就使得刊物的内容死气沉沉。而且这些文章，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同志所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内容上也常常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时语句不够严密，含意使人误解。“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它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而只是简单地复述各种原理原则，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应该具备的战斗性。在本刊上发表的介绍基本常识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针对某些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因而是比较有生气的，但这类文章中的多数还是属于枯燥的所谓“教科书文体”，既不能解决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什么斗争。
这里还可以举出于光远同志的几篇文章为例来说明不分析研究具体事物的教条主义的作风。
于光远同志在“关于‘社会底生产力’”一文(一卷六期，署名君麟)中，根据斯大林的著作指出生产力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者两个因素的总和，这点虽然是正确的(注)，但是，他对这点的解释，却包含着许多繁琐的出于臆测的说明。例如，文中在引用了斯大林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定义以后，又反复提出了许多只能使读者愈搞愈糊涂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给‘社会底生产力’下这样的一个定义。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想用‘社会底生产力’这一概念来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用什么概念，能最恰当地表示人们和自然界物质与自然界力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等等。这是从定义出发、玩弄概念的态度，这就只能制造混乱而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个在热带的国度和一个在寒带的国度来做“例子”。用假定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纵然结论是正确的，也是非科学的偷懒办法。这也就证明作者并没有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进行推论。
一篇文章具有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题目并不一定保证它的内容真是言之有物。在本刊中这样的情形是有的，题目能够引人注意，但文章却是空洞的、冗长的，仍只是复述一般的原理原则，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光远同志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三卷一期)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为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个文件而写的，作者虽然自称是“打算就学习这文件后的一些理解，谈一谈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但是，文章中第一节讲的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阶级的定义；第二节是说明社会历史中自古以来的各种阶级关系，这两节已占据了全文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剩下来的不到二分之一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复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内容。固然，为了理解这个文件，需要懂得阶级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一篇文章里，既没有运用列宁的定义来深入地阐明土地改革中的划分阶级问题，也不是用划分阶级中的具体问题来充实对于列宁的定义的理解，作者在这里事实上只是用那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诵来代替了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文章显然不能令读者满意。
本刊中有一些文章表现着作者不仅缺少实际知识，而且还缺少历史知识，因此在必须涉及历史知识时，就只能作出空洞的、含糊的说明。这种情形在上述关于资产阶级的各文中已可看到，在这里也拿于光远同志的文章“关于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三卷十一期)为例。
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图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来说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作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如果不与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会带有各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但是人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外国的历史上，农民有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小资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他们并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种“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能摆脱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以中国近代史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义和团运动中，农民群众都表现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爱国主义。但正因为这是单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谓“闭关主义、孤立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曾进行革命运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热情，但是因为当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种爱国主义热爱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种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只要有了某种革命的政治认识，就能达到于光远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水平。如果我们切实地研究了历史事实，当然不会使用“革命的政治认识”这样含糊的说法，而必须说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过去时代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所以不能避免种种弱点，正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但是于光远同志的这篇文章恰恰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像这样的文章，在本刊过去几卷中并不是偶见的。许多读者指出，有许多文章初看好像是说得很对，但仔细想来，又疑团重重；初读似乎也令人有所得，但再一回味，又实在空无所有。这种指摘，我们认为是对的。——似是而非，若有若无，这正是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的教条主义作风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它要求人们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说空话。因此，人们必须真是有了什么东西才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只有真正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写出来才可能成为对人有益的文章。与此相反的态度是，自己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什么问题，只是从背诵一般的原理原则出发，从摘录文献中的个别语句出发，加以引申发挥，就来企图解决具体的问题，提出“新鲜”的意见，那就只能是各种空谈和臆测。列宁说“背诵勉强读熟，但并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号’，结果就流为专事空谈，这种空谈在实际上是归结成为一些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见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为了使我们不陷在说空话的泥沼中，就必须切实地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各种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已教导我们要详细占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学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凡是能这样做的，那怕所占有的材料还不够丰富所作的研究还比较粗糙，总是能有较好的成绩；而凡是不能这样做的，就不能不表现为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气味。毛泽东同志很早就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手来描画那“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毛泽东同志并且说:“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首对子记下来，或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上。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跳皮都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警告。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洋八股或党八股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毛泽东同志说:“小资产阶级革命份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表现的一种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
人们如果不认真的从事实出发，就不可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例如，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同纲领，承认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不是表示它还有一种积极性呢?这样的问题如果按照事实来说，本来是很容易解释的，承认这种积极性当然丝毫也不妨害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我们的作者们却硬要解释说，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因而作出了种种类似“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使自己陷入根本违反逻辑的臆测中去。
逻辑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使用概念的明晰与确定，不容许在前提中说的是这个概念，而在结论中又偷偷换成了另一个概念。在本刊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中就表现着这种所谓“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这几篇文章运用了“领导”这个概念而进行的推论，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期上杨耳同志的文章中是拿工人阶级必须在思想上领导资产阶级做大前提的，这文章想使人相信，既然是要领导资产阶级，那就是要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打击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使其接受共同纲领的教育，这正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领导，而“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这里，正因为概念被“偷换”了，所以就造成了错误。
一九五二年第三期上艾思奇同志和于光远同志的文章是在讨论资产阶级思想的地位时把领导作用和进步作用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艾思奇同志说:“由于现在的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处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始终没有能力用它的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这以上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实际上给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作用敲了丧钟。(这里把领导作用的概念偷偷换成了进步作用的概念。)”于光远同志也说:“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绝对不容许资产阶级思想占居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已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也就不能有任何进步作用，所以完全是反动的。很明显的，这种推论用形式逻辑的规则来衡量，也是站不住的。以事实来看，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只能起反动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一九二二年以后的孙中山思想的进步作用。
严密的逻辑性基础于严格地尊重客观事实，并对事实作科学的分析研究，所以逻辑性的缺乏也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
我们的有些文章使读者感到冗长可厌。这当然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其实很少的原故。内容很少而又要敷衍成长的篇幅，那就只好或者东拉西扯，硬把毫不相干的话连缀在一起；或者说了些可以不说，说了等于不说的话，或者把同样的意思再三反复地说，使人生厌。这样冗长的文章常常是缺少逻辑性和组织性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必须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也就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各种事物，把握其中的主要的问题和主要的关键集中地加以解决。否则，如果抓不到要害，分不清楚主要次要，写成文章必然是冗长的、缺乏组织的文章，虽然好像是说了很多东西，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从检讨中深切感到，凡是认真地对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就能够写成比较精炼的中心思想明确的文章，而篇幅虽长，内容空洞的作品，正是表明作者并没有作过什么认真的研究。
就语言方面说，我们从检查中看出，我们的确是很少作一种努力来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精确，更加丰富。科学的文字首先要求语言的精确，就是用最恰当的字句来正确地表现我们所要表现的意思。我们往往不了解语言的精确和语言的简鍊是相联系的。有些语句故意扭扭捏捏拖得很长，却并不能使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反而使读者糊涂。如果本来所有的意思就是不明确的，含混的，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干净利落的语言，当然更谈不到生动和丰富了。例如，在于光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二卷四期)中硬把生产力发展中的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机械地区别开来，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并给“生产力的质”作了这样不可理解的定义:“生产力的性质则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特性，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要求不同的生产关系来和它相适应的特性上面”。这种混乱的语言显然正是混乱的思想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我们的文章很少能够避免这种责备。这种千篇一律，使人憎恶的文字当然不可能精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下苦功来学习人民的语言，丢开这种陈腐的八股腔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教导。
以上我们从观察和研究问题中的片面性、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以及党八股的文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我们的检讨。
既然在我们的文章中还具有这些显著的缺点，这就表明我们还不是真正做到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作风还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还没有和这种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这种缺点当然不能不反映在这个刊物上面，所以在这个刊物上，虽然因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帮助而会发表过一些较好的文章，但仍旧严重地表现着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这次检讨使我们痛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必须认真地争取改进。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指示，决心来纠正这种有害的作风。我们深信一定能够和本刊的许多作者和读者合作，逐步地克服上述的种种缺点，使这个刊物逐渐取得进步。
(注)苏联作家康士坦丁诺夫说，构成生产力的因素只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不应该把劳动对象(原料、材料)也包括在内。他又说明，这并不是否认劳动对象在生产中的意义，他指出劳动过程(生产过程)
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一、人类的劳动，二、劳动对象，三、生产工具。(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第三十及第三十四页，这是苏联的一些作家合著的“历史唯物论”中的一章)在其他不少苏联作家近年来著作中也是这样地论述这个问题的。苏联作家们的明确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原载《学习》杂志第五期)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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