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5-3-26 作者：胡风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月，我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我写这个“材料”的当时，自己觉得应该把几年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提出来，知无不言，毫无顾忌，这才符合党的要求；但今天看来，我写这个“材料”恰恰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抗拒心理出发的，与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而，在“材料”里，我的上述的论点和态度的错误有了恶性的发展。在写前面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内容虽然包括了这“材料”里面的论点的错误，但没有正面提到这些错误的发展程度。现在，“材料”预备发表出来由群众进行讨论和批判，我应当在“我的自我批判”后面，除了那里已经说过的以外，直接对“材料”里发展了的错误作一补充的检讨。
在“材料”里，我不仅仍然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工人阶级立场的具体要求，认为只要在这个纲领的领导下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工人阶级立场，于是把符合于这个纲领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而且发展到了用符合这纲领的东西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用“人民大众”的内容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的程度，实际上就是用小资级立场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了。因而，在对文艺运动的理解里，不能把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内容辩证地去认识，这就歪曲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毛主席关于立场的指示。如果说在过去的环境里我没有能够追求到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没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被狭隘的文艺实践所蒙蔽，那末，在解放几年之后，我不但没有认识错误，反而发展了错误，就只能证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玩固性。我过去一直用毛主席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指示来替自己的局限性和错误立场辩护，但今天，“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的错误便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例如我说：“对于人民的态度问题。这既是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基础，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生命。”这里，我不但用阶级立场模糊的“对人民的态度”来掉换了无产阶级立场，而且把这种立场模糊的“态度”说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基础”，就抹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客观现实。这是不可容忍的。
在“材料”里，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我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得出结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对毛主席的话作了严重的歪曲。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意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又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因此，应该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研究现实主义的实践，但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现实主义。而我从过去的错误出发，陷入了这样的严重错误：只要现实主义的特殊规律，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把毛主席的话也曲解了来替自己辩护。而且还一律把理论说成了“先验的”，这就实质上否定了争取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努力。
在“材料”里，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类论点上，我继续替自己的实质上是安于当时局部实践的狭小圈子和非政治的态度辩护，发展了我的错误；最不可原谅的是，拿当时学生运动的某些个别情况来替自己辩护。而且，用过去的错误观点来看今天的现实，实际上是抹煞了深入工农兵对于改造思想的关键性的作用。我说明了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练品质，但这个片面的提法实质上是否定了今天的作家非得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得到思想改造，即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炼，就不能达到毛主席所指示的把立足点移过来，从—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达到在工人阶级的立足点上去审核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炼品质的基础，反而会停留在不健康的错误的感情经验的原有性质上面，成为它们的俘虏的。
“材料”里面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同样发展了。我从斯大林的关于近代民族的定义和列宁的关于民族文化的说法出发，教条主义地来衡量我们民族的文学遗产，认为我们民族文学遗产里虽然有着“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但这“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和“优良的传统”是“两回事”。这就暴霹了我对于民族文学遗产的庸俗社会学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我说，‘思想材料’和优良的传统并不是一件事，用这个来否认了优良的传统应该是“思想材料”里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从这里出发，我把几年来客观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主要倾向，得出了实际上的认为重视民族文学遗产是民族复古主义的错误结论，这是根本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在思想改造的问题上，我过去一直是从回避改造的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虽然说明了知识分子底软弱性，但却常常强调他们的革命性。并且，在内心深处，是把自己的局部实践当做了就是参加革命实践，因而是抹煞了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和在党的周围的追随革命的实践在性质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来，我所强调的在实践中逐渐变革自己的这种说法，它同时是反映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思想改造的原则性的意义，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回避改造的心情的。
在“材料”里，我从这种错误立场来看今天的现实，因而发展了我的错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无疑地应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联系着创作实践去进行，但我却为了回避我的错误，仅仅强调了忠于现实的创作实践对于作家的自我变革的作用。在“材料”里我实质上是抱着拒绝改造的态度。而且，不仅如此，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七页）我抹煞了今天的作家的政治上的区别，荒唐地攻击了“改造好了的”、“经过改造但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等说法，我把这作为文艺上的一种宗派主义的现象来提出，而且把实践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和基本原则混淆了起来，把实际上是革命现实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说成了“棍子”和“刀子”，这表现了我的玩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拉普文艺离开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的错误立场已经发展为对工人阶级立场的攻击了。我抹煞了几年来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把其中的内容一律断定为宗派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臆断，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是丧失了起码的政治原则的。回过来检查我自己，我恰恰是没有经过改造而拒绝改造的。
在“材料’里，我没有经过反复的慎重的研究，轻率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来辩护自己的见解，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可容忍的。在文联和文协主席团扩大会上的发言里面，我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事实上，像周扬同志所批评的，恰恰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责备我自己的。
在‘材料’里，我对一些情况的理解是主观片面的，我凭着这些主观片面的理解，怀着宗派主义的成见和腐朽的个人主义情绪，攻击了党的文艺领导干部，攻击了过去用期待我认识错误的善意批评过我的同志们，实际上是对党的领导表现了顽强的反对态度。因此，我不仅是模糊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区别，而且发展成了以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顽强地反对以至攻击工人阶级立场的极其严重的状态了。
我感谢同志们指出了我的这种发展下去会不堪设想的错误，使我多次地玩忽了同志们底批评之后，仍然能够再一次地得到了一个“大喝一声”的警告。我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的这个补充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希望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批判。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修改。
这个自我批评，是在—月中旬写成，后来再作过部分的补充修改的。当时检查后发现错误严重，觉得应当把自己开始认识到的一些问题作一初步检讨，跟着再做深入的检查。现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已经发表了，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展开了讨论和批判；我已认识到这个批判是必要的，适当的，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极大的危害性的。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个自我批判很不够，没有深入地分析清楚问题的具体内容和错误的思想实质，也许还含有新的错误。但目前限于水平和时间等条件，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我要努力从同志们的批评当中进行学习和反省，进入深一步的检查，写出新的文章来，清除和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
（三月二十六日）
来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6)第2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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