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辛格致尼克松的备忘录 　　（日 期： 1972年2月5日） 　　（文 件： 基辛格致尼克松 — “总统与中国人的会面”） 　　（文件性质： 备忘录） 　　（资料来源： 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Collection, Box 13, 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 ## 一种新的经历 　　你与中国人的会面将完全不同于你过去所经历过的任何其他会面。这份备忘录旨在为你提供一些有关他们的风格的情况，并建议你怎样与他们交往。 　　你与他们的会面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和这个国家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对过话；你从未和这些人谈过话或访问过他们的国家；你个人的经历、人生观、世界观和个性与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次国事访问的戏剧性和色彩将会胜过你所有的其他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过程中的各种会谈，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将会远远超过你以前所举行过的任何外交会谈。在你访问的开始与结束之际，我们将各举行一次有周恩来和官方的所有随行人员参加的全体会议；你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举行两次私下的会谈；你与周恩来将有几次私下的会谈；你将要参加四次宴会，其中两次在北京，另在杭州和上海各一次。此外，当你在这三个城市观光游览和乘飞机穿梭于这三个城市之间时，周恩来将全程陪同你。 　　不过，这次旅行最主要的不同之处仍然是中国人本身的特点和风格。 ## 中国人 　　你已经从我或别的人那里听到了足够多的有关中国人的好客、亲切、微妙、效率以及幽默感等等，因此我将不在本备忘录中对他们的这些特征作过分冗长的论述。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将会受到最上等的款待，而且你们还要忍得住不受主人魅力的诱惑。简而言之，他们既是中国人（或者尽管）又是共产党人。 　　这些人既狂热又重实效。他们是强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家，在世界正在走向何方或者世界应该走向何方这样的问题上，他们完全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同时，他们是倔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测算在于，他们之所以需要我们，是因为存在着具有威胁性的苏联、复活的日本和具有潜在独立性的台湾。 　　中国的领导人是极其认真的人，他们的信念将不会受到任何在他们看来具有机会或便利味道的事情所动摇。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有原则的方法，不过在允许的框架之内，他们愿意现实一些。这反映出他们在历史观念和现实变化的必要性之间左右为难。 　　一方面，他们克服了在大约五十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内部和外部的巨大障碍。他们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们认为历史处在他们那一边。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已七十多岁了，在离开历史舞台之前，他们肯定想要实现某些目标。他们肯定会全神贯注于为他们的继承人而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制度的稳定。此外，去年秋天的神秘事件和所谓的林彪1 的公然对抗，衬托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我们交往和邀请你访问的过程中所冒的巨大风险。因而，他们将需要向他们的国内追随者展示一些即时的成果。 　　由于他们担心受到外国的进攻，因此，对他们来说，现在与我们交往是值得为之的事情；他们需要对自己具有较小威胁性的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部支持。不过如果我们表现得缺乏生气的话，那么他们在求助于我们时所付出的代价，将得不到任何回报。 　　他们的基本方法很可能类似于他们在七月份和十月份所采取的那种方法：坚持原则，但在细节上愿意保持灵活。因此，他们主张美国应该同意从台湾撤军，但撤军可以分阶段进行。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美国从亚洲的其他地方撤军（印度支那除外，他们认为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是一件迫切的事情）— 这些撤军行动必须作为一项原则来实施，但并不需要拿出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当然，中国人在细节上的灵活性可以更多地追溯到他们的实用主义而不是合情合理。他们不希望我们匆忙撤出台湾的结果，只是他们看到日本人的进入。他们不希望我们全面撤出亚洲而把那个地方留给莫斯科。 　　如果中国人愿意等待将来，那么，他们也肯定对将来抱有信心。我们可以确定某些方向，并对最终的行动做出保证，但我们能够或应该马上为他们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将是判断我们是否信守诺言并在行动上事无巨细。 　　你同他们的会谈将会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按照惯例讨论具体问题。另一个层面将始终是更富有意义的理性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他们将会寻找他们的关键性问题的答案，即“这个美国领导人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吗？” 实际上，周恩来告诉过我，中国人真正反对俄罗斯人是从赫鲁晓夫参加戴维营会晤之后在北京的中途停留期间开始的。赫鲁晓夫当时的表现，使中国人确信他是一个不具有长远眼光的恃强凌弱的家伙。 　　因此，重要的是，对于每个问题的讨论，你从开始时就应该以广泛的哲学意味来展示你对战略方针的把握。你所见过的大多数领导人，在开场白之后，通常都注意他们在战术问题上的得分；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你在具体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我们将会向中国人做一个漂亮的开场白，但是，他们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所描述的前景上。他们主要感兴趣的，将是你对未来和原则的判断以及你的政策的可靠性。 　　简而言之，他们将会以下列条件来评估你：你理解他们的观点吗？你自身的政策框架将会与他们的政策框架相容吗？他们能否指望你贯彻执行你所预计的事情？他们能否使他们自己的政策适合我们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一个基本任务就要使他们理解，我们在将来能够采取他们所希望的某些步骤，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将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我们是可信赖的。相反，他们将不会对他们认为是卑鄙的交易感兴趣 — 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向我们购买了大宗的粮食，我们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更加通融。 　　同样，他们将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没完没了地向你施加压力。与我们同俄罗斯人或北越人所举行的谈判不同，我们无需始终为战术上的小动作、细节上的讨价还价以及实施上的吝啬行为而做准备。中国人鄙视俄罗斯人在联合公告文本译文上所耍弄的伎俩，就像5月20日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公告和去年夏天的柏林协定那样。中国人一旦同意了基本问题（例如你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细节问题（例如这次访问的性质）就会迎刃而解。 　　同样，一名俄国的谈判者绝对不会表现出像周恩来在十月份我们起草公报的一次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姿态：周恩来建议在联合公报草案中保留我们所建议的某些语句，尽管我已经说了我们准备将之删除，因为我们也去掉了他们所建议的一些语句。 　　中国人“有原则”的态度也意味着他们将尊重你所采取的相似的办法。例如，周恩来几天前告诉布托2，你访问的大部分成功将会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中国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指导着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中国愿意根据美国的态度做出反应。” 　　中国人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妥协本身就是人们所希望的一个目标。不过，他们愿意在通向其目标的道路上做战术性的调整，并且可能会考虑怎样使这些调整与我们在迈向我们的目标时所做的调整相一致。关键的是要记住，中国人对某些词语含意的理解完全不同于 　　我们的理解。例如，抽象的“和平”对中国人而言并不是一种美德：在十月份，周恩来向我发表了一通高论，即正义才是根本的目标。真正的和平只能来自于正义；没有正义，和平就是压制性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分歧，你应该保持坦率的态度。在坚持我们的观点的同时，你应该表明你理解他们的观点。对任何人为掩饰分歧的行为，他们都会提出质疑。他们对于那些含糊的“善意”和“友谊”的主张不感兴趣。他们会鄙视任何像詹姆士．赖斯顿去年夏天在采访周恩来时所采取的那种卑贱的态度，尽管他们也同时利用任何这样的机会来加强他们的看法。 　　他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你是否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否了解他们的目标，是否对这两方面的目标都是认真的。 ## 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人这些品质的最杰出的体现。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在我所见到过的政治家当中，他与戴高乐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戴高乐在发表庄严而结构华丽的长篇大论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周恩来却是一位你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人。我想你将会很高兴在好几个方面与周恩来进行意见交换，他在所有这些话题上都是同样地驾轻就熟 — 讨论历史，论述哲学，战术格斗，艰难的谈判，轻松的巧妙应答。 　　你可以肯定周恩来是有备而来的，不仅在谈判的问题方面，而且在美国和你私人的问题方面他都下了功夫。他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虽然他所描述的情况肯定有所扭曲。 　　他追踪各种事件的发展 — 因此，在我听说你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发表的谈话之前，他已经详细地阅读过你的这次讲演稿了。很显然他一直在从心理学角度上对你进行研究 — 他知道你喜欢《巴顿将军》这部电影（他猜测你像巴顿将军一样喜欢不按常规行事），而且他至少读过《六次危机》3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周恩来的谈判风格具有一些特点。如果他以绝对的语气陈述一种立场，他就将会坚持这种立场。如果对他的这种立场进行连续不断的猛攻，以希望他将会稍微做出让步，那么，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不准备屈服于压力，他就不会做出让步。 　　然而，如果他说的话完全是推诿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这就暗示着还有探讨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间接地提出问题，而不要正面发问。你可以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中，或者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把这个话题再次提出并建议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他那时可能理解了这点，随后在重新谈判时会带来一个新的声明，这个声明混合了你说过的成分，但这却是作为中方的观点而提出来的。例如，周恩来在十月份一次会议的初期阶段时强调美国军队要从台湾撤出。当我们稍后谈到日本时，我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关于我们与东京的联盟是如何有利于对日本人构成限制的；如果日本人摆脱了美国的束缚，他们可能会变得危险得多。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恩来在坚持美国撤军的总体原则的同时，又指出，在台湾的地位确定之前，中国人并不一定非要美国的军队全部撤出台湾，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日本人进入台湾。 　　间接的方法，比喻的运用，是中国人特别是周恩来通常使用的典型方法。差不多他所说的任何事情，无论看起来这些事偏离眼前的话题有多远，都是正中要害的。这种技巧可能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 当他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一个方面时，他可能真正是在发表针对苏联的论点。周恩来显然很有可能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应用于越南共产党的斗争上。它也可以是非常吸引人的 — 周恩来首次提出欢迎尼克松夫人来中国时就说了，你也许会在杭州逗留一个晚上，因为一旦你的妻子看到了那里的国宾馆时，她或许会不想赶着去上海了。 　　这种间接的风格与坦率之间并非完全不一致。实际上，在我们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坦率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我们和这些人已有二十多年没有真正地会谈过，所以，我决定在和他们打交道时要比对任何其他曾经交往过的共产党国家更加坦诚。仅举一例，我坦率地承认，我们在欧洲与苏联的谈判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客观后果：使得俄罗斯能够将其部署在西部前线的力量资源用于她的东部前线。周恩来承认这一点，但他说“这不要紧”。 　　我认为，在你与周恩来的谈话中采用完全非传统的真正的（与虚假相反）坦诚的方法，会对你很有益。如果一个主题是特别敏感的 — 例如我们反对苏联向他们施加压力 — 那就自然应该留在最秘密的会议中去谈。 　　不用说，周恩来可能会非常而突然地强硬起来。虽然周恩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从不辱骂或者粗暴地对待他人，但黑格将军和我都曾经受到过他的无情责备。与你这样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会兜圈子，但我谨慎地认为，他对你所讲的话当中将会有一些非常强硬的言语，只是他会以简单的修辞来表达，或者在某种愉快的交谈之后说出来。 　　当然，你不应该对这样的言语表示赞同，而是应该坚定地针锋相对，不过不是用谩骂的方式。如果你在他的攻击面前开始退让，他会继续保持攻势。如果他的要点是哲理性的，你应该以你自身的观点来进行对答，而不是攻击他的观点。但是，如果他对一个特定问题进行正面攻击，你就必须直接进行反驳。 　　周在年青时曾有过短暂的当演员的经历，而且可能现在还是演员。他在开会的时候通常不太流露情感，只是专心地听（既注意听你的讲话，也注意听译员的翻译，因为他的英语理解能力不错，所以想要明确知道翻译是否正确）。尽管他有时会表示赞同你所说的话，但他通常只是点头，你无法确定他这个动作是意味着理解还是同意。他会将热情投注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上，不过在其他方面他的谈话却是相当的实事求是。我真正见到他发怒的唯一一次是在他提到杜勒斯使用“卑鄙的诡计”破坏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时。（除此之外，自从当时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时起，他就一直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周恩来用尖锐的声音表达这一看法时，他竟然用拳头敲击着谈判桌。在他讲话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在演戏，还是真正地激动。我猜测是他是激动的。 ## 毛泽东 　　当然，我们不得不依靠第三者的印象和传记的描述来形成对毛泽东的印象。考维．德．默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4（他去年见过毛泽东）和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5（三十多年前，当毛还在壮年时期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曾见过毛泽东）都认为毛泽东甚至比周恩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假如果真是如此，这确实是需要冷静对待的问题。有迹象表明，鉴于其健康和年龄的关系，毛泽东现在的行为有些喜怒无常。因此，在他的神志完全清醒的时候，他或许会有“好的日子”，而岁月所显示的却是“坏的日子”。 　　只有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对比时，或许才能更有效地谈论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我在另外呈送给你的传记材料中，对他们的风格有相当详尽的叙述。周恩来将会在哲学和历史的层面上发表意见，但他谈话的要点将主要集中在具体的实质性问题上。他是战术家、行政负责人、谈判代表，是制定细节、提出要点和回避问题的大师。 　　毛泽东是哲学家、诗人、伟大的战略家、启示者和浪漫主义者。他确定方向和制定框架，然后让他所信赖的副手去执行。因此，我们估计他的谈话会集中在广泛的哲学和历史方面，而把谈判的事留给周恩来处理。他将想要谈论长远的问题、当今世界的基本潮流、中美之间或者中美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这些潮流中正走向何方。 ## 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在七月份和十月份两个月里，周恩来均表明毛泽东是他的上级，虽然毛泽东把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战术上的事情都留给了他的总理去处理。无论是在会谈中，还是在社交性的谈话中，周恩来都似乎完全真诚地引用了毛主席的权威和先见之明。 　　例如，在七月份的一次午宴上，当周恩来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过分行为时，他说他不愿谈论错误，而毛主席却以他更伟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坦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在我们处理7月15日公告草稿的过程中，周恩来在最后一天上午明确表示，中国人在措词上的变动（也就是说，把日期定在1972年5月之前的任何时候），应该归功于毛主席的亲自干预，因为他希望事情的安排对我们更方便一些。 　　在十月份，我们给了周恩来我们的第一份可能的联合公报草案，他表示他们准备第二天晚间讨论这份草案，尽管他们肯定会作一些修改。中方的外交部部长原定在第二天上午与我们一起开始起草公报，但是，第二天上午露面的人却是周恩来，他明确表示他已同毛主席谈过了公报的事情，并严厉批评了我们起草公报草案的办法，他说我们的公报草案是一份强调双方意见一致、掩盖双方分歧的常规公报。他尖锐的讲话肯定是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想象，他只是在演戏，他假装向毛主席求援只是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但我对这样的想象确实表示怀疑。）他讲话的主题是，只要有压迫存在，和平本身就不是目的；我们两国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必须清楚地予以阐明，而不是虚伪地假装双方达成了并不存在的一致意见。 　　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改为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公报，就像我已告诉过你的那样，这另一种形式的公报，既诚实得多，又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放心，因为他们可能会怀疑在模棱两可的折中方案后面存在着秘密的交易。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毛泽东就不仅是有权威的，而且也是明智的。 　　布托上周在北京的非正式会谈，就是毛泽东坦率而有原则的方式的最新证明。在讨论印巴战争中的中国援助时，周恩来明确地声明，在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性质上并没有事先达成谅解，或者说在何处需要援助的问题上并未达成谅解。根据布托的说法，毛泽东说得更大胆：不管其他人会说些什么，“我们让你们失望了”。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出巴基斯坦军事领导人犯了一些大错。 　　周恩来明确地告诉我，毛主席希望他参加与你进行的所有会谈。他们两人将会组成真正让人难忘而又令人敬畏的一对搭档。 　　（注 释） 　　1.林彪（1907-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9年后担任国防部部长、军委副主席，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1年9月13日在逃往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亡。 　　2.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民选总理。1977年7月5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年仅四十九岁的布托文官政府被推翻，他被捕下狱。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巴基斯坦军法管制当局指控犯有谋杀罪，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秘密绞死。 　　3.指尼克松撰写的著作：Richard Nixon, Six Crises（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2）. 　　4.考维．德．默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1907-1999），法国政治家，1958至1968年间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1968年5至7月任财政部长，1968至1969年任总理。 　　5.谢伟思（John Service），二战期间作为美国外交人员派驻中国，其间，曾访问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所在地延安。由于坚持认为美国应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而在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所谓“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受到清洗，被迫离开国务院。 　　（原载 《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