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国家的经济援助，这如何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歉”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手，国防是一个拳手。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好象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哪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力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