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修改四清文件时的讲话

　　<毛泽东>

　　“这个文件行不行，要不要得，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十七条的第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十七条的第六条工作态度问题。

　　文件有三种提法：一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一个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还有一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到底那一种提法好，比较一下嘛！中央常委谈过，也和地方同志商量过，比较起来还是第三种提法好。这次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运动，也不是四不清运动，也不叫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交叉运动。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曾说过：有阶级斗争，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为什么那个时候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当时刮了“单干风”，邓老就是一个。有的同志就听进去了，有的同志拿不定主意。陈伯达同志当时就批评过：革命这多年，有些人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还弄不清楚。当时我正在邯郸，打长途电话找我有重要问题汇报，我以为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没有回去。又转了一圈，到上海、济南、石家庄才回北京，十月才开北戴河会议。为什么要讲形势？因为地方上没有一个同志讲形势好。军队上有几个，许世友、韩先楚跟我讲，能不能拿到华东局会议上去讲？我说你们是中央委员、华东局委员、军委委员，是将军为什么不可以讲。讲了没有？我到济南，小谭和周兴见了我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因为小麦增产了，只隔1个月。可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说要7年才能好转。

　　我在会上还说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要搞五代、十代。中央党委讨论过，也和大区同志讲过，运动性质的提法，以第三种提法比较适当。这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概括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概括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如果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只讲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有许多问题就说不清，因为你脱离了主要矛盾。在旧社会也有贪官、清官的区别，那时清官实际不清，只是比赃官清一些而已。（陈伯达引了两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就讲不清。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没有民主革命的补课问题，也还有地、富、反、坏的问题。但是主要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革资本主义的命。

　　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已经整过，一般的都整臭了。但这些人没经过，也没有臭过。至于党外的要不要整，也要整，一视同仁嘛！但是关键是在党内，党内整好了，包括党委、支部都整好了，那就好多了，问题的关键还不是在当权派嘛！这些人如果不整好，还能解决问题嘛！陈毅同志，你这人也是当权派，但是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还可以继续当下去。主要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幕前的、有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此外，也还有犯官僚主义错误的，认识不清，现在改的怎么样了？（薄一波同志说：改的不错。周总理说：不只是个认识问题，也还有检查不力的问题，像文化部就是不力，使问题发展下去）。这也是认识不清，如果认识清了，检查就有力了嘛！可以把这4个字加上去。

　　工作态度问题，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批评不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不讲民主。军队中老早就有三大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过去打仗，一个碉堡打不开，就找班长、老战士开个会讨论一下，如果打开碉堡，消灭敌人，这就叫军事民主；所谓政治民主，是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经济民主，指办好伙食。士兵要管伙食，伙食不能由司务长一个人管，士兵也要管。一个连有一个司务长，现在还有没有？（有人答：还有！）还有文书，姓张的叫张师爷、姓李的叫李师爷。好话都愿听，听的舒舒服服的；问题是坏话不愿听，批评自己的话也不愿听，反对的话也不愿听。7000人大会我讲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老子是指劳动人民、下级干部。可能是修改文件时，这句话不大文明给删掉了。不是下级干部的屁股不好摸，而是我们这些人的疮疤不好揭。正确的话要听，错误的话也要听，敌人的话也要听。讲错了批评错了有什么要紧，责任在批评人那里。你正确别人批评错了，那不是更好嘛！特别是反对你的话，更要耐心听，做到这一点更难。还要让人把话说完，这也很难。他讲的很长，米很少、水很多，像喝稀饭。讲的很多，解决不了问题。我就受过这个灾，有这么个人（莫文骅），跟我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个题目出来。我就问他：到底让我帮你什么忙呢？要善于讲短话，有内容的话。有些同志总是长篇大论的讲下去，只准他讲，不准我讲，水也泼不进。我这个人喜欢插话，提个问题也不答理。还有一种人，专门训人，你就得听他训，像我这种人他都要训。

　　宣传和鼓动要有区别。宣传是许多概念联系起来的、系统化了的，是有逻辑性的分析一个问题、说明一个问题；鼓动是一个概念，没有许多概念。像鼓动工人增加工资、鼓动罢工，只有一件事、一个概念。写文章叫宣传，写标语叫鼓动。讲话不要太长，不要讲许多问题，这是李雪峰同志发明的。他到一个生产队讲了一次短话，群众很高兴打了一百分；后来又讲了一次长话，效果很差打了零分。所以一次跟群众讲话不要讲很多问题，效果就好。

　　我历来提倡讲话不鼓掌，特别是讲的中间不鼓掌，一鼓掌就把思想打乱了。这次人代会鼓了很多掌，那是可以的。我还主张你讲话可以不听，打瞌睡。你讲的没味道，还不如让人家养养精神好，不受你这一灾。我当学生时，先生讲的不好我就看小说。小说放在下边，先生来就将课本遮上。也许是我的不对，也许是先生不对。这可以整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消极抵抗。讲话时可以让大家议论，像考试出个题目让大家做。这次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几万字，我本来说发给大家看就行了，你讲几句就可以了。后来有的代表不认得字，要求讲就讲了。

　　工作态度。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对同志那样凶，使人怕是不行的。我说这里边有鬼，否则为什么要别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是道理少些，不是以理服人。过去军队中间当班长的，有的当不好，就用3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这种人除这3个办法，没别的办法，不会说服教育、不会讲民主。为什么粗暴呢？无非是道理讲不过人家。过去对逃兵，我历来主张逃了就算了。但是有人逃了还要捉，有人还要枪毙，我说真是岂有此理。就是在你那里混不下去了，没有兴趣了吗！所以对逃兵，一是不要捉，一是不要枪毙。如果捉了回来，不仅不要枪毙，还要向他讲：同志，我的工作没做好，有毛病，向他认错，请他吃一顿猪肉。如果他还要逃，就让他逃好了，因为他不满意嘛！所以不能用打人骂人的办法，更不能用捉逃兵的办法对待同志。现在军队用不用这个办法？（有人答：取消了）逃到外国去的可以挡回来，其实也不要紧，跑掉一些没什么。中国人这么多，跑一些也是可以的。新疆不是跑了一些人吗！赛福鼎同志，总理不是跟你说过，准备跑20万人吗！就是你们维吾尔族跑的少点，中国人这么多，跑个几百万算不得什么。跑出去无非是骂我们，骂我们又算得了什么，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不是中国人，还不是也骂我们。傅聪不是跑到英国去了嘛！是坏事还是好事？那种人在国内有什么用，跑掉几个学生又怕什么。修正主义能收留几十万人我都赞成，反正吃他们的黑面包，我这里可以节约点粮食。

　　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是工作性质，一是工作态度。大家还有没有话讲？大家回去要把党章找出来，看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你们不要犯法，党章自己通过的要遵守。还有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还有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公民？如果算，有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出版机关有许多是掌握在坏人手中，要整顿一下，文化部那些人不准他们有出版自由。至于结社自由，今天会上就叫结社自由。要将严重四不清问题弄出来，将各级党委、支部整好。谭震林你讲那么多集团看来不好，有集团也不一定那么多。有些次要问题的人，或有沾连的人算在集团里，是会脱离群众的。

　　游行示威不是前年也搞过吗！像支援刚果那是反美的。我历来主张反官僚主义也可以游行示威，54年成都学生要上北京，结果让铁道部给拦回去了。有的示威是反革命，反革命示威也好嘛！反官僚主义的示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反革命示威暴露出来也好。56年有两个人，白天打灯笼到国务院示威就暴露了嘛！坏人闹事越大越好，小了还不足以引起警惕。（少奇同志说：现在反革命也聪明了，不公开闹事）反革命聪明不闹事了，我们都胆小了，怕闹事。你们看，过去闹示威游行的学校，现在办的就比较好证明坏人办了好事”。

　　［原著者按：从以上讲话的口气、点的人名和插话人来看，这无疑是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这样的话别人是讲不出来的。据介绍这次讲话是在讨论十七条（后来修改为二十三条）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就在这次讲话的前后，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以致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表面化了。］

　　来源：梁宝山着《苦乐忆今生》（内部读物），2011年（公安机关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