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负责人关于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情况的汇报

　　【机密文件·严禁翻印】

　　我现在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卫生部当前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情况。	卫生部系统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的代理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摧毁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正当卫生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把他的黑干将孙正安插到卫生部，妄图扼杀卫生部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孙正秉承王、关、戚的黑旨意，与卫生部系统的一小撮坏人串通一气，大搞阴谋活动，制造了三大反革命事件；1967年1月17日和2月28日，阴谋策划两次非法夺权；借揭保健工作为名，策划“3·10”反革命黑会，丑化党、丑化国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策划窃取中央保健机密，组织非法的反动专案组，编造黑材料，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统帅、副统帅和中央领导同志。孙正还策划组织了卫生部系统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使卫生部系统成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罪恶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从1969年11月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5·16运动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的一些同志对卫生部系统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幕后操纵者孙正的反革命面目认识不清，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致使卫生部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今年6月，我们到卫生部以后，主观上想很快打开局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我们对卫生部系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1·17”、“2·28”、“3·10”等反革命事件就是5·16罪行认识不清，对抓住幕后操纵者孙正，就能把5·16的问题揭开这一点，也认识不清。所以“清查”运动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

　　11月4日，总理对卫生部系统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深刻地分析了卫生部系统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再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斗争方向，讲明了政策和方法。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向我们发出的战斗号令。全面落实总理“11·4”指示，彻底批倒、斗臭孙正，就是我们当前运动的斗争方向，对卫生部系统的整个斗、批、改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伟大教导，统一了领导思想，找出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问题，制定了落实的措施，迅速掀起了一个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幕后操纵者孙正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从11月9日到25日，卫生部召开了两次大型批斗会，参加的有2万人次；下属单位召开中型批斗会21次，参加的有37000多人次；贴出揭批孙正的大字报9168张。小型的背靠背的批判会，据不完全统计达1400多次，有6万多人次参加。通过这些批斗会，揭发了孙正大量的罪恶事实，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孙正的反革命面目，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增强了团结，促进了思想联合，一致对敌。同时，也分化瓦解了5·16骨干分子，打破了其他5·16分子的幻想，有的过去多次反复的，又重新承认了罪行，有的从未交代5·16问题的，也开始陆续交代了，改变了过去运动停滞不前的状态，出现了新局面。

　　下面我汇报一下我们的作法和体会：

## 一、集中力量抓幕后操纵者、策划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过去我们感到运动中矛盾很多，有不少问题要解决。但主要矛盾是什么？首先应当集中力量抓什么？我们思想并不是那么很清楚的。学习了总理“11·4”重要指示，打开了我们的心窍。中央首长明确指出，孙正和陶铸、王、关、戚是一条黑线，孙正是个黑手，是卫生部系统5·16的大头子，是主谋，是根子。并且指示我们：当前把孙正批倒、斗臭、打倒，就是你们斗争的方向。

　　我们遵照中央首长指示，对卫生部系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事件作了分析，件件都与孙正紧密相联，都是他按王、关、戚黑旨意阴谋策划的。我们决心把揭批孙正作为当前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进行了大张旗鼓地动员。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以下几点：

　　1、各级领导亲临斗争第一线，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大讲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指示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3·27通知》，大讲总理的“11·4”重要指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紧跟不紧跟，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大问题。大讲“3·10”反革命事件和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与孙正的关系，我们同孙正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孙正揭不揭、批不批、斗不斗是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大讲领导的决心，坚决把孙正批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对重点审查对象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促使他们认清形势，丢掉幻想，彻底坦白交代，起来揭发孙正，出来作证，同孙正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将功补过，争取从宽处理。

　　2、各单位组织了批斗孙正领导小组，还组成了批孙战斗队。采取领导、专案人员、群众三结合，共同研究制定作战方案，组织“战前练兵”。批斗一次，总结一次，打一仗进一步。

　　3、让广大群众认清孙正的丑恶嘴脸，将孙正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公布于众，把批斗孙正的任务交给广大群众，最广泛地发动干部、职工、家属，人人上阵，口诛笔伐，列孙正的罪状，剥孙正的画皮，批孙正的罪行，肃孙正的流毒。采取大、中、小会相结合，揭、批、问、斗相结合，面对面和背靠背批判相结合的方法，打一场“人民战争”。

　　（4、过去批斗孙正，往往是台上念稿台下听，缺乏战斗气氛，也不生动。现在，采取揭、批、问、斗的方法，台上发言，台下配合，短兵相接，与孙正展开面对面的斗争，适时组织知情人起来揭发、控诉、作证，并在要害问题上穷追猛问。这样充分体现了群众性、针对性、革命性、战斗性。如11月14日大会上，揭发孙正于1967年2、3月间，指使北京医院一小撮5·16骨干分子，非法调查抢救孙志远同志的情况，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副统帅。孙正矢口否认。这时，由参加非法调查的一名骨干分子出来作证，孙正还死不认帐。接着，又由其他两名参加非法调查的骨干分子当面对质。在铁的事实面前，孙正只得承认：“他们揭发我的事情是这样的”。）

　　5、每次大会的中心内容都有所侧重。最好以本单位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炮弹，并在关键问题上做到有“三证”（人证、物证、旁证）这样才能揭中要害，打到痛处。如北京医院批斗孙正，主要抓他1966年12月22日突然到北京医院参加旧党委会，别有用心地了解保健情况这一重大问题，并以当时旧党委的记录为物证；北京医学院批斗孙正，紧紧抓他在1967年3月16日北京医学院群众大会上，当众攻击敬爱的总理这一反革命罪行，这就都抓住了要害，斗得孙正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 二、先清罪行，分化瓦解骨干分子

　　中共中央《3·27通知》指出“揭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5·16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通知还指出：“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

　　清查5·16，首先要先清罪行，分化瓦解骨干分子，“清查”运动才能打开局面。是先清罪行，还是先搞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走过一段弯路的。过去，不少领导同志和专案人员认为，5·16是一个专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组织，首先必须搞清组织问题，这样才能做到不漏掉一个5·16分子，也才能最后定案。因此，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重组织，轻罪行”的偏向。结果，审查对象一大批，交代材料一大堆，罪行没核实，骨干不认罪，不是“顶牛”，就是翻案，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有的审查对象交代罪行说：“我的罪行比5·16还5·16，但我不是5·16”。拒不承认组织问题。反帝医院有些同志片面强调查清组织问题，认为只有交代组织才算“干货”，即使有些审查对象交代了一些罪行，也没有做核实工作。他们隔离了40多个人，半年多来，一个人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

　　总理“11·4”指示后，我们认识到：罪行是本质，是证据。如果只偏重于抓组织问题，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抓罪行，也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抓要害，抓关键，就是说，对5·16搞的阴谋、破坏活动，抓住其中几个最主要的查证落实，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弄清了罪行，才能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弄清谁是骨干分子，谁是一般成员；也才能做到区别对待，落实党的政策，为核实定案打下基础。

　　在我们卫生部系统，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三大反革命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3·10”事件。“3·10”事件，是孙正一手策划的，也是孙正及其一小撮5·16骨干分子反革命罪行的大暴露。“3·10”反革命事件，就是5·16的罪行。所以，我们这次搞孙正，就是紧紧抓住“3·10”事件，展开猛攻，一追到底，这样，孙正的防线很快就突破了。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的教导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我们通过过细地做工作，把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一个一个地分化出来，要他们如实地揭发交代问题，这样就揭出了他们的反革命“老底子”，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孙正，使这个阴谋集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在我们卫生部系统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中，除了孙正和杜南这两个头子外，下面的主要骨干分子也就是6、7个。对这几个人，我们逐个地排了队。其中有一个门惠萍，是原卫生部干部司的科长。我们感到先把她“拉过来”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我们分析了她的特点：第一，门惠萍这个人是孙正的心腹之一，是知情人；第二，她在其他5·16骨干分子中是有影响的人物；第三，她有严重的罪行，特别在“3·10”黑会和非法的反动专案问题上陷得很深，但她对主要罪行作了交代，态度较好；第四，这个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从小（15岁）参加革命，但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个人野心，使她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针对她的这些情况，抓紧了争取教育工作。主要的作法是：第一，加强专案工作力量，领导和专案人员共同研究案情，制订工作计划；第二，大讲大好的革命形势，大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指出，顽抗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揭露孙正的主要罪行，以打破她对孙正的幻想，打破她对反革命攻守同盟的幻想，使她感到“大势已去，回头是岸”；第三，进行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忆在共产党培养下的个人成长史，启发她的阶级觉悟；第四，针对她的活思想，进行政策攻心，指明出路。每当她回忆起自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看看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行，想想她的子女将要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时，她就非常悔恨，责怪自己是个“败家子”，她很怕被定成5·16骨干分子。针对这一思想，专案组人员反复向她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反复向她指出：只要能够认罪、服罪，坦白交代，彻底揭发，与孙正划清界限，争取将功赎罪，就是5·16骨干分子也可以从宽处理；第五，在她动摇不定的关键时刻，由部军管会领导出面谈一次话非常必要。这个人由于过去态度不老实，交代5·16问题有不少“水分”。这次经做工作后，想重新交代，但又怕说翻案，按原来的交代吧，明知有“水分”，怕以后罪上加罪。这时，领导上严肃地向她指出，原来的交代是你自己交代的，如其中有不真实的地方，说明你态度不好，主要责任由你自己负。如果原来的交代确有不真实的地方，允许重新交代，但必须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能隐瞒，也不能夸大。

　　经过反复做工作之后，门惠萍有了“重新做人”的决心。她在以前交代的基础上，又写了些揭发交代材料，揭了孙正的“老底子”。这时，我们让门惠萍在14日大会上面对面地揭发孙正，出场作证，允许一次没有揭完下次再揭。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分化其他5·16骨干分子，决定在这个大会上当场宣布对门惠萍解除隔离。这样做的结果，引起了三个震动：一个是震动了孙正。14日大会上，门惠萍较系统地揭发了孙正有计划、有组织地阴谋策划“3·10”黑会的罪行，内幕人揭发内幕，揭到了要害，孙正不得不承认门惠萍的揭发“大部分是事实”。再一个震动了其他5·16骨干分子。他们认为门惠萍犯了这样大的罪，但只要坦白交代，同样能得到从宽处理。5·16骨干分子邢玉琢表示，要象门惠萍那样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对门惠萍本人也是一个震动。她在会后的“思想汇报”中说：当听到领导上宣布解除我的隔离时，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掉下了眼泪，我发自内心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她表示要放下种种包袱，下最大决心，彻底坦白交代，彻底揭发孙正。14日大会后，她又专题交代了非法的反动专案等问题，并在25日的大会上第二次面对面地揭发了孙正。

　　另一个5·16骨干分子刑玉琢（健康报社的见习编辑），是卫生部“1·17”非法夺权委员会主任，“2·28”非法革委会副主任，“3·10”以后，他是孙正拼凑的卫生部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是孙正的一员得力干将。这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一度态度顽固，气焰嚣张。他曾给军代表写过什么“备忘录”，提出了什么“还我四大”、“给予平反”等等极其无理的要求。当达不到目的时，又以“绝食”相威胁。针对他的反动思想，又根据他出身较好的特点，专案人员靠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政策，经过反复细致地做工作，态度有了转变，交代了一些问题。在突破门惠萍以后，我们进一步做他的工作，特别是当他参加了14日的大会以后，使他感到大势所趋，不彻底交代不行了。他又从门惠萍身上看到，只有坦白交代，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刑玉琢进一步交代了一些重要问题，并在25日大会上面对面揭发孙正，出场作证。当他在会上揭发孙正对抗总理不让他插手卫生部运动的指示。孙正还曾化名“老杨”继续和一小撮5·16骨干分子保持秘密联系这一事实时，群众反映邢交代了内幕，有悔改表现。根据邢玉琢的认罪态度，我们当场宣布将他解除隔离。

　　在25日大会上，对负隅顽抗的呼勇陶（中国医大的1967届毕业生），他曾扬言“我就准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坐牢”，就当场宣布将他逮捕法办。特别是专政机关代表宣布，奉命将孙正依法逮捕立即执行时，全场群情激昂，达到了高潮。

　　对在押的5·16骨干分子，也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在25日大会上，将拒不认罪的杜南押到会场陪斗，对有一定认罪表现的米志学、李宜谋、魏琳等，让他们在场外听批斗孙正大会实况。

　　由于党的政策通过活的宽、严样板充分体现出来，立即在对敌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威力。现在，卫生部系统7个5·16主要骨干分子，有5个已基本突破。绝大多数审查对象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表示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曾多次翻案的17个人，又重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19个人从未交代5·16问题，现在也交代了。5·16骨干分子陆纯惠过去长期顽固，隔离期间逃跑出去，给中央首长写信，妄图翻案。25日大会逮捕孙正后，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会后当天晚上就交代问题。最近，他写了很多交代材料。5·16骨干分子、在押犯李宜谋，经过反复做工作，有所转变，曾表示愿意出场揭发孙正，但提出了要给他“特殊处理”的条件，我们没有理他。他在会上听到从宽从严处理的情况，受到很大震动。他说：“现在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的前途暗淡了，这次大会没有站出来，失去了机会。另一个是，我还有一线希望，组织上没有把我当杜南一样对待，这次我真正相信了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回去一定要拼命地交代问题。”就是一向拒不认罪的杜南也有触动，最近态度有所转变，也说“要把老底抖出来”。

　　通过斗争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以清罪行为重点，积极地分化瓦解5·16骨干分子，我们就能取得“清查”运动的主动权，就能稳、准、狠地打击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 三、打破专案工作神秘化

　　过去，由于我们片面地强调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特殊性，认为它是秘密的，又是集团性的，怕口供靠不住，拿出去造成诱供、串供，还可能让5·16分子摸了底。所以不敢把罪行交给群众，形成专案人员关门办案。专案组之间也相互保密。还由于我们片面地强调敌人的顽固性，怕他们自杀、逃跑、订攻守同盟，所以把关“牛棚”的办法当作主要手段，使他们与外界隔绝，“耳聋眼瞎”，迫使他们交代问题。在清查5·16运动中，先后隔离了110人。直到11月初，还关着58人。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己划了个圈子把自己框住了。广大革命群众不了解内情，插不上手，使不上劲。专案成了无源之水，定不了，放不下。5·16骨干分子一个也没有定案，有的专案干脆成了“看守内阁”。关“牛棚”的办法，并没有避免自杀、逃跑和串供。隔离对象不交代的不能放。交代多的不敢放。少数专案人员长期和隔离对象打交道，使隔离对象摸了底，他们或者“顺杆爬”，要什么交代什么，真真假假，以假乱真，把水搅浑，或者“顶牛”顽抗，气焰嚣张。这种状况使一些专案人员产生了急躁和畏难情绪。群众说“养肥了隔离对象，拖瘦了专案人员”。这也是清查5·16搞得冷冷清清，不能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的教导和中央首长多次关于专案与群众相结合的指示，我们认识到，是靠发动群众、靠党的政策，还是靠少数人办案，搞神秘化。这是清查5·16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对孙正和一小撮5·16分子的斗争能不能搞深搞透的关键。我们深深感到，总理在“11·4”指示中指出的：“你们的办法是靠隔离，我们的办法是靠群众”，“保密的办法就无法发动群众”，这是对我们十分中肯的批评，击中了我们专案工作中的要害。在提高觉悟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作法。

　　一是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过去批斗孙正，多半用公开的罪行材料加以批判，所以揭不深、批不透。这次把专案组掌握的孙正搞阴谋活动的罪恶事实交给了群众，发动群众和知情人，进行系统、深刻的揭发和批判。这样不仅狠狠打击了孙正，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而且落实了罪行，加速了专案进度。如北京医院，群众揭发了孙正盗用总理名义，策划借揭保健工作为名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专案组长期以来，只掌握一个间接旁证，不能落实。这次在发动群众批判在押犯李宜谋时，他交代并证实了孙正的上述罪行。李宜谋是由孙正直接布置他搞反动专案的，这样就使我们取得了直接的旁证。当用这些材料批斗孙正时，又有其他知情人出来作证，从而使孙正这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很快落实。

　　把材料交给群众，要注意划清必要的保密和神秘化的界限。我们提出了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原话不能扩散；涉及中央首长保健情况的具体内容不能公开；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名单不要公开，由领导上掌握。除了这三条其他材料都可以交给群众。

　　让隔离对象写大字报，揭发孙正和交代自己及同伙的罪行，这也是把材料交给群众的一种形式。开始，我们也有些顾虑，怕他们放毒，影响群众，其实也是多余的，即使有的放了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再发动群众把他批倒斗臭就是了。如反帝医院把这些人的大字报一贴出来，看的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并展开热烈的评论。群众说：“有的大字报，揭发交代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有的大字报，尽说空话，只讲表面活动”。这些隔离审查对象是害怕群众的，有个隔离对象（反帝医院陈元方）当知道要把她写的大字报贴出去时，她着急地说：“我那张写的不好，群众不会通过”，又急忙补写了一张。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促使审查对象认清形势，交代问题，分化瓦解敌人。同时也便于广大群众了解审查对象的案情和态度，提供新线索，为核实定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把重点审查对象放到群众之中。医科院流研所，清查5·16以来，没有关一个人。他们靠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与调查组密切配合，审查对象走到那里，群众就在那里给他讲形势、讲政策，真正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对个别证据确凿而又态度恶劣的，就发动群众，进行批斗。这些人开始总是想方设法搞串连活动，商量对策，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一串连马上就被发现。发现一次，就揭露、批判一次，以后他就不敢再搞了。在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下，促使这些人坦白交代问题。流研所不采取隔离的办法，并没有发生自杀、逃跑事故。6个重点审查对象，已有5个基本上搞清，自己承认是5·16分子，而且没有反复。

　　我们对隔离对象，除了要他们写大字报以外，还组织他们看大字报，让他们参加批斗会，让他们向本单位群众揭发和交代问题，真正把他们置于群众的教育和监督之下。5·16骨干分子邢玉琢向群众揭发、交代后，大家说：“交代了不少‘干货’，把单线联系的内幕也揭出来了”，“揭发了孙正，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态度比较好，可以解除隔离。”我们正根据隔离对象的态度，认罪服罪的表现，逐步将隔离对象尽可能地放回到群众中去接受监督和教育，继续揭发和交代问题。

　　三是领导、专案人员和群众相结合，共同研究案情，做到“胸中有数”。领导要善于用党的政策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如对部机关的门惠萍，开始专案组对她交代材料的可靠性没把握，经过领导、专案人员和群众一起研究分析，认为她的交代还比较符合实际。根据她的认罪表现，为了分化敌人营垒，准备把这个对卫生部系统5·16有影响的骨干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要她进一步坦白交代，给她将功赎罪的机会。宣布了门惠萍解除隔离后，还有一些同志思想不大通。这时我们又向群众反复宣传了毛主席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教导，并以门惠萍解除隔离后，从宽处理了一个，带动了一串5·16分子坦白交代的事实，说明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思想工作，大家统一了认识，认识到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我们深深感到，一经打破神秘化，就能进一步发动群众，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促使敌人营垒分化，更快的核实案情，加快了专案进度。这既有利于防止漏掉敌人，又能防止扩大化。

## 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我们重视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团结群众大多数，投入到这场批斗孙正的斗争中来。在团结对敌方面，我们的作法是：

　　1、引导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总理“11·4”指示后，群众中有两种思想：一种是原来同孙正作斗争的一些人，有点“翘尾巴”，有等着对方认错的思想；另一种是曾受了孙正骗上了当的一些群众，感到灰溜溜的，情绪消沉，等着“挨整”。如果这些思想不解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就会障碍批斗孙正和清查5·16的深入开展。

　　针对这些思想，首先加强正面教育，引导群众抓住批斗孙正的大方向。我们组织广大群众反复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教导，学习了总理“11·4”重要指示的精神。指出：卫生部系统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魁祸首是孙正，主要罪责在于孙正，广大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受蒙蔽无罪。同时，组织广大群众通过参加揭、批孙正的实际斗争，从揭发的大量事实中，使大家较系统地认识孙正的反动性。过去孙正策划的一系列阴谋，很多人是不清楚的。现在明白了真相之后，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恨。群众反映：批斗会是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原来对一些犯错误的人和受蒙蔽的群众有错误看法的同志，他们现在认识到：“孙正搞阴谋蒙蔽了群众，受蒙蔽的群众也是受害的，根子在孙正”。有的检查说：“我们以往对不同观点的人，比恨孙正还恨，这样客观上是把阶级兄弟推到敌人一边去了，没有团结大多数，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过去反孙正对了，而现在把矛头对准受蒙蔽的群众就错了”。一些受了孙正骗上了当的群众说：过去对孙正恨不起来，听了这些揭发，对孙正恨透了。他们表示要把“压力”变为动力，斗私批修，与孙正划清界限，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2、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我们对待受蒙蔽的群众，采取了“多做教育工作”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这些人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严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干了错事、坏事。过去。对待他们启发诱导、帮助教育不够。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存在着怨气、泄气、不服气。针对他们的活思想，我们组织力量分别同他们开展谈心活动，热情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自觉斗私批修。召开批判会时，多给这些人发言机会。对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地方，及时肯定和表扬。这样有利于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利于孤立最顽固的敌人。反帝医院彭玉进在群众的帮助下，思想转变很快，她一天就写了9篇揭发批判材料。干校三大队十二连王克勤在“3·10”反革命事件后，曾参与给总理写信，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反革命活动，对此她一直包袱很重，经个别谈心，大家帮助，启发自觉革命，终于打消顾虑，在全连批判会上起来揭发控诉孙正的滔天罪行。总理“11·4”指示以来，很多受了孙正骗上了当的群众都有了变化，把怨气、泄气、不服气变成了斗争孙正的勇气。

　　3、防止派性干扰。为了牢牢掌握当前批斗孙正的大方向，针对我们的具体情况，强调了四点。（一）要把孙正操纵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群众组织分开，不能混为一谈。（二）要把参与5·16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分开。（三）要提高革命警惕。如果发现有人利用批斗孙正和清查5·16，趁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或者对交代揭发问题的人施加压力，那就是破坏清查5·16的斗争，就要受到纪律制裁。（四）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

　　这样就团结了群众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调动了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不管是过去同孙正斗争的，还是受孙正蒙蔽的，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孙正和一小撮5·16骨干分子，出现了许多团结对敌的生动事例。如反帝医院电厂工人回庆、崔良玉两人都是贫农出身，从小就当学徒，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观点不同，谁看谁都生气，把过去合照的象片也撕了，现在两人的思想认识都有了提高，由“一对崩”变成“一对红”。北京医院六连共有160多人，文化大革命中被孙正分裂成两派，当他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对孙正的反革命面目有了真正认识以后，160多人一起批斗孙正，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并且成为四好连队。

　　我们清查5·16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卫生部系统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所取得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卫生部系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运动发展还不平衡，一些重点单位的重大事件尚未搞清，党的对敌斗争政策还没有很好落实。广大革命群众真正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斗、批、改任务还很艰巨。

　　今后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认真搞好斗、批、改”。下一步我们打算着重抓好以下四点：

　　1、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发动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继续狠抓揭批孙正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把孙正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2、在广大革命群众中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进一步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思想大联合。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和视察三大区时的重要指示，学习林副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和加强革命团结的指示，学习江青同志“9·5”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有关章节，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斗私批修，强调自觉革命，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克服极“左”思潮，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各单位准备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会，讲怎样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怎样斗私批修，怎样搞好革命团结的体会。

　　3、在批倒批臭孙正，广大革命群众进一步搞好思想大联合，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本单位清查5·16的工作。发动群众彻底查清本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揭批坏人坏事。同时，要抓紧重点人的工作，进行政策攻心，使他们进一步揭发交代问题。

　　4、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肃清其流毒。要把清查5·16和“一打三反”结合起来，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