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尚昆谈刘少奇

　　<杨尚昆>

## （一九八○二月一日，根据录音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中国职工运动的专家

　　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中山大学已停办，我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当实习生。我是在一九三○年职工国际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认识少奇同志的。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团员有陈郁同志、梁广（团员）同志，还有上海几个女工，有的后来叛变离开党了，代表团成员都差不多去逝了，梁广同志还在，因为我懂得一点俄文，就派我给少奇同志当翻译，同时还有一个殷鉴（即所谓“六十一”人中的那个），给他管生活。这时候，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他同我们谈中国职工运动的情况比较多。我回忆了一下，他当时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利用合法，反对我们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反对不顾条件地、冒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立三路线就是蛮干，搞这一套东西，少奇同志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革命工会应当利用合法的机会，主张革命工会应当使自己的会员加入或打入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里面建立革命派，争取群众。只有当绝大多数群众转到革命派的领导下，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从黄色工会中脱离出来。他那时已经有了一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既严格分开又互相配合的主张。好象还讲过，秘密工作主要是由党的组织来做，工会工作则主要是利用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来进行。这些问题他在莫斯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经过几个苏联同志润色，准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第五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上，少奇同志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职工国际的主席是罗诺夫斯基（译音），就是后来苏德战争开始时，作为情报局长发布新闻的那个人，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的团员来过中国，到过汉口，还有个美国人马丁。

　　在少奇同志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是关于职工国际路线的争论。当时赤色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并要欧洲各国赤色工会都参加黄色工会，在里面公开搞赤色反对派，从而变黄色为赤色。少奇同志不赞成，他赞成利用合法，反对搞“赤色反对派”。因为当时各国黄色工会的势力都很大，企图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为赤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罗诺夫斯基不顾少奇同志的反对，不顾别国代表的意见，仍然提出了赤色职工国际关于建立“赤色反对派”的决议案。在拿到执委会上讨论的时候，少奇同志又表示了反对。不仅如此，少奇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另为会议起草了相应的决议草案，经过我们译成俄文，又找几个俄国人作了文字修饰，然后提交会议。这件事，顿时惹恼了罗诺夫斯基，批评中国代表团刘少奇同志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反决议”，“反提纲”，好象犯了大不韪，是扫了他们的面子，公然敢同苏联争论起来。那时候，他们给少奇同志安上一个“反提纲”、“反决议”的罪名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语言，当时苏联同志把托洛茨基提出的意见都叫做“反提纲”、“反决议”、“反意见”。  实际上少奇同志当时提出的意见，也无所谓是个“提纲”，可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当时俄国人办事，就是只有我的是对的，你的意见中有什么合理的他也不会采纳，并认为你这是同我对立的。也有几个俄国人批评少奇同志是“右倾”。这是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是，那时的职工国际执委会里有一些外国同志，其中有德国人，拉丁美洲人，波兰人，美国人。当时的职工国际办事机关瞧不起这些外国同志，歧视他们。发文件，只给俄文的，又不帮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译员。这些同志在一次执委会上提出意见，批评了罗诺夫斯基。罗当即以老大哥自居，盛气凌人，在会上讲了一些很尖锐的话，说你们这些人是你们国家工人阶级派来当代表，来学习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经验的，但是你们现在却想来发现苏联的官僚主义，总是说苏联不好，说职工国际不好，这样就有辱于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给你们的使命。少奇同志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批评了罗诺夫斯基，支持了这几个外国同志。就因为这两件事，赤色职工国际和罗诺夫斯基就给少奇同志安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一直戴到少奇同志回国。回国后在上海中央，他还戴着这顶帽子，有些人还攻击他是职工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且使他不被重用。

　　那个时候，因为少奇同志不是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余辉、邓中夏，团长是瞿秋白。那时，共产国际正在批评瞿秋白，似乎是为了富农问题，因为在苏联，富农同地主差不多，他们争论得很激烈。共产国际抓住这一点，就说瞿秋白也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奉命回国。我比少奇同志先回国，殷鉴比我先回国。少奇同志在莫斯科时教了我很多秘密工作的技术。比如，遇到困难怎么躲，窗子上怎么摆讯号，如何接头，等。他说，在上海摆脱“尾巴”的最好办法是进医院，因为上海有很多私人开医院。我离开莫斯科时，少奇同志就同我约好，他回来时，在个什么弄堂门口等我，我去接他。我回来不久，他就回国了，是我去约定的地方接他的。我记得当时他是政治局后补委员。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少奇同志是一个中国职工运动的专家，因为他对我说的都是职工运动，包括谈了很多他早年在安源搞工人运动的情况，党的情况谈得少。当然，那个时候，在白区党的活动同职工运动不可能分开，而是以职工运动为主。我是在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上台以后同张闻天同志一起回到上海的。几天后就接上头，中央将张闻天同志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将我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当宣传部长。我去时，全总里面的党组织叫党团，也等于一个秘密的党组织，党团书记是张国焘，组织部长是罗登贤，广东人，后来牺牲了。我去的时候，正是罗章龙叛变投敌以后，上海的工会基本上全垮台了。其中一部份被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抓去了。罗章龙一直是搞工会的，还有个张玺宝，纱厂女工出身，我们搞不过他们。罗的“非常委员会”几乎把所有工会的党组织全破坏了。如当时我党最有基础的是法租界电车公司，这是陈云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的，力量最强的，里头有好几个中央委员。还有一个是日本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十三个纱厂，即后来在“一·二八”罢工中有点名气的“内外棉十三厂”，基础也较好。第三是法租界的闸北丝厂，有好几千女工，也有较强的工作基础。此外，还有一个是彩印工会，即英租界的彩色印刷厂，里面党的力量也较强。海员总工会，廖承志同志曾在那里工作，主要是做外国海员、当时主要又是做德国海员工作，正值德国台尔曼时代，很革命，党员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可是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这些好基础几乎全垮了，全总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机关，那时全总的秘书长是钱英同志的丈夫，一个华侨，后来也牺牲了。上海除有全国总工会外，还有一个上海总工会，殷鉴分配在那里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中心就是把这些被破坏了的基础恢复起来。当时分工是，上海总工会管法租界电车公司、彩印工会。全总管内外棉十三厂，罗登贤同志负责；我负责闸北丝厂，其中有个女工叫小红，是出席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苏联时认识她。当时上海纱厂女工很多，下班时不少男人就在工厂门口等她们下班，有找对象的，有流氓，也有好人，我就混在人群中间，很巧，找到了小红，接上了党的关系，以后就把闸北丝厂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了，不过只几个人，经过一段工作，恢复到二百多人。这时因为罗章龙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跑了，这些老关系，才又跑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回来了。他未回来前张国焘已到鄂豫皖去了，罗登贤同志接任全总党团书记，我还是当宣传部长。不久，罗登贤也走了，中央派他到满洲去开展工作，他是广东人，不讲条件，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后补委员。少奇同志来后，就接替罗登贤同志为党团书记。好象一般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王明上台以后，一般地都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任全总党团书记后，就调我到上海总工会任党团书记，因为殷鉴调到天津去了，饶漱石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个工人，后来叛变了。我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没有多久，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就把我调到江苏省委，从此离开了工会系统。这一段，在白区工作和职工运动中，少奇同志已经提出了“革命工会应当使自己的工作方式彻底转变，克服一切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问题，已经要求“每一个革命工会的领导同志要善于使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使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脱离工人的日常斗争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要积极领导工人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便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少奇同志是不赞成搞无条件的冲厂、罢工、全行业的大罢工，和飞行集会那一套的。但是可惜，当时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他的意见不被人接受。职工运动仍然继续执行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情况就是：刚刚恢复几个人，就要搞罢工、冲厂，在遭到镇压、破坏后，又重新恢复，然后再罢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但后来在中央的组织压力下，他也不得不执行这种路线，也搞罢工、冲厂。所谓罢工，即一个车间有几个人突然宣布停工，就开始冲厂，然后发宣言，全行业响应，各行业同情支持罢工。实际上没有做到。但是，他坚决反对飞行集会。后来在罢工中，他非常赞赏饶漱石，因为如一个车间才几个人，但要怎么样才能把车间所有成员都动员起来罢工，饶漱石很有办法。我记得少奇同志讲饶的这一套，有一次讲了几个钟头。他们赞成这一套，说来也怪得很。现在只能这样来理解他，一方面他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的，但是另一方面，上级决定要他搞，他只好组织上服从，并在实际罢工斗争中，讲究领导艺术，避免大的损失。我记得，那时候从职工国际传回一本书，叫“罢工与作战”，是德国人写的，这里面就讲了“赤色反对派”是怎样在黄色工会中闹垮黄色工会，是怎样讲究斗争艺术的。这本书后来没有印发。少奇同志是不赞成这本书的观点的。

　　我到江苏省委不久，“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那时抗日救亡运动，学生参加的多，可以说是走在各界的前面。内外棉十三厂又开始罢工了，是上海总工会领导的，我没有插手。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我仍在上海，虽说是省委，实际没有多少党员，地方包括徐州、海城、蚌埠，设一个徐海蚌特委，刘瑞龙同志在那里当特委书记。省委书记是王云程，是上海临时中央的书记。孔原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一·二八”事件爆发后，又把我调出来搞“民众反日救国会”。搞“民众反日救国会”是上海总工会提出来的，当时很多大学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因为日本已打到上海来了。我们经过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几个中学，还有复旦大学的部分，利用他们把上海总工会发起的救国会的领导机关夺取过来了。还有一部份是李葆华同志他们那一百多个留日学生组成的“留日学生归国救国会”，黄洛峰（解放后曾在出版局工作的）也是一个，还有冯雪峰，他们是这支力量的主力。我来后即把总工会和大学联合搞的“救国会”，改成“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人家能接受“抗日日救国会，”都不愿接受“反”日救国会，因为“抗”有抵抗之意，“反”则好象是你要主动进攻，很多人不同意，但中央非要用这个名称，所以还是叫了“反日救国会”。中央那时候“左”得很。以后又提出要搞暴动，要在闸北成立苏维埃政权，把我们的党员从十九路军撤出来，并站在邮局信筒上去号召他们调转枪头，反对官长，继续抗日，让人家把他捉去当作汉奸枪毙了。这是我们自己搞的。为什么要把党员撤出来呢，为什么又要叫他们调转枪口打自己的军官呢？搞这种极“左”的蠢事，以至使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别人枪毙了好几个，其中有个人叫韩进，把脑袋打伤了，没打死，以后在新华日报工作。这一段，我就不知道少奇同志怎么样了，他还在上海，在总工会。“民众反日救国会”，有一段时间搞得非常好。因为一个是民族高潮，“一·二八”以后，闸北南市的工人大批涌到租界来，满街睡的都是难民，很好做工作，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就打起反日救国的旗帜，每天在街上募捐，一天千几百块大洋，然后在英租界的哥登路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子办公，挂上牌子，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简称为“上反”，办小报，三天出一期。用募捐来的钱，买些慰劳品，派宣传队到十九路军的战场上去，其中有个旅长叫温兆环，还接待了我们的慰劳团。现在还有个人叫孙冶方，当时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宋捐了二千块大洋给我们“上反”，是孙拿来的。当时，对宋捐的钱接受不接受，中央还吵了一番，有人认为不能给宋庆龄造成一个好的印象，后来中央通过了。我们的报纸发了宋捐钱的消息，以表扬和酬谢她。

　　这中间还漏了一段。“一·二八”事变前，内外棉十三厂开始了罢工，还未结束，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上海国棉几个厂都在闸北，在中国地界。日本进攻上海时，首先把闸北占领了，好几万中国工人就无家可归，没有工作做，都涌到租界边上，成了难民。我们就把募捐来的钱，用来搞了个内外棉十三厂罢工救援会，救济这些工人，用捐的钱买来做稀饭，又叫开大锅饭，救济这些难民。这件事深得少奇同志的夸奖。有一次他去参加政治局会议，把我也叫去作汇报，因这件事是我搞的，其实也是群众发明创造的，是群众的要求，我还向中央提出要点钱。这样开了一段时间的大锅饭，不到几个月，结果钱不够了，这些工人的生活靠我们这样做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些难民以为都是民众反日救国会开的大锅饭，就都拥到我们办公的大楼来，我们派他们到哪里去宣传，他们都乐意去。不久，发生了国民党和日本停战条约。这时，工人复不复工？又成了一个问题。争论很激烈。有的认为，无论如何不复工。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是赞成复工的。实际上，不赞成复工的人也太傻了，不复工，那么多人怎么办呀。我们在“上反”搞了大半年，因为国民党已经同日本妥协停战了，结果我们在英租界的房子也被封了。我们的工作慢慢地做得很小了，中间群众团体也慢慢同我们脱离了，学生也上课了。英国巡捕就不让我们在那里办公了。他们也不抓我们。他们说：我们不反对你们抗日，我们英国同日本的关系很好，你们要抗日，到中国的地界去，要赶我们走。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站在大街上，主张我们冲，那时我们有一百多工作人员。我不赞成，因为英国巡捕并没有抓我们的人，他们只是不准我们在英租界抗日。因为我坚持，没有冲。英国巡捕很同情我们，晚上主动把房子打开，让我们把办公的东西，连桌子板凳都搬出来。那时最轰动上海的一件事，就是抬棺游行。上海有个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的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上反”借这个机会在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现在邮政总局旁边）开了一个追悼会，参加会的号称几万人，实际只几千人。会后，抬着棺材在英租界转了一圈，口号喊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很得群众同情。这件事，上海“红旗”（党内刊物）上登了的。这件事，少奇同志也是赞成的，认为是发动群众的好办法。但这件事结尾却没有搞好。我们想冲过外白渡桥，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开了枪，放了一排子弹，抬棺材的人把棺材放在马路上就跑了，到夜里，我们还派车去把棺材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很好，结尾不好，这说明当时还是左得很。这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实事求是，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那时他是受压的，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见办，他要服从党中央的决定。那时党中央是博古、向中发、张闻天掌权。周恩来同志已经到苏区去了，周是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后走的。顾当时是上海特科主任，类似现在的公安部长，他的工作归总理直接指挥。康生老在争他是我们党的情报、特务工作的创史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他“创”个鬼！那时康生也是极“左”的。上面讲的几件事，少奇同志虽未直接参与，但他支持的。那时他还请我到他家里谈过。到他家里去，在当时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因为没有工作联系就不能串门，虽然我同他家是很熟悉的。在他家里他曾问过我一次抬棺游行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总之，根据我在上海这一段时间同少奇同志的接触，留给我的印象，少奇同志对中国职工运动，扩大来讲对白区工作，对中国革命，有正确的主张、见解。他很健谈，可以同人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作风也平易近人。他还具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些事情，如对上海罢工、“一。二八”运动、复工不复工等，他都主张实事求是的处理。王明上台以后，我们也曾组织过“赤色反对派”、但少奇同志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我们不能搞什么赤色反对派，因为中国人对反对派这个词不了解，工人不能接受。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离开上海江苏省委，到中央苏区接替滕代远同志任三军团政委，章汉夫同志接替我在江苏省委的工作。不久，少奇同志也到中央苏区来了，博古、洛甫、陈云等同志早于我们都来了。我们和凯丰等住叶坪，少奇同志住瑞金城里，当时他任苏区总工会主席，每次中央开会，他都参加。苏区工会工作怎么搞的，我不大清楚，因为上前方打仗去了。听说少奇同志在苏区的工会工作中，提出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的问题。他指出，在红色地区，人民革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劳苦农民已经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起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因此，在红色政权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工作的工人，职员们，已经不再是为剥削阶级，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劳动。这种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就要求所有工人职员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要爱护自己的工厂企业，要自觉遵守和维护劳动纪律，要把自己所有的技能和天才贡献出来。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红色政权里的工厂企业工人职员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开展了生产竞赛、义务劳动、生产突击队、增加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支援了红军的斗争，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个阶段少奇同志在工会工作方面也是有很多建树的。

## 长征时期的少奇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少奇同志是跟中央纵队走的。遵义会议，他参加了。在会上有没有讲话，我记不得了。他拥护毛主席那是肯定的。但他不是主席在会上争取的主要对象，那时主要的争取对象是王稼祥、周总理，然后是张闻天。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作报告，报告是主席起草，由张闻天念的。

　　红军渡金沙江前后，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那时袁牢骚满腹，中央对他不满意，就派少奇同志来当政治部主任。这一段，因为红军到长江（金沙江？）后，原定要四方面军过江与红军汇合，但张国焘不仅不过江，反而西进，使敌军无后顾之忧，大举围追我军。为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尾追堵截，毛主席指挥红军进行大迂回，白天黑夜不停地走路，爬山，弄得干部战士非常疲惫，干部战士对中央意图又不明确，由此牢骚很多。三军团也是这样。少奇同志来三军团后，发现部队这种思想状态，就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把材料给彭德怀同志看，彭不看，还批评了刘。后来他把材料送到中央。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就批评了彭，当然也批评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央。主席批评黄克诚更尖锐，说他下到支部，上到中央，都骂娘。少奇同志参加会理会议没有，我记不得了，他在遵义会议后，对中央是绝对服从的。他来三军团后，开了一个干部大会，强调要遵守纪律、制度，听从中央指挥。后来过草地，少奇同志就又跟中央走了。其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是同张国焘作斗争。毛儿盖会议，叫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根本不到会。会议开得很特别。主席在这里开会，然后由周总理到张国焘那里传达，张有什么意见，再由总理带回来报告主席。同四方面军会合，主席就同张国焘发生矛盾（两河口会议）张国焘要西进，主席要北上。博古挖苦张国焘说，西进等于麻雀飞进阴沟里一样。张国焘听后很生气。主席就批评博古说，“你讲这个话干什么呢？”主席说，主要是设法拖着张北上，不要讲这种挖苦话。当时张闻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陈昌浩一看就拍起桌子大骂。主席也批评张闻天说，你完全是个书生，写这东西干什么？那时主席很慎重。按照当时情况和少奇同志的一贯表现，他完全站在主席一边那是没问题的。究竟他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就不很清楚了。毛儿盖会议中央是作了大的妥协的。第一，张国焘当红军总政治委员，原来总政委是周恩来，等于把兵权全交给了他；第二，要陈昌浩当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代的，因为王稼祥同志不能坚持工作。这样就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权全交给张国焘了。第三，为了北上，让徐向前当前敌总指挥，陈昌浩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前敌副总指挥。这样，把兵权也交给张国焘了。所以说，毛儿盖会议是中央作了妥协让步的。后来我听主席说，他们还提出要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席说现在不行，把他挡住了。我还听主席讲过，那时主席同张国焘谈过要他做党的总书记，张国焘怎么回答呢？他说，那个让洛甫去搞，搞那个没什么意思。可见张国焘这个人抓兵权是抓得最厉害的。由于大大地让步了，才有右路军北上，由陈昌浩指挥，主席就跟着去了。朱老总就到左路军同张国焘走。开始张国焘答应北上，后来他就不北上了，南下了，说什么河水涨了过不去，什么马家骑兵很厉害，还说什么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打不出去等等。张国焘还想要主席都南下。主席就打电报给张说不行，还是要北上。张看到说服不了主席，就打个电报给陈昌浩，要他挟持主席南下。当时叶剑英在前敌总指挥部当参谋长，叶帅看了电报，马上去报告主席，立了大功。事情也有很大偶然性，恰好这一天陈昌浩和徐向前到李先念部队去了，隔几十里路，没有回来。李先念是三十军政治委员，他已经跟我们北上了。四方面军有两个军跟我们北上，一个是卅军，一个是四十军。我们是一、三军团，我们整个都改成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进鄂豫皖，后来退到川陕苏区，向中央汇合时，四方面军大概有五六万人，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万多人，中央红军出发时，有三万八千人，到过草地时，只剩下万把人了，所以他当然看不起我们。他们走的路程短，而且走川陕坝子，有的是土豪劣绅打；我们走了十个多月，每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衣服也破破烂烂，他们当然看不起我们，而且想吞并我们。少奇同志同张国焘比较熟，在汉口做工会工作时就很熟悉了。按照长征当时情况，少奇同志反对张国焘那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右路军又分家了，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又南下了。我们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了隐蔽主席活动，我们就叫“陕甘支队”，出布告就是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实际上是主席指挥。出了草地，就决定我离开三军团了，因为三军团没有多少人了，李富春也去了，就要我回去作政治部主任，那时叫“支队政治部”，“总政治部”的名义不敢用，因为王稼祥还在那里。少奇同志就到了我们支队部门地方工作部当部长。从出腊子口，一直到陕北瓦窑堡会议之前这一段，他是当支队地方工作部的部长。刘晓那个时候在他的下面当干事。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无非是打土豪，搞些东西。回民政策就是他搞的，如不准进清真寺，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等，都是他搞的。他手下还有罗迈。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地方工作部大得很，重要人物很多，如刘少奇、李维汉、何凯丰、陆定一、徐特立，都在地方工作部，还有贾拓夫、汪锋、张德生、刘晓、廖志高也都在那里。地方工作部庞大得很，实际上是中央的地方工作团。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如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等，如天宝跟着我们走，就归他们训练。这一段，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通过回民区，遵守回民习惯，如杀鸡也要请阿弥念经，当时对少数民族有很多规定，可能还找得到。

　　我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瓦窑堡会议以后就上前方了。我走时少奇同志还在中央，他何时去前方的，我就不很清楚了。

　　长征这一段，我的印象，少奇同志做群众工作是很有经验的，同群众关系也是很好的。

## 绘声绘色的华北时期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决定我去中共中央北方局任书记。我于八月间到达太原，那时少奇同志早已是党中央派驻北方局的代表。据我所知，少奇同志是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被派到华北做党中央代表的。中央给他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在华北的情形怎样呢？少奇同志认为，华北在大革命失败后九年的反动时期中，保存下来的东西仅仅是党的旗帜和坚持了斗争。党的组织，除河北省委、若干城市和农村还有一点地方组织和几十个中下级干部外，基本上都被破坏。没有保存下来。而仅存的一些组织和干部，仍然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着。“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在战略上否定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在策略上否定不利条件下的防御、退却，仍然统治着这些同志的思想。因此，少奇同志开展白区工作，仍需花很大精力继续反对、克服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在抗战爆发以后，全党的总口号已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华北党的任务就是动员群众，准备力量，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华北沦陷以后，少奇同志和北方局进一步提出了准备独立坚持华北抗战，要广泛准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成为数十万兵力的强大集团军，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有少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这些同志认为，华北不致全部沦陷，因此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到数十万人不仅做不到，做到了也会刺激国民党，会引起统一战线大破裂，因此，在华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是不能允许的。显然，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右倾的错误观点。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进逼太原，太原危急时，少奇同志在北方局更明确地提出，华北今后的抗战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党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并且提出用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地下党时期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贯彻上述方针，取得了优异成果，不到几个月时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溃后起而代之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配合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统治华北的腐败政权在日军进攻下完全崩溃了起而代之的是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华北党在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华北和各地的党组织已经基本恢复，北平和天津两市的党组织和工作大大加强。建立了山东、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华南、华中若干组织。华北的党员已达五千多人。所有这些证明，华北大部地区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积极努力、英勇奋战外，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坚决地、创造性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华北的具体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的错误，并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分不开的。少奇同志在总结华北华中六年敌后工作经验时曾说过：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这是因为历史总是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发展所决定的。人们主观上总想走直线，而客观上总是走着曲折的路。这是客观规律，人们应当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因此，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就要提出前进的革命口号，要大刀阔斧地斗争和工作，以推动历史前进。在革命处在退潮和低落时期，就要善于实行巧妙的退却，采取荫蔽方式，保存和积聚力量，以麻痹和懈怠敌人，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再大踏步前进。少奇同志在华北时期的工作正是这样。少奇同志在华北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

　　下面再谈些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临汾的时候，开办过一个党员训练班，后来的省委书记中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训练班出来的，由少奇同志讲课。还办过一个学兵队，他不便于出面，就由我讲课。聂老总的夫人张瑞华、马国瑞，还有李菁玉等都是那个学兵队里的。做这些工作，都由彭雪峰办的那个第八路军办事处作掩护。少奇同志讲课的内容，主要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策略等问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就是要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问题上，他同恩来同志争论得很激烈。当时，恩来同志的思想是只限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主张只用阎锡山的政权。少奇同志认为，他们的政权已经垮了，我们已经有条件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什么不去建立呢？

　　抗日战争初期，组织了一个战地动员委员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住在汾阳，南汉宸也在那里工作。薄一波在组织新军。少奇同志都是极力支持的。那时候他是党中央在北方局的代表，我是北方局的书记，他虽然对北方局的工作不作具体决定，而由我作决定，但实际上我还是要最后请示他决定。北方局在天津的时候，他就派了很多干部到南方工作，例如派周小舟到南京去同国民党接洽，派黎玉到山东，派刘子久到河南等。抗日爆发以后就同南方割断了联系，但河南还在归他指导。后来北方局的工作范围除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外，还有山东，山东那时还没有开辟抗日根据地，还有河南，在那里做卫立煌的工作。卫立煌是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介绍入党的（直到现在因卫已死了，也未公开过），那时他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住在陕西米脂，并经毛主席同意了的，是个秘密党员。后来卫从外国回来还对主席说过他这个党员不成样子。主席说，你立了很大的功，你把蒋介石搞垮了。那次主席同卫谈话我也去了，故卫同我也不熟。

　　少奇同志在北平、天津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如他同张东荪、许德珩的关系很好，通过他们打通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那时他的代名有“KV”、陶尚行、胡服，公开刊物上用陶尚行，在党内写文章就用“KV”。他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的。我在北方局(1937.8  月到太原，1940年返回延安)时，看见他写过不少东西，还在邹韬奋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对当时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还发表过意见。文革中有人写文章批评他是打击鲁迅的，其实他是支持鲁迅的。这个时期，少奇同志给我一个很突出、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少奇同志在华北那一段时期的工作是有声有色的。

　　“一二九”运动可以分为两段。起初一段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几个党员在里头参加起作用。第二段是运动起来以后，党积极在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从准备、开始，黄敬同志就在那里，还有徐冰同志，他们是第一代。李昌、蒋南翔可能属于第二代的。少奇那时同蒋南翔争得很激烈。他一直认为蒋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少奇同志在华北这一段，也有一些人反对他，其中例如象柯庆施、李菁玉。据我的记忆，一九三七年五月在苏区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了一次白区工作座谈会，柯庆施没有来，瞧不起他，叫他老“右”，又叫“老机”。这个帽子还是从莫斯科职工国际带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组织部的一个小房子里开会，开了一整天，大家都坐小凳子，一些人指着他骂“老右”，他神态自若。有一次讨论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那封信时，毛主席出席了，政治局的同志基本都参加，是在陈云同志那里开的。当时反对他那封信的，有博古、张闻天、何凯丰，还有在白区工作的什么人。毛主席是支持少奇同志的，认为他的信，在白区工作问题上是给党作了一个总结。那次，我也到会了。少奇同志那一次谈得慷慨激昂。那次会议，多数人都发言了，我记得结果是部分人反对基本上是肯定、赞成那封信的。康生那个时候好象还未从苏联回来，他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六中全会才回来的。康生那个时候对少奇同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饶漱石也是很吹捧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也器重他，早在上海总工会时就看重了饶漱石有才，少奇同志是很爱才的，但后来他又上了饶漱石的当。

## 严肃而艰苦朴素的作风

　　进了北京以后，少奇同志同干部和群众有些疏远，有些令人可敬而不可亲了。他住在中南海，就很少同其他干部打招呼了，就算在路上碰上你，你不同他打招呼，他也不主动同你打招呼，这种作风他是在西北坡土地会议以后开始转变的。在土地会议时候还好，经常还同警卫员服务员玩玩扑克。

　　少奇同志在生活作风上是严肃的，艰苦朴素的。虽然他也离过婚，但他是很严谨的，不搞什么鬼名堂。如何宝珍牺牲后，他同一个广东人结了婚，这个人在山西太原、临汾的时候，经常同少奇同志打闹，闹得不得了时，少奇同志要我去帮他解决，我找她谈话，她就说，我是个工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骗了我，我比他优越。就是这样胡闹。闹得不行，就同她离婚了。到新四军后，少奇同志才同王前结婚。到延安后，王前的作风不成样子，乱来，少奇同志还是忍耐呀，连邓大姐都劝少奇说：你索性同她离婚算了，他却不同意。最后没有办法了，少奇同志只好同王前离婚。当时在延安，老干部离婚，不管有理无理，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情的，但少奇同志这次离婚，包括老大姐在内都是同情他的。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识了王光美。王光美是在延安撤退之前到延安的，那时他在外事小组，在王炳南那里，我是外事小组长。所以少奇同志在生活上是很严肃的。文革中，王前攻少奇同志那些材料，都是瞎扯。有一个例子，王前通过聂元梓送一个材料说，少奇同志吞了党的金器。根本没有这回事。少奇同志到北方局的时候，中央是给了他一些金器作为组织活动费，开始由他保管，后来在太原时，他就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回到延安就上缴了。王前可能知道这回事，但在她同少奇同志结婚之前，这笔金器已交给我了。少奇同志在生活问题上是很严肃的，所以后来一九六四年“四清”他抬举王光美时，我曾问他：你过去不是对自己的夫人管得很严的吗，为什么现在把王光美捧得这样呢？他说，那有什么法子，她有经验，我们没有经验（指桃园经验）。薄一波同志也曾向少奇同志提过类似的意见。我们都是从爱护少奇同志出发的。当然，王光美同志一向表现还是不错的，同江青完全不一样，江青那完全是招摇撞骗。说王光美是特务，根本没有那回事。王光美同志来延安是通过她的哥哥王士光同志介绍的。王士光同志早就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搞无线电工作。那时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聂老总，住在张家口，叶剑英同志的执行部要进北平，要找个年轻一些的翻译，王士光就说他的妹妹在燕京大学读书，英语不错，可以吸收。同时，王光美家里的人认识徐冰同志的大哥徐向亭，是北京法律界有名的人，因此，徐冰同志也认识王光美，这样王光美就进了北平执行部。这段历史，她在延安时我审查过了的，后来徐冰同志等也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太原失陷。我们从太原退出来时，少奇同志有很严重的胃病，我们住在留村，没有人给他做饭了，很可怜，他就自己买些红、白罗卜，买一点点馍，放在茶缸子里煨在火盆上，一天熬一次二次吃。他那个广东老婆根本就不理他，一点也不照顾他。我那个时候管钱，还有好几十万法币，如果少奇同志向我开个口，我一定会给他些钱，但是他从未向我提出，而是按中央规定每月领五块钱。

　　在文化革命中，我看到曾有人写文章批判少奇同志在上海过着地主般的生活，说什么住洋楼，请娘姨，穿长袍马褂。这种说法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经常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我记得少奇同志在上海是住在一个五金店的楼上，没有楼梯，上去时就临时搬一个梯子，楼梯口用门板盖着，上去时就把板子推开。住在那样的地方当然要请个娘姨，不然发生情况就应付不过去。这事只有康生知道，我相信发表这种文章，只会是康生搞的鬼。其实康生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才是乌七八糟的样子。据我知道，少奇同志家里的生活很俭朴的，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平时吃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的菜稍为好一点，小孩就完全是一般伙食标准，全家都吃得不怎么好。后来一段，少奇同志还和我一样在小食堂吃饭。全家十口人包括厨师在内，每月200元钱，包伙吃。晚上吃夜餐。他都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吃了公家的夜餐，曾批评田畴，说我有钱，夜餐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要吃公家的？你给我把夜餐费的单子开出来。田畴一算，好几年的夜餐费加在一起，共一千多块钱，全由少奇同志自己支付了。过去他对王光美要求也很严格，王光美出国要做衣服，少奇同志都叫她来请示我。我当然是请她请示外交部，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去做衣服。那时，少奇同志还要王光美同志每两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她自己工作、思想等情况，后来我说你就不要专门来向我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