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

　　今天讲一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也就是四清和五反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生产、培养接班人、准备战争、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当前各项工作最中心的工作。抓住了这一环，把这一环搞好了，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搞好了，其他各方面工作都会好，就会象毛主席所讲的“全中国就要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种局面一形成，就会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对国际的贡献就会更大。

　　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要讲这个问题呢？最近我到几个省跑了一下，到了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遇到这几个省开三级干部会，并看了这几个省的会议简报，他们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从简报上和地市委书记的汇报中成到他们的发言是很一致的，没有深入下去，讲不出什么名堂，讲不出什么经验。可以说这几个省没有一个象样的从头到尾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材料不少，但都是一些统计数字，什么搞得好的百分之几，一般的百分之几，不好的百分之几，那么一些东西。我一听那些发言，就听出他们是未下去过的，他们自己未搞过，是听别人讲的，根据别人讲话，根据别人汇报、表报或统计而搞的那么一篇。因此在这几个省一问到底省、地、市、县负责同志下去蹲点了没有？都答下去过。他们下去开过三级干部会，或者下到点上安排安排又回来了，过个把月下去听一听汇报，走一走又回来了。江渭清同志说，我们过去下去蹲点是蜻蜓点水式的蹲点。那实际上没有蹲点。

　　我昨天翻了一下你们送来的材料，你们第一批不是搞得比较好的吗？群众送了一句话，说是多、大、狠的工作队。这倒是句好话，就是说，来的干部多、大，搞得狠。但是时间搞的太短了，问题没有搞深搞透。而且第一批主要是开三级干部会的经验，发动群众、扎根串连的经验看不大到。扎根串连，也是公社党委、支部书记去扎根的。这些经验是不完整的，是片断的。昨天跟省委的同志谈，问他们下去蹲过点没有（张平化：下去了，就是下去的时间短了，连续搞过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没有）。下去三个月也好。地县委的同志有下去蹲点的吗？（张平化：不是多数，少数同志蹲得比较好。）靠什么来领导工作？就是靠听汇报，人家来汇报，自己下去听汇报，靠看表报，看人家估计的数字来领导工作嘛！根据估计、表报来干事情，来下决心、作指示，这样来领导工作。我也看了军队的材料，军队蹲点比较好些。军队干部下去两个月，找战士谈话，开干部会，闹清有什么问题，然后解决什么问题，军队干部蹲点比地方干部是好一点。军队比地方简单得多，可是搞好一个连队也不容易，在一个连队，讲起活思想来也有各种矛盾，有些问题也不好解决，也有老大难的问题。

　　靠听汇报、看表报来领导工作，可以说从中央、省委、县委以至区委、公社都如此。我以为公社干部蹲点可能蹲得好一些，其实并不如此。公社干部到大队、生产队转一下，找会填表的会计、秘书填一张表，搞一顿吃的就走了。听说如此。比较好的基层干部下去，除了跟基层干部谈话、填表之外，还找农民谈一谈，不吃饭，也是拿一张表就走了。因此，公社也不了解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对于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活思想，群众想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他都不清楚，他也不听。

　　公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区委听公社的汇报，县委听区委的汇报，地委听县委的汇报，省委当然听地委的汇报，中央听你们的汇报，整个党，整个政府就这样来领导工作，这样下决心，下指示，危险得很。如果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看我们要灭亡。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表是他们填的，汇报是他那里来的。什么我们中央领导他们，还不是他们领导我们，他们说怎样就怎样，说好就好，说坏就坏。也跟我第一次到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一样。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跑到上海，又跑回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这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州，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别的人都躲起来了，那时李立三在那里，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叫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在那里领导我，那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啰，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二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我看我们现在，不是省、地、县、中央去领导基层，而是基层在领导省、地、县和中央，你们相不相信？实际上是。当然，也有一些综合，有一些也没有听的。汇报和表报有些是不可靠的，他们在汇报的时候，恰恰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不告诉我们，不汇报。象白银厂那样的问题，他汇不汇报？他都不汇报的。表报，更不可靠。有一个地方，会还没有开，就把报告写好了往上面送，会议到了多少人，诉苦的有多少，发言的有多少，占百分之几，情况都有。但是会还没有开。谭启龙同志问过他那个农业厅，农业厅有个表要向中央农业部上报，谭启龙同志问厅长，数字是真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谭启龙同志说，既然是假的，为什么还上报？厅长说，农业部要哇！一个是农业部要，这是一个问题，要的不好，应当检讨。一个是假的也报，也不好，假的就不报嘛！宁愿受不了解情况的责备，说我不了解情况，不要受作假报告的责备。中央的许多会议，也是靠听汇报来了解情况、决定政策，而不是靠领导同志去蹲点，取得经验，然后再来开会推广。而且会前毫无把握，就把全国的几百人都找来，大家汇报，根据各地的汇报来起草文件，发指示，我看，这个办法也不好。

　　从大跃进以后，由于大跃进中发生了缺点错误，而且相当长的时期不能发现、改正，人民受到了一些损失。毛主席有鉴于此，就提出各级干部都要蹲点，这个问题他已经提了几年了，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只要负责干部下去一蹲点都会发现是假的。例如河南省的麦子亩产七千斤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查，如果有人去查，中央、省委的负责同志，下去住几个月了解情况，就会马上搞清楚的。自己没有去查，问一问省委，省委问一问县委，县委说是真的，我们也说是真的，长期相信，其实是假的。一九四七年土改的时候，毛主席要负责干部亲自解剖一个麻雀。只要亲自解剖一个麻雀，搞一个乡的土改，而且搞好了就有经验了，就能领导一般了。毛主席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解剖麻雀的问题，大跃进以后又提出负责干部要蹲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许多同志没有照毛主席讲的这些指示真正去作。这几年没有真蹲下去，讲是讲了要蹲点，没有蹲下去。没有蹲下去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最重要的情况在汇报中、简报中是看不到的，或者数字是假的。所以我们不了解情况，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是各级干部的呼声。表报数字甚至是假的，不可靠的。连两个最基本的数字也靠不住，土地是越报越少，人口是越报越多。这两个数字就不可信。我建议你们以后写报告的时候加上“据说”两个字，“据说”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你没有查过嘛！不然你也深信不疑，别人也深信不疑。我看大体是有很多不可靠的。这两个基本数字都不可靠，其他的数字有多少可靠的！

　　既然表报不可靠，数字有些是假的，如何把表报减少一些，这个问题还未解决。请省委讨论一下，不要那些假数字的表报，宁愿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好自己下去调查，反而有好处。那些假表报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是不是以后发表报的时候统一由一个人负责签字，那些发那些不发，不该发的到签字人那里就卡住不往下面发了。没有签字的表报下面一律不填。行不行？

　　我再强调一下毛主席提出的负责干部蹲点的问题。没有下去，或者没有蹲好的，非补课不行。趁这次搞社会主义教育，负责干部都去解剖麻雀。农村四清，城市的五反，你都没有经验，你怎么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呢？因此，除非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省地县各级的其他负责同志，都要分期分批地下去搞两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搞两个工厂的五反。为什么说只要你们搞两个大队不搞两个公社呢？因为搞两个公社不行，又是只能听汇报，跟坐机关一样，还是要别人来汇报。就是去搞一个大队也有汇报，一个大队也有几个小队，也听小队汇报，但自己可以搞一个小队，可以扎根串连，可以开贫下中农会，可以找人谈谈话，可以找好的人谈谈话，也可以找有严重问题的人谈话。所以只能搞一个大队，不能搞一个公社，搞一个公社跟你们坐在县委机关、省委机关一样，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要搞两个大队呢？就是搞两期，准备有一期搞不好，准备失败一次，还有一次不失败，胜利了，成功了。一个大队至少要五个月或者六个月，工作才能做得细，才能搞清问题，解决问题。从训练工作队到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召开贫下中农会，发动群众，搞好干部中的四清，搞好对敌斗争，搞好六十条、四十条，搞好干部参加劳动，整党、登记党员、发展党员，一直搞完，直到形成一个新作风新面貌，欣欣向荣。恐怕时间短了不行，搞不细。有强的工作队，恐怕少也得五个月，或者六个月。工厂恐怕也是这样，需要的时间也不会少。蹲点搞五反也要搞两个工厂，也是准备失败一次。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这是新的事情，没有经验是可以学会的，只要认真去搞，象毛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上说的那样去搞，问题也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是你没有真正认真去搞，负责干部没下去，所以问题就好象很难解决，几年解决不了，其实不是那样的。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当然也包括中央，除年老体衰有病的以外，其余的人都分期分批下去，搞两个大队或者两个工厂，以便于取得直接经验，来领导一般，领导整个运动。你们自己不亲自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运动。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负责同志来讲非常重要。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罗！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作了，其他厅局长、中央的部长、司局长，我看也作不下去了。因为你一个大队都搞不好，你还作什么省委书记咧！作什么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咧！作什么中央委员咧！一个工厂的革命你都搞不好，还有什么资格作什么市委书记、市长咧！这很明白嘛！

　　为什么说不下去蹲点就不能作领导工作？原因就是因为现在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改、合作化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运动的意义，中央文件上有，你们也常常这样讲：这是一次空前的大革命，比土地改革要复杂得多，的确如此。既然是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运动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的大革命，领导同志就得亲自出马，去参加斗争。现在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了，阶级斗争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的形势新的特点。仅仅靠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了，只有老经验来领导今天的革命不够了。用过去打游击、支前、土改的那一套经验来搞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了。那个经验不能领导现在的革命，也不能领导今后的革命。所以你不下去蹲点，就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

　　过去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也有成绩，在某方面来讲，成绩也是很显著的，我看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有好的影响。某些地方、某些单位，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恐怕那些问题基本解决了的单位很少，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有，但是还有许多是搞得不深不透的，甚至有些没有搞开，根本没有搞开。邓小平最近到东北走了一趟，看了一些工厂，他说工厂五反也起了煞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有利。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还没有入门，还在门框外面。五反还没有入门，农村四清恐怕也有些是如此，没有入门。

　　你们这里第一批派出的工作队相当强，以后派的就弱些。对工作队有很多限制，限制不能搞这样，不能搞那样，限制太多。这表现我们对于这场大革命重视不够，表现轻视藐视。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嘛！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战胜修正主义的，但是要了解我们没经验，战胜修正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有的，列宁就有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也有了，出了赫鲁晓夫、铁托，东欧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现在那里有呀？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个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因为这个事情没有经验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应当说马列主义能战胜修正主义，但是由于没有经验，还可能出修正主义。我们和修正主义还要打几次大仗。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一个什么修正主义，他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我看不容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往山上跑，那个时候我也劝你们都往山上跑，修正主义是统一不了的。我们是马列主义，他是修正主义，总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打败仗，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都看不清楚，你们还说他是好干部，说他汇报得好，表填得好，招待你吃饭也吃得好，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咧！他的确又是贫下中农，不是假的，可是后面有地富反坏，搞不清楚，你就被他们骗了。我说打了败仗，是这样打的，被他们骗倒了，他们在那里庆祝胜利，而你们不是胜利者。虽然我们失败了一次，不要紧，不要气馁，还可以战胜的。

　　现在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就是讲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在过去十五年的多次的运动中，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方式摸熟了，知道我们那一套，你们工作队是怎么下乡，下乡后又爱听什么话，而你们又急急于想回城里去，不想在乡下呆久，他都摸得清清楚楚。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对我们斗争的方式，而我们的方式没有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现在他不拿枪了，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看得很清楚，而现在看不清楚了，他们隐蔽起来了，他站到后面去了，他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前面出面的是他们的代理人，不是他自己。我们的口号政策他都利用，而且利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苏联在一次白党的暴动中，白党曾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借此大作文章，他说白党、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他都可以容忍，他只不容许布尔什维京。而现在的白党可不是那时的白党，他们不仅能容忍苏维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容忍，社会主义他也容忍。凡是我们提出的政策，口号他都“拥护”。但是，内容他另搞一套。这就是敌人新的斗争的方式。现在的敌人同我们斗争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这是他们的主要方式。我们从前不是用过两面政权嘛！那是革命的两面政权。而他们现在也搞两面政权，那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对付我们的。我们有些基层组织原来就是阶级敌人把持的，不少地区的土改不彻底，或者基本上没有土改，地主、富农的统治至今维持着。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了，改换面貌，把持着领导。有些单位原来的领导人是我们的，但是被敌人拉下水，成为敌人的代理人。这件事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的不少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甚至有公社、区、县的干部，很容易被敌人收买。有的就是几包烟、几斤肉、几斤油、请吃两顿饭，屁股就坐到那边去了，向我们说假话了。所以毛主席说，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到过几个省，开始有许多同志是怀疑的，不相信，我觉得你要怀疑，完全可以怀疑。但是，你怀疑，有什么证据？你查过没有？没有查过。主席之所说这个话，他是有根据的。要查清楚，实事求是，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就是在我们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就是不在我们手里。有多少算多少，少于三分之一我也不反对。我看，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当然，有些地方少些，有些地方多些，不管多少，必须实事求是。农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跟敌人搞在一起，反共、反人民。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他有严重问题，他那么放心？他不放心，他要向上级机关找一个保护人，找靠山，要到上边找根子，找保护人、代理人。也就是找上层建筑来保护。大体上是这样的：科员如果不拉科长下水，他是不敢大搞乱搞的；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一个部长要大搞乱搞，就要拉市长、书记下水。生产队也一样。生产队长不拉大队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长不拉公社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不拉区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区委不拉县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县委下了水，他就要向地委、省委、中央找保护人。恐怕这是一个规律，这是敌人向我们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我们上面有一些人，上了当，就作了他的根子、做了他的保护人或代理人，替他辩护。所以在农村四清的时候，四清完了，向群众讲四不清的根子，根子在那里？我们工作队的人还不了解这个根子，他就说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告诉我，他说，不仅我们下面有根子，你们上面也有根子。我听了这个话，就很注意，很留心。“朝里有奸臣”，“朝中无人莫作官”，朝里没人，没有保护人，他是不敢大搞乱搞的。办坏事，贪污盗窃以及投机倒把等事情，反动的事情，他既已搞了，而且长期不能发现，势必是上边有人保护，大体都是上边有根子。严重问题又长期不能解决，不能发现，总同上边的人有关系，不是所有的人，是同某些人有关系。你只要去找，就会找出来。你们常宁县不是烂了吗？只一个常宁县，上面就没有人啦？我就不相信。你查清楚确实没有，我才相信。没有查就说只是一个常宁县烂了，其他无关，那我不相信。上面的根子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清醒的，糊里糊涂。他出身不错，过去对革命有功，打过游击，他汇报也汇报得很好，表报也填得很好，很听话。你去了他招呼得很好，又吃了，又送了礼，就认为是好干部。总之，不清醒，糊里糊涂，官僚主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有意包庇坏人坏事。上边的人知道他不好，做了坏事，包庇他，他得了点好处的，送了礼，受了贿，跟他是一邦。所以我说，敌人已经改变了跟我们斗争的方式，敌人已经变成很聪明、很狡猾，而我们是用老眼光、老办法对付他们，这样就斗不过他们，在斗争面前我们失败了。过去我们也搞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对付汉奸，对付国民党。我们用这一套，日本人对付不了我们，国民党也对付不了我们。现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是很会搞合法斗争的，很会搞两面政权的，比我们过去做得更好。而我们的干部就没有学会反对两面政权的方法，如何跟敌人进行斗争，如何跟反革命两面政权作斗争。这个经验没有学会，全党没有学会，甚至于没有引起注意，没有留心，熟视无睹。

　　由于敌人的斗争方式改变了，所以中央、省、地、县当然还有区委、公社党委的负责同志如果不去真正的蹲点，不去取得今天的革命斗争经验，就不能在中央、省、地、县机关作领导工作，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斗争了，领导不了啦！但是，只要蹲下去搞两个大队、搞两个工厂就行了，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我们到底还是老革命嘛！搞两次，就行了，不会的事情，搞二次就行了。如果不去搞，别人蹲了点，真正从头到尾搞了，而且搞好了，那他就超过了你们，他们知识比你们多。如果他也搞得不好，他就向你汇报，你也听不出，他骗你，你也不晓得他骗你，他向你汇报说是要开除某某人，要奖励某某人，你也不好下决心，或者是决心下错了。现在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不是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吗？现在，在许多情形下，召集基层干部或贫下中农开两天座谈会，他就把情况告诉你，那样行不行呢？能不能够调查得真实情况呢？调查不了。中央调查组在长沙天华大队调查了一个月，写了一本调查材料，我都看了，省委也介绍说是一个模范大队，要我去。结果，那些调查材料大部分是假的。我也只在那里住了十八天，也没有把情况完全调查清楚，只是发现问题，仅仅发现问题，至于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解决问题，交给了你们长沙县县长李满城去搞，后来搞得怎么样，我就不大清楚了。现在仍然按中央调查组那样的调查方式，不行了。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他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告诉你，或者告诉的是假的，贫下中农和工人也不能无顾虑地和你们谈话，是不是你开调查会他就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不会的。现在，在许多情形下，真正作调查研究，常常要在四清五反的革命斗争中，才能调查清楚。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去认识客观世界。你把一个不好的大队搞好，四清、对敌斗争搞好，干部参加劳动了，整党搞好了，贯彻了六十条，四十条等等，局面改变了，最后对这个大队的情况才算调查了解清楚了。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认识客观世界，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实践中来认识。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负责同志要真正蹲下去，要蹲点。不认真蹲点，不认真在那个地方搞革命，你就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就搞不清楚情况。

　　负责同志蹲点为什么蹲不下去？有许多人讲了许多原因。说是一般领导工作离不开，上面会议多。这两点提得最多，我看这两个理由以及其他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我看原因就是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看不到如果不蹲点，不真正蹲下去，就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了，就不能做省委书记，不能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了。这个意义他不了解。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口里说是一场大革命，实际上就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大革命，自己就不上前线嘛！自己又不懂又不上前线。

　　山东省的同志在讨论中间，他们讲了一点老实话，说实际上不蹲点就是怕艰苦。蹲点比到这里走一走，那里看一看，谈一谈，吃一顿要困难些。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住在乡下，苦一些。恐怕这是老实话。怕艰苦这是不对的，山东的同志说，怕艰苦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说我们这些人正在和平演变。又有人讲，和平演变舒舒服服，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又有吃的，又有穿的，甚至还有女人。真要搞革命，作个革命者，又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检讨，又要思想斗争，实在痛苦得很。作个革命家很“痛苦”！而和平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是舒舒服服。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是他们的干部，怕艰苦、图舒服，不是我们所应当有的。超过无产阶级，超过劳动人民，跟他们不一样，我看，我们就开始脱离群众了，脱离无产阶级，脱离贫下中农，脱离劳动人民。

　　总之，我们的领导方法成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不是革命的领导方法。必须使我们的领导同志革命化，领导机关革命化。中央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写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般号召要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而蹲点就是个别指导，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以便于进行一般号召。你不去蹲点，没有个别指导，不在个别单位取得经验，就去搞一般号召。结果你就只有一般号召，是不行的。所以，不蹲点，这就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不只是这一次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要蹲点，而且每一项新的工作，都要蹲点，改变领导方法。因为没有经验嘛！不止是我们没有经验，全党没有经验，有什么办法咧！我们去解剖一两个麻雀就有经验了嘛！这就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确实解决问题，而且是解决得快，不是慢。

　　其他许多同志提出的不能蹲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什么面上的工作离不开，上面又要开会，等等。要讲起来，确有其事，一般工作紧得很，无非就是填表报、听汇报，上边开会也无非是听汇报，也是那么一套。搞那一套，比搞蹲点那样重要呢？蹲点比面上工作，比搞表报、听汇报重要得多。而且那些面上工作，经常工作要别人招呼一下就行了。总之这些理由都有事实，但是，都不能成为不蹲点的理由。许多同志生病也生得，学习也学习得，甚至于死也死得，独只蹲点就蹲不得，这有什么道理？我看没有道理。等于你离职学习、离职休养一样，而蹲点是进最好的党校。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没有写完，本来还有两章要写，还有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一九○五年的革命的经验，后来因为十月革命的事情就耽搁了。列宁说，耽搁得好，与其写文章来论革命，不如作革命更有意义。你们现在与其在党校翻书本、学革命，不如自己去作革命，比进党校重要。我看也是一种休养，办公室坐久了实在不好，坐久了要生病，不如下去到革命斗争中去学习革命。

　　取得今天革命斗争的经验，不只今天有用。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几十年。如果说还有点用，就是现在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的，需要我们去补补课。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不只今天有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都用得着的。所以，我们各级的负责同志要取得直接经验。不是只这次蹲点就够了，以后几十年就不要蹲点了？以后还要蹲点。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除了负责干部蹲点以外，还要组织专业队。负责干部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这是一般的，这是至少的，至于专业队就不只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而是搞多少年，要搞七八上十回十几回。此外，还有参加工作队锻炼的，要参加两期，参加一期太少了，参加一期就走了，下一期又都是新手，应该轮换参加两期，每期都有新的老的，还有专业队，这样结合起来。这样每一批工作队中，有参加过一批的，有没有参加过的，这样的工作队就强了。而且专业队要有负责干部率领。负责干部下去蹲点，工作队才会强。如果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干部自己不下去，只是叫一般干部下去，结果工作队很弱。昨天看宁乡工作队的反映，那个工作队就很弱。例如某一公社派八十个人参加工作队，人数是八十个，大部分不是主要干部，而是一般党员凑数。恐怕就是大队支部书记半脱产干部，就这么召集起来组织工作队，我看也不行。因为他们都没有搞四清，要搞过运动的，而且是搞彻底了的，积极分子产生了，跟土改一样，滚雪球的办法。现在的工人、农民与过去不一样，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搞彻底了，搞深、搞透了，就有大批的积极分子产生，有人材。负责干部下去，就是书记下去，部长、局长、厅长都下去，中央也要下来一些，工作队才强。现在没有强的工作队，就打不开局面，斗不赢狡猾的敌人，斗不赢同干部勾结起来的敌人。

　　蹲点对各级负责同志是一种考验。党要考验你们，你们自己也要考验自己。你们以前革命是行的，现在革命到底行不行？你说是行，没有考验，党也不知道，你们现在也不知道，要考验一下。大多数负责干部过去有革命斗争经验，也有群众运动的经验，只要自己舍得干，不怕吃苦，总是比青年好一些，容易学一些，是可以学会的。是不是也还会有少数人考验了，不行的，恐怕也有，考验了不行那也没有办法嘛！你自己也考验了，党也考验了，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嘛！就只好让位，让别人来嘛！还有什么二话可讲。至于你过去有功劳，要优待你一点，那是有规定的。

　　城市的“五反”也应该派工作队，机关的“五反”也要派工作队，看来不派工作队不行，搞不开，搞不好，要由负责干部率领工作队去搞。无论农村或者城市，没有负责干部率领强的工作队去，有始有终地搞，是斗不过那一些有组织的、上下左右都有联系的阶级敌人和坏干部的，是斗不过他们的。

　　此外，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放手发动贫农、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是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的。在农村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及其他农民群众，在城市要放手发动工人以及其他可以团结的群众。这是关键。没有这一条，运动就一定搞不好。现在华北的四清范围扩大了，除了搞经济上的四不清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包括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样一个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大革命，不放手发动群众，是无法搞好的。许多地方的四清、五反，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或者发动群众很不够，因此搞好的很少。一方面说这是一场大革命，另一方面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怎么革命呀？不要说大革命，连小革命也没有！没有群众，就没有革命嘛！既然是一场大革命，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而且要发动得很充分。你们的材料上也有扎根串连，也有发动群众，可是没有看到扎根串连扎错了的。通通扎对了？没有犯过错误？你们也开过全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到会的都是贫农、下中农？是不是也还有假的？这次运动势必要重新审查成分。要扎根串连，要组织阶级队伍。就要把贫农、下中农划出来，地富也要划出来，其他中农也要划出来，都要搞清楚，是不是有搞错的？是不是有冒充的？

　　说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就有许多同志有无穷的忧虑，前怕龙，后怕虎。有几怕，叫做怕妨碍生产，怕和县委、区委、公社的关系搞坏了，怕群众运动过头，怕出乱子，怕产生后遗症，怕纠偏，怕将来平反，怕干部躺倒等等，我看就是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不象一个革命干部，更不能当领导者。凡是不要革命的事情，接受得很快，不打折扣，什么评功摆好，和平四清，和平五反，就喜欢，很合乎他们的需要，不推而开。革命四清，革命五反，就害怕，嗳呀，又搞革命呀！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这个问题，我在庐山会议上讲过一次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热情支持，积极参加，加强领导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讽刺，旁观的态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少同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必须迅速地纠正过来，否则是危险的，不改正过来就不可能领导群众进行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只管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管阶级斗争。而在目前，只要阶级斗争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常常搞不好的。中央冶金部多年来对于白银厂是只搞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多年来生产上不去。最近他们搞了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部搞好，生产就很快上去了。有些同志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常常是搞不好的。中国在很久以前，就有什么实业救国论和教育救国论，但是都救不了中国，中国的实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教育也没发展起来。我们是革命救国论，阶级斗争救国论，结果救了中国，实业也大大发展起来了，教育也大大发展起来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为发展生产服务的。为了发展生产，增产节约，必须首先搞好阶级斗争，也必须搞好科学实验。不能把放手发动群众和搞好阶级斗争认为是妨碍生产的，不能把它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而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才能发展，不然那个地方就浪费，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不起来，生产就上不去。当然，我们搞运动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生产，不要把生产丢了。

　　各级党委，公社党委、区委、县委、地委、市委、省委，一切企业党委，一切党的支部，都必须同上面派去的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把四清、五反搞好，同时把生产搞好，把科学实验搞好。任何党员任何党的组织，如果阻碍工作队发动群众，对工作队发动群众的方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这种事情过去是发生过的，有些省的一些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基层组织三番四次地把工作队赶走。当然也有些工作队是不纯的，这种情况也有。怕搞坏某种关系而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可以依靠公社党委、区委、县委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是行的，有些是不行的。如果它的精神状态就不对，害怕群众运动，依靠它怎么能把运动搞好呢？怎么搞深搞透呢？任何党员，任何党的组织，如果有阻碍群众运动的行为，有阻碍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的行为，都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以至给予纪律处分。只有那个地方的党组织不反对四清、五反，不阻碍发动群众，工作队才可以跟它合作，共同去发动群众。有些地方规定公社党委一定要参加工作队的领导核心，甚至大队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工作组的领导核心，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有些公社党委跟四不清有密切关系，支部书记本人就四不清，让他们参加工作队、工作组的领导核心，你怎么搞，他马上就透露了消息，工作队怎么能把四清搞彻底呀？我看有些公社党委、支部书记不能参加领导核心。是不是可靠的可以参加领导核心呢？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可靠不可靠，查一两个月还查不清楚。当然查清楚了确实可靠的，可以参加。没有查清楚前，不能参加，而且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工作队采取什么策略，要保守秘密。

　　不要怕干部躺倒，怕他们躺倒就不放手发动是不对的。基层干部躺倒，是他们反对工作队，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搞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躺倒就是阶级斗争。躺倒是假的，他绝对没有真正躺倒，而是在积极反抗，开秘密会，反对工作队，反对四清，反对五反，反对发动群众，反对群众揭露他，很积极啊！他们实际上是想继续当干部，口说不当干部是假的。如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不怕他躺倒，群众起来了他也不会躺倒，躺倒了也会起来。不起来的也不要紧，当干部的人多得很，他不革命，别人要革命。

　　我在这里说一下第二个十条这个文件，其中有个缺点，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中央准备改一下。两个十条都在群众中念一念，这样有好处，把政策交给群众和基层干部，让大家放心，不恐慌。但是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要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才执行，做那一条就执行那一条。文件中关于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的问题，没有讲清楚。如果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是好的，可靠的，依靠是对的。但不好的，靠不住的你去依靠他还行吗？还不犯错误？到底可靠不可靠要查清楚。讲查清楚并不容易，要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能查清楚的。同时一开始你总不能说他不可靠，还得说“大概你还可靠”，不过有所保留就是，再慢慢查吧。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是贫下中农，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这就不那么妥当嘛！如果基层组织它本来就是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贫农、下中农也信任它，那么我们依靠它是对的。我们依靠了它，也就是依靠了贫农、下中农。假如基层组织它依靠的是富裕中农，是地富反坏。贫农、下中农的要求和困难，它不解决，而且加以歧视打击，你依靠了它，就脱离了贫农、下中农，只要脱离了贫农、下中农，我们在农村就毫无作为，任何事情都办不好了。有些模范支部，有些三类支部，我看也要查一查。有些模范支部实际上并不模范，有些三类支部实行上并不一定很坏。有些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在四清的时候是不能依靠的，因为你要搞他的四不清嘛，只有在四清搞完以后，他退赔了，改正了错误，这个时候要团结他对敌斗争，就可以依靠了。就是说，要经过一段批评教育斗争以后，再团结他们依靠他们。还有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个十条里而有这么一句话：“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这句话不对，讲反了，要改过来。许多基层干部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弄清情况，经过适当的批评斗争，改正错误，真正退赔了，划清了敌我界限，又真正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他。否则，他跟你是两条心，怎么团结呢？不晓得你们这个地方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退赔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华北有些地方退赔起来并不困难，基层干部前几年弄了不少东西，买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有的养了肥猪有的盖了新房子，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查实了，不冤枉，他把这些东西一卖，上千的一两次也就退清了。总之，退赔要坚决，那些东西不退出来不好，群众一见就恼火，团结群众，发动贫农、下中农就发生困难。有些基层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犯有错误，应该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些基层组织是好的，这些基层组织取得贫下中农与多数群众的拥护，它们是不害怕你去发动群众的，群众发动起来，对他有好处。另有一些基层组织是脱离群众的，那就不能依靠它去发动群众，就必须由工作队直接去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才能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基层组织的活动，工作队不清楚，而工作队的一切行动，基层干部却清清楚楚。有严重问题的基层组织常常有一套办法对付我们，有喂、顶、拖、饿、赶、躺等等。首先是喂，给你好的吃，叫你一下来就搞四不清。所以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与四不清划清界线。生活细节上面有阶级斗争，不要粗心大意。喂不行，就顶，或者拖，或者饿，或者赶，或者躺倒不干。一九六一年春，我在天华大队的时候，彭梅秀就赶我。我刚进去十几天，她就说影响生产。可是中央调查组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两个月，她没有说影响生产，为什么我在那里十几天，就说影响生产了？我知道这是赶我，那不行，我就偏不走。接着她就要赖，骂我刘胡子，说刘胡子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因此她也要把天华大队搞乱。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公安厅长一道，她还要赶，你们下乡下厂搞四清、五反，就不赶你们？如果不赶，或者是因为你特别好，或者是因为他特别好，或者因为你同他一样好。他贪污几百几千是拼了命的，有严重问题的，大体上都是要赶你的，要想尽办法赶你的。

　　因此工作队进村以后，有一段时期还要做秘密工作，工作的部署不能告诉他们。有些地方提出，一切要经过基层组织，这是错误的，对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不适用。工作队当参谋，对有严正问题的地方也不适用。确实证明是好的，那可以，但到底是好是不好的，又一下子搞不清楚。工作队进村以后，不仅基层干部看我们，贫农、下中农也看我们，如果我们工作队的行为不好，大吃大喝，跟基层干部的关系很密切，住在基层干部家里或大队部，还跟他们下棋打扑克，基层干部再在群众中一吹，贫农、下中农一看，是这个样子，有话也不讲了。如果贫农下中农看见你们与基层干部并不密切，看见你们还参加劳动，还找贫农、下中农谈话，就开始有人来找你。开始谈也是秘密的，把你拖到一个偏僻地方，说一点事，而后还要求你替他保守秘密，不要说是他讲的，他怕打击报复，怕穿小鞋。贫农、下中农有秘密工作，基层干部也有秘密工作，唯独我们工作队没有秘密工作，那是斗不赢的。

　　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敢于指着干部鼻子揭露的时候，大概就不怕了。不过在这个时候，群众揭发的材料常常是不完全的，有些只是怀疑，比如只知道你有贪污，但不知道你到底贪污了多少，因此就需要工作队做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一方面群众揭发，另方面工作队派人调查核实。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有人讲假话，说某某人是万字号，某某人是千字号，可能发生一些过火的行为。这个时候，要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调查研究，强调核实，尽可能少发生缺点错误。要切实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防止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那不是真群众运动，开什么万人大会，轰一下，那不要搞。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有一个火候问题，火候掌握得好，就可以少发生缺点错误，少出乱子。群众运动一点乱子不出，一点错误缺点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掌握火候，可以少发生。

　　我们提出这么一个标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革命彻底了，但是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指头，我看这就是高标准。有两条控制好了，就不会发生大的缺点错误，一条是不动手打人，尽可能不骂人。这就要说服群众。但有些基层干部过去不仅是骂过贫农、下中农，而且打过，现在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了，难免要骂几句的，完全避免也很难。我们要教育贫农、下中农尽可能不要骂人，虽然不动手打人，骂人也不好。另一条是组织处理，除了个别的要在群众运动中进行处理，借以发动群众以外，一般都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要急急忙忙，但是工作队离村子以前，必须办完一切处理、批准手续，不然，一拖就是几年，那是不行的。因为负责干部去了嘛，完全可以做到。发生缺点错误怎么办？我看要当时纠正，不要等到以后，该翻案的就在那里翻案，该平反的就在那里平反，当时翻案好。积极分子有意见，工作队要说服他们，不要发火，与其以后翻案不如现在翻案好，没有那么多，就要翻，翻得好。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既不要泼冷水，也不要当尾巴主义。

　　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该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就强调发动群众，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就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充分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彻底；第二，乱子尽可能少出，不超过一个指头。这两条要求行不行？这样就算高标准。该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不敢于发动群众是不对的，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不敢于实事求是也是不对的。这是尾巴主义。我们过去右的错误、“左”的错误都犯过，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次运动既不要犯右的错误，也不要犯“左”的错误。所谓不犯右的错误，就是不彻底的也不超过一个指头。所谓不犯“左”的错误，就是过了头的也不超过一个指头。就是要做到百分之八十的又彻底，又不出乱子。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两个不超过一个指头行不行？我今天讲这么一次话，是来鼓劲的，是怕你们搞的不彻底，不深不透。但是当群众起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清醒，不能发热。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的一种本领，一种硬功夫。要总结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就可以少犯错误。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还要注意运动的不平衡性，往往这个生产队搞过头了，那个生产队还不彻底；这个大队过头了，那个大队还不彻底；这个公社过头了，那个公社还不彻底。所以要在实际工作中，由前线司令掌握，要由大队工作组掌握，公社是掌握不了的。

　　上下左右的根子应不应该追？要追清楚。该追到哪里就追到那里。特别是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越要追出来。

　　还有一种人，在斗争中有些坏干部撤职，开除了，他就搞破坏，或者工作队离开以后搞破坏。他要使生产搞不好，事情办糟，生产搞的越坏他越高兴，事情办得越糟他越高兴。搞坏了，他就好复辟了。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要当现行反革命处理，这种人造成的破坏比任何反革命分子造成的破坏还要大。王光美搞的那个大队，支部书记撤职了，工作组还没离开他就反攻。一反攻就好了，全大队开大会讨论，群众就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说你们不开除他的党籍，我们就没有办法，你们开除了他的党籍我们就可以把他管制起来。

　　不放手发动群众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搞好四清、五反，是不是要出乱子？我看要出大乱子，那不是一个指头的乱子，那是十个指头的乱子，是大乱子。搞不彻底，搞了一下，贫农、下中农也提了一些意见，但很不彻底，这样是不是也要出乱子？也要出大乱子，甚至那里死了人，他也不汇报。搞不彻底的乱子比搞过头的乱子大的多，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就只怕过头的乱子，就不怕不彻底的乱子。搞彻底了，乱子反而小些。搞不彻底有很大的后遗症，和平土改、和平四清、和平五反的乱子更大，你们不怕，我是怕的，我是头一个怕的。贫农、下中农提了意见，结果打击报复，死了人，我们又不知道。所谓和平四清、和平五反，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不敢革命。

　　一个区，一个公社一起搞社会主义教育时，应该是什么行业都搞，商业、文教、税收、银行、手工业等一切行业都搞，如果这回不搞，就留下许多死角。当然，有些可以到农忙的时候搞。

　　负责同志下去蹲点，是以省委书记，省长、厅长、部长、县委书记、县长这个名称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我看改名换姓下去，使人家轻视一下有好处，这样他就估计不足。不大注意你，他就放肆，就是要他放肆，越放肆越暴露，越好办。

　　县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是蹲到本县好，还是蹲到别的县？蹲到本县，都是本地人，上下左右都有联系，搞起运动来有框框，到别的县上了，就什么框框也没有了，重新搞。你说在本县了解情况，我看不见得，你了解什么？到别的县去，开始就是“我不了解情况的”，抱着一个谦虚态度。农村、工厂都这样调换，这个问题你们部署运动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工作队下去可以与贫农、下中农同住、同吃、也可以自己办伙食单位，只是不要吃的同农民太特殊。我们打那么多年游击就是自己做饭，农民也不反对嘛！工作告一段落回来两天，那是可以的，其余的时间应该蹲到点上。工厂在城市，到工厂去搞五反的，可以早出晚归，在工厂吃几餐饭，在工人宿舍找工人谈话。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五反，我看至少要搞五年，没有五年搞不好。恐怕五年还不够，那就再加一点，但是不要拖拉，要紧张地搞。紧张地搞，搞彻底，高标准，可能五年时间还不够，加一点不要紧。如果拖拖拉拉，十年也搞不好。湖北原来说搞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同王任重同志谈，到底你们是搞快了还是搞慢了？他说过去搞过的不算，重来。这实际上是搞慢了。

　　我们要通过这个运动，形成那么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就是主席所说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真正搞彻底了，出了乱子当时就纠正了，那就可能形成这种局面，那就对发展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大有帮助。而真要搞好，必须实行林彪同志对解放军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学解放军，不抓活思想，是搞不好的。工作队就是要有革命作风，又处理敌我矛盾，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清清楚楚，团结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问题解决了，结果就会很好，不仅是政治上好，生产上也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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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