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队的讲话

## [1965年2月22日上午]

　　现在大家正在学习《23条》，今天召开在中央宣传部直属的10个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会议，谈一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最近，团中央开了一个学校工作会议，听说大中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少。还不包括乡村小学在内，从前学校也搞过相当多的运动，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如反右派、忠诚老实运动等，不像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做的。这半年多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自己管的有10个单位，【“其实还不止。”删掉】文化系统4个：文化部、10个协会、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政治理论教育方面2个：高级党校、人民大学（与批判杨献珍结合搞的），社会科学方面有经济研究所；学校有北大、六中，还有协和医院，最近文化系统又有4个单位开展。教育部还搞了一个二龙路小学，我们没有管过。这10个单位都是在《23条》出来以前搞的。

　　这《23条》不是好搞的，开始是搞双十条，后来改了后十条，改的很长。这一段时间的好处是全国有100万干部下去蹲点，这是了不起的。但还不全面，有的地方怕根子找得不对，冷冷清清，不敢向群众讲来意，神秘化，有的地方20多万人派工作队1万多人，通县也是，40多万人派了1万多人。感到有问题，想到从前我们在白区如何做工作的。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讲了一些他到安源，京汉路做工作的情况，不要总没有一个根子，连认识得人都没有，一个人去到那里搞来搞去，找到人了，组织工会罢工，那个时候，人也不纯，安源积极分子，勇敢分子中有个工头，这人有两个老婆，受到压迫，敢起来做，后来被反动派杀掉了。现在有100多万干部下去，为什么还那么怕。有的同志提出不要“扎根串连”这个名词，据说这个名词是邓子恢发明的，过去土改一种做法是一进村就宣布来意，组织群众斗争地主，另一种方法是扎根串连，听说有人扎到一个贫农家里，睡在一个炕上，两人挨着睡，还帮助砍柴、担水，但不讲来意，以至于愈来愈远，原来睡觉在一起，后来分到两头。憋得没有办法，这个贫农才说：“我是好人，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快说”，搞成这个样子。提出扎根串连的条件越来越多，要扎到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身上，生怕根子扎错了。主席讲的彻底，他说，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根子？是渣子。革命好多人牺牲了，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不要把根子看成那么神秘，冷冷清清地搞扎根串连。对干部怎么办？一搞错误多得很，那个人没有错误，一追历史问题就更大了，问题很难办。派人派了一大批，学习文件一学就是40多天，不知道怎么学法。又发明什么纯洁队伍，当然也有些作用，也有四不清。但时间拖得很长，有的人反映：我们这些人学得毫无味道，学了半天，不知道农民是怎么回事。主席讲，愈学愈蠢，只学几十条怎么行，不到农民中去，学了干什么？人手觉得不够，1个人管4个人，还觉得不够。工作队不管生产，反映也比较多。看到山东一个材料，那个地方土地很少，靠打渔，今冬风少，可以多打渔，但工作队去了，鱼也不打了，农民收入减少了。后来，工作队订了一条，打渔收入归自己。这样，不打鱼的人不满意，因为不归公，打渔的人也不满意，因为不给工分，粮食领不到。一个冬天本来应当打渔，有收入，结果没有收入。那个大队搞得超支60%，分配时90%的人一个钱没有分，问题可大了。主席最近又讲：工作队要，但是有危险：第一，工作队不管生产，不内行，不注意，生产不生产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队管起来也是外行；第二，工作队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想多抓几个虱子，抓少了不过瘾，多抓一些才过瘾。

　　（文教部门恐怕有些单位相当不会搞。邮电学院搞男女关系，19岁的女孩子自杀，三个人中有二个死了，没有经验。）

　　从前右，没有问题。问题肯定是存在的。《23条》讲了，我国是大好形势，但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严重的，存在着和平演变，企图恢复资本主义，腐蚀、篡夺领导权；又是大好形势，又有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只看到大好形势，看不到阶级斗争不行，只看到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看不到大好形势，也不行。

　　我们的10个单位犯很多人自杀那么大错误的还没有。有的地方没有组织工作队，中央党校只派林枫同志去当校长，我们没组织工作队，是林枫同志在那里搞，其实过去高级党校是杨献珍的天下。我们检查，那样严重的错误没有犯，但工作是否有问题，我发表一点意见。

　　现在大家都在学《23条》，搞点总结有好处。根据《23条》想一想，现在都在学《23条》，而且都能贴了。后来，有的单位也可能搞得更好些，讲一点自己看到的。我们这10个单位，有一些方针办法，与《23条》是符合的，如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大是大非问题，基本上是对的，讲明了这一点，别的不搞。讲了重点在党内，不在党外，《23条》明确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当权派都整。有些曾想扩大到党外去。工作队和？？单位都有人想过，北大、协和就想整专家，扣住不放。我们还讲了要摆事实，将道理，不体罚，不搞逼供信等等，是这样办的，不搞人人过关，是搞大是大非，对医疗事故、男女关系、阶级成分都不搞，历史问题搞出来也收下，但不公开讨论。这些都做到了的，有成绩，不多讲了。协和门诊由1000多个增加到2000多个，情况比过去好，是过去办不到的。

　　有那么一种人，一部分同志说，过去与《23条》完全相符，这是不对的。《23条》搞出来不那么简单，经过“左”的，右的好几次经验才搞出来的，是否完整，还要发展，事物总要发展，我们要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是否完全符合，当然不是。有那种想法不好，停留在过去那个水平上。这一点要讲。怪谁？谁也不怪。要怪，怪我，就是《23条》上没有规定出来。

　　《23条》搞出的过程看法不同，至于看法不同，【原为“意见不少。”】有人这样看，有人那样看，都不要紧。《23条》经过三道手续，开头搞了一个13条，以后17条，以后散会了，又有了意见。都通过了的，背后讲，再开会，搞了《23条》，不那么简单，算通过了。意见相当不少，比如有人说形势非常严重，有人说大好形势，严重的阶级斗争说不通。都不要怪人家，什么想法都可以，有人认为党内干部已形成新的富农阶层，有人说不能那么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23条答复了这个问题，只要全党贯彻《23条》的各项决定，城乡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不难解决。条件是：抓阶级斗争为纲，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倚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两个95%等四个条件，有人认为不好解决，做到这些条件，问题并不难发现和解决。

　　研究《23条》，注意把自己思想总结一下，过去为何想？我这个人，有个偏向，把问题总看得严重一些。当然有的地方也的确严重。十个单位应当分为两类或三类，过去没有分。依照《23条》文件应分为四类，好的、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我们挑的是问题严重的单位，但开始不是觉得那么严重。文化部、文联，看到有些问题，经济研究所孙冶方、高级党校杨献珍、六中。有些单位开始是去看了，以后才组织工作组，调人。协和是卫生部自发搞的，问题是有，是否算严重？有一些单位的确严重，如杨献珍、孙冶方、阳翰笙、田汉、夏衍、吴祖光，的确严重，还有一种虽是问题多，但从领导来说是好人犯错误，是否【“领导”删去】烂掉了，如阳翰笙、田汉、杨献珍一样呢？恐怕不是。那个单位的领导人是好人犯错误，局部可能有坏人，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坏人，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彻头彻尾烂掉的单位，文化部也不能那么说。还有一种单位是问题多，领导人性质不明，是坏人还是好人犯错误，需要进一步查明。十个单位分为二种三种，等到将来全部都搞起来，划分阶级，可以分为好、较好、问题多、性质严重四类，现在为止还没有好和较好的，将来做结论再说，不要把话说死了。我们主观上挑不是挑这样的，卫生部为什么挑协和？【（）中有五个字，最后一个是答，别的看不清】因为协和问题复杂，可以做典型，但凭一个典型就全面推广，靠不住。

　　《23条》中讲了，性质严重的要夺权，领导上是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要夺权，但不是所有的地方要夺权，好的，较好的，问题多可以改的，没有必要去夺，农村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陈永贵总算好的吧！那是山沟，没有土，没有水，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年上缴国家一吨粮食，自己生活蛮好，够吃还盖房子，这样的人是好的，不算圣人也算亚圣了。但也有缺点。工作组去找虱子，说他的媳妇一个人作两份工作，两份薪水，多吃多占，说陈永贵也不好了。这样搞下去怎么行。据说向陈永贵一讲，陈永贵说：有这样的事！要改。就改了。就那么一回事，虱子到处有。应该说这是好的或较好的单位。每人上交一吨，江苏鱼米之乡也办不到，山沟里办得到，那儿打井都不成的，应该算好的。

　　我们工作有一个问题对几个单位应当有所区别，好、较好、问题多的、严重的、过去没有区别，没有向大家交代清楚，这是我的大错误。希望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加上一条：区别对待，只讲了男女关系不搞历史问题了解不揭，不打人骂人，不开斗争大会，还搞逼供信，没有将区别对待。我看这一点顶重要的东西。我也亲身感到。过去没有群众比较，坏人总是极少数。经济研究所烂得一塌糊涂，所有人跟孙冶方跑，研究人员对他也很迷信，认为他了不起，呱呱叫，所长嘛，是苏联回来的，搞个人迷信。但是经过工作，做得很好，最后只孤立了两个人，（不算张闻天）。党外还有一个狄超白，还有一个党员骆耕汉。六中也是严重单位，开始团区委，团市委不相信，团中央也有点不相信，一搞问题很严重，搞的结果只是三个人，也要区别。王一静与他们不相同，李燕书什么问题还不清楚，问题有轻有重。中央有的部也是如此。中央统战部平杰三是跟着李维汉办事，统战部搞到只剩下一个徐冰反对李维汉。是否都烂了？搞到最后，结果是只孤立李维汉，张执一两个人。其余人包括平杰三在内都争取过来了。所以问题严重的地方做了工作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不做工作问题就严重，做了工作坏人不是多数。绝大多数是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坏人可以孤立起来，这是个大经验。开头不能说不严重，的确是严重，甚至是不可救药。但一做工作，问题不难发现解决。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红了眼睛，不冷静。我们和平杰三斗争是可以红眼睛的，你抓一句，我抓一句，双方一肚子气，解决不了问题。平杰三与我们争论过，是好人，可以争取教育过来的。党内斗争有这样的经验，挨斗的人经验多，斗人的人不一定有这个经验。斗起来就是不讲道理，知识分子一讲话资产阶级帽子戴上了，具体化，帽子多得很。检讨一次不行，在检讨，检讨没完，这是王明路线办法，我们都被他斗过，检讨好多次不行，党内斗争有时与打三岔口差不多，黑暗里乱打一阵，还可以杀人。肃反苏区搬苏联一套，肃了好多人，一部分是坏人，很多好人。（钱信忠插话，他和廖胖子，没有被杀掉，他会治病，廖会画画）张国焘那时整个更厉害，他还连教条都没有，等而下之。

　　《23条》第五条，工作方法。工作队要逐步做到，团结两个大多数，不是一下子做到。依靠群众，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一开始就讲明来意，不斗群众，不要冷冷清清，抓生产，实事求是，放手发动群众，深入细致，摆事实，讲道理，利用矛盾，分化四清对象，区别对待等共7项。对第五条我理P24解是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对坏人要分化区别对待。现在要大讲特讲。经济研究所关山复的报告，办法好，分化了。原来问题严重，看成漆黑一团，其实并不如此，使他们分化，吸收他们人参加工作，搞得比较快，孙冶方比较孤立，召开过四、五次会。原来这里是他的天下，关山复可以向同志们讲讲你们的经验。

　　第九条，干部问题，对待干部严肃、积极、热情，应该讲。对坏干部是不是实行，开始不严肃，舍不得，下不了决心，以后一刀两断，积极热情又作得不够，其实没有了。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病”的态度，可以教育的与不可救药的要加以区别。不论什么出身要加以教育，不要抛弃他们。要区别对待那些问题轻的，问题多而交代好的。集团不要划得太多太宽。是可以分化的，做了工作，坏人是极少数。集团会有一些，不会那么多，集团可以分化，北影厂怎么样？汪洋的确有问题，他在夏衍面前是孙子。夏衍是开山鼻祖，他是臭照相的，搞照明。现在当厂长。据说搞电影剧目非夏衍点头不可，服从夏衍。这个厂还有一块石头（国民党中央电影公司经理罗某）一个幽灵（赵慧深），实际上是石块、幽灵掌权。汪洋这个人要研究一下，能否挽救过来。搞下去困难，可以下去锻炼，受受教育，不听夏衍的话，就没有电影题目，硬是一霸。情况究竟如何，找汪洋谈话了没有？（插话：谈了六次，态度还好，有些会上不讲的，对我谈了，承认执行了夏、陈（陈荒煤）路线，资本主义管理，搬苏联修正主义一套，专家路线，阶级调和，没有斗争，个人置于党之上。56年开过一次秘密会议，讨论中国电影向何处去，蔡楚生、王阑西，汪洋去苏联学习回来做了三个报告，报告以后来了个“三自（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一中心”，很多问题从这儿来的。1959年三自一中心又出来了，电影工作几十条中又肯定下来。要与有错误的同志谈话，有出入的话，在会上不敢讲，一讲就顽抗。只靠开会不能了解情况，要做做会下这种工作。

　　第16条，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对我们讲要落到什么上面？要把学校搞好，教育、劳动、科学实验等管理要搞好，农村中要把生产搞好。文教部门也是如此，医院关门一个月整风搞四清不行，北大关门也不行，文化部比较自由一些，也不能关门。更大的还是教育发展，学校发展。讨论学术问题，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整风搞得人不敢写东西不大好。三结合（干部、群众、作家三结合）还是好经验，写出许多好东西，可以总结。华北话剧汇演了30多个剧目，浙江汇演，到处汇演，也是繁荣。电影也要繁荣一下，沙家浜可以拍成电影。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作风上，落脚点要落到这个地方，搞运动才有意思。搞运动，？？【字迹潦草】、学术、科学不发展就不对了。夏衍也希望他写东西，写出好东西来，对自己有所批判，尽到职责，过一个好的晚年。方法可以找。不要去请教老画家、老文人，而是要走新道路，过去一讲发展文艺，就把老家伙请出来。现在还要繁荣，还要写，但不要倚靠他们，用三结合办法。现在有很多无名作家。不要走到老路上去，要重新搞。用三结合办法，倚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包括医学科学在内，要找出我们的道路，不要回到老路上去，运动要落实到建设上面。

　　第21条很不容易做到。好话、坏话、正确的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反对意见，要耐心听，可不容易。对错误的话、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翻早点翻好。文化部有人说，一闷棍打死五个部长。早点提出来好，要耐心听，听完。北大工作组同志听了陆平、彭佩云发言就跳起来，不要这样，对不同意见要好好听，耐心听，让人把话讲完。

　　（第22条，这是最重要的，要避免片面性、局限性，无论对什么事要加以分以分析，不要形而上学，烦琐哲学，要求避免片面性、局限性，这个东西我们常犯，不能跳出来看，愈来愈走到极端，不好，要跳出来看看！）

　　讲一点个人对北大的意见，可能不对，错误话请你们听完，北大陆平这个人，我问了很多人，铁道部的同志，还有别的地方的，都打听了一下。这个人还是好人犯了错误，究竟是算哪一条，还要再看看。《23条》第二条说，有人是阶级异己分子、中立化变质分子，有人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有人是敌我不分，包庇坏人，有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认识不清，用人不当，检查不力的官僚主义。分几类，最后一种人很多，有一大堆，用人不当谁都有，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我就是。我有二个先生认识才清楚了，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一套有点怀疑，自己吃过教条主义苦头，不那么相信，调查苏联宣传工作经验不那么相信，没让大介绍。写过几篇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凯洛夫等就是跟斯大林进行斗争，针锋相对地斗。斯大林搞思想僵化，我们就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存在，是1956年提出的，但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是在有了赫鲁晓夫和主席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文章以后。对苏共21大，当时我们还认识不清，21大提了反对南斯拉夫，我们还通知学习，也许这个人是犯了严重原则性错误，我就没有认识那么清楚。我比所有通知落后一些，你们比我先进。22大以后才比较清楚了，但22大也有迷惑人的地方，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可能，这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中宣部起草社会主义革命的文件，学主席在中央宣传会上的讲话通知，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没有了，是我们起草的，认识就那么清楚。翻翻自己过去的东西有好处，用人不当，我也有，检查不力，我也算一个。对北大陆平要从大的方面看这个人，反对江隆基是正确的，江隆基那么右，左右派石？？下来，反马寅初也是对的。这个人说谎话不对头，重要部门（人事部门、组织部门、保卫部门）有坏人，工作组提出来是好的。原子物理那个系，我问二机部的部长刘杰，看到工作组的报告以后请他们派人去检查，后来他简单的谈了一下，情况是严重的，但问题没那么大。（张子意同志谈话，技术物理系问题还要查）可以查，但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北大是老底子，与清华不一样，清华在57年整风反右派时经过一次彻底的革命，北大江隆基完全能做，但不做。现在搞到枝节问题不好。要看大是大非。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犯了错误只要能改就行，除了不可救药的人。

　　十个单位难解决的是北大。别的单位的问题解决了一些，有些是否可以避免，如孙定国可否不死，但自杀死了也算了。要吸取经验，死了也没什么可惜，自杀有时也免不了。（林枫同志插话讲了一下孙定国自杀的经过，说不要往下传了。）

　　开头想去北大看看，听说有浪费，没有想搞运动，以后发现陆讲假话，磐石同志去，他不大合作，（磐石同志插话，开始没有发现，还找他一起听汇报，讨论计划，不知他在背后嘀嘀咕咕搞什么）搞档案发现有些问题严重，以后彭真同志批，搞五人小组，然后调了一些人，思想上也是人海战术，以后搞的问题愈发现愈多，唱对台戏问题什么都出来了。我们认定主角是陆平。这也对，当校长管不好大学。但反过来想想，责任在我身上，因为我管这个口，高教部，是否可以这样想想。最近我翻了一下文件，对陆平问题肯定早了，还要拖一拖，了解一下历史，好的坏的。结果纠缠到这里面去了。十八次会核对一年也核对不清楚，没有什么意思。搞了两肚子气。现在大家要冷静下来。将来我和彭真同志找陆平他们谈。双方都要根据《23条》检查自己，把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不要两肚子气，要想到如果自己当校长，来了工作组，到处找虱子，不经过我，来了一大堆人，这儿那儿到处去找，自己也会紧张，要看到这一点。陆平这人与杨献珍、孙冶方、田汉总有不同吧！他不是那一类型的人。（张子意同志插话，程今吾也很紧张，找我谈了几次）别的地方派人来检查，也会紧张，我不要紧，不会自杀，因为我挨过整，1952、1953年还整过，过去开除过团籍，整惯了。有些人则经不起。

　　要冷静下来，好好学习一下，气消一消。从反面看一看，听听不同的意见，好话、坏话都要耐心地听完，第21条特别讲到对反对意见应采取的态度，对陆平也要采取这个态度。他自己的错误自己检查，自觉革命，不自觉再强迫。

　　那个大学大，一万多人，不好搞，不怪工作组，要怪先怪我。工作组不负责任，我负责任。你们商量一下，做点工作，让空气冷下来，按《23条》办事。对《23条》也可以各取所需，对工作态度思想方面等这些东西可能认识不足，要好好学习《23条》。反对意见也要听，耐心听。

　　文化界的文艺批判不要随便戴资产阶级帽子。主席讲，土改分地与资产阶级的口号一样，拿破仑、麦克阿瑟都搞过土改，分田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我们和他们的目的不同，分田以后，我们走社会主义，他们走资本主义。男女平等、言论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的口号与他们一样，但实质不同。我们讲自由是劳动人民的自由，另外一些人要改造，口号上形式差不多。八小时工作制也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英国国会做过调查，劳动十二小时好，十小时好，还是八小时好。调查结果认为八小时好，因为需要让工人学一点文化，不然机器容易搞坏了，工人还要生儿育女，不然，没有后代，只能剥削这一代了。资产阶级要保护他们的劳动力。我们八小时工作制与他们在本质上不同。资本家是为了剥削，我们为了积累，为工人贫下中农谋福利，为共产主义为世界革命打基础。许多口号是与资产阶级的口号一个样子，我们看到很多。

　　文艺界有许多名堂，就是不讲阶级。如形象思维，这种名堂多得很，都是资产阶级口号。有些口号能不能要，要挑选，不要照抄。陈荒煤说听了有的负责同志讲形象思维，就大讲我不懂什么叫形象思维，向来反对。要反对简单化公式化。搞艺术有其特性，无产阶级也要有其艺术的特点。京戏总是像京戏。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不要随便扣帽子。文人、学士往往把小事情扣大帽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会扣帽子，一个是紧张。总是摇摇晃晃。要讲道理，最近语文、音乐等还要写批评文章，但不要随便扣大帽子，这样有好处，不要太紧张，这样才能教育人。按语搞得紧张了一些，音乐等方面写文章也要注意这一个问题。应该批评的还要批评，帽子合适的还要戴。阳翰笙、田汉、夏衍戴上帽子，孙冶方戴都可以，合适，但不要所有人都戴。

　　我讲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取得更大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必须搞好，这是史无前例的，从苏联那里取不到经，反面的取到了一些。还有许多友好国家不赞成我们的办法，阿尔巴尼亚、朝鲜都不赞成划分阶级，对斯大林错误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做的这个事，史无前例，我们没有经验，有好多事情要摸索。摸出文艺的方向是全部应当为工农兵服务；为干部服务，也是为使干部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这个目的，文艺工作目标就清楚了。文化部只有一个群众文化局，电影、戏剧、图书出版局都不搞群众文化，只搞老爷文化，只有一个局去搞群众文化。转过来是很大的问题，很不容易，要想很多办法。

　　教育也是为此。方针定了，别的口号也有。为“三结合”口号也可以用，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卫生工作，贫下中农病看不起，药吃不起。苏联的办法与资产阶级的办法差不多，主要搞城市，不搞农村，城里搞高薪阶层，旁的界发得很少。普遍种牛痘，资产阶级也搞。才发了两个文件，城市医生下乡三个月，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各地都要搞，意义很大。能全国各地普遍一些，不要只到几个地方走走，（张子意同志插话，搞五年计划，80%的人下去，）十年规划也可以，下去看一看，究竟如何。）

　　电影过去的一套是专门娱乐用的。我们考虑还要搞政治教育、科学教育，扩大一些，多搞一点卫生知识。不要只搞小片子，还要搞些大片子，搞些科学的东西也可以。为消化呼吸系统等，可以讲很多知识。（林涵同志插话，拷贝太少，发行不好，不重视，积压，山东搞得好）党内要发通知。也可以破除迷信，拍天体如何，太阳系，银河系，人为何成长的，进化论，应该作为常识，给那些识字不多的人看，开开眼界也好，不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得利润。科学院也要用电影，大小都搞。（国际影响好）电影的方向要搞这个，不要搞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

　　总之，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为世界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人家怎样骂也要坚持，波兰最近发表文章骂我们，我们要坚持这条路线，坚持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倚靠工人贫下中农，不要唯成分论。要革命化、劳动化，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就在这个地方。不仅看成分，革命化劳动化，那个人都可以。

　　最后，要根据《23条》把革命进行到底。运动进行到底不能松劲，松劲就是右倾。学习了《23条》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团结人。纲还是那个纲。今天请同志们谈一谈。不要说过去工作完全符合《23条》。听到一些同志讲，工作不完全符合《23条》，有些符合，有些《23条》内容多了，我们要学习。农村中一搞《23条》，工作就要做好。做不好，会有反复，工作总有上中下。北京地区一搞，快得很，很多人交代问题，很多人向贫下中农靠拢，当然也有花岗石脑袋，孤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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