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铸同志在湘潭地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广西区党委：）

　　陶铸同志在湘潭地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很好，现在发给你们。中南局认为，在目前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号召城乡面上干部，学习军山，自觉革命，彻底革命，当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是必要的，可能的，也是适时的。我们建议各省区，待春耕大忙季节过后，用一段时间，组织面上干部，继续反复学习“二十三条”，以“二十三条”为纲，学习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军山公社的经验，并且号召市区和县区领导干部带头，大搞自觉革命。这样做，将有利于调动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此件和陶铸同志的讲话，一并刊登《中南通讯》，不另行文。

　　 中共中央中南局1965年4月4日

　　（同志们：）

　　这次来到湖南，听平化同志讲，醴陵的军山公社很好，很值得一看。就这样我和平化同志一起来到了醴陵。

　　我们到军山走了一趟，爬了一座山，走了30多华里路，在公社住了一个晚上。看了龙佳洲、罗家湾、冯家湾等3个生产队。冯家湾是吴干生同志蹲点的那个队。晚上同4个大队的干部和几位贫协代表进行了座谈。我们在回县的路上还绕道去纯山区的双椿大队看了一下。缺点是没有在贫下中农家里住下来，只是走马观花，了解的情况不多。现在大家都在热烈地学习军山，平化同志要我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讲点感想，供同志们参考。

　　军山公社的工作确实做得很好，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应该首先肯定。但是军山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和平化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共同的看法是：军山公社的自觉革命搞得好，他们的这个经验对面上有普遍意义，很值得大家学习。

　　今天在座的都是面上的公社书记，点上搞四清运动的同志没有来。面上过去也多少搞了一下社会主义教育，但没有系统地搞，没有象现在全国这样搞法。现在的搞法是集中力量在一个地方打歼灭战，一个地委搞一个县，一个省委搞若干县。湖南现在搞10个县，一个县集中大批工作队员（平化同志：全省8万，湘潭县8千多）湘潭一个县就集中了8千多，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搞了一半。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中央下了决心，中南局、省委、地委都下了决心，就是逐步做到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教育团结干部，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搞好。现在全国都这样搞。这样搞的好处，就是搞得比较彻底，问题解决比较深透。什么叫做问题解决得深透呢？就是真正达到了“二十三条”规定的6条标准；就是真正使我们全体干部都懂得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坚决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都当四清干部，不当四不清干部，坚决地把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贫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70%到80%，他们的干劲很大，工作就好做，生产肯定可以搞好。现在我们很多地方的工作搞不好，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毛病，群众不满意，干劲不那么大。所以彻底解决问题，就是使我们全体干部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当一个为群众拥护的四清干部，不做被群众反对的四不清干部。

　　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干部，一定要把革命化搞得更好一些，以便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靠原有干部自觉革命；另一方面需要上级领导的帮助。所以派这么多工作队，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帮助县、区、社、队干部提高觉悟，搞个好作风，更好地取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

　　现在，点上的四清运动，搞好一个大队要花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多的时间才能搞得比较深透？因为年年搞，年年不解决问题，这怎么行，我们解放15年了，人民公社成立也7年了。有这样好的社会制度，就应该更好地发挥它的优越性。当然，这几年来，它的优越性还是发挥了的，但是还可以发挥得更大、更充分。我们这次把干部的思想作风搞得很好，贫下中农没有意见，贫下中农积极性很高，干劲很大，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就可以更快地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如果我们的同志甘愿不摘掉这个贫穷落后的帽子，那你就不要搞社会主义。如果要想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先进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社会主义先进的区、县、省，那非要彻底把社会主义搞好不可。所以我们这次采取的办法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我们已经搞的点上四清运动的经验看来，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根据点上四清运动的初步经验，中南局的意见：下一批点上四清运动，也还是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县地搞好。原来我也倾向搞完这一批，县委书记可以带他的班子回到本县去搞。现在看来，还是集中搞较为有利。因为县委书记回到本县又要搞四清，又要管本县的工作，肯定不能专心一意地搞四清运动；另一方面，省委、地委的领导力量也不可能这样集中。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太慢了。看来，第一批要慢一点。这是因为没有经验，又要训练工作队。但有了第一批的经验以后，就可以搞快一点，最后还是不慢的。湘潭县搞完这一批，工作队就分成两支队伍铺开两个县。这就翻了一番，再搞一批，就是翻了两番，以后就一路翻下去。同时，数量上还可以增加，时间上也可以搞快一点，大概一年可以搞两批。看来，点上的四清运动，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是好的，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彻底。

　　这么办，也有问题，就是广大面上怎么办？中南5个省（区）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批只搞了38个县，就人口来讲，只搞了百分之六、七，还有百分之九十三、四的地区，现在工作队还派不去。第二批铺宽一点，也只能搞到15%到20%。这就是说，到明年春耕之前，中南地区大体上只能搞完15%到20%的地区。这样，中南地区农村四清运动，搞得很顺利也要到1968年才能搞完，那么面上的单位怎么办呢？是在那里等着？等几年再搞？现在，你们的工作团集中在湘潭，一个县还没有搞完，只搞了半个县，还有醴陵、浏阳、攸县、茶陵、酃县等5个县。你们这5个县的同志怎么办？是不是就等着？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省委不是对面上提出了4条意见嘛，你们可以搞自觉革命，你们有缺点和错误，可以自己放包袱，可以自己解决。一般的问题，检讨认错就算了，错误严重的问题，可以将功补过，错误很严重的，只要主动坦白交待，也可以从宽处理。这是中南局规定的这么几条。“二十三条”中的第八条就是讲怎样对待面上的问题。但是，过去我们讲得比较抽象，没有一个样板，到底面上的自觉革命怎么革法？在没有派去工作队的情况下，能不能自己搞四清，能不能自觉革命？军山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前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面上的单位可以而且也应当搞自觉革命。

　　当然，我们现在对军山公社的情况摸得还不算透，省委还留了十几个人，在军山公社蹲半个月的点，住到生产队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听听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以便把他们的经验了解得更清楚、更准确。当然，从目前我们初步掌握的材料和我们此次看到的情况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军山公社的自觉革命搞得很不错，可以成为大家学习的一个样板。要向军山学习的东西很多，你们在讨论中也说，要学这学那。据我看来，最主要最根本的一条，是学他们自觉革命的精神，是学他们自觉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军山在1957年生产是搞得不错的。这个地区生产条件不错，土质不坏，遍山都是油茶。后来，就是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乱搞五风，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四类分子嚣张起来了。那时茶山也不垦复了，砍掉的不少，留下的产量也很低；粮食产量大大下降，由1957年的亩产610斤跌到1960年480斤。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上面也要负些责任。吴干生同志是1961年来的。1961年的3月，是军山公社最困难的时期，有水肿病，也死了一些人。因为田又不多，一个人只有9分，亩产只有400多斤，山上又没有多少收入，那时群众的生活当然很苦嘛；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吴干生同志去了。他在解放时还是个小鬼，开始当通讯员，后来在供销社当营业员，后来才当区供销社主任。他是搞财贸工作的，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但他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愿意把军山公社搞好，把干部团结起来，一心把军山搞好，一切带头嘛；1961年，军山的局面就稳住了，但没有什么大进展，只是稳住了。1962年开始增了点产，只增加了25%。那实际上是生产开始恢复了。1963年遇上一个大旱灾，又减了产，比1962减产19%，但比1961年还增产6%。这时群众的情绪还是不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湖南是开展得较早的，从1962年冬天起，首先在湘南地区开始，接着在湘潭地区也展开了，那时叫放包袱，反五股黑风。1963年的杭州会议，中央批转了湖南、河北的经验，还有河南的经验。到1963年，湖南就在全省范围内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军山公社的干部就高明在这里，他们看到，要把军山公社的工作搞好，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虽然吴干生同志去了一年多，仅仅是稳住了局面，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干部多数还是不参加劳动，或者参加很少，不少干部搞四不清，群众很有意见。这个问题不解决，只去个公社书记，是不可能搞好的。军山公社的多数干部，受到全省搞运动的影响，感到非搞不可。他们看到，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改变干部的思想作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可能提高，军山公社也就不可能翻身。于是他们在吴干生同志的带头下，1963年就自觉抓紧搞小四清。那里，面上的四清、省委、地委、县委都没有派工作队去，区里也没有派，他们自己搞了，搞得还不错。据我们了解，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多吃多占的、贪污的、挪用的、干部不参加劳动的，他们充分发动群众提意见，干部带头，首先是公社干部带头放包袱，搞赔退，据说退赔款平均每户可得近30元。还有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加上他们深入到生产队蹲点，带头搞样板，公社书记、大队支部书记都蹲到点上去，一人包一个生产队，特别是包落后的生产队，一定要把生产搞好。所以他们在1964年就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生产高潮，亩产比1961年增产55%，比1962年增产30%。群众的分配水平也提高了，每人平均63元（最高的生产队达到108元），当然，他们同全国一些分配水平高的省份比较，还不算高，但从湖南来讲，算是不低的。1964年的大增产，我看主要是由于干部的自觉革命。不把干部作风改变，不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就不可能搞好。军山农民现在干劲确实很大，苦干、实干，无论是积肥、改土、技术改革，积极性都很高。他们的治虫，不是喷雾器杀虫，是拿六六六粉一蔸一蔸点在禾蔸底下。他们为什么1961年以前不肯干呢？1961年、1962年干劲也不那么大呢？为什么现在干劲那么大呢？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有人经常批评社员有资本主义思想，说人家讲“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不对。当然，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你必须要解决社员的生活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每人每年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试问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他不靠自己靠谁呀？你30来块钱就是400斤口粮的钱，买500斤就不够了；他们还要穿衣服，要买点盐，要买点灯油，小孩要上学，病了还要请医生。象这样的生产队，我们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他要用钱，当然只好靠自己，因为你没有分配给他嘛！他不靠自己解决点问题怎么办？当然这样讲并不是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辩护。我是说，我们要把工作作好，凡是集体能够搞的多种经营，都要由集体抓起来，并且要认真抓好。只有集体生产搞好了，社员分配增加了，才能堵死资本主义的道路。不然，是堵不死的，人要活下去嘛！军山公社1964年社员分配每人平均是63元，那就不简单。每人500斤口粮，吃饭可以靠集体，每人有20几元的零用，用钱也可以靠集体。但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是63块钱？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就只有63块钱吗？如果真是那样，社会主义的味道也不大。正因为这样，军山的同志们没有满足，虽然他们已初步解决了吃饭可以靠集体，用钱也基本上可以靠集体的问题。现在军山公社的社员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生产队的社员，对种自留地兴趣不大了，他们只要能达到一个劳动日1块钱的工分值，就不想种自留地了，自己也不想找别的门路了。可见，只要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又把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办好，社员分配每年有所提高，农民完全可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出路？在这个时候，农民就会看清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

　　军山公社的干部作风的改进还有不够的地方，群众还有意见。所以，他们去年10月又进一步深入地搞自觉革命。对过去干部检查交代不够的地方，群众对一些干部还有些意见的地方，由公社、大队领导干部带头，他们又放了一次包袱。据他们的介绍和我们的了解，去年10月这一次是搞得比较彻底的，是比较彻底的一次革命。去年10月搞了这一次，今年军山公社群众的精神面貌有更大的改观，群众的积极性也更高了。今年军山公社的目标是：亩产达千斤粮，社员分配每人收入100元。我们访问了好几个生产队，有的还不只是100元、千斤粮，而是一百四五十元、1100斤粮。这些指标都是由群众自己讨论制订的，上面并没有给指标。现在群众的生产情绪很高，拼命搞肥料。1964年的冬种绿肥是最多的一年，烘氹子搞的最多，田里摆得密密麻麻的，家肥也是搞得最多的一年。有个山区生产队为着扩大两分稻田竟花了150个工。群众劲头为什么这样大？就是因为军山1963年搞了一次自觉革命，1964年10月又搞了一次比较更彻底的自觉革命。

　　这次我们同平化同志、还有地委、县委的同志有这样一个意见，要把军山公社作为自觉革命的样板，号召所有面上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照这个样板学。学好了，我们就派工作队去蹲一段时间的点，主要帮助做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经营管理工作。如果符合六条标准，工作队就验收。同志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一定要等工作队去呢？要等派工作队去也可以，恐怖要等2、3年。你们不等不是也可以革命吗？那就要认真学军山公社的自觉革命的样板，当一个彻底的自觉的革命派。当然，军山公社，我们将来还要派工作队去的，干什么，主要是用个把月的时间帮助搞好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搞经营管理，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根据六条标准验收，看合不合六条标准。如果群众已经没有意见了，已经合乎六条标准了，那就批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好了，工作队同公社一起召开大会，庆祝军山公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以后还有很多胜利，但这是一个大胜利，是公社化以来的一个大胜利。现在从湖南全省来看，有90%以上的面正在等着，等上面派工作队去。将来工作队去了以后，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等工作队去，自己不动，缺点错误一点也没有改正；一种是一边等工作队，一边自己搞自觉革命，主动地改正缺点错误。如果光是等着，自己不动，又不改正缺点错误，那就非靠工作队去整上5、6个月不可；如果自己搞自觉革命，缺点错误又改正得很好，工作队去只要蹲个把月的点，帮助搞好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经营管理工作，只要符合六条标准，验收就可以了。这两种情况，看你们选那一种？同志们：我看，还是学军山公社的榜样，争取主动的好。军山公社同志高明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当然，也不要把军山的同志讲得那么样高明。为什么1961年他们不搞自觉革命，为什么在1963年的上半年才搞呢？因为1963年出现了全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形势。他们察觉到了，这个运动是必须搞的，是不可阻挡的。与其迟搞，不如早搞，与其让人家来搞，不如自己主动搞。为什么1964年他们又搞了一次呢？因为湘潭四清运动的点离他们很近，他们知道湘潭点上四清搞得彻底，他们和湘潭点上搞的标准一比，感到过去搞的标准太低了，很不够，还不能“过关”，因此他们在1964年10月又决定重搞一次。军山公社的同志懂得了这个道理：第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搞，不搞不行，这一关必须过，不过是滑不过去的；第二，有四不清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群众不答应，上级也不答应。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下了决心搞自觉革命。把问题说到底，军山公社的同志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地方。他们自觉革命的决心是人人可以学的。事情决定于：有没有自觉革命的决心的问题，肯不肯做的问题，敢不敢做的问题。

　　昨天我们到龙佳洲生产队，我们问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你们这个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搞得彻底不彻底？六条标准够不够？生产队长钟图全说：99%够标准，就差1%了。我们问是那一点不够呢？他说：就是第一条，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还不够，贫下中农有时对干部提意见，还不那么勇敢，不那么敢撕破面皮。我讲，这不能算99%够标准，最多算90%。因为这一条很重要，说明了贫下中农的觉悟还不够高，有些问题看到了还不敢讲。这一条至少占10%。但是这个生产队自己搞到90%，那就很不错了。据我们的了解，这个生产队也确实搞得很好。第一，他们生产搞得好，几年来增产，一个很落后的生产队，现在成为全公社的拔尖子的生产队，分配收入最高，社员分配按人平均达到108元。产量也最高，亩产已达到1千多斤。第二，四类分子原来反对过生产队长的，想把他赶走，现在服他管了，不敢乱说乱动了。第三，有个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不错，就是队委加贫协组长。第四、干部劳动好。2年来，生产队长根本不要工分补贴，其他干部也不要工分补贴了。会计应该补200个工分，他只要了80个工分。这些补贴工分按照规定是应该给这个生产队的，他们大部分没有要。第五，四不清搞得干干净净。钟图全说：他只吃了4斤谷子，还是伪保长要搞他的鬼。他为了了解情况，参加吃了两餐饭、一顿粑粑，用了生产队4斤谷子。3天后，就向支部书记讲过，后来还作了检讨，退赔了。实际上这个还算工作上用的，可以不赔退，他退赔了，更好嘛。他的妹妹在山上摘了茶子后拣的茶子，他不允许，说就是掉在地上的茶子也是公家的，交还了生产队。他的弟弟同他母亲拣了禾穗子，他也不允许，说禾穗子也是公家的。他母亲不承认，大吵一架，最后，他母亲还是听了他的话，也交到队上去了。他的爱人锄草不合标准，叫她返工，她不返工，他说不行，最后还是返工了。这些，大家都说完全是事实。我讲，你们五条标准是够了，就是第一条还差一点，贫下中农顾情面，还不敢真正大胆提意见，这一条是个大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作工作，再搞一搞，其它基本上合乎六条标准。

　　军山公社先后搞了2次自觉革命，确实搞得不错。是不是很够了呢？那也不见得。据他们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讲，还不平衡，有些干部交代不彻底，有些退赔不彻底，还有些干部作风方面有问题，有少数生产队群众还不很积极，也还有少数人的干劲不那么高。我们昨天晚上在公社开会，建议他们搞个第三次革命，叫“割尾巴”。我讲你们现在基本上是彻底了，但还有尾巴，既然愿意自觉革命，就搞彻底一点吧，搞到百分百是困难的，至少全公社搞到90%。搞到所有生产队都象钟图全同志的生产队那个样子。当然，钟图全的生产队也还有要补火的地方。他们原来讲2年搞完，我讲你们为什么要2年才搞完？“割尾巴”要割2年，不是很痛吗？一天割一下子，不如一刀割掉算啦，一下子割掉不就少痛些吗？后来，他们讲2个月就可以割掉。也有的同志说：不要2个月，只要我们的思想搞通，下定决心，有那么几个晚上就割了。那也是真的。他们现在白天很忙，要参加劳动。晚上开几个会嘛！到底我们是当一个彻底的革命派，当一个彻底四清的干部？还是当一个不彻底的革命派，当一个不彻底的四清干部？做一个为群众拥护，为党所相信的干部好呢？还是做一个不为群众拥护，党也不信赖的干部好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军山公社的经验是好的。省委本来决定要登湖南日报，作为自觉革命的榜样向全省介绍。为了慎重起见，在15天内暂不发表消息。前面讲过，省委已派了十几个人下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割尾巴”，彻底搞好，再登报介绍。这并不难，吴干生同志回去召开个党委会，把大队支书找来，研究一下我们还有“尾巴”没有？我们的自觉革命合不合六条标准？如果不够，在那一点上不够？如果现在不够，是等将来工作队来补火，还是一鼓作气地一下子割掉？只要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下了决心，那个同志交代不够的赶快交代，揭发不够的赶快揭发，退赔不够的就赔退，一下子赔不起的，讲清道理，分期赔退。迟早总是要这样干的。迟干不如早干，被动不如主动。我相信军山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在两次自觉革命的基础上，再加一次，再检查一下，搞严格一些，补一下漏洞，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只要真正做到这样，军山公社这个自觉革命的红旗，是可以举起来的，不仅是湖南的一面红旗，而且是中南的一面红旗。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样板，这样一面红旗。这对广大面上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你要自觉革命，怎么革法？就学军山公社，学起来并不困难，没有什么奥妙。既然军山公社能做到，别人为什么不能做到？所以同志们这次开会学军山，我看首先就学这一条。因为他们所以土地整得好，绿肥作物长得好，低产田改得好，茶山垦得好，生产搞得好，社员生活好，等等。就是因为干部作风改进了，不搞四不清了，参加劳动了，同群众打成一片了。群众拥护他们，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当家人，他们指到那里，群众就干到那里。军山公社群众为什么听话，因为领导正确。为什么1961年不听话？因为1961年干部作风不好，瞎指挥嘛。凡是落后的地方，不是群众不好，主要还是领导问题。军队也是一样，我们人民解放军没有打不得仗的军队。凡是打不得仗的就是指挥员有问题，指挥员好，战士都是勇敢的。部队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首先是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只要部队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那么，这个部队就会无敌于天下。我们作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自己，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公无私，一切带头，做出榜样，没有那个地方的群众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凡是过去搞单干、搞自发严重的地方，首先也是干部带头搞的。

　　这次路过浏阳，听说有一个监委副书记同志叫赵振湘，他首先在家里搞自留地，搞单干。一个监委书记带头搞单干，浏阳老百姓怎么不搞单干？我们有什么理由批评浏阳老百姓搞单干？浏阳单干风扭转得比较慢，我看同干部有关系。干部问题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就好办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力量的。只要干部坚决搞社会主义，谁个不搞社会主义，只要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群众那个不跟我们走呢，至于少数坏分子要捣乱，那是容易对付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强有力的。

　　这次军山公社给我的启发很大。原来我对干部的自觉革命是相信的，但是没有工作队的帮助，觉得解决问题恐怕不会很大。现在有了军山的样板，证明在新的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自觉革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什么是新的革命形势呢？这就是两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去年这一批，领导干部认真蹲点，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一个县一个县地彻底搞好四清，这样一来，形势大变了，使许多人懂得：四清运动非搞不可，四不清非清不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绝不许可的。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一场革命，谁也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如果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把干部的自觉革命的积极性估计高了，那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当前，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如果对面上干部的自觉革命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不去抓这件事，不去乘势利导，也是不对的。我看只要引导大家学军山自觉革命的经验，一定有一批社队有可能自己搞好。当然，我们也不能作这样的希望：只搞湘潭一个县，其他县将来都不搞，都靠自觉革命。10个指头不可能一样齐。有些学军山，可以学好；有些学军山，可能学得不那么好；有些可能根本学不好。这也不要紧。学的不好，总比不学要好嘛，根本学不好的，也不过象现在一样罢了。反正将来还是要派工作队去的。但是，我们希望同志们，都能以军山为榜样，认真学习军山自觉革命的精神。我相信在座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都是要想搞社会主义的，完全可以把军山的自觉革命的经验学到手。其实，这样做也并不困难。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有的是认识不清，思想水平低。那么，有了军山的经验，我看学起来并不困难。

　　当然，也不是那么很容易。要承认错误，又要搞退赔，总是要有思想斗争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要有革命的勇气，有错误就敢于承认，敢于改正，这是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嘛，那个没有错误呢！从大跃进以来，我在大会上作的检讨大约有4、5次，平化同志你检查了几次呀？（平化同志说：记不清多少次了，反正检查得大家都不愿听了）平化同志说他检查，你们都不愿意听了，所以不检查了。湖南的工作，这2年来不是有了突出的进步吗？一个人有了错误，人家是看到的，是你自己讲出来好呀，还是人家指你背上说：这个人不好呀！我看还是自己讲好嘛。中国有句古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不对。什么圣人没有错误？孔夫子是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也有错误嘛！而且错误很多。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只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难道我们没有错误？问题是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采取掩盖错误、拒绝改正错误呢？还是揭露错误、改正错误？一个人完全没有错误，我看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做工作，就可能产生大大小小的错误。要争取不犯大错误。犯大错误就不好啰，工作中的小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只要敢于揭露错误，认真改正错误，那还是好的共产党员，好的干部嘛，就以吴干生同志为例，也并不是完全四清，更不是一尘不染。他也有特殊化。请了一个保姆吃生产队的平价粮，买了便宜猪，还有多占了几尺布。至于军山公社的其他干部也不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问题在于他们敢于揭露，敢于改正。当然，他们的毛病还是比较少，特殊化不那么厉害。但是，他们赵公岭的那个支部书记错误就很严重，虽然也退赔了，群众还有意见。关键问题在于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

　　所以，全体同志们，我看学军山是可以学的，能够学的，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坚决改正错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上级党委派工作队来，就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改正错误嘛。假如工作队没有来，你们就自己主动改正错误不是更好吗？假使我们有错误不改正，那群众就不拥护我们，群众没有干劲，你那里的生产怎能搞好呢？学军山，也就根本不可能学好。学军山就是干部要自觉革命，只有如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的冲天干劲，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茶山才能垦复好，低产田才能改造好，大面积的绿肥作物才能种好，才能搞那样多的肥料，才能做到增加生产，增加社员的分配。如果群众没有干劲，对干部不信任，有意见，你怎么去领导他们？怎么去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你们的话呢？

　　大家都在学军山，我看就是学军山的自觉革命，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学的，首先要学这个。你们试试看，看灵不灵？军山是灵的，你们学学看看，要真学，不能假学。假学一定不灵，真学一定灵。这个学好了，其它问题都好办。只要群众积极起来了，任何力量都挡不住。你要他不干，他还是干。如果群众积极性不起来，你再强迫命令也没有用。你越强迫命令，群众就越反感，意见就越多。所以我看你们学军山，要学的东西很多，主要的要学自觉革命。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群众的积极性就起来了，你们讲话就有力量，办法也就多了。

　　同志们，今年我们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过去有缺点错误，只要把今年生产搞好，就可以将功补过。问题特别严重的，当然要处理一下子，但是，可以从宽处理，就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也可以从宽处理。一般的工作上的，认识上的，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当作经验教训总结就好了嘛！不要追究过去的责任了嘛！上次我们在北京开会，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交代，要我们全党同志更加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去年我们是全面好转，今年要把工作搞得更好，搞个更好的工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我们全国去年已出现了一个生产高潮。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今年这个高潮搞得更高。我们不搞锦标主义，不搞高指标，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瞎指挥，扎扎实实地干。这次我出来看面上的工作，因为面上占了90%的地区。面上生产搞不好，点上增产几倍也没有用。今年要把生产搞好，一方面靠点上，更主要的靠面上。点面一道前进，搞一个满堂红。点上和面上，工业和农业共同跃进。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这是一次新的大跃进，是一次扎扎实实的大跃进。我这次从广东到湖南，沿路所见，情况很好，到处都出现一片旺盛景象，丰收大有希望，这是很可喜的。现在你们这个会开好，军山公社的同志回去“割尾巴”，搞彻底，过得硬，达到六6条标准的要求，其余的同志，也都来认真的学军山，“不打马虎”，不要很长时间，一定能见效。当然现在春耕生产很忙，你们回去先把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来开开会，先统一认识，看我们学军山学些什么？怎么学？我们能不能学？能不能学到手？大家认为可以学，能够学，那就搞吧。看我们有些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公社和大队支部书记意见一致了，以后再利用晚上开个三级干部会，公社和大队干部带头，首先公社带头放包袱，作检查，有多少讲多少，放了包袱就退赔。一下子赔退不了就分期退。公社和大队带了头，以后再开生产队的干部会，打通生产队干部的思想，以后再开贫下中农会，再开群众大会，由生产队干部放包袱。我看时间也不要很久，有个把月就能基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搞不彻底呢？下半年再搞一次嘛。你们如果觉得需要搞三次也可以，我看不一定要搞三次。凡事后来者总有好处，可以吸取前面的经验。军山公社搞两次，现在还要“割尾巴”，你们搞两次就可以超过军山公社。假如能一次搞彻底，那你们更高明。总而言之，要有一个方针。什么方针呢？就是今年我们要搞大的生产运动，就必须高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高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搞好四清，不认真改进干部作风，就不可能。我们彻底改正了作风上的毛病，把四清搞彻底了，我看今年的生产就有极大的希望，各地都可以出现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在这里，我想简单提一下，要使社队干部搞好自觉革命，县区两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带头，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帮助社队干部搞好自觉革命。）

　　最后，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的经验，不仅农村面上的单位要学，城市面上的单位也要学。他们的经验对面上具有普遍意义，城市面上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各部门、各单位、各行各业，包括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等，都要无例外地学习军山公社的经验，并且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严肃地进行自觉革命。

　　 1965年3月24日

　　来源：《中南通讯》1965年第18期（1965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