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生同志与北京师大文化革命工作组孙友余等的谈话记录 ##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康生同志审阅) 　　七月十三日康生同志接见了师大文化革命工作组党委书记刘卓甫同志、前组长孙友余和副组长杨程真同志、孙钰同志。随同前往的还有前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翁世功。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同志、穆欣同志、戚本禹同志、办公室副主任曹轶欧同志、市委王竟成同志和其它一些同志。康生同志检查了师大工作组的工作，发现了工作组的许多重大错误，并作了重要指示，以下是发言记录。 　　康生同志首先问工作组的同志，在进入学校以前，对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认识的，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个什么文件，为什么叫通知；看过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这篇文章的尾巴上提出了二个什么问题．孙友余支吾其辞，答得很不象样子，后二个问题根本答不上来，工作组的其它同志没有回答。 　　康生同志说，我们和彭真的矛盾，首先是从这篇文章揭开的，从这篇文章尾巴上提出的问题，突出出来了。康生同志接着又问，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又发表了一些什么文章，哪几篇是关键性的。孙友余还是答不出来，工作组其它同志也没有说话。 　　康生同志说：这些事都不清楚，怎样领导文化革命，会被学生考住，要赶你们走的，下去时没有作准备，一下命令就去，的确有困难，谁也不能怨，因为形势逼人，工作有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部门，正如主席说的，对文化革命这件事，很不理解，很不认真，按理讲，作为一个部的领导干部，本身也要在文化革命中解决一些问题。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讲到《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 　　何明就是关锋同志，用何明这名字，在于与彭真作斗争，因为彭真要整左派，高炬是集体的名字。 　　这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与庐山会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关。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指出《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有关。 　　许多部门对文化革命很不觉悟，很不认真，很不理解，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看来你们也未认真讨论。 　　我问的题目与工作组有关，为什么中央发通知不叫决议?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叫它通知?认真想了是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就纷纷有人提出过嘛，原因看通知的末尾就可以知道了。为了使大家敢于放手和民主进行讨论。可以赞成通知里提的问题，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思想灵魂上的阶级斗争，靠命令和决议是不行的，要靠革命的自觉才能解决。文件的名字叫通知，是为了便于放开思考。党内对这种思想斗争，对这一重大的事的了解，一下子领会不了。发通知是为了便于思考，畅所欲言。如果是决议，下级服从上级就必须实行。通知可以比较自由一些。迩知不对可以不管。是决议有意见也要服从。这对下去搞上作和群众运动有很大关系，要体会中央的精神。 　　同彭真的争论是从何开始的? 《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与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没有关系?与彭德怀的罢官、撤销国防部长是不是有关?《海瑞罢官》实际上是为他们伸寃鼓气、卷土重来，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重要的文章是两方面的斗争。为什么进了学校一个月不去看看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中有邓拓、李琪的文章，还有方求(许立群)的文章；另一方面有穆欣、关锋、林杰、戚本禹等同志的文章。还有吴晗的假检讨、《前线》和《北京日报》假检讨、真掩护的按语。有了这些，才有何明、高炬的文章。 　　孙友余推脱说下去时很急，接到通知一个半小时就去了。 　　康生同志指出，上级指示要下去，一个半小时就去了，那时不可能准备，这一个月中要补课，不然不能很好的掌握运动。领导一个高等学校的工作组，没有这一点武器，我很担心，你们竟没有被学生赶走。打个比方，通知上说的那种人，不读书，不看报，专靠武断，以势压人，那是指的彭真，你们不一定相同，可也有点象。工作组的同志从历史和职位比学生要好，在文化革命方面就不一定，很可能在这方面知识比他们差。 　　北京市有五十五个大学、三千六百八十八个工作队。三千六百八十八个工作队(?)，队员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我想把他们找到人大会堂去考一考，是读了书，看了报，略有知识，与群众一块搞革命，还是靠武断，以势压人。队员中有的人从农村回来，比在城市和机关里的还要差，那里报纸也少，现在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个大转弯。北京周围的四清工作队也存在很大问题。彭真的路线是反对《二十三条》的，农村工作队不受这个影响的很少，我有一个孙女在良乡参加四清以后调回来了，那里留下了两个人看行李。六月三日，北京市委一改组，农民生气了，认为这个队很不好，把看行李的人提出来戴高帽游街，农村工作队回来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有的是受了彭真的影响，多少总有点。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学校有许多困难条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原来设想，首先把北京的大学校，首先又是主要学校的工作组，要他们轮流来汇报那里情况如何。这是早巳定下的方针。北大我们接触了一些，但未真正开始。工作组今后要定期汇报。另一方面只从工作组了解不全面，对主要学校要派调查组去，从下面了解情况。两方面的情况对照起来，才能看到概括。这一点是定下了的。不仅在北京市，准备还要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西安交大调查了，派人去看了以后，发现和报告上说的情况不一样。下去调查，仅在北大做了。五月初，曹、张等同志六、七人的调查组下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与调查组有关。这一工作有点效果，没有系统地去做。六月一日这个调查组和张承先同志的工作组合并，最近才抽出来，准备到各学校去，昨天去了师大，就是根据这个计划。 　　今天找你们来说一说是了解情况。师大的问题是复杂的，一九五八年我管过大学，对大学稍熟悉。你们刚进师大对情况不了解。一九五七年有六教授，师大的黄药眠是其中的一个。除此以外，陈垣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很紧张，我准备找他谈两次，他和黄药眠、程今吾又不同，但他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他写过的书，我以后要考你们，他是研究唐代西域交通问题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三大历史学家之一。师大的问题是复杂得很，整了程今吾，他把北京市和中央宣传部搅在一起了。北大主要是北京市的关系，和中宣部有矛盾，师大既有北京市也有中宣部的关系。马建民对陆定一在教育方面的讲话是不大满意的。师大还有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镛等人。这个学校还有很多苏修的东西和教育制度。 　　除了想找你们来汇报，还因为收到你们的一封信，里面讲到林杰同志问题，说林杰同志支持了赶工作组的人，支持右派扎根串联，支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隐蔽起来。我们很重视这封信，请你们如实告诉我们情况，我们作调查，要实事求是。 　　以前我们对师大的情况不晓得，地质学院的情况也不知道，北京市汇报中未提到地质学院的事。 　　今天不要你们全面汇报北师大的问题，主要把这些学生的情况和林杰同志的言论行动介绍一下。有学生讲他们在运动中挨打受监视，我不清楚也未调查。 　　曹轶欧同志插话：有的人现在还在受监视。 　　孙友余说：情况如报告中所说的和附件中反映的情况．有的是右派学生反映的，无法核实，提请有关方面注意。 　　我们进入师大经过三段工作，和北京市各学校差不多，当时学校党委和总支基本瘫痪，六号进去时只有六个人，到十六、十七日，下面的情况不全面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不多，那一段同学热情高，实际上是在横扫，工作组抽力量组织左派。第二阶段是二十号前后。十六号戴高帽子游街的多起来。二十号和北京市其它地方在野的右派活动是一个时间，二十号出现赶工作组的高潮。二十号以后是消除干扰。二十三日雪峰同志报告以后，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讨论到月底。第三阶段是七月份。工作组的主动权大了一些，能按市委的部署进行安排，校系结合，解决夺权斗争。七月一日纪念党的声日，大讲学主席著作和党的领导。 　　康生同志要孙友余详细谈一下赶工作组事件的发生。 　　孙友余说，赶工作组的事是二十号开始的，十九日陆续发现一些迹象，清华大学有人来学校，私下说“北大要暴动，师大要注意”。有人到邮电学院活动，说那里工作组被人赶走了，数学、物理系有学生酝酿写大字报。我们刚进去时，系里的斗争不能完全掌握，主动权不多，工作组的方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要站在运动之中，站在群众的前面，不能离开群众能接受的程度太远。 　　康生同志问：当时的打击重点是谁。 　　孙友余回避答复。他说：“进去之后，我们的主动权不多，只能引导同学，把斗争引导到主要目标，不能命令。吴德同志有一报告，我在十四号向全校报告时，按照吴德同志所讲的反复强调了斗争目标。 　　康生同志指出，要争取主动和发言权，就要掌握斗争矛头，首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抓住了这个，主动权就会多些，程今吾走了，就会被动。 　　当时的方针是怎么定的?有的地方斗争目标没有，向市委要求搞回来，你们未采取这个步骤，向市委要人你们有权利。没有这样做就更易被动，就会引起学生怀疑。群众就要问为什么把程今吾搞走了，学生就要把责任找到工作组的身上。程今吾在北京可以要回来。 　　关锋同志插话：程今吾不在也可以开背靠背的批判会。 　　康生同志接着说：你们的方针有毛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了空话，高举红旗就要战斗，必须要有对象，而你们主要目标放走了。 　　孙友余抵抗康生同志的批评，他狡辩说，运动的规律，可多看几个学校，头一阶段，学生手头上接触的先扫一下，我们不能拦。 　　康生同志即时指出，北大的大字报，首先是对着陆平、彭佩云，师大也不能例外，清华是对着蒋南翔，人大先是孙××，以后是郭影秋。 　　孙友余还狂妄地抵抗，他说：学生普遍扫一下，是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他妄图推卸责任，嫁罪于人。 　　关锋同志插话：师大学生的大字报，原来很集中，就是对着程今吾、石森，有一天我们去看了。 　　康生同志说：在斗争中才能组织左派力量，有斗争就要有打击对象的，如果没有主要对象，怎么能发现左派，土地改革时，地主不在农村，就到城市去躲，你们的方针，我还不清楚。主要斗争对象怎样抓住，程今吾不在可以抓回来。你们让他安安稳稳在北京开会，他在那里不会成为中心。 　　孙友余仍不醒悟，继续顽抗，抵赖错误。他说：我们进校时情况复杂，不摸底。都没有点名，同学横扫了一下是不能避免的，如果只点程今吾的名，会被说成是舍帅保车。 　　康生同志驳斥了孙友余。康生同志说，横扫与抓程今吾并不矛盾，你说的是什么逻辑，你们那儿横扫还在后面，资产阶级学术权烕，一大堆在那儿。康生同志接着问，究竟是程今吾在有利，还是不在有利? 　　孙友余继续顽抗到了极为嚣张的程度，他仍不正面回答，而是说，在那阶段，总支瘫痪，我们的意图没法贯彻下去，用了十天功夫，才组织起系一级的核心组。 　　康牛同志又问，左派的标准是什么?是反还是不反程今吾，要从这里来找左派。 　　关锋同志插话：你们连程今吾的名字都不提，怎么组织左派。 　　孙友余又狡辩说，七号宣布了停程今吾的职。 　　康生同志问：程今吾去了没有? 　　孙友余答：没有去。 　　康生同志责问说：你搞糟了，为什么不让程今吾和群众见面?是程今吾去参加会好，还是不去好?你的意思是程今吾不在场好，我不赞成。 　　孙友余还是顽抗，不正面回答，他说，六号进学校，程今吾在市委干什么不清楚。 　　康生同志说：开会要做好准备，可以请示一下市委嘛! 　　孙友余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狡辩。他说，那次是工作组和群众见面的会。 　　康生同志说，这是建立威信的机会，态度要明朗，你考虑一下，是程今吾在场好，还是不在场好?背后有学生在说你们对斗争程今吾不积极，你从另一方面，从群众的方面想一想。 　　孙友余简直猖狂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他竟然敢顶撞和攻击康生同志。他说：群众要看什么人，真正的左派是能理解和相信我们的。 　　康生同志马上向孙友余指出：你这问题大了，涉及到相信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相信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群众，怕什么?为什么不把程今吾调回去? 　　孙友余还不觉悟，继续顽抗，他说：我想市委有安排。 　　康生同志说：你眼睛只向上，没有看群众，只说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怎么讲的，没有看群众怎么讲的，我刚才就意识列这个问题。要站任群众这边想，首先要想到那里的群众。马列主义要与实践相结合。 　　孙友余还是顽固抵抗，他说：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群众，下去几个人都站到群众中去了。我不可能下命令要程今吾回来，只能组织左派。 　　康生同志说：你说不可以下命令要程今吾回来，我可以肯定说，你们不让程今吾和群众见面，谁的责任我不管。在群众运动中你们这样做了是事实，无可否认。不管动机如何，毛主席讲过了，动机要与效果联系。群众要看事实，靠事实去证明。主要对象是程今吾，一个月不使程今吾和群众见面，不能否认。 　　关锋同志问孙友余：十号我们去看了大字报，你谈了方针性意见，当时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表态，我未向康生同志汇报，你现在汇报一下。 　　孙友余说：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关锋同志又问：当时你说主要危险在那里?你说程今吾已经倒了，主要危险在争夺运动的领导权。 　　孙友余同志不敢正面回答，又拒绝汇报真实情况，竟然想把自己的错误推在旁人身上。他不知耻地说这和雪峰同志说的反复争夺运动领导权是一致的。 　　康生同志说，你曲解了雪峰同志的讲话，雪峰同志的报告是讲的几个情况，各校运动发展不平衡。在北大，就有这样的情况，雪峰同志讲到的有些问题，一个地方适用，一个地方拿它来打击群众，你们那里程今吾未倒，群众要斗争他。你去硬套，这不叫执行雪峰同志的东西，你这样要脱离群众，办事要看具体情况。 　　孙友余狂妄地拒绝批评，他说，我作为工作组长，应该看到一点苗头。 　　康生同志说，你未看到。群众要斗程今吾，你那里有反革命，你不知道怎样对待反革命，是不是看到了苗头，要看是不是客观事实，真的苗头你看到了没有?康生同志问孙友余，怎么叫右派学生? 　　孙友余答不出来，他请孙钰同志讲一下学校的情况。 　　孙钰同志说，我们六号晚上进去六个人，第二天不知怎么办好，学生要求领导，他们欢迎工作组，我们思想是放手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从中看目标。进去的那天晚上，开了个党委扩大会。 　　康生同志问有那些人参加了。 　　孙钰同志回答有石森、何秀琴、张刚……等人。接着又说，当时拿出人来斗，不明确，放手让大家揭是明确的，校系未明确提。下去组织左派是一场斗争，发动群众提名成立系核心组。 　　曹轶欧同志提出，没有主攻目标，左派不易发现。 　　康生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北京前市委、大学部的问题不抓，大学部对师大也是重点。吴子牧在那儿搞四清，不会不提到吴子牧，不仅是程今吾，大学部的头子是吴子牧。 　　曹轶欧同志插话，大学部的干部下去了，校长见到了都是毕恭毕敬的，李容是大学部派去出阵的。 　　康生同志说，北大群众的发动与搞社教中的问题有关。 　　孙钰同志说，程今吾与大学部有矛盾，这是听说的。 　　康生同志说，程今吾在中宣部教育处时，与前市委矛盾重重，到了师大，前市委是他的上级，矛盾就减弱了，程今吾与陆定一有联系，说程今吾与前市委没有矛盾也不是。彭真与陆定一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 　　康生同志接着问，有没有吴子牧的大字报。吴子牧、李开鼎、宋硕有很多关系。现在你们对程今吾这一套和宋硕、蒋南翔的一套还不清楚。 　　曹轶欧同志插话：大学部与各校有矛盾，其中有真象也有假象。 　　康生同志讲，程今吾还不是主要的，沿着程今吾追大学部和中宣部，是这么一个斗争。你们的斗争很有油水可捞，一边是中宣部，一边是大学部，北大有假象，认为中宣部还好一些。 　　我派了几个人到过师大，我到师大听过课，派人去蹲点，同吃同住同学习，派人跟班上课。不仅抓系，不跟班上课，弄不清学校的问题。蹲点的人回来很难做结论。许多问题是陆定一的。那时师大很乱，有许多是大学部和陆定一的，程今吾完全执行陆定一的，没有真正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做官的。 　　康生同志再问右派学生是那几个人?报告上写的有余成、李庆林、谭厚兰，还有叫王淑娴的。 　　关锋同志插话：对谭厚兰开了一千人的斗争大会，还打了。 　　孙友余想逃脱责任，他说：群众围攻，工作组解围了。 　　关锋同志说：人家跑到《红旗》去，不敢回去。 　　康生同志再问：报告中说有夺权斗争，还有谁?报告中说发生了一次右派赶工作组，右派是那些人? 　　孙友余回避问题，他说：二十号事件，整个是逆流。具体那一个是，没有表态。 　　曹轶欧同志说：监视了，怎么还说没有表态。 　　康生同志再问，究竟谁赶工作组? 　　孙友余还是支吾其辞。 　　关锋同志说：把赶工作组的大字报印一本。 　　孙友余一再抗拒回答问题，戚本禹同志对孙友余的嚣张蛮横态度严厉斥责：以什么态度对待康生同志。 　　康生同志严厉斥责孙友余，那一些人赶工作?为什么问名字你不回答?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你这样算什么事?我还未碰到过象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敢讲?岂有此理，你是如何对待问题的，把我看成什么人?你三番五次要解释，心中有什么鬼?你愿讲就讲，不愿讲就走! 　　戚本禹同志插话：问了三次都不说。 　　康生同志接着说：不讲拉倒，你以为不讲，我们就没办法了?! 　　孙友余这时才不得不开始回答康生同志提出那些学生是右派的间题。他说：右派学生，有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余成、侯业勤、夏顺阳、郁丽忠。 　　有人提出：孙友余把谭厚兰说成是米高扬式的人物。 　　关锋同志问孙友余：你们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人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是以为这些人就是左派，我不袒护右派，我不了解情况，我不想武断，要看具体情况。我想知道你们认为那些人是右派。 　　曹轶欧同志插话：他们这些人不仅被打、被斗，还被监视，核心组的人就监视。赵惠中气色很不好。 　　康生同志说：希望你不要向我们扯谎，打太极拳，因为你们写信要我们调查，你们又不讲真实情况，如何调查，问一个名字，三四次不讲，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又不敢讲真话，我们如何调查?我们怎么办?你说的那些人做了什么算右派? 　　孙友余说：余成是天文系学生，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母亲在普选中戴上了右派帽子，我们一进学校，搞核心组，余成提出，核心组成员要按党、团员和群众按比例产生，他提意见说，班里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三名核心组成员都是党员，这样不对，要告到市委去。 　　康生同志问：余成在二十号以前反不反对程今吾?贴过程今吾的大字报没有? 　　孙友余说：没有带确切的材料来。 　　康生同志说：判断是右还是左，不反对看一个人的家庭出身，重要的是要看他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表现，首先看他是反对程今吾还是不反对，是破坏反对程今吾的斗争，还是不是如此。这条不清楚如何划右派，要看他的言论是破坏程今吾的斗争，还是赞成批判程今吾。 　　孙友余翻了一下手上的材料说：余成没有写过揭黑帮的大字报。 　　康生同志说：此人是拥护还是反对程今吾，看是左派是右派，先要看这个。他不是党员，不是党员的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反党的，一种是拥护党的。家庭出身地主的人，一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一种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拥护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标准，看他在你们去以前如何。二十号以前如何?根据这个来判断，只根据家庭出身，起码是不够的。 　　孙友余还是按他的错误观点继续汇报。他说：李庆林是团支部书记。进学校时，谎说他是团干部，到学校后就当上了，到四清中才弄清，一九六一年他有小偷小摸行为，拿了食堂里的馒头出去卖，他父亲在解放前与人合伙，有汽车跑运输，在大庆时贪污。李庆林在运动初期到学校的实验工厂发动群众。他说党员有问题，有意见都可以提，他的姨父在台湾。 　　康生同志问：他对大学部和程今吾的态度怎样? 　　孙友余说：没有确切的材料。 　　康生同志讲：怎么主要条件不注意，只翻历史。怎么不能在运动中去判断?你们是去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的，他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如何? 　　关锋同志说：要说老实话，要把反不反对程今吾作为判左中右的条件。 　　孙友余还继续抵抗，他说：要拿这个做条件，但是有假左派。 　　曹轶欧同志说：李庆林一再讲主攻方向不明确，他把大字报交给工作组以后，大字报不见了。 　　康生同志说：你判他右派的根据，是不是因为他父亲有贪污行为，同组织闹对立，受过警告处分。也就是说，第一条，他父亲的行为，第二条本人在困难时期有小偷小摸，第三条到工厂发动群众不好，是不是就是这三条。 　　孙友余说，还有一条赶工作组。 　　穆欣同志问孙友余：是不是先有赶工作组才去查挡案的?为什么把林杰同志说得比程今吾还坏，为什么你不到《红旗》去调查? 　　康生同志看了一下工作组的报告说：报告中的第二段是这么说的，《红旗》杂志社的林杰是参与其事的，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曾多次在右派学生中煽风点火，并为他们策谋划策，那些是右派学生，受林杰同志鼓动的，主要是余成、李庆林、谭厚兰、朱尔澄。谭厚兰怎么算右派，根据那几条。 ## 孙友余说：谭厚兰是党员，成分好，是个核心组成员。 　　曹轶欧同志说：谭厚兰同志说，她现在什么工作也没有。 　　孙友余还是坚持错误，他说：我们一进学校有人写信给我们，说她听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后说，毛主席不一定都对，还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除霸。 　　穆欣同志说：算算看，她那时才几岁。 　　关锋同志问：她说除霸是要害，是在什么时间，这很要紧。 　　孙友余答不出来。又反过来说：我们没有把谭厚兰当作右派。 　　康生同志问：为什么说谭厚兰同志不一定是右派?怎么在报告上写上了? 　　孙友余同志狡辩说：这是疏忽。 　　康生同志说：不能用外交语言。 　　孙友余抵赖说：有围攻，不是工作组组织的，发现围攻以后，我们去解围了。 　　康生同志说：不只是围攻，是毒打，这要区别。 　　孙友余说：二十号下午发现以后，向全校广播了，要区别对待，不要打人。 　　康生同志说：在学校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你们给中央和市委的信中说成是右派。 　　关锋同志插话：怎么能说是右派，这样心情不能理解。 　　康生同志讲：你们在七月十二号的报告中，把她说成是右派。 　　戚本禹同志插话：给吴德同志的报告中，也说谭厚兰同志是右派，还列在第一名。 　　关锋同志说：错就错了，错了就改。 　　康生同志说：遇到象今天这样情况的还不多! 　　曹轶欧同志说：这种做法，不把人家说成右派当一回事。 　　康生同志说：你可以尽量为自己的看法辩护，不要紧，错和对都要诚恳，不要闪烁其辞。 　　曹轶欧同志说：讲讲几个人是怎么监视起来的。 　　康生同志问：朱尔澄这人如何? 　　孙友余说：未带材料。 　　康生同志说：未带材料，你脑子里总有吧，给中央写报告，几个人都不记得?而这是主要的人。你们谁知道?可以代他说。 　　工作组在场的人无人回答。 　　康生同志说：这些人可能是右派，也许是更坏的人，但要问事实，要有根据，你有一条方针：孤立右派。朱尔澄为什么是右派?这封信，你们都看了没有? 　　工作组翁世功点了头，其它同志都说没有看。 　　曹轶欧同志指着翁世功说：他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是他起草的。 　　孙友余说：我个人负责。 　　康生同志问：为什么不用个人名义? 　　关锋同志说：工作组有个组织啊! 　　康生同志说：用人家名义，又不让人家看。 　　曹轶欧同志说：个人写的，用工作组名义不对。 　　康生同志问：王淑娴怎么是右派? 　　孙友余不敢回答。 　　关锋同志说：老老实实，谁是右派?那些对就是对了，那些错就是错了，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你在广播中说是反革命的大字报。 　　孙友余说：没有宣布。 　　康生同志说：你给我的报告中把它定下了，怎么说没有。 　　戚本禹同志说：报告中说定了性质了。 　　康生同志问：在你报告后，出现打人，这是什么时候的报告。 　　孙友余说：二十号上午的报告。 　　康生同志说：这问题值得研究(出现二十号的事)。 　　一种可能这里面有黑帮，另一种可能由于另外的原因产生的，今天已谈了三个小时，你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林杰同志的问题。他这人，我还未见过。 　　关锋同志说：你们确定他是右派，怎么不向我们调查一下。 　　康生同志说：你们说林杰同志的罪状是支持赶工作组的人，指使右派学生扎根串联，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隐藏起来，指使右派学生涂改笔记本，消名匿迹。这样，这人便是坏得很多。信中还说，过去曾经以为林杰可能是阶级观点模糊，缺乏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根据他在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同志报告后，继续活动的事实来看，问题的性质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想听一下孙友余的意见。罪状结论都有了，支持右派，问题性质严重，师大工作组的同志，如还认为林杰是右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绝不包庇，指出来是好事，有怀疑，错了也可以，不算错，把意见讲一下。 　　孙友余仍不悔悟，他说：我们的看法是如报告中说的，另一报告中说他起了牵线作用。 　　康生同志说：牵什么线? 　　孙友余说：布置一些出身不好的人隐藏起来，还有涂改笔记本。 　　康生同志问：另外的学校也有活动，你们怎么知道的。 　　孙友余说：师大学生听地质学院学生说的，听说有四个学生，其中有一个矿冶学院。 　　康生同志说：这里有一个总的问题，可以调查研究，林杰同志我不认识，你们说他有几条罪状，他联系的这些人，是不是右派，他的问题归结于这些人是不是右派学生。 　　关锋同志说：那些是右派学生，当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能再说是疏忽了，这样说不大好。 　　康生同志又说：今天的会就要结束了，有几个问题，工作组的负责同志，特别是孙友余要注意。 　　一、师大文化革命工作组七月十二日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有些学生听闻到一点林杰在师大学生中的活动，十分惊讶和气愤，有的要出大字报，有的要到《红旗帜》杂志社去质问，我们做了说服工作。”我正式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红旗》杂志社，不要你们做这种说服工作，有多少人要贴大字报都可以，要去就可以去，说服、压制不对。我们不怕贴，不怕威胁，《红旗》杂志社揭烂都可以，我们不怕大民主。不要做说服工作，有多少人要去都可以，排队上街都可以，实事求是，如有大右派，你们帮助挖出来，这是革命，完全欢迎，做说服工作不对，那里既有大右派，为什么要做说服工作，不要求你们这样做。 　　二、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搞清地质学院说的“《红旗》杂志社就有一不知名的人曾支持过他的那里的右派学生，把持广播台和污蔑薄一波同志的指示”。弄清不知名的人是谁，须要地质学院调查，这是件大事。《红旗》的人污蔑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能放松，这件事要追到底。你们各处报告了，我们很重视。 　　三、你们建议调查，我们接受要求，要调查就要全面。你们认为是右派的，我们要调查，昨天开始了。左派也要调查，工作队也要继续调查，下面也要继续调查，要求工作组不要阻挡我们，给我们便利。这是执行你们对我们要求的工作，调查也能弄清情况。 　　四、希望你们工作组的同志，尤其是你们，要本着共产党的革命原则和党性，向我们实事求是说实话，不要象今天的状态，转弯抹角，不愿回答。第一次接触，不满意这种情况，希望不要重复第二次。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说，也不允许以这种态度对付我们。这种态度在党内是不经常的。不希望也不允许重复第二次。 　　戚本禹同志提出问题：孙友余说运动一开始，目标对准程今吾，孙钰同志说目标不明确。那一个是假报告，文化革命小组调查，余成贴过三张程今吾的大字报，孙友余说一张也没有，是不是假报告?! 　　康生同志说：今天如此了，有时间再说，开会前，我和吴德同志通了电话，吴德同志的看法，和我们基本一致。本要请吴德、郭影秋同志来参加，他们要开会，没有能来，另外派人来了。 　　关锋同志说：送大字报完全欢迎，不仅给林杰同志，给任何人都可以。 　　康生同志说：给关锋同志贴也可以。 　　曹轶欧同志说：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还要列师大去，今天情况不大顺利，在座的同志，要给我们帮助，不要遇到阻挠，特别是孙友余加以注意。 　　康生同志说：原来想和同志们很仔细研究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匆匆忙忙下去，对中央政策和文件未很好学习，这能谅解。不能谅解的是孙有余的态度，有一段我讲话声音大一些，这是党的态度，同志的态度，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办外交，不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同赫鲁晓夫谈判。 　　刘卓甫说：我是从山西四清刚回来的，市委要我支持文化革命，昨天刚去。市委介绍我去时，郭影秋同志说我去当副组长，我没有意见。上礼拜天孙友余接市委电话，要我担任党委书记，我未接到通知，在全体工作队员会上，孙友余昨晚向全体队员宣布了，我看不会是假的，现在我认为有责任回去把问题闹清楚。康老要求的几点，保证按此去做，不但不能阻挠，一定积极去做，做好，做不好是水平问题，工作组所有党员都要如此，这件事孙友余简单说过，郭影秋同志也说过，知道一点。今天听了前后情况，比较具体了解了一些。 　　首先向康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表示积极支持。 　　康生同志说：这态度好，作为党委书记，对你有几点意见。你昨天带去十人，计委还有十人，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首先是要他们知道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二，真正了解中央的通知发表了的社论，党的政策，第三，新的同志知道下去干什么，千万使他们知道，不是去当官做老爷。是去真正做群众的勤务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可以犯错误，也可以被赶走。你去了不能以付主任的资格去，孙友余去北师大绝不是以付部长的资格去，孙钰同志不是以付局长的资格去，杨移真同志不是以班主任的资格去，如果这点思想准备没有，和伟大的群众运动就对不起来。你们是一个普通党员，是北师大一个普通成员和群众平等，如果有官僚架子不彻底丢掉，是搞不好的。必须知道这一运动和四清不一样，没有这种立场，必然遭到群众反对，你们这些人的政治工作，相当繁重，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我难保自己去不犯错误，要虚心学习，不要以为自己是主任、部长、局长，那是没有用的，屁股要坐在那里，你们要知道这一运动如何对待群众，群众有什么权利，群众可欢迎你们，甚至敲锣打鼓，他们也有权利两天以后把你们赶走，你们进北师大时想到这点没有，好多工作组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能自以为是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来压人，党离开群众要死的。 　　你们不承认这点怎么行?可以欢迎，也可以罢免。群众有权利怀疑你，得到群众信任不容易，这不是普通的运动。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变成反革命的人物，宣传部长变成反革命人物，你们工作组进校，我就那样相信你?这是很自然的问题。 　　师大物理系，有学生说康生要造反要暴动，派代表到中南海问戚本禹同志，学生很紧张。学生这么想完全可以，要照你们这样，可以把整个物理系抓起来。那样的事都可以原谅，四大家族都是中央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怀疑康生，道理很简单，人到了中南海，当然要分别一下，可能有反革命浑水摸鱼的，越是遇到这种事，越不能以为人家都是坏的，那不是孤立右派，是帮助了反革命。群众有权利怀疑。群众贴大字报画漫画都可以，不对也可以，不要立刻看作是反革命，只讲他们赶工作组，为什么不分析工作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没有可被怀疑之处，完全可以这样的。 　　群众说要斗争程今吾，理由正当的群众对工作组不对。这意见好，这么多大字报，和程今吾不见面不行。你们的思想是眼睛只看到上级看不到群众，只看到自己是上级，不是同群众平等，不承认群众是主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就当成是反革命。你们是北京市委派来的，反对你们，往上推是反对中央，好多工作组是这个逻辑，结果把自己推上去了。必须要向军群交待这一点，不然还会出乱子，骑在群众头上，人家不怕你。你们工作组有些原则错误，中央的根本政策没有掌握。进去了不承认群众的权(中国文革 研究网)利不可以。 　　刘卓甫同志这件事同志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必然要遭到反对，不知自己处在什么地位。中央方针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相信韦众才能领导群众，用一种官僚形式来领导群众运动，不能不碰壁。 　　工作组党委的每一句话，都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在口头上，不能是假的。 　　孙友余说的是空的，《红旗》是群众路线，要政治挂帅。要进行一系列的教育。 　　希望工作组党委进一步弄清楚，实事求是地看一看，划右派按的是什么方针，抓紧这个问题搞一搞。这是关键问题。我们对了很好，错了就承认错误，也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千万不要糊里糊涂，不要象中央通知上所说的“不让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习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样会被革命抛掉的。 　　王兢成说：康老的讲话很深刻，回去向市委汇报，认真讨论，检查一下。 　　康生同志最后说：整个工作队，在这个问题上接受教育是个大问题。 　　· 来源：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