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座谈时的讲话(二) ## 康生: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因此,我没有多少话可讲。谈到形势问题,伯达、江青同志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前形势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而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大好形势。江青同志具体讲了,从比较方面讲了,我补充一个具体事例。   今年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接着五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目叫做“伟大的历史文件”。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看形势不能离开“五一六通知”和“五·一七”社论。这不仅是毛主席批发的,看过的,而且很多段落是主席亲自写的。同志们不但要看中国的形势,而且要看国际形势。你们从这篇社论看看到底讲了什么?社论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最后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社论讲,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解决。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在《叛徒考茨基》《“左派”的幼稚病》中讲到被打败的资产阶级时时企图复辟,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他后来没来得及、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承认苏联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二八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就否认了,直到将要去世的前两年,又觉悟了这个问题。他的缺点是没把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看成是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毛主席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加以论述,并实际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使国家不变颜色的问题,而且对世界有伟大意义。所以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护。   (通知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解决问题了。同志们可以看一看、想一想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方面,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各方面,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方面,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这个文献中记录下来了。难道同志们不能从这些文件中看出现在世界的大好形势吗?)   我们个别同学不认识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五·一七”文章的意义,反而以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认为又要抓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已经回答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但有的同志看不到,这样分析,那样分析,这样推测,那样推测,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甚至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组织,取名“五一六”,应该说他不配叫“五一六”,是污蔑“五一六”。   顺便讲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群众,使亿万群众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大事情。前天有一个英国左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同中国机床二厂的一个工人谈了一下,认为中国通过文化大革命,工人觉悟水平的提高是他想不到的。他是英国共产党中长期做工会工作的。我回答: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污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人是毫无常识的。他们是不愿意直接把马列主义交给群众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绩。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检讨,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同志们应该多想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了多少毛泽东思想,领会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要常常想想,包括我们在内,希望我们一道多想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时局。要少打内战,不要提起两脚到处串,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百分之一百了,没有那回事。用毛泽东思想量量,一天一地。如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话,就不到外面到处乱跑了。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我就拿“五·一七”文章大家不注意为例。   最后一点,是我经常讲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有敌情观念。我们面前有帝国主义、苏修、有蒋介石。江青同志讲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不会不利用我们的缺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他们会利用无政府主义,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的。昨天香港造英国反的群众给我寄来一本东西,跟毛主席语录一样,是刘少奇语录;我们是毛主席像,它是刘少奇像;我们是林副主席题词,它是刘少奇题词;我们是毛主席语录三十三节,它是刘少奇语录三十三节。这是什么人干的,我知道,是美国特务干的。这说明敌人没有睡觉,不但我国内部有走资派,国外还有帝修反。这不证明他们有力量,而是证明他们穷极无聊,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了。他们的命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胜利,同志们要进一步努力。 ##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所讲的话。我只想补充两个问题,一是形势,一是军队。   (关于形势,从客观发展分析,伯达同志已经指出,摆在面前的有两种估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红旗》都说形势大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江青同志说要比较地看。还要看敌人怎么说我们。)   去年,你们到全国去,起了点火作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称赞的。第二阶段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从上海开始,马上席卷全国。上海、黑龙江、山东等几个地方的经验证明,这里头道路只有一条,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三结合,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已经夺权的也有经验要补充。文化大革命没有前例可沿,靠我们实践,总结经验。道路是曲折的,不能直线上升。小将们,不但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康老讲了,你们还要教育下一代也要搞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前进中有个缺点,去年党内、政府内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即使承认了错误,还是不能改变领导,还是压制革命派。毛主席把“三支”“两军”的任务放在解放军身上,这个任务很艰巨,但这半年证明他们是胜任的。虽然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是少数人,广大解放军是最可信任、最可依靠的,没有这样一支工农子弟的武装力量行吗?我们周围都是敌人么!我们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蓬蓬勃勃的,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广大群众,但解放军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军是最听话的。青海的情况一摆清楚,赵永夫就是一个独夫了。领导一改变,形势马上改变了。内蒙打了一枪,我们发现了,广大部队经过教育马上转变了。武汉问题,谢富治同志所以能光荣地胜利地回来,当然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喽,解放军也出了力,我在,我知道。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最多一次三百万,就是解放军维持秩序。毛主席看到后几次秩序好,就提出搞军训。在短短时间里,一千多万人接受检阅,外国人想不到,没有解放军行嘛?当然也有些损失啰。北京今年武斗,解放军去隔开。我们经常向郑维山他们表示对军队的敬意。这支武装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很好的军队,我们很激动的。密云那边那么多受伤的,全国更多,还有个别被打死的。受伤的以千、万计,领章撕了,帽徽也扯了,还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做到了不动气,当然也有人动气了,不还手,不开枪,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做到了,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光是物质武装,能做到吗?   这样的军队,出了几个坏人,有什么了不起。陈再道常败将军,不是常胜将军。他领导的独立师一个士兵要用枪打王力,一个营长就站出来堵住枪口,不让打王力,士兵一看营长这样,就没打,有思想啊,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掌)这不是一天一日训练成的,是几十年培养成的。毛主席提出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环节是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军队错了改得也快,山东司令员一想通就改,痛痛快快,不像走资派那样。谭启龙、江渭清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干地方工作干久了,变了质啦。   (“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了伟大领袖的预见。通知最后一段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是毛主席写的,当时主席已有思想考虑了。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苏修搞接见记者,有什么用,不过多了几条消息,几个电视镜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什么“五·一六”行动,“七·二〇”事件,都说明他们虚弱。)   最近在广东九龙边境,这是临时性的边境,工人冲过去了。工人读毛主席语录,贴标语,他干涉,我工人冲过去了。警察署警察想开枪,我工人一把把枪抓过来,对着警察,十几个警察乖乖地交了枪。别地方的警察要来,工人用枪对着警察署长,来就先打死你。署长马上下令不让来。以后达成三条:铁丝网去掉,允许对着那边贴标语,允许带毛主席语录通过。工人把夺来的枪放在地上,就胜利地回来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人,藐视帝国主义。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另外一种看法,说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刘、邓、陶有那么大作用啊?这是香港报纸说的,是敌人说的,是不是小将看参考消息受了影响。说什么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会出现更多的武装叛乱,要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夺军队的权。我们小组讨论,为什么对形势的看法和我们这么相反。有人说,在北京不能夺谢富治同志的权,不能夺卫戍区的权,也不能夺军委的权,就到外地去吧。为什么把人民解放军看得那么轻,把刘、邓势力看得那么大?事实完全相反么!“百万雄师”也只是少数头头干坏事么!独立师只做了半天政治工作,四个团就全部调出武汉三镇。那么听话。你们敢设想吗?把王力救出来也是解放军。这是毛主席思想教育的结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崇高威信。   (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里有些保守思想,与刘邓陶有某些共同处,但不一样。即使对武汉也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多数,不好的是少数。不能说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人说广州军区好些,但也有人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以前抓了谭震林,就到处抓谭式人物,现在陈再道又行时了。军队犯错误与刘邓不一样。刘邓路线地方执行得多,改得很慢。军队不同,“三支”“两军”任务很重,没有经验,近十多年群众工作比较少。去年河北地震,解放军去了,所有村子都宣传到了,受那么大的损害,群众的精神面貌、生产面貌很好,去年丰收了,今年又丰收了。)   这支军队,交给他什么任务,就完成什么任务。军队也有军队的传统,服从命令,也受了一些黑《修养》的影响,但一说就听,尤其是野战军,我们就是要相信他们。现在不少地方的保守派,甚至有些坏人,夺解放军的枪,抢物质,抓解放军的人,这是错误的,现在面临着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提出来。不能像去年抓走资派那样搞,不然要犯错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只接了一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黄再道。这不好,战士看到会很难过么!人家有战功么!他们有错误就改嘛!小将帮助他们嘛!不能武装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啊?像陈再道那样搞叛乱,我们才夺他的权,陈再道叛乱才不到一天嘛。刘丰保护王力,在整个武汉事件中,出了很大的力,所以当武汉军区政委,现在有人又怀疑了,这是不对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现在发生的紧急的事,就是武斗问题,夺枪问题,农民进城问题。农民是不愿进城的,是受了蒙蔽。小将去年当闯将时是立了功的,现在要前进。各地的事,各地革命派可以自己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可以自己解决嘛!要去,中央组织少数人去。如这次北航一些同志跟谢富治等同志去武汉,是起了好作用的。自由流串不行,武汉去了几万人,对人家是个包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外流首先是对自己不利。有个组织纪律性吧!有红代会嘛!出去也不打招呼。蒯大富说他们出去五千多人,他也控制不住,不仅清华,清华是说了,别的学校也有,统计一下子。)   现在最大的要求是,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的经验,批判刘、邓、陶。天安门大会以后,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希望大家努力。然后,中央组织一些学校少数人外出作调查。夺枪、冲击军区是不允许的,“六·六”通令说了,要劝阻。要劝阻农民进城,不要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要妨碍生产。戚本禹同志和我提议,矿业学院到全国煤矿去,现在煤矿生产上不去,要去抓革命,促生产,要疏通,如同过去铁道学院去疏通铁路一样。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以后,一部分人在校内搞斗批改,一部分人外出作调查。红代会在这个问题上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你们大学生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嘛,比起我们当年知识多,你们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应该比我们当年少得多,应该比我们高明得多。   大专毕业生的生活问题,很快要发通知。六六年毕业生照过去的待遇,今年的毕业生略低一些。分配的地方愿意要,自己愿意去的,就去。有的地方不能接受,就晚点走,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抽出去作调查工作的,也享受这个待遇。   总之,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说的,做到三相信三依靠。今年有这样光辉灿烂的形势,相信明年会更好。像伯达同志说的,开花结果。 ## 谢富治:   (同志们:)   今天晚上的座谈会是非常重要的会,不要看成是普普通通的会。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同志都到会了,王力身体没全好,杨成武同志有一点别的事情,没有到会,三军的领导同志都到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四位同志讲了话。)   (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大好形势,但在北京少数同学中间引起了思想上不那么完全统一的看法,需要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把形势任务讲一讲。五十所大学都来了。中学来的少,所以很多人在门口叫喊。中学六百多个,一个学校来两个人,就一千多,座谈会就不好开了,所以主要是大学。工人来了几十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几十人,希望中学同学原谅。)   建议大学同志把四位同志的讲话整理一份记录,你们大学生记得快,不要贴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啊,那不顶事。要整理一份记录,然后在大学里学习一个礼拜,同时学习中央的一些指示,《红旗》《人民日报》有关社论、文章,把当前形势讨论一下。要把四位同志的讲话统一整理,两派一起整理。昨天武汉造反派就是一起整理记录的。不能于自己有利的就拿过来,于自己不利的就不要。   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小组的同志批评我,说北京市没抓大批判和大联合,听大家发言后,听不出对刘、邓、陶的大中小批判,也听不出怎么大联合,光是吵架。批评得对,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但制止武斗我是讲了的,我提议上街游行,反对武斗,做得不够,但是做了的。   希望大学、中学、工人同志们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总理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出的正确航线,我们要沿着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航线前进。我们是沿着这条航线,跟着中央的指示,《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走,还是跟着那个学校动态组的一篇形势分析走呢?我想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同志经常同大家见面,我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走,不要受任何干扰。   拥军爱民问题。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特别是北京部队,直接受到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关怀。江青同志在四月廿日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年一次的那个口号。三相信、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出去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大批判、大联合没有抓紧我负责,责任在我身上,但希望同志们支持一下。   来源:《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