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康生、吴法宪>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时四十分，地点：京西宾馆礼堂第一会议室。接见首长：康生、曹轶欧、吴法宪。被接见者：省军区、一军、军分区、驻军各师、学校负责人。另外，还有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一五三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

　　吴法宪同志：康老在百忙中，今天来给我们指示。康老很关心河南问题，今天听了汇报后来给我们指示。

　　康生同志：同志们，河南问题结束后，军队同志又留下开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根据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检查了河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军分区、人武部也检查了关于支左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同志的讨论，将会使河南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成绩。同时，另一方面，在会议中间，犯错误的同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错误，总的讲，应该欢迎那怕是微小的进步，虽然检查有深有浅，但这个开端是好的，我希望在实际中去改正错误。会议告一段落，应该总结一下会议的工作和经验，将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席、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开辟下一阶段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使同志继续学习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对贯彻中央指示将会有更大好处。

　　会议期间揭发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其他同志的错误，这些揭发无论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后“三支”、“两军”，无论对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有很大益处。会议开得是好的，会议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干部的革命本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多数同志了解了错误后，能够改正错误，这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的革命的本质。不管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象何运洪、李善亭的错误，一军某些同志的错误，甚至由于何运洪的错误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整个运动中会议中可以看到我们解放军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通过河南问题的讨论、解决，可以看出主席讲的三相信、三依靠。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们通过这次会议更加看清了这一点。我相信当我们省军区和一军坚决改正错误后，必然受到广大群众对解放军更加爱戴和支持，广大群众必然欢迎解放军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相信依靠解放军这个真理。毛主席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支柱。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也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胜利。所以，相信、依靠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河南的问题，是长期地受到毛主席、中央的关怀。大家清楚地知道，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就发了重要指示，也可以说在各军区，主席指示要召集解放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京开会，这是各地解决军队支左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解决解放军与造反派、保守派的问题，端正解放军某些同志的错误，这是首先的一次。问题是何运洪不但没有执行主席的这一指示，相反是抗拒主席指示，这是对河南全体指战员最大最大的教训。因为历史证明，凡是执行主席指示的，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凡是抗拒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指示，不管什么干部，不管历史上多大贡献，必然会使事情搞坏，使革命遭到损失，必然会使自己陷到错误的、和主席路线相反的道路。

　　林副主席曾总结过解放军四十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这一点我们河南部队指战员，要你们亲身参加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训，就是必须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但是河南省军区，以何运洪为首的一小撮人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不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而是抗拒主席路线，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三支”“两军”，而是执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指示，反对主席革命路线，抗拒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如果说一时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犯了错误还是允许改正的，但从二月十七、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五、六个月，长期不改正错误。 这里同志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主席说，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改正错误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长期不改正错误，就变了性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坚持错误，是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略，未记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介绍山东济南经验，因为他们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即有了错误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彻底改好不彻底改好？彻底改正好。人们把它总结为“早、高、底。”这就说犯了错误必须按主席教导办事，从这里边经过河南问题的斗争、批判、改正，这就教导我们怎样观察问题。林副主席讲过，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应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就常常看不到问题实质、主流、对与错、是与非。从河南问题，从何运洪、李善亭等人错误，也可以认识到，离开阶级斗争基本立场，那一定会把是非颠倒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对事物本质看不清。

　　从河南也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在河南也好，在其他地区也好，有各种看法，主要的有两方面：究竟是大好呢还是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河南是一个，开封是一个，其他地区也有。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林副主席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大革命，思想的大革命，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对解放军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林副主席说：“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毛主席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估价完全赞成。林副主席这个估价也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估价。

　　从我接触到各省的问题，开始是内蒙，以后是青海、南京、安徽、山西、甘肃、河南，国外一些马列主义左派也接触不少，人们常常问，文化大革命收获是什么？问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我回答：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千百万工农兵劳动人民直接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最大最大最大收获。我们翻一翻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什么时候有过亿万人民直接掌握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用毛泽东思想直接教育群众，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所实行，这才能真正保证我们党、政府、军队不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保证我国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说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和我们损失比较的确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个真理广大群众懂得了。我们解决山西问题时，太原五中有个十七岁的女学生，叫郭××，受军区犯错误的干部所迫害，被关了一个多月，但他懂得两点，一是坚决拥护解放军，少数犯错误的人不能代表解放军；二是解放军介入大有好处，把解放军内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使解放军得到教育，问题得到解决，使解放军更加提高，更加前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同志们你们想想，每家都有子女，十七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吗？不是文化大革命，能有如此收获吗？他没有听我们的报告，这是从受迫害中得到了教育。这就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教导下，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因为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使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就保证了我国党、政、军领导不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篡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就拿省军区干部、战士、独立一师、二师、驻军中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广大指战员来说，你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不管程度如何，是大大提高了，况且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立过新的功劳。有的同志犯过这样那样错误，也从中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死几个人，出一些乱子，比起收获，还是微不足道的。林副主席所讲的真理，通过河南文化大革命，过去现在将来都会证实这是马列主义真理，就会更进一步了解林副主席这一指示，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但这要有一个条件，决不能拿刘邓路线观点来看，而一定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用无产阶级立场去看，这样是非才能看清楚。同志们，从你们亲身体会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历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阶级看“好得很”，另外一个阶级看“糟得很”，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说过的。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如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当前是大好形势。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认为形势很糟。武斗很严重，甚至开了枪，有的地方很乱，河南也算乱的一个省，而且是和武汉反革命暴乱联系着的，甚至于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还发生了开封“七·三一”事件。我们怎样去看这种形势。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那个地方出现了这种乱的时候，就是矛盾彻底暴露的时候，矛盾的彻底暴露有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那个地方经过乱，那个地方形势就会更好。事实证明，从这两天人民日报报导看，青海形势不是很好吗？青海过去不是大乱一阵吗？青海出了解放军里最少最少见的败类赵永夫，很多人丢了性命，刘贤权被斗争并免了职，这不是很乱吗？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青海形势很坏，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从这两天报导看，青海形势就好得很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都受到很大鼓舞，报上报导武汉受到很大鼓舞，青海这样，其它各地必然会跟着出现更好的形势，内蒙古据说形势也很好，滕海清来了，我也还没有见他。对武汉事件，林副主席有重要的分析，林副主席在分析形势中，对解放军有最重要的指示。这指示是从形势分析出发的。武汉事件本身是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这对全国全军教育是很大的。我扼要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八月九日林副主席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曾思玉、刘丰同志，在北京的几个大军区同志也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也参加了，吴法宪同志也参加了。林副主席首先从文化革命形势讲起。他说：武汉事件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它可以变为好事，对全国工农兵革命群众，对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武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意是那个地方乱得越彻底，就会出现大好形势，中国现在看武斗严重，问题暴露得越发清楚，全国文化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林副主席是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讲的。林副主席说：不是一切坏事都可以变为好事，坏事变好事，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但是是在一定条件下坏事才变为好事，首先，一个决定的条件，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坏事才能变为好事。二是有毛主席缔造的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通过四十几年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思想长期培育下（康老：我插一句，也是在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有四十几年的斗争历史，和全国人民一道解放了全中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它是有着伟大功绩，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有毛主席、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也就是武装了的工农，长期和人民血肉相联。有了这些条件，文化革命中一切看来是坏事的，都可以转变为好事。林副主席说，有几件不好的事情，不要使它掩盖起来，而应当使它暴露出来，矛盾的暴露必然接近矛盾的解决。矛盾暴露看来有些乱，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乱可以变为治，这是辩证的关系，有很多实际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河南问题也看得清楚。坏事不能隐藏。乱是矛盾的暴露，矛盾的暴露接近于矛盾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通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副主席再三地讲，要掌握辩证法，不要悲观失望、惊惶失措，乱肯定会治。河南问题已经出现好形势。（康老：河南问题还会有曲折，如开封形势还很复杂，一军×××团从郑州调往化肥厂，保守势力阻止进厂，一些农民被骗进城，还有很多问题。这些可以理解，不管如何，改变不了将要和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不要怕乱，不要看到一时现象就束手无策。林副主席接着对所谓乱做了具体分析，林副主席说，乱有四种：第一种，好人斗坏人。这是好事，是必然的；第二种，坏人斗坏人。这是在斗争中彼此暴露自己的面貌，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这种乱对我们的斗争有利；第三种，坏人斗好人。这种情况也有，河南的“保守组织镇压真正革命造反派二七公社，打击革命同志”、“百万雄师斗争三新、三钢”，这种形势出现，当然不是说“百万雄师”中所有人都是坏人，主要是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坏人斗争好人谢富总理和王力，王力同志脚被打坏，现在还挂有拐杖。这很好，暴露了陈、钟的反革命面貌。广大群众立刻觉醒起来了，你们在北京看得很清楚，×××万人开会示威游行，这就是陈、钟斗谢、王出现了大好形势；第四种，好人斗好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容易解决的，如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比较好解决。最近武汉一些学生和清华井冈山学生，听说还有河南二七公社的人，到武汉，由于思想不对头，贴了武汉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但把道理讲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你们那样去反曾、刘不是帮了陈、钟的忙吗？林副主席讲：这四种乱的形式，前三种，对我们有利，后一种也容易解决。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大好，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看到一个时期的乱，同志们要沉着冷静地分析，经过乱才能达到治。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林副主席还讲，部队支左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些同志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犯有错误中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能迅速改正错误，不是希望一下垮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是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不让他垮，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要帮助他，教育他、挽救他，这一点要理解。（康老插话，这个政策河南来得早的同志从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何运洪的错误是采取这种方针，这一点张树芝同志了解，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有时半夜想起来还要去给你们谈一谈。）这个政策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从毛主席对武汉问题指示中可看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这是最后给他们的出路，从这个批示，可以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挽救，当然陈、钟能不能得到谅解看他们的了。同样，何运洪不要失掉时机，不要坚持不改，不要改而不彻底，不要同群众对抗，改得好还是同志，中央帮助你，还要看内因。河南得到什么教训？前一时期是坚决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后一个时期有的同志如何运洪、李善亭和一军个别同志，言行不一致，玩弄两面手法，这个教训很深刻。一个革命同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光荣的军队干部，决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决不能这样。从开始到现在，总感到有这个问题，这一点省军区要注意，一军同志也要注意，“7·31”事件发生与这个问题有关，就是一方面承认错误，但另一方面有时因为姿态不高，态度不明朗，改正得不彻底，在客观上有这个因素，开封这个因素更多一些。抗拒、坚持必垮、玩弄两面手法同样要垮，改错不彻底会越陷越深，最终也要垮台，这不是中央的希望，中央的精神是不想让犯错误的同志垮下去的，要教育帮助他们，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要垮台。林副主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除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指示，紧紧掌握大方向：掌握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外，要不垮台还要做到三点：

　　（1）紧紧地掌握着底下的情况，左派的情况，右派的情况。要及时地请示报告，多请示，多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河南的问题有很大的教训。何运洪犯错误，恰恰不是掌握运动的真实情况，他掌握的是反面情况，把左派当成右派，把保守派看成依靠力量，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完全站错了队，这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对左派抵触，厌恶，甚至仇恨。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立场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二是掌握情况问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现在有些情况往往不是很真实，要真正掌握情况，这是重要的一条，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下。（何运洪偏听偏信，听李善亭的，另外，听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听丁石的，听丁石秘书李伟的，听省委机关总部的，听赵文甫、杨蔚屏的，赵文甫、杨蔚屏都写信赞扬你。）林副主席说：“多请示，多报告”。河南军区不请示，不报告，甚至有指示不执行，抗拒。比如刘建勋问题，有错误，改正了嘛。在北京参加了三结合，报纸上登了。头脑清醒的人，看了以后，可以改过来，相反的是更加要坚决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何运洪还说河南问题要由河南五千万人民来解决，不是由中央决定。由五千万人民解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代表不代表五千万，你把自己封为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就不妙了。五千万也离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林副主席说要紧紧掌握下边情况，要多请示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有电话，电话不行有电报，电报不行有飞机。

　　（2）现在，左派、右派、保守派，阵线比较分明。林副主席说：解放军的同志不要以冲军区不冲军区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应该以路线为标准。要看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合乎不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办事。坚决支左，对保守派不是简单地镇压、打倒、取缔。应该是争取、教育、分化。如对十大总部要做争取工作，教育工作，对开封的化肥厂工人也要做耐心教育工作。我开始很注意省工人总部，他们的代表李通，是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是从青岛海军转业下来的，家庭背景不很好，有海外关系，我一看不象工人，是一个工会干事，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市工人总部的服务员也不是工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开封化肥厂许多是转业军人、退伍军人，这些人走错了路，搞起武斗来更厉害些。对待保守组织要进行教育，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他们的坏头头。中央7月13日关于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的指示，很多地方没有向农民传达。林副主席说：对保守组织要进行政治工作，不是解散、取缔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说服教育，分化，做争取工作。比如陈永贵同志和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解决山西晋中平遥县的问题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平遥县（属晋中专区）人武部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四个县民兵六千人一下子拥进平遥县镇压造反派。陈永贵同志、六十九军军长、军分区副司令员一道去解决。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支持人武部。平遥县有六个城门。保守组织占了五个门，造反派只占一个门，人武部给民兵发了枪，还有机枪。陈永贵等同志到平遥后，教育他们，叫两方面派代表谈判，不要武斗。陈永贵同志一进去以后立即被保守组织包围了。保守派开了枪，打死造反派十一人。一个徒手连进去保护陈永贵也被包围了。我们耽心陈永贵等同志生命有危险，研究办法，有的同志主张开枪镇压，中央不同意，叫一个团全副武装开到城的附近，在外面声援，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把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农民不要进城武斗”等指示，散发传单，陈永贵也内部作工作。农民纷纷觉悟了，把人武部的头头抓起来了，把枪缴了。这方面既要作保守派的工作，还要作造反派的工作。听说：二七公社的基层组织有报复情绪。借抓“百万雄师”、“产业军”为名抓了不少的人，只要有四川口音、湖北口音的，带湖北粮票的就抓起来。这样不好，要教育他们（这是听说的，没有调查证实）。要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争取教育保守组织。

　　（3）不要太急躁。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问题来了不要急，要调查研究。急了容易犯错误，慢了也有可能犯错误，但急比慢犯的错误多些，所以要冷静，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要学习主席这个作风，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早改比晚改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彻底检查比不彻底检查好。

　　林副主席讲，解放军过去没有介入，一介入仓促上阵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问题是犯了错误就改。林付主席讲，为什么有些解放军犯错误？这有很多原因，过去解放军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三座大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干部在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政策上，有准备有经验。所以能解放全中国，但是解放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面临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仍然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末解放军内部有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呢？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革命各种政策不熟悉，新的阶段在理论上思想上没有或很少准备。过去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现在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过去旧的理论，旧的思想，旧的政策，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私字当头，没有肃清。在此情况下，难免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犯错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犯错误的有两种人，一个愿意改；一个坚持错误不愿意改。过去我党有些干部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些干部遇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思想的大革命，这场革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场革命，资产阶级思想会侵蚀我们，使我们左右分不清，是非分不清。犯了错误，要改，不想改正错误是很危险的，使自己回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因此，林副主席说，当前要抓紧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努力把毛主席思想搞好，搞不好会出现内蒙问题。过去各级政治部，在反对谭政方面有进步，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多政治机关思想落后于形势。你们河南省军区、军分区、一军看看你们的政治工作很多政治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站在保守组织方面。因此，要大大加强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如果解放军不搞好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抓政治工作，必须认识清楚，一切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十八年来，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班子是旧的。因此，有些人拿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影响到政权，要使政权不变颜色，就要搞好领导班子。旧班子犯错误的自己要下决心。希望垮得少，但自己坚持错误那就要垮下去。林副主席说：自己要垮那没有办法。地方垮了，军队要接。军队搞不好也会垮，所以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有的人旧思想很严重。中央还要帮助他转过来。总是使他不垮，不打倒总是好嘛，这样对大多数干部信任依靠，通过训练教育，少数犯错误的转过来，使国家政权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政权。我们的会议就是体现了主席、林付主席这个思想。明天有的同志要回去，有的同志还要留在这里斗、批、改。会议到第二个阶段，有些同志回去进行工作，有的同志继续教育训练。第三阶段，不但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要来的，不断地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干部更加提高，把犯错误的干部逐渐地转过来，少犯错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来源：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关于河南问题的文件汇编》，开封八•二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1967年8月16日河南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编《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