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参加接见的还有李雪峰、郑维三等同志。被接见的有：天津驻军首长肖思明、郑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领导干部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赵曙光同志及天津五个代表会代表。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作为特约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 周总理的讲话

　　（各位同志：）

　　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一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个单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三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如果十分紧急必须来，要事先打个招呼，同意来再来。要来的话人也不要太多，一两个人就行了，不要来了一大堆。你们晓得，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来一个人和十个人、一百人讲都是一样。现在不是大串联的时候，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大联合，“三结合”和夺权斗争，事情很忙，一个人能讲清楚，何必来那么多人？不要以为来得人多就见，人少了就不见。从来没有这个标准。你们回去传达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精简，要节约闹革命。

　　现在谈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 （一）

　　天津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几个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总的趋势是一个大方向，但过程不完全相同，应该承认，有它本身的特点。不错，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北京轰起来了，上海、天津受到影响，全国也受到影响。同样，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受影响，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

　　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一·二○“政法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象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就在你们鼻子底下嘛！你们要好好地调查。万张同刘仁集团有联系，同彭罗陆杨有联系。

　　北京公安局军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军管。北京公安局欺骗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小将。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三同志亲自去的。一·二零以后，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你们想一想，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个月了；如果从六月一日算，也继续了八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天津的领导是瘫痪的。张淮三、赵武成，当然，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是他们一伙的。赵武成的问题，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颉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颉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查。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

　　从大联合走向“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解放军、领导干部亮相站出来），在山西和贵州出现了。天津、北京也向这方面准备。在北京，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就是这样做的。天津，也是这样设想的。天津的发展过程，一月份仅仅是接洽而已。那时，形势还不明朗，万张反党集团还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势在扭转。这是公认的。以前是万张反党集团的黑手在活动，所以，接管公安局，群众放鞭炮，热烈欢呼，超过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通警都没有了。二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有效。我知道晚了，否则告诉解学恭同志，天津也可以这么办。八·二五在外边，不合作起来就不开大学红代会，“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三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的，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了一个干代会。但八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中学比大学更乱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联去了，二月份才回来，三月份军训才开始。过去，中学受万张集团的压制比大学还厉害。北京对中学过问得少了一些，散了一个时期，也是一、二月份才陆续回来。北京中学红代会，也不是很纯的，也有保守组织。正象伯达同志讲的，有曲折嘛！（伯达同志插话：这也是允许的嘛！）春桥同志讲，要想那么纯是不可能的，中学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里面的野战兵团，是万张反党集团搞的，在工交、财贸系统很有势力。李雪峰、解学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手续慢了一些。郑维山同志请示了全军文革，耽搁了。××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并不是说有人支持。农村就不大一样了。农村经过四清，确实有一些下台干部想重新上台。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大队以下的不能夺权，下台干部不许反攻倒算。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请示主席，主席讲，一下子联合起来，哪能没有保守组织？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连我们党、我们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么纯。天大八·一三，你们占绝大多数，你们就那么纯？我问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占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说：“这里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左中右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一切推动力量都是矛盾的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当然，我们应该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基础。同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保守一点的组织，哪个代表会也会有的。我们基本肯定下来，但要做很大的改进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问题，我和伯达、郑维山负很大责任。（伯达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郑维山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没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们争。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夹着尾巴作人”。这句话是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教育我们的。我们从延安来的人都知道。你们一解释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为藏起狐狸尾巴。（张春桥同志插话：“夹着尾巴作人”，是指不要翘尾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解放军，江青同志说了。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一番苦心，满腔热情；但对情况不够了解，警备区过去也不归他们管。支农、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么容易。南大卫东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事，参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风，吸收卫东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们认为两方面都应该吸收，不进来就等。你进来要别人退出去那也不行。革命的团结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讲了，你们都很拥护。解放军的确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么做好，有时上了当，有时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检讨了，很诚恳。一解释清楚你们就懂了。你们应该同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解学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们是愿意同你们合作的。

## （二）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解释，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康老的话很重要，你们应该很快地做调查工作。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有把这个集团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解放军同志和几位同志几个月的工作主流抓对了，特别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本上应该肯定，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凡是有益的批评都应该接受。

## （三）

　　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一些，也不要紧。有些大字报、传单，说过头话，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干涉也不好，只好有机会讲一讲，我也不能贴大字报把它盖起来。过去在天安门贴某某的大字报，我也劝过，现在不劝了，反正外国记者也知道，你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准的。使他们摸不透也好，这是一种思潮的反映，也不要过分责备。不是李雪峰同志本人喜欢什么标语。北京贴雪峰同志的标语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加了几张），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只要是好意的批评，就应该接受，就应该欢迎。人民内部矛盾嘛，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不好的。错误应该批评，不一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吗？反过来，也不是说不倒就不能批。要养成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批评过一点，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也应该欢迎。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请罪，天津确有此事。当时，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对方也有，是一股风。包围军事机关，不外两种出发点：一，是有意见要求回答；二，是他们知道解放军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怎么样，闹一阵子再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命令以后，就不要包围了。解放军的任务很重，要同他们商量，不要有芥蒂。不要请罪。当时请罪成风。应该认真触及灵魂，改正错误，请什么罪。请罪差不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专用词了。解放军要劝大家不要请罪，也不要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支左错了，改了就行了；冲了军事机关，不冲就行了。如果是好的，还交了朋友，少数坏人抓住处理。一般地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意的。我们光荣、伟大的解放军，负担这么重的任务，支左、支农、支工、支交，军管、军训，哪能一点不犯错误？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犯错误改了就不要计较了。解放军也可能认为，听话的、成分好的是左派，一下没有看准也是允许的，改了就行。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北京有个八一学校有，天津也有。你们中学生要查清。对反动头子，要扭送公安机关和警备机关，扣留起来，惩办和教育相结合。都是同学嘛，要好好教育。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教育，对头子要给予惩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别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一般不要轻易用。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当然，应当依靠群众，领导同群众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调查万张集团的影响。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一般地都是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席还填上了“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嘛！要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话说绝了并不好，结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还有。北京去的同学要帮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齐。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对保守的，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办，促使他们把方向改正过来，两个都变成造反派不好吗？但要在斗争中考验，发展，不能强求、速成。有时需要等待，不能强制。除革命性以外，还要讲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这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讲一讲。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地讲了，你们回去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还是这些问题，以后就不需要再见了。

## （四）

　　今后的处理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原来急躁了，有很多缺点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过来。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坚决批判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要立即行动。这是斗争的主要方向，在斗争中考验各个组织。要各自搞整风，作自我批评，讲联合，在斗争中大联合。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认识问题，要服从大的方针政策。协商能一致的，主流对了，具体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代表有缺点错误，要允许改；搞错了，也可以撤换。前天中学代表发言说，错了可以换，这种态度是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掌握大方向，认清主流，胜利前进！）

　　可以散会了吗？（众答：可以！）散会！

　　（（总理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几句话。

　　我们认为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不同的意见都讲了。任何一方面，对不同意见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加以认真思考。对群众一律不许打击报复。

　　一、大联合的主流，革命“三结合”的大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

　　二、人民解放军××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三、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没有曲折，没有缺点和错误。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里去，方向是正确的，但总不会是笔直前进的，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波折，才能达到目的地。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三结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不能设想会没有缺点，甚至没有某些错误。有缺点或者错误，改了就行。有某些情况，局限于少数人谈判，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或者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有错误，这些都要改。

　　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大家必须集中目标，拥护、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反对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刘邓这条反动路线在革命运动中所犯的各种罪恶。

　　六、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反党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同北京这个批判高潮相呼应，把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问题结合起来。

　　七、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们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好大联合。

　　九、要学习毛主席对待山头主义的方法。各个山头主要地是实行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只要是认真地、诚恳地实行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都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的三年整风中，才达到了党的团结。敢于作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风格，是毛主席学生的朴素风格。

　　十、有错必改，肯自我批评，就是正确的大方向的一种表现。

　　（以下有几点建议请考虑：）

　　第一、革命的造反组织，被强迫解散的，自愿要恢复都可以恢复。同时，按自愿的原则应该实行大联合，扩大大联合，不要闹分散主义。

　　第二、保守组织解散后，不要用换名义的办法重新恢复。已经恢复了的，也不要用打、砸、抢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第三、对顽固地坚持错误观点的、不肯改的保守组织的头头，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进行政治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打击的是一小撮，避免扩大打击面。

　　第四、革命派对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表示衷心的欢迎，不要歧视他们。（热烈鼓掌）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准备讲话。我们刚从上海回来，因为讨论天津的问题，我们参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从天津的大联合、“三结合”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三天的会，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两个城市不同，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回忆上海的情况，根据伯达同志讲的第一条，大方向、主流基本是应该肯定的，说一些意见。

　　天津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过程中。上海已经成立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上海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没有你们做得好。（总理插话：情况不同，你们是首创嘛）正如语录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象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

　　我们上海的大联合，是在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组织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大联合已经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开始，我们没想到夺权，没想成立革命委员会。看到当时铁路不通、码头堵塞，铁路局长跑了，也没有售票员、司机，怎么办？码头停船，平时二十四艘，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百二十艘，货卸不下来。外国人污辱我们祖国，把我国国旗倒挂着，工人气愤极了。可是赤卫队跑了，造反派怎么也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从别处调人了，大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自动到码头、车站、工厂做工人。实际情况逼着我们不能不顶上去，把大权夺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我们的大联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我们的联合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话也没说，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进来了。农民造反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审查，原来是个四不请干部，就在大联合中还贪污了几千块钱，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直到二月底才发现这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说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还吹牛，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当时很迷惑了一些人。后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相片剪在一起。发现以后，我们通知生产队把他揪回去了。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经常同我接触，开会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发现是个“联动”分子，每次开会都带着匕首，总想找机会下手。他同我一起开会至少八、九次，好在没有下手。后来红卫兵发现了，把他也抓起来了。我们总想革命组织比较纯洁，但再想纯洁也不会怎么纯洁。我只给同志们举这两个例子。（伯达同志插话：听说“联动”跑到天津去了。应当充分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发现“联动”要抓起来。）这说明我们队伍还不是十分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还是高的。

　　我们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但毕竟有一个过程，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大联合，既要有严格的标准，又不能象绣花那样细，总会有缺点错误，发现了问题，改就行了。我们也有没联合进来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多数人不赞成，只好说服这些组织，暂时放一放。为这样的事纠纷也很多。有的组织，这一段有这样的表现，那一段有那样的表现，只好等一等。我们向他们说明，革命组织要接受群众的鉴定，真是革命的，总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还有这样的组织在外边。最近，这样的组织也有的同别的组织合并了。

　　大联合、“三结合”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完成时间会很长。有缺点错误改正了，就不会妨碍革命的前进。不要使支流的问题妨碍我们前进。再好的领导，也会出现缺点或错误。要从大局出发，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我只说这一点。革命不是绣花，总会有缺点错误。这也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热烈鼓掌）

　　 天津市赴京代表集体整理

　　· 来源：

　　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