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任重写的《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王任重> 　　〖王任重的检查、交待、申辩材料之一──《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编者按）只能说，王任重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他一度寄予希望的陈再道和他落了个同一下场，而陈再道呢？尽管对王任重情深意厚，而今是爱莫能助了！ 　　解放前，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王任重在冀南当地委书记。来往密切！ 　　解放后，王为武汉部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陈为武汉军区司令，省委常委。陈对王十分崇拜。 　　文化革命以来，陈一反寻常，勤快参加省委常委会。出谋划策，派工作组、派特务记者，窝藏省委黑材料，把军区变成王任重之流逃避群众斗争的防空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 事干尽做绝！王任重元月份挨斗后，陈竟污蔑革命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 　　三月中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王任重、张体学性质问题时，还认为王是三类。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还邀请王任重参加，还在那里"王任重是我们的好政委"！面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份子不敢赤裸裸地公然对抗，却学会了接过无产阶级的口号，打着无产阶级的幌子，卖资产阶级的膏药。 　　陈再道趁"支左"之机，大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凭着反革命特有的政治嗅觉，王任重窥中了机会！真是满怀希望 ，跃跃欲试。抛出一篇《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一）》。 　　好一个检查、交代、申辩！“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随风倒'”“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王贼那种欢喜若狂神态充斥字里行间；那付自以为得计、凶神恶煞嘴脸跃然纸上。王任重那里敢这么猖狂？陈再道要复辟！ 　　这是一篇明目张胆反攻倒算的复辟宣言书，陈再道竟有求必应，省委干部人手一册！一个去年拿着笔喊秋后算账，一个今年拿枪叫春前就算账。文来武去的，颇为默契！ 　　历史交往几十年，解放十七年勾勾搭搭，文化大革命中相依为命 。陈再道之同伙还有几人！ 　　落花流水春去也！王任重又笑早了！ 　　（“×××同志：） 　　发来王任重检查、交待、申辩材料之一至之三，共三件请查收，此件只限本人阅读，不得与他人传阅，请你妥善保管，阅后（交机要室)（注：原样上有"交机要室"四字，后被划掉。)销毁。 　　此致 　　 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1967、4、1” 　　陈再道过江自身难保，不过难兄难弟落水实在不甘心，还要进行挣扎。如此附件，陈再道之肝脏肺腑可谓透视！ 　　陈再道也笑早了！ 　　真是一枕黄粱再现。 　　漫漫长江，源源东去。它是人民和一切反动派浴血奋战的最好见证。人民、毛泽东思想又胜利了!〗 ## 《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二期社论正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的工作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红旗》杂志一九六本年第四期社论又正确地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应当怎样估计湖北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呢？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和大多数兄弟省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特别是1963-1966这四年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丰收。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由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跃进到占全国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平均亩产超过了八十斤，总产量达到八百万担以上。粮食生产在旱灾的袭击下，仍然比上一年度增多粮食上调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亿斤左右，这四年平均每年上调十亿斤左右。贫下中农生活在大部分地区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从1963年起现代戏基本上占领了舞台。这些成就就是全省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在1965年12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在1966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犯错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到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而是说，从17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省委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湖北省委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如说湖北省的党政大权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那么怎样解释这些成就的来源？那不变成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吗？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请看苏修和东欧“修”字号国家，哪一个不是缺粮的？ 　　以上是我对湖北省委工作的一个基本估计，如果大家在基本估计上有了统一认识，那么关于具体问题的看法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请省委和省人委的领导同志和省直机关的革命干部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充分的讨论，以便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请省直统计局供大家必要的材料（本省和兄弟省的统计资料关于省委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情况，在下一次再作重要说明。 　　这么说，是不是否认湖北省委内部有少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把李达，曾惇、陈一新，这些坏蛋揪出来了，还有刘济荪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应当从党内清冼出去。在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和张体学同志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绝对不是，无数具体事实可以证明，而且从理论上也说不通，假如说我们两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谁是省委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人吗？能够把具体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做两条路的斗争吗？不能，能够把我们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偏向，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吗？也不能，对具体问题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不然就会否定实践──认识的赤程，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揭发的一些材料，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在群众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能责备他们；但是对省委的领导同志，应当要实事求是，力求和避免减少片面性；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随风倒”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党性和风格。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社论正确的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的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又指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的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避免这样的错误”。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在对我和张体学的揭发和批判中，有没有这种偏向，如果有，就请改正。 　　张体学的政治思想水平是比较低的。（我也是很低的）和他担负的职务是不相称的，有时看的比较偏于保守，在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右倾是过多些，但是经过批评，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指出以后，就坚决改正，张体学同志工作是抓得紧的，是实干家，有组织能力，张体学同志作风不民主，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好发脾气，有时偏听偏信，自以为是，这是一个大缺点，非痛改不可。但张体学为人是正派的，不拉拉扯扯，不在背后搞鬼，不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盲目的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转变较迟，但仍然属于认识问题，不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当然所谓认识是和世界观，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他的世界观也是没有改造好的，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风头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关没有过。 　　我认为我和张体学同志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比他更严重）应当受到党的严厉处罚以“惩前毖后”但是仍然要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正，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从二月上旬经过十天的接触，我看张体学有痛改前非，将功续罪的决心。 　　对省委同志，我不一一评价了，但是我认为省委和省直机关不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的把持而烂掉了，大多数高、中、干部和一般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95%以上的干部是愿意革命的是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 　　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 　　 1967.3.4 　　（来源：武汉红司《新华工》红色造反团主编 《红色造反战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 　　· 来源： 　　武汉红司《新华工》红色造反团主编　《红色造反战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