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情况 　　<迟群> ##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情况) 　　领导上要我向负责同志汇报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很不深，所以，工作当中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学习毛主席思想很不够，水平很低，所以，汇报的情况肯定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毛主席最近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是当时美帝国主义所谓“一切对华侵略都以教育形式出现”的侵略政策的产物，解放以前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不少的洋奴和反动文人。解放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蒋南翔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他们的把持下，十几年来，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群众讲有这么几个严重：一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全校中层以上的干部，就是系的主任、总支书以上的，共有一百五十八名，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这些人十几年来不是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是极力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宣扬什么“南翔精神”，搞什么“教授治校”，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全校共有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这十二个单位，系一级的主要干部七十八名，其中百分之八十九是属于“双肩挑”的。什么叫“双肩挑”呢？就是他既是教授、讲师，又是系的主任、总支书记，这实际上就是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这个学校。一些教学的基层单位，什么教研组，教研室，几乎全部由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着。 　　再一种严重，群众讲，就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顽固地坚持用他们过去在资产阶级学校中学习的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学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心想成名成家，追求个人的学位、名誉，提倡什么“杂志缝里找题目”，就是写论文，向上爬，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这是他们所追求的。 　　再一个严重呢，就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之下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的现象。由于他们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比较深，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所以，有些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十分严重。蒋南翔就公开地宣扬清华大学是一个“工程师的摇篮”，因此，有许多学生就是抱着最低目标也要当一个工程师这样的思想入学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的人就提出来这么一个目标，什么“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学生他们通过同工农相结合，在生产实践当中表现得还不错，也有所创造和发明。 　　此外，还有一个严重，就是教职员工的队伍严重不纯，在教职员工队伍当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实践证明，确实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打着讲师、教授这样一个幌子，在清华大学干了不少坏事。过去这里被叫做政治上的“避风港”、“防空洞”，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很好地触动这个地方。有一个武装部，原先有一个牌子，本来这个牌子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是挂在外边的，蒋南翔都不让挂。说这个牌子对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授和讲师有刺激，所以不能挂这个牌子，不能有一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从家属区中也清出了一些坏人，其中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叛徒、特务，十几年来历次运动没有动他们。因为清华这个地方占地面积是三千零五十亩。这次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许多学生参加劳动，所以一下子就开了将近六百亩地可耕面积。这些土地过去干什么用了呢？都是这些人当作自留地，自己种菜、种粮食，所以派出所根本也管不着他们，有一些人没户口也长年就住在那里。 　　上面汇报的这种严重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集中暴露了，各种人都有所表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就起来造他们的反。但是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大叛徒刘少奇就急急忙忙地派了他的老婆王光美和工作组到了清华大学。正如毛主席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尖锐指出的：他们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清华大学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后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指引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了他们的反，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权，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坏家伙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又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所以，红卫兵小将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的。 　　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有那么几个月，他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操纵、蒙蔽、欺骗之下，特别是利用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以及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使他们当中一些人犯了错误。在中后期这几个月，他们就是谁的话也不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就是在那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是一派，叫清华“井冈山”，是很出名的了。后来就是在一些坏家伙的操纵下分裂成两派了。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惹不了，打“内战”。开始这个学校还是比较文明的，别的学校有点武斗现象，他们这儿还没有搞。但是一经搞起武斗来，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一些搞武斗的单位。因为它是一个理工科大学，自己可以制造什么枪炮、土坦克、手榴弹、长枪、手抢、匕首，光长矛就制造了五千多支。把拖拉机改成土坦克，把一些教学仪器、教学设备当成工事。把很好的教学楼的墙壁都给搞穿了，还搞土火箭。试验土火箭的时候，不小心搞到校外农田里头，把一个正在劳动的社员给砸伤了。两派说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都是往死里打。他们的武斗是很严重的，互相打死的一共是××个人，打伤残废的不少。到现在还有残废的学生住在医院和学校里。另外还互相抓人、打人，搞了那么一些很恶毒的东西。把人抓去以后，搞逼、供、信，非得按着他规定的那一套去讲，放毒。两派打架用高音喇叭，附近居民白天工作，晚上要休息，他们却晚上大喇叭互相对着吵，根本没法休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以我为核心，树立他自己这个山头的所谓威信，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手都伸向了全国。有的人要当什么“领袖”，搞什么以他们这个组织为首，以他这个组织为核心，他们就是不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中心、就是不提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提这个必胜，那个必胜，就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必胜。他们还有一条原则，加入他这个组织就要忠于他这个组织，但是他就不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甚至有的人为了小山头的利益，严重地歪曲和篡改最高指示，并且讲“七·三”、“七·二四”布告在他这个地方行不通，没有普遍意义。公开地抵制毛泽东思想、抵制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他们在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直接操纵下，搞了许多黑话，搞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作风、手段。例如他们曾经有这么一些黑话：什么“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要结成死党”；“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全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他们还搞了掌权的三十六条“权经”，全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政客那套东西。 　　三十六条中有这么一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他们确实也这么干了。为了搞逼、供、信，就专门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校办的工厂里头有一个坏家伙，他专会搞这个，会搞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一套折磨人的办法。他们就交了这么个人，叫这个人专门去搞逼、供、信。 　　还有一条什么“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根本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有“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全是搞阴谋的办法。 　　再就是“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根本没有阶级分析。 　　再一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这就是他们三十六条“权经”其中的几条。他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派性迷住了心窍，在北航开的黑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黑材料，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并且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到全国去揪所谓“军内一小撮”。他们有许多动态组。其中有一动态组专门搞军队，把军队的一些机密、绝密搞了不少，而且扩散到社会上，确实是犯罪的。当然了，上面讲这些情况是少部分人干的。有些很坏的事，只是个别人干的，就连他们组织内部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真正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是极少数的人，搞武斗的也只有几百个人。宣传队进校的时候，全校是一万四千多人，但是真正在学校搞这些事情的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因为不愿意打“内战”，对于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就离开学校回家了。有一些就当了逍遥派了。这些问题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七·二八”召见他们的时候尖锐批评的那样。“你们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当时林副主席也批评了他们，说：“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一个时期要干什么。”因为这个学校的运动远远地落后于全国总的运动形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做的许多事情是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自然的就成为北京市的一个“老大难”单位，成为一个“马蜂窝”。这一切就引起了首都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对于他们这样不听毛主席的话，很气愤、很痛心。这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之下，首先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在二十六号一天之内就串连了六十一个工厂，三万多产业工人(包括各厂的军代表)，二十七号上午十一点就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开进了清华大学。行动这样的快，说明了首都的工人阶级是最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跟毛主席是跟得最紧的，是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且对于前面说的清华少数人那样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十分气愤的。 　　上午一进去，指挥部就找他们两派头头来谈。就是希望他们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搞革命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学校中的斗、批、改。去找他们谈，他们不谈。开始搞什么电网，搞铁丝网。其实有的也没有什么电，只写个牌子“此处有电”，总而言之不让你进。后来就向宣传队扔砖头，扔石头。最后就动了长矛，他们冲出来把我们一些军代表、一些工人同志拽到屋子里去打。有些军代表领章、帽徽也给揪了去。同时大肆广播，煽动造谣，说你们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是杨、余、傅，你们是上当了。甚至讲什么你们都是一些牛鬼蛇神，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工人同志没有理睬这些，工人同志进去就是拿着两件东西，一个是毛主席的像，一个就是毛主席的语录，始终坚持给他们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来一部分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下，开了枪，以至于发展到往人群里扔手榴弹。有一些工人进到屋子里以后，他们就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去。当时工人同志是付出了代价的。当时工人是很激动的。感到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竟然遇到这样野蛮的武装袭击。有的工人气得都哭了。但是，工人阶级觉悟最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没有还手。工人同志说：“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是来制止武斗的，决不上敌人的当。”因为这一点在事先是有所准备的，预计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根据这种估计事先就向有关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并且提出了“不还手，不还口，不赌气，不顶牛”的规定，因此，当时有些同志虽然是牺牲了，他们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有些负了伤，但是没有用武力反击他们，流着血还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正下着大雨，天也黑了，工人没有带雨衣，大家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其中还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当中有的人来的时候很仓促，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屋里头就来了。她们说：“不在这里落实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回去。”连续下了两天大雨，工人宣传队没有动摇、没有撤走。工人阶级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尽管他们造谣污蔑，武力袭击、刁难，耍两面派，都没有吓倒工人阶级，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文革的首长召见了他们，很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紧接着八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清华工人宣传队八个团赠送珍贵礼品——芒果；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我们宣传队的代表，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最新指示。这一切，工人阶级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鞭策；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了解群众的心愿，同工人阶级永远是心连着心。毛主席发表这一系列的最新指示，毛主席送芒果，成为宣传队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巨大的动力，是精神原子弹。工人同志一致表示决心：“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工人宣传队虽然牺牲了几个同志，受了一些伤，但是大家深深感到我们制止了武斗，落实了“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取得了主动。我们的损失很小很小，成绩最大最大。现在一提起“七·二七”，有些人就搭拉脑袋，很被动。 　　工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在学校当中长期地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宣传队跟他们讲：你们不是扔手榴弹、开枪吗？你们打不走我们！你们不是来刁难我们吗？造谣污蔑吗？你们也赶不走我们！我们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来，长期地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永远来领导你们。给你们掺沙子。 　　七个多月来，我们究竟是怎样在清华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呢？ 　　一、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迷信他们。对于一些头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藐视他们，就是敢于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争，敢于同那些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当然在这个斗争当中，我们始终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对知识分子就是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但是必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是也绝不能让他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从这一个指导思想出发，宣传队一进清华，就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指向他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坚持这样一个斗争的大方向，就要不断地同那些干扰这个大方向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否则就不能够坚持这个大方向。宣传队住下不久，资产阶级派性暴露得也比较充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派性是个顽固的东西，它经常反复。你住到房子里，他就停水、停电，给你从生活上制造各种困难。后来见宣传队决心要住下来了，他就开始采取了消极的办法。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学生大批离校，使你宣传没有对象。宣传队也还是住在那里，大量的做学生的工作，把原来一些不愿意参加武斗回到家的学生动员回来。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也不得不回来了。回来以后，接着就给工人宣传队出了好多难题，跟你辩论，说什么你们工人领导不了大学，你们最多可以领导中学、领导小学。工人同志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大学也必须是在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什么是最大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会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要说知识分子臭，也就臭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们又提出来，你们不在工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到这里来干什么？呆的时间长了，国家不就吃亏了吗？你们不能跟我们比呀，我们是吃饱了饭就是闹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在工厂里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我们来是抓革命、促教育，我们生产的一些仪器、教学设备，你们搞武斗，都给破坏了，今天来制止你们的武斗，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同志讲得他没话可讲了。后来有人又说什么你们应当来支持我们，不能来挖我们的墙角。工人同志讲：挖什么墙角，我们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你这个山头主义的墙角，我们是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讲得他也是哑口无言。总之，一个实质问题，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不服气。经过这样一些辩论之后，有的人又给宣传队栽赃了。如他们在武斗的时候，互相都搞到了一些面粉，又都扔到外边。下雨时工人就把一些面粉搬到房子里头放起来。本来是个好事情，结果他们就在外头宣传，说工人把我们的东西都抢走了，甚至连我们吃的面粉都给他们拉走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农场同志，在谈判会上给他们讲：“这些面粉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是我们流着汗一点一点地把这个粮食种出来的，打出来的。但是你们把这些面粉弄在外边糟蹋了，我们看着心疼，才把它搬到屋子里。你们什么时候要吃，就随时可以去取。”谎言是最容易揭穿的。经过这样几个回合，宣传队就站住脚了。 　　尔后，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大联合问题。两派是那样势不两立，叫作“国共两党的斗争”，打得那么样的严重。在这个形势下怎样使他们两派联合？当时也确实感到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两派谁也不和谁坐在一个板凳上，要把他们都找来坐到一起，就很困难。坐下来以后，他们都是以我为中心。有一个组织就讲了，以我为核心，这是我们这个组织在联合问题上的一条原则。现在听起来几乎都是笑话了。他那个时候就是公开这样讲。这样就在名额比例上纠缠不休。这个问题没解决又提出放人问题，两派互相要对方组织放人，但是谁也不放，都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不能放。不放人，就联合不起来。这样为了放人问题、名额比例问题，在那里扯皮三天、四天，通宵的谈判。各派都准备两套班子，一帮谈判，一帮睡觉，搞疲劳战术，我们工人同志开始没有经验被搞得很疲劳。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参加谈判的那些头头都哈哈大笑了，觉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当时双方都不让提革命的群众组织这个词。因为互相都不承认对方是革命的。工人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他们只忙于争夺山头利益，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开会背诵“老三段”，有的人都不会背。这在工人来讲，是最起码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不会背。有的开会根本不拿语录。对工人来讲随身带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但他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工人同志当场就给他严肃地指出来：你们口里讲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你们忠在哪里？连“老三段”你们都不会，连语录你们都不带。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通。开始他们是很不老实的，那个时候尾巴都翘得很高，对于工人根本就瞧不起，轻视得很。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流毒是很深的了。现在，工人师傅长、工人师傅短的可是亲热咧。 　　在这个联合当中，双方都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所谓“王牌”，要宣传队支持他们，把对方搞垮。比方说，“团派”就以他掌握了对立面“四·一四”的所谓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个东西到现在也没有落实，硬要把“四·一四”打成一个反革命组织。“四·一四”呢？他说，远的不讲，我就抓你一件事，“七·二七”工人进来你开了枪，扔了手榴弹，我们没有动手，你这是反对工人阶级。他就是用这个给工人宣传队烧火，叫工人宣传队感情用事，把“老团”压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匆匆忙忙地表态，而是认真地搞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派的广大群众都是好的，两派组织里都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组织里面也都混进了极少数的坏人，两派在运动当中各有自己的功过，就是程度不同，两派的大方向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不被他们的错误所激怒，感情用事，不被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大方向，也不因他们的功和过而亲一派，疏一派，甚至于支一派，压一派。始终坚持这么三条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地支持你，和你一起战斗；凡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严肃地批评，耐心地帮助；对一小撮公然起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就坚决地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当然，对他们这样一小撮也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给予出路。你今天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今天就支持你，明天不符合了，就批评帮助你；你这件事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支持，那件事不符合，就批评教育。不管那一派，统统如此，一碗凉水端的平。由于坚持了这样三条原则，就使双方谁也钻不了空子。后来座谈当中，双方的头头都心服口服。原“四·一四”的头头沈如槐就讲：“当时，‘团派’犯了错误，我们特别的高兴。心想这一下子‘团派’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宣传队一定得报复它一下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可以捞一根金条，结果呢，由于宣传队坚持了这三条原则，我们连根稻草也没有捞到。”根据这样三条原则，很快地就促使双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联合以后，又发生有一派的学生打了另外一派的学生的事情。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三拳两脚的打了几下子，问题并不大。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以后，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所以，宣传队就坚持要打人的人作检讨，在全校公开的检讨。当时打人的那一派是“团派”，就说工人宣传队小题大做，过去我们互相都打死了人，现在，三拳两脚，算什么。我们说，意思不一样，现在是工人宣传队进了学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革命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敢于斗争就是要坚持原则，不能让步。一定要检讨，而且要好好检讨，如果检讨不好，群众不谅解，还要把你扭送到公安局呢。有工人宣传队在，就没有你歪风邪气存在的余地。有的便说，你可不要叫我们“物极必反”。宣传队讲，你反就反，没有关系，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反。你再反也超不过“七·二七”。最后，还是开了大会，打人的人在台子上痛哭流涕地做了检讨，向被打的同学赔礼道歉。“大联委”的头头也作了检讨，因为你管理教育的不好嘛。由于对这件事作了严肃处理，所以，从去年八月份发生打人这件事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一起打人的事情。刹住了这股歪风。 　　那么是不是斗争到这里就结束了呢？没有。资产阶级派性是一个顽症，它是经常反复的。后来他又采取了别的办法来干扰斗争大方向，说什么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胜利”。接着又在宣传队指挥部的门口贴张大字报，什么“一点意见”，什么“澄清一点意见”哪，商量商量呀，就是拿一些专门容易使你表态的问题，使得你上当。总而言之，干扰斗争大方向。但是宣传队没有上当，没有被这些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干扰，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对他们始终是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没有抓他们一个人，没有把他们一个人揪到那一次大会上去批斗，不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这样搞学生没有意思，没有必要。对他们的问题就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共同对敌，通过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找老工人给他们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劳动，这样子就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就为下一步的斗、批、改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长期独霸的一统天下，被工人阶级占领了，大权被工人阶级拿到手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的政策能够在学校里逐步地落实。 　　二、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斗争落实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当时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联合了以后，在共同对敌的时候，怎样发动群众。宣传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觉得是一个普通问题。但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究竟是依靠哪些人？怎么发展积极分子队伍？这个问题在工厂里，在农村里不困难，在这个学校里就觉得困难。有一个教研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基础课有一个教研组二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就是这两个人，历史上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宣传队下去扒拉来又扒拉去，总觉着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骨干分子，有的说：“这个地方都是一些臭知识分子，再不就是历史上不干净的一些残渣余孽，一窝黑，干脆连锅端到农场劳改算了。”这样，清理阶级队伍去依靠谁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因为我们许多工人同志往往好用工厂的那一套框框来套学校，以自己那个队伍比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是不能比较的。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不能只是相信我们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也要相信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也要相信那些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遵照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发动他三分之一，就是说，有三个人，我们争取了一个人，第二个人就动摇了；第二个人又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第三个人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三分之一，开始就是狠抓三分之一。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通过我们宣传队内部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端正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看法，统一了认识，这样很快在全校建立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数力系的一个教师，他说我是三臭人物。第一是家庭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第二臭我是清华牌的，即清华毕业的；第三臭是知识分子臭。工人宣传队发动群众时，他觉得自己是应该靠边站的，没有积极性。后来，通过大批判，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他认识到不是家庭臭，而是剥削阶级的罪恶臭；不是学校臭，而是刘少奇的流毒臭；不是我个人臭，而是我头脑里的“私”字臭。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到香与臭的问题，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表现得很好，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在发动群众当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被称为“边缘人物”的人。“边缘人物”就是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过来的人，这些人主要是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特别是那些学生，以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人，特别是犯了错误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宣传队进去以后，他们都有一点消极情绪。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老子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消沉情绪。所以，怎样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把他们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我们如果不善于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不善于调动积极因素，就不能真正地、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所以，遵照毛主席教导，就是“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团结广大人民，团结的越多越好”。对这两种人做了许多工作。 　　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种错误的论调，叫做“政治危险论”。这也是知识分子摇摆性的表现，他本来造反是很好的，后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犯了错误，就对前面造反时的方向也动摇了，产生“政治危险论”。什么“积极了太冒险，落后了太危险，不前不后最保险”。还有的人讲，我们这个红卫兵“一年香，两年臭，三年就挨斗”，所以干脆嘛，还是不要干。从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出发，就产生不少不正确的论调，什么我们知识分子“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笑声)还有什么我们是“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弱点的本质的反映。对这些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耐心的说服的办法，给他们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团结、教育他们。包括蒯大富在内，因为蒯大富是下令开枪的人，就是对他也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只是在他派性暴露，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才严肃地批评他，但是不把他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混同起来。蒯大富后来毕业了，临走时找他谈了话，给他毛主席著作，给他一些鼓励。对其他一些犯了错误的头头也是如此，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斗私批修，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加深“三忠于”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个头头叫陈继芳，这个人是搞“动态”的，搞了不少不应该搞的材料，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触及灵魂地斗私批修，作了检查，也相信她，大胆发挥她的作用。她是一个预备党员，在整党中，她是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沈如槐和陈育延这两个人，沈如槐是“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陈育延是井冈山“团派”的领导骨干之一，这两个人都被群众选为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工作很积极。有时候给一些单位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出面现身说法，互相讲当初我怎么想搞你们啦，讲得很有意思。由于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犯错误的头头的一些问题和犯错误的一些学生的问题，就争取、团结、教育了大多数。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和那些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一些学生有不同的特点，人数也不算少，有千余人。发动群众，当时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了这些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什么比较多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有“名望”的人很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清华大学去深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不少人的老子出了问题，被冲击了，有的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有的是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有的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上至大叛徒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下至一个公司、合作社的经理。后者当然是少数的，但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关系上来讲都是一个老子和子女的关系，都存在一个政治上需要解决“划、清、站”的问题。这些人在过去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有的人就公开讲，我们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很骄傲。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子出了问题了，情绪就马上一落千丈，觉得没有出路了，个别人甚至觉得绝望了，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他的路可走，想着叛国，想着自杀。所以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的动摇性、摇摆性的弱点，在各个方面都会暴露出来。对于这些人，当时有些工人同志不敢接触，说这些人都是“黑苗子”、“黑帮子女”，给他们做工作，沾在一块没有好处，叫他们靠边站，不愿意接近他们。实际上，这些人无产阶级不去接近他们，一小撮阶级敌人早就在接近他们，而且是在拉他们。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拉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说，无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斗争。如刘涛，这个人开始一直是住在屋子里头不出门的，有时出门也要带着一个大口罩。对这个人，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大胆地给她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宣传队找她谈了二十多次话，特别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布了刘贼的罪行以后，工人同志就找刘涛一起批判刘贼的罪行。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之下，两天之内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贼罪行的大字报。这个人最后表示的态度也很好，说：“我要坚决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锻炼、改造自己，首先要到农村去锻炼，去插队，当一辈子农民。我要好好地改造自己，要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通过刘涛，我们感到很重要的是解决这么三个字，就是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就是同反动的老子、家庭划清界限，肃清刘少奇和修正主义的流毒，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工作上关键是围绕一个“拉”字，重点是教育。使他们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有个叫王芹珠的青年助教，她的父亲是一个地委干部，运动当中被群众揪出来以后，因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背叛革命自杀了。王芹珠情绪很消沉，觉得落了个叛徒老子，自己也没有出路了，今后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来了。后来宣传队对她反复进行帮助，跟她讲明，老子、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是站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工人同志跟她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最后把王芹珠教育过来，大胆地起来揭发反动老子的罪行，划清界限，最后成为她这个系的一个很好的积极分子，还被群众选为学习班的班长。 　　还有一个人，他老子是一个省级干部，这个人就是企图叛国、自杀的，被教育过来以后，把这些活思想，都给工人同志谈了。这个人现在表现就很不错。 　　后来，有些人的老子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经过群众的帮助、教育，有了觉悟，及时解放了。于是有的人又变得浑身轻松，说“老子定性我定性，老子解放我解放”。这时宣传队就及时抓住这个活思想，进行教育，指出你的老子今天有了觉悟，被解放了，并不能代替你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并不能代替你正确地对待群众的问题。过去的影响、流毒，在自己的脑子里，还要靠自己去批判，去肃清它。抓紧了对这些人的教育，不断提高了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由于抓住这样一些典型，做好了这些人的工作，所以在整个师生员工当中，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充分，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团结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大多数。 　　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继续不断地用政策武装群众是十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用政策武装群众的过程。但是要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政策，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有的同志讲，通过几次批斗会，一轰而起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正地用政策武装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确实是要经过一番工作的，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毛主席多年以前就教导我们，“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些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当时在群众当中存在着一种“左”的思潮。特别是在两派群众组织当中，在运动的中后期的一段时间内，对走资派没有认真地批，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没有认真地批，对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认真地批，真正的阶级敌人没有挖出来，就是打“内战”，这实际上是右。这个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向极“左”方向发展，就出现了宁“左”勿右的现象，扩大打击面了。这里有一些例子，如：“质询会”，什么叫“质询会”呢？本来是找几个人谈一谈话就可以了，但是却搞五、六十个人坐在下面，叫一个人站在前头问他。其实有一些问题问起来都是很不策略的，有的根本没有多大根据。这一头在“质询”，那一头在他的大门上就给贴上了打倒大特务某某某。结果有的人连家都不敢回去。有些知识分子他过去什么丑事都可以干，但是揭出来以后，他就没有脸皮见人，有的就造成自杀现象。实际上“质询会”真正的东西没有搞出来，是一种变相的逼、供、信。 　　再一个就是一、二、三级管理，也有人讲一、二、三级专政。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前就搞过，进校以后因为来不及抓这件事，在一两月之内还保留着。什么叫一级管理呢？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关着，写检查交代，劳动。二级管理就是白天在那里写交代、劳动，晚上可以回家。三级管理就是可以和群众在一起，群众说，讨论这个问题不需要你参加了，他就到外边去。所以经常看到走廊里头坐着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书，开始还以为屋子里坐不下，一问才知道是三级管理的，因为屋子里讨论的问题不需要他参加，不让他听。一、二级管理当时有一百三十一名，加上三级管理的将近三百名。他们自己讲叫“专政队”、“劳改队”。当时宣传队说，我们不承认什么“劳改队”、“专政队”。因为你“劳改队”、“专政队”实际上就定了性了。我们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才不给你定性呢！办学习班可以，不叫什么“专政队”、“劳改队”。后来宣传队提出除极个别的有特殊情况的、有不安全因素的以外，其他的统统放回去。但是，放人的问题经过了不少斗争，有的就讲，我们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好容易冲刷出来这一小撮牛鬼蛇神，你们来了都给放出来，岂不白搞了。说宣传队右倾。我们说，右倾也得放，因为你关的本身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也是不策略的。因为关的结果久了他也习惯了，有的关了六个月，有的三个月，每天交代，写材料，今天交代材料，明天交代材料，看一看，三个月以前的，还是那一套，反正你要看，我就再抄一份给你。没有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们，他也不用脑子，也适应这种生活了。这实际上对他们起了一个保护作用。实践证明，放到群众当中去还是对的。这样便于群众监督、便于群众审查。放下去以后，他们有的搞小串连，结果把他自己暴露了，群众一发现，当时就找他。另外，你今天交代的问题里头有个什么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去追他。有的人经过群众审查证明了不是敌我矛盾，也被解放了。所以，到了群众当中，确实解决问题，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澄清一些人的历史问题。象原来搞的一、二、三级管理，搞不到真正的敌人。后来揪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好多都不在原先的一、二、三级管理里。所以，原来那种做法实际上保护了敌人，麻痹了群众。落实政策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放人之后，又宽大了几个反革命，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宣传队右倾，对敌人手软，甚至提出来，我们坚决要求将原来的那些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实行群众专政，对那些从宽了的，应当加重处分。说这是“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意见”。后来宣传队就按照主席的教导，一竿子插到底，把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开全校的万人大会，把政策向群众说明，同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群众呼声、群众意见问题，而是要按照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改造这个学校，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学校；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还是按照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运动的问题。什么是右？你看不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并且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看不到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从而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一不抓紧，二不注意研究政策，就要犯右的错误。什么叫“左”？你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看不到毛泽东思想改造一切的巨大威力，对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敌人的营垒是会起变化的，有一些人有可能由坏人变成好人，这一点你看不到，一概不给出路，统统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一锅煮”，那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指明。经过这样几次斗争，放人的问题，宽大坦白交代问题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等等，逐步地解决了。 　　但是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在解放干部、深挖阶级敌人的时候又有反复。在头头学习班里头，斗了原“团派”组织里头隐藏的一个坏人，那么“团派”一定要想办法从原“四·一四”这个组织里头揪出坏人来斗一斗，搞所谓“平衡”。要不然，光斗原来我们这一派里头的坏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坏组织了吗？完全从“私”字出发。这样干部也不能顺利解放，坏人也不能很好地来揪斗、批判。后来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明，引导学生斗私批修，讲明毛主席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政治。这就要求我们执行政策的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有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要斗私批修。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就要不断地斗私批修。落实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经过反复学习、斗争，上边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落实政策又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政策越落实，敌人越孤立，这时，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使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有的公开跳出来破坏和捣乱。当时宽大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没有给他戴帽子。但有的群众不放心，说是加上一句话吧，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要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他回去以后感动得不得了，说毛主席的政策挽救了我，没有给我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表示还要“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要清理干净。当时在学习班里表了这么一个态，对别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很有促进，这时，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放风，说：你先别高兴，什么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没有听见后头还有几个字吗？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宣传队腾出手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新帐老帐一块算，那时再给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那个时候就够你受的了。结果这个人就不敢吭声了。后来在宣传队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一些动动摇摇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包括敌我性质的人，在学习班里表态，要“竹筒倒豆子”。结果有的坏人又在吹风，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听到毛主席“五·一九”批示的新华印刷厂的文件里头最后有一段话吗？宽大不是无边的，说是该枪毙的不枪毙，判你无期徒刑也算是宽大，判你无期徒刑改成有期的也是宽大。他从中加上歪曲，这一说，本来想坦白的人也不敢坦白交代了。这样宣传队就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能够相信党的政策，相信革命群众，及时地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是要经过斗争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是那么平平安安地就可以把毛主席的政策落实了的。这不仅要在一些学生、教职员工当中进行斗争，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在我们宣传队内部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宣传队经常开大会进行讨论，争辩，统一了认识，然后我们再去做师生员工的工作。总之，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要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反复斗争，不断落实毛主席的政策。 　　三、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还教导我们说：“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我们在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方面着重遇到这么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第二种是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这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第三种是运动一开始群众就叫他们靠边站了的、一致主张打倒的反动的学术权威。这三种人的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加以区别。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强调了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要给予出路，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所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不可能做到慎重处理人的问题，没有区别对待也就不能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就不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就不能分化瓦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原来作为反抗力量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没有区别对待就体现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政策上的区别就是要明确打击什么，保护什么，严惩什么，宽大什么，以做到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 　　上边讲的第一种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清华大学许多旧知识分子都有家庭出身不清、社会关系不清、政治历史不清等问题。据统计，在属于旧知识分子的七百四十五人中，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即达百分之三十九。这一些人的问题主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自己交代清楚，对于问题严重，根据又大，经过交代政策，本人不交代的要去调查，搞清之后必须好好地加以区别；他们有些人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就是解放以后有一些右倾言论，稍微一上纲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所以，对这些人需要很好地分别情况，加以区别。我们主要坚持这样三个区别： 　　一个就是很好地区别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所有区别之中的根本区别，搞不好这一条区别，我们就要从根本上犯错误，无法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历来很强调这个问题的界限，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这里着重把混入教员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历史反革命揭出来，使那些虽有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划为敌我矛盾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些右倾言论，有些曾被定为右派、三反分子，这个怎么样区别开？我们着重是看他这些右倾言论是一贯的恶毒攻击呢，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他格格不入。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看问题都是从右的方面来看，散布了一些言论，但是还不能算是一个三反分子。我们就把住这一关。因为把住了这一关，掌握住了政策界限，使一些人就解放了。 　　其次一个区别就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区别。处理历史问题很重要。因为他们这些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历史问题。他们都是将近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到现在不到二十年，所以他经历了两个时代，都有一个历史问题，特别是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为了向上爬，解放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反动组织，他们在那个时候那里想到现在，一九六八年要清理阶级队伍，现在一看呢，又是特务组织，又是反动组织。有的估计要戴上个特务分子的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觉得吃不消了。对这个要作具体的分析。毛主席历来强调对于人的错误问题，一定要研究他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对旧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区别开来。把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分析。有的人在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根本不懂社会主义，他反动，但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了，他同那些反动组织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现在清队，他又清了，坦白交代了，这就要从宽处理，宽的幅度要大。有一个教授，他是个历史特务，彻底坦白交代了，解放以后只是个一般的右倾言论，所以就没有给他戴帽子。现在清了，批判了，从宽处理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要给他们一个借以立功自赎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他那一套理工科的东西，就是有点文化，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自己服务呢？把这个思想跟他们公开讲了，说：你们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竹筒倒豆子”，“一清二批”，这样你们还有可能运用你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样就使一大批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敌我矛盾)旧知识分子积极地向宣传队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有了奔头。 　　至于现行的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了，也是要从宽的。但是它和历史问题不同，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时代，也不晓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也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党，说了一些反动的话，跟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一些坏事，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有一条，只要你坦白交代了，那还是有出路的，还是要从宽的。 　　其三，就是坦白交代还是拒不交代这个区别问题。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管你历史的，还是现行的，关键看你向无产阶级投降还是不投降。只要你向无产阶级投降了，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了，那就要从宽处理。但这个宽的幅度也还是根据罪恶轻重、民愤的大小，具体的情节来定了。最近对三个一直表现比较老实的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开了一个大会，震动极大。被摘帽的人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整天等着批斗，等着处理，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其他被专政的对象也都积极地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表示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争取摘帽子，不少人还交代了一些问题。有一个右派分子说，过去我不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到我们这些已定性的右派分子头上，我要把这次大会看成是一生的转折点，重打鼓另开张，把自己的罪行连底端出来，彻底批判，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以上谈的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怎么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只要不是叛、特、反的，就要多做教育工作，经过帮助教育，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个问题，因为运动开始他们都被不同程度地冲击了，都被群众批判了，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那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一个冲击，修正主义的东西就冲不垮，就砸不烂。所以，必须要冲击一下子。那么运动到后期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要一个一个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甄别，去落实。这里就是强调了这么四个区别：一个就是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第二就是把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第三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了一些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第四把由于不突出政治，重才轻德，坚持业务第一而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这个区别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证明一个问题，是好人犯了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当然，就是后者，坏人干坏事，也还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他以出路。当时拿出来几个典型，一个是基础课的总支书记李卓宝，一个是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当时类似他们都有一些材料，都有那么七、八项问题，都有个大标题，第一项是恶毒攻击；第二项是猖狂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第三项是积极地、大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四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网罗牛鬼蛇神。现在看来，拿出一条来就可以够上反革命了。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这一个词。群众讲，招降纳叛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你还在这里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那不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吗？有一个系的主任，说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原因是包庇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系里头有一个讲师，这个讲师是有严重问题的。包庇了他一个反革命的姑夫，使其逃脱十年法网，最后找到了，把他这个姑夫枪毙了。本来这个人应当受处分的，但是受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包庇，后来就被这个系主任提拔为教研室的主任。凡是出去搞科研工作，就把他带上。这是一。这个系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个助教，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重庆市的一个秘书长，是个官僚家庭。这个人也被系主任重用了。这两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里头的两个具体的例证。所以，就说他是招降纳叛。后来就找他谈话，谈到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包庇他的反革命姑夫，一个因为他老子是个历史反革命，所以才重用他俩呢？他说，我那里是这样的呢，我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脑瓜灵、很聪明，给他一项科研项目，同样一起搞，他俩就能先搞出来，出活快，所以，我就提拔重用他。我不是什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这就区别开来了，他是由于重才轻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了他们，而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了。这个区别的结果并不能代替解放他们，不能代替他们有了觉悟，关键还是要对他进行帮助教育，关键在于他本人的态度。当时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表现很好，扛着斗私批修牌到群众当中征求意见，很有诚意的，很快就被群众解放了。但是这个李卓宝不行，群众对她的意见比较大。她丈夫何东昌，是清华大学旧党委副书记，她本人是旧校党委的委员，又是所谓蒋南翔的红人，在群众当中印象一直很坏。这个人一听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解放干部的最新指示，因此就等着群众来解放了。她准备了一个检查，是抱着过关的思想，结果检查了一次，群众根本没有通过，又检查了一次，还是没通过，群众提了一大堆意见，而且上纲上线反批了她一通。她四天四夜没有睡好觉、吃好饭，回去就斗争。群众跟她讲，你这样检讨，一百次也不行，因为你是过关来的。结果呢，她经过斗争，工人宣传队、革命群众对她又进行帮助，最后下决心，触及灵魂斗私批修。她说就是一百次我也要来检查。那个群众有意见，就到他家里去检查。由于态度变了，只作了一次检查就被通过了。最后她谈体会的时候讲，原来是想一次过关，结果群众讲你一百次也不行；准备作一百次触及灵魂的检查，结果一次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改不改悔的关键问题在于态度。当时在部分群众中有些模糊看法，说这些人算不算好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引导群众对一些干部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解放前，有的解放后也还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他们过去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那就是好人。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好人，走什么主义的道路是好人呢？群众中还有个活思想，说这些人批臭了，还解放什么呢？感情上也过不去，一看见他们就想到那些封、资、修的毒害。想到他们执行的一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想到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到他们这些人身上的许多问题，所以就有气，觉得臭了，还解放什么呢？后来这个也开大会讲明，说你那个时候不把他批臭，现在就不能解放，你那个时候把他批臭了，恰恰为今天解放他们创造了条件。因为批臭的是修正主义的毒素，是资产阶级的私字，而不是把这个人搞臭。所以，批的越狠，批的越臭，越是为今天解放他创造了条件。开始批判他们是大方向，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都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解决了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因此解放了干部，同时也使用了其中的一批干部，让他们参加了第一线的工作。这样就把他们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区别开来了，就使一大批干部很快地获得解放。 　　还有一种人要区别的，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这种人也是运动当中群众一致要打倒的。其中，有个反动权威钱伟长就讲，群众都认为我是废品，我也认为自己是一堆垃圾，早晚要打扫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总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了。对于这些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那些反动的技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比较有名望的有十四个。但是问题不在于这十四个和一百多，实践证明，解决这一些人的问题，涉及到解决一层知识分子的一个政策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当时对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一批、二养(有的是要养)、三用、四改”，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则需要“一清、二批、三用、四改”。这些人过去都是一些“权威”，一些有“名望”的人，他们过去都以教授自居，能当个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觉得很光荣，很荣耀。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被革命群众批判了。由于他们还留恋着过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便大有江河日下，前途无望之感。说什么“教授教授，实在难受”，到处在批判封、资、修的东西，没有和他们共鸣的地方，学生、青年教师、革命群众同他们说不到一起。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理睬他们。对于这一些人，我们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要采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遵照这样一个教导，我们拿出了三个典型。 　　一个是梁思成，就是满清末年的康梁变法的梁启超的儿子。是土建系的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的反动权威。他是搞大屋顶的，搞复古的东西。他原来是旧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主张要把北京市建设成为要保持浓厚的古老色彩的现代化的首都。所谓浓厚的古老色彩的首都就是要搞这个红墙，搞琉璃瓦，搞一些大屋顶。所谓现代化无非是按个电话，有个暖气，有个自来水。所以这个人就是典型搞复古主义东西的。所以运动一开始有的群众说这个人真是老朽不堪的废品，靠边站。 　　第二个典型是刘仙洲，今年七十九周岁了，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他是研究机械学的，是机械学的反动权威。但是他好多的精力是在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什么是古代机械学原理呢？有些同志找了一些刘仙洲写的书，都是精装的，翻开来一看，就是原始的一些机械原理。本头杠子，大石头，怎么动呀，怎么推磨，怎么转呀，都是那些东西。所以，学生说，这些东西害人不浅，到了工厂一样也用不上。看人家几时用那个大木头杠子、大石头去推磨呢？这个人也是个老古董，有的群众说，干脆打倒，批臭，当废品处理。 　　第三个是钱伟长，是中国的所谓“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再加上这个钱伟长了。他是在美国研究火箭炮的。他说，我犯了罪的人，研究杀人武器的。他是力学反动权威。他是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的，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原先这个人是副校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个研究所的主任，那个筹委会的副主任，二十七项职务，定为右派以后，统统撤销，从一级教授撤到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这个人过去群众认为早臭了。对这三个人首先是一个批字，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就是首先批判他们放的毒。过去蒋南翔也组织人批过钱伟长，那是假批判。那个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这个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批来批去批不到要害上，批不臭他，自然也立不起来。过去批的时候，有一个讲师在台子上把钱伟长说得一钱不值，说他是“假科学家”，“冒牌的知识”，全盘否定他，结果钱伟长不服气，群众听了也不服气，就是这个讲师自己会上批判，会后就跑到钱伟长家去求教他，叫他辅导。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有人还说他们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他们政治上臭，业务上还是香的。这一次批呢，就抓住业务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教导：“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是由他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就批他的反动思想、反动的立场。批的目的是教育群众，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所以，当时梁思成有病，让他住院。土建系群众就背靠背的批他，批了五、六次，效果很好。有的群众说，虽然他不在场，但是批得很深，把这个人的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真是批臭了。他今后再放毒就没有市场了。他说一句话只要有一点毒素，我们就可以给他指出来，马上消毒。关键是个批字，批字当头才能给予出路。没有批判谈不到出路问题。 　　批了以后，就遇到了下一步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三个典型，有代表性，有的年大体弱，要养。象梁思成六十七岁，身体有病，肺气肿，又有心脏病。刘仙洲七十九岁了。这两个人群众讲，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讨论说养着他们，而且可以在家里研究他的古董去。有的人又哇啦哇啦议论起来，说简直岂有此理，过去他们放了十几年的毒，现在好容易批判了一通，还回家去研究什么古董去？后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他可以不当副校长了，不当系主任了，挂个教授头衔，还是让他们研究他的古董去，不然回家他坐着没有事儿干，总是要研究东西嘛。梁思成不就是对大屋顶有研究吗，他可以研究大屋顶。刘仙洲不是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吗？这个在中国来讲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研究它。这个东西也不能绝了种，将来有人要了解、批判大屋顶还得找梁思成。了解古代机械学问题就得找刘仙洲。所以这样打通了群众的思想，说他们可以不天天来学习班，他们可以半天来，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完全在家里头，不一定完全叫他们八小时、十小时来参加群众的活动。通过大批判，群众想通了。大家说，关键是我们身上有了免疫力了，有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再放毒没有市场了。他们研究那些东西保留着，还有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了封、资、修的毒害，经常警惕着不要忘记了路线斗争，这个也有好处。对于钱伟长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这个人五十六岁，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些事，可以不要养我。他说，我那套体系当然是不行了，叫我将来讲课我不敢讲了。毛主席讲了，将来的学生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我没有勇气到讲台上去面对面对着这样一些学生。但是我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头去翻译和研究一点外国的科技资料。我会六国文字，我总是比那个不会这六国文字的人来得快一点吧。这个问题也和群众讨论清楚；他那一整套的体系不行了，要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分上，应有所取，取其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人经过批了以后，说，批是为了用，我还是可以用的，用嘛就要改，希望给我个机会下去改一改，和工农、劳动相结合。后来就给他创造条件，同基础课力学教研组一起到北京特殊钢厂去劳动。当然在劳动当中那是出了不少洋相的。因为他是研究力学的，一去嘛，工人就讲，这回来了个“万能科学家”。他过去就吹自己是“万能科学家”，到了工厂以后，工人说：钱伟长咱们这个工厂处处都是讲力学的，你来了以后，有些问题还得让你来讲一讲。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个钢锭，这个纲锭一头粗、一头细，每次都是粗的那一头先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工人就问钱伟长，为什么粗的那一头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呢？这是个什么道理呢？钱伟长想他是个“万能科学家”，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又觉得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名词，说这是“应力集中”。工人们当然听不懂了，到第二天，又问他，钱伟长你昨天讲“应力集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钱伟长说，我实在是不懂，我昨天是胡说八道的。当然还有好多问题了。有一个大模子，四周有二十多个罐子，都是模子，从一个大模子里往里灌钢水，从底下往上满，这二十个多个模子都满了。这里有个力学原理。工人就问这个钱伟长，说这是个很简单的力学道理，你说是那一个模子先满？钱伟长说，这个我是计算不出来的。他说：说老实话，过去在家里头，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杯茶，别的我都不知道。我过去从来不出汗的，就是伏天出汗。为什么？因为天热，大家都出汗。其他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因为不劳动。所以这一次来我是向你们来学习，当小学生的，出了这些洋相。工人同志鼓励他说，你钱伟长不要下不来台，你那个知识分子的面子，不要紧，出洋相正是你的进步，你要不出洋相你就没法进步。因为你过去不接触劳动实践，你没有机会出洋相。现在接触劳动实践了，你这矛盾暴露了，才出了洋相了，这正是你的进步。这么鼓励他，他高兴了。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革新，就是在研究刚才讲这个钢锭问题。最近苏修在我们黑龙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钱伟长连续参加了两次游行，而且还写了一本子材料，画了很多图，前天才交到宣传队，这个材料是他运用力学原理来设计了一种装甲车的外壳。按他的说法，一样的外壳，一样的厚度，他设计的这种外壳防弹能力强。咱们也不懂那个东西，准备转到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件事情说明他开始有这样一个积极性：想着把他的学问尽量能够用到实践当中去，不管能不能用上，首先他有了这个愿望和积极性。劳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最近他在谈体会时说，我下去以后感到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和工人阶级距离太远了。他说，我钱伟长过去经常写书、写文章、写论文的，我写完了以后一定在最后写上三个字：钱伟长。或者钱伟长著，不要忘了，这本书是我写的。但是在工厂，没有一个工人在他铸出来的钢锭上铸上自己的名字，某某某铸的钢锭。如果有人这样做，谁都认为他是疯子，而我就当了半辈疯子。从这一点就看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工人阶级正象毛主席教导的，真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后来他作了几个比较，他说毛主席的政策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落实真是感到毛主席英明、伟大，为我们这样一些人都指明了出路。我原来感到毫无希望，现在感到大有希望、大有奔头；原来感到走投无路，现在感到眼前有着一条光明大道；原来感到自己毫无用处，现在感到还可以用，还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原来觉得改造自己很被动，现在有了改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原来很害怕群众，现在相信群众，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过去感到自己是一个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了，现在感到自己是一个生气十足的一个小伙子了。刘仙洲听说钱伟长还要用，也坐不住了，说，我也不要养了，我还要把过去写的书从头改一遍，看看对今后的教育有无用处。 　　对于他们在生活问题上也要让他们过得去。根据主席的教导，就是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要过得去，不要搞的太苛刻了。开始，有些学生搞得是很“左”的。有的教授一个钱不发，有的连银行存款都冻结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后来说给他们二、三十块钱，最多到四、五十块钱。我们的工人同志也有争论，说最多不能超过我们的七级工，后来这样办了，就是说，他本人提个意见，群众讨论，宣传队审定，来个三结合。梁思成说我这个人有病，每月要拿几十元的药费，一个月给我一百块钱就够了。刘仙洲说，我就是一个人，给我五十块钱就满不错了。钱伟长说，我一分钱都不要。我老婆每月挣一百二十块钱，全家四口，三四一百二，过得满好。后来群众在讨论当中讲了，我们无产阶级办事情，就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统统算的是经济帐。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要算政治帐，既然挂上个教授头衔，就应领取一定的薪水，梁思成就暂定一百五十元。刘仙洲是一级教授，原先没有动，就原薪照发。钱伟长原来都是扣了的，这次又一分钱不要，这是算经济帐，你爱人不管挣多少钱那是她的事，我们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给你一百五十块。这样做了，使他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由于对这三个人采取了“一批、二养、三用、四改”这样一个方针，生活上又给他们这样一个照顾，那么对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震动。稳定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所以，都很活跃，积极地争取“一批二用”。有历史问题的也争取来个“一清、二批、三用”。 　　四、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过斗争的。因为过去两派在打内战的时候，都搞过一些逼、供、信，有过很沉痛的教训。他们把人抓去以后，为了派性的需要，搞好了一套放毒的东西，然后叫对方照着念，录下音来，再去放毒，以压垮对方。为此，有时把抓去的人折磨死，有的站那么五天五夜，有的人站得腿上下一般粗。最近，春节前从卫戍区、公安局放回来几个，因为过去是在那个地方审查的，是群众组织过去送去的。有一个人有一半屁股没有了，就是用带钉子的木头棒子打的。还有的就是拔牙齿。你讲不讲？不讲就拔牙，再不讲，再拔你一颗牙。就搞这个办法。结果搞的这些逼、供、信，现在没有一个不翻案的。所以，这个逼、供、信，造成的结果确实是害人不浅。真正的阶级敌人并不怕搞逼、供、信。他希望你搞逼、供、信，真真假假，将来他好有借口来翻案。现在已经证明，有的确实是敌我性质的问题，对他也搞过逼、供、信，目前他们正以逼、供、信为借口，企图把自己反革命性质的东西也推翻。经过这一段的清理阶级队伍证明，阶级敌人确实也不怕你“左”，也不怕你右，就是怕你准。你“左”了，抹杀了敌我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统统打击，将来总有一天要平反，这是一条规律。一平反的话，他就跟着过来了。右了，你不搞，他可以滑过去。就是这个“准”字对阶级敌人来讲是个致命的东西。所以，宣传队同志和革命群众体会到，这个“准”字是落实政策的基础，是制服敌人的要害问题。“准”了就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没有“准”字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领导权。今年一月九号全校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拿出了三个典型来： 　　一个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叫做刘玉泉，他既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又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他在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参加过保安队，参加过还乡团，参加过中统组织，参加过一贯道等等，将近十个反革命组织。罪恶累累，解放后一直隐瞒，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恶毒攻击的言论，还亲自出谋划策，煽动两个反革命分子叛国。给他们出谋划策，如：从什么地方越境，怎么样潜水过去。他还煽动他们说，如果我是二、三十岁的话，就跟你们一块跑。在武斗期间，他积极收集凶器，把长矛、大刀、匕首、长枪收集了那么一堆，精心保管，藏在一个大木头箱子，那是准备变天用的。那么这个人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两条，一条是在历史上参加过一贯道，是一个一般道徒；第二参加过保安队，那是日伪时期，叫日本鬼子捉了去，给他们带了一天路，后来就跑回来了。这是他交代的唯一的两个问题。反复地交代政策，他就是这两条。后来有人提到国民党的问题，他说你们谁要能够查出我参加过国民党，你们可以把我枪毙了。他把话都说绝了。但是还对他反复交代政策，他仍不交代。受他煽动叛国的两个反革命，其中有一个坦白了，把他检举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都是六、七个旁证以上，他还是那么顽固。就在揪他的头两天，以至群众讲的最后一分钟还是争取他能走从宽的道路。他还是拒不交代。结果就把他揪出来了。在大会上把他的罪恶给他逐项地宣布，如他当保安队和还乡团时罪恶累累的事实，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的那一些旁证。同时当场就给他把国民党党证拿出来，号码多少，清清楚楚。他保存的那些凶器都拿台子上展览，这样子就打得他措手不及，没有话可讲。这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很大。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字不露，一点罪恶不交代，但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可以给你论罪定案。第二个人是一个伪保长，但只承认自己是个历史反革命，大帽子戴上了，具体罪恶不交代。他说我就是当过伪保长，当了一年，好事不能说我干了，但是坏事我是一点都没有做。我们反复给他讲明政策，他就是不交代。因此，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调查，调查来调查去，结果调查到他原籍，原籍的群众一听，火冒三丈，说这个家伙还在清华大学，我们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这回可找到了。他当伪保长的时候，罪恶累累。解放初期他当民兵队长的时候还有间接的血债，当地民愤极大。群众说是一定要把他揪回来，当时大队革命委员会就派了两个贫下中农的代表跟着外调的同志来了，说给你们两个活字典，不要写什么材料了。来了以后把他的材料整理好，还找他谈，交代政策，看看最后一个机会，他还坦白不坦白。因为调查了，搞准了，并不是为了从严，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效地分化敌人。这个人还是假装正经，拒不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那天也把他揪出来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有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善于耍花招，给自己戴个大帽子，但是不交代具体罪恶，以便滑过去。揪这个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是笼统地戴一个帽子，不交代具体罪恶，同样骗不了人，滑不过去，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一样给你论罪定案。 　　第三个人是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工人，名叫徐忠祥。当时我们宣传队的一个连队在查档案的时候(内查外调，查档案是一个渠道)，在徐忠祥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检举材料，是一九五二年从石家庄市转来的，说这个人是日伪时期一个警察局长，特务系的系长，罪恶累累。按照罪行来讲是够枪毙的了。可是十六年来一直没有动。去查档案的同志看了很吃惊，觉得发现了个“大鱼”，主张赶紧把他找来接触一下。后来大家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在会上几次交代政策，徐均无反应。因此，只好去搞外调，可是一九五二年承办这件事的公安人员找不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早就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搞外调的同志有点急躁情绪，说这个材料不是一般人写的，是公安部门转来的，都是铁证如山，确凿无疑的嘛，还费这么大的事干什么呢？主张先斗一下试一试。后来还是没有动，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两次交代政策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又派人外调，最后把这个人查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九五二年确实是转来了一个材料，这个人叫徐孤血，又名叫徐汉卿，这个人经常改名换姓，材料上的地址是羊杨胡同二十号，这个胡同最多十八号，办案人员就认为材料上多写了零，正好二号是徐忠祥这个老工人、年龄差不多，那就是他了，因此就把材料转到清华大学。当时承办的人也不加分析，就装到徐忠祥的档案里去了。其实那个伪警察局长一九五五年就被弄到石家庄市，一九五八年已经枪毙了。可是这个档案还在徐忠祥的袋子里。这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是说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他就是推行了刘少奇的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工人同志的政治生命毫不负责任。这么大的案件应该严肃认真地来处理，却毫不负责任压了十六年，使徐忠祥这位老工人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在那天的大会上当场宣布，给徐忠祥同志予以澄清，卸下他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包袱。当时有好多群众感动得掉泪，徐忠祥当场就哭了，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午也没有吃饭，全家开了一个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会。这个问题的处理，对敌人震动比前两个还大。有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后来交代问题和谈活思想的时候说，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动广大革命群众，严格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漏掉一个坏人，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坦白交代。拿这三个典型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准”字。由于这次大会突出了一个“准”字，对敌人震动大，前前后后有五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是一般性的问题，但是有那么几十人的问题是属于敌我性质的。其中包括特务、历史反革命。所以，“准”的问题，确实是对敌斗争的一个要害问题，离开了“准”字，就不可能把阶级队伍清理好，就不可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有一些师生员工在谈体会当中讲：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还是搞逼、供、信，这是两种世界观的问题，是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是用什么世界观来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大会对革命群众也是一次很大的政策教育。 　　五、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 　　关于斗争策略问题。毛主席历年来都有过教导的。在一九三零年《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里，有一段指示：“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特别强调斗争策略的问题。后来毛主席又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就是说，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在策略上犯了错误，还不能取得胜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的。所以在对敌斗争中，斗争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忽视了策略的思想、策略的原则，策略这个武器，就会使我们处在被动的地位，落实政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遵照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我们坚持了以下几个具体的做法： 　　一个就是大造舆论。所谓大造舆论，就是把毛主席的政策反复地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不仅要对革命群众宣传，也要对那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宣传，也要对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宣传，直接地把毛主席的政策给他们讲。过去我们这样做了，收效很大。最近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一些戴了帽子的人集中起来公开地给他们讲就是对你们这些戴了帽子的人，我们无产阶级还是想把你们从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我们还想从你们身上调动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想着把你们由坏人变成好人。有的一听感动得都哭了，说，没有想到我这右派分子帽子戴了十几年，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帽子戴了多少年，今天宣传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还给我们办了一个学习班，还想着把我们由坏人变成好人，还想着从我们身上调动积极因素，表示决心要痛改前非，同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最近他们交代了不少问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造舆论的方法就是结合宽严大会搞。全校召开第三次对敌斗争大会以前，就是这样造了一次舆论，对扩大坦白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舆论工作就是在会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下面耍的一些阴谋诡计，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种种活动收集起来，归纳了几个方面，开了一个全校的大会，在会上一条一条地把它点出来，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然后给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那一小撮有敌我性质问题的人说明政策，指明出路。这个大会着重是做了这么两件事：揭露敌人的阴谋，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出路。会后，发动全校学习毛主席的一篇光辉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因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针对即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阐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敌人虽已成了落水狗，但只要不咬人了，向人民投降了，就给以重新作人的出路，如果顽抗到底就没有好的下场。敌人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毛主席写了这篇文章，分化瓦解，要他们投降，向无产阶级投降。所以，这篇文章在清理阶级队伍那个形势下很有力量，特别是里头有一句话，“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这句话当时很有针对性，就是鉴于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在会上翻来覆去地给你讲，我要竹筒倒豆子，我要坦白交代，但是没有一点真正的货色，欺骗群众。所以，在学习班里、广播里、讨论会上就是大讲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念这一条语录。使一些有问题的反革命分子一边学习，一边流汗，坐不住了，感到现在是兵临城下了，再不坦白交代，革命群众就要揪到自己头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结果没有开会就有一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当时造的这个舆论起了作用，便把大会延期一天。结果大会之前就有二百二十五人不同程度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很有份量的，接着就开了一个对敌斗争的大会。开完大会，就运用大会的活样板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这时候又组织全校学习毛主席在第四卷里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篇光辉著作，用这篇文章分化瓦解敌人。毛主席当时是针对着战犯们讲的，分化瓦解他们，给他们指明出路。包括他们的家属问题在这一篇著作当中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学习这篇文章比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又进了一步。运用了大会上的典型，学习这篇文章进一步地开展了政策攻心战，结果促使了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大造了舆论，使这次大会前后将近六百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群众讲，这次大会，扩大了坦白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舆论要造好，典型要选好，大会要开好，会后的政策心战要跟好。这样子确实是扩大了坦白面，也就是扩大了教育面。 　　第二个做法就是加强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实践证明，大会、中会也好，几十个人也好，只能起一个轰的作用，震动的作用，促的作用，但是真正地使他坦白交代，还是靠扎扎实实的做好个别的交代政策的工作。因为许多人的问题的交代，除了大会上拿个样板，大会上震动以外，主要是要靠个别的有针对性的具体交代政策，这样有的放矢地而且针对他的活思想做工作，该紧就给他紧一紧，该缓就给他缓一缓，完全掌握了他。特别是开了大会不失时机地找他个别交代政策很重要。因为有了活样板。当时在校部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通过个别攻心战给攻出来的。开始攻了三、四次没有攻出来。他是写了一条很恶毒的反动标语，是模仿他本单位另外一个人的笔体写的，只有一个字不象。公安局备案后一直没破。对这个人就是在大会以后针对他的活思想个别给他讲明政策，指明出路，最后他坦白交代了。他说这一条反动标语是我写的。同时交代了是模仿了某某人的笔体写的，最后还把怂恿他写这条反动标语的人也给揪了出来。他的问题就是靠个别的交代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政策工作给攻下来的。事实证明，光开大会轰啊，叫他在前面站着，责问他，那些办法效果并不大。在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当中，他交代一点要注意适当地肯定他一点。因为当时在一部分师生员工当中，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往往抱着宁追不放的思想，所以常常出现即使他交代了也不相信，老是说他们不老实，一概否定，抓住不放，追个没完，结果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反正我交代不交代你也不相信，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等待发落的消极情绪。那么对这样的人，一方面既要严格地审查他的问题，审查他的历史，不要被他所欺骗，所蒙蔽；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他那些真实的交代，及时地给予肯定，不要毫无根据地怀疑。开始有一些挂得太多了，一大批名单，特嫌、叛疑，好多根据不大。最近经过调查研究就否定了几个。此外，一方面既要严肃地批判，让他作深刻的自我交代、检查；又要注意适可而止，给他一个认识过程，不要老是说他们不触及灵魂，老挂在那里，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 　　第三点，策略要拿出具体的样板来，使政策具体化。这个具体的样板也是分析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的一些活思想来做的。因为他们当时给宣传队提出来，我们很想要看一看样板，象我们这样的人，说是给出路，怎么给出路？说是宽，宽到什么程度上，怎么个宽法？他们的活思想就是要看个活样板。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连续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大会就拿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两个现行反革命，一共三个人，从宽处理了三个人都没有戴帽子。当时有的人就说了：宣传队又犯了右倾错误了，宽严大会，怎么光宽不严呢？后来给这些群众讲清楚，宽本身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就是要尽量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争取多宽一些人。就是在宽与严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能宽就宽，就是说，尽量地把一些消极的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后来有人反映，样板还不全面，说是有的教授问题比较多，你看光有讲师，有助教，有职员，没有教授。经过研究就在教授当中选了一个典型，加上了另外一个典型，一共二个，准备开一次大会。会前有的人又议论纷纷，说，这一次开大会毫无疑问是一个从严的大会，一定是火药味浓浓的，开起来一定是很过瘾的。这样的同志总想着一揪就是满台子，弯腰，戴牌子，当场逮捕，揪回原籍劳改，戴上帽子等等，认为这样才是火药味浓浓的，才过瘾，才象个对敌斗争的样子。结果这一次二个典型还是全部从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个宣传队真是右倾右到家了，你们就不敢严一个吗？后来我们就给这部分同志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严和宽说明了什么？你不要认为宽好象是好办，真正的宽的会是不好开的，严的会倒好开，严怎么好开呢？你掌握他的问题有一条属于敌我性质的，他不交代，你就揪上来，就可以从严。这一些人在我们手里有一大批，都是好解决的。但是要从宽就必须既掌握了他的材料，又要通过政策工作使他坦白交代，所以从宽这个工作就不好做。因为这个体现政策更要细致的，更要做些艰巨工作的。这一点他们后来服气了。另外讲到主要是体现扩大教育面，轻易不要搞一台子从严，尽量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最后一分钟他如果坦白交代了，原来方案都可以变，原来从严现在就要适当从宽。所以，这两次会虽然是从宽了，结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是很大的。有的人讲，原先想出路是窄了，现在一看出路宽了。使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坦白交代了，使一些顽固不化的敌人，感到阵地越来越狭小了。革命群众越逼越近了，不交代路子就越来越窄了。真正这两次宽的会对敌人来讲是紧了，而不是松了。所以，两次会前前后后有六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事实证明，那些顾虑重重的人，他想看样板，就是想看从宽的样板，他对大会上宣布戴帽子，戴手铐子，揪回原籍去，这类样板不感兴趣，他主要是看怎么宽，怎么给他出路。 　　（策略上的第四点具体做法，就是充分运用典型的作用。当时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叫陈惠芳，她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当过区队长，根据公安六条可以戴帽子。这个人十九年来都不敢交代，背了十九年的包袱，这次她考虑到没有跑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群众一发动，肯定要给自己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一天在家里哭呀，愁呀。她是一个讲师，后来当职员。她丈夫是一个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运动当中也有一些错误，群众也批了一下，也是一个讲师，也觉得自己这一次没有出路了。所以，两个人经常在家里哭，很绝望。他有个大儿子十五岁，一看到两个老人要出问题，要戴帽子了，也不回家了，住在清华附中，就剩下了一个小孩九岁。对这个人经过交代政策，最后她坦白交代了。同时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其中还有一个被从宽处理了的企图叛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述说他们为什么当时不交代，后来交代，中间经过了几个反复，把当时的活思想，心理状态，一五一十地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震动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会上宣传队没有讲几句话，说明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内查外调的，今天想要揪到台子上来从严的话，这个台子站都站不下的，但是就是为了给他们一条出路，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好多后来交代问题的人谈活思想时讲，这两个人都把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给讲出来了。这个陈惠芳当她交代了以后，告诉她可以不戴帽子，而且不实行群众监督，完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公民权，还可以叫同志。她当时就嚎啕大哭，回去把她丈夫半夜里叫起来。她丈夫说什么事呀？她就把这些事给他讲，她丈夫说，这么大的事，赶紧把九岁的小孩叫起来，半夜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最后她说，你干脆吧，就用我这个典型比较比较你吧，你也得老实交代。结果她这个丈夫一宵也没有睡觉，把他自己的问题作了一个彻底的交代。最后她丈夫也从宽处理了。这样一弄，她的大儿子也回来了，看两个老人从宽处理了，坦白交代了，因此回来还办了一个家庭学习班，他当负责人，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政策，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学习“老三篇”，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另外他说，我妈妈被从宽了，我要用我妈这个典型去告诉我那一些同学。因为我那些同学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老子都有问题，用我妈妈这个典型去促一促他们的老子，赶紧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陈惠芳不仅要她儿子这做，她还有个哥哥在另外一个大学里工作，她当天就去找她哥哥去。她哥哥已经被隔离反省了，一次没有见面，两次没有见到，三次、四次、五次，最后见到了，她就告诉她自己被从宽处理的过程，并要她哥哥早日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她说，我还有一些亲戚有严重问题的，有一些是敌我矛盾的，有的在广州，她就当天发了两封信，用她自己的体会促使他们快点坦白交代。这就扩大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教育面。现在，这个家庭活跃起来了，原来是绝望的，现在觉得都有生气了，有了奔头了，觉得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了出路了。可见宽大了一个，争取了几十，动摇了几百。当然，这个宽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的，是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的宽，是在严肃批判基础上的宽，而不是无原则的宽，随随便便的宽。宽与严都要为阶级斗争的需要。） 　　在策略问题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紧了就要断的。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引了一句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讲了这个道理，不要把弓弦拉得很紧。就是有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个中心，搞个高潮；有的时候工作中心转了，可以适当地放到次要的地位上，比方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前，揪起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高潮，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重点放在酝酿成立革委会的工作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就缓了一缓。成立革委会以后，春节以前，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一·二九”这个文件下来了，全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没有揪人，运用了原来已经拿出来的宽严典型，对敌人又展开了一次强大的政策攻心战，又促使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目前正在整党，中心工作是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但是反复讲明：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我们要打持久战。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弦是不能放松的。工作中心变为整党了，但是清理阶级队伍要有三个不停：第一坦白交代不停，打好招呼，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整党，就没有机会了，大门还是给你敞着的，随时可以来坦白交代；第二是检举揭发不停，谁来揭发检举，我们都随时接待；第三内查外调不停。三个不停是给他们打个招呼，叫那些有问题的人老是坐不住，虽然是整党，觉得有三个不停，以后再搞起一个高潮，说不定又闹到自己头上，因此最近时期陆陆续续地又有来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 　　现在来看，学校的整个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是学生，教员，家属，很快地就组织起来学习，研究落实。还编节目，搞宣传。有的学生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连夜就可以谱成曲，第二天就可以自己演唱。而且组织宣传队到附近的农村宣传，不坐车，走着去。毕业分配，过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毕业了四千多人，做的工作是很顺利的，而且学生都表示坚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农业劳动的第一线上去，走的时候都给宣传队写了好多信，向毛主席表忠心。革命大批判，过去搞一阵子就完了，现在是贯彻始终，现在凡事都能先抓革命大批判，批中国大叛徒刘少奇。如：苏修在我们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大批判就马上跟上去，狠批苏修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现在整党，大批判就跟上去，狠批刘少奇的“黑六论”等，很自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形式的，确实是批到了点子上，解决了问题。目前结合着解放干部，学生一边搞批判，一边去做工作，过去有些学生对这些人一提起来就很恼火，现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主动地和干部编成一个小组，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工化系的一些学生为了解放系里的干部，白天参加一天学习班和其他一些活动，晚上很冷的天，他们还从清华大学跑到木地，帮助干部办家庭学习班，帮助干部提高觉悟。再一个就是学习解放军，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建军的原则，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创造四好连队，发扬三八作风等。这一些，在师生员工当中都逐渐地贯彻了下去。现在军事训练，搞的很热闹，进校时早晨一吹哨子，一开始是很恼火的，几百个人只出来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到四、五十个。现在一吹哨子，几分钟差不多全都到齐，教员学生全部如此。这就大大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创造四好连队中，他们学习解放军搞一对红，一组红，开展谈心活动，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另外参加劳动，一是在校内开荒，开出了五百多亩地。挖河泥，特别是前些日子寒流来了，水很凉，有些学生就是卷起裤腿跳到河里去挖河泥。下厂、下乡劳动，特别是到附近农村，过去附近农村社员对他们可是恼火，开始去确实不怎么欢迎的，但是，由于他们真正是在卖力气，真正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所以最后走的时候社员还舍不得他们，建立了感情。有的地方来回百余里，他们都是背着背包步行去，步行来，有的地方看到他们在实践中研究教改或者参加劳动很吃苦，不怕脏，回来的时候用车送他们，他们坚决不坐车。过去星期天许多人手里拿着的是半导体，议论的是小道消息，成天琢磨着走。现在星期天到农村、到工厂去找老贫农、老工人给自己的学习班讲家史，忆苦思甜。所以有一个在附近住的老贫农，由于他们经常请教他，同这个老贫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位老贫农还经常关心学校里的事，对系里有些什么活动还打听打听，还参加个会。在整党当中，原来学生说是党员整党，群众下乡，我们劳动去。由于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了五十个字大纲，便和一些党员一起整党。他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按照五十字大纲把党整好，和党员搞了一串红，办家庭学习班，宿舍学习班，随时地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而且在党员整党当中，他们自己也斗私批修。他们说，党员斗私批修，我们也斗私批修。我们不是党员，但是我们要争取做个党员，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最近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党员在斗私批修，讲自己今后怎么样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讲到这时，当场就有人站起来，要求申请入党，很是感动人。有的人参加了游行，本来回来很晚了，有时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也很累了，宣传队要他们回去，不要搞什么活动了，但是他们还要办宿舍学习班，开个会，批苏修，他们说批完了以后觉才睡的踏实。过春节的时候，过去清华园变成了大观园，什么打牌的，搞游艺的，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吃喝呀，净搞这一套。现在是革命化的节日，各系自己组织吃忆苦饭，开忆苦会，开大批判会，请老贫农来忆苦，请老红军来讲革命的光荣传统。还有一些学生组织起来背上乐器，冒着寒风，到农村到工厂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新指示。还有的就去找党员谈心。最近教改，下去一批人，满有积极性，本来安排坐长途汽车的，不坐，背着背包走着去。在搞教改当中，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再教育，一边研究教育革命问题。下去的几个点，都很受工厂、农村的欢迎。过去他们说，毛主席讲过斗、批、走，我们是走、走、走，不斗不批，就是想走。后来看到走不了，就等着走。现在我们是不想走。因为确实是和工人有了感情了。他们有事情做了，忙得很。现在学生白天参加学习班，搞大批判，晚上还要去做家属工作，帮助办家庭学习班。他们说，现在这个清华园从旧变新，从臭变香，我们这些学生是从溜到留，从走到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过去他们讲，对工人师傅讲的那些话，即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忆苦思甜，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去是忠不忠见行动。毛主席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们纷纷写大字报表示要插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马上要见行动。最近苏修在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师生特别是学生，热情更高，写决心书，写大字报，坚决要求参军、参战，反击苏修。现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深感红卫兵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确实是可爱的，红卫兵确实能够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作用。总之，现在清华园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思想越来越在逐步地落实。这是毛主席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怀的结果，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切功劳应当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一段工作当中，我们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不少的教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够，执行得也很不得力，还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认识它，还处在盲目状态。但是，我们宣传队和广大的师生员工有信心，也有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在清华大学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落实，一定要把清华大学办成一座培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这个汇报肯定有缺点错误，各位负责同志学习毛主席思想水平是很高的，请批评指正，错了就改。汇报到这里完了。(鼓掌，高呼：向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学习！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要认真落实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来源：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