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昌县凤凰公社联盟大队为什么长期落后？ 　　<《中南通讯》编辑部> 　　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区凤凰公社的联盟大队一向落后。生活落后，征购任务完不成，群众生活困难，各项工作都搞得不好，歪风邪气闹得最凶。 　　这个大队为什么这样落后？直到这一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村，重新扎根串连发动了贫、下中农，才找到了根源。现在初步查明，这个大队土改很不彻底，全大队大小9个湾、11个生产队当中就有吴泗、大六湖、聂湖、汪赵等4个大湾的8个生产队的领导权，已经被土改中漏网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篡夺了。 　　联盟大队土改为什么不彻底？地主和富农为什么会在土改中漏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怎样篡夺领导权？怎样打击贫、下中农？干了一些什么坏事？从吴泗和大六湖两个湾子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 （一） 　　吴泗乡减租反霸时，农会主席叫聂彥豪，是个兵痞，和聂湖湾的反革命分子聂协成是同胞兄弟，他跟地、富、反、坏分子的关系很好。吴泗乡的乡长陈德宽，在解放前是个惯匪（1955年整党时清除出党）。在他们两人的掌握下，吴泗乡的运动完全走了过场。 　　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乡，一脚踢开了旧农会，但是后来又吸收陈德宽参加了贫雇主席团。当时分工在吴泗湾工作的，就是这个陈德宽，还有一个中原大学的学生周方静。 　　吴泗湾有一个闻名的恶霸地主，名叫吴南廷，他是吴姓的族长，同伪乡、保长有勾结，又是个道士“把头”（吴泗湾周围33个村湾的道士“坛门”都由他管辖），是地主阶级中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解放前他直接和间接杀害过5条人命。1943年他把雇请的放牛娃吴自发打得皮开肉绽，因无钱医治，后来就活活的烂死了。1946年，湾里的地痞吴转运从武汉拐回一个姓彭的妇女，后来这姓彭的妇女和吴转运脱离了关系，就和贫农吴春华结为夫妻。那时，吴南廷曾多次干涉他们的婚姻。有一天，吴春华说：“你们少坏点，新四军快来了。”吴南廷听了这句话，就起了杀人之心，在1949年的春天，串通本湾7、8户地主、富农，在一天夜里将吴春华夫妻二人捆进祠堂，召集全湾家族会议，说吴春华“叔霸姪媳”，乱了族规，要沉水。又强迫吴春华的哥哥吴春芳和吴春华的儿子吴自金具结、划押，保证以后不告状，不报仇。随后就把吴春华夫妻二人沉到湖里淹死了，这时妇女还怀有8个月的身孕。吴春华夫妻死后，丢下一儿一女，一个2岁的女儿，不久就冻饿而死。 　　解放后，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利用他老婆、两个女儿、两个姪女儿，施展美人计，居然迷惑了许多干部，连混三关，消遥法外，并且篡夺了领导权。 　　第一关：土改关。住在吴泗湾的土改工作队干部周方静，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群众斗争地主，他躲在厕所里流泪。土改中，群众纷纷向农会揭发吴南廷的罪恶，已经引起重视，准备逮捕吴南廷。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吴南廷的美人计发挥了作用。吴南廷的大女儿吴爱珍长得很漂亮，早已在向周方静进攻，和他形影不离，一起唱歌，一起逗闹，陪他到外湾去开会，下雨给他送伞，回家给他倒茶打水。周方静经不起这个考验，果然与吴爱珍搞了皮绊。当时，同周方静一起住在吴泗湾的乡干部陈德宽，也在和吴爱珍“干媚”。周陈2人被拉过去以后，就千方百计开脱吴南廷的罪恶，把吴南廷的血债完全转嫁到本湾一个抗拒没收财产的肉头地主吴作林的身上，吴作林被枪毙了。恶霸吴南廷得到周方静和陈德宽的包庇，不仅救了命，还划了一个“贫农”成分，还分得了土改斗争的果实。没收吴作林的一大栋青砖瓦屋，贫雇主席团已经确定分给苦大仇深的吴自金，也由周、陈二人一手遮天，分给了恶霸地主吴南廷。吴南廷挂上了“贫农”的招牌以后，更容易迷惑人了。群众说，土改以后，乡干部都在吴南廷的家里“打铺滚草”。吴南廷的老婆对乡长陈德宽、农会主席胡士亮、民兵大队长张开生等人使出了迷人的本领，给他们做饭，洗衣，借被子，铺床，殷勤周到极了。那时吴爱珍单独住一个精致的房间，一些乡干部在她房里媚来媚去，深夜还不想走。就这样，吴南廷的老婆竟被乡干部们提拔为农会妇女主席，大女儿吴爱珍也成了青年团员，还参加过5里界区建党积极分子训练班的学习。吴南廷一家成了吴泗湾的“红人”。 　　土改后，吴南廷深怕被他害死的吴春华的胞兄吴春芳报仇，在1951年4月间的一天，乘吴春芳身有重病摸到厨房倒茶喝时，将他按在灰膛里闷死了。但是吴春华还有一个儿子吴自金，为了断绝这一条报仇的根，吴南廷又串通本湾富裕中农吴运鉴和吴自金的老婆搞皮绊，唆使吴自金的老婆谋杀亲夫，持刀入室时因吴自金醒来发觉未遂。 　　第二关：生产救灾关。1952年春，当时八区李区长到吴泗湾搞生产救灾，群众纷纷反映要求枪毙吴南廷，他当众表示支持，并要农会主席胡士亮马上搜集吴南廷的材料。可是，李区长到吴泗湾一住下，就被吴爱珍勾上了。等胡士亮来汇报吴南廷的材料时，李区长变了卦，倒埋怨胡士亮说：“你们怎么搞的？差一点把人家吓死了，人家是个贫农。”吴南廷的美人计又成了功。 　　第三关：土改复查关。复查时，区委书记张洪带领工作组来到吴泗乡，根据贫农的意见，把吴南廷押解到县，关了起来。复查后，吴爱珍又勾上乡长张开生，搞了皮绊。吴南廷的老婆就找张开生，约定把吴南廷保出来，就让女儿和他结婚。张开生叫吴南廷的老婆办酒请农会委员的客，在酒席上，张开生首先在保状上盖了章，并用“只可兴一门，不可灭一户”的道理说服委员们一一盖章。随后又叫吴南廷的老婆拿去一户一户地找本湾群众盖章。但是农会主席胡士亮没有同意，缺了他的章子还不行，张开生就偷了胡士亮的章子盖了第一名。保状送到县里，吴南廷尚未判刑，只关了3个月就释放了。张开生就和原来的老婆离了婚，和吴家珍结了婚。 　　吴南廷用美人计连混三关，但是还没有夺到生产队的领导权，于是他又勾结本湾土改时错划为中农的漏网地主、富农吴光荣弟兄，篡夺生产队的领导权。 　　吴光荣弟兄6人本是一家，共有100多亩田地（雇工耕种），曾放过1000多元现洋、100多担稻谷的债，在流芳岭和本湾开有粮食行、猪行、杂货铺、屠户铺。解放前3年中分为3家，土改时又分成6家，混成了中农。吴光荣本人解放前还当过土匪，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当过2年排副，土改时被逮捕，1955年劳改期满释放回家。合作化后直到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他们曾经3次夺印，3次掌握生产队的大权，对贫、下中农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第一次夺印，是在1958年冬天。当时公社实行军事化。营长（即生产大队长）汪少先与吴光荣是姑舅老表，副营长张开生是恶霸地主吴南廷的大女婿。营教导员（即支部书记）胡士龙开始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吴南廷就又使出美人计，指使他的姪女吴自英、吴少华与胡士龙搞上了皮绊。当时，吴泗湾的生产队长是贫农吴任来。有一天，胡士龙、汪少先、张开生和公社副主任姬盛德拿了生产队的黄豆种子用糖炒了，在食堂里下酒，吴任来回来看见了，说：“这是队里做种的黄豆，怎么能拿来咽酒！”吴光荣就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扬队长“攻击领导”，并转告胡士龙等4人。胡士龙等听了大发脾气，撤了吴任来的职，指定吴光旭当队长，吴光明当会计，吴光景当经济保管，吴光荣当粮食保管兼食堂管理员。他们上台后，就形成了一个地主、富农的反动统治核心。恶霸地主吴南廷是他们的幕后军师。 　　1959年秋收后，大办水利和交通，吴光荣和地主、富农商议后，把全湾76个贫、下中农劳动力全部调了出去，只留地主、富农的男人在家。1959年全年不搞分配，除吴南廷、吴光荣弟兄6户及另外2户富农分得粮食外，其余群众一粒粮食未分。贫、下中农留在家里的老小吃野菜渡日，而吴光荣弟兄6户明目张胆地挑走队里的粮食8千多斤，又做豆丝、又磨汤元，还把这些东西到处分送外村的亲戚。调到外面去的贫、下中农回队，他们不收留，不给饭吃。贫农吴光茂由广水复线工地回来，到食堂里去要碗稀饭喝，吴光茂的母亲也跪着求情。可是他们回答说：“光茂是调走了的，与我们不相干。”还一脚把吴光茂手上提的一个小水桶踢飞摔破了。吴光茂只得含着泪，饿着肚子回广水。土改根子张方石，是一个党员，从凤宝水库回来，他们连村子也不准进，还问他：“看你还象不象土改时那样硬？” 　　1959年冬季分配决算，公社副书记胡士亮去检查，发现他们帐目混乱，就将他们全部撤掉了，仍让贫农吴任来等当干部。但是当时既没有作阶级分析，也没有依靠和发动贫农。 　　第二次夺印，是在1961年春天整风的时候。当时，公社社长汤银照住在吴泗湾，吴光荣兄弟用酒肉饭菜来拉拢汤社长。吴光荣的老婆舍不得酒肉，吴光荣常常劝她大方些，说：“‘筷子头’打人顶狠的，往日衡平（地主）待人就是这样的。”果然，汤社长被一伙漏网地主的“筷子头”打倒了。汤社长被“筷子头”打倒以后，吴光荣就设计陷害干部，在群众中散布“队里帐目不清，干部贪污不少”的流言蜚语。在汤社长的支持下，斗争和撤换了当时的一班贫农干部，吴氏兄弟又原班人马重新上了台。幸亏他们这一任官只当了2个月。5月分贯彻“六十条”时，区武装部长魏发旺去了，发现这个湾子是“中农当权”，就撤了他们的职，又换上了贫农班子。可惜这一次仍然没有深入发动贫农。 　　（第三次夺印，是1962年夏收的时候。自从换上贫农班子以后，吴光荣弟兄天天想找干部的错。他们暗地商量，决定白天由吴光景串门探听消息，晚上轮流放哨监视干部。事又凑巧，几个干部在一天晚上正私分300斤小麦时，被吴光景捉住，顿时叫嚷起来。吴光荣等还乘机扩大贫农干部的错误，除告他们私分小麦外，还编造假帐、假清单，诬赖他们私分600斤稻谷，并拉拢一部分群众一起告状。他们告到被他们用“筷子头”打倒了的汤社长的那里，又得到汤社长的支持，派大队支部书记杨林柏去处理这桩“案件”。杨林柏一到吴泗湾就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贫农干部，地主、富农气势凶凶，而贫、下中农则没有一个人做声。斗争结果，除会计吴德发“留用”外，其余一律撤职，并重“选”吴光旭当队长、吴光景当记工员、吴光荣参加队委会。群众大会斗争后，吴光荣等还把队长吴任来拉到自己家里开私会，跪着斗争，一连斗了3天。一边斗，一边得意洋洋地说：“这回不是你当队长的时候了，刀把子又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要叫你坐牢，你就得坐牢，我们和汤社长说了。”吴任来被撤职后，他的母亲不服气，说：“要是光旭凶的时间长，我们就算是当成地主了。”这话被光旭的母亲听见了，这个地主婆就把吴任来的母亲按在磨架底下，痛打了一顿，打得吴任来的母亲不能起床，不能吃饭，气得差一点吊死。） 　　他们这次夺印后，看到会计还没有弄到手，又生一计，诬赖会计吴德发与富农吴德其的老婆搞皮绊，以“立场不稳”的罪名把他撤了职，由吴光明继任，生产队的大权又全部被他们掌握了。 　　去年10月，社会主义教育开始时，又撤了这批坏蛋的职，但是仍然没有发动贫、下中农。直到这次工作队进村，经过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才查明了这个湾子的真相。 ## （二） 　　大六湖村的恶霸地主、伪保长胡庆阶和反革命分子、伪联保主任胡旭初（有三条血债），土改时利用美人计，拉拢土改干部逃避了斗争，胡庆阶划成了“中农”，胡旭初划成了“小土地经营”。他们还派狗腿子钻进我们内部，篡夺了领导权，大肆进行阶级报复。 　　胡庆阶的狗腿子是他的亲姪儿胡其焰。这个人在解放前跟随胡庆阶当保丁6年，土改时“洗脸擦黑”后，管制了1年。胡旭初的狗腿子是他的亲叔伯弟弟胡士林。这个人当过土匪，后来跟胡旭初管家管帐。 　　土改后，农村大办农民夜校，大六湖村胡其焰的文化最好，被他混到民校当了教师。胡其焰在夜校里挑拨离间，说“我湾外姓当家，族内无干部受人欺”，煽动群众反对土改根子、农会委员熊光玉。土改时熊光玉中过“美人计”，与胡庆阶的嫂子打过皮绊，后来地主死后，又与这个地主婆结了婚。胡其焰就抓住这一点，说熊光玉“立场不稳，不能当干部”，操纵一部分群众在夜校非法斗争熊光玉，撤销了他的委员，并宣布管制1年。熊光玉撤销职务后，由贫农、土改积极分子胡上玉接任。胡庆阶和胡旭初一方面指使胡旭初的老婆给胡上玉浆洗衣裳、缝缝补补，另一方面，又指挥胡其焰在民校煽动群众说：“胡上玉立场不稳，作风不正派，与反革命分子老婆打皮绊。”这样，胡上玉也被他们在民校中非法的宣布撤职和被管制。从这时起，胡其焰就当了乡农会委员，合作化时，当了社主任。在他的控制下，胡士林也当上了队委兼生产队长，另外安排了一贯道“三才”胡士柏当会计，富裕中农胡上旺当粮食保管，胡其焰成了大六湖村的当权派。他能说会道，能写能算，又会用酒肉进行拉拢，很得大队支部书记杨林柏的赏识。1958年公社化后，胡其焰当上了大队副队长直到现在，1959年又被他混入党内。1956年胡其焰盖上农业社里公章，把反革命分子胡庆阶迁到武汉市武昌区去住。但是，胡庆阶每年要回几次家，胡其焰每年要进几次城。大六湖村从土改到现在，实际上都是胡庆阶在幕后操纵。 　　胡其焰掌权以后就欺压贫雇农，他公开说：“土改是你们整我们，现在是我们整你们的时候了。”这个湾子土改时检举胡庆阶、胡旭初的14个积极分子，现在已经有6户被他整得破了产，有5户被他整得家破人亡。 　　雇农朱宗可，土改时当民兵班长，是斗地主恶霸的积极分子。民主建政时，胡其焰暗地对群众说：“朱宗可是一个糯米菩萨，三天不说两句话，不能当干部。”因此，没有当选。复查后朱宗可和烈属郭兰英结了婚。郭兰英手脚瘫痪，一直由国家救济。1959年整风时，朱宗可在社员大会上批评胡其焰当干部不参加劳动，要改正。胡其焰便怀恨在心，第二天就痛骂朱宗可是“野杂种”，骂得朱宗可不敢抬头。1960年朱在见逢插针地上种的红苕刚刚成熟，胡其焰的第二个小孩拿着锄头去挖，朱制止他不听，打了小孩一下，小孩一哭，胡其焰全家赶出来痛打朱宗可一顿，还要赶朱宗可搬家。1961年7月朱宗可家中无饭吃，到湖边去拣菱角，顺手把湖边淹在水里的谷刁捋了3斤，被胡其焰发现了，当天召集2个队的群众会，四类分子都参加了，叫朱宗可跪在地上斗了半天，还要没收朱宗可喂的一头猪当罚款。朱宗可急得无法，调过头来向胡其焰叩头求饶，胡其焰一脚将他踢倒在地。同年10月，队里宣布干死在田里的稻草社员可以自己割回。朱宗可也去割了一担，内中有点谷。胡其焰立即召开4个队的群众会，叫朱宗可挑着草头站在田埂子上斗了3个钟头，逼得朱宗可无法，只好寻死。公社副书记胡士亮路过此地知道后，批评了胡其焰，又亲自到朱宗可的家中安慰，发现朱宗可已经断炊，就补助给他细米20斤、3元钱，朱宗可才未死。胡士亮走后，胡其焰更变本加厉，说：“狗杂种敢告老子，把你的照顾取销了它。”1962年夏季分配时，胡其焰就取销了对朱宗可、郭兰英的照顾，使朱宗可一家无法生活下去。1962年7月朱宗可无法生活，只得把郭兰英，送给梁子湖上渔民徐余作爱人，还带走了一个3岁的男孩。同年10月郭兰英就病了。徐余养不起这个残废妇女，用船送到湖边，便开船走了，丢下他母子二人哭啼不止，被郭兰英的娘家发现送回朱宗可的家中。朱宗可这时无吃无钱，将她放在床上，不到20天就死了。死后在家停放3天不能埋葬，还是贫农胡士顺兄弟3人帮助弄了两块门板埋了。过不几天小男孩也死了。朱宗可只好将房屋卖掉，准备讨饭回原籍。 　　另一个狗腿子胡士林当上了生产队长。贫农妇女向立荣与他是邻居。向立荣的爱人（党员）在武汉市某机关工作。1961年向立荣参加公社召开的妇女干部会议回来后，发现家里的一箩小麦不见了，明知是胡士林的老婆孙文才偷去了，告到胡其焰处，胡其焰不追查。向立荣气得骂了几句，孙文才便出来打向立荣，打得她不敢回家，躲在外村牛栏里住了3夜。向立荣回来时又挨他们的打，逼得无法，去给胡其焰叩头，要求他说服孙文才。胡说：“我婶娘就是这个脾气，我管不着。”向立荣无法，回家上吊，被救未死。孙文才还不甘心，还骂个不休。向立荣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亲自又到胡其焰家给胡叩头，说：“求求你，要是叫我们活，就叫你婶娘不骂我们了，要是不让我们活，你就不解决。”胡其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管不着这些。”这个70多岁的老爹爹回家后对向立荣说：“孩子，你记着真共产党总会来的，将来为我申冤。”这天夜里老人家就吊死了。 　　胡其焰除打击贫、下中农以外，还干了很多坏事。去年正当农忙的时候，他叫两个队里的男女66个劳力停止冬播半个月，拆了本村已死五保户的公房3间，给他盖了一连5间的新房子。新屋盖成后，庆贺3天，附近群众送礼500多元，办酒席40余桌。 　　1961年冬播时，他亲自主持大六湖两个队开会，搞分田到户。他家8口人，应分8亩地，实分15庙，而且好地是他的，好农具是他的，好牛他先用。去年一年，他一家约收了7千斤粮食。 　　他与胡庆阶合伙进行投机倒把。胡其焰去年一次就在队里以每斤3角5分的价钱收购了黄豆7千多斤，运到武昌给胡庆阶，每年9角，转手倒卖。胡庆阶又把香烟、肥皂、火柴等给他们带回来高价出售。胡其焰运黄豆到武昌，派民兵放哨护送，运到武昌后，包管吃肉、喝酒不出钱，逛大街2天，回来照记工分。胡其焰还拉拢生产队的干部合伙贩卖耕牛，以胡其焰为首，1962年共贩卖了7头，获利1550元。在胡其焰的影响和支持下，全湾有35户做投机生意，其中“千字号”的有5人，只有6户贫农没搞投机生意。 　　胡其焰还组织干部和群众到外面偷盗农具和木料，并规定了偷盗奖励办法。在他的指挥下，去年偷水车1乘，双铧犁1部，树11根，麻袋40余条。 　　在胡其焰带头和纵容下，这个湾子赌博成风，迷信活动也相当严重。 ## （三） 　　联盟大队如此落后，敌人如此猖狂是和党支部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分不开的。支部的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查清，但是初步得来的材料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联盟大队一共有10个党员，情况如下： 　　支书杨林伯，解放前和一个伪团长太太方若法搞皮绊。在担任支部书记期间，同地主、富农的女儿搞皮绊，吴泗湾地主篡夺领导权是得到他的支持的。 　　大队长赵启才，他亲叔父赵子云是伪保长，解放后有破坏行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分工到汪赵湾发动群众，进村20多天没有搞开。群众要求派工作队去，说他包庇伪保长。 　　副大队长胡其焰，是恶霸地主胡庆阶的狗腿。 　　妇女队长舒邦英，阶级立场模糊，被地主戴开松、余建芬等软化，跟地主婆一起吃喝，公开说“地主对我就是好”。 　　副书记张方石，是贫农，土改根子，人太老实，群众说他“一年难说十句话”。 　　副大队长吴任凡，现在调到电动抽水机站工作，大队的事管得少。他老婆的父亲和娘家叔伯哥哥都是一贯道坛主，被我们镇压了。 　　副大队长汪少先，据初步揭发的材料，解放前雇长工，开杂货铺、屠户铺，放债，可能是个漏网的富农。此人又是吴泗湾漏网地主吴光荣的表兄。 　　前任大队长张开生，土改时包庇恶霸地主吴南庭，后来和吴南庭的大女儿结婚，1962年搞投机倒把被逮捕法办。 　　民兵连长万迪阶，表现还好，但他有一个姑妈刚从香港回来，情况还未查清。 　　妇女副主任方若法，群众说她是“皮绊大王”，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与支部书记杨林伯搞过皮绊，以后混入党内。 ## （四） 　　联盟大队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进村以后，完全采取了访贫问苦、“三同”、扎根串连、诉苦发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斗争敌人等土改的一套工作方法。经过艰苦深入地思想发动工作，组成了阶级队伍，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目前联盟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因农忙到来暂时停止。待大忙以后，再进一步开展运动。 　　 （摘自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九） 　　来源：《中南通讯》1963年第19期（总第59期）196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