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方求>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辩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象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 　　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 　　“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唱着：“人间难把是非辨。天哪天！”的时候，海青天出来了。海青天一来，“抑恶扶良”，“济困扶危”，为农民申了冤，雪了恨，除了霸，退了田。于是，“众乡民”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① 　　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英雄”、“救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不是！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作为农民的“救星”，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缘故；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这样来描写海瑞，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可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人们从剧本中看到，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象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竟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如此而已。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自己制定的统治规则。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出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象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一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 　　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本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亲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查了王府和功臣的田产④。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原来，投献和土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⑧这是一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杀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吗？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他执的什么法？皇朝大法。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持平”？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 　　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一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竟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末，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一部廿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好光景就在眼前”。还要什么革命！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装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⑺⑻）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查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①⑦。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明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为而发？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一种作用。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例外。今天，我们对历史剧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而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趣味。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出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李慧娘》中唱出了“时艰急草万言书”。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谢瑶环》塑造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李慧娘》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②③，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①⑧，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①⑨，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②①，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那些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的英雄，究竟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同一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ｊｉàｎ＠①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②④。请问，这种感情同什么人共鸣？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象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辩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①吴晗：《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论海瑞》《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海瑞的故事》，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 　　《海瑞》《新建设》一九六○年十、十一月号。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③如《明孝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诏：“各处地土山场湖荡，军民开垦管业已久，近年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及奸诈无籍之徒侵占投献。虽有禁约事例，多不遵守，以至小民受害无伸。诏书到日，限一月以里退还。敢有不遵并今后仍前侵占投献者，许被害之人告理，照例治以重罪。” 　　④见《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嘉靖六年；《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⑤《明史·徐阶传》：徐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 　　⑥《嘉隆新例附万历》二，户例，《玄览堂丛书续集》一○三册。 　　⑦《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六，嘉靖三十一年。 　　⑧《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⑨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⑩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一九六一年第九期。 　　①①《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一九六一年九、十期合刊。 　　①②吴晗：《谈武则天》《人民文学》一九六○年七月号。 　　①③吴晗：《有关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①④吴晗：《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再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六期； 　　《三说道德》《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①⑤吴晗：《再谈历史剧》《文汇报》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①⑥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①⑦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①⑧田汉：《谢瑶环》《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单行本，东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①⑨孟超：《李慧娘》《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②⑩繁星：《“史”和“戏”》《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②①史优：《也谈历史剧》《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②②繁星：《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②③吴晗：《海瑞罢官》引言。 　　②④刘勉之《吴晗》：《海瑞骂皇帝》《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拣右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来源：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