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军胜日记选编 　　【王军胜（1948--），上海人。在文革中他属于67届高中生，在宜山中学就读。1968年被分配到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为文革后第一批进入高校的77级大学生，就读于上海教育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两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冶金学校，后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王军胜在文革中属“逍遥派”，但是他从没有停止过对文革和国家大事的独立思考。文革十年他保留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在哪里他保留了一代人在狂热岁月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冷静思考。王军胜的沉思和探索并不局限于他的日记，他还和周围的朋友们一起以读书交流的形式，讨论政治、哲学、外交等问题，不仅冷眼审视文革，还提出不同的见解。在文革中，王军胜的日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随时可能为他带来杀身之祸。所幸的是，这被作为一次长达十年的精神历险安全地保留了下来。】 ## 1966年6月10日 ## 没有一个因空想而在历史上闻名 　　空谈之谈是很容易的，却没有一个因空想而在历史上闻名，只有排除万难做了些事的人及与他一起的那些人民才将受到历史的赞颂。至于哪一位，还有待于历史进程上的研究。 ## 1966年6月16日 ## 今天，学生已成了老师的命运主宰者了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正在迅速地变化着，今天，学生已成了老师的命运主宰者了，他们见了学生都显得忐忑不安，几乎是不言语地进出教室里，唯有讲课时才有声音。我并没有当过老师，不知此时此地老师的感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教师心里十分地不愉快，这种关系如何教学相长呢？记得几年前，是说教师是辛勤的园丁，在培育我们，要大家尊敬老师。可是，时代的车轮飞速而过，完全销毁了这种关系，扬眉吐气的学生开始对园丁发动了无情的攻击。可以肯定，这样一来，对学生学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肯定，不会长久这样下去。但有一句话可以肯定，经过这次运动，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进行一次不可臆测的大改变，粉碎了一切旧现象，建立崭新的教育制度。 ## 1966年7月29日 ## 一个厂写大字报的耗费 　　下厂劳动时，问工人得知一个工厂一天写大字报要用浆糊200斤，报纸几十斤，旧报纸3角多钱一斤，而且写大字报已有2个多月了，一个厂便要用浆糊起码6500斤，旧报纸近千斤，听说新疆的报纸也运到上海了。仅一个厂是如此，全上海呢？全中国呢？还有无数宝贵的时间及人工呢？我心痛了。过去曾计算过全国一人节约一两米，一两煤的巨大价值，可是，这个东西又怎么计算呢？痛啊，痛啊，国计民生不能不慎啊，别的我也不能再说了。 ## 1966年8月23日 ## 扫四旧的景象与血统论的文章 　　今天，的确是使我感到震惊的。他们，很多革命青年革了很多的命，命令许多人赤脚脱下尖头皮鞋，其实，有的根本不尖。有的改了路名，改了商店的名字、里弄的名字。敲下了外国牌子的汽车商标。一切真是愚蠢极了、混蛋极了，难道是敲下了牌子就成了中国造的车吗？那么，在接见外国人时，还要给他剃掉头发、削掉高鼻子吗？这一切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失，像浪子回头里的浪子一样，败坏了工农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更可耻的是，那些东西都不是自己家的，因而不觉得爱惜。今天有人把国际和平福利会也要改名了，说什么国际和平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篇东西，与今天发生的一切东西有相同的性质，现在摘录如下：“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我们是顶于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班，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就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的革命教育。我们的老子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不对党、对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的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爱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资产阶级的高级环境，反革命右派环境中成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享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比你们出身于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革命立场最最最最坚定，对毛主席最最最最热爱，我们的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 ## 1966年9月12日 ## 革命爆发，为以往所未见，历史也罕见矣 　　从北京回来已3天了，心情一直不平静，许多耳闻与目睹，骚扰着我，我感到自己常陷于苦思而无法自拔。更有一封信，给我一个负担，一切，我决心以坚强的毅力与轻松的心情去对待，决不投机。 　　现在最大的一个症状便是宪法与法律，国家机关与军队一下子成了冬眠，而革命热潮一下子暴发，二者不相适应。像以往一样，甚至为以往所未见，历史也罕见矣。前有土地改革、肃反、斗右派等，与今相比，望尘莫及。我一会儿像似有许多话要说，一会儿又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今天不知怎么又说不出来。不过，一个预兆牢牢地扎在我的脑中，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进、美好的社会将随即而来，是在教训中过来的，和平地过来的，这是有根据的，不易看见的根据。来吧，来吧，为人所好的美好征兆。 　　红卫兵及许多人，他们现在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了，校规破碎，法律升天，师生、长幼之伦理早已消亡尘外，目睹如此，不由怆然，这样能继续下去多久？我看还是少一日好一日吧。大乱大治之论，我亦谓然。如此之境况，皆平时管束太紧，今发泄了，就算一次所积数年的旧恨的爆发吧，真有些叫人吃不消。运动中，谁都是很积极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昌盛不久会来了。过去总觉得中国的学生比工人强，今天才知道，这是有包庇的看法，其实并不如此。到底谁是最可爱的人呢？在中国，在全世界，我觉得，找到一种最可爱的人，将是最荣幸的事，可是，到底找得到了吗？我希望能够找到。［预感6］ ## 1966年11月4日 ## 成都患了一种病，把墙都涂成红色 　　任何人，事业与个人利益之间总有个支点。一个人全身心埋入其工作，连饮食皆废，那便是事业心重于个人利益，事业的最终目的，有人是为了个人之大利，这种人往往阴险无耻，有的则将事业的成果是为了服务于人类，那是高尚的，如此事业的差别时刻都能见。我想写文革，这本也没啥稀罕，如同学校里的一周一篇的周记，可题目却在于出了个中国毛泽东思想之标准，这是难的，难于永葆青春。 　　成都现在之所以患了一种病，把墙都涂成了红色，可能也是以示红色政权将永存吧，越是这样，越是有可能起了打自己耳光的作用。第一，红色的房子并不能因红色而长存；第二，打扮得像斗牛场的场所；第三，市容不和谐，这不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吧。 ## 1967年10月20日 ## 根据良心说话，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是梦想 　　一个人，必须解决爱人类与仇恨人类这一矛盾，当然，那不是指在嘴上，而是指在思想里、信仰上、实际行动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即使热爱人民，也决不是甘居人们之下，一定要在他们的上面，使他们能按着幸福的方向走。人们，他们是看不见幸福的道路的，必须指引着他们，领着他们，用武力反对阻碍者。我常认为，一个人说话必须是根据他的信仰，就是说，根据良心说话，可是，我发现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是梦想。 ## 1967年12月19日 ## 现在的报纸，它们的每一句话我都怀疑；再迈出一步，人们就要互相杀戮了 　　今日化了一天的辛苦，去太仓县洪泾大队，那儿是学毛选活学活用的圣地，而且有二位圣人，名曰顾阿桃与沈玉英。的确，我去是抱有怀疑的成见的。我现在看清了一切，但也怀疑一切，然而，事实上我却什么也看不清。对于社会问题，一个人只能像瞎子那样看问题，片面，能稍稍看全一点，已经是超人了，但是看不全面又会毁灭了他的事业，或者使他经常遭受挫折。对于现在的报纸，的确，纯粹是高调、欺骗、做作，文过饰非，它们的每一句话我都怀疑，以至使我片面地去相信其对立面了，这又怎能怪我呢？ 　　到了洪泾大队，一个普通的、具有大自然美的乡村，见到了沈玉英，旁边有一些请教者，身旁守卫着二个解放军与几个工作人员。她是一个平常的乡村姑娘，被抬得那样高，显然地不自然、忸怩的态度，这个与她的身份与名气却也不相称。人们在参观中，冠冕堂皇在读语录、听报告，满口的思想、主义，可是在饭馆里，满口的大鱼大肉，等得心焦时就大叫大嚷，这真是一段小小的讽刺。可是，值得讽刺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想传染上英国文学的作风，用无情的风趣的讽刺手法，这种绅士风度是一种实际力量缺少的胆怯行为。有脑子去讽刺，还不如掌握有效的力量去改造世界，改造现实，勇于随心所欲地去做。根据道听途说，我意识到人的本性是多么低下、卑贱，他们是多么需要圣明的领导。确实如此，由圣明领导的百姓们是最幸福的。人们在争吵，在斗争，在大打出手，甚至成了习惯，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再也不能坏下去了，再迈出一步，人们就要互相杀戮了，就差一步了。有的地方早已开始了，例如现在的温州，也许，现在还有如四川、福建、安徽，多么令人无可奈何的情景。可能，中国的东西过剩，需要这样毁坏于一旦，这是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 ## 1968年1月22日 ## 迷信命运、迷信上帝的安排 　　最近，我发现自己对于自己的命运越来越迷信，迷信上帝的安排，迷信命运，过去愚民的思想侵入了我的头脑，使我恨不得面对上帝膜拜于地。而事实上，命运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假象，是一种人在无出路时、绝望或迷惑不解时的一种幻想，好比快淹死的人企图抓住稻草救命。 ## 1968年1月23日 ## 妈妈说，她们厂里有2个人被打死了。阶级斗争，叫它们滚蛋吧 　　今天，妈妈说她们厂里有2个人被打死了，我心里又有了一种冲动，马上从我脑中飞出来一个印象，有许许多多人并没有什么罪，或根本没有罪，落在一群青年人手里，毫无感觉，毫无同情的青年手中，被无情地殴打着，有的被打得直至死，有的被迫不得已去自杀。青年他们在反对罪恶时犯下了不可挽救的大罪。面对着人类的生活无保障，不，是生命的无保障，确是一种使人难受的景象！死，生命的消失，对周围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同情、有不满、有幸灾乐祸，有无动于衷。然而，这仅仅都是短短的一个时期，过后留下一个伤疤，在一定的时候，再痛了一下，以后就完全地消失了。有的人，因为是亲人，是熟人，是恩人，或是曾艰苦地为社会而工作过，他们死了，特别是因为无故地惨遭不幸的死，引起了人的同情。有的人，因为聪明一些、精明一些，自私一些，能力大一些，骄傲一些，他们死了，引起了人的幸灾乐祸，至少也是无动于衷压过了伤感。然而这一切都很快地过去了，都淡漠地甚至消失了。我看到了法律的重要；人身权利的重要；自由、平等、博爱的重要；科学知识的重要；真正的文化艺术的重要；人情、人性教育的重要，我要为这一些东西奋斗，奋斗终身，即使影响了建设，也必须进行努力，使这些社会措施得以实施，再也不能让人民、中华民族遭受愚蠢的灾难。 　　什么阶级、什么阶级斗争，叫它们滚蛋吧，滚得远远的，使人民理智吧，把暴力赶得远远的吧。我的心情，像风暴一样猛烈，可是，这些文人的修辞又有什么作用呢？让人民用自己觉醒的头脑领导着自己向现实冲锋吧，冲垮一切锁链、沟堑、一切的反对人所需要的障碍物吧。现在的人，生活失却了奋斗的内容和意义，那是幸福的、又是十分枯燥、无味，而且充满着野蛮的暴行，根本不是那种奋斗的艰苦与紧张。此伏彼起，这种社会，事实上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社会，不会进步的社会，有时又是能吸引众人——那些许许多多人的社会。我不喜欢这种违背了人类意志的社会，这是我永远注意的目标。［预感24］ ## 1968年2月12日 ## 我希望终有一天，让真理成为最高的权威 　　啊，我觉得我的思想混乱极了，又吐出这一派胡言，最近许多的话、言行都失去了常态，我在向一种什么境地在作攀登呢？我对上天的意志现在仍然茫然，不能识别。上天欺骗了多少英雄豪杰，让他们威武一时，最后落一个可悲的下场。 　　我决心做自己的人，我希望终有一天，让真理成为最高的权威，让一切人为了维护真理而战、而斗争，这样虽流血也无憾。可是什么是真理呢？这是斗争的焦点。专制，从上至下的权威，民主，纷乱无序的纷争；专制能造成和平，民主也能造成和平；专制能腐败、导致战争，民主也能。人们近百年为此而争论不休，看来似乎民主战胜专制。的确，即使维持任何一方面的制度，都要有真理作为社会的支柱，失去了它，任何形式都失去了意义。今天从上至下的权威，只保留了最高的顶端，下面的，经过了破坏，又开始在成立起来，这只是一个补过的水瓮，再也不会恢复原色了。它的前途，要么是完全破裂，要么补好，即使补好，又怎经得起台风汛期的暴力呢？ ## 1969年6月25日 ## 我想到了在国际间的处境，四面楚歌正是我们的写照，然而，我国的人们竟麻痹得连楚歌也听不到 　　我想到了国际间的处境，四面楚歌正是我们的写照，然而我国的人们竟麻痹得连楚歌也听不到。当代的政治家也许要认为一切都是出自于必然，否认之便是否认必然的客观世界。然而中国自革命历史以来不断爆发出它的畸形的时代特点，从接受的指导理论到领袖的世界观及对社会采用的一系列征纳、组织及领导的方法，使人们以后会感到这是一个恐怖的梦、一个充满了罪恶的梦，以往任何痛苦的呼声加在一起，也没有现在任何一部分大些，几乎人人都在呼号痛。 　　且不谈我们自己，谈谈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吧，尽管整个国际间，有斗争的双方和一些中间派，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恶劣的关系，几乎被一切有声望、有力量的国家所摒弃，被世界人民所轻视，几又回到了大清的时候，使人发笑更甚于害怕。听到耳畔乱糟糟的声音，我总是要失去理智地幻想，那轰隆一声的一天的来到，我们的乐土就像其它乐土一样，有阳光、空气和美妙而平静的大自然，而不是到处是血污的一片。我感到现在的人们是一片的混乱，一种难以改变与挽救的人类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知音与母爱乃是使我最受感动之上帝的恩赐。［预感160］ ## 1969年7月8日 ## 我想，文化大革命在未来可能向人们预示他们的巨大作用，这是一次由痛苦与人类的巨大损失的告诫而产生的觉醒 　　我想，所谓公有制使金钱不成其金钱的作用（那种并非庸俗而是其伟大而实际的作用）；财富不成其财富，这样一来劳动也无用了，混乱与解体，构成了社会的失调，这时，劳动者言过去被剥削，也便成了恶的幻想，恶的现实接踵而来。我想，文化大革命在未来可能向人们预示他们的巨大作用，即一切优秀的东西从被压抑而逐渐由萎缩进入死亡的状态中挽救出来，把一切优秀东西打得头破血流，引起他们由疼痛而觉醒，进而反抗，也许就此会获得完全自由的新生的。这是一次由痛苦与人类的巨大损失的告诫而产生的觉醒。想写一篇“论极端在中国的灾难”，人的思想、无形中的游移，深奥真理的来源在何处？［预感165］ ## 1970年1月21日 ## 共产主义是专门制造穷人的，它给一切人开辟了贫穷之路，绝无一条可以致富之路 　　许多时间没有接受这种官方的学习了，尽管其中贯穿空谈与虚伪，可是，毕竟是这种气氛中才能培养一种为众人服务的责任感与热情。一个人的感觉，一个人的思想，永远只能被一种主要的影响控制，这种影响使一个人的感觉和思想处于一种主要的范畴、特点。也许，这种影响会改变，然而改变之后，新的必将代替旧的，即不可能新旧并存。 　　当我今天开会时，就感到自己被一种新的特点唤起了自己已几乎沉睡的过去的思想苗子，在政治上要露一下头角，这样，过去的自己的理智和镇静使丧失了，开始了那种削尖脑袋的企图。尽管我明白，自己越热情，将越被人利用得厉害，而在丧失理智与镇静的时候，越被人利用将越感到骄傲、兴奋。就好像曾看不起一个市长，认为他只是一个走狗，而现在却对一个科长的吩咐极感兴奋，被一个股长的位子所鼓舞，有时候的我就是如此，真下贱。 　　今天听一个过去的穷人诉旧社会的苦，的确，遭遇是能够引起普通人的痛苦的感情的。我感到，穷人什么时候没有呢？现在就没有吗？另外，过去穷与富都有，而现在可以说都是穷。我坚信过去穷与富之间的变化形成了社会的生命力，而现在，社会却完全丧失了生命力，都是穷人，这说明了社会的穷困。而富人与穷人的并存，说明社会的正常的斗争规律，说明社会有优劣的区别；说明社会的按劳取酬；说明社会的自由。在我们的理想的社会之中，不是人人都勉强只有口饭，但却又总是在担心未来没有饭吃的社会，我们应该需要有一个人人都竭尽全部的生命以创造和改变的社会。人们把穷苦的罪责都推给剥削者、富人，上等人，这也是共产主义的真谛，这虽然和人的感情有时能相统一，可是和事实却是不同的。人们可以仔细考虑，对贫穷负责任的第一因素应该是穷人自己，他们必须负全部的责任。如果他们以暴力消灭他们的组织者，一方面他们必将自食恶果，另外，必将会产生另外的一批同样的主人。他们任何偷懒与安定的要求，只能说明他们不求上进，而且他们必然使整个社会永远贫穷。穷人是贫穷的象征，也是贫穷的根源，是因为世界多了他们，世界才不能太平，而不是多了资本家，世界才痛苦。共产主义是专门制造穷人的，它给一切人开辟了贫穷之路，绝无一条可以致富之路，唯一的，只能成为一个暴虐者。［预感222］ ## 1970年3月16日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昨天一连和几个人在讨论中国人与外国人各种的差别，包括内在精神素质和物质上的比较，我感到这个问题一脱离具体问题便显得深奥与矛盾了。我意识到，世界各国的制度皆不相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乃是带有破坏与消耗性的，因为其中的内部机构缺少自由的生气，对任何人带有一种人为的束缚、愚蠢的强制，由于内部的安排不当，到处是权力的暴虐与荒唐，人不是各就各位，因此，这种社会的统治者便只能以国家的工具全力以赴地对付自己的统治。对外，这个国家便显得无力，外强中干，而且没有发展的前途。 　　相反，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是建设性的，是不断积累的，是一个正常的机体，活动着的，不需带有任何人工的矫揉做作。这个国家内部既是自由的，又是安定的，因而不需要任何人去干涉别人，也无权去干涉别人，对外则是充满了荣誉感和力量的。 ## 1970年4月25日 ## 这场革命完全是一个人制造的，或者，也是一个人能控制并最后加以结束的 　　我认为我们生活不但应该开放理智，而且也应该把心放开来，即能够放心地生活。女人最好虚荣，好争风吃醋——不自量力、喜好和人争一个雌雄，或步人后尘，不求实效。女人最软弱，女人最有偏见，这竟全是由女人的特质所决定的，无法改变的，任何时候不需要女人来干预一切国家重要的东西。 　　胡（守钧），周某某：“文化大革命由中国十七处来郁积的社会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多么愚蠢的所谓唯物主义论调，这场革命完全是一个人制造的，或者也是一个人能控制并最后加以结束的。［预感243］ ## 1972年4月13日 ## 在非理性的制度的社会中，在少数理性的思想家的指引下，整个社会的人们将会促使理性社会的诞生 　　我应该有这样的信念，我所寄希望的未来的理性社会，决不是那时人人都具有理性（那里的人和现在的人的成份基本还是一样的），而是努力促使整个社会的结构是接近一个理性的设计与安排。让人人理性的思想是一个荒诞的空想，它会导致整个人类的失却理性而接受一种荒诞的暴力制度。 　　让人们在向理性社会过渡的漫长历程中，让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对一种理性的东西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各种人选择他们所能理解与接受的东西。这样，在非理性的制度的社会中，在少数理性的思想家的指引下，整个社会的人们将会促使理性的社会诞生。我认为，男人的敏感与女人的善感不同，男人的敏感是具有丰富的内容，而且有一个远大坚定的目标，女人仅只是细腻而已，内容是别人加给的、狭隘的。［预感400］ ## 1972年10月3日 ## 我们民族相对今天的时代而言，已经趋于不开化的野蛮，而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是最文明的古国。 　　俗语有“量大福大”，这句话很有意思。世界上的东西能存在与否？以胜败为界，以实力为基础。野蛮与文明并不是决定胜与败的界限的，但是在失败之后会逐渐衰弱，会向野蛮转化。世界往往是新生的战胜陈旧的，而新生的往往都是野蛮而没有开化的。我坦率地承认，我们民族相对今天的时代而言，我们已经趋于不开化的野蛮，而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是最文明的古国。在我们民族中，有许多文明所遗留下的腐朽的概念，而今天，在我们趋于日益野蛮之时，我们已经除去了那么多陈腐之物，但我们在归入新时代的野蛮之同时，我们实际上已开始具有了竞争心，具有了新的生气，具有了要与之对峙和取胜的目标。当有了伟大的目标，在奔赴目标的努力中将会发挥伟大的力量。 ## 1973年4月10日 ##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左的方面从事愚民，似乎这样说并不全面，相反，人民，几乎一切人通过了文化大革命，都从右的或较右的那个侧面看清了许多问题 　　有个同学对插队落户的现状受不了了，他企图逃避，他对那双重的痛苦的侵扰，不是以忍耐和信心去战胜它，而是想迁移到梦想中的天堂去。我认为他错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也是这样做了，她迁到工矿去，她也错了，他们终会后悔的。一些成功的人物，往往他们的早年的处境使他们没有后退之路，尼克松经历了九次危机，甚至更多。一个百姓也是如此，他要获得粮食，不是去寻觅绿洲而应去耕作，并为之流泪流汗。很可惜，许多人却不了解这样的必然性，唯有在面临灾难困苦的时候，忍耐下去方是出路与前途。正好像在世界上决定自己的命运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当危机过后，你会发现，像蜕了一层皮，和蚕一样，唯有蜕皮，他才可能壮大起来。面临蜕皮前的折磨，你要受不了，那么你也就无法再进入另一新阶段了，这并不是抽象的说教。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左的方面从事愚民，似乎这样说并不全面，相反，人民，几乎一切人通过了文化大革命，都从右或较右的那个侧面看清了许多问题。不但人民对领导阶层看到了这些人不过如此，那些中下层的领导自己也明白了这个道理，自己不过是如此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是聪明了，国家的效率却似乎减低了，也许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更高智慧会发挥更其伟大的力量，当然，这需要国家的内部构成重新进行组织和安排，那时，旧的去掉，新的便确立了，新的躯体必然会产生新的力量。［预感454］ ## 1974年6月27日 ## “暴力有时可能会把一切障碍较快地扫除掉，但从未证明它本身能起什么创造作用。” 　　孔子说过，人要是没有恒心，连巫医也做不成，目前我似乎正需要以坚持的决心对待自己的思想与信仰。人们在世界中之所以朝三暮四，是因为换一个想法与道路则大有新奇之乐趣，而经常的变换则可减除坚持之疲惫与厌恶之心。我已为了一个目标下了很大的注，我现在是准备付出金石可镂的努力呢，还是知难而退？这在前进的道路上，择之不可不慎啊！这正是我近来的思想工作的一个原则。 　　“为了服从于改进经济组织的高度努力，而把个人自由的原则暂时放在一边，这是否有道理呢？一位很有学问而精明的俄国学者在巧妙地捍卫上述观点时向我指出，对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强制和恐怖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至少在最初的年代里－是成功的。但他并没有说服我。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目标会如此崇高，以致用不良手段来使它实现也可以认为是合理的。暴力有时可能会把一切障碍较快地扫除掉，但从未证明它本身能起什么创造作用。” 　　爱因斯坦于1934年10月3日摘《爱因斯坦言论》 ## 1975年1月1日（作者27岁） ## 在这一年中我想干些什么呢？ 　　在过去一年的基础上，今年我能对自己一年的行为作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简单地说，在这一年中我想干些什么呢？读书，包括黑格尔哲学，中国历史、现实政治等领域，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因为，唯有凭借它，能使我达到真理的更深度，它是智慧的积累，它也使我更坚定一点地排除人欲，我既不想享受其乐，也不想受其祸殃。努力一点，订一点切实可行的小计划，多找一些有学问的人聊聊，尽管我想拿出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工作时的那种精神，但由于在现实中也许行不通，我不愿贸然模仿。 ## 1975年1月2日 ## 学习乃我人生之重大目的 　　学习计划基本如下：1、阅读《参考消息》时，划出重点，每月初头5天完成对一个月的阅读心得，遵守勿误。2、完成抄录《老子》，《黑格尔论矛盾》的大部分，《帝国主义的战后经济图表》3、在阅读种种书籍，按自己的理解程度尽量作一些摘抄。4、每天学习时间需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要勤奋一点，天天都要有内容，勿自己欺骗自己。写二篇随灵感而来的关于现代社会的小说。5、对于《三国》，《红楼梦》，《资治通鉴》及所有的有意思的书籍（包括外国小说），都不要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要看的东西多了，时间也便感到紧了，学习使人生的意义更为重大而有益了。6、学习乃我人生之重大目的，任何事都得对它让步迁就，保持心正、心定、心静，不受干扰。 ## 1975年10月17日 ##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由外力的控制而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变革，在外力改变或消失时，它已完全不复存在了 　　对世界的认识的悲观主义是极端的，应有耐心等待与观察，那也许会更与客观接近一些，在时间上也就来得精确一点。经常不断地在思考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内在的规律性，社会现象，平民与贵族。庸人与豪杰的地位及他们选择的机会，随社会特点怎样变化而变化着，我相信，人的发展是随时势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战争或者变革前夕的人是被束缚最严重的，僵硬的教条与严格无变化的陈朽阶级使有生命的人喘不过气来，也有最多的蛾去扑火而灭。变革开始及彻底大动荡展开时，人在生与死的挣扎中赢得了他们的真正的人权，这时的世界竞争尽管剧烈，但毕竟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由外力的控制而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变革，在外力改变或消失时，它已完全不复存在了，它只能算作机械上的模型或生物学上的标本，价值是极其有限的。［预感569］ 　　来源：王军胜：《“文革”沉思录》（上中下三册），自印本，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