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振汉给毛主席批判张春桥的的信和文章（摘录）

　　现在又送去一份新的材料，是对张春桥一篇文章的错误提出批评，在有关理论学习方面的讨论文章中，我又用了比较罕见的、份量较重的语调，甚至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也曾考虑过他毕竟还是党的十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选出的副总理，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似乎应当含蓄一点。可是，我想起他在1958年写的那篇文章曾对党的事业、对人民铸下如此重大的原则性的过错，经您老人家从不同方面多次给他点醒，至今仍不思改悔，反而仍然抱残守缺，千方百计想隐瞒错误、推卸责任，因而感到极大的愤怒。假如他还有点自知之明，读了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讯》，就应对自己文章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所醒悟。

　　随信附上的那份材料，我以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份儿童团员的“红缨枪”作品。当然，我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欢迎这一类作品的。如经中央审阅，若认为观点都还正确的话，我也希望拿出去让大家讨论讨论，以正视听，以清流毒。如认为无此必要就作为一次学习和练笔。同时不妨请中央代转张春桥，现在的形势已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阵势已经摆开。在我精锐的、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并拥有绝对优势的工农兵业余和专业理论队伍面前，谅他已没有一战的勇气和力量。即便有，也只是徒劳无益的尝试。现在他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者投降，或者逃亡。若愿意无条件投降，就快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作出深刻诚实的检讨；若要逃亡，则可效林彪的下场。

　　此外，既是文枪舌战的交锋，愿抄鲁迅先生一语寄与张春桥：“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鲁迅全集》第3卷第53页）今日败于一支“红缨枪”下，反过来说，你仍不失为一位“敢于向等级观念冲锋的英勇战士”，可惜你错用了武器和轻举妄动，致招败绩。实在怪不得别人整你，只怪自己当初直至现在都还乱来——仅此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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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重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思想教育工作从来也不排斥赏罚严明的。而严明法纪、信赏厚罚本身正是现阶段一种有效的政治教育方式。无论是社会或是一个单位，假使赏罚不明，必然使吹牛拍马、吊儿郎当的人日多，诚实勤劳、克己奉公的人渐少。有特殊本领的人不愿意或无从发挥（邪气阻碍他发挥），无能的人也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国力就会日削。在现阶段，假若有人以为单靠思想教育就可使大家不计报酬、没黑没夜的干；单靠说服教育就能使坏人改邪归正、不敢违法。这不是幻想便是骗子。

　　在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还必须长期坚持，还需要积极地、正确地组织社会主义竞赛，要让人民群众进一步真正形成发自内心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包括给予那些对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以应得的奖赏和荣誉，而同时又通过教育、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加以限制以防止两极分化，并采取必要的、适当的措施对社会的贫富差异给予适当的调节，给生活确实困难的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以必要的接济和补贴（但要排除懒汉）。这样使所有的人（当然除了阶级敌人）都对我们的社会真正感到温暖和热爱，而又使每个人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技能和特长，为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反对“钞票挂帅”，但承认“物质基础”。而提高物质生产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在于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除要加强思想教育，又要解决合理报酬问题。这两方面都解决好了，群众就会知道应当怎样劳动。赏罚严明了，人民就争相和乐于做好事，反对和不敢作坏事。“要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能，有贡献的劳动者。”连小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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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斗争的形势已迫切要求我党要迅速培养出大批经过考验，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接替老一代的班。这方面，中央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过去有过贡献，但又犯过一定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处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央一直很强调，并且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着很多工作。但从现象看来，有些地区对这一工作步子似乎是慢了一点。比如陈丕显同志早年参加红军是个“红小鬼”，是许多人都知道的。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他和陈毅、项英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粤赣山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粤北赣南工农武装仅有七八百人，而且还和中央失掉联系。而广东军阀余汉谋的一个军十几个团限期3月清剿，在严冬还迫着山上群众迁到平原企图把这支队伍困死。然而他们毕竟是坚持下来了，有一本《艰苦的岁月》的回忆录专记录了他们的斗争生活。您老人家有“战士指看南粤”的诗句，不正是怀念着他们的斗争吗？象这样的同志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更不应一旦遗弃这些同志。他们如有错误要看性质；看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程度；看历史环境；看是偶然还是一贯；看本质；看悔改程度。中央应多加帮助。这方面我怀疑会不会有人从中挑拨和拦阻。根据生活的观察，那些爱对自己人老是抱着“有我没他”的人，总是最先没了自己。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用人如用木，求事莫求全。”我相信这些同志终究仍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战士。

## 批判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的错误观点（摘录）

## 1975.03.26

　　目前，全国各地已迅速地掀起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许多基层单位都很迫切要解决一些辅导材料，有的单位自行把张春桥所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原载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重新印发，大概以为于学习会有所助益。对此，极应引起严重警惕！

　　关于张春桥此文，我以为仅是印发作为学习参考（或供批判）是可以的，作为指导性的文件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该文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的口号，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完全是背道而驰，正因为它打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因此它极可能再次把人们的思想引向邪路。自1958年该文发表后，不少单位就以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为指导运动和实践，结果曾给当时的革命和生产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同时在理论和学术界又曾引起过一场大论战，论战当时虽未作结论，但实践已是给予否定了。今天，我认为仍有必要向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揭示这篇文章理论上的重大错误，以及怎样会由于理论上的错误而能导致实践上的错误，从而加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重大意义的理解。

　　凡是略为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和世界革命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争取平等、自由、幸福的口号原是被压迫的、苦难最深重的奴隶们最先提出的。无论是中国春秋前期的柳下跖等，还是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所率领的奴隶暴动队，他们高喊着这一壮丽的战斗口号，大骂“昊天不平”，为实现崇高理想英勇死战以一当十，使十倍优良装备的奴隶主贵族武装、“骑士团”望风披靡；农奴们也曾举起“均贫富”的口号奋而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而使敌闻风丧胆。可是，多少世代、多少鲜血和生命都还没有夺得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而近代资产阶级却反而利用了这个口号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奴隶们这个愿望错了吗？人类这个正当的愿望难道就永远达不到吗？不是！他们这个愿望并没有错，而无产阶级经过无数失败和百折不挠的斗争，一定能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都不懂得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并且往往还以为只要把政权和生产资料夺到手中就是万事大吉。写作于一百年前的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就给全世界无产者指明这一点：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却应先抛弃平等的口号，而代之以更精确的就是消灭阶级。而许多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致命的错误。

　　“穷日子都过来了，富日子还不更好过了吗？只要我们一律要全国都按过去供给制那一套强贯下去就成了！”这就是张春桥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毛主席从来只告诫我们要“拒腐蚀，永不沾”，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永远保持艰苦朴素、英勇奋斗的革命本色。从来也没有鼓吹过立即实现“平等”和消灭经济差别，因为这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张春桥对现阶段实行的、为马克思主义所肯定、党中央批准的“按劳分配”原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所以1958年那场大论战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怎样破除的问题展开的。据说解放后从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改为按劳分配式的工资制是丢掉了党的传统、是倒退，现在必须立即全面恢复起来。这论调和《哥达纲领》上“消除一切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这种“胡言乱语”何其相似乃尔！

　　与1958年展开这场大论战差不多同时，不少单位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就煽起了一股“一平二调”“穷富队拉平”的“平等”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错误，使得我们的经济费了好大劲才得以扭转，直至现在许多同志都还记忆犹新。责任只能归于最先鼓吹这种舆论的人来负责。列宁说：“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对此，张春桥能够说什么呢。

　　文章指责解放后党和国家把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制度化系统化了，这种提法太笼统，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解放以来，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贯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和国家的利益，不停顿地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不断对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限制和改造，我们的法律基本上反映了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逐步改造世界的决心和意志，消费分配问题强调的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合理解决，总的比资本主义那一套合理。

　　说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存在等级，有消极因素是事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待遇有不平等就有可能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私有观念、雇佣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都与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系。但由于现阶段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平等分配，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仍有差别，等级差别就不得不仍予保留和利用，而同时又予以限制。因此，这些东西的存在实在是不得已，却非人们硬要保存它，而承认它并不等于不能触动它、不能逐步改革它，问题在于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

　　谈到传统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弄清老红军留给我们的传统是什么。除了红色政权以外，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红色政权我们要誓死保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强调和继承。但是，这和我党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制定和调整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并不一定相矛盾。说到工资制有差别，供给制同样也有差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那时的津贴费同样也有等级，吃饭有大、中、小灶，穿衣也有呢、布之别，能否说以后穿了呢子衣服和皮鞋的干部都一定是丢了“身穿老粗布补丁衣服，脚踏草鞋”的老红军作风和传统？这种情况到底是体现前进还是倒退呢？应当好好想一想。说思想上警惕和防止丢掉艰苦朴素的本色是对的，说形势发展了，物质条件改善了就是丢了传统就讲不通。再一点，请问张春桥是否真正深入了解过，知道上海工人在每月领取相对地合理的工资是有一种受侮辱的心情吗？这恐怕是讲了假话、过头话了吧。这不仅仅是“秀才”的文风问题，讲假话是一种极坏的作风，所有革命同志都应引以为戒。

　　张春桥还企图用单纯共产主义精神和“政治挂帅”作用来否定物质利益的原则和奖励制度，这既不切合实际，也没有充分理由。我认为我们现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政治统帅”作用原则上并不相矛盾。恰恰相反，它和我党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正是相辅相成地，成为现阶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飞跃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鉴于条件所限不得不实行带某种不平等的工作制度，是为了创造条件最后把它消灭。

　　关于物质利益方面，列宁在1919年曾经指出：“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列宁从政治和经济不同角度，两次差不多用相同的文字复述过。之后，1921年10月，他在给《真理报》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又指出：“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列宁选集》第4卷第572页）同年10月，又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所有这一切的经济措施，虽属让步，但全属必要，我们应当完全肯定列宁当时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问题在于后来没有把这件事处理好，即不是逐步把差距限制缩小，而相反是把它扩大化、制度化了，违背了列宁的教导。而我们有些人却不加分析取舍就盲目照搬，这个教训应当吸取。但也不应由此而导致全盘否定现有的分配方式和其他必要的经济措施，反对和限制的是其过分和不合理部分，更不允许借此散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观点。

　　列宁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这不等于说我们永远只能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只是要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可以忘了群众路线。关于我国现阶段应当怎样改革和调整工资制的问题，我以为有待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下面干部和工人意见，集中起来再试行比较，好方案是可以找得到的。总的说来按劳取酬和奖励制度，与“钞票挂帅”“物质刺激”不能划等号，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在无产阶级专政所允许的限度之内，是否对发展生产有利。

　　至于说到“摆官架子”“赵太爷的派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类现象，只是旧社会带来的东西，不能归罪于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把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甚至右派的产生也归之于“工资制”的账上更是毫无道理。如果这种“逻辑推理”站得住脚，那岂非这些“赵太爷”“右派”“贪污分子”等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在根本立场上就站错了位置。说到铺张浪费一层，假若按张春桥那套“平等”政策实行下去，全国范围内到处实行“吃饭不要钱，尽肚子吃饱”，到处大办什么“无人售货处”（注意：不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那一种），那末，这个社会组织的混乱程度、财富的浪费将会成个什么样子，都不堪设想！——幸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发出《党内通信》才把歪风给压下去了。

　　人们常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我看张春桥此文还算不上，只能算是乱弹琴。总的感到文章体现出机会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左”派幼稚病的味道特浓。原来机会主义者都有那么一套手法，就是“迎合性”。他们这些人要搞到我们内部来，总要利用我们某点需要，正如林彪在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是利用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点情绪，装出一付最最革命的样子骗取人们的信任，这种情况通常极不容易辨别，他们总在一开始搞得和我们好象一致起来。你要学习，他好象比你学得更来劲；你要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给你来个“破”字当头，好象比任何人都更加革命，谁知道，他恰恰就在关键时刻，给你把水搞混。这些人物，我们只有通过党内斗争，或当人们清理积案的时候，才能把他们识别出来。

　　张春桥是否有意“以文乱法”，干扰和对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干扰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属于认识问题还是根本立场问题，这应当还是由他自己先说。但是，这篇文章客观上曾给我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今天我们姑勿论作者的动机目的如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论者，性质由中央决定，但思想批判必须从严，流毒必须肃清，干扰必须反掉。

　　来源：《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