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太原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的反动逆流大事纪要 　　<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队员、郭俊楼、侯文彬、刘锦媛、渠绍淼> ##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以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赵力之、苏平为首的旧省、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和黑帮头子、叛徒彭真、薄一波、安子义上下勾结，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企图在山西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太原市当成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战略基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赤膊上阵，公开干出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肆意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将我们了解到的旧太原市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罪恶活动，用反动逆流大事记的形式记载下来，公布于众，供革命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参考。 ## 一九六六年 　　五月九日 在工农兵会堂由旧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同志主持召开有基层单位五千名党员负责干部参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根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和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篇社论，以及“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报告”的精神，动员各级领导迅速动员组织群众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次会议遭到了旧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黑帮的仇视，给袁振同志强加了“无组织无纪律，抢省委的先，动机不纯，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捞取政治资本，想搞垮省委”的罪名。 　　五月二十一日——七月九日 华北局在北京召开了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工作会议。这是执行和发展刘、邓反动路线的最集中最露骨的一次会议，旧山西省有二百人参加，其中有太原市二十余人，会议期间，大肆介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承先、叶林、郭影秋镇压北大和清华革命学生的“经验”。会上，旧山西省委假惺惺地让山西与会同志给省委提意见，揭发问题。袁振同志在中心组会议上给省委提了五点意见：“1、省委发的“关于参加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错误的文件，应收回；2、省委不让太原市委印发毛主席语录(党的建设部分)，并让将已印发的十三万七千册收回销毁是错误的。省委在一九六六年三月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人发十五本马恩列斯著作，是冲击毛主席著作学习；3、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不够放手的；4、省委在封闭销毁晋祠的不属历史文物之列的泥胎神象问题上不放手；5、《付山画集》前言是否有政治背景。”这样，触怒了卫恒，他恶毒攻击袁振同志提意见动机不纯，是别有用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打扮成急先锋，把省委拉上黑线，想搞垮省委，自己当第一书记。”把袁振同志主持写的“太原市八年工作回顾”说成是反党黑纲领；“反对折中主义十二条”说成是打人的十二根大棒。于六月六日到十九日，组织大、中会昼夜围攻，斗争袁振同志二十余次，袁振同志在会上被打成“伸手派”“野心家”“阴谋家”“反省委反党”之后，卫恒肯定地认为：“袁振反省委不是单干户，有团团伙伙!”于是又进一步打成了“反党黑帮”。“黑帮”成员有旧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兼旧太原市市长)和旧太原市委宣传部付部长彭少林。 　　六月二——三日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和评论员的文章，是日晚，袁振同志从北京打回电话，指示市委进一步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旧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牛连璧同志于三日上午在新建路礼堂动员市委机关在全市带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立即掀起大字报高潮，同日下午陈守中同志在并州饭店召开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会议，按袁振同志指示作了布置，全市当日出现大字报高潮，(到七月十五日止全市出现大字报二百五十万份)卫恒知道后，勃然大怒，倍加仇视，下决心置袁振、陈守中等同志于死地。 　　六月四日 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卫恒因安排大黑帮分子杨尚昆的工作，专程由京返并。是日上午，卫恒在旧省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文化革命汇报会议。当牛连璧同志汇报说：“二日晚上袁振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叫发动群众写大字报。”话音未落，卫即迫不及待地打断汇报人的话说：“你们太原市要听我们的嘛!我们山西省委还是革命的嘛!还是紧跟毛主席的嘛!还不是北京市委嘛!你们要和我们在家的人多联系，我们在家的人是个维持会，但是个革命的维持会。” 　　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和评论员的文章，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推荐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但卫恒却在汇报会议上说：“机关学习后，大字报也可以出，分开内外”“没有出大字报的，不要鼓励，……” 　　卫恒还在这个会上传达了李雪峰(实际上是刘少奇的)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主要内容是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在校内开会，不开区域性会议；群众不上街，不游行，不喊口号……等等。 　　六月十日 华北局会议期间，旧省委于下午九时急速通知旧太原市委立即将“八年工作回顾”报送华北局。为反袁振同志准备材料。 　　六月十一日 旧省委付秘书长欧阳景荣等二人来旧太原市委，将袁振同志来原太原市委以来所主持各种会议的记录全部拿走，为反袁振同志准备材料。 　　六月十三日 旧省委派专人来旧太原市委指名将袁振同志在一九六五年在太原市科学技术人员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走，为反袁振同志准备材料。 　　七月九日 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散会前，卫恒等人根据李雪峰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经验，经旧省委第二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谦推荐，决定把他的心腹旧省委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派到原太原市委任原省委工作组组长，还推荐其嫡系干将旧山西省付省长贾冲之任付组长，并决定抽旧省委统战部长安志藩、旧省监委付书记席荆山、旧省委农工部付部长许荒田、旧省财委主任庞湘川、旧省教育厅付厅长李辉、旧省文化局付局长王若君、旧省团委付书记武玉铭等十大骨干严密控制旧太原市委，夺取实权。 　　七月十日 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旧省、市领导干部全部回到太原。下车伊始，卫恒、王谦、贾俊和旧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力之、旧太原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平等人立即密谋策划夺权问题，积极遍找亲信准备大反袁振同志的材料。 　　七月十一日 旧太原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贾俊出席，从此，实际上就夺了袁振同志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权，在会上点了袁振、陈守中、李学敏同志的名。旧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舒侠在会上提出：“太原市有三个反党战场，即华北局工作会议是一个战场，以袁振为首；太原市是一个战场，以陈守中为首；太原市郊区区级机关四清工作团是一个战场，以李学敏为首。” 　　七月十四日 贾俊率领第一批工作组四十三人(包括十大骨干)进驻旧市委，立即分兵把口，布置给群众分类排队(到十一月份止，曾先后四次给群众排队)，把旧市委全面控制起来。是日，贾俊在旧省委工作组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工作组和其它工作组不同，这次是政变反政变，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我们来市委就是夺权。”“目前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对准以袁振为首的‘反党集团’!”同日，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武玉铭向工作组办公室的同志传达贾俊的“指示”：“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市委这一案上(指袁振反党集团)。”几天之后，贾冲之又向工作组办公室人员说：“现在是两个办公室(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工作组办公室)，过一段，我们就把权夺过来了，成为一个办公室了。”工作组从此集中火力搞“袁振反党集团”的问题，先后整理了“袁振问题简报十七期”、“袁振问题附件”六本、“袁振材料”六本、“袁振大字报选”八本和“袁振问题发展记要”一本。 　　七月十八日 上午旧省委在工农兵会堂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卫恒在会上得意忘形含沙射影地攻击了袁振同志，独出心裁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抓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在朝”“在野”的“野心家”“伸手派”。 　　七月三十日 王谦接受旧省委工作组和旧太原市委汇报时，传达卫恒黑指示：“要太原市监视袁振的活动，要很好研究一下太原的情况，看袁振从北京回来究竟搞了些啥?是我们掌握和指挥了他?还是他掌握和指挥了我们？” 　　七月十八日下午，旧市委在工农兵会堂、新建路礼堂等处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有九千人参加。会前，卫恒、贾俊等人狡猾地予谋策划让袁振同志在会上作所谓的动员报告，当袁振同志表示自己不好讲时，贾俊说：“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讲到什么程态由你定，帽子戴不戴由你定。”袁振同志又找到卫恒，卫恒说：“会上还得你讲，帽子戴也可以，不戴也可以。”这样，袁振同志在动员时承认自己是“伸手派”“野心家”“恶毒地攻击省委”“有团团伙伙”。卫恒、贾俊就这样阴险毒辣地把自己要说的话，通过袁振同志之口说了出来。袁振同志讲完后，赵力之杀气腾腾，大喊大叫地说什么“这是一场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不要以为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把‘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统统揪出来!”并表示“热烈欢迎省委工作组”，宣布贾俊是工作组组长，贾冲之是工作组付组长。 　　七月十九日 王谦和旧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王文章到太原纺织厂，宣布“六月二十三日太原市委夺去该厂党委书记杨丕夫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是错误的。”之后，赵力之也说杨丕夫是认识问题。在他们唆使下，杨丕夫搞了复辟夺权，从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大反解悦同志，大搞武斗，打伤中层干部十余人，一般干部五人，工人三十余人。把六名厂党委委员(占多一半)、十四名总支、支部书记，二百五十名积极分子拉上“袁振反党集团”的黑线。 　　七月二十四日 贾俊爪牙李辉、王若君控制旧市委文革文教口后，抽二百五十人(其中有六十人是经过旧省委特地训练的)组成十八个工作组和若干“联络员”分别制控了四十三个中学和中技学校，凡是敢于向省委开炮的学生，都作为重点，派去他们的骨干，给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调，或采取收买和拉拢手段，幕后牵线，扼杀和破坏各校刚刚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七月二十五日 第二批工作组三十人进驻旧市委。 　　七月二十七日 旧省委工作组与市级机关干部“见面”，贾俊在会上一再强调： ## “当前运动主要锋芒是揭发以袁振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及各单位的一切牛鬼蛇神。” 　　七月二十九日 旧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接受城、乡四清指挥部“代表”的“要求”，罢了袁振、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等四同志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官。赵力之在会上同时提出刘舒侠、和旧市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徐镇海问题是认识问题(实际两人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以领导文化大革命，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刘舒侠当上了旧市委文革的领导成员。 　　七月三十日——八月八日 旧省委工作组与旧太原市委在并州饭店联合召开了“市级机关揭发袁振反党罪行会议”，共用五天半时间，组织受蒙蔽的干部对袁振同志进行斗争。采取会内会外结合的办法，与会干部，白天开会，晚上回单位向群众传达，这样，就把“袁振问题”公诸于党外了。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赵力之宣布罢免了袁振、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等同志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官。 　　七月三十一日 卫恒在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从北京来电，急忙指示贾俊、贾冲之等人赶快把太原市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起来。 　　八月二日 贾俊向全市中等学校师生做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会上公开讲：“右派打左派是光荣，左派打右派是活该，左派打左派是误会。”不讲毛主席一再强调的“今后不许打人”的指示。还说什么：“现在才有一个戴纸帽子的!咱们也不妨糊上几顶戴戴!”八月四日，贾冲之在城市口按贾俊调子也做了进一步动员的报告在会上说什么：“就是武斗了也没有什么，让他在斗争中来领会党的政策。”“打几下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乱的不够，很不够。”“说服不了，我们不要挡水!让各单位听完报告后连夜传达。两个报告后，全市立即出现了打人、捆人、戴高帽、游街等武斗高潮。市中心医院在听报告的第二天，就有二十多人戴了纸帽，游了院。东华门四清工作队原计划斗争九人，听报告后，一下就斗了二百多人。有的单位职工一家人被斗，连四岁的娃娃也被戴上纸帽子。 　　八月上旬某日 旧省委一次常委会议上研究了对袁振同志的处理问题(未让袁振同志参加)，在会上有三种处理意见：一是双开除，劳动改造；二是撤销一切职务，下放锻炼；三是撤销旧省委书记处书记和旧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旧省市委常委。 　　八月十三日 在贾俊唆使下，经席荆山的大力支持，旧市委办公厅现行反革命分子阎秉贞和铁杆保皇派王天光等人发起成立“小老虎战斗队”，这个保皇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贾俊为了斗争袁振同志的御用工具，共有三十多人参加。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之后，改名为“市委办公厅红卫兵”，旧市委各部委，也陆续成立这一组织这些组织更加死死被贾俊、赵力之等人所控制，干了许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事。 　　八月十四日 旧省委正式下文指定贾俊、贾冲之、赵力之、苏平、李文杰、邓庆奎、李长盛、毕义举、巩荷花、李新春、刘凌云、张英俊、杨德才、阎学文、赵国荣等十五人组成旧太原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指定贾俊为组长，贾冲之、赵力之、苏平为付组长。还指定旧省委工作组成员席荆山、安志藩和刘舒侠列席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会议。 　　八月十五日 贾俊在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宣布：“市委常委已经瘫痪，文革领导小组今后应行使市常委职权。” 　　八月十六日 卫恒在工农兵会堂向省直党员干部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继续强调抓“伸手派”。 　　八月二十日 当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和路线性误错，七月二十四日中央作出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以后，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旧省委竟明目张胆地又向旧太原市委派驻第三批工作组七十人。这样派到旧市委的工作组前后三批共一百四十三人。 　　八月二十二日 旧市文革领导小组会议决定：“今后凡来市委要求罢官者，只要本单位多数人同意，就可以自行罢官。市文革领导小组一律给以批准，但不能下达文件批示。” 　　几天后，太原市各单位罢官之风盛行一时，中等学校有百分之八十的当权派被罢了官。 　　八月二十七日 贾俊、赵力之硬要把旧市委代理秘书长续纯实同志拉上“袁振反党集团”成员，唆使旧市委城市四清指挥部和办公厅保皇派贴大字报，要求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在二十四小时内将续纯实同志从旧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清除出去。贾俊、赵力之借口群众意见，立即执行。之后，又唆使办公厅保皇派组织大会斗争续纯实同志三次。 　　九月二日 在南文化宫由旧市委监委付书记、市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毕义举主持，在全市基层单位宣传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斗争“袁振反党集团”成员彭少林同志。并在会上宣布“罢了官”。从七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中旬，旧市委宣传部一直在组织中小型会议斗争彭少林同志。 　　九月初某日 贾俊唆使旧市委常委、市文革办公室代理主任、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庆年、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健民等人，组织市文革资料组，由刘健民任组长。这是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组织，刘健民在组内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承认“我们是红色特务”。他们严密监视袁振同志的一举一动。他们还与太原市电信局原代理书记谢贵来等人密谋，采取特务手段，单线布置，多次窃听袁振同志给中央首长的长途电话。 　　九月六日 当旧省委工作组遭到革命群众强烈反对之后。贾俊、召集旧省委部分工作组员开会说：“我们工作组已经不存在了，从八月十四日开始，我已经成为市委文革负责人了，你们回去把工作组门上的牌子撤了。”有的组员回去后问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武玉铭：“工作组不存在，咱们工作怎么办?”武答：“对外来说不存在，因为学生闹的不行，对内还是存在，咱们的任务不变!你们还是安心工作。” 　　九月六日 卫恒、贾俊自知理亏，他们虽一心置袁振同志于死地，但却欺骗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说：“袁振问题性质未定。”贾俊也鹦鹉学舌地说：“袁振问题性质未定。”还说什么：“省委对袁振同志始终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按党内问题处理的。” 　　九月七日 在卫恒、贾俊的策划下，以学校红卫兵名义，发出了赶黑七类的“紧急倡议”。肆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混淆敌我界限。赵力之也在九月五日召开城市四清工作团书记、团长会议上，要求街道十天内完成赶黑七类的任务，他说：“今天布置，明天准备，后天开始大行动。”大家表示有困难，他说：“要打破常规，放开一点想，不要考虑那么多。”结果，全市赶人成风，一下子赶走数万人，把好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驱逐回了原籍，仅中学生就被赶走两千人。 　　九月八日 毕义举召开旧市委各部委红卫兵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以红卫兵出头斗争袁振同志的问题。 　　九月十日——十九日 在贾俊、赵力之的操纵下，由旧市委机关红卫兵出面，在新建路礼堂组织斗争袁振同志的大会，他们心怀鬼胎千方百计不让学生介入，革命学生冲破重重障碍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袁振同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翻了案，袁振同志严正声明自己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没有反毛泽东思想，并揭穿了卫恒、王谦、赵力之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华北局会议上对他的政治迫害，对此，赵力之、毕义举暴跳如雷，张牙舞爪赤膊上阵，叫嚣什么“袁振反党事实具在，想翻案翻不了”。十天中对袁振同志陆续斗争围攻六次。袁振同志的革命行动得到了革命同学的积极支持，这可吓坏了贾俊，赵力之，他们千方百计拒绝学生参加会议，因此每次开会采取突然通知开会的办法，但阴谋均未得逞。在十九日下午的一次斗争会上，赵力之和原市委机关红卫兵负责人被革命同学辩得理屈词穷，最后他们耍了流氓手段强行宣布散了会。十四日晚，袁振同志贴出了“我的申辩书”，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说明真相。袁振同志的革命行动，大大打乱了卫恒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布局，大大引起了卫恒的愤怒，他大喊大叫：“袁振自己把问题弄到党外了。”妄图再给袁振同志扣一条反党罪行。 　　九月十一日 毕义举在旧市委各部委红卫兵负责人会议上说：“十日的会议(指斗争袁振同志的会议)，我们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考验了队伍，大敌当前，造成了混乱，这叫做双丰收。”并布置说：“以后集中力量打袁振，不要和学生辩论。把他的问题提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不要单独再提反省委就是反党。” 　　九月十六日 赵力之召开旧市委各部委红卫兵负责人和各部委文革负责人会议，继续欺骗大家!给大家交“袁振问题”的“底”，特别强调在困难时期“抓生活，促生产”的口号是正确的，关心生活是最大的政治；胡说旧省委本来按着彭真二月汇报提纲写的“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通知”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议纪要”和《解放军报》社论写的，说它基本上是革命的，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 　　九月十七日 旧市委办公厅城区办公室和信访办公室的红卫兵和革命干部贴出第一张赶旧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题为“省委工作组应立即撤出”。大大触怒了贾俊、赵力之等人，他们暴跳如雷，研究这些同志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什么动机。最后，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庆年给肯定是个政治问题，立场问题。决定拆散支部(两个办公室是一个支部)，把人员调出去，几次开会要采取行动，均因群众反对而未得逞。 　　九月十七日 旧市委文革派出第一批去鞍山(袁振同志调来山西省前任鞍钢党委书记兼经理)调查的人员。出发前，赵力之亲自布置说：“为了配合斗争，有什么大字报就往回拿，不要订证。”拿回的材料中，竟有“揭发”袁振同志吃一付十万元的御药问题，其中一位人参就用二百斤。象煞有介事的当成一颗炮弹用来打袁振同志。 　　九月二十一日 袁振同志翻案后十天，卫恒等人贼心不死，经贾俊之手，以旧省委名义给党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关于袁振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结尾中说：“袁振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袁振为了达到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竟然不择手段出尔反尔，不惜泄露党的机密，不惜把党内斗争和党的机密公开到社会上，不惜用挑动学生与干部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我们认为，袁振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已经把自己置于同党完全敌对的地位。” 　　十月三日 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和《红旗》十三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发表后，卫恒、王谦唯恐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袁振问题”真相暴露出来，卫恒在是日召开旧省市委联合常委会议，吸收原旧太原市委文革成员参加，会上研究了太原市的文化革命情况，卫恒宣布“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等同志各有各的错误，但不是“袁振反党集团、成员。我们省委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是反党的，有什么问题，检查什么问题就算了，不要和袁振他们连在一起。”并肯定了“袁振、鲁克南、彭少林是‘反党集团’”卫恒还说：“袁振是地地道道的反党，绝对错不了，错了省委负责，我第一个负责。”“袁振是黑帮司令，策动学生、工人上大街，有袁振这样一个人很有教育意义。他想翻案是翻不了的，打活的比打死的好!”王谦也帮腔地说：“袁振翻案已在我们的予料之中，一不做，二不休，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敌我矛盾!”“我看再放他两个月，怕什么!”卫恒还“指示”说：“今后不开斗袁振的大会，组织有份量上纲的大字报。”贾俊不敢怠慢，回来后给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等同志“恢复”工作，但只准秘密联系，不许接近群众，原市委研究重大问题都不让他们知道，仍然不让参加重要的会议。同时，在旧市委院内搭起大字报棚，布置群众复制袁振同志的大字报。 　　后几日，旧太原市副市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文杰主持旧市委常委会，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分别让陈守中、胡亦仁、李学敏同志检查，与会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批判。 　　十月五日 贾俊唆使毕义举召开原市委红卫兵负责人，原市文革负责人开会。毕在会上说：“我们的斗争对象暴露的更加明确了，活生生地看清他们是什么货色，象袁振这样的人，发表所谓声明，发动一些人向我们作斗争……诡辩，丑态百出，他自己把自己闹臭了。……他还是要闹，我们坚决奉陪到底，斗争到底。”“有的同志同意袁振的观点，叫人家把心里话说出来有什么不好，抓住谁算谁!” 　　十月八日 中央已经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贾俊仍在一意孤行，布置排队。有些单位发生了用排队来整学生或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不少革命学生和群众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十月九日 赵力之、苏平等人二次派人到鞍山调查所谓袁振问题，搜集子弹一心想把袁振同志致于死地。 　　十月十日 袁振同志于九日提出要召开旧市委常委会研究工作，当时赵力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李文杰上下串连，密谋策划，让原市委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把会议变成斗争袁振同志的会议。会议开始，刘舒侠提出不信任袁振同志，李文杰自荐主持会议，斗袁振同志四个小时之久，质问袁振同志：“你开的是革命的常委会，还是反革命的常委会?”逼袁振同志承认翻案是错误的，刘舒侠恶狠狠地说：“袁振!你把太原市搞得比北京还乱，把党内问题公布到党外，挑动学生斗市委、斗省委，你是要怎样!”拽住袁振同志胳膊怒斥说：“中央叫文斗，不许武斗，要叫武斗，我不打死你才怪哩!”。会后，郭庆年让旧市委办公室会议记录马建平同志查找袁振同志七月二十九日在旧市委常委会议上表示不能再领导工作的话，因记录上没有这句话，郭竟让马偷偷的加上一句，被马拒绝。 　　十月二十日 旧市委办公厅办公室郭俊楼等六同志贴出“赶走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立即得到革命学生热烈支持，随后陆续贴出揭发旧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贾俊、赵力之、郭庆年等人十分恐慌。郭大骂“胡闹”、“岂有此理”，派人专门到办公室，了解情况，严密控制每日逐人逐事逐话汇报，发现重大问题，立即报送旧省委。 　　十月二十一日 毕义举召集旧市委各部委文革负责人，让他们和下边讲：“省委工作组不存在了，贾俊是大家选的文革组长，工作组都成了联络员啦!” 　　十月二十二日 贾俊在一次有大中学生参加的会上，趁有些同学提出外出串连之机，因势利导地耍出了经济主义的花招，慷慨地说：“学生要串连，就让他们去嘛!只要红卫兵通过，文革盖个章就行了。经济困难的帮助他们解决。”不几天，太原市中等学校的学生走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少数同学，搞接待工作，转移了同学们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 　　十月二十七日 旧市委机关红卫兵战士翟仁武同志写出“支持革命同学的大字报”认为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给原省委提的意见，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袁振同志主持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及所通过的两个文件是突出政治，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翟仁武、郝守礼、王承琚、倪福君等同志又连篇揭发旧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在全市级机关震动很大，接着，旧市委机关红卫兵赵并州同志连续四次揭赵力之、毕义举操纵旧市委机关红卫兵组织的阴谋和内幕真相，敌人对他们恨入骨髓，不断造谣污蔑，甚至围攻。还组织人员调查这些同志的出身历史，准备寻隙报复。 　　十月三十日晚上，在迎泽宾馆召开旧省市委常委会议，会上卫恒、王谦、贾俊等人围攻袁振同志，卫恒说：“党内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帮助你嘛!帮助达到团结嘛!你把问题搞到社会上去了，你把大字报贴到北京，路透社也给广播了，卫恒有名了，谢谢袁振!”在会上袁振同志和他们辩论，据理力争，王谦说：“省委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后不许再弄到社会上去了。”贾俊也说：“省委那点对不起你，团结——批评——团结嘛!”卫恒并对袁振同志说：“危险危险再危险，回头回头再回头。”说完拿出调令，调袁振同志回省委工作。 　　十月三十日 华北局通知：“同意贾俊同志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这是华北局和卫恒等人企图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革命群众施加压力，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阻力，并使贾俊镇压群众运动取得合法化。 　　十一月一日 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市级机关各部门文革负责人会议，会上毕义举布置要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结束斗批、转入正常工作。想把运动草率收场。 　　十一月二日——二十一日 旧省、市委分三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卫恒、王谦、贾俊、赵力之等人违背中央指示，拒不认真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承认整错了袁振同志应给以平反，仍在继续顽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结果，会议被革命学生冲散，他们分别于二十日、二十一日采用欺骗的手法，连总结也不敢作，也不敢公开宣布散会而是悄悄地收了场。 　　十一月五日 贾俊、赵力之为了挽救自己的灭顶之灾，开始大搞经济主义，腐蚀革命组织，收买保皇派，随意让旧市委机关干部和工人脱离工作岗位外出“串连”，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止，共挥霍了十六万三千元之巨。 　　十一月八日 旧省委工作组组员张士选同志站起来揭发了工作组内幕，这一革命行动，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但是，却遭到以贾俊为首的一小撮人的仇恨，他们指使一部分干部，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张士选同志先后三次进行围攻，有一个旧市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也亲自上阵。他们为此事还大量印发传单，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竟把张士选同志说成是挑动学生斗工人的罪魁祸首。最后命令其原机关把他调回。 　　十一月八日卫恒和革命学生组织签订协议，确定十日下午在五一广场就“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进行辩论。并决定各厂矿企业移调星期天，让职工参加辩论会。这个协议被旧省委常委否定。 　　十一月十日 卫恒发表书面声明，撕毁了八日和革命学生签订的协议。由于卫恒出尔反尔，欺骗群众，在下午的大会上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原市文革办公室一面通知调整星期日，机关干部可以自由参加。次日，又责成各口和市委机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了解有多少人参加，是自动去的还是组织去的，抱什么心情，等等，搜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十一月十日 旧市委机关革命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要求旧市委和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立即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动员报告，贾俊、赵力之等人一直置之不理。 　　十一月十一日 革命同学于十日和卫恒辩论后，卫恒被迫作出决定，旧省委工作组于十二时以前全部撤离了旧太原市委。 　　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问题的补充规定》下达后，旧市委迟迟不给错斗的群众平反，不给恢复名誉，相反却让下边私自处理或转移整群众和运动中形成的材料。到十二月十七日，赵力之不得不承认：“平反工作市委书记处没有分工。” 　　十一月二十日 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宣告成立。公布宣言后，立即遭到市委机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的猛烈攻击。他们和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一起贴出大字报，有的认为“《红旗战斗队》的成立不合法，应立即取缔。”有的认为“只许红卫兵组织存在，不许《红旗战斗队》组成。”有的称《红旗战斗队》是“阶级复仇队”、“保袁派”……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市委关机《红卫兵联络委员会》为了保护贾俊过关，组织，二百多人的一个会议，叫贾俊在会上代表旧市委检查。在检查中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把旧省委工作组的问题也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以我为首的这个工作组是一看二帮的工作组，一直没有直接主持过工作，召开过会议。”贾俊假检查一番后，立即印发数万份检查，散布全市，“保字号”四处扬言“贾俊已经检查过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日袁振同志写给卫恒及旧省委常委一封信，批评旧省委十一月十五日的检查草稿是敷衍了事，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批评旧省委执行的是刘邓路线，是公开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卫恒见信后，勃然大怒，两天后见到袁振同志，直接威胁地说：“如果省委错了，你也有一份，你也跑不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 贾俊、赵力之等人借口袁振同志的儿子袁高原(现役军人)在其宿舍院墙上撕掉九月份的已残缺不全的大字报一事，大肆宣传，说这是袁振同志一手制造的“一一、二八”事件。煞有介事地组织“一一、二八”事件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学生联合调查团。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军区“告状”旧党群口负责人、旧市委监委付书记、铁杆保皇派葛志远亲自出马指挥。印了六万份传单，不但分发全市，还发往全国各地，制造舆论。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想再次掀起整袁振同志的高潮。 　　十二月一日 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贾俊一没有认真检查，二没有认真平反，反而把整群众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成的若干材料私自转移到旧市委机要文书科，《首都赴晋大队》和《红色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学生造了他们的反，闯入了机要文书科。贾俊不但不老实地承认错误，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采取积极措施，反而趁机挖空心思，大作文章，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当日唆使铁杆保皇派宋绍先、马双成等人给市武装部门打电话，要求派军队镇压。未逞后，又于十二月四日，唆使机要文书科四个同志写出一个假声明，声明机要文书科没有私藏黑材料。这样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学生、工人，挑动干部、学生、工人去斗学生，让一些干部、学生、工人轮番和学生“辩论”铁杆保皇派不遗余力地大喊大叫“北京的滚出来”、“把北京的赶出太原”、“不要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甚至还有人在那里大骂学生。到十二月十二日，贾俊唆使《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等反动组织于深夜四时许，来旧市委和革命学生发生冲突，有的学生被打伤，造成流血事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革命学生在忍无可忍情况下，采取行动将机要柜抢走。事后，贾俊利用宣传优势，开动机器，歪曲真相。散布流言蜚语，把破坏中央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的罪过横加到革命学生头上，把革命学生说成是抢夺党内机密文件的坏人是“反革命”。同时，派人到中央去告革命学生的状。 　　十二月四日 在卫恒、贾俊的操纵下，借口保卫“机要室”为名，行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坐山观虎斗之实，同时在工人、学生和旧市委机关内分别成立三个反动的御用组织，即《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市委要关《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大搞砸、抢、捣和特务活动，另外，在旧市委内还成立了一个《卫东战斗队》保皇组织，但力单薄，只能起到捣乱和摇旗呐喊作用，但也被贾俊给利用了一个时期。 　　十二月四日 卫恒、贾俊眼见革命烈火已经烧到他们身上，急忙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让“绛县讲用团”作了四天的“经验”介绍，其中有些经验是捏造的，讲的内容大都与当前运动关系不大，每场组织五十万人收听，规模空前，借以扭转运动的方向。 　　十二月八日 《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市委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等反动组织，为了挽救他们黑主子的命运，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假借造反之名，霸占了太原饭店，他们在这个据点干了大量坏事。 　　十二月九日 南城区纠察队驻旧太原市委的同学于下午二时约袁振同志谈话，袁振同志来机关后，被铁杆保皇派杨甫弼、王仰文等人发觉，于是四处唤人，在现行反革命分子阎秉贞、刘建民和铁杆保皇派段克明的唆使下煽动大量群众围攻袁振同志，把袁振同志从楼上扭到楼下，武斗四小时。 　　十二月十二日 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贾俊等人闻悉后，立即唆使原市委机关三个保皇组织派十个人尾随去京监视。回来后，他们一方面造谣中伤关锋同志接见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的意义和内容，一方面向机关群众和《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分别介绍所谓的赴京情况，断章取义胡说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和华北局接待站都说我们保机要室是正确的，学生闯进机要室是错误的。” 　　十二月十七日 市委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等二十几个反动的或保守的组织，在工农兵会堂召开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让贾俊代表旧太原市委进行“检查”，妄图使贾俊代理旧市委第一书记合法化，结果被革命组织造了反，阴谋未能得逞。 　　十二月二十二日市委关机《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市委机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卫东战斗队》等事先与赵力之、郭庆年勾搭商妥，表演了一场假造反。让赵在二十二日代表旧市委做检查，企图保赵过关，是日，因群众对赵力之人等已失去信心，参加会议的仅一百七十六人，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有力地揭穿了他们假造反真保皇咀脸，并对他们采取了革命行动。 　　十二月二十二日 贾俊、赵力之、苏平等人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命运，在彻底崩溃的前夕，经苏平精心策划，以市委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出面，组织三人再次到北京、鞍山调查“袁振问题”，他们不打自招地说：“宝就押在鞍山了，输赢就看这一招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卫恒向袁振同志“赔情道歌”，承认整袁振同志是错误的；承认旧省委的学术批判通知是错误的；承认派贾俊率工作组到旧市委是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样，在旧省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中造成了混乱，内部意见分歧。王谦等人计划牺牲卫恒保住自己，苏平等人搞假揭发，欺骗群众。 　　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月一日 卫恒、王谦、贾俊、刘舒侠、苏平、李文杰等人先后三次在晋祠公路、阳曲县境内召开“汽车会议”，秘密研究如何保存实力，进行垂死挣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赵力之、苏平的唆使下，旧市委文革领导成员毕义举、巩荷花等八人组织假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和市级机关《红色战线》造了反，接过会议，变成了真正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在会上斗争了赵力之、刘舒侠等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 市级机关保字号组织《烈火兵团》成立，它是市委机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的变种，头头是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秉贞。这个组织斗争目标是袁振同志。元月九日以阎秉贞为首，经贾俊批准，带领四十八人去北京，想到北京捞取政治资本、探听中央情报和搜集整袁振同志的材料。 　　元月七日 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和其它革命组织于去年十二月末组成山西省赴华北局革命造反代表团，经过十昼夜的坚决斗争，华北局候补书记张帮英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于北京宣布：在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同志给省委提意见是正确的，卫恒等人整袁振是错误的。并宣布撤销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当太原市反动的和保守的组织听到消息后，大量散布谣言，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企图继续蒙蔽广大群众。 　　元月九日 陈守忠、胡亦仁、续纯实等革命领导干部揭发旧省、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事实的大字报陆续贴出，阶级敌人唆使山大以刘普德为首的《红卫兵团》等反动组织开着汽车在市内四处搜捕他们，企图对他们下黑手迫害。 　　元月九日 太原市文化局代理局长刘凤鸣同志贴出大字报说明和袁振问题有关的问题真相，轰动一时。当晚，即遭到文化系统保皇派的残酷围攻斗争。 　　元月十日 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五位革命领导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元月二十二日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卫恒等人唆使特务们抓捕迫害，未逞后，就大量散布谣言，企图消除其影响。 　　元月十二日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革命领导干部和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极大地支持了革命造反派，从而夺了旧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破获了卫恒、王谦等人搞的特务组织。第二天，敌人就调动了《工人联合会》等反动组织两三万人，扬言要捣毁省市革命造反机构。还造谣说革命造反派“操纵了革命群众”、“有野心”、“是政治扒手”、“搞宫廷政变”等等。 　　元月十三日 《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市委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等十九个反动组织和保守组织集会，联合组成《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司令部》，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大唱对台戏，发表“向全省各革命造反团体公告”，公开抵制革命造反派夺权。 　　元月十四日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告”，吹响了革命造反派向旧省市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各反动组织四处造谣写大幅标语称“第一号通告是反革命宣言书”气焰十分嚣张。 　　元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山西《工人联合会》、《百万雄师》等十几个反动保守组织集会支持上海革命的报导，元月十六日发表《新华社更正》、元月十六日《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司令部》所属十九个保皇组织负责人集会太原饭店研究对策。现行反革命分子阎秉贞等人从北京来电话让多派人去北京找新华社闹事，会上决定当晚去北京一两千人，砸新华社，并扬言要“揪王力同志”。结果去火车站一千余人，因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和他们展开斗争，最后只乘火车走了五百多人，留下了《告别山西人民书》，到北京一下车就发《告北京人民书》，他们在北京反革命活动立即遭到镇压，并被逮捕四人。 　　元月十七日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贴出接管旧市委印刷所、汽车库等要害部门的通告，立即遭到铁杆保皇派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污骂，把通告涂画得不成样子。 　　元月十九日 市委办公厅《全球红战斗队》宣告成立，它是市委机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和《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变种，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借他们保管有关资料的便利条件，搞假造反，还公开张贴支持太工红旗《告全省人民书》，这个《告全省人民书》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山西革命造反指挥部》，是一个反动的宣言书。几日后，这个《全球红战斗队》即行流产了。 　　 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队员 郭俊楼 侯文彬 刘锦媛 渠绍淼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资料组翻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