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红旗军大事记

　　区别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其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还是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龙、刘、崔之流抓住湖南红旗军“冲”军区等缺点不放，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什么湖南红旗军一成立就是反动组织。我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到（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特编写“湖南红旗军大事记”，用铁的事实，粉碎龙、刘、崔之流谣害湖南红旗军的政治阴谋。

　　1、湖南红旗军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筹备，十二月六日在长沙正式成立，从她的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和比她早成立的由张平化、龙、刘、崔之流一手操纵的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御用组织“八一兵团”作针锋相地的斗争，湖南红旗军是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诞生，由于她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目标明确，斗争坚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因此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工人、学生、农民、教师、干部都纷纷加入“湖南红旗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成立时的二百多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四十七万之众的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

　　2、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湖南红旗军与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在劳动广场展开 了揭发探诉，批判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矛头直指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湖南井岗山红卫兵一举封闭了张平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湖南日报》后，遭到张平化的御用打手“八一兵团”、“长保军”的疯狂反扑，多次围攻报社，抗起武斗，企图强行启封，斗争十分激烈，湖南红旗军挺身而出，与革命造反派并肩作战，日夜坚守，打退了八一兵团、长保军的猖狂反扑。

　　4、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晚，八一兵团 、长保军围攻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和东方红总部，殴打红卫兵小将，湖南红旗军闻讯后，大力支援了三联站、东方红部部，打退了保守派的猖狂进攻，制止了武斗，保护了革命左派。

　　5、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湖南红旗军与大专院校、东方红总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封闭了长期充当资产阶级喉舌的《长沙晚报》，有力地揭露了《长沙晚报》的一系列罪状，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6、六六年十二月中旬，湖南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湖南井岗山、东方红总部等革命造反派一道，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市委内部造反派的支持配合下，推出了大批黑材料和枪支、弹药，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市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7、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七十三岁寿诞那天，由湖南红旗军发起与各革命造反派筹备召开了“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体现了湖南红旗军广大战士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湖南红旗军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和大会总指挥，整个大会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开得很成功。

　　8、十二月二十九——三十一日由“八一兵团”、“长保军”挑起的大规模武斗件发生后，湖南红旗军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了“一二·二九”事件联合指挥部，并于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发起召开了揭露，批判张平化幕后操纵御用工具“八一兵团”、“长保军”挑起武斗的暴行大会，并勒令张平化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用铁的事实揭露和粉碎了张平化之流坐山观虎斗，转移斗争大方向，可耻的阴谋。

　　9、六七年元月十日，由湖南红旗军发起与各革命造反派一起召开了。公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启文、李强，声援政法部门造反派大会，揭发批判了对（市）公安厅（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专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

　　10、“望江楼”谈判以后，在批判高司右倾思潮的基础上，元月上旬，湖南红旗军与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积极筹备，“一·一五”大会，为于湖南红旗军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湖南红旗军代表被一致推为常委副主任，当时筹备会 上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湖南红旗军代表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了“长高司”的右倾投降思潮，并强调指出，对张平化之流不能抱任何幻想，一定要坚持斗争，把湖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斗倒、斗臭。后来因为张、王、苏之流幕后操纵，“长高司”进行阴谋破坏，致使“一·一五”大会流产。

　　11、元月上旬，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对平反工作阳奉阴违。湖南红旗军主动发起成立了“湖南省平反监督检查团”，并成立了专案调查室，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解放受迫害的群众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和英勇斗争。

　　12、当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之后，湖南红旗军挺身而出，与之坚决斗争，早在元月八日就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发出了制止经济主义黑风的联合通令并发起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调查团”，湖南红旗军代表被推选为反对经济主义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于元月十二日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一道，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湖南红旗军代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针对湖南省委文革接待站以支持革命为名，行用金钱物资。收买群众组织之实，大慷国家之慨，大刮经济主义黑风，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市场混乱，使国家财政金融受到严重破坏，以湖南红旗军为首的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调查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予以制止。从元月9日至20日，先后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监督小组，对省文革接待站发出了勒令，与接待站的负责人张南（兰）明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协议，对他们批款、批物资进行了监督。与此同时，于元月11日对湖南红旗军所属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军战士学习、宣传、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元月15日向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定要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英明指示。多领的物资一律上缴国家。元月16日由湖南红旗军与各革命造反组织起草“反对经济主义联合通令”，当我革命造反派联合通令下达后，银行停止了付款，要求付款的人围攻银行，大吵大闹，阶级敌人乘机煽动，扬言要砸金库，当时形势特别紧张，湖南红旗军又挺身而出，派出战士日夜坚守，在长沙市碧湘街和太平街两所银行，保卫了国家财产，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湖南红旗与三司联络站带头撤出第二招待所，“五一”服务大楼，于元月十三日发出了“艰苦朴素闹革命”的倡议书，在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接着有不少革命造反派搬出了高楼大厦。

　　13、元月初，省委文革接待站陷于瘫痪，外地红卫兵无人照管，三九寒天露宿于街头，湖南红旗军继承发扬了人民解放军阶级友爱的光荣传统，主动将总部工作人员的床铺让出，安排红卫后小将住宿，使他们深受感动。

　　14、元月十七日，为了搜出湖南军区帮省委窝藏的黑材料，继“红旗”、“井岗山”等革命造反组织封军区办公楼后，湖南红旗军加封了军区办公楼的一、二、三楼，并与军区谈判达四十八小时之久，但军区毫无诚意，拒绝湖南红旗军的正义要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湖南红旗军临时决定于元月十九日晚十二时将军区四楼查封一部分，这完全是龙书金之流逼出来的革命行动，也是龙书金之流预谋已久的一个政治陷害的圈套，湖南红旗军封军区有功无罪。

　　综上所述，湖南红旗军是一个革命造反组织，是湖南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造反队伍，她不到两个月的斗争史是光荣的是革命造反史。湖南军区内以龙书金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宣布湖南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她到底犯了什么罪？难道查封黑材料，解放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是犯罪？难道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是犯罪？难道把矛头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龙书金之流是犯罪？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非但不是，而且是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些，湖南人民最清楚，而龙、刘、崔之流，心里也明白。

　　如今，湖南红旗军被龙、刘、崔之流打成“反动组织”，革命造反的湖南红旗军战士被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的湖南红旗军史完完全全被龙、刘、崔之流颠倒了，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一定要再颠倒过来。

## 湖南红旗军与北京红旗军的关系

　　湖南红旗军与北京红旗军总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北京有“中国工农红旗军”和“全国荣复转退革命军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等五、六种，同湖南红旗军有关系的仅是“全国荣复转退革命军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以下简称北京总部），而不是“中国工农红旗军”。

　　湖南红旗军创建者朱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离京返长前曾与北京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总筹建人有过接触。据说，因朱闯与北京总部观点不同，故北京总部将朱开除，朱闯回长沙以后，再没和北京红旗军总部的人联系过。朱闻本人也于十二月上旬，因故被湖南红旗军总部开除。

　　湖南红旗军的创建，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湖南地区斗争形势的需要，湖南红旗军的建立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与张平化、龙书金之流的御用工具“八一兵团”作锋相对的斗争中成立和发展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省委办公厅左主任说：“中央有三点指示，荣复转退军人不得单独成立组织。”当时，湖南红旗军总部负责人认为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捏造过中央八条，故对他们的话表示怀疑，要求左付主任拿出正式文件来看，在起先推说是绝密文件，不能给他们看，继而又说没有正式文件，后又推说是军区的电话纪录稿，这就引起了湖南红旗军战士的极大怀疑，总部负责人决定去北京落实三点指示。

　　湖南红旗军总部代表上北京前，曾在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开了一个介绍信，十二月九日到达北京，当即前往首都三司，与三司一般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系，湖南红旗军总部代表八个人一起叫到了国务院招待所。后经接待员介绍给该所四楼所住红旗军，再由他们派人送到冶金部招待所北京总部。晚上九点，到煤炭部第二招待所，见到了慈保太，湖南红旗军代表说明来意，并要求他们协助。慈说：“北京没听过有三条，你们明天亲自到中央军委去查问一下。”十二月十日，湖南红旗军代表找了一天没有找到中央军委所在地，回到招待所又找到慈保太。慈说：“北京总部负责人是黄为谋，是林付统帅的老部下，其他负责人都是长征干部，党龄都是一、二十年的老党员。听说，“周总理打电话给黄老要他去开座谈会，明天顺便把你们这个问题查问一下。”到了第二天，慈保太说：“关于三条问题，不是中央搞的，江青说不知道，周总理说是南京军区打的报告，林付主席点了头，毛主席看了一下，并没有说要在全国执行。”湖南红旗军代表听了以后还不放心，又直接找了黄为谋，黄讲的与慈说的一样，只是加了一句，周总理说：“你们可以把组织扩大，加上工农嘛！”十二月十五日，湖南红旗军代表收到了湖南军区印发的三条指示，又一次去中央对证，黄为谋说：“没有查对的必要了。”随手给贺孟宣、聂其权一份关于上海市支持红旗军的三条指示，这个指示在南京军区的三条指示之后。在闲谈中，慈保太对赵恩伯说：“我是湖南人，你们湖南红旗军好好搞……我们的公章是中央文革批准刻的，是铜印。”赵恩伯说：“我们湖南红旗军愿意同你们联系联系，你们住在北京，希望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及时告诉我们。”湖南红旗军代表在北京总部开了一个介绍信刻了公章，还领了六个北京总部的袖章。公章全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红旗军北京总部。”湖南红旗军留下了聂其权等三人在北京等刻公章，同时和首都三司、北航红旗进行联系，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了解首都文化大革命消息等。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总部写了一个通告，贴在×机部通报中宣称，由于与湖南红旗军观点不一致，自登报之日起与湖南红旗军无任何关系，为什么北京总部要贴出这机关报通报呢？根本原因是湖南红旗军与北京总部有着一些原则性的分歧。

　　具体地说：

　　1、湖南红旗军与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关系密切，而与北京总部并非如此，由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召开的斗争彭、罗、陆、杨大会，湖南红旗军坚决拥护，并亲自参加，而北京总部却说：“这样的会没有参加的必要。”

　　2、湖南红旗军在首都三司领取的内部保密资料（领取时首都三司交代交代不得外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北京总部多次索取，湖南红旗军坚持原则，始终不给，因而对湖南红旗军不满，北京总部为统一发公章、红卫兵证、袖章和帽徽为借口，要湖南红旗军上交一万元，湖南红旗军坚持节约闹革命的原则，拒绝了他们无理要求。

　　3、湖南红旗军在去年十二月下旬长保军、八一兵团猖狂反扑时，曾打电话要求北京总部援助，而他们却迟迟不予理睬。

　　4、湖南红旗军周××、谷××因作风不好，从湖南红旗军开除出去，北京总部却偏信周××之言，大肆造谣诬蔑湖南红旗军，并重用谷××为其总部秘书，正由于如此，湖南红旗军与北京总部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致最后公开破裂。

　　综上所述，湖南红旗军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他的一切活动完全不受北京荣复转退革命军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的领导、限制与影响。自成立以来，从来未接到过全国荣复转退革命军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的任何文字或电话指示，湖南红旗军驻京人员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元月二十日，除先后传达过九次中央首长讲话，传达过首都革命派揪斗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消息以外，并没有传达任何指导湖南红旗军的活动的指示，就连北京总部红旗军的情况也很少传达。因此，湖南红旗军的广大战士对北京红旗军的情况并不了解，与北京“中国工农红旗军”更没有任何联系。

　　 湖南红旗军问题联合调查团1967年7月31日

## 关于湖南红旗军与蔡爱卿是否有关系的问题的调查报告

　　湖南红旗军与蔡爱卿是否有关系的问题，是目前为湖南红旗军彻底翻案的重要阻碍之一，在这方面有些说法，诸如：

　　“（湖南红旗军）有个头子叫蔡爱卿。”

　　“蔡爱卿是湖南红旗军的顾问。”

　　“（湖南红旗军）的头头是蔡爱卿的党羽。”

　　“湖南红旗军受蔡爱卿的影响最深。”

　　“蔡爱卿曾参与策划封闭湖南军区。”

　　归纳起来就是认为“湖南红旗军是受蔡爱卿操纵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们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与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总理在八月十五日接见湖南三方面代表时，也曾就这个问题指出：“……还要作些调查。”

　　根据主席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为了澄清湖南红旗军是否与蔡爱卿有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组织进行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湖南红旗军的“头头”与蔡爱卿的接触

　　在一·二0以前，“湖南红旗军总部人员有四批九人到蔡家”。基本情况是：

　　1、十二月初，贺孟宣单独到蔡家，请他当顾问，给我们提意见。蔡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我支持，但我是现役军人，军队不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又说：“我是个休息的人，又不了解你们的情况，你们可以去找王晓，他是有经验的，……。”从而拒绝了。

　　2、十二月六日，王晓、韩静萍、贺孟宣及三司的姓赵的一起到蔡家。主要是蔡和韩讲了他们在运动中被打成“黑鬼”被监视等情况。

　　3、十二月二十七日，贺孟宣从北京回长沙，和陈忠华一起到蔡家找韩静萍，主要讲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再次要蔡爱卿当顾问，蔡当时讲：“材料（指北京带回传单）可以看一看，参予，不好参予，部队不介入。”

　　4、元月十四日，此时韩静萍已于十一月正式离开总部宣传部，彭寿南、杨绪、彭昌健三人乘摩托去蔡家，要韩去总部工作，韩拒绝了。这次见到蔡。但并未谈及任何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湖南红旗军恢复组织以后：

　　现湖南红旗军总部负责人过去都不认识蔡爱卿。

　　蔡爱卿于五月九日释放后，又削尖脑袋钻入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对蔡本来面目认识不清，有些革命造反派组织如长沙工联、长沙工人、红艺会、青年近卫军、孙大圣、湘江风雷等及首都代会的某些同志，与蔡爱卿有一些联系为其草拟印发声明，组织会议，请他作报告，当时湖南红旗军受龙、刘、崔残酷镇压尚未恢复组织。湖南红旗军在恢复组织后，曾有人与其他兄弟组织一起参加过有蔡参加的几次会议，如反武斗指挥部的会议等。这些会议的发起者、组织、主持人都不是湖南红旗军。蔡也未在湖南红旗军住过，现总部的一些负责人对蔡是有不满情绪的。

　　如上所述，湖南红旗军与蔡爱卿仅有过一般接触，在一·二0以前，个别人曾说过要蔡当顾问，但未成为事实，湖南红旗军未接受和执行过蔡的任何指示，无根据说明湖南红旗军的负责人是蔡的党羽。

　　有熊林香，他在七月十四日以前是红四军成员，后成为湖南红旗军成员，因为他单独组织了一个“湖南红旗军反武斗作战指挥部”，搞分裂活动。于七月二十二日被赶出湖南红旗军，另搞了一个“反武斗作战兵团”。熊在湖南红旗军的八天中，曾和蔡有过一般接触，但这是以他个人名义去的，且不是单独会见，据熊自己供认：“……我的问题与红旗军没关系，因我十月份就离开了总部。”因此熊和蔡的关系与湖南红旗军无关。

　　二、关于韩静萍的问题

　　韩静萍是蔡爱卿的妻子，曾参加过湖南红旗军，并曾被选为筹委负责宣传部工作，蔡是否通过韩静萍操纵了湖南红旗军呢？我们了解情况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韩静萍拿了自己的复员军人证到当时的湖南红旗军长沙纵队，申言自己是个当权派，但是受迫害的，要求参加，成为一般成员。参加时，她曾告诉蔡，蔡表示反对，说：“你是当权派，参加干什么？你自己负责，我不管。”韩参加湖南红旗军后，曾哭诉自己和蔡被打成“黑鬼”的情况，取得别人的同情。她曾找王晓诉说自己要平反的问题，又曾以湖南红旗军名义追回  她的材料和找孔安民要平反，韩参加红旗军主要是想通过湖南红旗军为自己平反。

　　十二月九日第二次改选筹委会时，韩被选为筹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群众反映她工作责任心不强，从未起草过文件，每天晚来早归，工作、生活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因此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并非名符其实的宣传部负责人。

　　六七年元月4—5日韩所在学校来人要揪她回校批判（她在清华中学任校长职务，任职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她仗湖南红旗军之势而未揪成，从此群众对她议论更多。元月七日她离开了湖南红旗军宣传部。元月十一日正式脱离湖南红旗军，据她自己讲，是因自己身体不好，丢了单车，蔡又要去外地休养等。以后再未到过湖南红旗军了。

　　据湖南军事法院审讯员文梅生所了解的，谈：“红旗军正式通过开筹委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很少，常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作了决策。”“韩被选为筹委，但不是左右红旗军的人，……实权不在她手”（附件一）我们在湖南红旗军中了解到的情况也基本相符，湖南红旗军的主要活动是由政治部的人员负责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以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确实韩静萍在湖南红旗军总部工作过，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她并不能操作湖南红旗军，也未发现蔡爱卿通过她在湖南红旗军中进行操纵。

　　三、所谓策划冲军区问题：

　　元月十七日，欧阳军在医院休养，得知湖南井岗山、红旗等兄弟组织从军区搜出黑材料，封了军区办公室的情况，即来到总部，决定调集部分人进入军区。当时总部正在开一个会，与会者当时都不知此事。陈忠华、贺孟宣是18日才到军区。事前总部负责人之间从未讨论，更谈不上与总部以外的什么人如蔡爱卿等商量，这一过程军事法院也是清楚的。

　　一·二0后，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等在独立师提审贺孟宣，由于是采用逼供讯手段，所以得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矛盾的供词，这个供词连在场的军事法院人员也难以相信（军事法院书记员张孟谭讲）。崔琳却如获至宝，加以复审、录音、铅印散发。为了找出蔡是湖南红旗军冲军区的“策划者”的根据，竟把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蔡找龙书金请假一事无故联系起来，说是蔡为了配合湖南红旗军找龙书金。后来，贺孟宣翻供了，审讯人员调查半年，也得不出什么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军事法院在他七月十五日整理的材料中也不得不把这个诺言收起来。

　　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我们确认：

　　一、湖南红旗军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他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对此，湖南红旗军问题联络站和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都进行过调查，公布有调查材料和声明），他绝不是受蔡受卿操纵的。

　　二、湖南红旗军的负责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大多数都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搏斗中杀出来的革命闯得和革命群众（只有调查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与蔡爱卿有过一般接触，但没有蔡爱卿的党羽。

　　三、说蔡爱卿是湖南红旗军的头子，纯属无稽之谈。

　　四、湖南红旗军总部中有个别工作人员向蔡提出过要他当顾问，被拒绝了，未成为事实，湖南军区龙、刘、崔之流千方百计想把蔡爱卿说成是湖南红旗军后台、顾问，这纯属是政治陷害。他们白白忙了几个月毫无所得，只好宣告自己失败，而不了了之。

　　五、蔡爱卿的妻子韩静萍曾参加湖南红旗军并曾一度负责宣传部工作，但实际上韩并未操纵湖南红旗军。

　　谎言永远成不了事实，神话终究代表不了历史。龙、刘、崔镇压湖南红旗军所编造的各种“罪行”一个个破产了。他们企图把蔡爱卿与湖南红旗军扯到一起的阴谋，也不得不自己否认了。龙、刘、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该万死！

　　今天，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龙、刘、崔把蔡爱卿强加于湖南红旗军的阴谋必须彻底揭露。湖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受迫害最深的湖南红旗军的冤案一定要彻底翻过来！这样，才可能把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调查者：

　　湖南红旗军问题联络站。

　　首都军事院校赴湘联合调查组。

　　参加单位，总字790部队红色造反团、第二炮兵医科学校红色造反总部、空字085部队红色造反兵团。

　　首都红代会湖南红旗军问题调查组。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蔡爱卿，吴自立工作团。

　　 1967．9．15

　　（附件一：）

## 湖南省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张有力谈话记录

　　时间：67年8月31日下午

　　地点：长沙政治干校

　　谈话内容：我是把蔡爱卿抓了来才认识（他）来的，大约在九月二十三、四日军区发了一个电报要拘留审查蔡爱卿，大意是：1、此人历史上有问题，与周潜川的关系；2、文化大革命中支持张林；3、支持红旗军是红旗军的顾问。电报到广州军区转北京，军委很快就批了，广州军区电话告诉同意拘留审查。

　　发电报的根据有：1、贺孟宣供词讲他当顾问又讲夺军权后蔡当司令；2、老干部办公室主任彭中士来军事法院讲蔡元月十八、九日在军区的一些情况。

　　本来是三司的同学抓去，住了一晚，接回拘在军区大院内。龙书金指示我找蔡了解情况，我大约在二十六、七号就在军区大院内讯问过一次，有独立师的干事参加。我问了一般情况，他和红旗军的关系，他干了一些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关系，贺孟宣和王晓到他家去过，还有三个三司的同学。大约是12月上旬去的。去的情况是王晓到红旗军去，韩静萍想找王晓单独谈，韩说总部乱。干脆到家去谈，韩在民办中学当校长，向王晓诉说被打成“黑鬼”的情况，蔡也讲了湖南军区是怎样迫害他，一中支书张林找蔡，蔡写信向中央告状，但没署名，信被检查扣住。湖南军区对他进行了审查，他还讲了自己的“英雄”历史。王晓说：“关于你平反问题在运动后期处理”。贺孟宣想请蔡当顾问，蔡说身体不行，又是军人，不行，有事可以多找王晓。在讯问中蔡承认他的错误只是说怪话发牢骚，韩静萍参加红旗军他是反对的。

　　这次我讯问后，汇报了一下，又未定下来，后被三司同学找去，到了北京。

　　他从北京回来，2月22日再抓他，我记得好象开了一个拘留证，记不确切了。他到军法院后我和文梅生一起审问过他一次，主要是问他上北京情况，他上北京搞了不少活动，要找杨成武、王新亭、谢富治等同志都未接见，他开始住卫戍区招待所，他讲的中心意思是咬定三司同学把他骗去的，他是不愿去的，他是没有自由的……

　　另外文梅生还审问过蔡。

　　蔡和红旗军联系方面，蔡爱卿未去过红旗军，根据查核材料红旗军头头与蔡爱卿过去素不相识的。

　　在湖南红旗军封军区时，发现蔡到军区大院要找龙书金请假要去北京，据现象怀疑当时蔡是支持湖南红旗军封军区的，但未发现有什么计划阴谋，他要去北京与封军区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唯恐天下不乱，想利用造反派达到他个人目的，没有找出根据说明他是帮红旗军找龙书金的。

　　蔡自己承认他的思想动机不好，想利用造反派为自己平反。从谈话中查对，他只是发泄些不满。

　　对蔡的历史我不了解，听说一些，如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别人检举出些反对毛主席的话等，材料从老干部办公室来的主任彭中士，档案材料在那里。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未发现蔡爱卿通过韩静萍在红旗军中干什么。据其他湖南红旗军同志反映，她说身体不好，对红旗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家都反映她在湖南红旗军中不是主要的人员，没有根据说他有去操纵湖南红旗军。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多是湖大同学报的。

　　我们都是单个进行审讯的，如果说谎的话，这么些人的反映很难完全一致的。但我们审讯中这个情况基本是相符合的，这个反映基本可靠。

　　专案组是我负责，没有出什么东西，后来查明蔡爱卿对红旗军不是什么顾问，当时文梅生起草写了个材料，军委批的，就把他放了。

　　湖南红旗军与北京红旗军有联系，到北京挂过钩，形式上有过接触，有人曾表示过属北京红旗军领导，但没有内在联系。

　　对于湖南红旗军头头，没有定下来，在政治上几个主要负责人都没问题。当时听了保守派的意见，有些捏造的，材料中有冲击军区，搞经济主义，打、砸、抢、抄等。

　　我参加过审讯陈忠华、贺孟宣等同志。

　　我和肖玉芝合写了一个材料交给341部队姓于的同志，不知他是送给湖南红旗军总部了，还是上报了。我们过去听了龙、刘、崔的话，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对不起湖南红旗军和湘江风雷的同志。

　　 张有力1967年9月12日

　　湖南红旗军问题联络站

　　湖南红旗军战鹰纵队翻印

　　· 来源：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