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讨论稿）（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 一九六六年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渐趋深入时，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旧市委眼看末日就要来到，他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陈丕显指示他的部下：“要独立自主，各自为战”、“对群众不要对立，有些问题能解决就解决”、“经济问题要放宽，不要顶”。在这一黑指示下，黑市委的老爷们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在所有制隶属、工资福利和劳动调配等问题上签了大量的字，批了大量的钞票，许了大量的愿。于是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渐渐刮起。

　　十一月中旬：

　　回到市区企业作临时工的下放工人在静安区文化馆集会揭发批判精减安置工作中的问题，要求改变“四.六”分配制度。当时，由王少庸代表上海旧市委作了四点黑指示，指示的中心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而回避精减安置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王少庸四点黑指示的精神，成立了以王克为首的工作小组，小组成立后，着手处理“四.六”工问题。通过两次协商，决定从一九六七年起工资100%归下放工人，口粮由生产队供应，5%的公积金、公益金由国家支付，国家因此全年要拨款二百万元。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黑市委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的起点。与此同时，临时工、外包工也起来造反了，当初他们揭发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揭发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

　　十一月二十一日：

　　由于经济主义的引诱，临时工、外包工把矛头指向经济问题。此日在华东局，张承宗、于永实同华东局负责同志在临时工大会上签署六条，同意五月十六日以后所辞退的临时工在两周内都复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宋日昌与电动工具厂职工签字六条，承认“五八”类工资不合理。

　　十一月二十九日：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使他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经过几天的筹备，成立了以宋日昌为首的所谓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下旬，上海精简下放在无锡的职工登记准备成立司令部到上海来，劳动工资接待站的几个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紧张。汪力田说：“欠了精简下放职工的债。”于是马上派人到无锡去联系商谈，希望当地做工作，尽力说服不要到上海来，但当时无锡市找不到负责人，因此就等他们来。

　　十二月一日：

　　宋日昌代表上海旧市委同意郊县下放工人、临时工万人代表大会的要求。

　　十二月十日左右：

　　陈丕显召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会后，宋日昌到王一平处去，请示劳动工资方面的问题。宋日昌讲了各方面问题很多，农民也进城了。王一平听了后说“农民进城好，闹得没饭吃就好了”宋日昌当时情绪也不正常，他说：“只放不收，谁收谁倒霉，劳动工资也是这样，只放不收，谁收谁倒霉。”因而以后，他每到会，对群众的要求就一口答应，乱签字。

　　十二月十三日：

　　在市人委大礼堂休息室召开接待工作人员会议，宋日昌说：“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王克更露骨地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劳动工资上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甚至有封建主义的。搞这方面问题不能看成个人主义。”他又传达了马天水的指示：“经济上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不许愿。只是集体转国营，下放工复工，临时工转正不行，大鸣大放争辩后解决。”王克接着又说：“要搞几条杠杠，大的不能解决，但不能对立。问题不能解决，一、二星期后就起变化，堵不住。”散会后，劳动局的沈智等人研究几条杠杠，数日后搞出了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两个方案。

　　十二月十五日：

　　精简去外地农村下放工司令部成立，当时他们对物质要求不很高，他们向市委只要一百元经费，但汪力田却同意给他们二百元，汪力田说：“我的想法是关系搞好，能解决的慷而慨之。”数日后，司令部找汪力田去谈工作，向汪力田提出了二十一个要求，绝大部分是物资要求。如宣传车、汽车、两用车，都提出来了，许多东西根本办不到，王一平、汪力田等都答应签字。

　　同日，市农业局召开农村分配工作会议，市人委农业主任张辑五向各县农业局长下达黑指示：“农民革命起来后，也要造经济的反。”“今年生产大队不要向生产队提留积累，不要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明年买农业机械可以向银行贷款。”在这些黑指示下，农村的经济风也猛烈地刮起来了，农场的老职工于十二月中旬至十二月底到上海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农场党委就大量签字，大量报销，有求必应，预支三个月的工资，随便答应农场人员外出串联或回家休息，农场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这些都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批混蛋的罪证。

　　十二月十八日：

　　李文彬、张志昂与临时工、外包工代表签订有关日薪改为月薪等内容的五点要求、四项要求。

　　十二月十九日：

　　宋日昌、王克、李德鸿、汪力田、李文彬等人讨论有关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的两个方案，参加此会的还有劳动局的处长沈智、朱瑛，市劳委的罗军、丁克义，经过讨论后确定用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日：

　　汪力田在新城饭店召开各区劳动局及部分工业局负责人会议，把第二方案发下去征求意见，同时马天水给王克十点黑指示，指示同意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一平、汪力田签字，同意支援外地农村下放工人下厂义务劳动，安排好生活。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法华路，宋日昌、王克、于永实、汪力田研究形势，修改第一方案并征求马天水同意。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黑市委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阴谋。

　　同日，港务局所属九区部分艺徒在抢黑材料中发现有一份有关艺徒工资级别问题的材料，而当时他们的工资级别与文件中所制定的不符，于是他们就到区局造反，要求补发工资。北方区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就大笔一挥，同意补发一年工资。于是一股补发工资的妖风，就由九区开始向各单位、各工厂蔓延开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

　　赤卫队以反对曹荻秋“把八十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理由，到康平路包围阎王店，大闹皇宫，威逼曹荻秋声明所签订的错误的“八项要求”继续有效，这样以至于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26日至29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一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

　　老混蛋曹荻秋主持开黑会。会上曹荻秋、王一平、宋日昌、宋季文等混蛋捧出陈丕显的“独立作战，独力思考”、“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黑指示，大肆煽动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讨好群众，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缓和空气”实际是保住狗命的指导思想下，订立了黑五条。即：

　　1.一九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总闸门已全部打开。

　　一月二日：

　　于永实召集劳动局干部会，传达市委黑指示。为了紧跟市委决定，制定两个方案配合，即：《关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两个文件对“阎王殿”的“黑五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月三日：

　　宋季文打电话给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熊中节，传达了“黑五条”，熊立即向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处长作了传达，还向外贸局、商业二局作了布置。于是，一股加工资、增福利的经济风，在工业、财贸系统的基层愈来愈猛地刮起来了。就在这一天，就发生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有的一次提取几十万元，单位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三十三万元，而一月五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

　　一月四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

　　同日，文汇报社革命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社的权，使文汇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鸣锣开道。

　　一月五日：

　　《文汇报》全文登载《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及时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同日，一小撮人把工人支农回沪造反队一千六百余人引进上海大厦，占用四个楼，大量挥霍国家钱粮。

　　一月六日：

　　解放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夺了解放日报社的权，两个报纸刊登了不少工人同志来信揭露上海黑市委、各单位当权派玩弄的毒辣手段，为当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胜利，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起了巨大作用。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准备抛出一个“臭十条”，其中有几条如下：（1）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2）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3）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30%补助金……，由于坚持原则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说理斗争，此“十条”不敢公诸于世。

　　全市百万革命造反派大军在人民广场胜利地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达了顶点，真是罪恶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银行一至七日支出共三千八百万元，比平日增加了倍。最多一天支出现金竟达两千八百万元。

　　在此影响下，市场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高档商品。例如中百一店一至八日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去年同期增加36.3%，许多商品脱销。例如八日早上开门，一下子有三百多人冲向自行车，对于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四千至五千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四十元，现在一下增加到六十二元，加上补发工资三百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在此影响下，上海港几乎瘫痪。据不完全统计，一至九号上海港发出现金一百四十八万元之多。同时，造成大批生产工人离开码头，离开生产岗位，使上海的运输几乎瘫痪，港口物资严重阻塞，情况极为严重。九天中，平均每天约有七十多艘中外轮船因无人装卸而停止生产，有一天竟停了一百十四多艘轮船。外国运输船在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就要赔偿他们非生产停泊损失。仅此一项，在九天中，要损失好几万英镑。同时，由于上海港货物堵塞，北方海区各港口也起了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更是严重。一个英国船长大副向我们的驻船员讲：“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下降了。”“你们工人都到街上去了，没有人装卸。”“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一月四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开，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这些把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肺都气炸了。

　　一月七日：

　　枪声就是命令！这一天，正是斗争的关键时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革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同银行造反派的同志大联合，迎头痛击经济主义黑风，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同银行的一小撮混蛋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当夜发出了紧急通令，宣布从一月七日下午五时起，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以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补发的福利费用；工会经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当天下午，银行闸北区办事处向分行提取一百万元现金，当权派已同意拨给，在将要装车时，被革命造反派同志发觉后，坚决制止了。这一系列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也在这一天，大批港务、邮电、海运、交通运输、长江航运六个局的革命工人和大批革命学生来到上海港、上海站。他们在上海港、上海站发生严重混乱、瘫痪，工矿企业严重停工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即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一月革命的第一个伟大创举。于是六个局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全部走上了生产第一线。把那些受蒙蔽而离开生产岗位的赤卫队员的工作顶下来，有的同志带病工作连顶几班，有的冲破专业分工的界限。他们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急先锋的交大、同济、新师大等大学的大批革命小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在这最艰苦、最紧张的时刻，成群结队地开到车站、码头、工厂等地。他们既是劳动队，又是宣传队，深入到车间、工场去宣传反革命经济主义所带来的损失；深入到宿舍、家庭，去动员受蒙蔽的工人重返岗位。

　　一月八日：

　　开始了反击经济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街上，特别是银行附近贴了很多“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当你拿到补发钞票时，你就上当了”等大标语，对刹风起了一定作用。

　　一月九日：

　　《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团体发出《紧急通告》，指出了敌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企图用物质刺激，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紧急通告》提出十条意见，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再一次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天就有一些工厂单位或职工个人，认识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主动到银行退还不合理收入，受到了银行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的热烈赞扬。

　　这一天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联合指挥部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的协助下，面对瘫痪的上海站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接管了上海铁路局，打响了一月革命的第一炮，树立了工学运动的光辉范例。上海铁路局被接管后，整个上海站立刻恢复了她的青春，生气蓬勃。在机务段里，一个个熄了火的火车头升了火，浓烟带蒸汽，随时准备听候调度，上海站秩序井井有条。煤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煤，发电厂就送不出电，整个上海就会瘫痪下来。当时杨树浦发电厂仅余下两天的煤，情况万分危急，发电厂已告急。就在铁路工人造反派掌权的当天，五列车装着一万多吨煤奔向发电厂。

　　一月十日：

　　鉴于几天来银行情况稳定，并出现主动退钱等事例，为了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上午，由银行、财政局革命造反派组织、红革会、炮司、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等组织在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内航公司、立新船厂等八个单位财会人员进行座谈会，听取了许多有关工人觉悟高，揭穿资产阶级反动阴谋的动人事迹，并鼓励财会人员继续坚持原则，把守岗位。各单位希望与上述革命造反组织保持联系，协同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在几天共同战斗的基础上，这些组织联合组成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配合银行和工厂单位进行宣传、联络、调查研究等工作，并协助银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成立了，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也在这一天，红革会的小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等组织的革命造反派一道，进行了打倒经济主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游行宣传，把最近疯狂推行经济主义，严重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宋季文、张承宗、胡铁生、马一行等人押在宣传车上游行示众。这一行动痛杀了上海旧市委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威风，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豪情。

　　一月十一日：

　　报纸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吹响全国全面向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进攻的号角。

　　也在这一天，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打来了贺电，肯定一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好得很，里面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高赞扬，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期望。它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增添了千百万倍的力量。电报下达后上海城一片欢腾，到处喜气洋洋。

　　同时，上海工业交通战线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天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了控诉上海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罪行大会。到会革命群众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横扫上海市委刮起的经济主义黑风。大会开始前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方海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李广、刘耀夫等人绕场示众一周。真是大快人心，鼓舞斗志。

　　一月十二日：

　　上海工业、交通运输、财贸、文教和党政机关等各条战线的以及外地来沪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举行盛大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大会，并对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大会宣读了贺电，在大会上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财贸部、市委财贸政治部革命造反队等，在发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上海市委企图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分化瓦解革命左派队伍，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斗争的邪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行。并表示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迎头痛击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经济主义，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在这一段时间里，上海市委一手刮起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从城里蔓延到市郊，城镇及农村生产队里。许多郊县企业、事业及社办企、事业和城里一样出现加工资福利，发放串联费等。例如川沙有数的发出工资福利等方面费用1368000元。而财政收入下降了30%。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入县里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届农业中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组织，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特别在生产队年终分配上，市委在此问题上大刮阴风，提出了“发光、分光”、“实行大民主分配”等反动口号，致使很多生产队把第二年的生产资金也分光了，情况实在是严重！

　　一月十六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作出如下决定：

　　（1）支持革命农民运动，批判反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革命造反派在工厂，在农村都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2）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经济问题上的签字一律作废，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反反对经济主义的有关指示办事。

　　（3）决定把上海市委内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揪到市郊各县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4）革命学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相结合，横扫经济主义黑风。

　　这一文件吹响了广大农民向反革命经济主义风大举进攻的进军号。

　　一月十七日：

　　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一部分要革命的同志，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一月十一日的文件的精神，发出了《告全市支农工人书》，要求支农工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分期分批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但这些同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错误立场的人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大叫：“他们出卖了支农工人的利益”，并用暴力将那些同志扣留在上海大厦中。

　　一月十八日：

　　"支农司”中一小撮混蛋，又用各种谎言，诱骗十万支农工人集中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想要挟张春桥同志接见，并扬言“一天不见，一天不散”，一手炮制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反革命事件。被扣留在上海大厦中的“支农司”中的一些要革命的同志被放出来后，立即与工总司、首都三司、哈军工驻沪联络站、“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同志前往现场进行说理斗争，并及时地把“要挟大会”改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击退了要挟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逆流。可是那一小撮混蛋仍不甘心，继续反扑，煽动受蒙蔽的支农工人，大喊大叫：“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的反动口号。同时，冲上主席台挑起武斗，扣留各革命组织同志九十三人，制造了“一.一九”流血事件。

　　一月二十日：

　　根据国务院来电，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了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赞扬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种形式和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亲切的指示，给了我们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二十一日：

　　上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三个组织发表了有关平反后金银财产处理问题的通告，通告指示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政治上应该平反的人，经济上也应该平反。为了不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为了防止由于经济平反处理上的混乱，而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通告规定对确实是被抄错的金银财物，也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一月二十二日：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在北京召开“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亲切慰问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给全国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联合起来夺回一切权力，把住所有关口，同形形色色经济主义决一死战，并发表了紧急通告，狠刹了经济主义妖风。

　　同日，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组织了四个调查小组，分赴宝山、嘉定、金山、川沙等四县，对农村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准备及时反映农村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动向，从而提出当前的具体任务。调查结果表明这股黑风完全是黑市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造成的。

　　一月二十五日：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就当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纵容一些牛鬼蛇神进行经济平反，乘机在经济上制造混乱派出了调查组。调查证明，情况是非严重的。更发现金银财物大笔归还者中有剥削阶级家属、资方代理人或尚未定性质的人，这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乘机反攻倒算，这是当权派借乱平反来继续大刮经济风的苗子。银行的革命造反派同志敏锐地发现，有的区行（或会同其它造反组织）发出了“通告”和“紧急通令”。看来，这股风还未刹住。

　　一月二十六日：

　　我部就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个革命组织通告，发表几点补充意见。补充意见认为：当前经济平反的退赔问题，原则上应该按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通知和三十二个单位的《紧急通告》处理。已缴获的金银财宝及现款、存折，一律在运动后期处理，不准提取。凡属平反者，如生活有困难，可由所属单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当事人协商，按需发还被查封的生活用品；对于错平反的五类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从速追回已退赔的一切财产。

　　一月二十九日：

　　支农工人返沪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要革命的同志，与其他三十二个革命组织共同起草了《回乡支农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的通告。

　　一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文汇报》全文刊登一.二九紧急通告，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乡全国广播。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勇于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主义行为、特别是“支农司”中一小撮坏蛋进行斗争的士气。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四十四个革命组织，对当时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春节问题上，再次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为发出倡议书，倡议书中热情呼吁全市的革命职工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要节约闹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革命造反派要艰苦朴素闹革命，打倒经济主义，坚决反对讲排场，讲阔气，反对大吃大喝，厉行节约”，“破四旧，立四新”。

　　一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转载一.二九通告，可是“支农司”中一小撮混蛋却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冲进报社无理取闹，胡说《紧急通告》（一.二九）是“出卖支农工人利益的大毒草”甚至喊出了“谁叫支农工人回农村谁就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口号。

　　在一.二九《紧急通告》发表后，在各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动员下，到二月八日为止，十万返沪支农工人中有八万二千人回农村。但一小撮混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盗用周总理之名，伪造北京来电，造谣说：“总理支持支农工人回厂闹革命”。并大量翻印，到处传抄，企图制造混乱，混水摸鱼。

　　二月一日：

　　支农司、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通过商议，认为“四.六”工资改为95%归己，是不符合中共中央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的第二条精神。这样改变，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为此，我们决定起草一份通告。此通告当即送往解放日报社，准备在报上发表。

　　二月二日：

　　部分的“四.六”工得悉此通告内容，当日下午建设银行副行长、建工局副局长、建工局劳动工资处副处长被部分“四.六”工代表揪来我总部询问。当他们得知此通告已送往报社后，当晚，大约有一千多名临时工、外包工包围了解放日报，扬言，若解放日报社敢登，他们将采取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社把这份联合通告和我部介绍信给了他们。于是矛头立即转到了我部。

　　二月三日：

　　围攻我总部人数增至好几千，有些人叫嚷：“谁扣克我们的工资，就砸烂谁的狗头。”“揪出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头头。”“四.六制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们已经打倒了，今天要恢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四.六分配制我们吃了亏，这是阶级剥削。”等等。并以辩论为名扣留我总部工作人员，污蔑我部所印发的毛主席论反对经济主义的语录和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是反面教材，使我总部不能正常工作。面对这一情况，我总部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怀着对党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坚持原则，不怕受围攻、受打击，到工人群众中去向他们了解情况，与他们一起学习主席语录，耐心地向他们讲明道理，并印发了大量中央一月十一日《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向他们广泛宣传。这场斗争一直延续了五天五夜。

　　二月五日：

　　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成果！也是上海人民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给今后的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的政权保证。

　　二月六日：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通知呼吁银行工作人员和各单位的财务人员要严格把好财政口子，并决定从六七年第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对于中不合理的部分在中央没有发布新的办法前按以前规定办理。各企业各单位的革命职工纷纷响应公社的通告。有些原来准备春节回乡的工人打消了原计划；已买好了车船票的职工也都把车票退了，表示决心要坚守生产岗位，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同由于广大革命群众的响应，使春节期间有关商品的供应情况比较平时稍有好转，与往年比较，销售量有显著下降，如中百公司在春节前十天出卖了2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3.72%，糖果销售3.34万斤，较去年同期的8.35万斤，下降了60%。

　　二月七日：

　　当时，一股补发工资、发福利费等形式的经济主义妖风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仍然阴魂不散。组织了所谓“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竭力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翻案。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紧急通告》，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发布通告取缔反动组织“住房调查指挥部”。

　　二月八日：

　　"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及所属区分部的一小撮骨干分子仍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煽动群众在此日凌晨袭击文保会，捣毁办公室，抢走“文保会”牌子，殴打工作人员，非法绑架在该会工作的两名公安人员。

　　同日下午，又聚众冲入市公安局。对此，上海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公革会）发出通告，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

　　同日，在我总部，由于全体工作人员遵照主席的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四.六工”作了大量的工作，使广大的“四.六工”觉悟过来，他们撤出了文化宫，我们斗争胜利了。也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载登了我总部原准备在二月除发表的联合通告。通告中强调指出前一时期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关经济方面的签字，一律作废，某些工资福利方面的不合理制度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号召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和贫下中农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所有返沪的支内、支农和支疆人员，应立即返回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此通告发表后，附近各城市造反派组织纷纷打电报来表示支持。此后，“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为上海人民公社接收，变为“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当时，在上海黑市委的一手策划下，经济主义妖风不仅在市内刮得很盛，同时也猛烈地袭击着各个郊县，崇明“向阳”、“跃进”农场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大量的人力外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二月份，农场的棉田还是白茫茫的一片，预计有十七多万斤棉花未收进仓库，有四十多万斤棉花因腐烂变质，有一万五千亩水稻没有脱粒，因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有十一万多斤，为此交大革命造反团发出紧急呼吁。

　　二月十日：

　　在我总部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下，交大革命造反团500名同学去崇明国营农场抢收农作物。同时又对六个农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情况是很严重的，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求立即动员农场返沪青年回场抢收和投入春耕生产，并呼吁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人员前往支援。我总部根据这种情况，组织了当地和市区30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崇明县抓革命、促生产联络总部”，并把情况及时向上海市人民公社作了汇报。

　　在这一时期，上海市区内又形成了一股交换主席像章的歪风。当时已有十二个场所成为交换像章的集中场所，情况相当严重，在交换中，出现了变相买卖牟利，投机倒把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同时有大量不合标准，甚至有严重问题的纪念章流入交换场所，特别是使很多人滋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发出《全面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和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供应紧急通告》。

　　二月十一日：

　　"支农司”中的部分革命同志起草了《告全国支农工人书》。动员已到农村支农工人不要再回上海，在沪的支农工人应该迅速回农村闹革命，促春耕。在印刷前被“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发现，强行扣压原稿，并在深夜绑架起草的革命同志到上海大厦，私设公堂，挑动不明真相的支农工人斗争他们，骂他们是陈独秀，是叛徒等等。

　　下午一时，支内返沪造反总司令部纠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我总部无理取闹，说什么"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第四条是一支毒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攻击我们讲话和厂里当权派一样，是新的修正主义分子。

　　二月十二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造谣散发了一个“特快消息”说：“中央已经知道我们（支内工）在和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进行辩论，并且我们占了优势。中央认为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不够全面，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企图假借中央名义来压服我总部，但我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原则与他们进行辩论，同时我总部又积极地培养一个样板，为其他支农工人树立榜样。开始我们和上海轮胎一厂返沪工人挂上了钩，说服动员他们回去。他们的头头表面上表示尽快地全部回去，但是心中却另有打算。同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轮胎一厂工学联兵团的文章，呼吁支内建设的返沪职工们快起来造煽动“返沪造反”者的反。此文发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上轮一厂支内返沪工人的头头大捞稻草跳了出来，说什么“把我们七百人打成反革命啊！”“报道不真实啊！”等等。勾结了厂外工三司，挑起武斗，并煽动群众去文汇报取闹。于是我总部树立样板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二月十三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妄图借中央名义来压服我们，阴谋未能得逞，又拉了一个所谓与人民公社联络负责人李世丁谈话纪要，造谣攻击我总部不属人民公社并在外张贴传单，散发传单，又在我总部接待室墙上写了不少恶毒攻击的标语，什么“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扒手组织”等。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面继续和他们辩论，向他们讲明道理，另一面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到街上也写了一些标语，又写了一封给支农支内工人的信，并印成传单广泛宣传，号召他们起来造一小撮头头的反。

　　二月十六日：

　　在运动期间旧上海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蓄意制造公共交通混乱局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签定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协议，这是敌人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恶毒阴谋之一。因而为了坚持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上海市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利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组织发出：即日起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的决定，刹住了这股风。

　　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这是标志着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引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将最后土崩瓦解。革命群众高呼：中央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这是对上海战斗在反对经济主义战线上的各革命造反派的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同日在街上出现了许多从正面号召支内、支疆人员，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迅速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口号。

　　二月十八日：

　　"反经总部”会同财政局、人民银行、公安局、劳动局、仪表局、化工局等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二月十七日的紧急通告，帮助做好动员支内、支疆返沪人员迅速回内地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并对于他们在返回途中有关具体问题，打了一份报告给上海人民公社。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政治工作，要物色典型，用树立正面样板（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来推动和做好动员工作。

　　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紧急通告出来之后，对支农工人震动很大，大部分职工表示愿意回去，上橡胶三、四厂支内返沪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来“反经总部”接待站反映了他们如何学习中央文件，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指示，表示这次返沪的603人立即全部一个不留地返回内地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支持。接待站的同志从了解中，知道他们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当即和他们一起议写一篇报道，向解放日报发了消息。

　　二月二十日：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总司等十五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关于节约粮食的紧急倡议。倡议中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今天，特别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用以抵制经济主义的侵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永保社会主义铁打江山不变颜色。也在这一天文汇报发表“反对大少爷作风"的社论。社论指出当我们起来革命造反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妄图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来收买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及时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但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还必须作持久的斗争，才能彻底肃清。反大少爷作风，防微杜渐，这决不是“小题大做”。这样，敌人硬的一套我们不怕，软的我们不吃，，我们就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彻底胜利。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经总部和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为主，会同财政、银行、劳动部门等革命组织根据中央二月七日通告的精神，联合发出紧急通令，要对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物质、资金立即进行清查、接收，然后造具清册，一起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通令在财产、资金清理期间，这些组织的人员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任何物资、资金，违者依法查办。

　　下午召开了中央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和经管财务人员会议，会上宣读了这份紧急通令，要他们坚决贯彻中央通告精神，主动协助做好财产、资金的接管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宣告旧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签订的月票扩大使用范围的协议一律无效。（对嘉定、闵行、吴迳、浦东、川沙、罗店、松江、南汇、周浦等近郊地区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面）。下午，杨浦区机关造反联络站总部向反经总部反映了该区街道当权派利用经济主义的糖衣炮弹来诱惑群众，目前情况，区机关财务组的经费已经发完，当权派把矛头指向一般的里弄干部和区机关财务组造反派同志，转移斗争大方向。

　　又有该区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杨浦区兵团的负责人，利用职权追求小团体的利益，他手下还拉拢了一批红卫兵学生，给他们费用100元，用金钱来腐蚀学生的革命意志，更严重的是，这些人还在外招降纳叛了一批组织，成立了杨浦区的联合指挥部，妄图接管杨浦区的一切机构，夺杨浦区的权。现已由区解放军部队、人民公社调查组前往调查此事。

　　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紧急通告出来以后，有关这些组织的群众反映不少，总的感到压力很大，思想不通，吃不透中央文件精神，有的说中央文件不是指我们的，我们不是搞经济主义的；还有一部分人表示怀疑，他们说：“十七日通告为什么到21日才看到，是否有问题"，“这个通告和一月份《迎接工矿企业的文化革命高潮》人民日报社论，跟十六条以及江青同志讲话有抵触"，等等，还有极少数人抵抗中央通告，昨晚和今晨在重庆南路和妇女商店墙上出现许多标语，如：谁再实行四六拆帐就是实行刘邓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强烈抗议建设银行扣压下放临时工人工资，罪责难逃等等。有些组织的头头活动频繁，他们利用群众的思想不通，借用造反组织的名义，多次打电话、电报追问中央，又到有关印刷厂去阻挠该通告的复印工作，更猖狂地去唆使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借拥护通告为名，游行到人民公社进行包围，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公社。

　　也在这一天，原“红工司"头头又借开追悼会（有一常委因患心脏病死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通知一下来，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中央通告吓死人了"等等，气势很嚣张。

　　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正式发表关于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布告，布告中指明这一组织的“指挥部和其下属一切组织即日起立即解散，不准借用任何名义转入地下活动；该组织的常委以及各分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登记，惩办二月八日袭击“文保会"和冲击公安机关的罪恶分子。凡受蒙蔽参加抢占公房的一般群众，应迅速觉悟过来，和一小撮头头划清界限，积极检举他们的罪行并立即搬回原处。

　　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支持，高呼“公革会"这个行动干得好！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一定要坚决取缔，首恶分子一定要严厉镇压。

　　下午，一批红卫兵小将在公革会等造反组织的配合下，对取缔市内纪念章交换场所，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一到现场，便张贴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宣读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关于严格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的通令》，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多群众一致称好，并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查获一小撮盗窃、贩卖纪念章的坏分子。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

　　中央二十七日《通告》和反经总部等六个革命组织二月二十日紧急通令下达后，“接管清理小组"连续两天分别到红色娘子军、上海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委员会、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进行清点接管工作。原“红工司"的一小撮头头和财务经办人员一再拒绝抵抗清理和接管，并说什么“你们发的紧急通令我们有许多意见同你们有很大出入，我们对这张通令有很大不满，表示抗议"等等。为此，反经总部又下一通令，勒令该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并勒令原红工总部的负责人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在原红工总部听候处理。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份“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第三段指出支援内地和边疆的职工，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应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有关《紧急通告》、《通告》，坚决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斗争。

　　下午，“接管清理小组"按时到达原红工总部，一进门就受到包围，他们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早就等着你们来辩论了，问题不解决就不让走"。结果红工头头还是避而不见，唆使一部分群众围攻“接管清理小组"工作人员达三个多小时，还恶毒地污蔑反经总部二月二十三日通令是“大毒草"，说这是把矛头指向四十万红色工人，煽动群众说，中央对上海人民公社未表示态度，我们听中央的，这是红工头头对抗中央通告的又一严重罪行。

　　晚上，橡胶制品三厂等支援内地返沪职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全部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行前他们发表倡议，倡议全市支内返沪职工立即一个不留地返回生产岗位，做抓革命的闯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热烈的赞扬和支持。

　　也在这一天晚上，上海大厦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件：火线指挥部二十八名工作人员根据今天大会的精神去向支农工人宣传，竟被无理扣押和围攻，他们竟公然攻击和反对《紧急通告》，咒骂《紧急通告》是“迫害”支农工人的“毒草”，还胡说什么“支农工人的日子和解放前国民党时一样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要拿起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拿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支农司？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

　　二月二十五日：

　　“反经总部”召集了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劳动局造反队、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十七个组织的有关人员开了会，针对清理接管中发生的问题，起草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通告》一文，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文件是对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轮换工最大的政治关怀，欢迎其组织的革命群众参加到各基层的各革命组织中来，并呼吁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其组织中反动分子的反，呼吁他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通告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决定。最后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得对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非法活动。

　　二月廿六日到廿八日：

　　市革会决议草案公布后，反经总部派调查组调查了以下几件事：

　　一.到轻工业局、教育局、商业局、劳动局四个局进行调查。该四个局共有297个群众性组织，从十一月上旬到今年二月底共化去经费556，000元。

　　粮食局从十一月上旬到今年二月底粮食供应增加了3，000，000斤（大部分是各组织的点心费和开会吃的面包等），其中益民四厂共欠粮二十多万斤，到目前尚有十万多斤未归还。教育局从十一月下旬到今年二月五日共吃面包饼干6，700多斤。

　　根据决议草案精神应该解散的有关组织目前动向有四种：1.积极响应，坚决贯彻；2.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3.公然抵抗；4。等待“到时再说”等等。

　　二.调查了“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情况，根据调查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应该马上撤销和处理。

　　目前已整理了调查材料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处理。

　　二月二十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形式大好》的内容。上海各条战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自己掌握革命和生产的命运，一月份许多行业的工业总产值都比去年有所增长，二月份以来生产继续稳步上升。他们最坚决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勇敢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二月二十八日：

　　市区精简退工人员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日发出特急通告。特急通告重申广大精简退工人员决不做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俘虏，宣布旧市委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的签字完全无效，并且号召全体精简退工人员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离原单位。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

　　三月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了调查“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材料，指出这个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中有不法资本家、投机违法分子、社会渣滓。他们打着“造反”旗号，煽动个体商贩诉新社会的“苦”，造无产阶级的反，竭力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掀起了一股反限制、反改造的逆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变天梦》。

　　三月一日到十五日：

　　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的精神，“反经总部”会同有关单位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方面工作：组织力量进行接管清查工作。

　　在接管清查工作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并络续从财政局、人民银行分行抽调了一部分力量，分别编了十三个接管清理小组，开始进行工作。

　　据统计，从决议草案公布到十四日止，属于市级应取缔的组织自动前来登记要求接管清查的有六十七个单位，已经清查的有二十八个，有十五个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有八个是属于区级已转交给区，还有十六个组织还未去接管清查。

　　除了上面这些组织自动来登记之外，总部调查组又发现了七个单位，其中三个已经清查了，还有四个目前正在进行工作。

　　除了建立十三个清查组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联络组，便于更快地掌握各主管局、区、县、公司接管工作进行的情况。

　　三月十日召开了主管局会议，会上发了有关接管清查问题的通告，互相沟通情况，并提出要求，把全市挂钩的组织进行全面调查，以便安排计划进行清查工作。

　　十二日又进行一次清查工作经验交流会。

　　根据已经进行清查的四十多个单位的情况来分析：由于黑市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来腐蚀革命组织和群众，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铺张浪费现象非常严重。

　　有些组织的头头动用国家物资、资金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进出坐小汽车，外出坐飞机，单以“红工司”为例，就搞了大小卡车、汽车、吉普车、摩托车五辆，永久牌、苏联两用车六辆，新旧自行车十七辆，月票三十张，仅一个多月就支用国家经费近九万元，情况非常严重。

　　（2）.挪用公款现象很普遍。在查帐中发现很多借款条宕帐。如“红工司”头头挪用二千元，“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大队”挪用五百元。

　　（3）.有贪污盗窃的嫌疑：从各组织报销的单据来看有两个方面：

　　1.用免费的车票来报销；

　　2.大会用的点心费帐目不清，有的甚至把多余面包卖了作为机动费。

　　（4）.发现有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问题：

　　三月十日晚上，我们在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取缔了反革命经济主义产物“毛泽东思想支内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当场追查出国家机密、绝密文件24份，以及若干复制、印刷品，但是根据他们内部揭发，还有很多材料流失在外，有的已经带往内地，给国家造成严重失密现象，情况是很严重的。

　　第二方面工作：根据接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如下几件事作了初步调查：

　　（1）.对上海印刷宣传品情况作了调查。由于黑市委在印刷宣传工作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目前全市报刊、杂志名目繁多，报纸有九十余种，杂志有五种，各种资料、大字报选、传单、宣言、海报更无法计算。到二月份止共用去纸张906吨，大量增加国家支付经费，纸张的压力，严重影响了毛主席著作的印刷。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不少宣传印刷的内容上有些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有损我国的政治影响。为此，总部对此情况作了调查，此报告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关于平反问题，发现目前又刮起一股反革命翻案风，大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建立的功勋，将破四旧抄家抄出的大量金银财物，在中央未作出指示前大量取回。更可恶的是甚至还要红卫兵向他赔礼道歉。有的资本家借平反为名，要取回金银财物，有些四类分子用卡车、黄鱼车来车东西，有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来我处接待站反映说，他有几箱衣服放在朋友家里，这次抄家平反了，要求取回他的衣服，结果从身上拿出一大迭证明信。后经我们调查，他的几箱呢衣服是藏在他父亲资本家的家里。象这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们认为对反革命翻案妖风，必须痛加反击。

　　为此，在三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召开了由虹口、静安、徐汇、长宁等四个区以及银行分行、黄浦储蓄所出席的座谈会（并请市革委会接待组参加），会上，一致认为，出现这一新的反革命翻案风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反映，必须提高警惕。对目前经济平反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和这次物资的保管工作作了研究，提出初步意见，打了报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3）调查了抢房黑风处理工作的问题。

　　据接待站反映，“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这一反动组织虽已被公革会取缔，但这股风的遗毒还未肃清。有不少住房户还未退出，有些情况还比较严重的，如反映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现在全部不退，还猖狂叫嚣“谁退出房子就是叛徒”等反革命口号，以此来威胁。等等。

　　仅从调查长宁区天山房管所情况来看，抢房黑风一刮起，仅仅一个星期就把一千六百间（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单位因屡次申请用房，未批准；二是居民住房困难的。目前经各革命造反组织进行工作，还有250户未退，其中有80％是原来租私人房子的，据反映不肯退出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1.过去出租房子不对，现在不愿做剥削者，所以收回，不允许原租借者回去。

　　2.有些房东是小业主、资本家，强调自己人增多房子不够用，借口把租出的房子收回，不许他们搬回。

　　4.有些房子本身不太好的，住户抢到房子后，原房子已经拆了。等等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是否由市革委会出文，强调一律搬回原地，后期处理，并希望各单位共同协助作好这一工作。已写调查报告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第三方面工作：为外地来沪的工人、农民、支疆青年解决车船票问题。

　　最近接待站有不少外地来沪串连、控告的部分工人、农民、支疆青年反映，他们根据市革委会的决议草案精神，提出要求回到原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目前遇到要回去车船票有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帮助他们尽快地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向市革委会汇报以及与财政局、铁路局、海运局、轮船码头挂钩，对于这一部分人，由反经总部开证明信去车站取票，到目前为止，已解决了近二百人的车船票问题。

## 后记

　　一。由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煞住。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苗子在不断地出现。但是必须警告那些胆敢轻举妄动的蠢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烂具有高度的警惕，拥有和你们斗争的丰富经验，倘若你们有狗胆轻举妄动，那只有死路一条！

　　二.经济主义是一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它的老根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千百年来盘据在人们脑子里的私有观点。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进行到底！

　　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斗争中的产物，它和广大革命造反派团结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在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鉴于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机构已经健全，因此，以后它已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宣布自己的工作已结束。它把自己今后的工作全部委托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机构，并相信它们一定能够做得好，做得更好！

　　四.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岗山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等外地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他们在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在此应该向他们致谢。

　　五.这篇大事记乃仓促写成，加上我们的水平很低，了解的情况又较少，故通篇非常粗糙，借此声明。

　　· 来源：

　　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编印的同名小册子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