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 ## 第五章 十年动乱(1966．5～1976．10)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先后利用，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破坏的一次大动乱。江西师范学院和国内其他高等学校一样是重灾区。学校党政机构被冲垮，教学和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陷入停顿，各种规章制度一度荡然无存，教师队伍受到极大摧残。学校撤并后再搬迁井冈山，教学科研设备几乎损毁殆尽，图书资料大量流失。“文革”后期，学校虽然恢复，但元气大伤。教学活动虽有开展，却是低水平的。这是艰难的十年，动乱的十年。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 　　学校概况 据1966年4月的统计，除附中、附小、附幼三个单位外，全院师生员工共有2450人。其中教师、干部职工667人，学生1783人。 　　教师370人中，正、副教授24人，讲师80人，尚未评定职称的教员23人，助教243人。这是一支以年轻人居绝大多数的教师队伍。 　　干部161人中，院级党政领导4人，系处级18人，科级24人，一般干部115人。 　　校图书馆、各系室的资料室和实验室共有教学辅助人员40人。 　　校医务室14人，其中医师4人，医士2人，护士6人，司药2人。 　　总务后勤工人82人。 　　1783名学生中，南昌校本部1580人，设在靖安县的靖安分院203人。男生1378人，女生405人。 　　校本部有中文、历史、外文、物理、化学、数学、艺术、体育8个系。靖安分院有中文、历史两个系的一年级学生和物理、化学两个专科班。 　　校本部占地面积360874平方米，校舍面积66057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18608平方米，生活用房38117平方米，办公用房3939平方米，礼堂2057平方米。 　　白马山农场土地面积650亩，水田与旱地各占一半，山地300亩。1965年，收获水稻8万多斤，小麦2500多斤，籽棉近2000斤，红薯1．8万斤，花生1．5万斤，水果700斤。农场收益用于改善教职工的生活。 　　全校拥有仪器设备总值130万元(按当时价格计算)，其中有贵重仪器503件，价值约78万元。全校共收藏452209册图书(中文书386486册，外文书65723册)，其中社会科学类图书283714册，自然科学类图书109698册，综合类图书58797册。各类杂志157149册。藏书之多，门类之全，在省内仅次于江西省图书馆。馆内藏有不少善本、珍本图书。 　　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党委第一副书记张慈瑞，主持日常工作，重大事情请示兼任院党委书记的省教育厅长王纪明。院长刘瑞霖、副院长郭庆棻、罗廷柱。院设党委常委会，成员除张慈瑞、刘瑞霖、罗廷柱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张运昌、宣传部部长杨连广、教务处处长谭启民、图书馆馆长林亚琴。中文系和历史系设党总支，其他各系设党支部。1964年后，历史系党总支改设为支部。 　　全校中共党员263名，其中干部党员103名，教师党员108名，学生党员37名，工人党员7名，教辅党员6名。全校团员1426名，占全校师生员工的63％。 　　民主党派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支部，盟员40名，为江西省最大的民盟基层组织。它始建于1953年，也是省内最早的民盟支部之一。 　　总的说来，“文革”前夕，学校机构比较健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教学秩序正常运转。 　　受“反修防修”思想影响，全国高校都强调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加社会实践，接触社会实际，了解国情，对大学生培养无疑是必要的。但当时未免过多，师生分批下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期就是4个月到半年。1966年春，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外文5个系共有400多名师生，占在校学生的近四分之一在丰城县几个公社参加“社教”运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后，姚又在1966年5月抛出了《评三家村》一文，继续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编造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吴晗被冠以“三家村”老板而受到批判之后，在全国掀起抓“三家村”黑店的批斗风。5月，江西揭批所谓“三家村”分店，曾在江西师院任教、当时已是江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谷霁光被当作这个“分店”老板在报上点名批判。江西师院历史系讲师周銮书(曾是谷霁光的学生)被当作“分店”小伙计遭到院内点名批判。批判的大字报贴遍校园。由于这许多大字报的出现，搅乱了校园的平静，预示着动乱的来临，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彻底揭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回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提出了一整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十年内乱的开始。 　　学校党委在5月28日发出通知：“到本学期将结束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为了把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大家要批判毒草，文科停用老的教材，学习毛主席著作。外语、艺术的专业课可以继续上课。理科每周10个小时，干部每周二、四、五下午，学习和搞运动，在党委领导下，以战斗小组、写作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此通知一发，院内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大批判写作组，立刻掀起大字报狂潮，由批判“三家村”到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贴满第一、二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走廊和墙壁，覆盖校园南北和东西的主干道。在主于道两旁又扎起专贴大字报的竹篱巴。往往是大字报贴了不到两日又被大字报覆盖，一层又一层。到5月31日，据当时统计已贴出6700多张。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要求“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信扫地”。这场大乱动的邪火迅速殃及全国。江西师院教学和科研有成绩的特别是有点知名度的教师大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是非混淆、黑白颠倒，过去曾认为是合理的东西，现在都成了某些人的罪过。政治文史课教师更是人人自危。在第二教学大楼二楼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大门口上方，贴上了“修正主义大窠穴”的巨幅标语。 　　批判的矛头由学术思想界迅速转向政治领域，即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当权的领导都置于被批判之列，先是各系室的党政负责干部，而后是院党委和行政领导。党委原先在通知中提出的“在党委领导下”有序地开展批判运动，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了，因为它已失去了领导的权威。通知中还要求边学习边搞运动，由于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所要求的学习上课根本不能进行。学校从此完全进入一种无领导无秩序的动乱之中。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造北京大学校党委的反并且攻击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消息传来，师院全校为之震动。接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江西日报》紧随其后，指名江西农学院党委书记石少培是压制学生运动的恶徒。在已是“烽火连天”的形势下，6月19日，中文系的几个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院系党组织对运动消极懈怠。也就在同一天，靖安分院农基理化班的几个学生贴出矛头指向分院领导的大字报。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公然为这种乱点名、乱批判、无限上纲、目无法纪的行为火上加油，煽风助威。那些爱新鲜易冲动的学生受这种极左思潮的鼓噪，甚嚣尘上。院、系、处、室几乎所有的负责干部都成了“炮轰”、“打倒”的对象。学校党政工作系统陷入瘫痪。一时间，“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比比皆是。 　　6月4日，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高等学校，要求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26日，中共江西省委派南昌陆军步兵学校18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江西师院，由该校教务长赵清河任组长。工作组进校后鼓动学生“造反”，否定一切权威，打乱一切常规，并趁乱宣布夺了江西师院的领导权。学校由工作瘫痪到组织和机构瘫痪，从此，党、团、工会、民主党派各类组织停止活动达数年。 　　工作组掌权后，号召“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工作组长赵清河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上有揭上，下有揭下，谁有揭谁，全面开花”，“是黑的，打不红；是红的，抹不黑；是黑是红，你给我揭开来看！”又说“三个横扫一起来，目标对准两种人”(即横扫封、资、修、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两种人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贴学生的大字报，除此之外均可以贴。一时间，校内墙壁上、马路边上、饭厅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也是在一夜之间，什么“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小爬虫”、“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贤孙”、“保皇派”等等，帽子满天飞。 　　在这种不正常政治气氛的强大压力下，有些人承受不了了。1966年7月中旬，图书馆工作人员吴均，因被点名为“漏网右派”，不堪受侮，含恨自缢身亡。吴均是学院在“文革”中死亡的第一个人。 　　1966年7月底，靖安分院240多名师生来南昌校本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从此，这个耗资百万元、只开办10个月的半工半读的靖安分院被画上了句号。 　　学校在“造反”中陷入一片混乱。那些被狂热造反情绪煽动起来的学生，或集体、或个别人冲进办公室、教师家中，抓人、抄家、审问、谩骂。 　　1966年8月1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撤出学校的消息传来，江西省委也准备撤消派往各大学的省委工作组。驻江西师院的省委工作组知道自己在校的日了不会长了。他们匆匆忙忙组建了一个“院文革筹委会”。就在规定他们8月8日停止行使职权的前一天，即8月7日晚上，组织成立了各系、处、室“文革筹委会分会”，“选出”出席校“文革筹委会”的代表。8月9日，校“文革筹委会”正式开展工作。工作组宣布学校领导权由他们手中转交给校文革筹委会。 　　8月初，北京有些大学将教师、干部抓去游斗。消息传到南昌，一些高校立即仿效。8月11日清晨，在办公大楼前主干道东侧竹架子大字报栏里，贴出了署名为外文系学生转抄的据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给南京大学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有林彪的一段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这是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一次会上的讲话)。大字报还介绍了北京大学6月18日斗“黑帮”，抓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校园的情景。这张大字报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制造了舆论，起了引爆作用。 　　就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几个小时，即8月11日上午8时半，数学系的几个学生率先闯进系办公室，把一位曾对工作组有微词的当时任系党总支委员的教师抓出来，头戴纸糊高帽在校园游行。他们狂呼“打倒反党分子×××!”的口号，在第二教学大楼北面的马路上游园示众，立刻惊动校园。 　　接着，团委书记周佩琅被抓了来。于是，许多学生冲出宿舍、教室，狂奔着在校内到处寻找那些曾被大字报点名批判过的人。副院长罗廷柱被抓。罗廷柱是新四军老战士，腰部留着战场上的枪伤。一时间，到处都有狂呼口号的人群，有被揪斗游园的教师、干部。理智让位于狂动，恐怖到了极点。有的人是蒙蒙胧胧的狂躁冲动，有的人是战战惊惊的担心，有的人是坦然的面对，有的人是无可奈何的等待。 　　凡被抓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总由几个人押着，有的架胳臂、有的揪头发、有的卡脖子，边呼口号边拖着在路上狂奔。被抓者衣衫不整，有的打着赤背，有的穿着背心，有的背心还被撕烂，他们都得脱下鞋子，打着赤脚，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或扣字纸篓。在牌子或高帽子上写有“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分子”以及“小爬虫”、“坏分子”之类的罪名。 　　上午10时许，被抓的人都集中到校图书馆前面东西大道的东头，工字楼北边的路上(现为东区八栋宿舍前)，用绳子捆绑着，一个连一个由西而东，鱼贯排开。10时半，被抓来的“黑帮”已有近百人。这时，还不断有被抓“黑帮”前来集中。游园批斗开始了。领头的自然是副院长罗廷柱。由罗廷柱打头带着这帮所谓“黑帮”缓缓西行。这时，被抓者除被要求打赤脚外，又得卷起裤子到膝以上，以便下跪时皮肤着地。 　　队伍走得很慢，每走几十米就得下跪。队伍也越来越长，不断有新加入的成员。每当命令下跪时，就有人去按头、踢脚、打拳头。被置于“黑帮”行列的人，人人可打，个个可辱，毫无人身保障。 　　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南昌，八月里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是日，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把校园水泥路和水泥红场烧得似烈火中的铁块，灼灼烫人。室外气温高达40℃。 　　游斗的队伍由东西干道，经由校园内南北中心大道转南行，在办公楼前水泥路上跪下，达半小时之久。再由原总务处平房前西行至青岚湖南岸(现在田家炳书院和成人教育学院北面)，由青岚湖西岸北去至学生宿舍区，再经南北中心大道进入红场。在红场上跪成一个不规则圆圈。中午过后，红场的红色水泥地热浪滚滚，发出令人生畏的滚烫，不管是脚掌还是膝盖，只要触及到它，无不被烫得血肉模糊、血迹斑斑。有些年迈体弱者在到达红场之前就昏倒在地了。到达红场的有一百多人。中文系老教师、省政协委员黎仲明，医务所主任医师周天柱在游斗到学生宿舍区时昏厥，而后不久便死了。 　　已被折磨三四个小时的“黑帮”们，多人昏倒。其残酷程度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到下午2时左右，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陶明坤(学生)才出来宣布，说今天是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现在各单位把本单位“黑帮”带回去批斗。省政协委员、中文系系主任熊化奇副教授已不省人事，被人抬到第二教学大楼门口，依门而躺，口吐粘涎。该系一位叫万女德的女生硬说熊化奇“装相”，踢了一脚。但熊先生再没有醒过来，离开了人世。当天，历史系教授何基也自杀身亡。这天有4人被迫害致死。 　　这些所谓“牛鬼蛇神”虽然被折磨了一天，却又在晚上7点半被拉进学校大礼堂。校文革筹委会在那里召开批斗大会。各系室又把下午新抓到的对象也送来了，包括傍晚才抓到的主持院党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书记张慈瑞。台上面对全场跪着的是张慈瑞、罗廷柱、张运昌(政治部主任)、杨连广(宣传部长)、郭庆棻(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周佩琅(校团委书记)。台下跪着100多位被批斗对象。周佩琅同志被折磨了一天，跪着时腰直不起来，只好以头柱地，一名纠察揪着头发拉起来让他直腰。纠察一松手，他的头就猛地碰到台上的地板上。那撞击木地板的声音全会场里的人都听得见。那声音敲击着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心弦。 　　在院文革筹委会举行的批斗会结束后，各单位再次举行大的或小的批斗会。这些受批判的“黑帮”，当晚有的被关在本单位，更多地关在办公大楼地下室。 　　“8?11”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迫害教师、干部的武斗事件，震惊全省，影响深远。 　　8月12日，抓人游斗之风继续着，有新抓的，也有老的再“补课”。但这一天，一部分学生义愤填膺，挺身而出。物理系数十名学生在校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孟业超带领下，抢下正在被游斗“补课”的主持全院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张慈瑞，理由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孟业超等数十名学生的行动，博得许多学生和教师的赞赏和支持。 　　8月12日，江西省委在师生强烈要求下，明确表了态，说“8?11”事件违背了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导运动的精神，扩大了打击面，要求把抓去的人都放出来，不准再抓人。8月16日，省委书记白栋材来校，公开作了同样的表态。 　　原校领导班子成员全被批斗，学校党政工作系统全瘫痪了。省委决定派马继勋等3人组成新党委。马继勋任院党委书记，李建任党委委员、副院长。新班子受命于危难之中，限于当时的情势，实难领导。随着两派群众斗争升温，也就名存实亡了。 　　据统计，“8?11”被抓去游斗、批斗的教师、干部共141人(含附属单位7名)，占全校教职工总数27％多。其中，教师89人，占教师总数的24％，教授、副教授中的80％，讲师中的40％，助教中的11．5％。被抓斗的党员68人，占全校党员的26％，各系处室党总支(支部)书记被抓斗者16人，占85％。可见打击面之宽。 　　“8?11事件”对师院文化大革命影响深远，一直是江西师院群众组织斗争的焦点。随着运动的发展，赞成者和反对者各自形成两派群众组织，这两派的斗争贯穿于而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江西师院两派群众组织分别是江西省造反派“大联筹”和被称为保守派“联络总站”两大派的骨干，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师院，也影响到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然，从深层次看，“8?11事件”只是个导火线。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武斗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更深沉的社会原因。 　　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和斗争 “文革”开始以来形成的群众组织很快变成“红卫兵运动”。 　　全校师生对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和不断发生的“斗私批修”政治运动影响，不能不受这一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场错误运动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笼罩着种种神圣光环的情况下，人们在一开始总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希望能通过这场运动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阴暗面和弊端，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这种蒙胧的认识和良好的动机使绝大数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运动。随着运动的演变，人们对那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学生起来“造反”、蓄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越来越不理解，运动的实际变化和人们对运动前途的设想相去甚远。这种无法排解的内心矛盾，把许多人投入到难以言状的痛苦忧虑之中。面对此种复杂的局势，人们可采取各种选择。有人远事避乱，洁身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更多的人则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积极参加进去，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自己一份力量。他们中一些人对“造反”中的不文明行为，特别是对那些热衷于搞“打、砸、抢、抓”的野蛮行为的人由反感进而发展到公开抵制。这些后来被打成“保皇派”的人与那些狂热的“造反派”的人的分歧，演变成后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和武斗。 　　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和斗争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9日，中文系几个学生的大字报矛头就指向院系领导，该系不少师生对其中不实之词予以驳斥。6月26日工作组进校后，支持、纵容“造反”的错误做法，又遭到许多师生的抵制和公开批评。“8?11”严重武斗事件刚发生，立刻有许多教师、干部和学生先后走访省委，要求省委迅速采取对策，立即制止武斗。据统计，当日造访省委公开表示反对武斗者不少于一百人。外文系张陵馨、甘金花和徐新耀三位年轻教师走访省委后，又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学生陈长青、孟业超就“8?11”事件向省委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看法》：(1)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2)扩大了打击面；(3)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4)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省委于8月12日宣布采纳这些意见，并作出决定：不得抓人，不得武斗。许多学生又用大字报强烈呼吁，必须坚决地立即制止体罚、侮辱教师，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在那种狂热的“造反”的政治氛围中，这种呼吁收效甚微。 　　“8?11”事件的残酷性和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践踏，震撼着师生的心灵，在他们思想中激起波涛。人们在想：“8?11”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严重事件?它是错误的行动抑或革命行动?当人们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之后，各人自有看法。但是，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和态度。一场围绕“8?11”事件的大辩论展开了。这场大辩论继而引发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斗争。 　　一派学生认为：“8?11”煞住了所谓“牛鬼蛇神”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大长了“造反派”的威风，是一场响当当的“革命行动”。因此，他们打出了“‘8?11’好得很”、“‘8?11’革命精神万岁!”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他们继续进行“革命行动”的旗帜。他们认为省委工作组执行了“革命路线”、“‘8?11’革命行动是工作组的功劳”，并大声疾呼：“工作组好得很!” 　　与之相对立的一派学生认为：“8?11”是一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政治事件，“糟得很”工作组执行的极左路线，导致了“8?11”事件，要求彻底批判工作组，肃清其流毒。他们喊出：“工作组糟得很!” 　　围绕“8?11事件”的争论，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激化了学生中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教师中的一部分年轻人，公开支持“糟得很”那一派的观点，占当时公开表态教师的96％左右。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结束。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他们免费吃、住、行，停工停学，在大破“四旧”的口号下四处抄、打、砸、抢。这一祸及全国的运动在林彪、江青一伙人把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和煽动下，迅速影响江西。 　　持“8?11革命精神万岁”、工作组“好得很”观点的学生和极少数的教职工，于8月31日率先成立了江西师范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另一派，即持“8?11事件糟得很”、“工作组执行了极左路线”的学生和教职工，于10月20日组成了江西师范学院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两派红卫兵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中主要是学生干部和党团员，成立了以物理系学生孟业超为书记、中文系学生陈长青为副书记的中共临时党支部。相比之下，“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中党团员和干部较少，参加的教师干部也少。 　　红卫兵冲向社会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次中央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预示全国将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37名红卫兵在江西师院串连，贴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江西师院红卫兵和部分教师也纷纷外出串连，足迹遍及全国。 　　大串连期间，江西师院内两派红卫兵暂时停战。但“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却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了充分准备，对“8?11”事件作了大量调查。于10月前往南昌西郊的陆军步兵学校，当面摆材料给原师院工作组长赵清河看，请他自己说说在校的工作。在大量事实面前，赵清河只好说，他和工作组在江西师院的50天的工作中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并且在这个访问纪录上签字画押，以示他的表态是严肃的、认真的、负责任的。 　　工作组上述表态的消息立刻传遍全校，由工作组一手导演并扶上台的校“文革筹委会”及其下属的系处室的“文革筹备组”失去了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处境困难，于10月26日宣布自行解散。一直主张工作组“好得很”的“井冈山红卫兵团”也受到沉重打击。这时候，两派红卫兵都忙于冲向社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自都争当“造反派”。首先，两派红卫兵都积极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网，筹备建立自己的跨学校跨行业的社会组织。红卫兵在社会上一时间是很被看重的。然后，师院这两派群众组织都积极参与封闭《江西日报》的“造反”活动。然而，“井冈山红卫兵团”攻击“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活动，说他们是“老保”。“东方红公社”对“井冈山红卫兵团”也还以颜色。江西师院内部两派群众的斗争由此就扩散到社会上来。 　　1966年11月12日，“井冈山红卫兵团”和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医学院以及一些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大中红司”)，井冈山兵团是核心成员之一。接着，12月上旬，“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也和其他大学、中等学校中的另一派红卫兵组成“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与之相抗衡。“东方红公社”是这个群众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在南昌市的大街上乃至江西省主要县市，都可以看到江西师院这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指责的大字报。 　　1966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赴湘赣调查组”在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报告情况的内部材料上写道：“由萍乡一到南昌，就可以看到江西师院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攻击的大字报，‘井冈山兵团’说那里的工作组支持了造反派；‘东方红公社’(大多数为党团员)说那里的工作组执行了极左路线。社会舆论大都认为，‘井冈山兵团’是造反的，‘东方红公社’是保守的。看来，江西师院两派的斗争成了南昌斗争的焦点。” 　　这份材料所说的关于师院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是南昌斗争的焦点的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两派“保”“革”的说法也符合那个时候的标准。但那个时候，是否“造反派”则是能否有生存权的大问题。“保守派”就要被孤立、被围攻、被摧毁。两派都在竞当“造反派”，原因也在此，都想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形象。 　　1966年11月，中央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外出串连的师生于年底陆续回校。回到南昌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造江西省委、南昌市委的反。师院“井冈山红卫兵团”在工作组承认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院文革筹委会已经自动解散的情况下，一度处境十分困难。“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造反活动，使它们绝处逢生，“杀”向省市委的劲头倍增。他们要在造省市委的反的活动中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才能摆脱困境。一时间“井冈山兵团”又成声名大震的“造反派”，用他们自己的话是“杀出了血路，大振了军威”。 　　1967年1月3日，“井冈山兵团”中冒出一个名叫“井冈山兵团第四野战军”，简称“井四野”的红卫兵组织。这是井冈山兵团的骨干分子组成的。这个“井四野”的确与众不同，它首先抢夺“东方红公社”驻地，冲击“东方红公社”的集会；抓打“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工作组好得很!”、“8?11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原工作组组长赵清河见形势对他们有利，全盘推翻他曾签了字的承认犯了左的错误的访问纪录。一反常态，声言他们在江西师院执行了支持造反派造反的正确路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升级，狼烟烽起，高音喇叭和攻守武斗日夜不息，江西师院再次卷入喧闹难安的灾难中。 　　群众组织夺权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夺权运动。毛泽东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也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大张旗鼓地号召各地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于是，夺权高潮迭起。 　　1967年元月26日，一个名为“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宣布夺了江西省党政财文大权。同一天，师院“井冈山红卫兵团”也宣布自己夺了江西师院的领导权，组成了“江西师范学院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简称“造革会”)。他们宣布自己是师院“合法”的领导者，强行占领校系办公室，抢印章，夺广播，占汽车，砸“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办公用具。“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立即宣布，夺权无效，并提出“踢开‘造革会’，彻底闹革命”的口号。殴斗连连不断，师院又掀起另一次派性斗争的高潮。除了昼夜不停的大喇叭宣传攻击战，这次明显的是武斗升级，不仅抢夺对方的东西，还抓对方的人。 　　在全国范围的夺权和派性武斗升级的大动乱中，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进一步遭到严重的破坏。林彪、江青等人加紧活动，变本加厉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众多领导干部。1967年2月一批老革命家拍案而起，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愤怒谴责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他们的乱党、乱军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解放军各地方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对一些群众组织破坏生产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有害行为予以惩治，取缔了一些过分出格的群众组织，对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积极作用。1967年3月，江西省军区也和全国其他军区一样，积极介入了省市“文化大革命”。省军区参谋长周子韬代表省军区发表了讲话。 　　而后，毛泽东对谭震林等老革命家的义举不以为然。林彪、江青等人趁机反扑，江青一伙把老帅们的行动诬为“二月逆流”。北京搞了个所谓反“二月逆流”。江西紧随其后，来了个反击所谓“三月翻案风”，提出“炮打林忠照，火烧周子韬”(林忠照为当时江西省军区政委)，矛头直指江西省军区。省军区由支“左”的护法者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于是，围绕江西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展开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运动呈现了阶段性的变化。 　　在江西师院，“井冈山红卫团”是坚决反对省军区的，说“林忠照、周子韬之流”支持了“老保”(即保守派)，镇压了“造反派”，罪不容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大错。他们以受害者兼造反派先锋自诩，奋勇当先，冲击江西省军区，进入军事机关。与之相反，“东方红公社”红卫兵认为，省军区的“支左”(即介入文化大革命)行动虽有缺点，但大方向是正确的。省军区的政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有缺点可以提意见，绝对不能冲击省军区，冲击军事机关就是毁我长城。以“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为核心的省市红卫兵组织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进行保军区的活动。 　　1967年4、5月间，南昌市先后成立了两个全省性的群众组织：一个是“江西省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井冈山红卫兵团”是其核心成员；另一个是“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团是其核心成员之一。“大联筹”和“联络总站”成了江西省两大对立的全省性群众组织。江西师院成了江西省两派斗争的热点和缩影。 　　1967年6月，以“井冈山红卫兵团”为核心组织之一的“大联筹”抢夺了省军区、省独立师、省军区教导大队的枪支弹药，名曰“文攻武卫”。当时“东方红公社”成员迫于形势大批离校。师院“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凭借手中的权力，扣发了这些离校者中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学生的生活费。“东方红公社”骨干和部分领导成员参与省“联络总站”的活动。“联络总站”和市区周围的南昌县、丰城县、新建县等群众组织联起手来，组织携带棍棒的农民，对南昌市区造反派形成包围之势。6月底，形势一触即发，6月28日夜11时到翌日凌晨在莲塘即南昌县县城发生了枪战，两派都有死伤。这次持枪武斗应是全国枪战中最早的，震惊全国。 　　为了批判省军区执行的“反动路线”，师院“井冈山红卫兵团”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反逆流纵队”。这个组织配备精良，当时自行车是稀罕的，他们每人一部自行车，另有手枪一支。他们白天睡觉，夜间活动，在省军区、省公安厅、省委等要害部门私设秘密据点，联系各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执行对主要领导人物和对立派骨干对象的盯梢、突袭、绑架、窃听，直到抓捕等特殊任务，同时负责搜集省市社情民意和各单位运动动态。他们可以不经任何审批手续，私设公堂，随意殴打审讯。他们私设的公堂就在江西师院校医务室二楼上。外边可以在夜间听到他们严刑逼供拷打声和被打者的惨叫声。他们先后非法审讯、关押了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秘密查抄了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副司令员李国良的家，抄走了包括绝密文件在内的一批材料。 　　“东方红公社”成员逃离学校后，星散全省各地，很多人在那里参与了反对“大联筹”和保卫省军区的活动。师院两派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已转移到学校以外，与全省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融合起来了。 　　1967年8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就江西问题正式表态，颁布了《关于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大联筹”是造反派，“联络总站”是偏保组织(后来就干脆称之为“保守派”和“老保”了)。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宣布了“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一派组织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的失败。同时，也就判了师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这派的“死刑”。 　　与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解放军6011部队由山东星夜南下，奔驰来江西“支左”，即支援造反派夺权。在这支部队支援和配合下，“大联筹”组织武装，荷枪实弹由南昌向全省各地武装夺权。攻温圳、打抚州、攻上饶、下宜春、占赣州。其中，温圳、抚州战事犹为激烈，“保守派”溃退。由于有解放军参战，他们迅速控制了全省。 　　在这种由一派群众组织攻打另一派已被宣布为“非法”的群众组织的武装斗争，又有人民解放军的介入，是一种力量极为悬殊的斗争。“大联筹”称之为“平叛”。“井冈山兵团”参与8月下旬攻占抚州市时，其成员肖忠选、史宣义于8月25日将被俘的抚州镇人民武装部长武云生、工人黄广生用刺刀活活戳死(几年后，肖、史两人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随着“大联筹”在全省的武装占领，也在全省范围内搜捕“东方红公社”成员。各系、班的“井冈山红卫兵团”战斗队都设立“治、‘保’(保守派)小组”，负责审问被抓回来的“战俘”。凡被“俘”者，首先是一顿毒打。后来，自动返校的“保守派”成员也都要受到审问、批斗。一时间，江西师院出现一场残酷的打“老保”武斗高潮。批斗、打人之声日夜从各教室或临时牢房中传出来。恐怖达到极点。“东方红公社”成员、中文系助教万萍、朱受群、数学系团总支书记傅金生被拉出去搞假枪毙。让他们站到“刑场”，煞有介事地宣布“罪状”，判处“死刑”后把枪瞄准他们，并询问有何话留下，然后对身旁鸣枪。这是对人的残酷的摧残，对人们精神的无以复加的折磨! 　　在这种“打老保”(打保守派)的高潮中，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学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打老保”的行为，对安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两派群众组织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都想当“造反派”，都参与了夺权。即便是被宣布为“偏保组织”的“东方红公社”，也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是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在如何对待广大教师干部，如何对待党的领导和领导干部，如何看待武斗，如何对待军队等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两派在总体上都是应该否定的。然而，历史也已证明，被称为“老保”的“东方红公社”的主张和行为，在那狂热的而非理智的特殊时代，是较为温和的。它保护了部分应予保护的同志，抵制了胡作妄为，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造反派即“江西省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在解放军“支左”的强力支持下，以武力镇压了所谓“偏保组织”即“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以及支持它的省内各群众组织，凭借高压和武力控制了全省。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1967年11月26日，江西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组成“三结合”(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院党委委员、图书馆馆长林亚琴任主任，院武装部长康平坦、“井冈山红卫兵团”头头张家振(体育系学生)、肖平鑫(化学系学生)、陈全生(物理系学生)、孙永长(院党委宣传部干事)任副主任。各系、处、室成立了革委会分会。 　　在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下，宣布废除原来的系、处、室的建制，按连、排编队。全校编成10个连。中文、历史、外语、艺术、数学、物理、化学、体育8个系为8个连，院机关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为一个连，后勤和图书馆为一个连。 　　1967年年底，中央文革提出“复课闹革命”，要学生回到原来的学校。院革委会按照“复课闹革命”的要求，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斗、批、改”。所谓“斗、批、改”，就是斗“牛鬼蛇神”，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还有批判“封、资、修”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就是搞大批判。然而，在经历了大动乱之后，教师心有余悸，不敢上讲台讲课，也没有哪位教师去上课；所有教材实际上都作为要批判的旧的教学内容而废之，也没有课可讲；学生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大动荡之后，也无心上课。他们既无课可复，也无课可讲。 　　1968年12月，1962年入学本应在1966年7月毕业的四年级532名学生分配工作离校。“东方红公社”的头头因仍在监管劳改之中未参加分配。“井冈山兵团”造反有功，可以自由选择单位，大都留在省、地、市的城镇，“老保”们无权问津，大都派遣到边远地区，有的不予分配。 　　1968年3月，江西省开展了“清查阶级队伍”，即所谓查叛徒、特务，查反革命分子，查死不改悔走资派的“三查”运动，并再次揪斗教师、干部和少数学生。他们中有人被打成“叛徒”、“特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有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被说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有“黑模范”、“小爬虫”之类，全院一共130名列入审查批斗之列，制造出一大批冤假错案。 　　所有的“三查对象”遭受百般凌辱。5月3日，师院搞了所谓“牛鬼蛇神”大游斗。“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撑起破红伞(意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反动军官”穿起了国民党军官、日伪军官的军装，头戴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特务”化装成小丑，还有脖子上挂着破鞋的所谓“破鞋”，极尽丑化羞侮之能事。这个化装游斗，是对人格尊严的亵渎，物理系讲师章挺然不堪其辱，含愤自杀身亡。 　　1968年春夏之交，师院大搞“献忠”活动，搞“献忠”展览，按连队早请示、晚汇报。在这种类乎宗教仪式的请示汇报时，唱“忠”字歌，跳“忠”字舞，齐声喊“最高指示”，要把“语录”小红本拿在手中，当喊口号时一起举红“语录”。还有的要求在喊口号举红“语录”时，手臂要从心窝处向右前伸出，以示那是发自内心的呼叫。 　　是年3月下旬，1250名师生(不含“三查”对象)到永修县和德安县农村参加栽插早稻的“支农”劳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2个月，5月上旬回校。 　　7月初，暴雨袭击，洪水猛涨，400多名师生赴新建县樵舍参加抢修赣江大堤。7月底，600多名师生参加新建县鄱阳湖畔窑头等公社收割早稻、栽插晚稻的“双抢”劳动。 　　这年没有放暑假，学院革委会宣布暑假期间办学习班。 　　教师干部下放 1968年8月，省里以“精兵简政”为名下放干部。师院的“臭老九”即教师，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的名义下，不问男女老弱，分批脱钩(户口行政关系一起转)下放农村安家落户。8月，有40名教师干部先行下放宜黄县农村。 　　《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说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工宣队要开进学校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改变知识分子成堆(而不是成群)的状况。不久，江西造纸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师院，领导学校搞“斗、批、改”和整党。在整党中，那些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者受到了批判。那些不肯认错的“老保”，被暂缓恢复组织生活，或劝其退党或开除党籍。 　　教育革命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早在1966年5月7日说过：“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另一个指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接着，10月5日《人民日报》又有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认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是再教育的内容，下放劳动同工农兵相结合，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其实，这种名为再教育实为变相劳改的举措，不仅使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更不好的是使教育战线上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优秀教师和教育管理专家的业务荒疏；同时，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论，造成了影响深远而恶劣的后果。 　　1968年9月，江西省开始大批下放干部，各大中学校的教师干部“脱钩”下放。“脱钩”即将下放教师干部的行政工资和户口粮油关系，随下放者转入下放所在生产队，这大概是江西省的“独创”。1968年10月中旬，师院下放第二批教师83人到铅山县，10月下旬，第三批229人下放到玉山、弋阳、贵溪、波阳四县。少数教师干部因照顾夫妻关系而分散下放到省内其他县农村，陆续在1968年12月中旬以前离开学校，到农村安家，和社员一起劳动。下放干部中的单身者相对集中吃住，有家者单独生活。所有下放干部由所在公社的“五七大军办公室”(下放者统称“五七大军”)领导管理。他们与江西师院不再发生关系了。在1968年秋冬下放高潮过后，1969年和1970年，江西师范学院改为井冈山大学上了井冈山之后，又有一批所谓“解放了的三查对象”下放农村。几年来，全校下放教师干部共360多名，占教师干部的90％左右。 　　1968年12月，有125名仍在受审查的“三查对象”没有“资格”下放。他们仍属专政对象被看管着，并把他们押到南昌西郊几十里的师院白马山农场劳动。这些教师干部倍受折磨，吃不饱、睡不好，白天干重体力活，夜里实行“五人联保”，一人夜间去厕所，定要同伴随行。如一人逃走，其他四人遭株连。到了1968年11月，这批“三查对象”由白马山农场迁到南昌西北四十多里梅岭山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附近。1968年12月，再迁回师院院内监护。 　　学生离校 在知识分子下放不久，全国范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师院1962年9月以后入学的本科生和专科生，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按期毕业离校。1968年11月，68届、69届、70届(66届学生延长二年，其他各延长一年，即67届改称68届，68届改称69届，69届改称70届)，在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共1100多人，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下去时不按系科或年级编队，到军垦农场又与省外来的大学生混合编队，按连排建制，每连150名大学生，共混合编成49个连，约7400多名。师院上山下乡的1100多名学生分布在赣中山区和鄱阳湖畔的8个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由解放军领导，从事劳动，开展军训。各校也派出干部协助解放军，担任副连长和副指导员。他们在军垦农场锻炼几年后，陆续分配走上工作岗位。 　　1965年招收的江西师范学院靖安分院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理化两个专业的60多名学生，属于“社来社去”，即由公社推荐入学，毕业后返回公社，由公社安排工作或劳动。这批学生于1968年冬离校回到家乡公社去。 　　江西师院附属中学于1968年5月交南昌市管辖。7月5日，江西师院革委会对此予以正式认定。1968年10月19日，300多名附中应届高中和初中的毕业生分配到赣北武宁县山地插队落户。1968年12月，附中在南昌市的中学大砍大迁中迁往靖安县城，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靖安分校和靖安中学合并了。 　　大批教师干部下放农村，全部在校学生赴解放军建设兵团劳动，到了1968年12月，只剩下院革委会机关的几个人了。偌大的一所高等师范大学，显得分外空荡凄凉。 ## 第二节 迁校井冈山 　　井冈山大学的建立 1968年6月，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来到学校，他在讲话中说：“关于教育革命，想在你们师范学院搞个试点，学制最多不超过三年，干部轮训班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课程根据需要开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学习什么课程。”这些主张既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又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 　　院革委会根据上述设想，1968年底讨论了《井冈山大学方案》，规定办学方针为：以抗大为榜样，走“五?七”道路，政治建校，连队建制；规模为学生3000人；以培养政工干部和中等学校教师为主；开设政治、党史、时事政策、国际共运史等公共课，占整个文化学习时间的60％，包括专业课在内的其他课程仅占40％，招生不需要入学考试，采用在工农兵中推荐选送办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等等，贯彻了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办学思想。 　　1969年元月，江西省革委会下达通知，撤销江西师范学院，以师院为主体，把同时撤销的江西大学的政教、中文、生物三个系和江西教育学院并进来(江西大学生物系后来并入江西中医学院)，成立江西井冈山大学，规定井冈山大学为文理兼备的大学。虽说名为文科大学，但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理科专业一直保留着，实际上学校的性质仍是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江西大学政教系、中文系的35名教职员工于1969年8月搬来师院。江西教育学院下放后留下的40名教职工，于1969年10月搬到已经迁到井冈山山下的拿山沟边的井冈山大学。 　　迁校井冈山 “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我们国家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当时认为大学办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就是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这“三脱离”必然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提出“把大学从大洋楼里解放出来”的口号，要“以社会为工厂”。于是，井大要以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为课堂。 　　许多教师干部对迁校井冈山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将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发展，井冈山虽然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的所在地，革命的中心，但现在看来，井冈山峰峦叠嶂，交通闭塞，消息不灵，经济文化落后，这种社会环境不宜办大学。但在当权者的权力意志占居统治时，迁校难以改变。于是，许多教师又提出变通方案，要求把学校迁往吉安市或永新县城。 　　对上述意见，当时的省革委会不予采纳，省革委会派军代表马继平任井冈山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主持迁校工作。学校认为迁校至老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山区是改变所谓“三脱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劳动)、“缩小三大差别”、接受“艰苦环境中锻炼”的革命行动，不愿上井冈山就是革命不坚定，是“半截子”革命派。 　　当时的院革委会主任林亚琴，由于不愿离开南昌的家，不肯去井冈山。省革委会让林亚琴靠边站，派王怀臣取代林亚琴任井冈山大学革委会主任。 　　1968年8月，江西省革委会具体部署高等学校的合并和迁校工作。同月，井大派出先遣队赴井冈山着手联系搬迁工作。9月17日，第一批人员到达井冈山山脚下沟边的拿山共大分校。这个拿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就作为井冈山大学校址。其余人员也分批相继到达拿山共大分校。 　　沟边位于峰峦起伏绵延八百里井冈山的东侧山脚，距南昌市八百华里，有公路相通，水路要沿赣江由北而南溯江而上，抵泰和县城，再转公路上山。九月的天气依然暑气炎炎，搬迁任务要在20天内完成。为减轻运输压力，井冈山大学革委会提出轻装上山，能扔的就扔，能丢的则丢，运输的东西尽量少，只带少量急需物资、设备，连图书馆和各系室的多年积累下来的图书报刊资料，只准带三年内用得上的。三年内用不上的书刊和报纸可以不带甚至就地销毁，可以运往造纸厂当废纸处理掉。这种极端的破坏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的行为，遭到群众的同声反对，没有执行。后来改为馆藏图书暂不销毁，就地封存。这样才使图书馆的珍贵图书(包括许多善本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搬迁中，由于时间紧，包装不善，装卸不周，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药品试剂、办公用品和生活设施惨遭破坏，损失巨大。据当时粗略估计，仅教学仪器损失即达百万元(按当时价格计算)。有的用汽车经吉安市、泰和县运到沟边，有的由南昌装船逆水而上到达泰和再转运沟边，水陆并进，日夜兼程，耗运费人民币4万元，历时一个月。 　　井冈山大学概貌 井冈山大学占用拿山共大分校校址。拿山共大分校是全省半农(工、林)半读共产主义大学系统的中等专业学校。该校大部分教职工已经下放，留下的40多名水电工和农工全部由井冈山大学接收，全部房地产也归井冈山大学所有。那里的全部家当就是有一幢教学楼、两栋两层楼宿舍和一个简陋的饭厅。 　　拿山位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边缘，井冈山东麓，丘陵起伏，再往西数里就是峻岭崇山，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地茨坪有近百里。这里人烟稀少，离拿山近十华里才有一个小集镇。有一条简易的山区公路，逶迤崎曲连接着由吉安市通往茨坪的公路。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井冈山大学开办时，有教职工442人，由原江西师院300多人、原江西教育学院40多人、原江西大学35人以及并进来的拿山共大的40人组成。从人员结构看，工人最多，391人，占89％；干部次之，27人，教师24人，占5．3％。后来，所谓“24人办大学”竟然成了井冈山大学实行教育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样板，到处宣传。 　　那时，有134名未解放但尚未安置和少数已解放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清出来的“三查对象”(绝大多数是老教授、教师、老干部)，也随井大迁校迁来沟边。这些“三查对象”都被放到原为共大分校的现为井大的农场、林场劳动改造，监管十分严。这些人员系编外人员、入另册，不入井冈山大学人员正册。 　　房子太少，两栋小的宿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工人干部住进了教室，又包赁了附近公社的银行和商店的房屋作临时宿舍，生活相当艰苦，附近买不到食品和蔬菜，全靠学校派车到一百里路以外的泰和县城去采购。后来，一部分人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以解决燃眉之急。 　　教师干部普遍存在着“怕”、“难”、“气”。“怕”，即怕再犯错误，怕受冲击(受批判)；“难”，即书难教，改造难；“气”，即挨批判者有怨气，遇到困难就泄气，要接受改造不服气。 　　刚搬上山，学校里没有学生，因而也没有教学活动，更谈不上科研活动。学校的活动就是办农场、畜牧场、园艺场、木工厂、机械厂、种田、栽果树、养猪养鸡、竹木加工、生产农用的机械产品。行当五花八门，产品多种多样，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低水平的农工生产的联合体。 　　上山后的半年间，学校组织教职工收割了220亩晚稻，抢种油菜50亩，采摘500亩山地油茶籽。学校还开展劳动建校活动，派人进深山老林砍伐、运输木材220立方米；打土坯砖，盖了50余间土坯房；挖水井，筑马路，解决人多水少、道路狭窄泥泞不便的困难。另外还修了一座水库。 　　招生与培训 井冈山大学成立了办事组、政工组、教革组、后勤组、生产组共五个办事机构。 　　1970年4月，井冈山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员546名，分为学员班和干部轮训班。其中学员班招收下放和回乡知识青年218名，分为数学、化学两个专业，学制一年，1971年结业离校。干部轮训班招收中学在职的行政干部以及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成员共328名，学制半年，1970年10月结业离校。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本年度下半年开始招生，并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7个方面作了原则规定。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1971年4月，井冈山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982名。这是井大招收的第二批学员。这些学员分为中文、外文、政史、数学、物理、化学6个专业，学制两年，学习过程中，又增加了文化补习课一年。1973年12月毕业离校，实际在校学习为两年零八个月。同时还招收干部轮训班178名学员，学制一年，1972年结业离校。1972年，井冈山大学搬回南昌，学校忙于搬迁，只招收工农兵学员123名，其中政教专业63名，艺术系的音乐专业36名，美术专业24名。搬回南昌后，政教专业学员和1968年由江西大学政教、中文系并入井冈山大学的教职员一起回到恢复了的江西大学。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干部轮训班学员招生办法，由省里下达指标到县，由县里选送。 　　所有入学的学员一律不举行入学考试，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招收学员的条件是，有两年以上劳动实践，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未婚青年。起先，对学员文化水平没有规定，后来才规定要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据对1971年招收的新生调查统计，初中文化水平占60％，小学文化水平占25％，具有高中学历的占25％。 　　学员入学后，国家每人每月发给16元标准的生活费。学校每人每月实发伙食费12元，津贴3元。剩下1元由学校统一掌握使用，主要用于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在职干部来校轮训由原单位发给工资，他们的伙食自理。 　　在办学思想上，提出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五个为主，四个大破” 井冈山大学想办成大学的办学样板，实行了一条极“左”的办学方针，这就是它的所谓“五个为主，四个大破”。 　　学生入学后的首要任务，规定为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反修防修，至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学习期间不举行考试，无成绩考核，学籍也无正常的管理。 　　所谓“五个为主”，即以社会为主要课堂，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课程，以工农兵为主要教员，以自学为主要学习方法。 　　所谓“四个大破”，即大破“教学中心论”、“书本中心论”、“课堂中心论”、“教师中心论”。不要教材、教师、不上课如何搞教学呢?教学活动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走出去“开门办学”。 　　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 　　井冈山大学别出心裁，办所谓“走”字班。何谓“走”字班?就是让学生走出学校，边走边学。在大学解放军的名义下，采取连队建制，每连设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正职由干部担任，副职由学员担任。每100名学员配备教师1名，教师均不得称之为教师而称之为服务员。生活、学习、劳动都由连部安排，食堂也由各连自己办。 　　把知识分子看作“臭老九”，所谓“臭老九”，即位居地、富、反、坏、右、封、资、修之后第九位，属被批判之列。对知识分子，井冈山大学实行“一批二看”、“一批二养”的政策。对老教师，批倒批臭后“吹灯拔蜡”靠边站，放到果林园中去看果树，要不，就是到田间赶麻雀，或者到畜牧场去养鸡养猪；对中年教师，批判后派到农场放水、挑肥、耕田，到林场伐木、扛木，到河里放木排。时值寒冬腊月，水透骨的冰凉，这些中年教师还要在河水中放排运送木材。只有毕业分配留下的24名青年教师有资格从事教学活动。这些被称作服务员的少数教师要下到连队中“三同”，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教学活动也学习解放军，搞“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的群众练兵活动。这个所谓“24名教师办大学”的“创造”性的经验，曾被学校领导树为样板。 　　按照办“走”字班的要求，“以社会为主要课堂”，学生在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课堂，而是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到五百里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去参观革命圣地，参观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去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以便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1970年招收的两年制学生，只开三门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解放军连队工作经验。文化科学知识课竟被排除在外。 　　1971年招收的两年制学生，政治课占20％，劳动和军训课占30％，专业知识课占50％。新生到校后，第一堂课就是到井冈山革命纪念馆学习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继而，沿着毛泽东当年带领红军上井冈山走过的道路，从安源、三湾到井冈山，拉练行军。一些文化课、专业课也在厂矿上。中文连学生除参加“走”字班的入学拉练课外，曾到萍乡市安源煤矿，和矿工们一道批判以刘少奇领导罢工为内容的电影《燎原》。理科学生到井冈山水电站建设工地学习测量和水电知识，到吉安柴油机厂学习拖拉机制图。在校内上的课较少。井冈山大学不是以教学为主，而是劳动任务高于一切。只要运货的汽车一到，学校的大喇叭就发出通知，学生要立即停止上课去卸货。 　　按照“以工农兵为主要教员”的要求，井冈山大学聘请了不少工农兵教员。1970年，来上课的工农兵教员27人，各连又自己聘了一些，如数学连请了30人，物理连请了11人。这些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的模范先进人物，他们讲授内容多为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生活，新社会生活的改善；或者讲述本地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形势”；或者讲讲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对当时在校的教师(主要是“三查”时留下的)，学校规定，教师“一年不讲(课)，二年少讲，改造好了再讲”。至于什么叫“改造好了”，也没有个标准。实际上，教师不能讲课。到了1971年下半年，对教师上课有些松动，允许个别被“解放”的“三查对象”教师上课堂。然而，教师上课时心有余悸，怕“穿新鞋走老路”，成了批判的靶子，“与其将来低头，不如现在缩头”。教师“过去起床看书，现在起来拾粪锄草，过去坐椅子，现在坐田埂，拉板车”。 　　关于教材，按照“学生回去干什么就学什么”的原则，急功近利地按其所需讲些片面知识和技能，既无系统性，也缺乏理论性。后来，学校提出对原有教材“分析、批判、改造、推陈出新”，组织工农、学生、教师组成所谓“三结合”教材编写组，拼凑出一些教材。但这些教材既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础，更没有按教育规律和认知规律由浅入深地系统地阐述理论知识。 　　这样办大学，教学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学校在1971年底对即将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次知识测评。其中物理系有个班35人，出了四道物理基础知识的题目，0分的2个，5分的2个，10分的7个，不及格共有27人，只有8人勉强及格。另一小班15人，全在45分以下。数学系成绩更糟。中文系是比较好的有1／4可去教高中，1／2可去教初中，1／4不能胜任教师。外文系也有1／4教不了书。从1970年到1971年初，当时有人这样概括学校活动，说“政治冲击一切，劳动代替一切，看电影压倒一切”。 　　偶有转机，重提“以学为主” 1971年春夏，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也是毛主席的红线照耀着，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宣告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尽可能地减少这场运动造成的损失，使国家政治生活走上轨道，全国形势有所好转。面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学与科研欲罢不忍、欲教不能的痛苦心情，周恩来多次嘱咐周培源等人在北大、科学院把教育和科研认真抓好。这就创造了一些抓教育的较为宽松的气氛。 　　井冈山大学偶有转机，重提学校要“以学为主”，专业知识的学习稍有加强，规定专业课程一年里要学6个月，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2个月，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3个月，假期1个月。专业课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过去不能提，也不准提，现在开始受到注意。课后作业开始布置，学期结束时开始考核学习成绩。以前在大学解放军口号下废弃的系的建制又重新建立，把当时的中文、政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6个连改为6个系。各系开始制订教学规章制度，恢复和整顿了教学秩序。每天七节课一节为课外活动，晚上为政工工作和文体活动。政治课安排在星期二下午，实行了学籍管理；有的系还制订了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中文系和外文系制订了《尊师公约》。“文革”以来倍受歧视和摧残的教师开始有了受尊重的感觉。学校对教师由“改造好了再用”改变为在“使用中改造”，教师由靠边站又开始站上了讲台。有些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教授、讲师抽调回来，走进了课堂。 　　这一年陆续调回两批教师，包括彭先荫、傅超寰、饶孝旭、郭仲熙等教授和副教授130人。 　　1972年2月，将连改为系，成立化学、物理、中文、外文、政史、艺术7个系，各系设立正、副系主任。 　　1970年井冈山大学有原拿山共大分校的旧教学楼一栋，学员宿舍两栋(供830名学生住)。1970年搞了基本建设，投资58万多元，建实验室1100M(上标2)，学生宿舍五栋共5810M(上标2)，教工宿舍(单身)1162M(上标2)，教工家属宿舍3040M(上标2)，教室1500M(上标2)，共计15862M(上标2)。1972年，基本建设项目14个，面积4058M(上标2)，投资214万元(另一材料记载为兴建15个项目，面积共计25448M(上标2)，投资181万元)。 　　1972年，省里拨给井冈山大学的事业经费110万元。 　　1972年，有130多名教职工增加了一级工资。 ## 第三节 重建江西师范学院 　　重建师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全国“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清查和批判林彪集团的斗争中，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等人受到审查。他们在教育战线上搞的那套极“左”的错误政策也受到批判。对大学的撤、并、迁以及把学校的教育革命由“斗、批、改”篡改成“斗、批、散”就是受到批判的错误政策之一。 　　江西省新组成了以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省革委会。黄知真主管教科文卫方面的工作。1972年11月6日下达文件，撤销江西井冈山大学恢复江西师范学院。同时撤销江西理工科大学恢复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 　　江西井冈山大学是1969年10月建立的，到1972年10月撤销，续存了3年。 　　迁校回南昌 由井冈山的拿山共大迂回南昌，早在井冈山大学撤销前就酝酿和开始了。1972年8月井冈山大学向南昌旧址派出先遣队，了解学校被各单位瓜分占领的情况并与有关单位联系。 　　学校迁往井冈山后，江西师院校舍包括学生教工宿舍、教学楼和实验室等被大大小小66个单位瓜分占用。最大的也是占用最多的是南昌卷烟厂、南昌塑料厂。两座教学大楼的教室、物理馆及其实验室变成了生产车间，图书馆变成了物资仓库，学生宿舍和教工家属宿舍都住进各单位职工。化学馆被塑料二厂改为车间时拆坏了几乎所有设备，墙体被破坏。礼堂(原国民党时期的飞机修理库房)的内部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屋顶漏雨并有倒塌危险。运动场变成了水田。每当雨水猛降，汪洋一片，蛙声阵阵，真有几分田园风光。 　　学校迁出后，偌大的校园只有医务所的小楼住着一些井冈山大学的留守人员，整个校园再不见昔日学校的影子，面目全非了。那些忠诚教育事业、曾在此工作过的江西师院的教师们，只有望“院”兴叹了。 　　1972年9月下旬，迁校工作开始，计划动用全校运力，20天搬迁完毕。9月1日到15日，家具、图书搬回南昌；中文、数学、化学三个系在9月20日陆续回南昌；10月，史政、艺术、外文各系搬迁。原为江西大学后并入井冈山大学的教职工暂不搬往江西师院，以便尔后直接搬到江大去。由于江西教育学院没有恢复，江西教育学院的教职员工仍留在师院。他们在1980年相继离校回到教育学院。10月18日，江西师范学院的牌子在南昌市区东部边缘的原址重新挂起来，并正式办公。全校师生(学生为1000人)为复校回到南昌欢欣鼓舞。 　　迁校反复折腾的损失 三年间学校迁往井冈山再搬回南昌，反复折腾，财产损失严重。由南昌迁往井冈山的巨大浪费已在前面叙述。在井冈山沟边的三年间，国家给井冈山大学拨款达498．56万元，其中行政经费225．8万元，基本建设费272．76万元。1972年计划兴建的15个项目，总面积达25448平方米，大部已动工兴建，因搬迁回南昌半途而废。江西师院迁回南昌丢弃的井冈山大学校址，后由地方政府挪作它用。 　　据不完全统计，1969年10月搬上山和1972年10月搬下山，这一上一下，仅搬迁费就浪费180万元，大量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毁坏损失约200万元，两项合计共浪费380万元。 　　反复折腾共造成国家损失数百万元之巨。江西是个比较落后而贫困的农业省，这么大的浪费造成的恶果比其他省更显沉重，更令人痛心。 　　师生住房紧张 1600多名师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蜂拥回南昌，占领师院校舍的那些单位，因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将房屋交回，住房拥挤不堪，令人难以想象。近1000名学生根本没有宿舍，通通住进第一、二教学大楼，大多是40～50人同住一间教室。600多名教职工迁入极少的住房。学生宿舍第一栋的两层旧式砖瓦楼房，挤进了大批有家属的教职工。房间没了，就住进走廊和楼梯间。在两层楼梯上边下边隔进来，就变成了居室。在上下连接拐弯的地方铺上一张可以睡人的床，其他什物用具只好放到台阶上。“三代同堂”者不少。由于第一学生宿舍住的大都是有家属的，走廊变成了厨房、仓库。每逢煮饭时，大量油气烟尘会从房门的摇头窗中涌进房间，大家就将走廊内的门窗紧闭。墙边放满灶具，墙上被油烟熏黑。外边阳光明媚时走进去，那里也如同黑夜，走路时无不提心吊胆。稍不留意，就会碰到东西。当时，教育部一位领导来校亲临此楼视察，沉痛地说：“这里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乱。” 　　由井冈山运回的教学仪器、仪表、器材、药品、试剂无处停放，就把它们堆放在走道上、楼梯下，秋冬之交，阴雨连绵，这些仪器等大都发生霉变。 　　教室住上学生，只有少数几间可用作教学。课程只好在上午、下午、晚上全天排用。至于教研组或教研室的教学研讨活动，就根本没有场所了。图书馆没有阅览室，不能开展馆务活动。体育系没有训练场地。体育现场教学和训练无法进行。 　　图书丢失损坏严重 师院图书馆是由国民党时期的中正大学图书馆而来的，应该说，它是江西省高校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善本、孤本之多也是省内少有的。学校迁往井冈山后，闭馆封存、库里藏书长期无人管理，鼠多为患。更糟的是盗窃分子破窗而入，盗走小说5万余册，包括中外古典名著339种。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已全被盗光。《红楼梦》仅留下残缺不全的几部，国民党时期的书刊封存在四层楼内，盗窃分子由三楼越窗进入四楼书库，不仅盗走大量图书，连馆藏机密地图和机密的边疆资料也被盗去。166种名贵画和画册荡然无存。 　　教师“复钩” 原来的教师98％在1968年冬天“脱钩”下放了。现在要调回来，学院需先搞“复钩”，即收回行政关系，重新属师院编内人员。 　　下放的教师、干部和职工，他们一开始就住在生产队里，单身的相对集中吃住。他们的户口粮油关系已转到公社，与社员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挑担、收割、耘禾、莳田样样都干。他们与社员区别在于吃商品粮、按月领工资。一年后，省里对下放干部政策由不得录用改为可以使用了。于是，有的人被调入机关任职，有的在中学任教或搞行政工作。 　　师院在1972年搬下山回南昌时，已调回130名教师，面对7个系1000多名学生的教学，师资力量显然捉襟见肘，难以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因此，调回下放的教师是当务之急。这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 　　据1971年8月统计，下放教师(包括下放时并入的省教育学院和江西大学的教师)共534人(原师院的368名，江大和省教育学院166名)，其中有教授11人(含9名正副系主任)、副教授23人、讲师123人、教员36人、助教341人；下放干部183人，其中院级干部6人、系正副主任10人、系总支正副书记10人、处级干部22人(不包括系正副主任和正副书记)、科级干部6人、一般干部职工139人。二者共计有717人。他们分布在省内51个县市，较集中的县有：玉山县39人、弋阳县32人、波阳县32人、铅山县45人、永修县(属江西大学教师)42人、贵溪县41人。除在地、县、公社机关或学校工作外，调到省直机关和南昌市机关工作的有37人。 　　学校确定了“复钩”的原则：凡是教师通通“复钩”，不管在何地何单位任何职，一律先将本人档案、工资关系转回江西师院，由师院负责发放已“收编”人员的工资。有的人暂时不能回校，也要先收编。对于下放的干部，要求原则上也要回来，回校安排工作。对于已到某单位任职，那里很需要，本人也愿意留下来的；对那些本人确有实际困难、不便返校的，可以作正常调动，办理调动手续去新单位工作。 　　1972年9月至10月间，江西师院组织一批人员陆续前往各地、县、市，与下放教师见面，向他们表示慰问，同时传达学校关于“复钩”的决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要求，并与下放教师所在单位取得联系。 　　1972年9月至10月期间，学校决定再调回教师390人(实际上回来时是分散的、个别办理的，找不到调回人员具体情况的详细记载)。 　　“复钩”回校的教师，因住房十分困难，分期分批返校。 　　1972年底到1973年初，下放教师基本收回学院。下放干部不属“复钩”对象，只是原则上都收回。实际情况是除一二十位分别留在省直机关、地、县、市工作外，下放干部也都陆续调回师院。 　　井冈山大学总结工作 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7月，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向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提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的文章，着重强调了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实施意见，在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为教育战线批极“左”思潮注入推动力。虽然，仍有江青一伙的干扰，他们对批极“左”讳莫如深，他们在报上批判周培源的文章，但周恩来的指示和周培源的文章仍然产生了好的效果，从江西师院1973年的变化可窥一斑。 　　1972年12月，江西省委任命胡廷棠为江西师院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排列在王怀臣之后，楚冰任革委会副主任。胡廷棠在此之前任正在恢复筹组的江西大学筹备组负责人。楚冰同志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省教育厅副厅长。胡廷棠、楚冰到职以后，深入基层，召开教师干部座谈会，作了认真细致地调查，了解师院这个“文革”重灾户以往的历史，特别对井冈山大学时期作了翔实调查和认真分析。胡廷棠的工作扎实深入，对实事求是总结过去很有益处。 　　1973年2月到4月初，师院举行党委、革委联席扩大会议，系处中层干部都参加。会议认真讨论了井冈山大学三年的办学思想和工作。胡廷棠作了总结发言，指出井大办学不符合实际，工作浮光掠影，搞表面文章。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但他从具体问题上否定了井大的做法，为这次总结井大办学的经验教训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前后长达3个月的讨论，使多数人对井冈山大学那套违反教育规律的极“左”做法有所认识，批判了所谓“五个为主”、“四个大破”的指导思想，否定了所谓“24名教师办大学”的经验和“群众练兵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办“走”字班(以实践代替理论教学，以走路访问代替课堂教学)等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得失。 　　总结会上，大家着重分析批评了井冈山大学领导人的错误。胡廷棠指出：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不信任，教学上不尊重，生活上不照顾”，在领导作风上“一般号召多，具体落实少；口号喊的多，措施制定少；用搞运动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学校”，这样办不好学校。 　　会议明确了今后办学的方向。会议指出：学校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学为主”的方针，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教学工作，要有稳定的教学计划，安定的教学秩序。这些教学秩序不能受政治运动或者突击的劳动任务的冲击。对知识分子、对教师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发挥他们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这些意见为而后的整顿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次会议仍按当时对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十七年来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统治，广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来总结工作。对井冈山大学的错误认识不可能深刻。反而，认为江西师院历史长，“封、资、修”流毒年深日久，根深蒂固，阶级斗争复杂，今后仍然要坚持“以社会为课堂”、“开门办学”、“厂(社)校挂钩”，坚持工农兵学员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上、管、改”中发挥作用。 ## 第四节　艰难的整顿 　　学校概况 从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间三年多的时间，江西师院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也是艰难的整顿。 　　1973年春，邓小平协助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江青把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思潮改为批林彪的形左实右，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深恐批极“左”将危及“文化大革命”，错误地支持了江青一伙的意见。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使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年初，师院党委、革委联席扩大会议肯定了学校工作指导思想必须贯彻“以学为主”的方针。校领导班子和系处干部作了调整。校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王怀臣调离江西师院，由校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胡廷棠主持全面工作，调来季林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和人事工作。副主任赵明德改为负责全院教学工作。 　　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校领导班子基于各人不同的经历和政治观点产生了明显分歧，内部争论不断，有时斗争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胡廷棠在这种艰难情况下，着手整顿井冈山大学以来的烂摊子。这一年，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转入正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有可喜的变化。学校一方面参与清查林彪反革命活动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着手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和审查的140名教师、干部和14名学生的案件，提出过去打击面过宽、处理过重的问题，要求予以更正。 　　1973年，学校有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艺术体育8个系，在校师生员工1692人。其中学生947人，教职工745人。 　　1973年招收三年制工农兵学员359名(其中有体育系招的学制两年的新生，到了1974年又改为三年制)。824名毕业生在秋天相继离校。有807名毕业生到中学去任教，17名毕业生无法胜任中学教师工作而改了行。 　　1973年年底，在校学生422人。 　　“复钩”教师调回学校 1973年初全院教职工743人。其中教师235人、行政干部207人、教辅人员6人、工勤人员144人、校办工厂职工151人。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工人人数竟然大大高于教师人数。随着教学工作逐步正常化，教学急需教师，要尽快将下放教师调回学校。在住房奇缺的情况下，学校仍然优先安排住房，把仍在下边的教授、副教授、讲师调回来。到了这年11月下旬，“复钩”回校教师增加189人，教师总数到了424人，下放教师基本上都回校了，下放干部也基本上调回。年底，干部由年初的207人降为196人，工勤人员由144人降为120人，校办工厂、农场和其他附属机构职工为223人。全校教职工由年初的743人增加到963人。增加的人员中主要是调回的教师。年底，教职工人数为在校学生的两倍多。 　　1973年春，原附中又划归师院管辖，仍作为高等师范教学的实习基地。1973年9月1日开学上课，招生250人，高中2个班，初中3个班。 　　调整机构和干部队伍 “文化大革命”初期，院、系、处的负责干部大多数受冲击，受批判后下放劳动了。学校的部、处撤并后均改为组。1972年有了些变化，院级机构仍称“革命委员会”，各职能部门由组改为处、室、部，分别为办公室、教务处、后勤处、生产劳动处、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下设政治部、审干办公室、武装部。 　　1973年8月，学院制定了“系处同级，正职正处，副职副处”的调整原则，调整一些同志的工作岗位。9月，“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在岗的熟悉工作的系处级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是：米玉柱任院长办公室主任，谭启民任教务处处长，郑光荣任中文系系主任兼总支书记，刘方元讲师任中文系副主任，郭仲熙副教授任化学系系主任，陈安平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熊启藩教授任物理系系主任，王振春任物理系党总支书记，付超寰、谢其龙任数学系副主任，张谨之副教授任外文系系主任，王良栋任艺术系党总支书记。历史系组成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为罗一河(任组长)、周銮书、徐炽庆。各系、教研室的教研组组长大都由讲师以上骨干教师担任。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在组织上有了反映并予以肯定。这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对稳定和整顿学校秩序，推动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制定教学计划、稳定教学秩序 师院在明确了学校工作要“以学为主”的办学方针的基础上，首先稳定教学秩序、教学计划、教学内容。1973年修订了教学计划，新计划中专业课课时增加了。公共课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含形势任务教育)、教育学、体育课、教育实习以及学工、学农、学军、劳动等课。理科普遍开设自然辩证法，文科各系安排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专业课教学时间占一半以上(理科占56％，文科为60％)，政治理论课时间占20％；军事体育课文理各系科占5％。各系均开设专业课5至7门，数学系还开设专业选修课。 　　三年制理科各系教学总课时2300学时，文科为1900学时。两年制文理科均为1900学时。周学时(含每周三个晚自习)为45节。每周授课时间理科不得少于24节课，文科不得少于22节课。三年制的每周上课时间适当减少。课时非经教务处同意不得随意变动。 　　教学计划还规定，恢复期末考试，每学期结束时要有两门主科进行考试，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定。 　　由于教学有计划、课堂有纪律、成绩有考核，这样就稳定了教学秩序，有效地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教学工作中的随意性和混乱现象。 　　教育实习是培养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课程，但1968年以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停止了。1973年5月至6月，823名应届毕业生分赴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四个地区和南昌、萍乡两市的8所中学进行教育实习。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学校要办好，关键在教师，在于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此时教师的精神状态怎样呢?经过“文革”初期的冲击，几年下放农村劳动，很少接触自己的专业，岁月蹉跎，业务荒疏，情绪不够安定。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成了学院当务之急。学院领导提出对教师“政治上信任，教学上尊重，生活上照顾”。对原来担任主要课程教学工作的骨干教师，优先照顾住房，任命一些教师担任行政和教学的领导工作，抓紧处理所有教师的“文化大革命”中孽生的问题，尽快落实政策。对教师工作上和生活上存在的许多困难，尽可能予以解决，暂时限于客观条件不能解决的，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说明情况，取得教师的谅解。尽管当时客观上困难重重，但大多数教师能够体谅学校的困难，能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钻研业务，积极工作。各系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方向的“三定”工作，使教师把精力集中在结合教学实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上。 　　教材建设 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同时着手抓好教材建设。面对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加上当时教育革命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沿用“文革”以前教材是不可能了。教材编写强调不能像井冈山大学时期那样“做什么就学什么”，暂时用不着的就不教不学，而要注重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同时注重教材的实践性，基本技能的培训要占相当比重。各系组织教师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也选用了兄弟院校的教材。历史系编写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等。中文系编写了《鲁迅专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材。理科各系也自编了一些教材。这样一来教学有所遵循，教学内容较前充实和切近实际，从而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学生情况 在校工农兵大学生大部分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中学阶段的。在动乱的时候，学校教学陷入停顿，虽然在高中上过学，实际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有些人则没读过高中，1968年和1969年高中毕业生占较大比例。他们绝大多数是初中文化水平，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些人没接触过代数、几何、化学、物理等课程，更有甚者，不知代数、几何、化学、物理为何物。他们在学习大学专科课程就十分吃力。 　　1973年4月，教务处制订《工农兵学员的思想、学习情况和对我院教育革命的意见》，决定对他们进行一年的中学课程补课，但遭到很多学生的反对。这些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入学时已经24～26岁了。他们认为延长学制不符合“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精神。有的学生有家庭负担，补课一年又不算学历，在校学习四年，仍然拿不到大学本科文凭，工资仍拿专科的工资。后来，采取了折衷办法，补习中学文化课程与大学专科课程同时进行。当时学生学习劲头较大，刻苦学习虽不能说已蔚然成风，但比起井冈山大学时期已有根本改观。校园内早晚到处可见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普遍感到学习负担过重，理科学生做完作业，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据物理系一年级二组10个人的统计，除1人能在当天自修时间完成作业外，9人都要加班加点，一般都加班到晚上11时，有1人从来没有午休过。由于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齐头并进，数学系每周有四个晚上排了课。大学习量带来严重的“消化不良”。尽管存在这些现象，学生们在这一年确实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学习。全校认真学习的风气形成了。 　　1973年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作了一些改变，就是学校可以出题考后再录取。教育部规定在继续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同时，学校在复审时可以对选拔出来的考生进行文化考查。师院以县为单位组织了对考生的文化复试。这次文化考查标准不高，考查也不严，但却对把好进入大学的文化水平关起了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文革”前高考的肯定。 　　局势逆转 1973年，师院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特别是在教学上确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出现了教师从教、学生学习的新气象。但是，好景不长，年底刮起了一股“反复辟回潮”的妖风。一些曾靠造反起家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反潮流英雄”，乘机发难，师院刚刚好转的情势再次陷入灾难性的混乱。这就是“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毛泽东仍迷恋“文化大革命”，生怕被否定。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他们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对周恩来在消除林彪集团所造成的恶果和批判极“左”方面所作的艰巨工作极端仇恨，伺机反扑。1973年7月，江青一伙利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的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说张铁生是反对“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反潮流战士”。他们以此为“石头”，大反所谓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 　　师院开始是批判林彪的罪行和孔子的“克己复礼”，后来变成批判“复辟倒退”，出现了一些“反潮流”战士，乘机制造事端。他们把1973年整顿说成是“复辟回潮”；攻击1973年大学入学测验是否定“教育革命”成果；修订教学计划增加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是“智育第一”、“业务挂帅”，是对工农兵的“管、卡、压”；硬说调动教师积极性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搞“师道尊严”；进行干部调整和让一些“造反起家”不能做领导的人离岗是“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蓄意排挤“造反派”，是“孔子杀少正卯”。“反潮流战士”硬说井冈山大学那套极“左”办学路线是“毛主席的红线”占主导，否定它就是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攻倒算”等等。 　　江青一伙搞的“批林批孔”实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批周公”(周恩来)的运动，全国政局发生逆转。1974年2月，江西省召开了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党委的“三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批判所谓“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与此同时，师院也召开了党委、革委的“两委扩大会”。参加会议者130多人。“反潮流战士”有了“造反”的会议场所。这个“两委扩大会”与省里的“三全会”上下串通、两相呼应，一时“热闹异常”。这个“两委扩大会”以“批林批孔”的名义，批判师院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复辟”。“反潮流战士”列举师院“复辟”的“罪状”，作为他们夺权的舆论准备。 　　在“反潮流战士”的威逼下，师院成立了“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赵明德任组长，一方面批判“回潮复辟”的“罪行”，另一方面拟定新的“教育革命”方案，并负责教学、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工作。 　　从1974年2月开幕的“两委扩大会”开到3月6日，一些人以“部分机关干部”的名义，发扬“反潮流精神”，封存了院审干办公室、组织部、档案室和学校主要领导人胡廷棠、季林的办公室。胡廷棠在会上发言时，他们起哄、抢夺话筒，强行索要胡廷棠、季林、楚冰的工作日记。3月14日，成立了由“反潮流战士”为主的“清查小组”，以搜查“黑材料”为名，清查被他们强制封存的档案，包括审干人事材料。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打破知识分子统治的一统天下”的口号下，1974年春，江西电机厂工宣队进驻江西师院。工宣队队长任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 　　“反潮流战士”打着“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旗号，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要“层层揪，揪一层”。从各系、处、室负责人“顺藤摸瓜”揪到学校领导，由院领导揪到省委，揪出大大小小的现代“孔老二”，清算他们扼杀当代“少正卯”(造反派)的罪行。师院党的工作系统和行政工作机构无法工作，全院陷入瘫痪状态。学院“两委扩大会”时断时续地直开到1974年4月初，前后开了一个半月，创下江西师院开会时间最长的历史纪录。 　　“开门办学” “批林批孔”、“反复辟回潮”是在民主形式下进行的，全校再次陷入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的混乱中。教师上课不再布置作业，学生学习成绩没有了考核。教务处迫于形势，于6月提出“学员自定考题评分，以学员小组为主，由教师复审、记分”，实则取消了考试。“以学为主”被混成“关门办学”，受到批判。刚刚调动起来的教师的积极性再次受到摧残，变成了与教学、科研关系不大的“逍遥派”，不少人围绕“三子”转，即“早晨提篮子、下班生炉子、晚上抱孩子”。一些教师面对再次动乱耽心受怕，心灰意懒，打算离开教师岗位，去工厂从工。 　　1974年4月到6月，师院组织261名教师到30个工厂、8个人民公社和农村中学举办各类学习班和短训班，名曰“走出课堂”、“厂校挂钩”，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旧的教学模式，向当地的群众、教师、干部讲授“儒法斗争史”，也讲农机、电工、作物栽培、气象和写作等实用课。9月，师院召开“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制订“教育革命”、“教学计划”新方案。会议再次强调“两个基本估计”，继续坚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上、管、改”，规定每学年增加学军78个学时，每个教师一年劳动一个半月，干部一年劳动两个月，分别下工矿、农村去劳动或到师院自己的白马山农场和人防地下工程去劳动。 　　批判派性 1974年6月间，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10月，邓小平代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但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邓小平，致力于对各个方面工作的整顿，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大刀阔斧，于1975年开展批派性(资产阶级派性)和全面整顿工作。在教育方面，恢复了已撤销8年的教育部。 　　江西师院于1975年春夏开展了“一学四批五大讲”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那些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号称的“反潮流战士”，这次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大势所趋之下，有些人作了检讨。学校的面貌在不断地向稳定和好的方面变化，教学秩序和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好的兆头。 　　学习“朝农”、“开门办学” 1974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国务院科教组名义抛出了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朝农经验”，标榜它是与“文革”前17年黑线对着干的产物。什么是“朝农经验”?就是“大学、大学、大家都来学”，“大学就是大家学”，取消课堂、不要教师、不要教材、不要学生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大学“越办越向下”。师院许多教师到农村去办学。5月，办起了各种短期培训班，招收农村知识青年。学员入学后，首要的是学习政治，学习“儒法斗争史”。其次学习一些实用技术知识，如“三机一泵”以及其他“典型产品”。文科着重“社会调查”、写“大批判文章”。师生深入实际，了解社会，接触农民，无疑是有益的，但这种畸形的发展，则是违背教育和教学规律的。留在学校的学生，坚持“政治挂帅”，面向农村，面向“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课、农业基础课为主。课程精减三分之一，以培养农村中学教师为目标。与此同时，校办的电子仪器厂、教学仪器厂(原井冈山大学机械厂)、化工实验厂等校办工厂扩大经营，加强管理。 　　正当全国经济有较快发展、生产大幅度回升、局势日趋稳定、人们心情较好的时候，江青一伙于1975年发起了“批邓反右”运动。他们叫嚷：“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再次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师院在1973年整顿中实行的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举措，统统作为恢复旧大学的“罪行”。在“一学四批五大讲”中受批判的那些搞派性的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搞串连、拉队伍，再次搞起派性，且越搞越凶。 　　在来势迅猛的“批邓反右”的氛围下，师院提出“学朝农”、“开门办学”的新计划。 　　首先，将教学计划中开设的课程砍掉三分之一，增开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课。所有课程都要从农村、农业中学需要的实际出发，修改、充实教学内容，如数学系增加了农田测量和农用柴油机。学生下到农村社队，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边劳动边学习，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 　　其次，组织师生走出校门，下到工厂、农村办短训班，主要到安义、靖安、高安诸县去办，招收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学习政治理论、“儒法斗争”和实用技术。1975年12月，又组织439名师生赴星子、上高、贵溪、崇义、宁岗、新建等县的农村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和农田基本建设；有305名师生到学校白马山农场搞农田基本建设。 　　第三，各系与工厂、农村公社或农村中学挂钩，搞“厂、社、学”三者相结合的所谓“办学基地”，要求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共有30多个工厂、8个人民公社。同时，重复井冈山大学时期聘任工农兵来当教师的办学经验，各系又聘用了不少工农兵当教员来校讲课。学校对来校讲课的工农兵中工薪人员不付讲课费，对没有工薪的工农劳动者，可付一些误工费。这些教员多流于形式，讲了一些经验性东西，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很少有理论性。 　　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荡然无存，再次陷入混乱中。 　　招生和分配 1973年师院招收新生359名；1974年招收482名。因学校住房紧张，1974年招收的新生推迟半年报到，直到1975年2月才入学。1975年招收新生498名。1976年招新生499名。四年共招收新生1839名。 　　1973年入学的学生因补习文化课，毕业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年，致使要入学上课的新生的宿舍腾不出来，1976年新生499名中只有146名入学，另外353名延期到1977年春才入学。 　　1976年招收的新生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招生办法 1973年实行在推荐后由学校按县为单位进行文化考查的办法。这种较之不考试就上大学的办法要合理些。但这种比较合理的招生办法后来因受到批判而被废除了。1974年改为依靠群众，通过调查、访问、座谈等形式以了解考生的文化水平，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文化考查流于形式，实则取消了。新生文化水平差参不齐，而且普遍偏低。 　　从1973年到1976年，师院共毕业了工农兵大学生1239名。1973年毕业824名，其中外文系的190名，因县以下中学没有开设外文课，全改教其他课了。 　　1974年，毕业60名。 　　1975年，毕业40名。 　　1976年，毕业315名。中文系毕业生张梅生自愿报名回乡当农民，吴雨初、邱信芳、郭敬喜、邹国爱四位自愿赴西藏工作，建设边疆，受到全校师生热烈赞扬。 　　学生生活待遇 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在学期间，国家发给每人每月19．5元生活费。对有五年以上工龄的学生，国家不发给生活费，由原单位照发工资，由本人从工资中缴纳生活费。在校学习期间可连续计算工龄。学生的教材费一律由学生自己负担，有困难者，学校给予适当补贴。 　　恢复函授教育 师院函授教育起步较早，早在1956年就开办了。到了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中断了。1974年恢复，当年招收农村中小学教师4100名，其中中文专业2600名，数学专业1500名。其他专业尚未招生。这年招收的新生都来自靖安、奉新、安义三县，当时还是试办招生。 　　1975年仍办中文、数学两个专业，共招收1500名新生。招生办法是：本人申请、单位推荐、公社审查、县文教局按分配给他们的名额审定录取。 　　1976年计划招生4000名。这一年由于“批邓反右”的动乱，这一计划未实行。 　　函授学制为两年，总学时480个，每周6学时。中文专业开设文选、文艺评论、汉语3门专业课。数学专业开设中学数学专题、高等数学2门专业课。各县设函授站，负责教学工作。学习以自学和教师定期讲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基本建设和其他 1974年5月，省里拨款人民币44万元，建筑4000平方米的新化学馆。座落在南区家属区的一栋高四层面积为2500平方米教工宿舍于12月落成，造价人民币22万元。原居住在学生第二栋宿舍的49户教工迁入新居。 　　1975年，省里拨给师院事业费人民币16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5．5万元，包括教职工工资、教学行政经费、助学金等经费。其他教学补助费(含教学设备、开门办学、房屋维修等)51．6万元。 　　贯彻落实“深挖洞”精神，师院从1973年到1982年12月在校内挖掘人防工程即防空洞。历时十年。教师干部排班分批下去挖洞。洞距地面8米，在学校主干道西侧，南北向302米，东西向109米，过道宽1．5～2米，总建筑面积为2192平方米，有房间11个，使用面积为1826米，总投资21万元。1985年起辟为学生自修场所。洞内冬暖夏凉，有通风设备，空气质量良好。每当酷夏严冬，都有许多学生在这里学习。 　　1976年5月，师院从解放军那里接回白马山农场。该农场在1969年迁校井冈山时交给解放军某部经营。收回时，300亩水田旱地尚在，但10余栋师生劳动时住的宿舍由于疏于维修，已破烂不堪。 　　科学研究概况 “文化大革命”以来，大批“反动学术权威”、“智育第一”，作为高校基本职责的科学研究，成了人们望而却步的禁区。在那是非颠倒的动乱岁月，只有极个别教师时断时续地积累点资料，有领导、有计划的科研活动全被停止了。 　　1973年的整顿中，师院制订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科研计划《1974年～1975年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计划》，预示了科研工作重新起步。 　　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与校外有关单位合作)确定13个项目，有江西省汛期天气粗值预报、二氢化碳激光器、利用本省含钾矿物和农副产品制取钾肥和钾盐的研究等等。这些项目确定后却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邓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很大干扰。有些项目坚持下来了，取得较好的成绩。如数学系讲师刘国钧、江声远与江西省气象台协作完成的《逻辑组合因子的格筛法》(发表在《天气科学》杂志)，他们的理论经受江西省1973～1976年连续四年气象预报实践的检验，有效地预报了1974年赣东北地区汛期降水和全省多次汛期的连续暴雨，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励。数学系李焯平讲师与江西电机厂、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并由他独立完成的S—195柴油机平衡轴齿轮具数值计算，获1978年省科学大会奖励。数学系助教张荫楠与南昌搪瓷厂协作，完成搪瓷自动喷花机一台。张荫楠还与江西拖拉机厂协作，完成该厂法兰镀锌自动线，获1978年省科技大会奖励。物理系讲师李佛铨等完成了宜春县温汤地热发电机稳定负荷自动控制研究，获1978年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物理系舒邦华等承担了景德镇青花瓷生产自动线的测试水份与型变两部分科研任务也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因整个自动线科研课题撤销而未发挥作用)。化学系科研组集体完成了混合二甲苯合成新农药杀菌剂“百菌清”，获1978年省科学技术大会奖。 　　在应用研究方面，有的教师深入工程现场解决建设中的疑难问题。1973～1975年间，数学系教师协同江西省水利电力设计院前往拓林水库，对水库导流涵管部分进行了应力分析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该导流涵管不会构成水库大坝的隐患，无需钻孔灌水泥浆填掉涵管，节约投资约20万元。 　　文科各科的科学研究受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成绩甚微，发表了一些适应当时政治运动需要的文章，如“儒法斗争”类的应景文章。有一些不多的唐宋诗文、太平天国、古代农民起义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成果都是在后来才发表问世的。 　　科研工作由教务处组织实施。1975年11月，师院成立了“科学情报室”，负责与外界的联系，交流信息、互通有无、组织协作。它曾在气象、水文、理化分析、电子、化肥、机械、陶瓷、电机、地热、自动控制等研究方面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江西师范学院学报》复刊 1976年3月师院学报复刊。作为师院科研园地的师院学报，创刊于1957年，刊名《教学与研究》。“文革”开始时停刊。1973年春，在师院整顿时着手复刊的筹备工作，是年12月，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首先试刊并在内部发行，自然科学版复刊的条件尚不具备。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办刊方向确定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称为“三大革命”)实践服务，帮助学院组织、推动理论学习、教育革命、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开展。鼓励开展对学术界错误思想的批判，促进学术水平提高。同时，学报将为本省中学特别是农村中学的教育革命、教学工作的经验交流服务。每年四期。哲学社会科学版为3期，自然科学版1期。每期10～15万字。发行1500至2000册，成立了学报编辑委员会。本届委员28人，其中教师11人，干部6人，学生8人，工人3人。编委会下设编辑室负责日常工作。朱授群、李树源负责学报编辑、组稿、出版工作。 　　1974年，师院另一种刊物《语文教学》创刊，由中文系主办，面向中学语文教学。该刊对中学语文教师和教学提供参考和备课资料，着重中学语文课本中作品的诠释、分析和欣赏；介绍作者和文章的背景，刊登中学语文教师的经验和体会，是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交流的园地和良师益友，发行数万份，订户遍及数省，深受读者欢迎。 　　十月的胜利 1976年10月，是中国人民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的日子。 　　年初，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恶耗传来，神州恸悲。全国人民出于对敬爱总理的悼念和对十年动乱的憎恶，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江青一伙倒行逆施镇压了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周(周恩来)民必反，批邓(邓小平)民不容，历史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覆灭的命运。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了。山河同悲。而江青集团加紧夺权步伐，虽困兽犹斗，然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0月6日，中共中央毅然粉碎这个罪恶的“四人帮”，举国欢腾。 　　江西师院也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曲折的进程。9月底，师院中那些与“四人帮”有社会基础的几个人，还在到处串连，密谋夺权，筹划夺权后的打算。“四人帮”的垮台，他们开始不信，而后震惊，最后使他们夺权的幻想化作一缕烟云。 　　金色的十月，伟大的十月，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江西师院和全国人民一样，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 第六章 拨乱反正(1976．10～1983．10)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江西师院也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特点。 ## 第一节 “揭、批、查”运动 　　清查“四人帮” 1976年10月，师院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庆祝粉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长期积淤心头的愤怒喷发出来了，被压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了。欢呼的人群敲锣打鼓，欢庆在大街小巷，人人笑逐颜开，喜上眉梢。 　　江西师院一直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晴雨表，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十分尖锐，波及到南昌市乃至江西全省，一度成为省市两派群众斗争的热点和中心，省市一些重大的具有破坏性的事件或者就发生在这里，或者与这里有密切牵连。在这里，“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盘根错节。要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就要拨乱反正，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 　　开展“揭、批、查”运动是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只有认真地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活动，批判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查清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师院才可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局面，走上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轨道。 　　1976年11月，经江西省文教办公室党委决定，师院成立了院学习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的学习和清查工作，由主持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胡廷棠任组长，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郑光荣和院工宣队队长任副组长。全院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查清“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阴谋活动的高潮。运动开展得很有声势，大长了师生们的志气，而作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帮派团伙日益孤立，他们昔日的横冲直撞、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不见了。 　　1977年4月，撤销院学习小组，成立院党委领导下的清查办公室，郑光荣任办公室主任，全院再次掀起揭、批、查的高潮。师生们运用大字报、大批判专栏、控诉会、追查会等形式，联系江西省、南昌市和师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揭发“四人帮”及其爪牙的一系列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批判他们散布的谣言和谬论，清查因他们的言行所造成的危害。从揭发的事实看，其罪行罄竹难书，其危害可谓血泪斑斑，触目惊心。通过揭、批、查，把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揭发出来了。这些帮派头目和打砸抢的骨干分子遭到众声谴责。 　　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对一些帮派头目以及他们在师院1966年大规模武斗的“8?11”事件，南昌市“5?3”大游斗，武装攻打抚州及省内其他各地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在师院“两全扩大会”期间，“反复辟回潮”、“批邓反右”等重大事件中的胡作非为，都列为专案，逐个进行审查。一些有严重问题或者陷得很深的人列为“说清楚”对象，他们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群众压力下逐渐地作出了交待。根据他们的问题，对他们作出相应组织处理，撤销张家振、肖平鑫的院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清除出党。外文系学生史宣义、肖忠选在1968年8月25日攻打抚州时将抚州镇武装部部长武云生、工人黄广生用刺刀活活戳死的罪行清查出来了，后经政法部门收审，依法被处决。凡是有打砸抢行为的，不管是“井冈山兵团”，还是“东方红公社”，都一视同仁，进行了认真清查。那些曾横行霸道、欺压打骂教师干部和群众的当事者大部分人已离开师院分配到外地工作，对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和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记录在案，有的给予了适当处置。对于那些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包括搞过打砸抢抄抓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交待，有了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及时予以解脱。在处理过程中，坚持了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夸大，不缩小，对所犯错误都放到当时背景下，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错误性质和程度，采取区别对待，做到宽严结合，政策兑现。清查运动，在属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方面，分清了罪与过，明确了责任，作出了处理。在思想上，初步分清了是与非，教育了大多数，团结了更多的人。 　　三大讲 为了进一步肃清江青一伙及“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分清是非，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团结教育广大干部、教师和职工。1977年6月，全院开展了“三大讲”活动。 　　“三大讲”的具体内容是：一讲“四人帮”肆虐时，国受其害、党受其害、校系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二讲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经历，鼓舞斗志；三讲与“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革命的自觉性。人们在“三大讲”中回顾过去，把多年淤积在内心的苦水倒出来。 　　院系领导带头讲，他们联系校系的实际，回顾自己在“四人帮”肆虐时的言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认识。院主要领导胡廷棠写了两万多字的稿子带头在全院师生大会上讲。他用自己与“四人帮”篡权活动作斗争的事实，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与“四人帮”斗争中的不足，有时认识上是非不清，使工作受损失，使同志受拖累。他的诚实态度和实事求是地自我剖析，受到大家好评，也给群众和中层干部以启发。历史系“三大讲”活动进行得广泛深入，问题揭得深，道理讲得明。群众动员得好，既激发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仇恨，又看到自身的差距，既辨明了是非，又鼓舞了干劲。师院领导及时总结历史系的经验，用这个典型推动了全校“三大讲”运动的深入。全校有200多名师生员工在各种“三大讲”会上发了言。那些犯了错误的人，通过“三大讲”，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自己也放下了包袱。中文系有位年轻教师受蒙骗参加造反派的造反，他自己没有过激言行，曾抵制过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自己也认为没有做违心的事，人们也认为他是个正直的造反派。“三大讲”开始时，自认为事情与己有点关系，但不很大。随着“三大讲”的逐步深入，开始触及他的思想深处。他从人们揭发的大量“四人帮”的罪行及其危害中，深感确是国受其害、党受其害、自己也受其害，受到欺骗和愚弄。他后来作了深刻而动情的“三大讲”。这反映“三大讲”确是触及灵魂的一场思想革命。“人人上战场，个个受教育”。大家不仅讲出了问题，讲出了心里话，道出了多年的苦涩，而且能把问题放到政治思想和理论的高度分清是非。这是一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是从更高的水平上的拨乱反正。 　　批判“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是张春桥等人在1971年4月至7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的。这“两个估计”硬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捆绑在教育界身上的绳索，是戴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批判“两个估计”，是教育界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务之急。只有批判“两个估计”，教育界才能整顿教育和学校的秩序，才能迈开步伐创造新的局面。 　　批判“两个估计”是继“揭、批、查”、“三大讲”之后揭发批判江青一伙阴谋活动罪行的第三个战役。全校师生员工联系教育战线十七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师院自己的历史实际进行了批判。就师院来说，从1953年10月建院到1976年的23年间，培养的大批毕业生，正在各条战线上服务，省内县级以上中学的各科教学的骨干教师，大部分是师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涌现了一批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为江西师院沿着毛主席教育路线，即红线的23年历程添了光彩，作了有力的注说。师院组织了专门小组对“文化大革命”前办学所取得的成绩，对从1954年到1965年历届毕业生的表现、教师队伍的状况，在校内和校外都作了调查。调查材料以雄辩的事实，批驳了“两个估计”。事实同样表明，学校培养出来的和在校工作的教师干部，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国家的。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积极工作，不断进步，为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些硬诬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论，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因此，全院师生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状况的摆找，立足于事实的分析批判，暴露了“四人帮”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荒谬性、反动性，控诉了他们破坏教育事业，打击知识分子的罪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当时担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当时还难以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分管教育和科学工作。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讲话，锵铿有力，落地有声，从根本上否定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观点。他早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这对当时批判“两个估计”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理论的高度，引导人们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权威或书本出发，分清了是非。这些都大大解放了思想，使长期强加在教育战线身上的“两个估计”的枷锁终于被砸烂了。 ## 第二节　恢复整顿教学秩序 　　端正办学思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师院的教学秩序很不正常。学校工作还不可能摆脱“政治运动”的干扰，不可能把工作重点转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师院在抓好“揭、批、查”运动的同时，开始把教育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以及尔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在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提供了巨大动力。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革命，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更为具体地指出了“文革”中所谓“教育革命”制造的混乱。他说：“‘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他还指出，“四人帮”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在新的形势下，要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3～109页)。邓小平这些关于教育的重要思想，为师院从严治校，建立正常的学校秩序，提倡尊师重教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具体而实实在在的指导。 　　师院组织师生抓紧办学思想的学习、讨论。大家对井冈山大学时期那套极“左”的办学方针、措施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师生集中批判了“五个为主”，“四个大破”，指出这种轻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以干代学”、“用什么就学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的实用主义主张和做法，是对“实践出真知”的歪曲和严重破坏。在讨论中，有的教师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果不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一切从头开始，那不是要倒回到原始社会的穴居时代。这些批判入情入理，一语中的。 　　通过全校师生关于端正办学思想的学习、批判，师院在办学思想上明确了四个关系： 　　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改革政治活动过多，冲击业务的倾向，规定教师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自己的业务。教师、学生开始从频繁而过多的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业务，搞好教学。学生集中精力，努力学习。 　　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变下厂下乡多且乱的现象，教学要以课堂教学为主，适当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学院规定了按教学计划安排的课堂教学，未经教务处批准，任何人不得变动。学院特别强调，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不得违反。 　　在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上，坚持主学和兼学相结合，以基本知识、基础理论为主，各种实际应用技术不能喧宾夺主，主学兼学不得“平分秋色”；强调必须重视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在教与学关系上，坚持教学相长，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师对教材选用、讲授、教学计划的执行和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负责，根本改变了那种所谓工农、学生、教师“三结合”编写教材的办法以及所谓“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的群众练兵式的教学方法。 　　在广泛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修订了76级、77级教育方案。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招收“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四年制本科生，从此，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结束了。1977年11月工宣队撤出师院，结束了1968年以来工宣队领导学校的历史。 　　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主课，劳动和社会实践安排过多，甚至用它们取代课堂教学的倾向依然存在，仍在不同程度地干扰和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 　　调整组织机构 1980年4月，省委调整了师院领导班子，原党委副书记胡廷棠任党委书记、原副院长郭庆棻教授任院长，楚冰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左云祥任党委委员、副院长。1981年3月，院党委和院行政部门分署办公。党群部门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团委、工会；行政部门设：院长办公室、教务处、人事处、总务处、武装部、生产处。1981年8月，增补谭启民、郑光荣、俎洪志、关键、宋树春、周銮书、傅金生7人为党委委员。谭启民为院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郑光荣为党办主任，俎洪志为组织部长，宋树春为宣传部长，米玉柱为院办主任，关键为教务处长，郭景春为总务处长，陈心平为财务处长，彭先荫教授为数学系主任，傅金生为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熊启藩教授为物理系主任，胡守仁教授为中文系主任，周銮书副教授为历史系主任，吴怀书为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刘天浪教授为艺术系主任，费成信为政治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周树人副教授为教育系主任，傅荣晖讲师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黄培贵为公共体育教研室主任。1982年1月，省委任命郑光荣为院党委副书记，关键为副院长。 　　调整了机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政治教育系分开。1960年，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政教系，系和教研室两个牌子一套人马。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时贯彻“调整”方针，撤销了政教系。1978年恢复政教系时，仍合署办公。1980年，马列主义教研室与政教系再次分开。马列主义教研室专门负责全校政治理论课教学。 　　教学与教学管理 根据教育部1980年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师院于1981年上半年，在总结执行部颁教学计划经验的基础上，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各类人才为中心，全面修订了各系、专业四年制本科教学计划。新教学计划从1981开始实行。1981年前在校的老生仍按原教学计划执行。 　　新教学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即各专业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在时间分布上，坚持以教学为主。同时，注意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和发挥其某些特长。本科生四年共208周，其中教学152周，约占73％；科学研究初步训练(含毕业论文)6周，约占3％；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8周，约占4％；机动时间6周，约占3％；寒暑假每年9周，四年为36周，约占17％。学生每周学习时间54学时，文科每周上课不超过22学时，理科每周不超过24学时；学生上课和自习的比例，文科1：1．5，理科1：1．3；四年上课总学时，文科2000～2400学时，理科2500～2800学时；每学期同时讲授课程5～8门。 　　新教学计划要求建立体现本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完整的课程体系，着眼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立足于基础知识的教育和能力培养。 　　新教学计划在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要求运用启发式教学，克服填鸭式的“满堂灌”。要加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不断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思维活动跟着教师讲授走，融入教学内容中来，能按照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讲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达到融会贯通。加强实验课、课堂讨论等实践性和直观性教学环节，增加学生参与的机会，强化教学中的直观性和具体性，尽可能运用各种电教设备和技术以及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此，1978年，成立了电化教育馆。 　　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注意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掌握实际运用的能力。要把教师的指导由课堂延伸到学生的自学，强调学生要善于自学。教师要既教书，又教人，教学生如何做人。教师要管教管导，尽量改变教而不导的倾向。 　　教育实习是师范院校学生教育实践课。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首先是在毕业后能讲课。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在校期间，便要接受备课、讲授以及课堂语言、板书、教态、提问、作业等诸多教学环节的基本训练。师院认真抓好教育实习工作，与省内一些中等学校联系，建立教育实习基地。学生的教育实习要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学会组织中学生的班级活动和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师院加强了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训练的指导，组织学生开展科研活动，鼓励学生写论文，安排讲师以上职称教师担任学生毕业论文指导，使学生得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毕业论文列为主科，毕业论文的成绩合格与否是学生能否获得学士学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是大学生必修课程。师院在抓这一工作中，强调要在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中，接触工农兵，了解社会，知道国情，既学会劳动和军事方面的技能，更要培养回报社会、献身祖国四化建设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校强调从严治教、严格考试纪律，考查和考试由任课教师主持。任课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命题，试卷要覆盖教材的各章，注意试卷的可信度和科学性，评卷要客观，宽严要适当。考试形式可笔试，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口试。严格考试纪律，凡作弊一律打零分。 　　从1981年起，试行允许学生申请免修课程的办法。学生对所开设课程已有基本掌握，可以以自修办法完成学业，经本人申请，系里批准，教务处认可，可以免修，但要参加该门课的考试。这样有利于因材施教。 　　经过教学计划的修订和一系列新的制度、措施的贯彻，师院教学工作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教学质量有显著提高。 　　教学质量检查 1979年，教务处会同各系室，通过召开师生座谈会、深入课堂听课、个别交谈等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对教学质量进行了调查分析。 　　1981年下半年，师院先后召开了文科科研工作座谈会、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和理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检查教学和科研工作情况。 　　检查中发现文科教学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重视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运用基本理论说明实际问题能力方面的培养有所偏废，或者教师在讲授中理论加例子，理论和事例仍然两张皮。教务处要求改善院系对文科教学的领导工作，工作要细，主管教学的院系领导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学，深入教学第一线，深入课堂，深入师生。要具体摸清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要组织文科教师深入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我们社会主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习和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学习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议精神，研究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并用这些思想统一认识，指导教学。学院强调要加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武装头脑，增强学生分辨是非和运用理论的能力。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马列主义教研室在教学中贯彻“启、读、论、结”的教学方法，即讲一个专题或一个章节，教师先概括地讲要学习的内容，勾画出轮廓，然后提出要大家讨论的问题，指定参考资料，有引导地让学生读书，写出发言提纲，开展课堂讨论。讨论中各种观点摆出来了，促进学生对各种不同观点的鉴别和比较，讨论的问题的答案在辩论中逐渐清晰，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提出正确的观点，同时对那些不正确或者不全面的观点进行评述。这样，学生能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动活泼的知识，克服了那种只记概念、原理，而不解其意的读死书的弊端。这种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条主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根据1980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着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方向发展”，学校在文科三年级开设了《现代科学技术讲座》，分14讲，由学术水平较高、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主讲，连续开设了6年，编印了3次讲义，此课程开出后，深受学生欢迎。1986年以后，改为公选课，由专任教师讲授。 　　在科研方面，要求文科要面向现实。哲学和社会科学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既解放思想，敢于探索新问题，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当时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那种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正确处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不断用科学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强调如果没有不断的科学研究去丰富和补充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将流于空谈。 　　在理科教学方面，检查中发现存在着要求不严，章法较乱的状况，提出理科教学也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和回答教学中的问题，开发学生的智力。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一切科学真理，都是尊重客观实际，探索客观规律的产物。没有对客观规律的承诺和认知，也就没有科学可言。要从历史背景和思想方法上介绍和分析历史上不同自然科学学派，使学生在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获得思维方法上的启迪。要把政治思想教育贯穿于业务学习中，尽量克服思想理论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 　　检查中发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是搞好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发展有后劲的关键。十年动乱，使很多教师业务荒疏，知识老化，年轻教师较少。师院制定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管理的措施。 　　1980年1月，师院下达了《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暂行规定＞几点具体说明意见》和《关于实行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办法》，开始实施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1981年9月，制订了《江西师范学院关于学生请假的规定》、《江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借书规则》、《图书馆报刊借阅办法》、《图书馆阅览规则》、《图书馆报刊规则》等，使图书馆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同时制订的还有《卫生所有关医疗管理的几项规定》、《江西师范学院学生用膳制度》、《江西师范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办法》等，加强了管理，提高了管理水平。1982年2月，将这些文件汇编成《江西师范学院学生手册》，发给系科室和学生班组，并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教育，使师生自觉遵照执行。 　　1981年，师院实行“五定”，即定任务、定专业、定学制、定规模、定编制使人人有岗，职责分明，在其位，司其职，负其责，克服了那种有人无岗、有岗无人、在岗不尽职、在位不负责的现象。 　　1981年实行“五定”时对在校人员进行了统计。据8月31日统计，全校教职工1005人，其中党政干部173人，占17％；教学人员596人，占60％；工勤人员236人，占23％。教学人员中，教师531人，占教学人员的89．1％。教师中有教授8人，副教授33人，讲师255人，教员63人，助教23人，教学年限和业务水平已够晋升定职称未定职称的中青年教师149人。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江西师院为学士学位授予学校，开始了学位授予工作。在此之前，师院从未授予任何一种学位。它标志着师院学位教育翻开新的一页。 　　1982年1月，为适应学士学位授予工作需要，师院成立了学位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郭庆棻、楚冰、彭先荫、胡守仁、关键、熊启藩、余心乐、欧阳琛、刘天浪、胡克、郭仲熙、孙珍方、周树人、张传贤、马巨贤、周銮书、章瑞麟、倪国熙、赖淮靖19人组成，由院长郭庆棻教授任主任，楚冰副院长、彭先荫教授、胡守仁教授任副主任。1982年4月，学院学位评审委员会通过了《江西师范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1982年，继续贯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和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从增强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师范性几方面，抓好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继续抓好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衔接配套的检查和落实，健全教学活动的基本章法，使教学管理和安排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并试行教师任务书和教师工作量定额工作。 　　为了加强高等学校管理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1982年3月，师院成立了高教研究室，着手研究院系两级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体制建设。 　　1978年，师院制定了《1978～1985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初步规划》，按照《规划》实施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教师队伍的工作，注意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发挥中青年教师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有计究，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才能保证和促进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1978年制订了《江西师范学院1978年～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1979年编制了《江西师范学院1979年～1985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间，成立了江西地方史研究室、苏区文学研究室、江西古代文学研究室和教育科学研究室。理科科研由教务处科研科统一计划和管理。 　　1980年1月，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批、推荐科研项目申报和学术成果的等级评定工作。理科学术委员会由院长郭庆棻教授任主任，熊启藩教授、彭先荫教授、郭仲熙副教授任副主任，委员有：谢其龙、傅超寰、胡克、倪国熙、娄溥仁、端木镇康、冯郁、黄长春、李希成、丁岩、黄范祖、谭巨生、马巨贤、刘象天、胡绳尧、章瑞麟、吴云龙、陈乔年、谭启民。文科学术委员会由副院长楚冰任主任，刘天浪教授、胡守仁教授、胡正谒教授、欧阳琛副教授任副主任，委员有：刘方元、余心乐、周銮书、吴士栋、徐炽庆、姚公骞、傅荣晖、谢庆绵、张传贤、张谨之、孙珍方、陶端棐、张联璋、宋志皓、康庄、赖淮靖、曾泽、李久宁、关键、郑光荣、张杰、李树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校内从事科研工作的气氛日渐浓厚，学术交流活动渐趋活跃。知识分子再次获得了春天，多年不曾提笔写论文论著的中老年教师拿起了他们的笔，青年教师也都孜孜不倦，笔耕正浓，挑灯夜战者不乏其人。申报的科研项目和完成的科研成果逐年扩大，呈现一派喜人景象。自然科学方面，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快发展。1979年，承担教育部下达项目1项3个专题，省科委下达的项目5项10个专题，协作项目3项3个专题，院自定项目14个专题。其中，数学系胡克教授的比霸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接近国际水平；吴东兴副教授的筛子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写出综合性评论《拓朴结构》；代可可脂的组成分析、遥测血压传感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参加全国、全省各种学术会议的教师60多人次，向会议提交学术论文30余篇。1980年，承担省科委下达项目9项15个专题，协作项目2项，院自定项目8项。其中胡克教授的关于单叶函数的系数问题取得重大突破。 　　1980年，江西省物理学会、江西省地理学会等4个学会挂靠在江西师院，教师参加省内十几个学会的活动，并与省内外300多个科研单位建立了资料交流关系。 　　1981年，承担省科委直接管理和省教育厅主管项目7项8个课题，协作项目2项2个课题，院定项目11项20个课题。其中，化学系李先春讲师同省机械科研所合作完成的《钇基稀土球墨铸铁中轻重稀土分组测定》，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在1981年12月上海召开的“稀土元素分组测定新试剂新方法推广应用交流会”上，该成果被采纳并列为推广应用项目。胡克教授在关于单叶函数的系数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明显成绩。首先，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有：谢庆绵著的《范畴史初探》(获华东地区社会科学二等奖)，陶今雁的《唐诗三百首释注》，周銮书著《庐山史话》，夏春骅著《八一南昌起义》，唐元棣、司徒锡钧等人合写的哲学普及读物《使人聪明的学问》、赖余编译的《常用英语谚语》等。其次，发表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李树源的《关于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灼灼不灭的火焰。该文在学术界是“文革”以后较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在国内颇有影响，后获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万萍的《试论傻大姐》，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汪木兰的《苏区文艺之真实的文艺》，王初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吗?》，陈国钧的《朱熹理学与儒佛道的关系》，廖德文等人合编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周銮书、廖信春的《北伐战争的江西战场》，杨鑫辉的《＜学记＞心理学思想初探》等。第三，还编著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资料，如李时务、王长里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薛妮珍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周树人等编的《江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等。 　　随着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江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所刊文章被国内学术界和刊物转载和摘要刊登的日益增多。社会科学版于1978年被列入《全国报刊索引》选列刊物，1979年列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的全国55种学报之一，1981年开始由内部发行改为全国公开发行。中文系主编的《语文教学》杂志改为《读写月报》，从1980年开始全国公开发行。数学系于1980年创办了《中学数学研究》，1981年在国内发行。这两份刊物面向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教学，提供中学教材的研究分析和相关资料，成为中学教师的良师益友。1982年10月，高教研究室创办了《高师教育与管理》通讯，成为汇集和交流高等师范院校专业设置，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园地。1982年10月，校刊《江西师院》(后改为《江西师大》)复刊。 　　整顿中前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师院成为一个被破坏得相当厉害的烂摊子，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过艰难的整顿，面貌大有变化。 　　到1983年，系和专业设置有了增加，原有中文、外文、历史、物理、化学、数学、体育、艺术(美术专业和音乐专业)8个系，后来扩大到11个。这3个系是1978年恢复的政教系和地理系，这两个系在1978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79年在原教育学教研室基础上建立了教育系，1981年招收本科生。 　　1981年，在校学生人数已由“文革”前(1966年)的1783人增加到3179人，增长了89％。教职工由1966年的667人增至1983年的1366人，增长了104．8％。专业设置、在校的学生、教职员工的人数都是师院历史上最多的。 　　1983年教育部确定江西师院为举办函授本科、专科的院校，招生纳入国家计划。同年9月，教育部又确定师院为马列主义专业、外语专业高等自学考试的主考单位，有命题和阅卷权，并协助省自学考试办公室管理教务。 　　1983年8月，派来美籍教师Patrtcta?Curtrighi来师院任教。学校开始有了外籍教师，而后络绎不绝，扩大了国际交流。 　　教学计划几经修订，日臻完善，各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时数都已定型。教学的规章制度比较完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数量有大的增加，旧的设备有了更新，基本上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 第三节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中央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功过是非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全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此之前受“左”的路线影响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和平反。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的领域。作为江西省“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江西师院尤其如此。“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教职工有168人，这还不包括在动乱中被勒令进行劳动改造的和被批判的对象。被立案审查的168人中，有教授8人，副教授13人，讲师14人，教员、助教39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4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2人，讲师5人，干部2人，学生3人，工人1人。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复杂的。 　　据1977年下半年，院党委以原审干办公室为基础，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他们经过内查外调，重新取证，逐一查明。对历史遗案，要以事情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原委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落实政策的工作从1977年下半年到1981年下半年，历时四年。对原先确定为立案审查的168人的案件，复查后全都重新作出结论，绝大多数人属冤假错案，凡属此类，一律推倒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并在当事人所在单位召开会议，公开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有个别人的结论偏严偏重，均按党的有关政策重新作了结论。对迫害致死的14人，除全部平反昭雪外，有的开了追悼会，给其家属发了抚恤金。这不仅对人、对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而且使当事人的亲属和友人放下历史包袱。 　　“文化大革命”中，抄家之风盛极一时，师院有不少教师干部被抄家。被查抄的物资，有的已流失，凡由组织上掌握、保管的，都悉数退还给本人，全院共有61人退回了被查抄的物资。 　　十年动乱中，有85人被扣发工资，有的扣发工资达数年之久。其中有教授9人，副教授28人，讲师43人，教员5人。所有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 　　1978年上半年，按中央有关政策，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复查。师院党委成立了改正错划右派办公室。1958年江西师院共划了100多名“右派分子”。经复查，全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在“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错误的排队划线，由领导和组织上内部掌握。后来，这类材料存放到个人档案中，属不实之词，一些人对自己的“袋子”(档案)心存疑虑，行动未免谨小慎微，有思想负担。师院改正错划右派办公室经逐个清查，把这些材料从个人档案中抽出并销毁。这样，进一步肃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极“左”路线的影响，消除了一些教师干部对“袋子”问题的顾忌。有的教师在甄别销毁那些档案材料之时，激动不已。 　　信任、使用、关心 对知识分子，师院按照党的政策，提出要在政治上关怀与信任，为他们的工作创造宽松的政治氛围和较好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人尽其才。 　　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可享受科级政治待遇，看文件、听报告。党员教授、副教授享受正处级干部待遇。非党员高、中级知识分子政治待遇由党委统战部按有关规定安排他们阅读文件或传达精神。 　　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左”的思想影响，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强调知识分子是自己人，对知识分子要求入党的，应与其他同志一视同仁。鉴于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入党难的状况，党委加强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那些长期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甚至忍辱负重，有较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的一批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长期申请入党而未能如愿，相继被吸收到，国共产党组织中来，成为光荣的中共党员。让他们在党的组织内，接受教育，经受锻炼。一些较有名望或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被选为出席中共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江西省的党、人代会，政协的代表或委员，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比如，历史系讲师周銮书，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师院附属中学教师刘运来，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0年被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晋升为省特级教师，1982年，再次被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1983年，刘运来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批在省内外有名望的非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被委以重任。化学系教授、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常委郭庆棻，艺术系教授刘天浪，化学系副教授、系主任、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委员郭仲熙，中文系教授胡守仁，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熊启藩，图书馆副馆长张杰，师院教师、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委员何素梅7人当选为江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庆棻教授当选为本届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刘天浪教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 　　1978年2月，郭庆棻、熊启藩、欧阳琛、张谨之、彭先荫、刘和理、彭友善、康庄、燕鸣、余心乐、章瑞麟、姚公骞、傅超寰、汤思道共14人，当选为江西省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熊启藩当选为省政协常委。 　　1983年4月，刘天浪、张杰、熊启藩、胡守仁、郭仲熙5人当选为江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天浪当选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郭庆棻、丁岩、康庄、燕鸣、张谨之、陈经常、欧阳琛、熊启藩、胡克、彭先荫、章瑞麟共11人当选为江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胡克、熊启藩当选本届省政协常委。郭庆棻、彭先荫担任省科协副主席。 　　1981年4月，中文系教授胡正谒当选为南昌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中文系黄辉邦副教授，教育系周树人副教授当选为南昌市第七届政协委员。 　　工作上放手使用，让他们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向他们提出，要在其位、司其职，特别是要大胆、认真地负其责任，尽心尽力。1981年和1982年，先后选用14名中、高级知识分子担任系(室)主任、副主任。除了前面已写的胡守仁教授、周銮书副教授、刘天浪教授、周树人副教授、彭先荫教授、熊启藩教授、黄培贵副教授已在不同岗位任领导职务外，还有赖淮靖副教授任中文系副主任、孙珍方副教授任外语系副主任(主持该系行政工作)；欧阳琛教授任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李久宁副教授任教育系副主任，马巨贤副教授任地理系副主任，谭钜生副教授任地理系副主任；章瑞麟副教授任体育系副主任；张杰任图书馆馆长。这批学有专长、工作责任心强的知识分子的任命，对全院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是个鼓舞和震动，使大家从现实中看到党对知识分子不仅信任，而且放手使用，有职有权。对这批任命担任系(处、室)级领导的教师，院党委、系党组织给予大力支持，提供方便。 　　生活上关心照顾。师院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除给予信任，安排担任适于发挥其作用的职务，放手使用外，还注意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一些后顾之忧。当时生活上较突出的问题有：住房困难，夫妻长期分居和成年子女就业难，以及生活服务设施少。师院陆续兴建了六栋教工宿舍，有40户高中级知识分子迁入新居。副教授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90％都搬进了新盖的东区第一栋(称“教授楼”)，这栋楼都是三室一厅单元成套式住房。高级知识分子住房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通过多种途径，学院还解决了44名教师夫妻长期分居和67名待业子女的工作问题(其中教授、副教授子女18人)。1981年6月，校工会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开办了书亭、煤球厂、小吃部、商店、幻灯制片厂、综合服务队，安排了教职工待业子女86名。学校新建了理发室、开水房、蒸气房(供教职工蒸饭用)，购买了液化气设备，为每位有条件使用液化气(有厨房)的教职工配备灶具和液化气瓶。对符合医疗保健条件的教授和副教授，全部实行医疗保健。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看病时实行优先照顾。 　　归侨、侨眷、港澳台属的知识分子工作 落实这一群体的知识分子政策，既是拨乱反正的要求，又是改革开放、扩大外部联系的必然。 　　据1977年统计，全校有归侨、侨眷、港澳台属知识分子38人。他们中有人因有“海外关系”曾受过牵连，对于与国外、与港澳台亲属好友的通信联系仍心有余悸。师院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与这些亲属好友的联谊工作，并对那些曾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给予慰藉，纠正一些“左”的做法。通过做工作，许多人积极与国外、境外的亲朋好友通信(或者恢复通信)，介绍国内、家乡和家庭的变化，沟通联系，增进亲情友谊。同时，落实关于他们与其他同事在政治上、经济上等各方面都一视同仁的政策，并且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给予更优于其他人的照顾。比方说，凡有打分排队按分数享有某种权益时，只要有侨属、台属等有效证件，就可加分，享受优待。1979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评审教师系列和科技人员系列职称时，有8人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19人由助教晋升为讲师，1人由技术员晋升为工程师。1981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选拔担任校、系、处领导职务，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些有海外和境外关系的教职工的亲属好友来师院探亲，师院配合有关部门，热情欢迎他们的来访，对定居下来的妥善安置，包括生活上的安置和政治社会工作方面的安置。一位体育教师的父亲是台湾老兵，回来探亲并定居下来，学校优先分给住房并修葺一新，后安排去政协工作。 　　· 来源： 　　《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