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农垦局“文革”大事记 　　<区农垦局> 　　我局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9年底止（区农垦局撤销），历时3年多时间，从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开始，经历了组织“赤卫队”、成立各种战斗队（群众组织）、夺权、大辩论、参加社会上游行、大会、武斗、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整党等过程，在此期间出现过抄家、打人现象，但没有发生致残、致死问题，“文革”期间农垦局基本上尚能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如下农场检查督促生产，继续给农场拨款，……。现就区农垦局“文革”中发生的大事记录如下： ## 1966年下半年 　　文革开始，局成立“文革”小组，郑绍文任组长，冯绍华、国英、胡谊卿为成员。红卫兵南下串联后，为了维护机关安全和对付红卫兵串联，区直各机关都组织了“赤卫队”，农垦局“赤卫队”成员有：葛礼、国英、胡谊卿、黎坚仁、黄秀珠等人。以后，因机关干部李泗潾的女儿二中学生李亚莲到局贴出大字报，指责“赤卫队”是保皇派，由于葛礼出面干预，李亚莲到二中拉红卫兵来机关进行辩论。未发生过激行动，后因红卫兵和社会上的指责，区直各机关“赤卫队”均自行解散。 　　“赤卫队”解散后，为了响应中央“文革”号召，机关干部职工先后成立各种名称的战斗队。 　　农垦局下属农场、工厂一部分职工干部上访，局机关成立接待站接待上访人员，农垦局接待站成员有：李润怀、葛礼、刘玉峰等。 　　党组成员曹云、冯绍华被游斗。 ## 1967年 　　1月23日，在上海一月夺权影响下，经机关干部为主组成“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以张承滨为代表向局领导进行第一次夺权。为了搞好夺权，事前曾派胡谊卿到区党委大院参观夺权程序和方法，局领导为了交权，也开过党组会统一认识。局长郑绍文在交权后说：你们要把权用好。 　　1月24日，以农垦局勘测设计队为主的“红色造反”大队（以下简称革联）召集红河、西江农场、明阳大修厂、热作试验站、王灵农垦中专等单位部分人员参加，以“农垦工人造反总部”名义进行第二次夺权，进驻农垦局机关办公楼。由于事前张承滨已布置将局公章转移，这次夺权只夺走了局政治部、计财处公章。第二次夺权后，为了解决两次夺权形成的分歧，经参加过两次夺权的有关代表商定，将局公章交红河农场胡斌保管。后来郑绍文找胡斌谈话，批评胡斌的错误做法之后，胡斌回红河农场，胡将局公章交回机要室。 　　2月，因在批保局领导人的看法不一致，高继文等认为“兵团”是大杂会，以农垦供应站和仓库职工为主体又另行组成“革命造反纵队”（以下简称“纵队”）。 　　（至此，区农垦局机关已形成3个群众组织。其主要头头是：“兵团”（以后属于“联指”组织）是葛礼、朱国珩、张承滨、孙永信、黄维芳、钱汝生、陈一江；“纵队”（以后属于联指组织）是韦福甸、高继文、赵广和、向立玄、刘玉峰、廖振武、阳芳德；“革联”（以后属于“4·22”组织）是陈作雄、蒙元环、黄道足、黄云荦、聂世春。） 　　3月30日，农垦局抓促领导小组成立。组长韩炜，副组长刘玉峰、朱国珩，成员：于水、周世兰、赵广和、张承滨。 　　4月，广西“4·22”到广西日报社静坐，后发生广西两大派大辩论。葛礼、朱国珩带“兵团”部分人员参加保护广西日报社活动。 　　6月13日至18日以保卫军管军训成果和支援“一中”受围攻的红卫兵为由，由葛礼，朱国珩、张承滨、陈一江带领“兵团”和“纵队”的部分群众到“一中”打石头仗，在这次战斗中，葛礼被选为保卫一中前线总指挥，随后葛礼又带队进驻区文化大院。从此，葛礼就参与区直和南宁市的派性活动，武装乘坐吉普车进出“联指”据点和“指挥部”。 　　7月，局抓促领导小组长韩炜，在郭子清和区财经干校干部王振华陪同下，乘专车到平孟农场检查工作，曾受到该场和当地县“4·22”群众组织围攻，且经地、县“联指”组织和县武装部、百色军分区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并由他们护送回南宁。 　　7月，朱国珩因在支持局领导干部问题上同“兵团”其他头头有分歧而发表声明退出“兵团”组织（实际没有退，还是“兵团”的主要头头）。 　　8月，“兵团”和“纵队”群众组织，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的组织下，由葛礼带领到长岗岭民兵武器仓库和6966部队抢枪。同时葛礼传达布置和指挥延安片“联指”群众组织从东路攻打东方红医院“4·22”据点，并进驻固守一段时间。“兵团”和“纵队”参加攻打东方红医院的有：周世兰、朱国珩、彭善、胡谊卿、朱宾新、陈一江、向立玄、韦福甸、赵广和、梁铁明等人，进攻之前葛礼和区直机关刘处长给参加战斗骨干发枪（发给少数人）。在葛礼乘坐的中型吉普车上配有高射机枪。 　　9月，延安片“联指”总指挥、农垦“兵团”头头葛礼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重大事件。1967年9月15日，由南宁“红色公安”甘世棣按葛礼交给夺枪联络图，带领80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到金光农场执行夺该场民兵武器任务，共计抢得苏式7.62步骑枪70支，子弹1597发，50式冲锋枪50支，子弹2497发，苏式7.62轻机枪4挺，子弹2100发，92式重机枪1挺，子弹200发。 　　7月至9月“革联”头头陈作雄、蒙元环到广西展览馆“4·22”群众组织据点，参加站岗、修武斗工事等活动。 　　9月，“兵团”“纵队”“革联”两大派3个群众组织协商大联合，但无结果。 　　12月区农垦局抓促领导小组召开计划会议。因“革联”群众组织提出按“十条协定”精神召开计划会议的方案被抓促领导小组拒绝后，计划会议按期召开，对此，“革联”群众组织对计划会议进行干扰，致使会议开不成。 ## 1968年 　　4月16日，“兵团”群众组织批斗副局长杨林，在批斗会上，当杨讲到我只向我的群众交待时（杨是支持“4·22革联”的），引起群众不满而遭到殴打，葛礼在这次会上带头打了杨林，葛用杨的眼镜盒敲打杨的头，最后跑出会场外找到一条铁棍想以此动手打杨林时被局通讯员等人挡开，致未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4月17日杨林副局长离家出走。 　　4月26日至7月“革联”头头陈作雄、蒙元环又进入广西展览馆“4·22”武斗据点活动。 　　5月3日晚“联指”指挥部又布置抢枪。5月4日上午农垦“纵队”“兵团”群众组织部分人员在葛礼帯领下开汽车到长岗岭抢枪。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有韦福旬、赵广和、刘耀晨、林显繁、吴祖生、阳芳德、梁秀楠、陈一江等20多人。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发布破获“反共救国团”布告之后，农垦局机关派朱国珩（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潘恩干、黄××和农政办张××、李××等5人到武鸣东风农场调查“反共救国团”（下简称“反团”）问题。调查认为东风农场有“反团”，名称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武鸣香泉第8分团”。曾炳光、马俊生交待代号为482，覃宏新交待代号为303，黄春诚交待代号为5118。东风农场于7月25日以工代会名义由杜华章、刘庆主持召开揭批“反团”群众大会，当天大会打死22人（已专题结案处理）。 　　1968年“七·三”布告前后，葛礼根据南宁要大打的形势，会同农业大院其他“联指”武装人员驻守红卫片据点工艺美术馆，农垦“兵团”、“纵队”组织一个武装班到该据点执行任务，参加人员有：韦福甸、赵广和、马振南、朱万奎（农垦柳州仓库工人）、黄来生、梁铁明、陈一江等人。 　　1968年8月初，当解放军攻占解放路、展览馆后，抓了很多“俘虏”，有一部分被关押在天桃小学，按照“联指”指挥部布置，农垦“联指”武装班派一部分人员到天桃小学执行看守“俘虏”任务。 　　在天桃小学看守“俘虏”期间，农垦“联指”武装班有马振南、朱万奎、黄来生等人曾与解放公社武装干事叶永志策划杀害解放公社居民宋志祥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8月2日在揪斗抄家之前，“纵队”头头韦福甸在农垦仓库群众大会上说：蒙元环是“反共”救国团和藏有武器，这实际上是揪斗抄家动员会，“兵团”也有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动员会。 　　8月2日农垦“革联”头头谢宝录贴出一张因写错一个字，造成其意相反的大字报后，被农垦“联指”组织认为是有意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大字报。“纵队”头头阳芳德、梁铁明持枪把谢宝录揪到大字报棚看他贴出的大字报，并一路拳打脚踢谢宝录。随即有“兵团”“纵队”头头参加对“革联”头头谢宝录、黄云荦、蒙元环、聂世春等人进行抄家揪斗，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又以揪斗“牛鬼蛇神”为名对陆镇华、王宝琳、雷炳功、梁诗证、叶大华、李泗潾等人进行抄家、挂黑牌游斗。 　　参加抄家揪斗行动的人员有：阳芳德、梁铁明、朱国珩、国英、汤永菊、朱宾新、张惠英、冯仕胜、殷珍、韦福甸、梁惠芳、吴霞、陈家标、潘恩干、黄秀珠、武考成等人。 　　在8月2日抓人抄家的这段时间里，有时开批斗会，出现有打人现象。当时挨打较多的有谢宝录、王谭、陈作雄、蒙元环、李泗潾等，其中王谭头部被棍打流血，谢宝录被打得较重，在批斗中动手打人的有阳芳德、葛礼、马洪、胡谊卿、韦福甸、梁铁明、高继文、国英、刘献学、朱宾新、陈一江、汤永菊、向立玄，其中动手打人比较多的有葛礼、阳芳德、梁铁明、韦福甸、马洪、胡谊卿等人，打人比较狠的有葛礼、高继文、阳芳德、梁铁明等人。葛礼在批斗中带头打人，穿皮鞋踢人，用皮带抽打，把谢宝录嘴巴打出血。高继文在批斗王谭时，用木棍打王谭头部流血。谢宝录被打得较重，主要打手是阳芳德和梁铁明。 　　8月24日，区农垦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副组长马德良、成员周世兰、于水、赵广和、向立玄、朱国珩、韦福甸、刘松泰。 　　1968年9月至11月局机关领导小组成立后又派覃雁辉、黄作新到东风农场、钦州地区等农场调査“反团”问题，覃雁辉、黄作新于10月17日汇报东风农场情况时说：据东风农场革委主任吴立才说，“反团”是肯定的，根据有3条线，即：（1）武鸣县的；（2）庆乐区的；（3）区局的（注：指从杨林那里来的）。11月16日覃、黄汇报钦州地区农场情况时（出席听汇报的人员有周世兰、刘盈祥、潘恩干、梁铁明等人）说：“‘反团’问题，星星农场廖业坤去年（67年）11月就到区局活动，廖业坤承认67年11月17日就填表加入广西4·22反共救国农垦系统分团，同时参加‘反团’的还有卓全本、林永鹏、陈帮盈3人。”但均无具体人证、物证。 　　12月，杨林副局长从河北唐山回来后，葛礼主持召开批斗杨林小型会议，区农政派刘小松参加，在批斗会上葛礼说：杨林有个夺权计划，要夺农政，农垦局的权，有个黑班子，要搞清楚。会后成立以葛礼为组长的杨林专案组，成员有阳芳德、彭善、周学荣。这次批斗会上，葛礼、阳芳德用皮带抽打杨林。 　　11月到12月农口各单位集中到广西农学院搞“斗、批、改”，编为区直第四大队，大队长：洪玉泉（解放军），政委罗立斌，副政委：王正常、朱国珩。农垦局编为二连，连长：马德良，指导员：周世兰，副连长：向立玄、赵广和，副指导员：朱国珩，排长冯绍华，副排长葛礼。 　　这一阶段曾批斗过局长郑绍文、副局长杨林、处长郭子清，并对被揪斗对象进行专案审查。在批斗中仍发生动手打人现象。 　　领导分工抓专案工作是周世兰。组长葛礼，副组长朱宾新。成员：胡谊卿、向立玄、崔金符、潘恩干。 　　在发动群众写揭批大字报时，被大字报点名揭出政治历史、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作风等问题的占干部三分之一左右。 　　1969年元月下旬，局机关正式成立调查“反团”专案组、局领导小组定赵广和、潘恩干二人负责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从69年元月下旬至3月下旬，历时3个月先后调查了3个学校、5个工厂、8个农场等共20多个单位，提审“反团”骨干分子4人，当时肯定“反团”案件跟区局机关有关系的有几条线索，即：（1）东风农场黄春诚、覃宏新、孟祝华交待与杨林有联系；（2）合甫星星农场廖业坤、滨海农场关国明交待在陈作雄、蒙元环填表参加；（3）“反团”政治部长朱锡生交待；（4）南宁的“反团”在新闻电影院、展览馆活动有黄道足、谢宝录、杨觐光、陈作雄、蒙元环等人参加。 　　由于“反团”假案在农垦系统的出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区农垦系统（包括二层机构各农场在内）“文革”期间有41个单位被迫害致死的共376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的85人（注：二层机构包括各农场死人案已专题结案处理）。东风农场被迫害致死共70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死52人，明阳农场被迫害致死共42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的22人，大明山茶场死18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2人，西江农场死11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2人，星星农场死3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1人，明阳大修厂死2人，其中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1人，王灵农场死5人，都是以“反团”罪名被迫害致死的。 　　1969年5月1日局机关干部从田阳县参加春插劳动后回局。 　　6月成立机关整党领导小组。 　　工（军）宣队第一次进驻农垦局。因群众中派性严重，意见分歧较大，11月工（军）宣队第二次进驻农垦局。 ## 1970年 　　年初，区农垦局机构撤销。除于水、刘玉峰、刘松泰、李运烈等少数干部留在农林服务站工作外，大部分上“五·七”干校，另一部分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工作，曹云、唐知行、崔明道等留机关，成立留守连，管理家属。 　　 区农垦局1987年12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