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玉林市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中共玉林市委整党办公室(机密)>

## 目录

　　前言……………………………………………………（395)

　　福绵“一一·一三”事件…………………………… （397）

　　玉林洲背“二·六”事件…………………………… （406）

## 前言

　　“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破坏了我们党的伟大形象，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严重摧残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精神上的创伤，经济上的损失都是很惨重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的进步。

　　“文革”期间，玉林市经历了“州背”、“福绵”、“永红大西”和“陈秀明死亡”等4个武斗事件，夺权斗“走资派”、批“叛徒”、“特务”、抓“反共团”、揪“黑班子”、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16个全市性较大规模的批斗运动，被批斗迫害5071人，无辜死亡人数715人（其中枪杀332人，自杀360人，其他23人，国家干部、职工114人，学生、群众601人），因斗打致伤致残418人，造成冤假错案5071件（其中仅“新反团”有700人，“黑班子”937人，“地下党”受株连968人），乱搜查、乱抄家，没收了一大批物资，错批错斗了一大批人，十年动乱，派性武斗、工厂停工停产，市场封闭，全县财政减收，损失达12.8亿多元；中小学停课串连闹革命，搞批斗的长期混乱，贻误了一代人，其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两年多来的“处遗”工作（1983年3月至1985年9月），对全市无辜死亡715人进行了昭雪，死者家属得到了安抚，冤假错案和被错批错斗5071人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名誉，有的复工复职，恢复党籍；并逐步退赔了被抄物资；对杀人凶手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职工、群众需定案处理的1021人进行了审查，作了定案处理，分别给予了逮捕法办18人，开除党籍260人，清除出党42人，开除公职和开除留用13人，其他党纪处分198人；对死者、伤残者及其家属给予善后经济补助338543.5元（包括抚恤、埋葬、扶养、房屋修理和生活补助费等）。另外，各单位自费开支抚恤、埋葬、扶养三费共18806.12元，94个遗属得到了工作安排。通过“处遗”工作，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得到了恢复，党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混乱的思想得到了澄清，精神创伤得到了愈合，安定团结的局面得到了巩固。

　　编写《玉林市文化大革命大事件》是从《玉林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选择规模较大、性质比较严重，影响较深的两个大事件客观地加以较详细的记述，是彻底地否定“文革”，起“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巩固“处遗”成果。材料均来自玉林市档案馆的“文革”及“处遗”存档材料。

## 福绵“一一·一三”事件

　　1967年8月，玉林县以支持韦国清或支持伍晋南为线组合形成两派（玉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玉林红色革命造反大军总部简称“四·二二”），两大派总部（指挥部）成立后，在福绵、成均、樟木等地也象城区一样，两派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激，互相谩骂、攻击、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机关学校内部构筑工事，筹备武斗工具，酝酿武斗，特别是福绵公社两派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两派各占据点，“四·二二”福绵造反大军二福片南闸门“造反楼”和福绵初中和福西“造反楼”为据点，福绵“联指”以福西为据点，两派划地为界，开展派性斗争。当时，玉林城区两派斗争已从辩论发展到武斗，1967年8月23日，玉林地、县、镇“联指”联合行动，抢去玉林军分区独立营、玉林县和玉林镇人武部的枪枝，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10月10日晚，“造反大军”成员陈秀明在玉林街上被“联指”打死，这是“文革”中玉林县第一个打死人事件，“造反大军”一连两天（11、12日）集会抗议，并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些事件的发生，更加激了福绵两派的派性斗争。

　　11月13日晚上9点多钟，福绵公社福绵大队“联指”红卫兵司令王育荣和“联指”民兵薛志权等10多人到福绵大队白坟岭江边竹园捉赌，回到福绵大队二福片南闸门处时，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李育昆等人认为“联指”跨越了地界，王育荣等人认为自己是执勤，不受界限，故双方发生争论，“联指”一民兵鸣枪恐吓，“造反大军”便缴去“联指”民兵的步枪6支，子弹40多发，王育荣、薛志权即分别向公社武装部和驻军雷达站报告，经驻军领导动员和福绵“联指”多次警告，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拒不交回夺去的民兵武器，公社武装部和公社“联指”认为抢夺民兵武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采用武力镇压，把武器夺回来，并感到“四·二二”的存在严重威胁了“联指”的行动和安全，蓄意捣毁“四·二二”据点，扫清福绵地区的“四·二二”组织，于是发生了“联指”民兵用武力攻打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据点的事件，这一事件称为福绵“一一·一三”事件。

　　11月13日晚，福绵公社武装部接到薛志权等人的报告后，公社武装部长、抓促领导小组长苏明槐即向县武装部汇报、请示，县武装部政委王振铎听汇报后答复，被抢去的武器一定要如数交回，如不交回就想办法夺回来，同时派人电话紧急通知南江、仁东、新桥、樟木、成均等公社武装部和六万林场派出武装民兵支援福绵公社武装部，苏明槐也用电话与这些公社联系，要求给予支援。当晚，苏明槐连夜召开公社机关大院干部职工会议，讲明武装民兵被抢夺去武器的情况，传达县武装部的指示，动员和布置全体干部、职工做好“战斗”准备，会上研究分工：

　　1、天亮前发出“戒严令”和限期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交回武器的“通令”，具体由周垂堂（福绵法庭副庭长）等人负责；

　　2、后勤由黎强（公社社长，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等人负责，在公社大院和福西大队设两个伙食点，民兵吃的米从福绵粮所要，猪肉从福绵食品站要；

　　3、派出专人（黎加佐公社团委副书记、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林为胜公社副社长、抓促领导小组成员；陈廷林公社武装部干事等）于14日早晨到公社外围与外来支援的公社民兵联系和接应；

　　4、公社办公室由谢荣新（公社干部）等人负责，收接电话，掌握情况；

　　5、从枥木大队，调一个武装民兵班到公社搞保卫和作临时应急用；

　　6、其他人员做好公社机关的防卫和接待工作。

　　县“联指”总指挥庞业基和梁贻立等人接通知后，到县武装部研究，回县“联指”办公室召开会议作出决定：由莫维才和地区“联指”参谋长张山林，作战部副部长侯兴华带领地、县工人“联指”40多人到福绵参战，同时，县人武部科长王吉增连夜赶到福绵雷达站了解情况，并进驻公社督阵。庞业基与张山林每日也均到现场参与指挥。地区“联指”头头林坚还对张山林布置说：“现在福绵‘造反大军’抢了民兵的枪，打福绵有理由了，如战斗打响，万一州背增援，你带一个民兵连到枥木切断道路。”

　　14日早上，樟木、成均、南江、仁东、新桥、六万林场等公社和单位的武装民兵陆续赶到福绵公社。县武装部和县“联指”也派出梁贻立（原人委干部）等人到福绵公社。当天上午，各公社带队负责人和县“联指”梁贻立等人在公社开会研究成立指挥机构和攻打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据点的方案，决定：

　　1、在公社大院设总指挥部，苏明槐任总指挥，钟耀光（仁东公社武装部长、抓促领导小组长）、宁福来（成均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抓促领导小组长）、梁贻立、黎加佐任副总指挥。在福西大队设“火线指挥部”，由黎加佐等人负责；

　　2、先打福绵初中（“四·二二”南片造反大军指挥部），后打福东造反楼（在福东大队和福绵圩镇交界处）。攻击时间定当天中午12点钟左右，以总指挥部播《下定决心》这语录歌为攻击令；

　　（3、樟木、南江两公社民兵主攻福绵初中据点，黎加佐、陈廷林等人负责组织福西大队民兵和福绵初中“联指”学生配合。成均公社和六万林场的部份民兵从福西大队方向插入福绵圩正街。仁东公社民兵在福东大队月亮塘至雷达站一带，把福东大队包围。新桥公社民兵卡守船埠桥。福绵公社枥木大队民兵卡守凤岭（飞机场）至雷达站一带公路。成均公社部份民兵卡守福绵大队卡寮至万济桥一带公路。南江公社民兵先包围福绵大队南闸门造反楼；）

　　4、抓到“四·二二”造反大军的人员送福西大队指挥部，由龚春仪（福绵公社公安员）等人组织看管和审讯；

　　5、每日早、晚饭后各带队负责人在总指挥部碰头研究。

　　14日中午12点多钟，总指挥部播出《下定决心》语录歌，攻击开始，南江公社民兵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先攻下福绵大队南闸门造反楼，接着增援樟木公社民兵一起攻打福绵初中据点，民兵先打一阵步枪、冲锋枪、机枪，也没有遇到抵抗，最后用手榴弹、炸药把据点的南门、西门炸毁。在据点内的“四·二二”造反大军（主要是福绵初中的老师和学生）20多人慌忙从据点后园墙围跑出，直跑到福东大队分散躲避。“联指”学生周伟任在配合南江、樟木民兵攻打福绵初中据点时，被民兵乱枪打死。下午南江公社民兵搜查据点，扛走了造反大军宣传用的扩大机一台、高音喇叭一个，并于当天晚上撤出福绵回南江公社。

　　15日，由苏明槐召集各带队人会议，传达政委王振铎的指示，总结围攻的教训，成立火线指挥部，由黎家佐任正指挥，唐锡坤、龚春仪、周垂堂、莫维才、吴承松任指挥，并明确各公社任务。

　　16日总指挥部组织攻打福东造反楼。攻打前，苏明槐和陈寿松、钟耀光、宁福来、梁贻立、周垂堂等人先到福西大队和圩镇察看地形，选择攻打路线和位置，然后回到总指挥部研究攻打方案。决定：

　　1、用爆炸方法炸毁福东造反楼的大门，要求在16日拿下造反楼；

　　2、由福绵公社选择爆破手；（苏明槐指定由福绵良村大队民兵姚德安执行爆破，姚在爆破后返回途中，被“联指”民兵误杀）

　　3、成均公社和六万林场的民兵从圩镇正街至石匡井方向一带向造反楼主攻，掩护爆破。如不能炸毁造反楼大门，就集中火力打造反楼的墙，直到打崩为止；

　　（4、樟木公社民兵从福绵单车运输社方向向造反楼进攻；）

　　5、在攻打前，先进行“政治攻势”，用广播筒喊话，限令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投降交枪，不投降交枪就炸毁造反楼；

　　6、为避免住在造反楼周围群众的损失，在爆破前用广播筒喊话动员撤离；

　　7、攻下造反楼后，在搜查中抓到“四·二二”造反大军的人员一律送福西指挥部。

　　县“联指”庞业基（县团委干事、县“联指”总指挥、地区“联指”常委），周祖禧（县农械厂干部，县“联指”常委）等人于16日到福绵公社了解攻打情况，并对攻打福绵东造反楼的方案表示同意和支持，鼓励民兵一定要在16日拿下福东造反楼。

　　16日中午，攻打开始，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至下午2时左右攻下福东造反楼。在攻打中，炸毁烤烟炉一间，民房两间。攻下造反楼后，接着对福东大队和福绵圩镇进行全面搜查，除收回被缴去的民兵武器外还搜出现金1020元9角7分，收音机、照相机、手表、公章、电线、匕首、土制手榴弹等一批公私财物及自制武器，还抓了“四·二二”造反大军的“头头”和群众共一百多人。其中林庆德（男，福绵供销社干部，“四·二二”成员）躲藏在该社生产资料门市部的夹墙壁板中被搜查民兵开枪打死；搜查抓到后，当即就地枪杀的还有唐礼基（男，福绵公社福东大队第四生产队人，福绵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肖祖辉（男，福绵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福绵造反大军骨干）、梁友祯（男，福绵合作店职工）、唐承龙（男，福绵大队第十一生产队人）、曾福初（男，福绵初中学生，“四·二二”成员）、卢道棋（男，福东大队第八生产队人），唐忠珍（男，福东大队第八生产队人）。其余均被押送到福西大队关押在何氏宗祠，油房和烤烟炉内。其中黎万源（男，福绵公社福绵大队社员）被张山林、侯兴华提审后枪杀。

　　17日下午，总指挥部在福绵公社大院召开各公社、单位带队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苏明槐主持，会上苏明槐传达庞业基的指示，研究和布置：①仁东、樟木、成均等公社的民兵于晚饭后分头到福东、福西、福绵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讲明“事件”的真相，安定民心；②听取群众反映参战民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③抓到的“战俘”是“四·二二”造反大军的一般成员，经教育后释放，是“坏头头”的由所属单位处理，是外公社的人员的，由所属公社带回处理。后因群众不敢出屋，群众会开不成，各公社民兵便连夜撤离福绵。

　　17日晚上，苏明槐主持召集周垂堂、黎加佐、龚春仪、谢荣新等人在黎加佐房间开会研究处理关押在福西大队的人员问题。会上，周垂堂提出，与会人员共同研究决定把梁鸣（福绵供销社干部、福绵“四·二二”负责人之一），顾杰华（福绵初中教师，持“四·二二”观点），黄振昌（福绵船埠大队社员，共产党员、福绵“四·二二”负责人之一）、陈国桂（博白县亚山公社和大队社员，于11月14日到樟木圩买猪花，路经福绵被戒严民兵抓送关押于福绵西大队）等4人杀掉。会后，由周垂堂具体布置有关人员，统一于18日晚上，以送回单位批斗为名，分头押到野外枪杀。

　　梁鸣等4人被枪杀后第二天（19日），群众向当地驻军（雷达站）反映：福绵“联指”还在杀人。当地驻军即通知苏明槐等人到雷达站查问和批评。苏明槐和周垂堂为了开脱罪责，研究后，由周垂堂找福西大队民兵唐忠军（原北流县粮食局干部，四清运动被开除回家，当大队民兵，后回收安排在北流县塘岸公社工作）、唐厚华（原仁东公社干部，四清运动退职回家当民兵，后回收在沙田公社工作）等人商量，并指派民兵唐道忠连夜带四类分子翻尸检查把绑在死者身上的绳索解掉，企图掩盖杀人真相。

　　这次“事件”，除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出梁贻立到福绵参与组织研究武斗问题外，县“联指”莫维才（县银行干部、县“联指”常委）、谢万富还带领工人“联指”30多人到福绵参与打福绵“四·二二”造反大军据点的活动，谢树源（县人委干部、县“联指”常委）还用摩托车送手榴弹到福绵交梁贻立作攻打据点使用。参战民兵消耗去的弹药，由梁贻立、钟耀光二人到玉林军分区教导队用汽车运回分发补充。地区工人“联指”总参谋长张山林（原县三轮车社工人）、作战部副部长侯兴华（原地区建筑公司工人），于攻打时间，也到福绵检查民兵攻打情况。

　　历时4天的玉林县福绵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均遭受极大损失。共死亡20人，其中国家干部3人，集体职工1人，学生2人，社员9人，四类分子5人；死亡人员中，属误枪打死1人，乱枪打死3人，搜查中抓到就地枪杀10人，抓到关押审查后枪杀6人。事后200多名群众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到刑讯逼供；致伤、致残多人。“联指”民兵非法吃去福绵粮所大米6800多斤，宰吃福绵食品站生猪32头，花去现金1100多元，炸毁民房两间，烤烟炉一座。

　　福绵事件，经过“处遗”，凶手受到了应得的处理。其中首犯苏明槐、周垂堂被逮捕法办，分别判处了徒刑，死者得到了昭雪，家属得到了安抚，受害者得到了平反。

## 玉林州背“二·六”事件

　　州背是玉林县城背后的一个大队（隶属玉林镇），是广西“四·二二”玉林造反大军的一个据点（1967年8月间，玉林县以支持韦国清和支持伍晋南为线，组合成群众组织，分别形成两派）。它虽不属全区性的组织，但与博白、桂平、北流、容县等地“四·二二”造反大军都有所联系，对玉林地区“四·二二”组织是很有影响的。

　　玉林地区“联指”指挥部设在玉林县委院内八角楼。这样两组织的指挥部相距不够一华里，早晚相见，磨擦事多，由于两派观点不同，意见分歧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对立，互相谩骂、攻击，有时甚至互相动手打人。从1967年“八·二三”玉林地、县、镇“联指”抢玉林军分区独立营、玉林县、镇人武部的枪枝引起打石头仗开始，斗争越来越激烈。打砸抢和死人事件不断发生。“联指”打死“四·二二”观点的有如下几起：10月10日，在地区“联指”政委黄日南等人的策划和指挥下，在玉林街上动刀、动叉打死陈秀明（竹美大队人）；11月间，地区“联指”作战部长张山林在玉林县第一建筑公司附近，用手榴弹炸死陆继纲；12月初，抓到州背九队社员杨熙普打死在玉林往小平山方向的三叉路口；12月27日，从玉林县体育场向州背十三队开枪，把陈耀芳、黄书贵两个女社员打死在菜地；1968年1月16日下午，张山林又在玉林菜市开枪打死黄冠荣（县供应经理部职工）；1月26日下午，从中医院方向开枪，打伤在粮修厂李武（玉高学生），抢救无效，当晚死亡。同一天晚上，又从地区中医院方向开枪，打死进驻在粮修厂的谢荣国（学生）。“四·二二”比较大的打砸抢行动有：1967年10月，抢了玉林杂技团联指李云飞的手枪一枝；1968年1月16日，抢了玉林名山供销社交给地区制药厂制酒的大米9600斤；1月19日，抢了小平山枫营粮所运往县城粮库的稻谷14100斤；1月27日，从州背张屋楼向大群印刷厂开枪，把正在守卫工厂的名山“联指”民兵罗春球打致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于1月31日晚上死亡。州背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夺了权的地区“联指”造反派头头认为与州背“四·二二”造反大军势不两立，蓄谋拔掉州背“四·二二”造反大军这个据点进行备战。1967年12月3日，地区“联指”总指挥林坚派地区“联指”作战部长张山林、政治部主任李雄带领张少雄等人到桂平找县“联指”要了一千只手榴弹壳，回玉林制造手榴弹。12月20日又亲自去南宁铁路分局找“金钢钻”这个群众组织联系要武器，1968年1月16日从这个组织得到350发机枪、步枪子弹；1月18日，黄日南找地区公检法“联指”头头廖幕维、李彩庆密谋后，夺了地区公安处的枪98枝，用来武装工人保卫营。与此同时，玉林县“联指”头头后勤部长谢树源和地区“联指”作战部副部长林海光在地区八四仓库要来炸药2吨、雷管2000发、导火线2000米，在县人委制造手榴弹；镇“联指”向镇资局购买炸药1.248吨、雷管560发、导火线30米来制手榴弹；县农机厂、南江公社农机厂负责制造一部分枪枝和手榴弹。1968年1月底，地区“联指”接连开了3次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攻打州背。第一次是地区“联指”常委会，地点在地区“联指”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有黄日南、林坚、王叙镇、陈育诗、易文杰、陈家广、李雄、欧家富、张平、庞业基、谢树源、周祖禧、张山林、文显著等。会议由黄日南主持，内容是讨论打不打州背这个据点，会议分析南宁、桂林、柳州两派斗争的形势，指出联合是联不起来了，州背已从外地运来大批武器，集结了很多坏人，如果这帮人在这里抢粮食、抢商店、抢银行，我们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安全，必须拔掉这个据点，迟打不如早打。最后统一意见是打。第二会议是在玉林县委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地区“联指”常委和各部领导人，地直机关、城区各大厂矿“联指”头头以及县、镇“联指”头头等40多人，会议仍由黄日南主持。会上讨论第一次会议研究的意见，结果一致都认为要打。会后，“联指”各组织，分别开会，具体研究。黄日南亲自在“联指”指挥部分别主持召开作战和后勤会议。作战会议参加的有林坚、王叙镇、张山林、林海光，还请来了两个“师父”，郑世荣（玉林镇镇长）和李国成（汽车总站武装民兵连连长）。会上黄日南请郑、李提了攻打州背的方案，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方案：打州背必须先攻万花楼，这是州背的最高点，只要拿下这个最高点，“四·二二”在里面就站不住脚，非跑不可，“四·二二”不敢向名山方向跑，也不敢从正面跑，宁屋角也跑不出来，只有从军分区背后往外跑，在江岸以东设卡，就可以抓到“俘虏”。实行东、南、北三面围攻，放开西面。参加后勤会议的有地区“联指”后勤部长易文杰，地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刘碧荣，县“联指”庞业基、谢树源，镇“联指”文显著、温定权等。会议主要是解决钱、粮、副食品和作战伙食设点问题。会上黄日南还说：“过去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把‘四·二二’赶出这个据点，就要花点代价。”会议决定，钱的问题，用了以后，由地县镇分摊，粮由县“联指”解决，副食品由镇“联指”解决。作战食堂分设于：地委党校食堂，由宁为民和李寿仁负责。县招待所食堂，由谢树源和文尚业负责。镇委食堂，由王树汉负责。保证打州背的民兵随到随吃，还组织送一部分饭菜和面包到战地和哨卡。第三次会议是在地委党校会议室召开，这次会议还是黄日南主持，内容是：①最后决定作战方案；②分工、分战线把任务落实到各单位；③安排后勤；④兵员及武器、弹药的调配和部署。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参加第二次会议的人员外，还增加了名山、南江、仁东、茂林等几个公社负责抓民兵工作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2月6日攻打州背，由黄日南、林坚、王叙镇（地区“联指”办公室主任）组成作战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地区中医院，由地区中医院陈瑛（地区“联指”常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具体安排。地区“联指”办公室副主任陈育诗负责电话联系。地区“联指”作战部长张山林任战地总指挥。县“联指”庞业基坐镇县“联指”办公室和参战的各公社领队保持联系、指挥作战；打州背实行两重包围：外围，往北流、桂平、贵县、陆川、博白、火车站等方向，均设民兵守卡；内围，东南北三面，分别由陈丽坤（名山支书）、张山林、侯兴华（地区“联指”作战部副部长）、李国成带领民兵包围。林海光组织玉高“野兵”搞救护队和预备队，晚上并负责在西面的江岸守卡。这是战前的行动部署会议，以统一行动。2月6日凌晨4时攻打州背开始，主攻队伍是张山林、李国成带领的两个工人“联指”民兵连和陈丽坤带领的名山“联指”民兵连。张山林带领主攻队伍一百多人潜伏到万花楼脚下。李国成带领60多人配合张山林进攻。按照作战方案先从中医院方向佯攻，主力强攻万花楼，名山民兵则从东面压去抢占制高点。文显著、温定权和钟泽文（地区“联指”成员）指挥山炮手李元土（镇财税局副局长）、梁品（名山大队民兵营长）6时左右发炮，上午打烂万花楼，下午又打烂造反楼。晚上，张山林带领民兵把万花楼全部炸毁。州背的造反大军失去了屏障，连夜先后从西面的江岸方向逃跑。7日，武装民兵进入州背搜查，下午整个战斗结束。各哨卡把从州背逃出来的人抓起来，除陈祖秀（玉林汽车总站修配厂工人）被就地杀害外，其余送到地委党校关押，（有名单可查的共关285人），逐个进行审讯，其中拉去杀害的有黎兴春一人，送公检法处理的两人，其余分批释放，到2月28日，全部放完。

　　这次攻打州背，调动了地、县、镇各单位和附近几个公社共2100多人，其中出动武装人员的有地区化肥厂、汽车总站、六万林场、玉高“野兵”、玉林县委、人委机关、县农械厂、玉林镇以及名山、福绵、南江、仁东、茂林、成均、樟木、新桥公社民兵共860多人。武器有各种炮8门，自制坦克1辆、轻重机枪24挺、冲锋枪106枝、步枪407枝、手枪164枝，还有手榴弹和炸药包一批。事件中，双方对打死13人，其中“联指”死8人，“四·二二”死5人；事后抓到俘虏整死、枪杀13人；事先双方摩擦打死9人，其中“联指”1人；使用武器出事故死2人，总共死亡37人。明代建筑万花楼被全部炸毁，还炸毁民房73间，压死耕牛4头、猪3头，毁坏群众财物一大批，约计总值11万多元。“联指”耗费国家大批弹药及资金25670多元，用去粮食14170多斤，猪鸡鸭肉类8850多斤，各种酒668斤，香烟554条，毛巾1700多条，蔬菜、饼干一大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可是，“联指”头头认为是一个伟大胜利。10日，在县招待所食堂设宴40多桌，每桌用去40多元，大吃大喝，奖赏“有功”人员，庆祝“胜利”。

　　在攻打州背事件发生的当天（2月6日）下午5时，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发表命令：立即停止进攻，双方派出代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由玉林军分区负责召集；农民不准进城，已进城的农民马上撤退。7日下午，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找了黄日南、林坚、王叙镇、陈育诗等人，传达欧致富司令员的命令，并强调抓来的三、四百人，一个也不准杀，即使问题多大也不能杀，少一个也要追查责任。可是，都没有得到贯彻，如杨熙鲁（玉林镇北辰街道人），“二·六”事件中从州背逃出来，躲到小平山公社崇善大队钟金成家被告密，结果被“联指”民兵拉去打死；黄书添（州背大队人）“二·六”事件后，跑到茂林公社鹿峰大队岳父家躲藏，被名山民兵抓回玉林杀掉；杨熙华（州背大队人）“二·六”事件后，逃到名山公社西岸大队被“联指”民兵抓住，后送县总工会被斗打致死；施政（地区供销社干部）“二·六”事件中从州背逃出来，走到仁东被龚罗大队的“联指”民兵抓到，毒打后用汽车押送到玉林地委党校即死；仁东公社下罗大队李盛修，“二·六”事件后逃回家，8日早上，被大队“联指”头头陈善仁向公社诬告，说他从州背据点带有“四·二二”的人和武器回家，公社武装部长钟耀光竟派200多民兵去围攻，并用炸药炸崩李盛修全家的9间房屋，李盛修被打死，其父李继能被炸死，他的弟弟从外地回来去大队询问这一情况，又被民兵抓住拉回其家枪杀。

　　造成这个事件，主要是黄日南、林坚、王叙镇、张山林、庞业基，以及派性严重的地县镇、公社部分领导干部等人派性发作，特别是黄日南、林坚、庞业基是这个事件的为首者，当时派性严重的支左人员参与州背事件，起了很坏的作用。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 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