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南丹县“文革”大事记 　　<中共南丹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前言 　　《南丹县“文化大革命”大记事》（以下简称《大记事》）是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办公室1986年5月召开的全区整党档案工作会议布置编写的。目的是通过客观地记载南丹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执行“左”的路线所造成的动乱、灾难和损失这一历史教训，用血和泪的历史来教育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和整党成果，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十年内乱，南丹各族人民遭受一场灾难，也经受一次严竣考验，不少共产党员、干部、职工、人民群众在林彪、江青横行的日子里，蒙受不白之冤，死、伤、残于乱枪乱棍。因武斗和批斗致死的多达260人，伤残951人，被批斗迫害的达2374人。 　　《大事记》中所记的，主要是一些与县党委、县革委有重大关系的事，有的是较重要的人事变动，有的是具有指导全县工作方向的会议、文件，有的是轰动县内外的大事件。根据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要求，着重写“文革”的灾难性方面的大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按照时间顺序和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为了说明历史事实，有的我们加以适当的简短评论和按语。 　　由于年久日长，“文革”中形成的材料已大部销毁，撰写“大事记”只能从县档案馆仅存的县党委和县革委的卷宗中的会议纪要、领导讲话、工作总结、会议报告、汇报材料摘取，因此，难免有遗漏和错误，有些需要写上数字、名字、地点、事件全过程，也因材料不足而没有写上，使得有些条目内容不够完整。 　　《大事记》是个永久性史料，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将《大事记》划为机密材料。按区党委整党办通知精神，《大事记》仅发至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史办、党委办、人大常委、政协党组、县政府档案馆、通志馆、上报自治区、地区党委整党办。杜绝公开印发和摘抄引证，不得外借。 　　 中共南丹县委整党办公室1987年4月 ## 1966年 　　1966年6月16日，中共南丹县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向中共河池地委写报告，标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报告中提出了南丹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布置、做法和安排的初步意见：一、根本任务；二、几条标准；三、具体要求；四、方法步骤；五、组织领导。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县委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革命小组由组长于忠（县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副组长李大成（公安局副局长）、余电武（监委副书记）三同志组成，下设办公室，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的是余电武、卢昌遂（教育科副科长）。办公地点设在县委宣传部，具体办事人员黄润溟。经县委研究决定抽调13位同志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组成工作组深入文化教育系统抓重点。具体分工是：深入中学抓重点的7人，由于忠同志负责。深入文化部门的2人，由余电武同志负责，抓面上工作的3人，由李大成同志负责。由此拉开我县“文革”序幕。 　　同日，县委举办第一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训班，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用整风形式学习“毛著”的决定，县长潘海彪在学习班上作动员报告。这一期培训班从6月16日起开班至7月15日止，共一个月时间，参加训干的是来自全县的各级干部1338人，其中有农村脱产干部159人，非脱产干部148人，国家干部、职工110人。 　　6月24日，县委同意公安局党组《关于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卫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并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对此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望各单位党支部认真研究，切实做好运动的保卫工作。 　　在全国、全区影响下，县直机关、学校，当时正掀起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所谓“三家村”黑帮的高潮。 　　6月25日，南丹县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批判专栏、大小字报铺天盖地，从室内到室外，从校内到校外，到处张贴，内容大意是：批所谓“三家村”，批反动学术权威，批本校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当权派——巫东方（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蒋学伟（副校长）等，由于学校领导被批、被斗，领导班子瘫痪，学校过去那种严格的校规校纪和教学秩序受到了破坏，学知识、学文化的课堂变成了批判会、声讨会会场。工作组进驻以后，整顿了秩序，提拔教师梁标林任副校长、梁经钦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引导学生走到正常的学习上去，后来被诬成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巫东方、蒋学伟二同志继续受到批评，并在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又多次受到人身摧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7月12日　接河池地委组织部通知，重新组建中共南丹县委常务委员会，县委常委由王枫桐、潘海彪、王富义、黄品忠、苏文、迟中民、韦东明、莫华荣、郭志金、陈贵海等10位同志组成。县委书记王枫桐、县委副书记潘海彪、王富义、苏文、黄品忠。当时王枫桐还在河池四清工作团搞“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工作，由潘海彪同志在家主持县委和县人委的工作。 　　7月12日至8月中旬暑假期间，全县小学教师476人自带行李住在城关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培训班，县委副书记苏文在集训班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动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份。一、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全国、全广西、全县6月份以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我县文化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三、这次集训班的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四、如何坚持搞好小学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他在报告中说：中学以上要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小学教师利用暑假期间搞文化大革命。他说：我县从6月18日开始，南丹中学已停课搞“文革”，首先是揭批全国和全广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已转到揭露本县、本部门、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南丹中学从6日19日起，仅3天时间，大字报贴满墙上，挂满走廊，从几十张已发展到几百张。他还说：丹中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巫东方、副校长蒋学伟以写文章、写小学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国有、全区有、我县也有，中学有，小学有，各部门都有，这是一条黑线贯穿着整个文化教育阵地。他对集训的方法提出了采用边学边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革命大批判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在学习班上，组织教师批判所谓“三家村”，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挂下连，搞大小字报专栏。被揭批的多数是学校的领导，少数是原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教师。学习班后，在全县的小学校中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7月20日，南丹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召开第七次委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郭志金（人武部部长）、陈贵海（人武部政委）等共13人，会议由潘海彪同志主持，首先由人武部领导传达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关于全党抓武装”的指示，会后由潘海彪同志代表县委作了“关于下半年民兵工作的安排意见”的总结发言。主要内容是：一、以毛主席最高指示为指针，提高对民兵工作的认识，二、坚决在民兵工作中贯彻突出政治、积极带头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三、加强复退军人的管理教育，四、不断加强民兵组织整顿、纯洁民兵队伍。 　　（7月24日　县委举办南丹县第二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训班，县长潘海彪在学习班上作了动员报告，这期学习班从7月24日起至8月12日止，共20天，参加学习班3198人。） 　　8月3日　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结束后，于忠同志向县委常委汇报，常委专题研究，一致认为，区党委、地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并对全县的文化革命作了全面部署。分析了南丹中学和六寨中学的文化革命情况。如南丹中学要求解决5个问题：第一斗垮、斗臭、斗倒校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巫东方、徐德炽，第二在揭批中发现蒋学伟、韦文辉的问题是严重的；第三学习“老三篇”，解决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第四破旧立新；第五教学改革问题。 　　南丹六寨中学自从工作组到校后，发动群众，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中间人物，做好团结95%的工作，打击真正的“敌人”。 　　8月下旬　南丹中学在进驻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经审查批准成立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共45人参加，其中贫下中农出身的42名，表现好的中农子女3人（负责人是朱连珍、杨福坤、韦福荣等，均是中学生），9月份以后，由于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红卫兵组织成员不用申请可以随便参加，由各组织自己扩充， 主要是所谓“红五类”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 　　在此期间，学生走上社会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对城乡古代刻绘的花纹建筑物、文物、商店陈列的花布，印有花卉和古老图案的商品，机关、学校干部、群众收藏的旧书、古董、农户的香炉、白裤瑶族的长辫子都列入“四旧”之列，进行砸、烧、封、剪、撕香火、倒香炉、砸古董、打石碑、挖古墓，各红卫兵组织设卡检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逢圩日，红卫兵在街头巷尾、村头强行剪辫子。农村不准唱风流山歌，谈情说爱的歌不准唱，戏不给演，如刘三姐的戏禁演禁唱，要唱毛主席语录歌。原广西政协副主席莫树杰父、母墓前李宗仁的题词也被砸烂。立“四新”，提倡人人读毛主席的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不准穿西装和其它颜色异样的服装。写文章，作报告要先写先念毛主席语录。南丹中学红卫兵还向全县各界提出：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地名全部要更改过来。如南丹城关的民行街改为“解放街”，民生街改为“红星街”，民治街改为“东风街”，接龙滩水库改为“东方红”水库，龙王坡改为“幸福坡”，龙泉旅社改为“工农兵旅社”等等。 　　8月29日　潘海彪同志从地委开会回县布置、县委副书记王富义亲自召集吴秀福（公安局协理员）、谭明沛（卫生局副局长）等同志商议成立赤卫队事宜，保卫机关、维护机关的正常秩序，防止红卫兵到机关串连冲击机关。县直机关成立赤卫大队，政委是吴秀福同志，大队长是谭明沛同志，下设两个中队，4个分队，约一百多人，多数是党团员、家庭出身好的干部职工参加。潘海彪、于忠等同志参加研究领导成员名单，草拟“宣言书”，9月10日经地委审查修改后就宣布成立，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该组织后来被认为是保守组织，因此成立不久也就名存实亡了。 　　9月12日　县委举办第三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训班，时间20天，参加学习班共2652人。在学习班开学典礼动员报告会上，有县直属机关、厂矿、学校干部、职工、师生参加，县长潘海彪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分析全国、全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接着揭露我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战斗号令，彻底揭露、捣毁“三家村”黑帮，大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我县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有没有人放毒呢？有没有人中毒呢？有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有没有封建残余呢？我们的文教阵地在谁手里呢？我们的机关、学校每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例如，有的通过写对联、作诗、抒发低级情味，发泄个人主义，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有的以写毛主席语录为名，断章取义放毒，有的教师对社会主义不满，攻击三面红旗，南丹中学的巫东方、蒋学伟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他在报告中提出了4点要求：一、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建立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二、彻底揭露和批判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三、重新教育和整顿无产阶级文化队伍，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一切文化阵地；四、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 “破四旧”、“立四新”。 　　9月下旬　南丹中学第一批24名红卫兵在副校长梁标林带领下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触了外界的红卫兵组织，回县后上街游行，大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文革”办公室解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和机关成立赤卫队是不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9月28日　河池四清工作总团、南丹工作团收队回县，接着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赤卫队，拿赤卫队红袖章到街展览。 　　10月10日　县委召开全县水利、林业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潘海彪同志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奋战一冬春，为完成全县75000亩农田水利建设而奋斗》的报告。 　　10月下旬　南丹中学红卫兵敲锣打鼓集队到县委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南丹县委”的大字报，震动了整个县直机关，县委院内过去那种正常秩序也乱了，到处听到各科室干部议论“文革”的形势。此后，县委撤回工作组，改以联络员的身份参加学校的文化革命。 　　11月间　县城及各区机关干部、职工相继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县委以黄振隆（团县委干部）为代表组建“红旗”战斗队，县人委以刘卫（人委会计）、黄君球（统计科科员）为代表成立“七一”战斗队，（后改为“七一总部”），县委农村部、中心办公室、广播站以周世光（县委农村部秘书）、宁建兰（广播站播音员）为代表组建“红电波”战斗队。各种群众组织成立后，选准本单位的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红卫兵组织跨单位、跨行业串连，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机关院内，部份当权派的门上都贴满大字报，所有建筑物的门面都用红油漆涂写大幅标语，搞满堂红，到处听到、看到“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像章挂胸前，红旗、红袖章到处有。 　　县委通知各区、县直各单位要热情接待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县城接待站设在原工人俱乐部，有行李住宿，有饭吃，有茶水供应，有专人负责接待。共用去县财政经费19889元5角（包括购买接待物资费和红卫兵伙食费）。 　　12月上、中旬　南丹中学师生、农校、壮校、各区中学也开始徒步或乘车到外地串连。全县共发给红卫兵串连经费2218元零3分。 ## 1967年 　　元月5日　中共南丹县委组织部、南丹县公安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委、县直各党支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开展中，为免除意外事故发生，将所有干部原配带的自卫手枪及子弹（公安政法干警除外）一律限于元月10日前集中送到县公安局统一保存。运动后再按规定发给。 　　元月7日　南丹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召开全县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长潘海彪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参加会议代表共867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表彰民兵中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抓阶级斗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会后组织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各区讲用。 　　2月5日　中共南丹县委印发《关于成立平反办公室的通知》给各区、县直各单位“文革”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平反问题的指示精神，经县委和各红卫兵总部的代表研究，同意以王海林（县总工会主席）、王树堂（糖业公司副经理、方善芬（看守所所长）、覃增培（财办干事）、韦福荣（学生）、朱连珍（学生）、王安赶（粮食局干部）、余电武、黄大贵（人事科副科长）等9位同志组成南丹县委文化革命平反办公室，于2月5日正式办公。主要是平反部份中学生在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被批被斗，或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以及戴上“黑五类”帽子等。 　　2月中旬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南丹县城所有机关的干部职工、红卫兵各种造反组织集中成立毛泽东思想南丹县工农兵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司令部，目的是反对经济主义。办公地址在原工商联。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后因揪走资派意见有分岐而各拉队伍，各立山头而分裂。 　　2月21日　县委机关和人委机关造反派周世光、刘卫召开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所谓潘海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赤卫队、镇压红卫兵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行。会议开始是县委常委和机关造反派参加，后扩大到县委委员、县直部、委、办、科、局领导参加，当揭露批斗更加深入后，又扩大到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一起参加，此次批斗会延续一个多星期。后来是逢会必斗。在揭批潘海彪的同时，县委组织部长韦东明也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揪出来与潘海彪同志一道批斗。当时县委由王枫桐、王富义（已批准退休，未办手续）、黄品忠主持工作。县人委由副县长迟中民主持工作，黄品忠兼“文革”小组长。 　　2月22日　全县小教集中县城批判教育科科长周绍明和副科长卢昌遂，直到31日止，批判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 　　2月底　县人武部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和周总理的电话会议精神。 　　3月9日　在县委、县人委领导班子被批被斗，领导瘫痪、指挥不灵、春耕生产陷于被动局面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以南丹县人民武装部为主体抓总，成立南丹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并发了丹指字（67）l号文件，指挥长陈贵海、副指挥长王枫桐和农业系统革命造反派总负责人李有明，指挥部成员17人，周世光任指挥部秘书。指挥部成员由：陈贵海、王枫桐、李有明、苏成波（原县委保密室副主任、革命造反派总部委员）、王安赶（粮食局统计员、粮食局革命造反派代表）、黄品忠、迟中民、莫华荣（农村政冶部主任）、郭志金组成，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郭志金任办公室主任，迟中民、莫华荣、周世光、苏成波4人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生产、生活组，宣传组。 　　3月初　全县各区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全县1632个生产队，就有568个生产队干部不到会，怕当当权派，怕被群众揪斗，区、公社、生产队干部都存在着等待夺权、等待换班的思想，不敢大胆领导春耕生产。 　　3月11日　县抓、促指挥部从县直机关抽调211名干部，加上各区抽的共359名干部，下到7个区、84个公社宣传，贯彻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领导群众搞好春耕生产，黄品忠同志亲自布置下乡工作任务。一、贯彻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二、帮助区、公社健全“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指挥机构，区武装部抓总，公社民兵营长抓总；三、组织一切力量突击抢播早稻和抓紧完成玉米种植任务；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认真安排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好群众在春耕生产中的困难，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3月25日　全县各区、各公社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区指挥部成员85人，其中领导干部28人，区抓、促办公室16人，其中领导干部7人，有一半以上区领导干部靠边站，公社领导班子躺倒不干的有174人。 　　3月27日　南丹县抓、促指挥部指挥长陈贵海召开全县电话会议，内容：一、传达河池军分区抓、促指挥部电话会议精神。二、总结前一段我县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情况。三、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会上反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反“五风”即：单干风、偷卖耕牛风、投机倒把风、五类分子翻案风、赌博风。号召广大群众和民兵提高警惕，给予狠狠打击。同时，还公布了全县发现脑膜炎219人，其中死亡39人的情况。 　　3月下旬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亲临我县农村检查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 　　4月上旬　河池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会议，县抓促指挥部紧跟着首长指示和分区会议精神层层贯彻。县抓、促指挥部于4月3日至15日召开各区党委书记、区长和县直机关单位领导会议，陈贵海同志在会上传达分区会议精神，会后作了总结。王枫桐同志在总结会议上也讲了话，要求学好中央十个文件，抓好当前生产，狠抓阶级斗争，不能心慈手软，在一个区、一个公社选几个五类分子来斗争，在一个公社选一两个富裕农民报上来批准后就批判，凡有闹单干的坚决予以批判，决不让资本主义抬头，各区可以互相竞赛。 　　5月9日至12日　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全体指挥部成员会议，并发了纪要。纪要提出了3个问题：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二、积极开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一定要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本地区、本部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对情节恶劣的为首分子要依法处理。三、关于当前农业生产问题。 　　5月28日　由县委和机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主持召开批判潘海彪大会，参加的是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 　　会后，抓、促指挥部决定由郭志金同志带队，带领25人的工作组在小场区附城公社搞革命大批判试点，各区指挥部派1至2人参加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回去铺开。工作组6月初入村，9月底结束，前后共4个月。在点上通过大会报告，学习声讨、忆比控诉、土改老根子座谈等形式揭发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诬蔑他反对伟大领导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包产到户，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由经营……）。 　　6月8日　县内革命大批判声势浩大，城乡到处摆开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战场，罗富区雍里公社干部、群众首当其冲揭发批判了所谓南丹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县长潘海彪（因潘县长1963年在雍里搞“三自一包”试点）。 　　这一时期，全县先后举办了3期革命大批判培训班，共培训公社和生产队骨干1739人，有68个公社，1336个生产队召开了各种批判会，到会4212人次，结合实际斗争57个四类分子，批判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无法统计。从此，大批判，大斗争在全县掀起高潮，一浪高过一浪，风起云涌，搞得各级领导人心惶惶。 　　7月5日　趁着机关揪斗当权派的混乱之机，县物资局副局长韦作桐执刀闯进苏文房内，企图行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苏当机立断越窗逃走，免予被害。原因是1966年8、9月间，苏文爱人在河池搞四清，苏在掌握第二、三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时，韦作桐老婆廖俊在学习班材料组，他们接触较多，韦怀疑他（她）们有不正当关系而报复。 　　7月9日　南丹县供销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供销社“红铁军”革命造反兵团，供销社经理部“革命红流”兵团等群众组织，联合对南丹县供销社主任吴胜祯同志进行批判。 　　7月中旬　广西师院部份学生到南丹串连，其中有南丹籍学生谢淑芳公开在县灯光球场演讲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为什么要夺广西日报的版权？为什么要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站出来？并多次参加县城各造反组织的辩论活动，从此在南丹县城各群众组织、各红卫兵战斗队中出现了支韦打韦、支伍打伍的辩论，以同一观点划圈，形成两种不同观点的小团体、小派别，原来的各种战斗队四分五裂，分化瓦解，革命大批判的锋芒从本单位、本系统、本县转到“刘、邓、陶”，辩论的焦点是支韦、支伍、打韦、打伍的问题。 　　7月15日　南丹中学红卫兵通过辩论，分裂又重新组合，成立打韦支伍派群众组织“南丹县革命造反大军七·一五兵团”，这个组织是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的核心组织，兵团头头是牙艳康（1966年7月分配到县农械厂当合同工，后认为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又返回学校闹革命）、卢宗兆（丹中学生）、莫启强（丹中学生）等。 　　7月下旬　县人民银行、县农业局等单位革命造反派相继夺权。夺权的方法是首先由造反派集中宣读夺权声明，后由单位当权派交出印鉴。接印者是造反派推选出来的负责人，由造反组织主持单位的日常工作。县银行由刘奇贤（银行农金干部）主持工作，农业局由李有明（工业局干部）主持工作。 　　8月7日　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揭批所谓走资派潘海彪的一条黑线，被批判的有韦东明、麦耀伦（农业局长）、郑维刚（交通局干部）、卢昌遂、罗威（公安局长）、潘时佰（水电局）、覃壮（县委办副主任）、王大发（人委办主任）、曾祥宋（劳动科副科长）、黄大贵（人事科副科长）、吴秀福（公安局副教导员）、李大成（供销社主任）、吴胜祯（供销社副主任）、周玉卿（县直党总支书记）、于忠等同志。 　　8月8日　县直属机关包括南丹中学各群众组织通过辩论、分裂、又重新组合，“七·一五”兵团的成立，促使南丹两派群众的派别组织联合。抓促指挥部领导成员周世光和办公室成员黄振隆（团县委宣传部长）主持召开了打伍支韦各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宣告成立南丹县毛泽东思想“岿然不动”联合指挥部（属丹联指的前身），指挥部领导成员有周世光、黄君球、刘锡平（丹中学生）、杨序光（邮电局干部）、黄侣耀（山口林中总务）、兰常标（法院干部）、陆通茂（县银行干部）。 　　8月中、下旬　县人民武装部有一批枪枝弹药埋在甲棉军垦农场，怕暴露被造反派抢，人武部副部长刘子龙秘密叫刘卫开车到甲棉连夜将这批武器运往大厂收藏，大厂“九·一三事件”枪全部被抢，刘卫成为联指的运枪大队长。 　　8月下旬　中央首长在北京，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在回答两派提问题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此后，县直机关打韦支伍派陆续汇集，以工人俱乐部为据点，筹备成立“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总指挥部”。支韦打伍派以“岿然不动”联合指挥部为核心，筹备成立“丹联指”，据点设在县委院内。 　　9月15日　南丹县“岿然不动”联合指挥部主持召开“拥军爱民”千人大会，各革命组织的代表和驻军代表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大会上“岿然不动”指挥部提出抽调干部下乡抓革命、促生产的6条倡议，会后，县委、人委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干部下到城关公社支援抢收。 　　9月21日　中共南丹县委以丹发（67）008号文件通知（实质上是人武部一手操纵），撤销黄品忠同志县委文革小组长职务。在此之前，黄品忠同志曾任县抓、促指挥部领导成员兼县“文革”小组长，因在某些问题上与人武部意见有分歧，后被退出抓、促指挥部，南丹“七·一五”造反大军成立后，黄品忠声明站到“四·二二”群众组织一边，这就更激起了县人武部的愤恨。因此，文件中列举了黄品忠的罪名，说黄品忠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字当头，对抓革命、促生产领导不力，对自己错误主动检查不够等，实质是县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对持不同观点的就压制、排挤、打击，排除异己，为一派掌权扫清障碍。 　　9月26日　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郭志金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完成全年国家征购任务》的报告，讲了3个问题：一、当前的形势；二、我们的任务；三、完成任务的措施。在讲到当前形势时说，全县从7月初起到目前为止，已掀起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高潮，据全县统计，1884个生产队召开批判大会，参加人数53969人，其中在声讨、批判大会上发言的达11618人。会议共开7天，到10月2日结束，参加会议的代表420人，其中各区革命领导干部、革命造反派负责人61名。各公社“抓总”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造反派负责人359人。有17个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会后郭志金同志作了总结，到会代表一致表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拥军爱民”活动，打好“三秋”这一仗。 　　9月27日　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总指挥部在县灯光球场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约500人。造反大军总部常委共11人。黄健（百货公司干部）、牙艳康、莫启强、卢宗兆、卢宗玉（百货公司干部）、谢宝声（县总工会干事、工人俱乐部管理员）、钟德周（县医院医师）、姚福来（汽车站司机）、杨九龙（汽车站司机）、谢金林（水电局临时工）、韦作桐等。下设宣传部、武卫部（作战部）、后勤部。武卫部由黄健、柏国志（城关社员）、姚福来负责。 　　10月间　毛泽东思想南丹“岿然不动”联合指挥部3名核心领导周世光、刘卫、黄君球在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的建议下，召开县直机关原“岿然不动”下属的各兵团、各战斗队负责人会议，筹备成立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南丹县联合指挥部（简称丹联指），实质上是把“岿然不动”联合指挥部改名，加设常委而已。“联指”成立当天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工农兵旅社转弯处，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部份人员在街道两旁高喊“打倒韦乔、解放老保”的口号进行对立。会后，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贴出了支持南丹联指的声明，声明说：支左部队承认这个组织，丹联指是革命左派，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希望丹联指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此以后，加深两派的矛盾，从口头辩论到用石头、木棒、匕首、土造手榴弹为武器，支左部队搞军管军训，都是联指参加。“四·二二”造反大军搞兵管兵训，讲部队庇/屁股坐歪，支派不支左，自己在工人俱乐部办骨干学习班）。 　　在丹“联指”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联指”章程。产生丹“联指”领导成员，向全县各级造反派组织发了倡议书。 　　“联指”指挥部领导成员有周世光、黄君球、刘卫等29人。各区“联指”派头头都参加领导成员。“联指”常委有周世光、黄君球、刘卫、刘锡平、杨福坤、吴秀清、杨序光、姜振学、刘信章、莫炳河等10人。指挥部下设文攻武卫部、政治部、后勤部，以战线和以区为单位成立兵团，指挥部设在原潘海彪、黄品忠同志住房内。 　　10月间　拉么生产队女社员彭妹外出触响拉么造反大军埋的信号雷，未造成伤亡。拉么“联司”（拉么两派形成是8月底。“四·二二”派称拉么造反大军，“联指”派称拉么联司）以此为由，大造舆论，鼓动附近生产队持“联指”观点的群众仇视造反大军，后来车河、堂汉等公社持联指观点的群众，自发地声援拉么生产队群众，组成了一百多人的队伍进入拉么矿内，围攻造反大军，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一、排除所有地雷；二、赔偿经济损失（因各交通路口、田头、地边都埋有地雷，群众不能放牧、不能生产）。后经支左部队做工作而撤回，发生了第一次包围拉么。 　　11月3日　广西南宁延安片“联指”来丹在大礼堂进行派性演出，丹“联指”已坐满大半个礼堂。在演出中，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约300多人冲击演场，进行捣乱，喊口号、吹口哨，使演出无法进行，丹“联指”武卫部刘卫带十多人在台上压阵无效，演出只好终止，在散场出来走到人委大门前，突然飞来石块击中延安片演出队员轻伤，激起两派冲打一阵，“四·二二”派撤走终止武斗。 　　11月4日　“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抓走外贸局干部韦小贤和王瑞明两人进据点工人俱乐部，丹“联指”集中约300多人到工人俱乐部要求放人，情况非常紧张，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两派相持约几小时，经支左部队做好双方工作，限期放人后，“联指”才撤离现场，避免了这场武斗的发生。 　　11月6日　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七·一五”兵团以民行街原专买公司楼房为兵管楼（现五金公司门市部所在地），并构筑简易工事为武斗据点。 　　11月24日至30日　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共2680人，郭志金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共讲3个方面：一、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展“斗私批修”，解决干部中的一怕、二怨、三等待、四不管的思想，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找私字，从“老三篇”中找答案，从思想上找根源，从行动上看效果。二、抓紧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三、抓紧搞好冬种。 　　12月间　丹“联指”武卫部刘卫接“金联指”负责人王卫东的电话通知，建议南丹、大厂、天峨两县一矿成立联防指挥部，由南丹牵头，以防武斗无援。后由刘卫通知主持召开两县一矿“联指”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联防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是：周世光、刘卫（南丹）、尹应忠、朱根明（大厂）、蒋国顺（215队）、谢当礼、庞雄海（天峨）。总负责人是：周世光、刘卫、朱根民、谢当礼。 　　12月初　南丹两派群众组织在县人武部支左部队主持下，贯彻广西两派代表在京达成的“十条协议”，共同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在两派代表谈判时，“四·二二”派提出：一、造反大军是左派群众组织要坐礼堂左边。二、过去“联指”喊“四·二二”为牛鬼蛇神，这次大会不准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联指”派同意这两点要求，达成了联合开会的协议。在大会进行中，“联指”派中有人高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四·二二”派马上有人高喊“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整个会场乱了套，造反大军军长黄健命令“四·二二”派全部退出会场，会议无法进行。人武部支左部队多次做工作，也无法挽回。 　　12月13日　六寨中学“四·二二”派组织“云水怒”与六寨联指派组织“九·六”总部发生武斗，“云水怒”被打伤多人，组织负责人教师周应杰，覃世孝，学生吴祖林等从麻尾爬火车到南丹要求县人武部处理打人凶手和幕后操纵者，保证“云水怒”红卫兵的人身安全，没有得到支持，县人武部迟迟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从12月17日下午4时至12月26日止，全体“云水怒”红卫兵50多人到县人武部静坐，敲锣打鼓、吵吵闹闹长达9天时间，县城造反大军捐粮捐款相助。后经人武部支左部队耐心动员，才陆续撤离返回学校。 　　12月底　南丹两派都积极酝酿一场战斗，吃掉对方，为一派掌权做准备。县人武部集中全县各公社民兵营长和厂、矿武装民兵骨干到县城搞军事训练，住在县委三楼。并组织民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到各区演出宣传。这次培训表面上是防备县城武斗，以保卫县委机关，实质上是为“联指”撑腰。 ## 1968年 　　元月1日中午　参加县人武部集训的大厂一民兵在街上糖业公司门口贴标语，“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卢宗兆，姚福来发现这个民兵身背一支二号驳壳枪，就立即组织同伙把这支枪抢走，后人武部找黄健、谢金林谈判，他们仅答应调查后再说，这是南丹即将发生武斗的预兆。 　　元月3日　广西“四·二二”南丹造反大军兵管工农兵旅社，以此为据点。 　　2月1日　早上7、8点钟左右，城关乡民兵营长利学民带民兵陈国民、何子民、吴耀烈、黄立刚、梁建国等人，去抓地主分子莫素群（原因是元月31日利得到民兵排长梁春梅报告及派性组织通知说，莫家过去藏有枪支不交出来，昨天他丈夫去挖，被发现已收来交给派出所了），说要送去公安局，当押到现国营旅社左侧石桥边时，以莫逃跑为由，利学明开了一枪，接着何子明又开了一枪，把莫素群打死。事后以贫下中农法庭为名义，又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写了两张布告，分别贴在新华书店和老国营旅社门口。这是南丹县“文革”中的第一起枪杀流血案件，也是南丹“二·二”武斗流血事件的起因之一。 　　2月1日　河池中学教师彭寿桓（金城江“联指”成员）春节回小场探亲，被该校“四·二二”派学生蒋新华（当时南丹中学副校长蒋学伟的女）、苏影姣伙同南丹火车站“工总”的人围攻、殴打，并将彭关押。南丹的“联指”派知道后，即打电话给金城江“联指”告知这一情况，2月1日，金“联指”头头王卫东带一帮人开专车来南丹，南丹派常委刘卫接洽后指派武卫部的廖文生（山口林场工人）跟车去小场作向导，他们一到小场，安排好力量，直冲火车站旁边的一间小房，“营救”出彭寿桓，开车回南丹，在国营旅社住宿。 　　2月2日　金“联指”的王卫东等人清早开车回金城江，当车驶到南丹县邮电局门前，发现路被“四·二二”用木头、油桶阻拦，王等人下车排除路障。正在这时，王卫东突然发现蒋新华、苏影姣在邱启华（居民）家后门，王即连鸣两枪，令其同伙进行包围，把蒋、苏两人抓上车，即开往金城江。 　　由于蒋、苏被金“联指”抓走，“四·二二”派的莫启强（丹中学生）、蒋日华（蒋新华的哥、翁乐小学教师）闻讯赶到，马上组织一帮人在财政局门前集中，准备去“营救”，此时正好南丹县交通局一号车开过，要去月里运粮，被莫、蒋等一伙人拦截，撵走司机，强行“借用”车子，由姚福来（南丹汽车站司机）驾驶，莫启强指挥，载着20多人，并带上一些土造枪支、手榴弹，追击金“联指”。南丹“联指”知道后，打电话到车河“联指”，叫他们拦住王卫东的车，告诉他们后面有人乘车追击。王的车子到车河街头被人招停，知道情况后，即下车组织阻击，设路障，占制高点有利地形，埋伏待阻。当姚福来的车开到埋伏处时，王卫东等人即朝车上开枪，丢手榴弹，当场把谢水才（丹中学生）打死，打伤蒋日华、谢宝声（县总工会干事，南丹“四·二二”派头目）。对这些“被俘”人员逐一搜身，解除武装，王等人即开车回金城江去了。这是南丹两派武斗流血事件的导火线。 　　当姚福来的车开往车河不久，刘卫自带十几个武装人员，开一架车随后追去，到车河时，金“联指”的人已走了，刘即布置搜查，追捕“四·二二”派人员，在车河卫生所住院治疗枪伤的蒋日华，被覃瑞安一帮人抓出来，带到车河区公所门前，押上车带回南丹。 　　与此同时，大厂“联指”知道消息后，也派出8、9部车及百多名武装人员，由派头头朱根明、牛庭芳带队到车河，会集谈情况后，便一同开往南丹，蒋日华亦被押在第二辆车上。 　　正当刘卫开车去车河追姚福来的车时，“四·二二”派头头黄健也派田维权（百货公司干部）到拉所去组织本派人员莫再强、莫克斌、莫富（均是农民）等6、7人，带上炸药和土造手榴弹，到打昔坳顶埋伏，伺机截击刘卫车队，正当刘卫、朱根明率领的车队向南丹开来，到打昔坳顶的215公里碑处，被原埋伏在坡上的“四·二二”派丢下的两枚土手榴弹炸伤大厂“联指”李帮富左脚，牛庭芳令其车子停下反击，朝坡上丢出手榴弹处开枪扫射，当场打死2人（莫克斌、莫富）在坡上，其余埋伏人员全部逃跑，战火已停。此时大厂“联指”司机周顺德爬上第二辆车去把蒋日华拉下，扭住其衣领推到公路左侧，压蒋跪下，然后把他枪杀了，黄侣耀（山口林场工人、“联指”武卫部成员）等人又补了几枪，弃尸路旁，上车回南丹。 　　下午5点多钟，县城的“四·二二”派全部进驻据点——工农兵旅社，“联指”占领附近几个山头，以邮电局二楼为武斗指挥部、刘卫任总指挥，参与指挥的还有大厂“联指”蒋国顺、朱根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武斗架式形成。天黑后，“联指”逐步缩小包围圈，初时两派用高音喇叭进行舌战，接着开枪恐吓，武斗开始达到高潮。夜里11点钟左右，“四·二二”派头头黄健从据点内楼上向围攻的“联指”派投出手榴弹碰窗子铁条弹回爆炸，黄被炸断大腿，经双方谈判后，送黄到县医院治疗，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清晨死亡。是夜，据点内的“四·二二”派人员相继出逃，避免了两派更大流血事件的发生。 　　2月3日　从下半夜到天亮，据点内静悄悄，“联指”派进据点内四处搜索找不到人，暴跳异常，施杰（印刷厂工人，“四·二二”派）从外面跑往家里，被刘卫发现，便递驳壳枪给山口林场工人韦可华打施，韦没打开保险就勾，枪未响，后大厂“联指”周某某追上，把施打死在房里。当天早上，“联指”派还先后把桂来怡、李浩从家里拉出来枪杀，这是非武斗情况下乱枪杀人的开始。 　　2月4日　“联指”派经过策划，晚上把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纪渤海（华侨，“四·二二观点”）从家中骗出，带到铜江公园桥头枪杀，凶手是山口林场工人唐毓桃、唐运芳、潘朝学、韦桂祥等人，凶手还把死者身上带的钱、粮票、手表和脚上穿的皮鞋一起掳走，多么凶残，多么悲惨。 　　2月中旬　拉么造反大军抢夺了本矿一个民兵连的全部枪枝弹药，其中2挺轻机，把拉么联司赶走。从而全部控制了拉么矿，他们为加固据点，继续在四周路口埋设土造地雷，派出武装人员四处出没到拉么路口、茶山坳口站岗放哨，检查来往人员，拦截过往汽车。如河池县档案车经拉么矿路口即被抢走押送人员的枪枝。一天，拉么造反大军周官保等十多人携带武器在车河街拦截到金城江开会回南丹的县人武部政委陈贵海和丹联指常委黄君球，因两人事先知晓提前夺路出走，只抓得司机蒙炳祯进入矿内，由此加深了丹“联指”与拉么造反大军的矛盾、对立加深。拉么造反大军怕丹“联指”组织围攻，便在矿内修筑工事，明沟暗堡，增加地雷网点。丹“联指”以营救蒙炳祯为借口，以刘卫等为首，组织南丹、大厂、金城江等地“联指”500多人围攻拉么造反大军长达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次武斗中，大厂联委因踩响大军埋的地雷，造成炸死4人，炸伤数人，拉么造反大军死一人，后经驻军支左人员的劝阻和思想教育工作，双方进行对等代表谈判，交换死者尸体，释放蒙炳祯，而结束了第二次包围拉么。 　　3月16日　南丹县革筹小组向广西革筹小组并广西军区写了《关于迫切要求成立南丹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3月17日　南丹县人民武装部召开南丹县工、农、红代表会。到会代表1010人。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刘子龙致开幕词。他首先谈形势问题；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第三是这次会议所负的重大任务：（一）建立革命的红色政权、选举新的南丹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二）选举县工代会、农代会的领导班子；（三）听取关于形势问题的录音报告；（四）听取抓革命，促生产，学习大寨的报告。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的领导班子成员。 　　选举产生的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班子成员名单如下：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名单 　　（） 　　 姓名 原任职务 王凤桐 主任 县委书记 郭志金 副主任 县人武部长 陈贵海 副主任 县人武部政委 迟中民 副主任 副县长 简绍奎 常委 农办主任 李鹏 常委 组织部副部长 周世光 常委 农村政治部秘书 于忠 常委 财贸政治部主任 边固 常委 公安局副局长 　　委员罗恩开（县人武部科长）等36人。 　　南丹县工代会领导班子是组长王枫桐、副组长王加亮（罗富邮电支局局长）、梁汝贵（里湖煤矿矿长），成员有于忠等14人。 　　南丹县贫下中农代表会领导成员是组长舒义厚（堂汉村洞朝生产队队长）、副组长韦子松（罗富区委副书记）、蒙泽安（化里公社党支书），成员有谢坤锡（新州区副区长）等17人。 　　南丹县红卫兵代表会领导成员是组长杨福坤（丹中学生），副组长唐奇坤（六寨中学学生）、潘乃红（山口林中学生），成员有卢金元（丹中学生）等6人。 　　会后，将选举结果上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并抄报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河池军分区。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1968年3月20日批准“南丹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报的45名委员全部批准。上报的常委9名、正副主任4名全部批准。 　　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派委会。因这些成员除了一两个学生观点不同以外，其余都是同一派的。 　　3月23日　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南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参加会议的干部、职工、群众约一千多人，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陈贵海、县革委主任王枫桐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 　　3月25日至27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县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郭志金讲话，他说：这次县革委委员学习班的内容：（一）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最新指示为纲……（二）研究具体工作；（三）审批各区革委班子名单，一个区一个区地审查，大致上一天半可以批完。县革委副主任、人武部政委陈贵海接着说：南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今天召开全会，研究郭志金同志以上的意见。另外，革委会下面要设立办公室、生产指挥部、政治部、政法委员会，配多少名额等。县革委主任王枫桐说，同意以上意见，需要很好地分工，把委员分成6个组审批：于忠负责罗富、简绍奎负责六寨、周世光负责月里、边固负责瑶寨、刘伯兴负责新州、李鹏负责小场（加上芒场）。陈贵海还讲，革委会成员的条件：按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5个条件和林副主席的3条。 　　全会研究革委会下设机构及定员问题： 　　一、生产指挥组：秘书组7人，农村组15人，财贸组10人，工交组5人，文教卫生组3人，计40人。 　　二、政治部：组织人事组7人，宣传组5人，群团组3人，保卫组3人，秘书组3人，计21人。 　　三、办公室：行政秘书组：秘书1人，会计1人，信访1人，通讯员3人，炊事员1人，计7人。机要秘书组：秘书1人，文印打字3人，档案1人，收发1人，计6人。材料秘书组2人，共计15人。 　　革委机关办事机构共76人。 　　全会讨论研究，通过1968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当前工作安排。决定在全县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在大批判的基础上，继续解放干部。农村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批判，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打击投机倒把，清理外来人口，不走的发动群众赶走。 　　4月14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主要研究开展“四比”活动。 　　即：斗私批修比积极； 　　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主动； 　　承担责任比姿态； 　　贯彻执行比效果。 　　4月20日　南丹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县革委机关的有关人员黄君球、黄振隆、李金宣、何景壮、姜贤、杨再碧、王海林、刘卫等人参加。陈贵海讲：这次会议的内容：一、研究大批判问题，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二、当前工作混乱，如何实现组织革命化和思想革命化？三、如何建立健全各部门的工作制度。 　　会议研究决定：大批判问题： 　　（（一）4月23日在体育场召开批判誓师大会；（二）、发出关于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的通知；（三）、4月22日县革委机关要出版一期大批判专栏。） 　　5月8日　南丹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当前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公社一级的班子由区革委会审批，报县革委政治部备案。委员名额11至15人，其中脱产干部3至5人，党员要占2至3人，总原则不超过原来乡干的编制。 　　二、要求集中民兵问题的决定，集中民兵守银行、粮食、商店、收缴武器、清查外来人员。 　　三、各区圩镇市管会收入的罚没款一律上交县地方财政。成立革委会以前所罚没的款项、实物一律上交。 　　四、县区革委委员开会时，非脱产的，除报来往车旅费外，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4角。 　　五、全市粮食市场5月15日开放。 　　6月7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纠察队总队，下设武装纠察队和纠察队共85人。总队设领导小组，组长杨乃联（邮电局干部）、副组长吴秀清（农械厂技术工人）、斯可观（汽车站站长）、成员黄英杰（人委干部）、蒙元瑞（山口林场干部）。武装纠察队共34人，设3个班，队长杨乃联、副队长蒙元瑞、指导员吴秀清。纠察队51人，设4个检查站，队长斯可观，副队长陈武明，指导员黄英杰。 　　此外，县直各单位各部门也自己设立纠察队，名单报县革委办事组备案，部门的纠察队有的单位1至2人，有的3至5人不等，全县直机关共63人。 　　6月16日至20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各区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到会80人，历时5天。由县人武部政委陈贵海传达河池军分区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实际，总结当前开展对敌斗争的成绩、经验和教训。会议还研究了下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意见和措施。会议认为，在半个月时间，全县城乡能广泛深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阶级敌人发动了总进攻，使一切阶级敌人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县共斗争、批判、游斗1888人，其中地主570人，富农326人，反革命分子308人，坏分子192人，右派分子16人，特务分子5人，叛徒7人、国民党残渣余孽22人，走资派43人、牛鬼蛇神300人（其中一部份是群众给定性的）、四类分子子弟99人，95％以上是符合政策要求的。 　　这实际上是执行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许多基层领导被打成“走资派”，与自己不同观点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判斗争，挂黑牌游斗，不少人受到无辜株连。 　　6月22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发文《关于建立工农纠察队组织问题的规定（草案）》，文件规定了：一、工农纠察队的性质；二、主要任务；三、组织原则；四、参加纠察队的条件；五、活动方法。此后，工农纠察队从县城发展到各区，形成一个全县性的纠察队组织，为后来包围拉么矿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这个工农纠察队是派性武装的翻版，是派性的专政工具。 　　7月6日　即中央“七·三”布告下发后的第三天，县人武部长郭志金接到河池军分区电话通知到分区接受任务。郭去后，军分区参谋长李竟亲自对郭说：“叫你来主要是解决拉么矿的问题，向他们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促进大联合，如果他们再不出来，就要根据‘七·三’布告的精神，用武装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有什么困难，军分区可以解决，子弹不够先给3万发……”郭接受任务后于当天下午返回南丹，当晚武装部召开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委、党委书记陈贵海、党委成员郭志金、刘子龙（副部长）、郭作汇报。人武部党委根据军分区的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并决定于第二天（即7月7日）在小场中平物资局炸药仓库召开紧急秘密会议。 　　7月7日　按人武部党委研究决定，陈贵海逐个通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以到小场检查工作为名，到县医院集中，由刘卫开救护车到中平炸药仓库开会。参加会议人员有：陈贵海、郭志金、刘子龙、张国旗（人武部副部长）、迟中民、边固、周世光、吴兰才（大厂矿务局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刘卫等。由陈贵海主持，郭志金传达军分区的指示。刘子龙提出作战方案，通过成立指挥机构，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等。陈贵海宣布刘子龙为总负责人。但由于部队不好出面，任命周世光为前线总指挥，刘卫任副总指挥，吴兰才为军事顾问。并强调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会议内容。这是一次领导人决策性的会议（是一次策划武装解决拉么矿“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层次会议，对造成日后骇人听闻的拉么路口成批杀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7月8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广西问题布告的措施。决定： 　　一、当天10点钟召开电话会议，宣传贯彻到基层。 　　二、成立贯彻执行中央布告的临时班子，贯彻中央“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由迟中民、李鹏、廖大群、黄茂魁（县革委政工组学习毛著领导小组组长）、黎文（县革委办事组秘书）等同志组成。 　　三、组织宣传中央布告的宣传队伍，六寨现有73人。 　　四、如何做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五、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向县革委表态，把我们的表态向上级汇报。 　　7月9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几个问题：一、“五·二三”（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工作问题。（一）成立“五·二三”领导小组，组长刘子龙、副组长迟中民、于忠，组员岑进亮、杨国隆、赵云城、许斯里、秘书赵云城。（二）决定7月11日召开全县“五·二三”工作会议，会期3天，参加会议人员：各区革委来常委1名，卫生所1名。（三）成立“五·三二”专业队，共8人，分成两个调查小组下去。 　　二、有关县“三忠于”积极分子代表会问题。（一）会议定于7月14、15日报到，会期7天，参加会议人员，每个生产队平均2人，机关、厂矿、学校、公社干部有多少选多少。（二）筹备大会的组织机构，大会筹备总负责是迟中民、廖大群。下设秘书组，姜贤、黎文、姜振学等21人，组织组李鹏等4人，宣传组黄茂魁、杨再碧、邓忠、岑进亮等32人。保卫组由军管会和纠察队负责。会务组黄君球、覃增培、孟宪武等21人，“忠”字化环境组由徐全辉、刘贵安、陆汉文负责。（三）经费39000元。 　　7月12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内容： 　　一、关于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一）加强领导小组，增加陈贵海、周世光。（二）拟汇报提纲、收集材料及反映，往上汇报。 　　二、关于“三忠于”代表会：（一）时间：会期7至8天，16、17日报到。（二）会议日程、内容安排；18日大会报告，下午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19日讨论，20日传达都安会议精神，21日参观堂汉，22日大会讲用，23日贯彻北京印刷厂经验和“七·三”布告，24日搞革命大批判，25日通过倡议书，表忠、献忠，大会闭幕式。 　　7月17日晚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内容： 　　一、成立战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战备领导小组由陈贵海、郭志金、刘子龙、王凤桐、罗威、张子声、于忠、张国旗、斯可观、赵云城等组成。组长郭志金、副组长王凤桐、刘子龙。下设办公室，主任刘子龙（兼），副主任张国旗、罗威。成员：熊舜东、杨景森、强兴龙、谢崇源、巫裕华、邱仕炳、赵云城。 　　二、有关“三忠于”代表会。（一）预备会议由迟中民同志开。（二）防止干扰问题，叫何景壮去五一矿加强领导，注意掌握敌人动态和生产情况。关于拉么的问题，发动群众处理。同意杨光任、卢永明两同志不来开会。 　　7月中旬某日　继中平会议后几天为了加紧行动，县人武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及有关人员会议，大厂矿务局革委领导关存厚及县直有关领导成员参加，出席会议的约50人。陈贵海主持会议，刘子龙作围攻拉么的具体部署。会议决定，各区的武装部长亲自带领各区的武装民兵，7月18日到拉么各自的阵地。组织机构方面，指挥部下设：作战部、政治部、后勤部。姜振学（银行干部、“联指”成员）、赵生富（大厂矿务局）为政治部负责人；赵云忠（县手工业科干部）、廖焕善（大厂矿务局）为后勤部负责人，按军队建制设连、排、班。 　　这次会议是为围攻拉么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一次关键性的战前动员会。 　　7月17日至27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三忠于”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革委主任王凤桐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我们要狠抓革命大批判，狠抓阶级斗争。要狠批国中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南丹的代理人物，贺、霍、傅、谢、潘（海彪）、黄（品忠）、所极力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斗争熄灭”论；狠批“今日的《哥达纲领》”、“《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和《告南丹县人民书》3支大毒草。我们一定要继续战斗，坚决地、彻底地把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黑“县委”、黑“区委”、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统统揪出来，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右倾保守思想抬头，对阶级敌人手不硬，心不狠，施仁政。有的人说我们“搞过了头”，要我们“刹车”，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班子，学习毛主席“五·一九”的重要批示，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加猛烈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而是在那里检查“过头”，进行“刹车”，来束缚群众的手脚，有的地区、有的单位斗争不讲策略，逢斗必打，以打解恨的现象还没有制止。阶级敌人则混水摸鱼，杀人灭口，搞假投降、真反扑，诬蔑我们是“派委会”，搞“政治迫害”、“经济封锁”等等，扬言要“上京告状”、“挺进敌后”、“挺进山区”等等。阶级斗争我们是抓准了，抓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铁打江山，这个天下我们坐定了，谁也推翻不了。县革委副主任、人武部政委陈贵海在大会上作题为《坚决贯彻、誓死捍卫、全面落实毛主席“七·一八”的重要批示和中央“七·三”布告》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回去要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 　　在会议期间，一些单位上街游斗，与会的“三忠于”代表也参加，原县文艺队的罗列琪、县医院的梁立基等，因在这次游斗中被你打一棒、他砸一颗石头而悲惨死去。这次会议后，全县掀起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的更大高潮。 　　7月18日　在召开“三忠于”代表大会的当天，各区及大厂矿务局武装部长带领武装民兵到达拉么陇箱盖阵地，对拉么矿实行全面武装包围，这是一次派性武斗的大检阅。当时，县革委成立之后，全县范围只有拉么矿“四·二二”派还残存，还在矿外四面山坡和交通要道上埋设地雷，有时还到拉么路口拦截过往汽车，自己组织纠察队到路上检查，扬言要抓丹“联指”头头等，如不拔这一钉子就会后患无穷，县革委打着贯彻“七·三”布告的幌子，把“七·三”布告作为剿灭拉么矿少数派的有力武器，以合法的手段去干屠杀群众的坏事。 　　7月19日　是对拉么矿武装包围的第一天，在军分区的指示下，赵九琳率领河池县的武装纠察队200多人到拉么参加围攻，并被指定为副指挥长。这天，拉么矿上空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反复播送中央“七·三”布告和南丹县革委发出的第一号通告。 　　7月20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通告，通告说，为坚决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号召，南丹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制止拉么矿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拉么矿内受蒙蔽的广大群众，要立即行动起来，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并努力实现：一、立即拆除一切武斗工事，排除埋设的全部地雷；二、立即无条件的全部上交枪枝弹药；三、交出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坏头头和一切坏人，立即清理一切外来人。否则，你们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拉么矿内“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由于派性膨胀，坚持对立，对县革委的一派掌权持反对意见，而南丹县革委对拉么的“四·二二”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以置于死地而后快，在“通告”中称之为一小撮反革命，称为阶级敌人，趁“七·三”布告的威力蛊惑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由此而产生后来的拉么路口的乱杀人事件。 　　围攻持续一星期，不见矿内人员有何动静，遂以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扫射，也打了炮，还用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进行扫雷。逐步缩小包围圈，步步为营，形势十分危急。 　　7月21日　在县人武部召开有关领导及有关人员会议，研究解决拉么问题的安排打算。 　　一、组织机构 　　名称：南丹地区工农纠察队指挥部。 　　成员：周世光、刘卫、姜振学、蒋国顺、尹应忠、任顺明、唐厚全、任孟必、兰以雄、韦尚忠、斯可观。 　　总指挥：周世光 　　副总指挥：蒋国顺、唐厚金、兰以雄、刘卫 　　小场：张德才；芒场：赵一贵；瑶寨：谢惠兴； 　　罗富：兰水波；六寨：陆光海；月里：莫威光； 　　联司：张昌璜、袁作新。 　　顾问：吴兰才、卢永明、郎波、马忠君。 　　下设3个组： 　　政宣组：组长：姜振学 　　副组长：赵生富、任顺明。 　　作训组　组长：刘卫 　　副组长：唐厚全、兰以雄。 　　后勤组　组长：赵云忠 　　副组长：王殿英、罗汝贤 　　通讯班由邮电局负责。 　　二、人力组织 　　大厂，159人，徒手500人，挖工事用 　　新洲，60人，徒手800人，挖工事用 　　县直，60人 　　罗富，60人，徒手90人，挖工事用 　　月里30人，徒手20人，挖工事用 　　六寨，20人，徒手20人，挖工事用 　　芒场，20人，徒手20人，挖工事用 　　五一矿，10人，徒手20人，挖工事用 　　山口林场　徒手100人，挖工事用 　　县内合计410人，徒手1570人，挖工事用。 　　三、火器配备 　　大厂，重机3挺　轻机5挺　六〇炮1门 　　县直，重机2挺　轻机1挺 　　新洲，　轻机3挺 　　罗富，　轻机1挺 　　芒场，　轻机1挺 　　月里，　轻机1挺 　　合计　重机5挺　轻机12挺　炮1门 　　炸药10吨，雷管3000发。 　　这是第三次围剿拉么造反大军，实际参战民兵群众共2500多人其中武装人员610人，徒手修工事1570人。后勤人员400多人。共使用武器装备，重机8挺，轻机16挺，火箭炮2门，六〇炮1门，高射机枪5挺，步枪数百枝，手榴弹数百枚，子弹数万发（其中河池军分区给3万发），炸药30多吨，麻袋数千个（包炸药用）。县财政共支经费（列为剿匪经费支出）计42684元8角3分。动用平价粮指标数万公斤，各区组织群众捐物（水果、食品类）送到前线慰问参战人员。 　　四、战斗部署 　　1、指挥部暂设在茶山坳，后勤在车河，指挥所放一个供应点。五队小山指挥所、陇箱盖、六里沟3个地方形成3个阵脚，架设专用电话。 　　2、广播点：大枫树、五队小山头各安一个40瓦喇叭，由大厂出，先安五队小山头。 　　3、战法：首先用炸药或者炮、人工把地雷排除，步步前进的战法，构筑工事。除了广播点外，开始攻击前即构筑工事。 　　4、7月22日10点钟到陇箱盖召开指挥部会议。23日准备，24日上去广播，大厂、新洲30人，五一矿20人（这是第一步），27日武装力量集中到县整训，听令上火线。 　　先发通告，等候3天，听反映。第二次发通令，又等了3天，不行的话，第三次就命令，24日下午，广播“七·三”布告，拉么贫下中农呼吁、县革委《通告》。 　　7月22日　南丹、大厂地区工农纠察队指挥部成员在陇箱盖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 　　一、7月23日除了大厂原守备部队不动，大厂再派两个班、新洲3个班、五一矿1个班、县直1个班进入阵地，把主要山头、道路卡住，不让敌人跑掉一人。一面加固工事，一面广播。 　　二、整个攻击时间是25日集中进入阵地，开始广播。时间2天。 　　三、23日新洲3个班占领老山3个点，县直、五一矿上陇箱盖，大厂两个班占领六里沟。4时进入阵地。信号：白天用白衣服往上举5下（问），答是往头上摇5次。 　　7月27日　拉么矿前线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8月1日发动总攻，县革委领导王枫桐、郭志金等亲临陇箱盖前线作战地动员。 　　7月29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令》，《通令》说，“拉么矿走资派李永生、坏头头黄元开之流，限令你们在两天之内必须实现以下各点：（一）无条件地拆除武斗工事和排除埋设的全部地雷；（二）无条件地保证在矿内革命群众的人身自由，放出革命群众和他们自己所有的财产；（三）无条件地保证一切外来人员放出拉么公路上集中，听候妥善处理；（四）无条件地保证矿内所有国家和群众的财产安全完好无损；（五）你们全部人员携带所有枪枝弹药和一切凶器到拉么公路上，人员和武器分别集中，缴械投降，弃暗投明，争取从宽处理。” 　　这是总攻前的最后通牒令，高音喇叭反复广播。何去何从，这是值得慎重考虑啊！ 　　7月31日　这是总攻的前一天，下午4点多钟，被包围的拉么矿职工、家属共500多人，听了广播后，相信中央“七·三”布告和县革委的通告，能保住矿内职工和家属中小孩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矿卫生所医师赵荣、唐德仁、黄家麟的带领下，手持毛主席像、语录和“忠”字旗，出到拉么第五生产队“投降”。经拉么“联司”的张敏、刘明等人在蓝家门口逐人检查登记，然后集中在油榨房和晒坪，学习中央“七·三”布告和南丹县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和《通令》，并宣布了纪律。下午7时左右，将这些人集中到拉么路口，等候车子来拉走。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把人分开“好”和“坏”，分别武装押运。吴兰才通知拉么“联司”负责人张昌璜、蔡科宣、杨加升、匡宗玲、张敏等人来分。第一次点出所谓坏的和黑干将105人，全被“联司”人员捆绑，7时许，大厂矿务局领导郎波及局武装部干事潘盛香坐车来到拉么路口，正看见“联司”的从兰友、蔡科宣、兰玉文等人围着出来已被捆绑的钟三说，“你是四类分子，还造无产阶级的反”，潘听说钟是四类分子，便气势凶凶地拉出驳壳枪，当众把钟三枪杀，在场的无人制止。天将黑时，“联司”有人提出把所谓“最坏”的头头分类出来。于是张昌璜、郎波、匡宗玲、蔡科宣、杨加州、张敏等人又从105人中再次进行筛选，凡是被选出来的人，一个一个推到279公路碑至拉么道班公路一带跪下。这时有人乘机对所谓最坏的人进行踢打、混乱中，被捆绑的何权往拉么方向的稻田逃跑，大厂民兵发觉就喊“有人逃跑了！”潘盛香、郎波、陈均齐向何权开枪，未打中，大厂矿民兵黄良辉便跑下稻田去把何抓上来，就近的大厂民兵围着何权，拳打脚踢、枪托冲，将何权活活打死。在一片混乱中，大厂武装民兵潘盛香、郑宝祥、项先球、李友发、卢耀金、黄远胜等数十民兵，对被捆绑的人用枪托冲、刺刀捅、匕首刺，当场搞死8、9人，在场的指挥部领导只作一般制止。不久，“联司”的张昌璜、匡宗玲、杨加升从道班房走上路口时，对在那里的同伙说，“下面有枪的人已经干起来了”，有人提出，我们没有枪没有办法，匡宗玲又说，“没有枪，那里（指工棚）不是有大把柴火棒、棍棒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你们动动脑筋嘛”，这样，“联司”就有十多人便手持木棒，找不到木棒的便手拿锄头、羊角锄等凶器，忙向道班房跑去，趁天黑大打出手。此时哭声、呼救声、嚎叫声、棍棒撞击声一片混乱。有个被害者高喊“共产党万岁！”，也被张昌璜说是“污蔑共产党”，还煽动说，“我们吃亏的是为这些人，他们都是坏人，统统打死”，这样，就打死30多人。还检查尸体，发现未死的又补火打死。如兰玉文（已判刑）见刘建华未死，就用匕首割断刘的咽喉，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打死47人。公路上尸体横遍，血流如溪，血腥臭味染满拉么低空，这就是有名的拉么路口集体大屠杀的重大惨案事件（在县革委指挥下，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成批杀人事件）。 　　当晚，奉攻打拉么矿前线指挥部刘子龙的命令，由连指导员石文章、连长赵一贵率领芒场武装民兵连连夜兼程赶到八圩增援八圩民兵包围拉么造反大军的外逃人员，在八圩淹水当（地名）把拉么潜逃人员团团围住，第二天清晨在石文章的指挥下进行搜山，抓回一批俘虏，当场打死3人，其余押送县军管会关押。 　　8月1日　前线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几个问题： 　　一、各片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上了多少人？送了多少物？是否押到了预定地点？ 　　二、对打死的47人要组织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一查幕后指挥，二查赃物。 　　三、几个具体问题：1、第一指挥所要特别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2、拉么“联司”的枪是否缴下来？3、强调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 　　8月26日　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截至8月14日止，全县共揪斗了2647名“阶级敌人”。这个数字比南丹县革委6月中旬召开各区革委正副主任（扩大）会议时的数字增加70.9％。这个“战果”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具体表现。 　　8月30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 　　（一）组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文教卫生系统有关单位，决定，进驻丹中25人，六寨中学12人，瑶寨中学5人，县医院3人，共计45人。从山口林场抽5人，农械厂3人，五一矿2人，电厂1人，酒厂3人，邮电1人，大厂矿30人，县革委政治部给1个人去。 　　（二）关于黄江批斗打死人问题，问题未弄清楚前，电话叫陆腾球（罗富区革委副主任）、刘忠恒（黄江大队支书）今晚赶到县，了解情况。在批判斗争中不能打死人，保证人身安全。四干会结束后，连贯彻会议一起，调查了解黄江的情况。 　　（三）研究去凤山人员：于忠、刘卫、黄君球、梁廷辉、薛喜忠、李昌志、姜振学、韦尚忠、陈洪芬。新洲罗尚斌、小场龚传代、罗富陆腾球、芒场杨天福、六寨黄炳烈、月里陆腾明、瑶寨谢惠兴。 　　9月2日到县报到。 　　9月6日　县革委根据河池地区革委和河池军分区的布置，抽调县直机关干部，农村大队干部共46人，由县革委常委于忠和县革委干部杨天福带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凤山平乐公社的洪力、力纳、平旺、海亭、谋爱、大洞、登亭等7个大队，宣传“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举办学习班和开展革命大批判，10月26日撤回南丹，历时45天，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支宣传队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给该地区带来了不良后果，宣传队进驻后，举办有关人员学习班10期，人数达280人，7个大队共批斗120人，在被批斗中有9人被打死（其中农民6人，机关职工3人）。在这些打死人事件中，宣传队有6人是负有一般的参与研究责任。 　　9月6日至13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县、区、社（乡）、队四级干部共3639人。县人武部长、县革委副主任郭志金作了题为《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县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以大寨为榜样，树雄心、立壮志，迎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县革委常委、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简绍奎作题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革命的带动下，誓夺今年革命、生产双胜利，迎接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总结报告。 　　9月7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指示，经研究决定，组织一支50人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丹中学、六寨中学、瑶寨中学、城关小学和南丹县人民医院，开始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 　　9月21日至30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县革委副主任、人武部政委陈贵海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英明决策，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规划，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驻学校和那些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领导斗批改。陈贵海还作总结报告，着重提了，“在会议期间结合本县情况，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对假党员、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牛鬼蛇神潘海彪、蒋学伟、莫正德、王泰嵩、潘时伯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10月12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黄茂魁列席），陈贵海还讲几个问题： 　　一、精兵简政问题：（一）1968年4月10日不回来的外出人员；（二）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公安六条中规定的分子；（三）辞退全部亦工亦农；（四）下放干部是办“五·七”干校还是加强基层。 　　二、精减办法：（一）小场、芒场、月里、新洲等区，各定编9人，其它地区可多1至2人。（二）县直机关、电厂、农械厂合并，商业、供销、外贸、耕畜合并，农、林、水三局合并，成立革命委员会。 　　三、斗、批、改问题，这是大方向，一定要搞。 　　四、县革委的机构要精减，随着干部下放一起搞。 　　10月21日，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决定（草案）》、《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精兵简政”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决定（草案）》等3个《决定（草案）》。从此以后，原设的7个区和大厂镇改为人民公社，原设的84个小公社（乡）改为生产大队，其规模不变，而生产队规模小的则逐步合并。 　　11月3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经研究决定分工如下： 　　王枫桐抓全面工作。 　　周世光抓农业、“五·七”干校工作（农业“五·七”干校的产生是由于机关、厂矿、企业单位精减出来的临时工、合同工，都是镇非农业人口，多数又是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下放农村又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县革委常委研究，把这部份人集中办一个农场，场址设在三匹虎，先集中办学习班搞筹备。后因发现矛盾突出，连理发都没有，再加上办场资金不足。学习班办了半个月，就陆续把人分别处理回单位和放到里湖煤矿工作宣告结束）。 　　迟中民抓学校的斗、批、改工作。 　　简绍奎抓农村水利（姜贤协助，姜当时是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于忠抓商业、工交工作。 　　边固负责“三办”定案和军管会工作（“三办”是县革委负责查处大案要案、审查定案工作的办公室）。 　　11月23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和南丹县武装部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听取陈贵海同志传达广西区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精神，并研究县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 　　自治区革委党员代表会议分3种情况传达，向群众只宣传公报；其次是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再次是今天到会的同志听中央的一些情况。 　　县党代会开5至7天，今天报到，打算开6天，主要是实现公报提出的6点任务，搞革命大批判，斗、批、改；整党。 　　这次召开三级领导班子党员的大会，经审查决定，车河30人，小场16人，罗富42人，芒场18人，六寨18人，月里28人，瑶寨28人，215队11人，二工区4人，六建、十三井空白，拉么6人，428队5人，林科所1人，县直：大厂镇2人，山口林场4人，商业6人，农林水3人，文教卫生3人，财税金融3人，粮食2人，军管会3人，“五·七”干校3人，工交9人。7个区180人，代管单位27人，县直39人，共计258人。 　　11月24日　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南丹县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校址在五一矿。校革委主任龚传代、副主任刘卫、兰日联（五一矿），常委：龚传代、刘卫、兰日联、薛喜忠、谢振友（五一矿工人）共5人，委员韦木英等13人。 　　11月24日至12月1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党员代表234人。陈贵海在会议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学习、宣传、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更大高潮，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提了6点意见：（一）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二）抓紧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精兵简政”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我县经过简政，撤销和合并了县委、县人委的83个部、委、办、科、局，行政人员从1294人精简到521人。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搞斗、批、改，大伤干部元气，大批干部不给工作。未获“解放”。各区行政人员从原有175人精简到69人，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下放充实基层，有的直接到农村生产队去安家落户，有的未获“解放”，暂留机关参加斗、批、改，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五）彻底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六）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努力搞好生产。 　　大会于12月1日通过《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决议》。 　　12月7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在县人武部召开常委会议，陈贵海同志主持。他讲： 　　一、从现在开始至6月份止，用办学习班方法进行整党。 　　二、批斗贺、霍、傅、谢、袁、李大会要筹备好。每个队来3至5人，吃住都要安排好，兄弟县、单位来的要尽量安排好，批斗对象每天每人伙食费6角，工作人员每天每人吃1元。 　　分工：大会的筹备、开会由王枫桐、周世光负责，吃、住由于忠、崔焕民负责；迟中民、张国旗负责保卫工作。 　　批斗大会结束后，各区革委主任留下来开两三天会。主要是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揭、挖、查、清重点是六寨、小场、城关3个地方。这些工作搞好了，为下步整党搞好一个前提。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挖出来，就开展整党。 　　12月8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加强六寨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问题。 　　迟中民发表意见：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专门搞“老三类”大队和老大难问题，人员从下放干部中抽调，工资由各单位照发，大约要30人左右的专业队。不仅搞六寨，而且还可以搞别的队。 　　工作方法：六寨要注意分化瓦解，全面排队审查，逐人逐户进行。办三种人的学习班，一是骨干学习班；二是受蒙蔽的学习班；三是推拉学习班。开展十一查：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资本家的破坏活动；四查坚持反动立场的上层人员的破坏活动；五查反革命组织中的首恶分子；六查隐藏或漏划漏管的剥削阶级分子；七查在文大中制造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八查投机倒把分子；九查破坏集体经济的坏分子；十查贪污、盗窃、破坏国家财产的分子；十一查外来户。 　　研究拟抽工人15人，公社2人，各区和县下放干部抽10人，派出所2人，军管会2人（陆腾魁、陈同志），新洲兰德殿，黄登贵，小场兰安鹏，罗富王耿，月里李社保、冯歧孟、李松林，瑶寨莫方钧，县直：刘信章，覃庆标，袁善良，朱进明，毛玉民，韦仕廉，韦海仁，杨祖清，吴秀熙，宁昌权，谭美鲜，沈成仁，黄绍幼，李世筹等共39人。 　　明天（10日）报到，11日下去。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许达 　　副组长　卢耀坤 　　成员：覃庆标　余建臣　解放军1人 　　12月11日，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黔桂两省区四县联防六次会议预备会。研究会议时间，日程安排，领导分工等问题。经研究决定，会议开8天，具体日程安排是： 　　12日上午开幕，作工作报告，下午学习公报及讨论。 　　13日上午传达中央报告，下午讨论。 　　14日参观关上大队 　　15日参观山口林场 　　16日讨论 　　17日参加斗贺、霍、傅、谢、袁大会 　　18日上午典型发言，下午评比，晚上挂勾 　　19日上午选举联防指挥部成员，通过治安联防办法，通过护林防火办法，通过倡议书，下午发奖，总结。 　　领导分工是：吴主任作工作报告 　　迟中民致开幕词 　　王枫桐传达中央文件 　　老巩负责联防办法及选举 　　梁绍英负责秘书组 　　韦荣林、邓程展负责保卫组。 　　12月16日（或17日）南丹，天峨两县革命委员会在南丹县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把广西的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拿到丹峨地区来批斗，天峨派代表来参加，南丹的城关镇，小场公社各大队，附近的生产队有代表，其余公社派代表参加。同时把南丹，天峨的代理人莫正德，韦作桐，李业贵，曾惠芬，韦景芳等也拿来批斗。会议由南丹联指头头主持，自治区直属机关的联指派代表来批斗，然后由南丹，天峨的联指派代表作联系实际，上挂下联本县的所谓走资派的批斗发言。这次批斗大会，到会的约一万多人，是南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 　　这次大会由两县革委出面组织，是派性大膨胀的一次大会，实际上是“联指”派显威风，打击4.22派和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一次大会。 　　12月23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在县人武部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几个问题： 　　一、“五·七”农场人员的安排：除了到里湖煤矿外，余下的人，爱人在“五·七”干校的，到干校去，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原来搞理发的继续理发。 　　二、征兵试点问题，以巴平大队为试点。人员：姜贤、岑进亮、刘信章、王大兴、苏成波，纠察队抽10个男的，3个女的，24日学习，25日下去，元月10日结束点上的工作。 　　三、批斗小组人员：姜振学、杨序光、熊舜东、陆景华，“云水怒”1人，陆荣军、斯可观的女，拉么1人，纠察队5人。 　　批斗对象：潘海彪，莫正德（物资局代局长），韦作桐，唐德仁（拉么矿），李业贵（拉么矿坑口党支书），谢金林，扈远宁（瑶寨区委副书记）、王太嵩（县医院副院长），蒋学伟，黄润溟（县委宣传部干事）。 　　四、常委分工： 　　周世光负责斗批改及五七农场人员的安排； 　　简绍奎抓水利，年终分配，生产等； 　　迟中民抓教育革命，搞调查研究 　　王枫桐抓全面工作。动员城关无职业的非农业人口下乡插队，召开干部大会进行动员。 ## 1969年 　　元月25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转县革委副主任陈贵海《关于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三类大队的几点意见》给下属各单位。 　　元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由县革委常委周世光具体抓。把全县被揪斗过的3303人进行性质排队。处理了一百多个案件。各基层单位也都相应地建立了专案小组，开始开展案情调查和定案工作。决定在最近时期内拿所谓的阶级敌人潘海彪（原县长）、莫正德、韦作桐等人到各公社、大队进行批斗，将其所谓的“罪行”公诸于众，以求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提高广大群众“觉悟”的目的。 　　3月6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定》（草案），《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决定》（草案），《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决定》（草案）（教师由群众选、小学教师实行记工分领补贴，不再领工资），《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决定》（草案）。 　　7月27日至8月6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019人，会议上学习党的“九大”文献，会间进行小会讲用和大会讲用。 　　9月9日至18日　县革委、县人武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王枫桐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号召当前要以中央两报一刊《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为依据，深刻揭露美帝、苏修加紧勾结、猖狂反华、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抓活靶子、上挂下联，深入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批判《刘三姐》、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思想。 　　10月10日起　根据县革委的决定，全县统一赶圩日期，定逢五、十日为圩日。 ## 1970年 　　2月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二·五”（就是贯彻1970年2月5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中央文件）运动办公室后，立即组织全县各单位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毛泽东主席2月5日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两个文件，大揭发、大检举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2月22日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二·五”指示通知的宣传提纲》，提出8点意见：（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造革命舆论，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两个文件；（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打一场人民战争；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三）加强领导，首长认真负责；（四）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各级领导都要抓点，不断总结经验，指导运动；（五）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威力，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敌我，区分轻重，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六）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对中央重申的一些政策规定，必须广泛宣传，认真贯彻执行；（七）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八）不要把三分之一，斗、批、改，组织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当前运动对立起来。运动进行到6月上旬时，全县共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人1789人，当时定为“历史反革命”的52人；属“现行反革命”或有“现行破坏”的77人；“叛徒”4人，划为一般“四类”的19人；属贪污盗窃的1399人；投机倒把184人，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共33个54人；收缴土手枪135支，手榴弹8枚，各种子弹386发，雷管596发，炸药51.25公斤；匕首38把，各种“反革命证件”38件；经济退赔方面：共退现金87776元，实物折款7888元，合计95664元；粮票5259.5公斤，粮食38594.5公斤；布票1018尺，布匹2277尺，手表64块；收音机7台；单车8架；衣车29架，金戒指37个，其它69件。由于“左”的做法，全县自杀死亡28人，还有11人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害怕被批斗而外逃。是又一次大批大斗的高潮，全县再次动乱。 　　4月16日　县革委在城关地区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宽严”大会。到会的有整个小场公社10个大队和车河公社的两个大队社员及县直机关各单位干部共16210人。大会设有坦白自首登记站4处，工作人员27人，还有战区联络员29人，大会从上午8点钟进场，9点半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钟，连续不断，其中进行了集中、分散、集中3个回合，后浪高前浪，环环相扣，震动很大。在县革委会副主任、人武部政委陈贵海讲话，宣布宽严对象名单后，大会马上分开4个大战区，14个小战区，有的就地，有的在街头，有的在路上，到处摆开了大批斗战场。搞得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和有“问题”的人胆战心惊，纷纷“投案自首”。这次大会从宽的有8人；从严的有4人；大会点名警告的有7人。向大会投案自首的人中，被认为有经济问题的120人；投机倒把16人；有“政治问题”的53人；刑事犯的5人；退赔的146人，退赔现金4450元2角8分，还有实物。 　　5月30日　全县分为12个点召开第二次“宽严”大会，参加大会的共有75245人，占全县总人口45％。在大会上从宽处理的有23人，从严处理的有29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1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的8名（其中现反1人，贪污盗窃2人，其它犯罪5人），被戴帽不判刑交给群众监督劳动的1人，拘留的19人，批斗55人，自首2人。 　　6月12日，根据县革委《关于县革委办事机构设置及人员调配的决定》，县革委办事机构设四组（办事组16人，政工组25人；保卫组25人；生产指挥组30人）一室（斗、批、改办公室5人），一校（“五七”干校5人）。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公社、镇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的决定》，规定各公社、镇的机构人员数额；车河公社17人，小场公社17人；罗富公社20人；芒场公社17人；六寨公社19人；月里公社17人；瑶寨公社23人；大厂镇8人，城关镇5人。 　　7月6日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根据自治区革委的批准，通知赵少尧（原县革委办公室主任）为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月29日至7月3日，县革委在小场公社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大队、各公社革委主任和公社秘书、县直机关、厂矿学校的负责人、进驻商业、城关的负责人，县直机关大、小组长，县革委、县人武部的领导人陈贵海、李洁尘、迟中民、于忠、李鹏、赵少尧、周世光等。到会人数共186人。会议传达专区6月24日会议精神，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县范围内立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至9月底，全县通过大辩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共查出铺张浪费、霉坏损失达325904元以上。批了“浪费难免”、“贪大求洋”、“专家路线”的思想和路线。提高了“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挖潜力的觉悟。 　　6月至9月上旬　全县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并成立整建党领导小组：组长陈贵海、副组长迟中民，成员李洁尘（人武部副政委）、李鹏（县革委政工组副组长）、温霏（人武部副部长）。办公室设在县革委政工组组织小组。在整建党中，以毛主席“五十字”整建党纲领为指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全县128个党支部有126个支部进行了整党建党，占98.2％。全县2845名党员中，参加整党建党的有2808个，占党员总数98.7％；全县已建立的支部43个，占总支部数的34.6％，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整建党伤害了不少党员。 　　9月中旬　南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贵海，副组长王枫桐、核心小组成员崔振铎（县革委副主任）、朱瑞明、迟中民等5人。 　　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向河池地区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并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写《关于召开中共南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成立新党委的请示报告》。 　　12月19日　经河池地区革委会批准，增补张金如（县人武部部长）为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免去郭志金南丹县革委副主任职务。增补王振悦（人武部部长）为南丹县革委会常务委员，增补朱瑞明（人武部副政委）为南丹县革委常务委员。 ## 1971年 　　2月27日至3月2日　召开中共南丹县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373人，其中工人党员代表占8.4％；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占66.2％，解放军代表占3.9％；革命干部党员代表占13.4％；其他劳动人民党员代表占8.1％；女党员代表占15％；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占62.8％。27日上午举行开幕式，韦武琼（县人武部政委）同志致开幕词，下午传达自治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精神。28日，韦武琼同志代表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作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3月1日进行无记名投票预选，然后由大会主席团提到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正式选举。3月2日下午通过27名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最后举行大会闭幕式。崔振铎同志致闭幕词。在大会期间还进行了典型发言，共有14名代表发了言。 　　3月3日　中共南丹县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出党委常委8人，选出书记和副书记，作出《关于大破因循守旧的右倾思想，大立敢想敢干的精神》的决议。 　　3月18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以桂发（71）7号文件作《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南丹县委员会的批示》，批准下列27人组织成中共南丹县第四届委员会：韦武琼、崔振铎、张金如、韦启伦、陈其忠、朱瑞明、王振悦、韦子松、边固、于忠、赵少尧、陈世珍（女）、关存厚（大厂矿务局革委主任）、梁汝贵、兰金龙、唐杏仙（女）、兰桂刚、何兰英（女）、莫雄魁、罗贤荣、张应安、李新民、杨茂超、蒙斌扬、黄振隆、郁凤云（女）、何爱群（女）。 　　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候补委员：潘宗群、莫亮魁、吴保安、陆海英（女） 　　中共南丹县常务委员会委员：韦武琼、崔振铎、张金如、韦启伦、陈其忠、朱瑞明、王振悦、韦子松。 　　县委书记：韦武琼 　　县委副书记：崔振铎 　　（以上内容见县档案馆县党委1971年文件卷一） 　　新党委的成立，虽然恢复了党的领导，但依然贯彻一条从中央到地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方针，各方面工作仍然摆脱不了“左”的影响。 　　4月12日　县党委决定并正式成立县“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组长崔振铎，副组长王振悦，成员朱瑞明、于忠，同时成立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县“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主任王振悦（兼），办公室副主任于忠、韦荣吉（人武部军事科长）。办公室下设两个摊子，一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工作人员8人，一摊管“一打三反”和社会清队，工作人员6人。办公室设在县公、检、法军管会。（“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至4月20日，县内多数公社也相应成立了“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5月　河池专区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拉么矿抓斗、批、改，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拉么矿曾一度被认为是“匪巢”，1968年8月南丹县革委以武力解决拉么“4.22”派，拆出据点，精减干部，下放职工，经过狠抓阶级斗争的洗礼，不少干部、职工蒙受不白之冤，由于政治高压手段，迫使“4.22”派观点的群众不敢抬头，不敢向上控诉。但在各级党委建立后，矿内蒙受不白之冤的和受迫害致死的家属多次向自治区、中央领导反映拉么在“文革”大乱中的实际情况，要求平反和给予公正的处理，但一直得不到合理解决。地、县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捣乱，趁“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派工作组进驻拉么矿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再次抓清理阶级队伍，再次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一些无辜的群众又再次被批被斗。 　　从5月起，全县在1970年“二·五”运动的基础上，又掀起一个继续抓紧“一打三反”和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五·一六即所谓“文革”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革命军队，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当时称为“三指向”的反革命组织）。5至7月的两个多月中，还在全县进行了“四大八查”（即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查阶级出身，查政治历史和来历，查思想言论表现，查解放后各种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查各种生产、设备所发生的事故，查过去运动中所漏网的五类分子，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查经济变化情况），查出了外逃的“五类分子”18人，新揭发出有“政治问题”的216人，有经济问题的208人（金额达128358元），全县共批斗了所谓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及各种“有严重问题”的302人。 　　在审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对马德英（小场推广站技术干部，怀疑是“五·一六”分子）等20人进行了错误的审讯和批判。方法上以办学习班为名实行隔离审查，马德英、荣锦新、谢金林、张颖中4人被隔离在“牢房”里进行审查，各人自在一个小房间，不准与审查人员以外任何人接触，不准书信往来，必须服从管制。韦作桐、莫正德被放到县“五·七”干校一面审查，一面强制劳动改造。没有被隔离进“牢房”的覃万珠、刘永奎、杨仁江、林建初、刘志民、孙介夫、杨帮洲、李仁凡、刘世清、谢宝声、黄荣高、钟德周、莫广奇、扈远宁等14人，则由县革委第三办公室第二组的人员分别找去谈话，追查问题，对所有这些人都以“军事法庭”的名义进行威胁逼供，经一段时间后，最后立案审查的共7人，马德英、韦作桐、覃万珠（农科所干部）、刘永奎（丹中教师）、荣锦新（月里中学教师）、张颖中（酒厂干部）、钟德周（县医院医师）。马德英是大学毕业后1968年9月份分配到南丹县革委政工组工作的，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而遭到隔离审查，并被毒打，至今仍留下后遗症。她在被审查后放到县农科所“劳动改造”，在农科所又连续被斗，政治上莫须有的罪名又使其爱人与之离婚。参加工作十几年不仅没有得到提工资，在被审查期间还被扣工资。直到1980年落实干部政策时才得恢复名誉，1982年调升两级工资。但她因被迫害而造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其他各位也直到1976年至1984年期间才逐步得到平反。 　　县审查“五·一六”机构是根据中央（71）13号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的决定精神组建起来的，称为“县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第二组”，共16人。当时县革委第三办公室由黄大贵（县革委政工组组织小组副组长）负责具体领导。 　　7月8日至10日　县“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在芒场公社召开机关、厂矿、学校“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和各社直单位、厂矿负责抓“一打三反”运动的46人。县党委副书记崔振铎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指示，县党委常委、县“一打三反”运动负责人王振悦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动员报告和总结报告。会议期间，有芒场公社党委、县商业服务站党支部、县公路运输服务站、六寨公社社办工业和集体服务业等4单位6个人分别作关于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八查”，搞好查证核实，落实政策等方面的经验介绍，会议期间参观了芒场公社机关大字报和大贪污犯陆菊珍的赃物展览，参观了芒场机关批斗张家荣的大会。 　　8月4日至9日　原区党委副书记、广西军区政委韦祖珍同志到南丹检查工作讲了一些实际的话，如“有些人学习不得不来，怕评不上‘五好’挨批评，不完全自觉”、“要搞好思想革命化，基础是精神变物质”、“学习要与活思想结合”。六寨区帮里公社革委一个委员搞迷信活动，他在总结调查情况时称为“魔公委员”，对小场区大平公社干部“软、懒、散”，不敢抓阶级斗争，面貌变化不大称为标准的“三类大队”。“九·一三”事件后（即林彪坐飞机叛国逃跑摔死在温都尔汗），韦祖珍同志这些讲话被说是攻击学习“毛著”群众运动，吹捧林彪，为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还被说是恶毒攻击、污蔑基层单位和基层干部，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予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4日下午至26日下午，县革委保卫组召开治保工作会议。到会128人。会议上学习中共中央中发（1971）68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情况，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县人武部副部长王振悦为大会作动员报告。指出，当时全县已建立95个治保会，还建立有1321个包监小组。 　　12月15日　全专区统一行动，召开公判大会。南丹县7个公社两个镇共分28个点召开公判大会，全县共有50254人参加，共批斗当时认定为不法“四类”分子及有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95人。 ## 1972年 　　元月　县党委组织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县党委书记韦武琼同志在会上作题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干、快干、拼命干，夺取农业生产更大胜利》的报告，总结自1970年底强调学大寨以来的情况。从此起至1976年，全县大张声势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4月20日至22日，召开县党委扩大会议，共有59人参加。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2号文件，传达中央首长讲话，贯彻自治区党委、地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进行关于路线、团结、政策等问题的讨论。会议提出今后工作的要求： 　　1、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2、切实加强党内外的团结。 　　3、切实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8月15日至8月30日　召开中共南丹县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扩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县革委委员中的党员委员，县、社、大队以及县、社（镇）直属机关单位领导人，县人武部党员干部以及部份退休老干部及参加县三分之一宣传队的党员共526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及自治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会议后全县铺开批林整风运动。从9月起至11月，分4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培训骨干（3至5天），以支部（大队）为单位进行，每个生产队3至4人（队干及党员）参加，使之认识批林整风的意义。 　　第二步：向群众传达文件，掌握“武器”。以生产队为单位或分片白天进行传达文件，然后组织讨论，时间10至15天。传达的文件：《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共中央（72）24号和25号文件，毛泽东同志《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讲话。《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示》。 　　第三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时间20天）。批林彪反党乱军的罪行，批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剥林彪一贯“紧跟”、“高举”、“正确”的画皮，同时联系本县情况，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倾向”、还要用毛主席“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教导对照检查自己，一分为二地解剖自己，要求做敢于“反潮流的战士”，狠抓阶级斗争。 　　第四步：总结提高。时间10至15天。 　　11月8日　中共河池地委批准增补赵少尧为中共南丹县党委常委。 　　11月22日下午　县委副书记崔振铎因被追查犯男女关系错误而自杀于县革委招待所楼上9号房间。 　　12月5日　中共河池地委批准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南丹县委员会。陈其忠任书记，李鹏、曾祥宋任副书记。 ## 1973年 　　5月23日　县党委根据河池地区党委（73）048号文件，任命李新民同志为中共南丹县党委常务委员。 　　8月23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任命潘海彪为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副书记，南丹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任江贤荣为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副书记，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任韦启伦为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副书记，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8日　中共河池地区任命张金如、陈其忠、赵少尧、王振悦、李新民、韦子松等6人为南丹县革委副主任。 　　9月11日至16日　召开县第二次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55名委员组成南丹县第二届贫农、下中农协会，经第二届贫协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结果，一致通过由韦武琼、韦启伦、兰美英、韦金兰、韦光贵、黄有富、黄振隆、黄群英、韦彩艳、莫金妹、黎瑞安、莫雄魁、廖松图、黄秀梅、李庆珍等15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韦武琼任主席，韦启伦、兰美英、韦金兰为副主席。出席大会代表共311人。 　　10月30日　中共南丹县委以丹发字（73）41号文件决定：撤销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建立三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一委（县计划委员会）、四室（县党委办公室、农业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根据河池地区党委（73）105号文件，通知赵少尧、覃建碧为中共南丹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振悦任县党委组织部部长，于忠、余电武、黄大贵等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武坤任县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农业办公室主任韦启伦兼任，副主任黄茂魁、朱义能、姜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鹏；王枫庭为县革委工交办公室主任，岑进亮为工交办公室副主任；陈其忠为县革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刘卫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王大发和韦朝奎任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 1974年 　　2月4日　县委召开县直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共中央（74）一号文件，进行批林批孔动员，从此起至年底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此期间所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整党整风；批资批修总体战；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都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组成部份。1974年初全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县党委认为这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大革命，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此作为县里的中心工作，成立了县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组织县领导深入第一线、抓思想发动及掌握运动的大方向。县委和县革委各部、委、室、局、县人武部领导共37名分别深入农村20个大队抓点，各公社（镇）党委、革委领导成员37名也分别到13个大队抓点，县委书记抓小场大队点。干群同学理论，同批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组织工农兵理论骨干队伍，大搞群众运动，全县运动铺开一个月中各社队、单位共组织5000多人次前往先进点——小场大队参观，全县87个大队，1574个生产队和县、社直所有单位一个不漏地传达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听传达人数达71000多人，占应听人数97.3%。县、社、大队三级培训运动骨干8213人次，恢复和建立政治夜校。队有辅导员，开展研究儒法斗争史活动。至1974年7月份全县共有4372人为理论骨干，其中县、社以上专职和兼职理论辅导员162人，工矿企业有工人理论骨干158人，大队和生产队有贫下中农理论骨干4052人，形成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理论骨干队伍。至1974年9月初，全县恢复和巩固夜校1440所，约占1574个生产队的91.5%。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孔丘的“克己复礼”，认为林彪是效法孔丘的“克己复礼”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以要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表现进行批判。如查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阶级斗争熄灭论”、“中庸之道”、“人性论”、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今不如昔论”，把农村的过头自留地、开荒地、贪污财物、搞封建迷信活动……看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加以批判、斗争。 　　1974年3月26日，县案件审定小组讨论对犯罪分子的判罪定刑问题，对冯泽芬等101人予以判罪定刑。 　　1974年5月21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县委常务委员，县委各部委室领导，县直各单位领导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共94人。江贤荣主持会议。由县委书记韦武琼同志传达中共河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党中央14、15、16号文件；分析形势；传达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按中央8、12、14号文件办事：一要掌握运动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和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二是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三是要开展忆苦思甜和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活动，提高政治觉悟；四是防止经济主义干扰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中心工作）。会议还传达军分区丁政委的总结讲话（强调按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办事，进一步批林批孔，批判韦祖珍的罪行；支持反潮流精神；加强革命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还讨论了运动形式。韦武琼代表县委作会议总结。 　　6月13日下午　县委常委开会，到会的有：韦武琼、韦启伦、赵少尧、王振悦、韦子松等5人。讨论决定几个政策性问题：农村自留地问题要按自治区《十五条》指出办。一是不准在集体田地上起房子，二是关于山林地界问题；三是房前屋后零星果树、少量竹木原属社员个人的还归个人所有；四是对个人所种的竹木、目前暂不处理；五是关于乱砍乱伐问题。《十五条》下达后，社员砍树起房自用的但经过社员讨论批准了的，要适当作价付款，乱砍乱伐所得木材已出售或加工出售了的要折款退还。六是耕牛幼畜遗留问题的处理。七是副业问题，不搞包干，不准搞野马副业。 　　7月5日至7日　县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到会的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县革委各部、委、室、局的负责人，以及县直各企事业各厂矿单位的党的负责人共101人。会议传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韦国清书记的两次电话指示，与会的人着重讨论和研究了运动和生产两个问题；要求进一步批林批孔、批林彪反党集团；批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及有关人和事。县委书记韦武琼在7日作了总结报告。分析形势和生产，提出本县往后的工作意见。 　　7月24日　县委以丹发字（74）030号文件作《关于调整、健全县战备小组的通知》。由潘海彪、张金如、赵少尧、温霏、张国旗、罗威（公安局长）、龙绍儒（粮食局长）、吴胜祯（供销社主任）、薛喜忠（交通局长）、李时灼（县医院干部）等9人组成战备小组，潘海彪任组长，温霏为办公室主任。 　　8月23日　县党委向各公社（镇）党委转发小场大队党支部《关于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研究和宣传儒法斗争史的决定》。 　　9月上旬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传达全区农机会议精神，解决以批林批孔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县委书记韦武琼在会上作了《以批林批孔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 　　10月6日至11月5日　以学习和落实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在小场公社小场大队进行。一个月里做了广泛发动群众，学习“十大”文件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倾向，整顿和改造大小队领导班子等工作。方法步骤是： 　　一、宣传发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认识。 　　二、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 　　三、大小队领导班子实行开门整风，搞组织建设（注意到3个问题：1、防止干部大换班；2、实行老、中、青结合原则；3、对个别落选干部做好思想工作，使其放下包袱）。 　　10月8日　县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分之一工作队进驻全县7个公社35个大队。到1975年2月为第一阶段。做如下几方面工作： 　　1、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四旧”、“人性论”清查和批判贪污盗窃行为。 　　2、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狠抓“劳动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乱搞副业、单干活动；抓经济退赔；清理历年超支款。 　　3、整顿和改选农村党支部。改选25个党支部，在181名支委中，新选任的有64人，连选连任的有114人。 　　4、抓农村生产工作的三大战役：（1）秋收大会战；（2）水利大会战；（3）深耕改土大会战。 　　下半年还随全国的形势，批修正主义“回潮”，除农村批“资本主义倾向”外，教育战线批“智育第一”、“读书当官论”、“师道尊严”，把一些学校规定学生成绩平均75分以上才达三好学生的智育条件称为是搞“智育第一”。把一些学校根据一些学生入学成绩差别分快慢班进行教学当作是“拔尖子”、“分槽饲养”、“因人施教”的旧一套来批判。一些学校停办或少办工厂和农场，停办或少办校厂挂勾、校队挂勾，少走出去及请进来，都被当作“关门办学”，把新恢复起来的闭卷考试批为“推行旧的考试制度，把学生当作敌人”来批判。使得从1974底至1975年刚刚从动乱中安静下来，发展起来的教育阵地又掀起了恶浪。教师们怕重新挨斗被打，不少人都不敢坚持真理，以放任为佳，当时的月里中学仅有200来名学生，就有近50来人开始谈恋爱，教育秩序混乱，教学质量在未痊愈的躯体上刻下了新的创伤，再度下降。 　　实践证明，当时的路线、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使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停滞不前。 ## 1975年 　　元月21日　中共河池地委发文同意任唐毓盛（芒场公社革委副主任）为中共南丹县委常务委员，南丹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任李鹏为中共南丹县委常务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元月29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以桂发（75）44号文件同意任赵少尧为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副书记；任唐毓盛为中共南丹县委员会副书记。 　　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毛主席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随全国形势，南丹县也立即开展了一个全县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由县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负责具体领导。抓骨干和辅导员的培训，办党员、干部、辅导员学习班，组织理论队伍，发挥政治夜校作用。至6月份，县、社、大队三级共举办583期学习班，有21403人参加，其中训练辅导员3877人，县三分之一工作队所在地区有66个理论巡回辅导队，共470人。全县恢复和巩固政治夜校1374所。学习的目的要求是：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之能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还存在着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而且由于还存在着小生产和商品经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仅要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还要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要铲除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要彻底批判各种资本主义因素，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占领一切阵地。在学习方法上，当时采取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总结本地区、本单位建国以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请老贫农、老土改根子讲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组织理论骨干巡回宣讲理论课；召开学习理论经验交流会；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揭发批判、处理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从年初到9月份全县共收回搞野马副业的352人，清退651人；有55个大队共921个生产队收回过头自留地3395亩和私自开荒地2681亩；收回山林763亩，竹林343亩，耕牛116头，公物还家2631件；清理贪污挪用，投机倒把、副业单干2673人，总金额66644元，批判所谓“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840人，斗了当时认定为“四类”分子的234人。有所谓“严重问题”的188人。 　　3月11日　建立南丹县民兵指挥部。指挥长张金如，副指挥长赵少尧、李东尧（人武部副部长）、费志功（人武部副部长）、张国旗（人武部副部长）、覃启飞（人武部副部长）、吴秀福（公安局政委）。政委韦武琼、江贤荣、郭汉栋（人武部政委）、秦福海（人武部副政委），副政委李洁尘（人武部副政委）、温松海（人武部副政委）、朱瑞明，下设办公室，指挥部成立后，发动和组织民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号召民兵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担负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职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 　　3月28日至31日　召开县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共有77人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4号和5号文件及毛泽东主席关于“走资派还在走”的新指示。号召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从此至1976年，全县批林批孔运动又增加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 　　全县批修批资总体战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其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主席3项重要指示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贯彻区党委《十条》决定，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做法主要抓几点： 　　一、宣传发动，提高认识。县委除两名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都下基层抓调查研究，组织群众学习区党委《十条》决定，开展“斗敌批资”。县委于7月23日在城关地区召开4500人动员大会。各公社、镇与区地厂矿都在7月底联合召开打总体战动员大会。参加大小会议9万多次，学习区党委《十条》决定。各地组织50个队1094人的业余小分队，到生产队宣传、贯彻区党委《十条》决定。 　　二、敢于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高潮。检举、揭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主要抓4点内容：1、开展赶、栓“野马”、锄“野草”运动。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收回野马人员392人，清退651人。2、处理机关大种大养，开展公物还家活动。据45个单位统计，收回大种面积21亩，大养965只。有76个单位128人公物还家3764件。3、批判自留地商品化，处理过头自留地和私自开荒地。据55个大队921个队统计，收回自留地3396亩，私自开荒地2681亩。私有山林763亩，竹林343亩，耕牛116头。4、狠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超支欠款的退赔。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应赔2673人，166644元，赔了1090人，46898元。动员931名自留人员参加集体生产。 　　三、抓典型分析，现场批判。全县召开现场批判会28次。到会人数14861人。有的用漫画形式进行展览，组织参观和批判。 　　四、抓主要矛盾，开展专题学习与批判，如以《野马副业百害而无一利》批判搞野马副业；以《谈谈自留地商品化的危害》课批自留地商品化；以《机关大种大养是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表现》课，批判机关大种大养；以《占用公物是损公肥私的资本主义》课批占用公物。在总体战中，全县开批斗大会108次，小会266次，斗争65人，批判300人。 　　五、抓典型，带动一般。 　　9月24日　在县委常委会上由韦启伦传达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传达韦武琼在昔阳开会中写回来的两封信（邓小平副主席在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9月20日　中共南丹县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月10日批准成立中共南丹县直属机关党委，韦建生任书记，杨永贵、陈世珍任副书记。 　　从12月4日县党委发出《关于整党整风工作的部署意见》起至1976年2月份，又进行一次全县性的整党整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毛主席三项指示和“五十字”建党纲领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为动力，以大寨、昔阳为榜样，以中共中央（75）13号文件提出的“七个是不是”为标准，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穿始终，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实行开门整党，重新解决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和“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问题。重点是思想整顿。 　　1975年12月27日　县委召开副县级、18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公社、镇党委书记会议。时间两天。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5）23、24、25、26号文件，进行了讨论，大家表示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以实际行动坚决回击当前“右倾翻案风”，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早日建成大寨县而奋斗。 ## 1976年 　　从元月1日起　县委、县革委各部、委、办、局实行合署办公。成立7个办公室，原部、委、办、局除指定拆掉的电话机外，机构牌子不变，财产不准乱动。 　　合署办公的7个办公室如下： 　　县委办公室15人，主任李鹏，副主任简绍奎、张启端、覃建碧； 　　党群办公室6人，主任黄大贵，副主任韦建生； 　　文教卫生办公室7人，主任林武坤，副主任麦耀伦、谭明沛； 　　工交办公室8人，主任王枫庭，副主任王海林、刘伯兴； 　　计委办公室6人，主任王大发，副主任韦朝奎、张向前； 　　财贸办公室7人，主任潘宗群，副主任谢崇源、崔焕民； 　　公安政法办公室7人，其中公安局5人，法院2人。 　　2月23日　召开县党委扩大会议，共3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委常委，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县党委、县革委各部、委、室和工、青、妇、贫协的负责人，各公社（镇）党委书记、人武部团以上干部和新洲锡矿、四七八处的领导，共77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5）23、26号文件及中央报刊最近发表的重要文章。会上有6位党委常委带头揭发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从此开始，全县掀起批判邓小平的浪潮。 　　从8月上旬开始至9月底　县委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关于农村党支部普遍开展整党整风精神，组织全县农村党支部开展整党整风。第一步是办学习班；第二步是评论支部及党员；第三步是总结提高。要求重点解决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解决支部和党员在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斗争中，怕抓阶级斗争，怕苦怕累，得过且过的半截子革命思想。 　　9月18日　全县广大党员和20万各族人民分别参加县城和公社镇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的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大会，县委书记韦武琼在县城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9月20日起召开了4天全县三级干部会，有县党委、县革委会全体委员，各部、委、室领导以及县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县三分之一工作队的各中队、分队领导共306人参加。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中央两报一刊《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追悼会上的悼词。与会的同志在毛主席的遗像前宣誓：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团结战斗，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好。 　　10月8日至10日　县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的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两项决定。以《关于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认真贯彻区党委决定，迅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高潮的意见》，号召全县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 　　10月24日　县委、县革委和县人武部给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致敬电。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的果断措施。 ## 后记 　　区党委于1983年4月份召开的“处遗”工作会议后，县委于5月份成立了县“处遗”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韦建生同志任组长，组织部长黄大贵同志，宣传部长于忠同志任副组长，公安局政委吴秀福同志、检察院副检察长罗启荣同志、法院副院长刘宝书同志，纪委会副书记潘宗群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案组、秘书组。办公室主任黄大贵（兼），副主任吴秀福、罗启荣；办案组组长：吴秀福、罗启荣、覃建碧、卢昌遂，组员从各单位抽调，有29人；秘书组组长：罗恒、罗绍文。 　　8月份，县委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了调整，县委“处遗”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王大发任组长，公安局长罗威、检察院副检察长罗启荣，财贸办公室主务温可新任副组长，计委副主任林仁伯、纪委副书记潘宗群为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和各组、室人员也作了部份调整，同时也增设了工作机构。 　　（一）、办公室主任：林仁伯，副主任：罗绍文（农业局局长）。 　　（二）秘书组长：罗绍文，副组长：黄国清（信访科副科长），陆振安（党校副校长）。 　　（三）善后组长：罗恒（公安局科长）；副组长：毛玉明、韦元明（均民政局副局长） 　　（四）、审案组长：刘宝书（法院副院长）；副组长：林仁伯。 　　（五）、审干组长：罗启荣（检察院副检察长）；副组长：杨昌惠（组织部干部） 　　（六）办案组长：吴秀福（公安局政委）；副组长：卢昌遂（宣传部副部长）、覃建碧（财办副主任） 　　全县抽调党员、干部373人参加“处遗”工作。 　　县“处遗”领导小组对全县的“文革”遗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核实，全县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共260人（其中58人被枪杀）；被迫害批斗的2374人（其中致伤致残的951人）；被抄家917户，被抄走的财物折款88641元7角5份（据不完全统计）。造成全县73个孤儿、孤老无人抚养。 　　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区党委桂发（1983）54、55号文件的规定，对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全部给予平反昭雪，县委给死者家属发了平反通知书；对2373人的冤假错案都作了平反，发了平反证，发了经济善后款共247561元（其中发双费的266人，61234元；安葬、抚恤费248人，56654元）；安排被害子女工作26人。在“文革”中，对参与打死人的党员、干部、职工共定案处理164人，其中依法逮捕法办7人，其他受党纪、政纪处分157人。 　　县委在“处遗”工作中，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原则，着重抓好伤痕愈合工作，广泛进行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教育，使之打消了泄气、怨气、不服气的想法，清除了隔阂。通过“处遗”，促进了全县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的发展。 　　（附录） ## 一、1966年至1983年县领导名单 　　（） 　　 姓名 现任职务、兼任职务 任职时间 原任职务 王枫桐 县委书记 1966年7月12日 县委书记 潘海彪 副书记、县长 1966年7月12日 县长 王富义 副书记 1966年7月12日 副书记 苏文 副书记 1966年7月12日 检察院检察长 黄品忠 副书记 1966年7月12日 副书记 迟中民 常委、副县长 1966年7月12日 副县长 韦东明 常委 1966年7月12日 组织部长 莫华荣 常委 1966年7月12日 农村部长 郭志金 常委 1966年7月12日 县人武部长 陈贵海 常委 1966年7月12日 县人武部政委 陈贵海 县抓、促指挥长 1967年3月9日 县人武部政委 王枫桐 县委书记、副指挥长 李有明 副指挥长 1967年3月9日 农业系统造反派负责人 苏成波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保密室副主任 王安赶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粮食系统造反派负责人 黄品忠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副书记 迟中民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副县长 莫华荣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 郭志金 执行委员 1967年3月9日 - 王枫桐 县革委主任 1968年3月17日 - 郭志金 革委、副主任 1968年3月17日 - 陈贵海 革委、副主任 1968年3月17日 - 迟中民 革委、副主任 1968年3月17日 - 简绍奎 革委常委 1968年3月17日 - 李鹏 革委常委 1968年3月17日 组织部副部长 周世光 革委常委 1968年3月17日 农村部秘书、造反派负责人 于忠 革委常委 1968年3月17日 财贸政治部主任 边固 革委常委 1968年3月17日 公安局副局长 韦武琼 县委书记 1971年3月2日 县人武部政委 崔振铎 副书记 1971年3月2日 宜山县委副书记 张金如 革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县人武部部长 韦启伦 革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罗城县革委常委 陈其忠 革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月里区革委主任 朱瑞明 县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县人武部副政委 王振悦 县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县人武部副部长 韦子松 县委常委 1971年3月2日 罗富区党委书记 赵少尧 县委常委、革委副主任 1972年11月8日 小场区革委主任 潘海彪 副书记、革委主任 1973年8月23日 县长 江贤荣 副书记、革委副主任 1973年8月23日 宜山县委副书记 韦启伦 副书记、革委副主任 1973年8月23日 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 张金如 革委副主任 1973年12月8日 人武部部长 陈其忠 革委副主任 1973年12月8日 月里区革委主任 王振悦 革委副主任 1973年12月8日 县人武部副部长 李新民 革委副主任 1973年5月16日 瑶寨公社革委副主任 韦子松 革委副主任 1973年12月8日 罗富区革委主任 刘金玉 县委常委 县革委副主任 1974年8月10日 罗富公社妇女主任 唐毓盛 县委常委 革委副主任 1975年1月21日 芒场公社革委副主任 李鹏 县委常委 革委副主任 1975年1月21日 县委、革委办公室主任 赵少尧 县委副书记 1975年3月25日 县革委副主任 唐毓盛 县委副书记 1975年3月25日 县革委副主任、党委常委 韦建生 县委副书记 1978年10月31日 县直党委书记 于忠 县委常委 1978年10月31日 宣传部部长 黄大贵 县委常委 1978年10月31日 原组织部副部长 王大发 副县长 1981年3月28日 原计委主任 陈其忠 县委副书记 1978年10月31日 原县革委常委、副主任 郭汉栋 县委常委 1978年10月31日 县人武部政委 赵少尧 任县委书记 1977年10月24日 县委副书记 黎文 副县长 1981年3月28日 县委办公室主任 李楷国 县委常委 覃启飞 县革委副主任 - ## 一、 在“处遗”中受各种处分名单 　　在“处遗”中受各种处分的共164人。 　　一、党纪处分110人。 　　（一）、清除或开除出党36人。 　　1、干部党员（14人）： 　　兰日联　周昌进　宁世权　唐毓桃　李宗应　张德才　黄芝奎　韦元规　张世德　莫秀哉　陆屯明　吴兰才　韦再谋　韦可华 　　2、工人党员（4人） 　　刘应儒　李德开　张世贵　罗尚飞 　　3、农民党员（18人） 　　利学明　吴圣明　黎先云　韦荣新　罗忠心　蔡文才　罗永坚　杨胜龙　杨典臣　郁硕锋　陆芳恒　黎德常　莫玉勋　莫金桃　何子明　覃深安　莫亮魁　李德华 　　（二）、在“文革”中犯错误，整党中不予登记的一人：古榕光 　　（三）、留党察看1至2年28人。 　　1、干部党员（12人） 　　石宗贤　兰焕庭　韦炳尚　潘朝学　柏秀崇　向光耀　雷海　杨宗德　黄万奎　龙怡凡　石文章　莫永祥 　　2、工人党员（4人） 　　杨胜康　邓以生　张书奎　莫盛才 　　3、农民党员（12人） 　　李宗树　卢永祥　吴昌能　刘宗恒　石烂林　杨祖文　岑德超　伍昌德　杨茂超　莫明魁　韦秀高　梁林 　　（四）、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45人。 　　1、干部党员（26人） 　　何桂荣　莫自云　苏元杰　韦启伦　莫文孟　邓聪杰　莫木昌　杨光任　欧汉贤　黄继候　黄俊　柏秀云　莫松庭　何国富　龚益厚　莫顺光　陈世洋　莫炳河　黎桂才　胡仲恒　杨顺南　罗宗庆　周安任　韦明强　石继昌　黄汉杰 　　2、工人党员（2人）：施耀球　韦美忠 　　3、农民党员（17人） 　　韦家永　莫富昌　陆保庭　莫启德　赵宏铨　罗洪全　莫敬余　黎敬才　何金良　陈益锋　吕明初　洪如祖　刘永超　吴流坤　龙建能　韦俊书　卢忠华 　　二、政纪处分49人。 　　（一）、开除留用1至2年或取消干籍、工籍26人。 　　1、干部（14人） 　　陆光远　莫秀哉　兰顶球　裴兆熙　韦朝明　潘代理　谢振友　陈再芳　韦再谋　魏绍武　兰正风　吴才源　杨广汉　曾刚凌 　　2、工人（12人） 　　韦云飞　玉炳坚　黎敬刚　覃瑞安　王正标　罗尚飞　韦和光　兰志刚　廖文生　罗宗义　韦桂祥　韦泳精 　　（二）、记大过、记过处分23人 　　1、干部（11人） 　　吴金辉　邹炳奎　石洪高　黄国瑞　罗雄　李贵成　韦才俊　黎敬林　白庭富　覃可柱　曾火生 　　2、工人（12人） 　　陆屯英　余树才　陈国民　磨运芳　莫景德　吴圣斌　兰信球　韦干宏　韦志初　袁仕禄　唐寿德　刘成虎 　　三、逮捕法办、判刑（7人） 　　刘耀书　农民　1984年2月29日判8年 　　莫寿清　农民　1984年2月29日判7年 　　吴圣明　农民　1984年4月9日判11年 　　容盛康　农民　1984年4月20日判7年 　　利学明　农民　1983年11月28日判12年 　　韦文忠　工人　1983年3月31日判7年 　　兰日联　干部　1983年11月28日判6年 　　（以上受各种处理的名单仅是县内的数字，不包括已调出县外和中央、自治区驻我县各单位的被处理人数）。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四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