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青在新华通讯社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穆青>

## 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全社大会上的交代检查

## 穆青

　　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近一个多月来，经过社党的核心小组，和部处一级党的核心小组同志们，严肃的批判，耐心的帮助，又看了同志们大字报对我的揭发和批判，使自己受到一次极深刻的路线教育，内心十分感动。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工作，给新华社的荣誉带来损害，心情一直很沉重，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大家对我的错误表示愤慨是完全应该的，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我一定按照党的教导和同志们的期望，端正态度，转变立场，认真进行检查交代。

　　关于整理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向上告状的严重错误，正像同志们所指出的不是一般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一次严重的反党政治事件。这一错误发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关键时刻，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我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倾向，说明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究竟拥护谁、反对谁，站在了哪一边的问题。离开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就事论事的确说不清问题，也看不出问题的实质。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在他指挥下，社会上谣言四起，各条战线奇谈怪论纷纷出笼，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否定被扼杀，革命派被压、造反派被赶，全国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局面，阶级斗争十分激化，党和国家的命运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对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已忍无可忍，自觉地予以抵制和斗争，而我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仅毫无察觉，反而觉得这一时期思想上顺路，工作上顺手，积极性很高，跟的很紧。对邓小平许多错误的提法和做法都非常赞赏，从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什么“以三项指示为纲”，什么“派性的性质变了”，什么“领导班子软懒散”。什么“台阶论”等等，我都有共鸣，都接受了，也贯彻了。总之，我认为当时国内“形势大好”，完全没有看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也看不出他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狰狞面目。正像毛主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接受和执行了邓小平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因此，也就必然颠倒黑白，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误认为是正确路线。

　　由于立场上和路线上站错了队，因此就戴着修正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凡是同邓小平修正主义对着干的正确路线，我往往感到有问题，不是怀疑就是反感。对于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邓小平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同志，思想上便产生不满，认为他们过左，是错的。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颠倒了敌我，在政治上彻底地转了向。

　　为了说明我的错误思想发展的具体情况，我想就去年夏季前后，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看法作一检查交代，它说明我所以最后发展到上告江青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

　　一、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邓小平利用主席这一指示，在经济战线上大刮右倾翻案风，甚至把它提到纲的地位，我思想上是完全拥护的，早在此以前，我对工业战线上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和企业，长期生产不正常，产品上不去的现象，一直有所担心和不满，当时我没有从路线上分析这些现象所以存在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路线不端正，而错误地认为是受派性的干扰和企业管理的问题。去年七八月间，我参加了国务院举行的关于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务虚会，听了各个主要工业部门的汇报，一方面对工业战线一些现代化远景规划，感到鼓舞，但另一方面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感到严重，因此当邓小平打着把生产搞上去的幌子，在经济战线上叫嚷要整顿，要调离，要敢字当头，不怕打倒等等，我都是拥护的，甚至对他这种反革命劲头十分赞赏，认为不这样抓许多老大难问题就是不能解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去年下半年，我有意识地把生产报道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压缩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宣传。与此同时，我还要求记者要钻研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要熟悉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问题，组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新闻报道。这样就紧密地配合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为他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制造了舆论。现在看，邓小平在经济战线所推行的那一套，完全是他过去黑猫白猫论的翻版。他那里是想把生产搞上去，而是想把国民经济和企业领导的大权夺回来。他所说的反派性也好，整顿也好，主要是想把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整顿掉。把坚持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打下去，以便在厂矿企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走回头路。这一点，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都看得很清楚，而我却由于立场的错误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以后，有一段我仍然转不过弯来，生怕由于运动的开展，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当时所谓的“大好形势”，影响了邓小平那套修正主义路线的贯彻，可见我在这一问题上颠倒黑白已到何等程度！

　　（二）关于去年文艺界的路线斗争，我也完全站错了立场，颠倒了是非。去年夏季以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翻文艺革命的案，早就通过小道消息，说什么主席批示说，当前文艺作品少，创作少，电影戏剧少，为什么二百方针不提了……等等，大造舆论。以后又借着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大作文章，煽动文艺界一些对文艺革命不满的人，诽谤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改革，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当时，我一方面认为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十分重要，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群众反映热烈，应该反映，应该贯彻。另一方面思想上也确实存在着对当时文艺界情况的不满情绪，认为文艺界有求全责备，不利于发展文艺创作的倾向。特别是关于电影《创业》的十条罪状，更感到不能理解。和群众的反映差距很大，想借此机会把文艺界的所谓“问题”和意见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一下，但由于我自己立场的错误，没有从方向道路上，首先肯定文艺界坚持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文艺革命的丰功伟绩，以分清主流和支流，而是抓住一些工作中和具体政策上的问题予以攻击。因此，当邓小平煽起翻案妖风时，我思想上就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参与了文艺界的翻案活动。当时我的确表现得十分积极，经常听取记者汇报，直接处理他们的内参稿件，指挥他们搜集反映。这期间记者汇报了音乐学院一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而我由于立场的错误对它却表示欣赏，认为这张大字报问题提得尖锐，文采也好，许多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因此便指挥记者在一篇反映文化部各直属单位讨论“创业”批示的综合内参稿中，摘用了部分内容，上送文元同志审阅。后来文元同志发现这篇稿子方向不对便扣压下来，同时也扣压了类似的一批稿件。对此我十分不满，并在少数同志中间议论过。对文元同志的意图感到不能理解。还胡说什么为什么文元同志对主席关于《创业》和评《水浒》的两个批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散布对文元同志的不信任。把严肃的路线斗争，误认为文元同志对文艺界的偏袒。甚至对内参清样附页是否要送审也有怀疑，认为这样必然有些情况反映不到主席那里。这些错误思想发展的恶果，导致了以后传材料上告的严重错误是毫不奇怪的。现在看来，当时文元同志站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抵制和扣压那些攻击文艺革命的所谓“反映”，是完全正确的，是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在方向路线问题上把了关，使新华社避免了一次重大的错误，是党的利益绝对需要的。否则让这些错误的内参反映上去，必然会为邓小平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炮弹。而我当时由于立场路线上的错误，对于这一正确的决定，完全颠倒了是非，在文元同志扣压了这些稿件之后，我不仅没有觉悟，相反仍不死心，仍私自伙同李琴同志把音乐学院那张恶毒攻击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的大字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传送出去。目的是想通过这张大字报的反动内容，制造舆论，散布对文艺界的不满，要告文化部的状，要翻文艺革命的案，其错误性质和以后上送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材料，告江青同志的状是同样严重的反党政治事件，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矛头也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江青同志的。另外，这一错误从组织纪律上说也是非法的，特别是当文元同志扣压了内参之后，我私自背着党组织另找渠道传送，不仅是目无组织，而且明知故犯，错上加错。从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背离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不是光明正大的。

　　三、关于主席评《水浒》的批示，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思想深处是担心再开展一场运动的。因此在听到邓小平向外宾作贼心虚地歪曲主席批示精神的传达后，我十分拥护。以后，我自己也传播过邓小平制造的所谓主席读《水浒》读了三个月，发表了一些感想的说法，极力冲淡和贬低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现在看来，主席早就洞察了邓小平要翻案的狼子野心？通过评《水浒》的批示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要求全国人民都能识破投降派。而我站在右的立场上不仅不能正确的理解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相反对于《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思想上十分抵触，生怕有人利用这一指示掀起一场在党内抓投降派的斗争，生怕影响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对评《水浒》的宣传，我借口主要靠报刊，通讯社很难发多少消息，而采取了十分错误的消极观望的态度。对主席批示的精神，我自己没有很好学习，也没有组织国内部同志认真学习讨论。这些错误的思想，说明我站在修正主义一边思想上怕批右，怕批修，怕抓投降派。实质上是害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进行反击，维护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江青同志在大寨讲话中说有人想架空晁盖，旗帜鲜明地提出党内有宋江式人物，感到那么紧张和不满，以至要向主席告状的思想实质。

　　四、对所谓安定团结的看法，由于立场的错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颠倒是非的。主席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我却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一前提来谈安定团结，结果必然是错误的。那就只会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安定团结。而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安定团结。至于是谁在破坏安定团结呢？正是党内那个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邓小平到处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阴谋分裂党，分裂中央，为他篡夺党中央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现在看的很清楚，从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到今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暴乱，邓小平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是他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挑起的，是他要改变党的路线，不要安定团结，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对于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给予有力地揭露和反击，正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维护党内的安定团结。而我却颠倒黑白，诬蔑江青同志的讲话不利于党内安定团结，对大寨会议起了干扰作用等等，以至发展到最后，不顾社党的核心小组其他成员的反对，坚持要向主席告状，这说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的顽固。

　　从以上我的错误思想来看，去年这段时间里，我在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政治上完全转了向。从根本上说，这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是和无产阶级针锋相对、颠倒是非，把错的看成对的，把对的看成错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去年以来促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样远，这样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还在于我错误地听信了邓小平假借主席名义，欺骗全党抬高自己的谎言。去年以来，邓小平别有用心地到处散布：这是主席说的，那是主席同意的，这请示过主席等等……使我错误地认为他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主持中央工作的，根本没有怀疑他是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假借主席的名义，实际上背着主席贩卖修正主义私货。另一方面，对主席去年一些重要的指示，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作了歪曲的错误的理解。主席去年四·二三关于经验主义的批示，七月关于《创业》的批示，本来是纠正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克服一些前进中的缺点，而我却把这些不适当的提法和工作中的缺点，夸大为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怀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受到主席的批评。再加上当时社会上一些小道消息的影响，更助长了我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有错误和中央内部有分歧的看法，并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完全颠倒的是非概念，对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修正主义的头子邓小平是正确的，应该紧跟，而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反认为是错误的，要有所警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不但看不见邓小平向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相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反击，我却十分敏感和不满，甚至把党内严肃的路线斗争，错误地看成是派系斗争。并捕风捉影地胡乱进行猜测，分裂中央领导同志，尤其严重的是我把这一错误思想还传播给国内部的发稿同志，要他们注意掌握，这就更是明目张胆地站在邓小平一边，准备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了。这期间虽然文元同志曾多次向我们打过招呼，要我们多读马列，少听小道消息，不然要犯路线错误，但由于我当时已经完全滚进邓小平修正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不仅根本听不进去，内心深处反而认为文元同志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当九月间，听到记者从大寨回来汇报后，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不妥的，不是主席的意图，新华社有责任向主席反映。由于这一错误的估计，使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把江青同志根据主席的部署，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亲自向记者打招呼，表示对新华社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错误地当作向主席告状的理由和根据。对江青同志以及文元同志的一片好心，予以恶报。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不能容忍。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深感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江青同志和文元同志。

　　根据我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倾向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我所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经过自己的错误判断，自觉地选择并投靠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参与了大刮右倾翻案风，参与了邓小平分裂党、分裂中央领导的罪恶活动。正象同志们所批判的，转材料的目的和动机是不纯的。供主席参阅是假，告江青同志的状是真；说维护党内团结是假，维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反击是真。目的是想在主席面前造舆论，希望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实质上是反江保邓，其错误的性质比起刘冰的诬告信来，的确更加严重。特别是这一严重错误发生在新华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舆论机关，发生在新华社领导成员之间，尤其危险。它说明自己路线不端正，就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会改变新华社的性质，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去年下半年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感到惊心动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我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心里很不安，但又因问题太大始终不敢主动交代，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最后还是没有送上去而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在主席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前，我对邓小平的问题确实还存有幻想，主席指示下达后，虽然打消了这一幻想，但对个人得失考虑很多，仍然没有勇气主动交代。在这种心情下学习也学不下去，弯子也转不过来，哪里能够积极主动地抓好宣传报道工作呢？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以来，新华社国内宣传很不得力，处处被动，跟不上形势。远远落后于《人民日报》，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其原因主要在我身上。由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敢正视，迟迟不觉悟，掩掩遮遮，长期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状态，使新华社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宣传报道上打不上去，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给记者编辑的工作带来被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今年三月下旬，运动形势逐渐明朗，经过学习主席的教导，我感到这一错误不能再隐隐瞒下去，在一次社核心小组散会后，我和朱穆之、李琴三人谈起此事，我曾主张给文元同志写信主动坦白交代这一错误，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朱穆之说，这件事牵涉外单位的人，我们如果交代出来必然连累他们，会不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李琴则说，我们宁愿采取被动，如果人家要交代就先让人家交代去，反正此事与批邓无关，我们被动就被动。结果不但没有交代，反而订了攻守同盟，更加加重了自己的错误。这说明我直到那时立场仍然没有转过来，仍然没有决心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和自己的错误彻底决裂。完全辜负了文元同志对我们的一再督促，一再帮助，捂了新华社路线斗争的盖子，影响了新华社的运动和工作，犯了新的错误。同志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气愤是完全应该的。

　　这一错误的产生，对我来说的确不是偶然的，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就犯过走资派的错误，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批判，但思想上并没有很好的接受教训，认真抓紧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也就谈不到正确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总是不看主流看支流，抽象地肯定而具体的否定。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首先从方向道路上加以肯定，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横加指责，怀疑它的普遍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就必然解决不好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而三个正确对待解决不好，就必然产生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说永不翻案是完全靠不住的。事实上我重新工作以后，很快又旧病复发，仍然习惯于走老路，思想上处处表现出右倾，经常流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一刮起右倾翻案风，自己思想上马上就引起共鸣，积极参与了他的翻案活动。这一严重的教训，说明了我对刘少奇、邓小平那套修正主义中毒很深，思想十分顽固。这次犯错误，实际上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所犯的走资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而且变本加厉，性质更加严重。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确实还在走。

　　另外，这一次严重的错误，是我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我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在民主革命阶段参加革命，虽然经过党的几十年的教育，但由于长期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改造，民主革命阶段勉强过来了。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我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便产生了矛盾和差距。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这一矛盾就必然激化一次，差距也就跟着拉长一步。从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直到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每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总是站在右倾错误路线一边，程度不同地犯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正像上海工人同志们形容那些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说的：他们是“同路搭车，到站下车，开历史倒车”。这一形象化的比喻，不是说明一条规律性的真理吗？我自己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屡次犯错误，最后发展到跟着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吗？毛主席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这些教导，不是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吗？长时间以来，我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很差，弄不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对革命深入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新的特点，资产阶级在哪里？主要危险来自哪里？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搞不清楚，再加上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必然在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屡犯错误，甚至变成革命的阻力和对象。而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本能地反抗，运动来了“克己”，运动过去“复礼”。这些严重的教训，都一再说明了不彻底转变资产阶级立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抓紧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走向走资派，走资派也必然还要继续走。

　　这次严重错误，对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教训极其深刻。大家说这次错误是新华社几十年历史上所未有的重大政治事件，我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制造者，这一错误也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必然的恶果。我在新华社工作几十年，错误不断，一次又一次地把新华社的工作引向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最后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玷污了新华社的历史，辜负了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我感到十分痛心。我一定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深刻检查犯错误的根源，转变立场，端正态度，彻底和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我在国内部和国内分社的领导工作中，错误很多，也很严重，我将另作检查和交代。以上检查仍然很不深刻，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