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新生反革命分子那顺巴雅尔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汇报提纲）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3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吉林省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锡盟盟委书记。1977年1月隔离审查，同年11月2日被拘留审查，1978年11月2日，经区党委批准开除党笈、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主要罪行如下：

　　一、那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林彪“四人邦”，打着“造反”的旗号，拉邦结派，当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欺骗部分群众，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与郝广德、高树华、王志友到处揪“黑邦”抓“走资派”，进行篡党夺权，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4·13”以后，那犯窃取了内蒙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革委会常委等要职，紧跟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区大搞“挖黑线，肃流毒”，进而制造了挖“新内人党”大冤案，造成严重后果。在三大冤、错、假案中他都有一定的责任。

　　在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为了篡党夺权，积极追随林彪，“四人邦”，拉邦结派，与郝犯等人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另立中心，又一次搞乱内蒙局势。

　　1973年9月，在自治区召开的三届六次全委会上，那犯与郝广德串通一气，以提意见为名，向区党委发难，要求让高锦明当四届人大代表，回内蒙工作。并以代表候选人中老干部多，青年人少为理由，他和高树华二人硬进代表行列。

　　74年初，“四人邦”在中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那顺去包头参加市委扩大会议，得知“归山虎”王德山带回了反党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反党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于是便擅离旗委副书记岗位，窜回呼市，在吴涛的支持下，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指挥中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区党委，为阴谋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218”成立后，那顺等人对自治区的形势和区党委领导的态度，普遍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军管期间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了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是这场运动的阻力。他们硬决定对尤太忠同志施加必要的压力，把于北辰同志做为翻案复辟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犯直接指挥土右旗有关人员给于赶写大字报，专程送达，以达到他们搞乱区党委的险恶用心。

　　呼市市委3月11日收回《呼和浩特日报》后，那顺等人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以此作为搞乱党委的突破口，于是在3月14，“218”发出了支持呼市日报的第二号公告，把矛头指向区、市两级党委，并由郝广德直接指挥，组织围攻两级党委，迫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承认捂盖子压群众。

　　74年3月末，那顺与郝广德等人逼迫自治区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发言材料由“218”审定。在这个大会上，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区党委和军管。这次大会对瘫痪区党委和破坏全区的形势起了极坏的作用。

　　74年4月初，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身体不好，接见群众应有竭制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等人指示白彦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即6人诬告信）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的报告，和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签名，在社会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重新搞乱内蒙，乱中夺权的险恶用心。那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那犯还先后串到内蒙工交、农牧、公安、文教等单位做报告，搞串连和煽动把矛头指向北京军区和区党委。那说：“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捂盖子的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谁在捂了，李德生。为什么内蒙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就在李德生”。那顺还大讲“内蒙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个别领导人说了一些屁话，不能把运动发动起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一定还会与我们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主力军，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等等。

　　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74年4月的一天，那犯对内大巴图、马宏业同志说：“总理对我很关心，从个人的关系来讲，我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有什么办法，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什么时候也应当法家，不能当儒家”。4月7日晚，中央广播了两项决议之后，那犯即以个人名义书写通知，并先后让旗委副书记云福祥、旗革委副主任陈道科二人在‘通知’上签字，责令土右旗有关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全部摘掉。当张同、郭晋双二人问他时，那说“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挂总理的像不利，周总理已盖官定论，另外像挂的时间比较长了，撤了为好”。第二天上午，那犯在旗委召开的直属机关总支书记会议上又讲：“有人利用总理闹事，挂他的像不行了，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凡挂有周总理像和图片的都要摘掉。”根据那顺的指令，新华书店、商业局等单位都把总理像和图片摘掉。

　　1976年在土右旗和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那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说：“社论为什么不提全党动员，而提全党动手呢？红旗杂志为什么不登那篇报告？这改动一字和不登那篇报告应当联系起来看，这不是一字之差，而是两条路线斗争。报告通篇阶级斗争的纲提的不响，大寨县的6条标准也不准”等等。

　　那攻击叶副主席说：“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也没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攻击邓副主席说：“对于承认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党内还有斗争，邓小平就是坚决反对”。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等等。

　　三、极力兜售“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76年“四人邦”，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那顺跟的很紧，大肆煽动说“这次运动就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继续让我们完成文化大革命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揪大大小小走资派的任务”。

　　76年6月7日，那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一文，攻击老干部，“最初他参加革命只不过是‘入股’，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他们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

　　那在正兰旗旗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要培养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苗子……”。还讲到“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必然规律，要和走资派作斗争。”

　　在离职审查后，那还背着组织给内大党委书记巴图同志写信，极力表白自己，说我和“四人邦”没联系”。并要求为其澄清问题。

　　在拘留审查后，在组织的帮助下逐步认识了自己问题，愿意悔过自新，最终还是交代检查了自己的问题。

　　 197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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