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关于杨启明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杨启明，男，汉族，河北省安国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革命军人，1925年生，1939年2月入伍，1940年入党，曾任宣传员、译电员、政治指导员、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处长、主任等职。65年任四院科技部副部长，67年10月任四院革委会常委，行政13级。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查运动中，杨启明被列为清查对象。于1977年12月1日经院党委决定给其办了“讲清楚会”，1978年2月2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对其实行了隔离审查。1979年3月21日解除隔离。现已查明杨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1967年初，四院造反派头头阎桐林、王志有等人夺了四院的党政大权。3月初，他们又未经任何上级部门批准，私自搞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杨启明积极支持造反夺权，当上了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卷二，114、115、116、120）3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针对当时四院的混乱形势，为保障国防科研、生产、机密、设施、产品的安全，命令内蒙军区对四院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后，杨启明却搜集材料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

　　1967年4月6日杨启明回家（北京），受院科技部造反派头头朱华杰之托，将朱的信及搜集的材料捎给了造反派驻京谈判代表杨民众（卷二，016、017）。4月8日杨启明亲自写上告信，诬蔑内蒙军区在河西“不是以毛泽东思想进行军事管制，而是以刺刀进行军事管制”，“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卷二，001，003，004）。信中还诬蔑说：“内蒙的问题就是内蒙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内蒙自治区及我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起来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卷二，008），4月9日宋敬贤（科技部长，后为党委列席常委）给在京的杨启明写信，杨收信后在信上批注：“军管会所有人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转变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重新更换军管人员。”（卷二，018）。4月12日杨启明又到北京西苑旅社杨民众的驻处了解谈判情况，并亲笔修改了杨民众、肖华山起草的诬蔑内蒙军区“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上告信。（卷二，009，011）杨启明身为老干部，却支持造反夺权。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之后，本应支持军管会的工作，为恢复四院的革命生产秩序出力尽责。杨却继续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军管，并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干扰了军管的工作。对此，杨启明应负有责任。八条下来之后，杨又以正确者自居，他于5月30日在河西造反派刊物“818”小报上发表文章，标榜自己“坚持真理”，“向拿枪的刘、邓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卷二，020）6月份，在所谓砸“地下黑司令部”期间，杨又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内蒙当前就有这样的隐患分子，危险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内蒙地下黑司令部派往我公司实行法西斯管的军管会主任苑（樊）尚科”等。继续对军区及其负责同志进行诬蔑。

## 二、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

　　1967年6月至1968年杨启明在三五九厂打击与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胡之正（副厂长、党委代书记。行政12级），邢育振（副厂长、革委会常委）同志。67年6月，在造反派批斗胡之正同志的会上，杨启明亲自按过胡之正同志的头。（卷二，359，364）68年杨启明带工作组进三五九厂，给邢育振同志扣上了攻击革委会；抵制毛主席批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抵制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装病躺倒不干等罪名。不经上级批准，非法对邢育振实行了群专，并解除了邢的厂革委会常委职务。（卷二，359，362，365）

　　1973年11月第三次院党委扩大会期间，杨启明向七机部写信，诬蔑院、厂一些领导同志有所谓“反动言行”。诬蔑院政治部宣传处“将矛头指向中央的反革命言论有意进行扩散”。还诬蔑四院党委“对这些矛头指向中央，对文化革命不满死捂路线斗争盖子的反革命言论，不闻不问，不上报，不处理，任其传播泛滥。（卷二，072－074）

　　1973年8月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后，杨启明于74年3月写大字报，提出：“我院有无走资派？走资派认错了没有？改正错误了没有？群众谅解了没有？”“我院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等共11个问题。（卷二，079，卷六，038）并提出“要反潮流”，“要用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想将刚恢复工作不久的薛伟民同志轰走。（卷二，080，卷六037）而后，8月5日杨启明等14人又联名给中央写信，诬蔑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搞复辟倒退的一套”，“破坏四院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包庇纵容反动言论”，“煽动破坏生产”等等。并提出：“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院领导班子。”（卷二，076，077，卷六，039）

　　1976年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同志趁四院党委常委都在北京的机会，与院长林爽同志商定在京召开四院党委常委会。王树明同志去京前曾向杨说明了去京的目的，并指定杨管一下院里的工作。但7月6日王去京后杨启明就对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王书记跑了”；“发电报告他”。（卷二，095，097，099）经串联机关3个部（政治部、科技部、物资部）共10人向七机部发了3封传真电报告王树明同志。在杨启明亲自起草的电报中诬蔑王树明同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于7月6日跑去了北京。……直接破坏了我院批邓、批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进行及××任务的完成，后果严重。”（卷二，100－103）杨启明串联发报对领导进行诬蔑进一步搅乱了四院的形势。

　　1976年杨启明还借追查政治谣言之机，想给院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同志（宣传处副处长）扣上散布反动言论的帽子。当时科技部有人说宣传处干事田如森散布了“文汇报”的反动言论，杨借机找田如森施加压力，指名追问田如森反动言论是否出自邢之口，被田如森同志当即否定。（卷二，162、164、166）他还对田如森同志说，“邢此人不怎么样，你要不愿在宣传处干，可来我们科技部。”（卷二，162）76年6月他又支持姜林枫（待分配干部，67年前任四院干部处长）等3人写信诬告邢同志。（卷二，168，171，172，173）此外，他到处说：“开会有邢参加，我就不参加”。（卷二，153，159，160）院党委原拟定6月份召开党委扩大会，杨启明与阎桐林反对党委拟定的与会名单，他们诬蔑邢等一些不同观点的干部“右”，反对这些同志参加会议，干扰了党委的正常工作。杨启明为打倒，整垮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击、诬蔑，错误是严重的。

## 三、“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1973年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和院长林爽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杨启明就在11月份召开的院第三次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解决四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他说：“我们院的领导班子有问题要解决。我看我们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批林整风就好了。”（卷二，121，122，卷六，036）

　　1974年7月，院党委打算召开扩大会，杨启明参与了杨辰生等人联名写大字报，提出召开党委会和革委会全会，想以“双委会”代替党委会，以便在会议上以多数压少数，与党委争夺领导权。（卷二，125，130，卷六，040）

　　1976年所谓“批邓反右”开始后，杨攻击四院批林批孔汇报会（四院参加的是内蒙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是“黑样板”，“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卷二，038，039，040）他还说：“七机部右倾翻案是以四院为样板的”。“七机部批林批孔汇报会已做出结论是错误的，是邓××、张××（指邓小平，张爱萍同志）搞的……七机部是按王树明介绍经验搞的”等等。企图全面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

　　1976年6月，七机部召开规划座谈会，会议中加入了所谓“批邓联张”的内容。杨启明为在会议上大造舆论，否定75年四院党委对44所进行的整顿工作，会前对44所的朱华杰等人说：“你们厂这些做法不是什么先进典型，而是复辟倒退的典型。”“你们想不参与政治，到时候人家还是要整你们的。”“天下要自己打，靠别人打是不行的”。（卷二，049，050，051）他还叫朱华杰等人写材料，在杨的唆使下朱华杰写了《整顿就是复辟》的材料。（卷二，051—053，059）接着杨启明又打电话给389厂刘祯松（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叫刘派刚从44所调到389厂的工人杨兴参加部规划会，去反映44所的所谓“复辟”问题。（卷二，060，062，066，067）此人按他们的旨意做了大会发言，全面否定了四院党委对44所的整顿工作。

　　（1975年10月院党委派了工作组帮助389厂党委整风，整风后期杨启明对刘祯松说：“你太老实了，你就老老实实受整吧，你不会把工作组拖住，不让他们撤出来”（卷二，068）76年1月整风结束后，杨启明又对董树欣（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说：“怎么让他结束了呢？要是我非拖住他们不可，让他僵下去。”（卷二，069，070）杨身为院革委会常委，科技部副部长，不但不支持院党委的工作，却想方设法干扰党委的工作，企图给党委出难题。）

　　此外，杨启明还借“批邓反右”之机与党委争权。76年4月7日院召开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生产问题。会议一开始杨启明就提出：“今天开什么会，从林彪反党集团破坏革委会以来，四院革委会一直没有活动，不能什么时候需要拿出来。到底要不要，不要就靠边站，要就打起牌子。”“去年工业学大庆会议党委研究了革委会就没必要开会。”当王树明同志向他指出不要再搞与党委争权时，杨就大吵起来，说是对他“陷害”闹的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卷二，131，149，331）他还对院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四院是“右派掌权”，并点了王树明、刘世琨等许多院、厂、所主要负责人的名。（卷二，107，108，109）同年5月，七机部派人在呼市小白楼召开了四院党委常委会，搞“转弯子、配班子”。在此期间，杨启明对董树欣说：“过去我们没抓领导班子，吃了亏，这次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卷二，152，153）7月3日他又在院办公会上提出：“必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四院问题搞清楚。”要按“清华经验”配班子，“把各级班子建成同走资派斗争的堡垒。”（卷二，150，151）他还多次与阎桐林、宋敬贤私下商议，企图将同观点的一些人提拔或安排到院机关一些重要部门及厂、所的领导班子中去。（卷二，175，176，179，180，182－185，卷三，110，111），为了与党委争夺政治工作领导权，杨多次讲要改组政治部，要给政治部掺砂子。（卷二，156、157）他与阎、宋共同商量过，政治部叫山天松（四院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耀、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宣传处。（卷二，175，176，卷三，110，111）76年他对山天松说：“政治部非改组不行，不改组四院搞不好。”并动员山天松说：“叫你去你还不去，叫我去我马上去。”“去吧，我支持你，我可以从科技部抽人给你，把小余（余仁录）抽给你当秘书。”（卷二，155）76年他还对待分配干部姜林枫说：“你姜林枫就是熊包，既然没免你的职，又没任命新的处长，长期不分配，为什么不敢回去上班，你搬个凳子回去，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没凳子我借给你个凳子。”（卷二，192，197）之后他又亲自向劳资处布置没有姜林枫签字，不办理干部调动的工资手续。（卷二，193，195，196）在杨启明的支持下，姜林枫未经党委同意擅自回干部处上班。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此事发生后，杨启明又支持科技部刘琦之（处长）颠倒是非给政治部写大字报，大字报经他亲自修改。加入了改组政治部等内容，并找人抄出。（卷二，201，206，208）杨的做法干扰了政治部的工作。

　　在组织发展提拔干部问题上杨启明说什么：“七机部提干发展党员明确提出来要看文化大革命站在那一边，九、十次路线斗争表现怎么样，不能搞平衡。”（卷二，031、181、346）杨身为科技部干部，却亲自过问其他部门，单位一些人的入党使用问题。1975年至1976年3月杨多次催促46所李泰元同志（所机关支部书记），让支部尽快发展任茂信（所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副主任）入党。他还说过任茂信入了党可以当46所书记或副书记。（卷二，210，185，186）他向物资部领导谈过王深恩的入党使用问题，说此人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不错，应该重用。（卷二，212、213）他还与宋敬贤不经干部部门同意，将359厂工人张正华调到劳资处当干部，并说此人入了党可以当科技部副部长。（卷二，191，179，180）

　　杨启明在“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与党委争权，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和75年的整顿工作，并借配班子之机企图安插本派人员，改组院政治部等，搞乱了四院的形势，对此，杨负有重要责任。

## 四、粉碎四人帮后的表现及被审查期间的态度

　　粉碎“四人帮”后，76年10月15日阎桐林到杨启明家，两人在议论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说过一些不满的话。（卷二，330，卷三，134）

　　杨在被审查期间，前期交待了一些问题。但78年12月七机局党组安排他向群众检查交待问题，他拒绝检查。自那时以后态度恶劣，全面进行翻案。79年4月杨解除隔离后多次寻衅，公开与搞清查工作的同志在办公楼吵闹，并进行辱骂，影响很坏。1982年4月4日指挥部政治部负责同志通知他写检查，仍遭其拒绝。

　　综合上述错误事实，杨启明“文革”初期就积极支持造反派夺权，而后始终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诬蔑内蒙军区。反对四院实行军管。他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党委争权，干扰破坏党委的正常工作，搞乱了四院的形势。指挥部党委认为，杨启明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做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本应深刻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但杨在被审查期间态度恶劣，进行翻案。根据杨启明的错误事实及本人态度，经指挥部党委4月12日研究，建议给予杨启明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198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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