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芝青检查

## [常芝青，时任《前进报》负责人。]

　　（同志们：）

　　我在运动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革命精神非常不够，不是“敢”字当头，主动引火烧身，鼓励同志们揭发和批判我在九年来工作中有关立场、观点、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二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在不少问题上犯了压制民主，打击群众的路线性的错误。

　　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解放以后，住到大城市过着“高官厚禄”的生活，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几次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十七年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不是一分为二地看自己，特别是到大公报来，是带着改造别人的指导思想而来的。以改造人者自居，忘记毛主席关于教育人者，首先要受教育的教导。因此，官气、骄气更有了滋长。又由于对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于必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和作用，缺乏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错误地自封为左派，自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又由于对报社革命群众的觉悟和威力估计过低，生怕一下子大乱起来出不了报纸，生怕报纸在运动中犯政治性的大错误，因而在运动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首先当作革命的对象，自觉地主动地在群众斗争风浪中，真心诚意的改造自己。相反的，怕字当头，采取躲躲闪闪地错误态度，不愿放下当官做老爷的臭架子，生怕丢了官僚主义的尊严，怕丢了自己的面子，怕触痛自己的灵魂深处，尽管自己口头上也说要在这场大革命中“过社会主义思想关”，炮打司令部阶段，也表示欢迎大家给我贴大字报，但实际上并没有想在这次运动中真正来脱胎换骨，也就是不想革自己的命。存在着很怕群众、怕革命的畏惧心理。

　　在怕现状大乱的思想支配下，在处理刘树烈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九年来对刘树烈一直没有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运动前，受到我的重用，运动初期还打算重用他，建议他参加文化革命小组时，受到编辑部一些同志的反对而作罢，可是并没有引起自己的警惕，还打算在运动中再看看。当运动中群众贴了刘树烈的许多大字报，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依然害怕一撤下来，影响报纸的宣传，想拖一拖好作好代替他的工作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准备代替他的人，一方面仍然幻想他能够觉悟起来，幻想他能够转变过来，同大家一起揭发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关于准备代替他的人的问题，在七月中旬就同邢银楚、庄怡、徐洪烈、史超书、王华宾同志一起或者分别研究过几次，起先确定用庄怡作代替他的准备，庄怡同志去了，后来又决定邢银楚同志也去。总之，在刘树烈的问题上，充分说明了自己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在对刘树烈的斗争中不狠，不力。同时，充分暴露了自己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我准备在这方面作严格的检查。

　　在书厂运动问题上，也犯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首先是对季民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很反感。认为他身为总支副书记把开展内部运动以前党内掌握的事揭露出去，是很错误的。同时还根据书厂的汇报就认定他这样做，是由于群众对他领导运动有意见，是想把责任推向上级领导，因而就对他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而自己却没有从这件事情上检查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如此，更严重的错误，是当情况还没有调查了解清楚，就那样责怪季民同志，并且说了许多伤害同志的话。在研究建立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没有让季民同志参加，这是错误的。特别还应当指出，主张派王淑梅、杨润杰两位同志到书厂建立文革小组，这本身就是路线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起了主要作用。这说明了当时自己对书厂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能不能领导运动发生了动摇。不相信书厂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也就是不相信书厂的党员同志，不相信书厂的三百多职工同志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当书厂文革小组刚建立，职工群众反对李灿章参加，就又派牛志清同志去。这一错误接着在十六条公布后还没有彻底改正，我又同意了派王柱国同志去书厂帮助那里的领导搞运动。这里顺带讲一下不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提“声讨”这些口号的问题。五月中旬到月终这个时期，即全国批判“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时期。中央报纸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问题，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指导的首都报纸负责人碰头会上商量决定的，由于新闻单位收到的群众来稿中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些新口号，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暂时在报上不提，关于“声讨”有的报纸标过这样大题目，我报也标过。在一次碰头会上交换意见中，有的提出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以不作这样的标题为宜。当向编辑部传达有关中央报纸碰头会上需要传达的这些意见和决定时，也请负责党委工作的肖村同志参加。没有想到有关报纸宣传工作上应掌握的这些东西，肖村同志在党委会上也同其他有关学习问题一并传达了，不问有无必要传达就传达了，这是不对的。这一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的疏忽，当时没有向肖村同志打招呼。

　　（同志们，我在运动中间自觉不自觉地压制了民主，打击革命群众的最突出的事件有：）

　　在报厂所谓小集团问题，当时在大字报上闹得很紧张，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的我，没有及时引导，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事情越来越闹得利害的时候，我自己又怀疑这中间是不是背后有人在挑动，由于怕工厂搞乱影响报纸出版，提出要大家关心注意，由于没有明确交代关心注意什么，就不免引起误解或被有些人曲解。特别是当时一支部书记赵忠信在这个“暗示”下，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在大字报上形成了对一部分青年工人同志的围攻。更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小集团、小堡垒，我报文化革命小组虽然没有做过任何定论，连任何肯定的话也没有说过，但是，实际上，它已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我个人对此很不清醒，因此，纠正很不及时。以致使这些青年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背上思想包袱，抬不起头来，挫伤了革命青年的积极性。

　　在对待排字车间工人同志写的《迅速肃清刘世友余毒》的大字报问题上，我犯了同样性质的恶果更大的错误。当听到王智翰同志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首先肯定大字报内容，（这本来是一张特别值得领导上欢迎的革命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出编辑工作上许多缺点也是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而是听到说是几个人写的用了排字车间全体的名义后，就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小阴谋”，还错误的说什么为什么把编辑部某些人的事情说成是整个编辑部的呢？我在汇报上的这些轻率的插话，对于后来错误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群众斗争群众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等恶果，令人十分痛心。在这件事情上，王智翰同志有很严重的错误，但我对此首先负有很大责任。

　　关于锅炉事件和冉世荣同志调离工作问题。锅炉事件，是在运动中发生的。如果发生在平时当然也应作认真的必要的调查和处理。问题在于检查处理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错误。当时我听到反映的情况很严重。根据行政部门的意见，我片面地从考虑机关安全问题出发，草率地作出了调离冉世荣同志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十三人大字报的问题。在报社贴出以后，很多人写大字报反驳，形成了多数人围攻少数人的情况。这不仅打击了写“十三人大字报”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而且起了压制民主的恶劣作用。这件事涉及到处理荣世潍问题上的错误，以及原四清工作队领导上与报社党委领导上过去存在着而又没有解决的一些意见分歧问题。这些问题，在十三人大字报没有贴出剪，已经在书厂的运动中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了。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尽管我个人没有暗示任何人，组织任何人写反驳的大字报，但是我没有能够勇敢地、及时出来加以劝阻，而采取了听之任之错误态度。因为在荣世潍的问题上我是当事人，这种错误态度，本身就起了鼓励围攻《十三人大字报》的作用。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大错误。我准备在同处理荣世潍问题上一并来从思想上好好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我很痛心地向直接间接地受到压制和打击的同志道歉。同时，我决心从这些错误的事件吸取教训，作严肃认真的检查，在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

　　同志们，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主要是发生在文革小组领导时期。马定邦同志准备代表前文革小组在最近来作检查。我作为党组成员和文革小组组长，我需要单独另作检查，今天主要是把自己初步检查认识到的向同志们提出，其中当然会有许多错误，提出来就是希望同志们来批判的，同时试图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来向同志们表达自己决心，决心彻底革自己命，愿意和同志们一起揭露批判我的一切错误。现在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毒草。关于我在九年来工作中的错误。我恳切地请求同志们进一步揭发和批判。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出版毛泽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的时期，在报纸宣传工作上，我竟盲目地接受了并且贯彻执行了“阎王殿”为了妄图阻止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反对宣传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反动指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罪的。我衷心地欢迎同志们坚决地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一罪行。除决心彻底革命以外，我不再害怕丢掉什么东西。我要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重新认识自己，誓将痛下最大决心，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来彻底改造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头脑里的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挖掉，把一切坏思想丢掉，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根子，真正地扎下扎牢，永远紧跟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一定要做到革命到底，革命到死！一定要做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志们，最后再次热切地请求同志彻底揭发和批判我的一切错误，帮助我彻底革自己的命，真正做到脱胎换骨！

　　 来源：《简报》1966年11月10日第四期，前进报文化革命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