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刘志坚>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八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肖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十六条中的十五条不是说吗？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按军委总政的指示去做，长时间在这么一个错误的思想方面，一直到这一次座谈会上。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今年六、七月间，我经常参加刘、邓所召开的汇报会，一个礼拜二、三次，那时肖华同志不在家，我去参加，军队一个是叶副主席，一个是我，我经常去参加汇报会，受到他们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同他们站在一起了。六月底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伯达同志提出少派或不派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钓鱼台参加讨论时，我是同意的，后来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上，我没有支持伯达同志，这是严重的动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在后来做了检查，在中央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政治错误。

　　2．六月十日，我在总政治部部务会上传达了当时刘、邓的错误路线的几种表现的八条，比如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

　　3．军队院校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也派了工作组，现在共有军队十六个学校派了工作组，也是执行刘、邓的错误路线的一种表现。

　　4．主席回来后，七月二十四目提出撤工作组的问题，说工作组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也讨论出这个问题。我们文革小组也撤了工作组。（江青同志插话，你要说清楚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搞清楚。）当时我思想上还认为军队工作组和地方不同，整风时发动同学整领导，旧框框还很迟疑，很犹豫，是不是不要撤，直到八月七日才发出撤工作组的指示。

　　5．工作组撤走后，文革小组提出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文革，各部战斗组织，我当时还坚持党委领导，不赞成成立各种组织，所以提出三条：①撤消工作组，②党委领导，③上级派人检查。

　　6．六月，哪天，我记不得了，最早确定军队五界（宣传、报导、文艺、院校、科所），文件上提到上属单位的所属部门，进行摸底排队，尽管不是我起草，但我是同意的，所以我要负责，以后下面也发生摸底排队错误与此有关。

　　7．六月十四日发出的十条指示是比较全面地说过文化革命。其中讲到军以上夺权单位贴大字报要经上级批准，这也是错误的。

　　8．北京市委改组，各院校纷纷派人时，我是有求必应，我当时思想是当成支援文化革命，也有一点，要把派去社教的干部留下来，那里要就给，在北京派出大概有三千多，这也是错误路线。

　　9．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发出后，这本来是大好形势，但我就看到缺点多，中断党委领导后，一些学生到北京来，对领导机关有点冲击，发生了冲国防部事件，思想上发生右倾动摇。

　　10．彭谦、安守田问题，我只听到空军、装甲兵党委的领导汇报，没有专门去了解，只知这么回事，就同意，对他们进行批评，安守田既不是教员，又不是学生，是不是要当顾问，同意这样的意见。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仓忙上阵。第二，发生冲国防部事情，我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七日晚上听说技术工程学院学生要开控诉会，要找李天佑同志，要找王新亭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议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去。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康生同志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江青同志插话：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总理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都没有反映主流，只是听了一些当权派的汇报，汇报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话：话要说大问题。）（总理：不要讲这些小问题。）（杨成武同志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这一点）首先是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坏的情况，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叶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讲了些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火车票的问题……的问题呀！都跟他谈过了。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十三日，二十九日以后，大家有些意见，我不是坚持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采取折衷主义，和稀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很多文件现在要整理一下，分析一下，有很多文件不是象中央文革小组一样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急急忙忙弄出来，发出去，我们准备把它彻底清理一番，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那些是部分对的，那些是部分不对的，除了紧急指示上改了之外，还要继续清理。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很多意见没有采纳，没有听，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下不着地，必然走到他反面，必然犯严重错误，我辜负了主席、林副主席、军委总政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群众对我的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惭愧和沉痛，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时间很仓促，没有很好的回忆和准备，我准备与文革小组、总政、各军区的同志们，中央文革的同志，请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今天由于匆忙只能简略初步的检查，检讨很不够，很不深刻，但我决心革自己的命，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正错误，接受任何处分，检讨不够的地方，请同志们再揭发。就简单的谈一下。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打倒谁！

　　总理举起双手对同志们说：你们三个口号我举双手赞成！

　　· 来源：

　　《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