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 　　<马力> ## 〖马力，时任重庆市副市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忠实地积极地执行了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利用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向我抛出镇压革命群众的各项黑指示，我一一贯彻执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许多群众受了蒙蔽，革命群众受了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推迟暴露，成为黑市委的保皇派。过去我认为“一片忠心抛向党”，经过认真学习和革命群众的帮助，才觉悟到原是“一片痴心抛向黑市委”，我上了大当，犯了大罪，现在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要和反动路线决裂，和黑市委决裂，和私心杂念决裂，勇敢地站出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造反，反到底。现作如下的交代和检查。 ## 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 　　去年六月到八月期间，由于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三家村”的揭露，内心里认为搞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必要的，是衷心拥护的。但是仅理解为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李大章六月份在三级干部会上的讲话和黑市委的部署，在机关内动员“普遍揭发，重点突出”，把领导干部的问题和群众平列看待，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结果，我自己的问题很少揭露，其他领导人的问题略有揭露，但大量的是把矛头指向了群众，造成群众中人人紧张的空气。再加上执行了李大章和黑市委的“凡上一级的大字报只转送不贴出”的黑指示，支持了刘帘青压制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和李友等人的大字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压制了真正的革命左派，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十六条公布后，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虽然读了，可是没有读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没有理解和接受，因而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运动，从八月到十一月的期间内，犯了一系列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主要是： ## （一）围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工交政治部通知过“正面的传单可以翻印转抄”，据此，我指使刘帘青、王廷俊等在重纺翻印了数万份所谓“八·二八”事件的传单。这是黑市委炮制的攻击八·一五的造谣传单，我曾编写按语以强调对八·一五的攻击，并已制成了印版，后因觉得责任重大，没有把握，才挖出来未印。为了逃避罪责，我指使承办人将翻印的署名编成代号，投邮单位盗用“重庆红卫兵”名义。九月上旬围攻八·一五事件很多，丁长河感到黑市委有暴露的危险，开会重申黑禁令，我中止了散发。九月中旬，辛易之在重庆宾馆开会宣称：八·一五就要回来，八·一五说不把市委打成黑帮，就要当右派，因此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作好斗争的准备，我认为时机相宜，又指使将传单全都散发了。两次散发都是根据我的“本市发各厂矿，本省发各专县，全国发各大城市”进行的，因此范围甚大，流毒甚广，据说已被苏修用以攻击我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政治损失，实为痛心！我当时要发至各城市和省内农村的目的，就是要把八·一五搞臭，使八·一五在革命串连中陷于孤立。 　　由于我思想上把八·一五看成是坏人操纵的组织，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挑动。尹楠如告诉我：“八·一五在江北搞流血事件，提出血洗江北城的口号，现在还很紧张。”我就和他策划九月三日的江北游行，向八·一五示威，“支持江北人民”，参加单位约七、八个，人员约三千多。游行的具体组织者为计委，我让周亚带领经委干部参加。九月二日晚为准备次日游行，在经委召开了筹备会，我虽未参加会议，但在等人时间向计委干部讲了“八·一五是乱的根子，现在就是要搞臭它，孤立它，组织游行很必要，但不要搞武斗”，实际上是我作了指示的。这次游行起了极坏的影响，给八·一五施加了压力，这次罪行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记得这次游行是我和尹楠如策划的，但事后据周亚称：游行本有长航局，后因请示政治部，故中途退出，政治部究竟是否是游行的支持者，请向有关单位追查清楚。我还和尹楠如相约在各机关进行串连，经委分工工交各局，计委分工为其他局委，我让于群负责进行，后因慑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止进行了。 ## （二）镇压工人革命运动 　　九月十八日晚，根据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十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我于当晚布置，向干部讲了辛易之讲话的精神，并说过“准备戴帽挨斗，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这些？”等煽动的言词，我直接向人委驾驶班要两部汽车，和经委的小车一道深夜送去。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在这期间我向工作组布置了孙先余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上布置的抓生产压革命的各项工作，这就是：拼命发展工人纠察队，除保卫生产外，可以上街游行，动员老工人教育子女参加思想兵，以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瓦解八·一五成员，召开抓生产压革命的大会，表扬保守派，大会紧跟小组会，用批评揭底（揭历史）方式围攻革命串连工人，对串连工人的工资交群众讨论决定是否发给，实际是扣发工资，对于要害部位上“不可靠”的人要调离，就是要调离革命造反派。我还要工作组在回机关时写出压革命的黑材料来，上述几项工作我还指使周秉奇写成条文，电话布置给工交各局及公司，扩大了坏影响。 　　问题最突出的是两个单位，一是：工作组到二印后，发现该厂有一勤杂工经常在六中搞造反军活动，我就根据孙先余过去介绍×××厂的经验和“各厂都可到六中要人”的黑指示，指使王廷俊和厂里一道，用经委的小吉普将该工人从六中附近抓回厂去，王又和政治部干部一起对他进行审问，追查造反军的活动情况。二是：化工研究所由孙先余决定交计委抓，我便将工作组让汪贤廷带至三轮车社，因我听到政治部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这个单位造反军活跃，我提出孙同意的。汪去之前，该社已有以周定彬为首的交通局工作组，把造反军成员张政等关起，追问出一些造反军的活动情况。汪去后他们要开大会斗争张政，我让他们改为小组会斗，用大字报公布材料的方式，对张政进行了围攻，并根据张政提供的造反军各组织间的秘密联络代号，把造反军活动打成反革命活动，周文彬本来整有黑材料，送经委及其他机关，经委在处理黑材料时已烧了。三轮车社革命工人质问周有无黑材料，他竟否认了，十二月上旬周找我统一口径，我同意了，他送政治部的一份，也退还他自行处理，我不放心，还在电话上问他怎样处理的，他说烧了，这是我包庇和支持周文彬违背中央指示私自处理黑材料的严重错误，对此我愿受应得的组织处分。 　　在我的提议下，经孙先余批准，在九月下旬先后召开了五好代表会和半工半读经验交流会，这两个会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抓生产压革命，为保守派撑腰，向革命派施加压力。在五好代表会的会场问题上，执行了孙先余的指示，派干部和中学生红卫兵辩论和提抗议，在经验交流会上突出思想兵以促进思想兵的发展，这两个会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坏的作用。 　　在我所到的工厂中，都全部或部分的向领导人员传播了孙先余关于发展保皇组织、压革命的各项黑指示，起了蒙蔽干部阻挠运动的坏作用，对八·一五下厂串连是反对的，借保卫生产、防止事故为名，指使厂里拒绝八·一五的串连，企图隔断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联系，曾多次传播政治部介绍沙市纱厂拒绝八·一五进厂的所谓经验，和西原厂传出的“学生要砸烂修正主义机器”的谎言。在西原厂听说有个女技术员，将厂内围墙缺口、路线绘成图纸送给爱人（八·一五派），我对该厂书记说这是破坏活动，应开小组会批判，印发传单，但该厂未执行，这一围攻幸未成为事实。 　　去年十二月孙先余、岳林为了扼杀临时工革命运动的兴起，他们决定五机部某项工程所需五千临时工不予调配，对此我同意并坚决执行了。 ## （三）为反动路线提供弹药 　　九月份省经委李处长电话通知，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除了汇报生产外，还要汇报运动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我抽调一些干部布置了工作，最主要的是针对当时革命组织对基层的冲击，要他们下厂或在电话上收集，或要基层报送“大事记”，其内容为：冲击的经过，生产上的损失，带头冲击人的简历等，包括工作组整理的，共有十份左右，这个大事记是不折不扣的黑材料，其目的是向上级反映，形成了对革命路线施加压力，对反动路线提供弹药，也是秋后算账的根据。这些黑材料已和整人黑材料一并烧了。 ## （四）支持保皇组织思想兵的发展 　　经委管理的工业学校和五一技校的思想兵很弱小，为了迎合孙先余，我主动找两校负责人和七、八个思想兵座谈发展组织问题，错误地支持他们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还为他们打气：思想兵是解放军最可靠的后备队，所以派辅导员，发语录、红旗，并鼓励他们作八·一五派的家长工作，以瓦解八·一五，特别是工业校应届毕业生，本是工交政治部违背中央指示分配工作的。当学生找来时，我从保的立场出发，将错就错，欺骗学生，替工交政治部承担了责任，对学生返校参加文化革命的要求，以“和工厂协商”来支吾搪塞，企图拖延下去，以扼杀这部分学生的革命行动。学生不得不赴京告状，取得中央支持返校参加文化革命，本应坚决贯彻，但对保守派的错误行为制止不力，纵容其去成都，拖长了返校时间，影响了该校的文化革命。 ## （五）打击机关革命干部 　　八·一五的各项革命行动，强烈影响到机关内部，每个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少部分同志站在革命立场上同情支持八·一五，但我却坚持保皇派立场，不支持挂出“炮轰市委”的标语，不赞成唱造反歌，对抱有八·一五观点的同志们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为了防止他们到基层扩大“乱子”，我指使文办提出名单，只守家不下厂，对这个名单，我虽未具体审定，我仍要负完全责任。工交政治部要排队，文办在排队中，把同情八·一五作为条件进行重新排队，是在党组会报过的，我同意了，我要负主要责任。工交政治部要整人头材料，准备斗争，报送和整理了一些人头材料，这些材料都在党组会上讨论过，并初步决定划类的意见，虽未进行斗争，但正如同志们说的，不是公开的打成而是暗地里打成四类或三类，这是反动路线的主要罪恶，主要责任归我负。 　　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红旗》杂志多次发表社论，本是改正错误的机会，可是由于黑市委没有进行认真的传达，我仍抱怀疑对抗态度，仅因形势所迫，在压制革命的行动上有所收敛，而在检查改正错误上并无表现，继续坚持反动路线。 　　1、不认真处理黑材料和平反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指示下达后，黑材料不能不烧，我在二十二日晚的党组和小组长会议上，提出烧不烧、如何烧的问题，要烧大家是一致的，如何烧就有分歧了，主要是怕群众抢走而不敢让群众讨论。我虽然主张讨论，提出拿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来讨论，但终因有个怕“里应外合”抢走黑材料的思想，而错误地说：“只要多数人同意就可以烧”。处理黑材料和平反本是保护革命少数派的，仅由多数人同意怎么能行呢？这一错误导致以后讨论走过场，加上谭安顺等在烧时“防抢”的措施（浇汽油），更形成群众讨论只是为私自处理黑材料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违背中央指示烧黑材料，引起美司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强烈不满。为平息事态，我提出“检查档案”、“由文办回答质问”，但坚持“不公布姓名”，这一条在以后党组会上讨论都认为必须坚持。所以这样，是为了不要造成今后整人时的被动，正如同志们所揭露的“材料烧了，但脑子里材料没有烧”。我当时就是十足的秋后算账派的思想，我在大会上宣布的平反，是十足的假平反，是对革命同志的两面手法，现在立场改变了，认识了错误，要烧掉脑子里的材料，要真平反。 　　2、拒绝认真检查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三级干部会后，我认为经委机关没有搞斗批改，因此没有发生群众斗群众，没有正式戴过帽子，所以没有路线错误，刘帘青的检查实际上是我的错误观点，以处理黑材料为导火线的群众批判，才不得不检查反动路线。但是我的问题是和黑市委的问题密切相连的，如果认真检查势必拖出黑市委来。由于我是保皇派立场，尽管也有个通过检查改造自己的愿望，可是总不能揭露事实真相，真正地触及灵魂。在三干会散会时，为了保黑市委，我就找刘帘青、黄同喜、王廷俊、周文彬等统一口径，把二印问题说成是“厂里提出，工作组同意，经委支持”，替工交政治部承担责任，三轮车社由周承担，必要时由经委出面检查，绝不往上推。十二月内的四次检查，每次都和黑市委假检查文件反复对照，深恐超出本本上的框框，并且绝不提及黑市委，一切都由自己包下来，以后到革命组织时，还带上这个本本以备检查时对照，本本上没有纠察队问题，是在孙先余处听说“市委已承认支持过”，所以在机关同志追问时，才作了“市委支持过”的回答。总之心中有个“保”字的鬼，在检查中总是谈抽象不谈具体，狡辩硬顶，企图蒙混过去，拒作认真的交代和检查。 　　3、对革命群众态度恶劣 　　我对革命群众、革命组织，一直是口是心非，口头承认革命，但总认为有坏人在后操纵，对机关的革命组织认为是对党不满的人挑动起来的，所以抱有抵触对立情绪。自己检查不是老实态度，对同志们的革命言行却认为是过火举动（其实并不过火）。在检查过程中，几次被革命组织找出解决问题，更是反感，认为是机关同志对我施加压力（我体会到对顽固的人施以必要的压力，才能触动灵魂），对此我采取了顽固的对抗态度，在同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我却认为这是坚持“原则”，实际是顽固的保皇派的原则。到了十二月上旬，机关造反派打出旗号来，我竟对谭安顺说：“派人参加，进行了解情况”。虽然谭以找不到适当的人，而未能实现，但我的罪恶企图是十分严重的。这证明我对革命组织有对立情绪，如不觉悟改正，最后必然要走上镇压、破坏革命的反革命道路上去。 　　从元月六日起，我一直生活在革命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经过一个曲折的斗争过程，才觉悟过来。开始时虽想到要交代问题，但考虑到我是市委的一个成员，不能单独行动，不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丢了“原则”，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才不违犯组织原则，不失立场。我要求“三司”同学和任光泉同志和机关取得联系，公开提出“我属于一个党组织，我的行动要让党组织知道，如不答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企图以此相要挟。拖到元月下旬，形势发展很明朗了，不交代群众通不过，交代了市委通不过。但是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夺权，方向已明，毛主席站在群众一头，我才下决心靠群众这一头，交代问题。于是元月二十五日向任光泉同志要求回机关作检查，但这时还未认识到市委是黑的，只打算自己的问题要老实交代，市委问题好坏一起说，让群众审查，看是什么问题。这样就没有和黑市委决裂，很缺乏革命造反精神。二月十二日经委斗争大会上，王若承认八·二八造谣传单是鲁大东插手搞的，其后又看了八·二八兵团揭露八·二八事件真象的传单，才醒悟过来，黑市委过去对八·一五搞阴谋诡计，而我一直蒙在鼓里，从此我才认真地一一思索书记处每个成员和李井泉的问题，发掘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和以前的问题。加上二月二十八日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的大会，才真正认识到李井泉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是李井泉的铁杆保皇分子。黑市委确是黑的，在书记处内部窝藏着许多修正主义黑货，不砸烂，不改组，越来越黑，越来越修，毛主席指示不能贯彻，无产阶级专政要变质，山城要变色，这样在思想上和黑市委决裂了，感情上对黑市委恨起来了，我才决心站出来造反。还需要说明的，工业学校的革命同学向我提供基层的许多严重腐败情况，使我懂得必须“大乱”的革命意义，对我的觉悟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 二、我为什么要保黑市委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保黑市委，十一月前积极地执行其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以后又忠实地为其反动路线打掩护，欺骗了革命群众，造成许多罪恶事实，近来在脑子里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攻击的目标就是保字，打破保字毫无顾虑地揭发顶头上司黑市委的问题，才能敞开检查自己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真正触动灵魂。我所以要保，有认识问题，如把目前的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反右派运动混同起来，夸大某些革命组织的不纯和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决不纯问题，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成框框，我却仍抱住不放，但根本的是世界观问题，保黑市委为了保自己，保的核心是私字，这场斗争，就是灭资兴无的斗争。 　　（为了深入揭露我的保字思想，有必要把我解放后两次因错误受批判，重新加以认识。） 　　第一次，五七年党内整风受小组批判，在五五至五六年期内有：1、认为地方工业市委不重视，不少问题得不到支持，尤其“工商矛盾”得不到解决。任白戈在一次会上对余跃泽说：“你们高抬贵手，销一部分地方产品。”我更起反感，认为是抬高一方压低一方，提了意见。2、五机部来重庆，经过我和几个地方厂订了协作合同，本经鲁大东和副市长陈筹（右派）同意的，但后来李大章在会议上批评是个卖国条约，鲁不表态，我认为他不敢承担责任，也提过意见。3、这期间市委书记多次调换，干部思想有波动，工作中不大听招呼，认为市委领导压不住台，工作有困难。由于以上原因情绪不高，不安心工作，想离开重庆，曾直接向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换工作。很显然这是错误的，由于个人主义地位观念，不能正确地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错误倾向，发展到想逃避斗争，离开了事，给以严肃的批判是应该的。鲁大东在谈话中指出：“你主要是在维护市委的团结统一上有错误。”他对市委的问题没有具体分析，我对个人主义地位观念没有批透，只简单地归结到“维护市委团结统一”一点上，我也糊涂地接受下来，认为提意见搞坏了，今后要注意尊重领导，维护市委领导威信，少提意见，但是个人主义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次，六三年二十次扩大会议上受批判。在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我的言论有：1、对庐山会议完全拥护，但对李井泉在传达之前，把阴谋家彭德怀的意见书在干部中测验，根据干部填写的同意或不同意进行批判，我认为是突然袭击，造成党内遇事不敢表态的不正常气氛。2、省委要重钢高价收购专县的高硫铁，并有虚假，致使重钢亏损，是平调现象。3、我说过这几年大办太多，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搞得太紧太乱，这样没有分析的说法是错误的，违背了毛主席在五八年就提出的学校办工厂的最高指示。4、省对重庆工业管得太紧，卡得太死，和专县同等看待，不利于重庆工业的发展，提出改省委领导为西南局领导，并一度坚持要写在简报上，这是个人主义表现，是组织错误。5、肯定了五九年的反右倾是贯彻庐山会议，保卫毛主席，保卫三面红旗，但对六○年以后，省委反右倾，认为没有中央指示，又是以推行高指标为内容的，表示了怀疑。6、根据鲁大东指出的“工作上有右倾”，又检查了六二年时甄别工作上过分强调赔礼道歉，以求团结，同意李仲直关于基建收尾工程上的小包工，让王铁组织窝工的基建工人下乡修房，工作中不突出政治，致使厂里歪风邪气泛滥等。现在看以上问题，有些确是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如第三、四等项。有些我有严重错误，但批判中没有指出李井泉有错误的影响，如第六项中的大部分。有些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如一、二、五等项，也作了检查。总的说来，批判是应该的，二十次扩大会议在清算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初步揭露了肖、李、廖黑帮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保卫三面红旗不够突出，对省市委的问题没有必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场无条件的保省市委的会议。如鲁大东在讲话中说：：“现在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分散环境，有铁路、轮船、电话、飞机。李政委是政治局委员，经常在毛主席身边开会，不可能有路线错误。”“你们攻击省委，省委就是不能领导了？就该解散了？”余跃泽等发言说：“十八次扩大会议最大问题是给省市委领导造成了困难。”任白戈讲话时表扬了，肯定了。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打着保卫三面红旗的旗号，无条件地保卫省市委，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检查中，也就不加分析地包下来，承认“攻击了省委领导”，深悔自己不该乱提意见，惹了一场祸，感到很大压力，而对自己的政治错误和个人主义思想，却没有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 　　我两次受批判完全应该，确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和相联系的组织上的错误，但是当时的批判却没有打中我的要害，对政治的思想的错误没有着重批判，并且没有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分析，只简单地归结到组织错误上“不维护市委的团结统一”、”攻击省委领导”等。我错误地把教训集中在一点上，即对省市委不能犯组织错误，二十次扩大会后，曾对李井泉五反运动中不要面对面，只要背靠背简单的作法，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是“攻击省委”，从此就再不发言了。加上市委有事不多找我，就要求下基层蹲点，以后搞四清，直到六五年调至经委，对于这次调动，我感觉到是因为不合市委机关工作而调离的，但克制自己不要计较，特别是受了批判更不应计较，不能产生对市委感情上的距离，产生离心离德的情绪，对于杨明正、李友到工交政治部工作，也注意尊重他们，防止骄傲情绪，这样就形成我在工作中，在“尊重党的机关，维护党的领导”的模糊想法下，对黑市委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埋头工作，听话办事，作个驯服工具就是了。在二十次扩大会上就发誓说：“年龄上的老年是必然的，但保证工作上没有老年。”所有这些，在我的灵魂深处，并不是为了对党负责，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不犯错误，为了向市委表明我是忠心耿耿的。为此，我还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我的奴隶主义的表现。奴隶主义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因为自己有较高的职位，有相当多的收入，生活舒服了，极力维持现状，怕得罪上级，该提的意见也不提了，不敢冒组织错误的风险。年纪老了，经不起跌跤了，保住乌纱帽，落一个安静的老年生活就够了。一句话不愿革命了。尽管我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肯干的，可是从政治思想上看，是缺乏革命精神的，是在和平演变中，这就是我的世界观中肮脏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个模糊的在运动中考验锻炼自己的意愿。回想起来，还是个“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维护省、市委领导，不犯组织错误”的坚决“保”的打算。七月份，我和杨明正一起开了省的工交会议，在向孙先余、廖苏华汇报完之后，讨论文革的具体部署时，让我退席了。我感到是回避我，但我还是克制自己，不闹情绪，听话办事。甚至还要在运动中起一分积极的作用。抱着这佯的态度，所以在九月上旬的党组会议上我说道“在大风大浪中要紧跟市委”，积极参加围攻八·一五，对孙先余每项镇压革命的工作布置和经验介绍，都坚决执行，唯恐不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执行，而且超额地执行了。如两个抓生产压革命的会议，是我建议的，两个学校的会议是我召开的；三轮车社工作组是我提出派出的；九·三游行是我策划的；机关运动分工归刘帘青，但大问题，我都插手过问；对于不挂炮轰市委标语，不唱造反歌，转送任白戈大字报等，我都积极地主张或支持。在革命群众面前，采取顽固硬顶态度，不喊“打倒李井泉，鲁大东”，公然为黑市委辩护，认为这是立场坚定的表现。甚至准备不惜挨打。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表明我对黑市委的忠心，企图以保黑市委来换取对自己的保。就因这个保字，使我背离了大方向，背离了革命群众，闹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闹到和革命群众对立，镇压革命群众的地步。还自以为得计，是维护党的领导。十二月底，革命形势已有大发展，机关革命群众的帮助督促，本可以使我转过弯的。但是鲁大东的“立场变了，不听市委招呼，是带领群众向党进攻”一句话，紧紧抓住我的灵魂。这句话重有千斤，意味着反党分子。我当时怕得要死，怎么敢调转大方向，站在革命群众一方呢？我就是这样为了保自己，便一直陷在保黑市委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迷失了大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并且我的觉悟很迟。但是在革命组织的帮助下，经过痛苦的曲折过程，终于觉悟了，站出来造反，造黑市委和李井泉的反，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打破了奴隶主义，就打破了个人主义最大的隐身所。企图在上级面前不分是非地表示忠实来换得赏识，好安静舒服地“闹革命”的个人主义打算，在这次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被揭穿了。把我的丑恶灵魂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虽然感到很痛，对我个人说是件大好事，革命群众帮助我挖掉脑子里个人主义毒瘤，改造了思想，这样就能够使我焕发起革命精神，保持晚节，保证不脱离革命道路。这一次最大的教训是，克服个人主义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往往在不同情况下，改变了形式，这就要反复不断地改造自己，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要党的帮助和监督，还必须要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为群众的眼睛最亮，对自己看得最清楚，要求最合乎实际。只有真正依靠群众，才能真正地改造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也必须在依靠群众过程中才能实现，毛主席著作是改造思想的根本武器，但如果是怕痛怕丑，不倾听群众揭露自己的问题，不敢于把自己的思想问题向群众亮出来，只靠个人的苦思冥想就不可能用毛主席著作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结果只是空喊“活学活用”，这次教训只是打下一个基础，今后将刻苦努力，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当一辈子群众的小学生，走一辈子革命的路！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 来源：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