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倒西南土皇帝李井泉》大会之后李井泉的“检查”

　　<李井泉>

　　（北地东方红并成都和西南地区各组织同学们！同志（们）！）

　　七月四日你们联合召开了大会，对我进行了有事实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斗争，并且在会议之前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质问，要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第一份认罪书，我虽然在会后感到体疲和腰痛，但我答复问题没有满足同学们、同志们的要求。特别在十一月十三日我对廖志高的“三点指示”没有答复完全，感到惭愧。我回来后又再三回忆，并且联系到检查我在那时的思想本质，所以我先就这个问题写出一个检查，回答同学们，同志们的质问，并借以表示我对同学们、同志们对我揭发批判斗争的态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另作检查写告，再送审查。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未参加和廖志高会面，曾托省公安副厅长、一位姓周的转告廖志高三点意见（即三点指示）：

　　“三点指示”大致内容是：一是现在要注意抓工厂、企业和工人工作。虽然在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指示工厂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进行（大意），可是，当时成都市的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突破了运动初期的水平，工厂、企业几乎普遍展开了文化革命运动，过去省委对这一方面的工作管得不够，现在管不行，二是要省委支持“成都部队”这个革命组织，当时根据多方反映和我们几次接触，认为“成都部队”是左派组织，十一月十三日响（注：原文如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西南局和省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就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几次大会对我和西南局省委负责人也进行了批判斗争。十一月十三日后，我除知道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发生围攻“北地东方红”宣传车外，也听说“成都部队”总部被围。这些我们都主张紧急制止。还有决定召开十一月十三日的会议，我们又同意由“成都部队”主持，正因为如此，所以省委和西南局都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成都部队”十一月十三日大会的革命行动。三是对外地学生要加派干部多联系，多座谈，对西南局也这样谈过，对人民南路围攻外地学生宣传车几天几夜的严重事件，是几次打电话到省委要想方法解围，也曾告廖志高要给外地学生留面子（这句话是讲错了），另外也曾电话省委请他们派人向地质东方红的一些同学解释，关于大邑泥塑地主庄园的事，陈伯达和江青同志都有过评价，关于泥塑地主庄园观场展览有哪些错误、缺点，我们欢迎同学们提出意见加以改正，以上是我对廖志高十一月十三日后（有的是十三日前）主要的大致“三点指示”的内容。关于“三点指示”的内容，我现在检查，我们的主要错误在哪里呢？

　　首先是抓工厂、企业文化革命问题，初听起来，告诉省委抓工厂企业文化革命问题还有什么错误呢？但是这个问题和我过去对工厂企业是指示过：如果群众要求时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并且按照工厂、企业，企业干部里老状况来看，大部分是偏向保守，一说工厂企业要进行文化革命，工厂企业建立保守组织就有了合法的根据，虽然我没有指示要组织产业军，成立时我已请假休息，离开成都，但是在去年八月底在重庆时曾和工厂几位同志座谈，他们曾提出工厂也要组织红卫兵，防止学生中红卫兵冲击，并且也曾对厂内造反派组织表示过不满情绪。我当时工厂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是谈过，我们都没有经验，是不是可把个别工厂搞试验，以后如何展开才有把握些，对于工厂内组织红卫兵问题，我曾表示工厂已有很多组织（例如工会、青年团、民兵）还有文化革命组织，不需要再组织红卫兵，但是工人一定要求组织，可以考虑仿照工人老传统的名称即组织工人纠察队，担任保卫厂房，机器和其他工作公共设备任务。事后，我并将此意见报西南局和西南建委，我当时的确是这样讲的，在重庆也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检查。后来这个意见被一些工厂干部利用组织工人纠察队，来对抗其他革命组织，而且这个错误又没有发现，加以纠正。在成都就利用工人纠察队的前身改名，组织产业军。我过去提出过组织工人纠察队，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一些干部又利用工人纠察队改名组织产业军，这和我以前的错误也是有联系的。

　　我现在再检查我“三点指示”中的第二和第三点指示的错误，因为根据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又因为我们都认为“成都部队”十一月十三日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有了联合组织，和外来学生又有了联系，所以当时几乎一致认为“成都部队”是左派组织（包括省市委、西南局在内）。以后几个月，绝大部分时间没有和“成都部队”接触，（这中间在重庆和“成都部队”代表谈过一次话，并且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六日住在成都工学院内和“成都部队”有几位同学住了几天），但是，我一直是保留这个看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成都部队”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上，是不是和省内外的各革命组织意见都一致呢？这个问题，许多参加会议的同学们、同志们都知道，我可以不用回答，我只说明我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中和大会后我所犯的错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以后指示的三点，省委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的支持“成都部队”的声明和西南局同意省委的声明，就引起一些其他革命学生组织特别是外地学生的不满，声明发表后，外地革命学生曾对西南局省市委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和责备，证明我们有错误，而且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写成的一个书面检查中，也承认这个声明是错误的，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在那个书面检查中，没有详细的说明，还需进一步交待。

　　我以为我当时出现的这个错误，还是因为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并且保留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虽然应该承认“成都部队”是革命的左派组织，但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另一部分革命组织对西南局和省市委（首先是我）提出更尖锐、原则性更高的批评，我们觉得有些过分，因此在心情上不是自觉的赞成其他革命同学的一些斗争意见，而是比较同情“成都部队”的做法，我在大会中虽然听大会主席团的指挥，但是也感觉有矛盾，特别是群众发生严重对立的状态时，担心出现意外事故，有怨怪的心情就是包含着这种错误的反动立场和观点的。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后，省市委和西南局先后发表的声明也是包含了这种错议和反动的立场和观点的。

　　我现在想，也许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对我们的批评和斗争，提得更尖锐，提到原则的高度，可能促使我（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进一步比较彻底的检查自己的错误，首先是我的错误，如同一月十九日后我在重庆经过同学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我不能不按事实真象写检查那样，同时我还想到经过这样的尖锐斗争，我们的检查就会比较深透些，就可以更快启发被蒙蔽的同学们和同志们的觉悟，使文化革命运动减少波折，减少走弯路的过程，如果按我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虽然当时可以使群众知道我犯有错误，但是群众并不了解我犯错误的罪过的严重性，因此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从以上几点设想，我的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没有实现，主要是我的责任，主要是因为我的检查很不深透，没有狠狠触及自己的灵魂，这样的检查蒙混了不少革命同志的尖锐的观察，更不能责怪省内外革命同学组织在年内采取的革命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带声明一点，就是我那时的觉悟程度被我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所限制，那时的检查只能写得那样程度。当时我觉得检查写得还可以，但是现在来检查就差得很远，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过在那时并没有更多的暴露出来。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写成的检查，虽然有较多的暴露，但是也还有不足不深之处，同学们同志们揭发我还有些新的错误事实，也没有包括进去，所以同学们，同志们提出许多质问是有理由的，我一定要继续回忆进行检查，补充交待。我还声明一点，十一月十三日“成都部队”派一姓韩的同同学和我谈话，十三日早“成都部队”一负责人都谈到我要如何深刻检查，提出十一日会议检查不得令人满意等内容。我当时曾答复，时间很紧，来不及大改，要改只能下次再做检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十三日会议的检查不好，主要责任在我。

　　以上是我对廖志高三点指示的补充交待和我对同学们、同志们揭发斗争的初步表示，也做为一个表态，因为时间限制，先写以上内容奉告，不妥之处，请同学们、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还有一些内容我当另行写告。

　　文字写得潦草，请原谅！

　　 李井泉七月六日十七时

　　 （注：李井泉“检查”里错把八月写成七月。）

　　· 来源：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兵团战报》第19期，196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