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海清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头》召开的大会上的检查

　　<滕海清>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我今天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来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心改正我的严重错误。最近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有各盟市、各旗县，各地方来的，在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将近30次广大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这是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委员会最大的爱护、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对我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帮助、我衷心感激，热烈的欢迎这些同志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决心在检查以后继续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用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严重错误。

　　我是从1967年4月18日来到内蒙，两年多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在1968年11月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严重的逼供信的错误，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伤害了许多的干部，革命群众，没有按照、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损害人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检查我的错误，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

　　我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是严重的。主要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尤其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错误。错误的估计了敌情，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从而，动摇了在内蒙各族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基本信念，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7年11月开始的，到1968年8月已经10个月了开始运动发展基本是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我，对敌情估计严重，总觉得内蒙敌情严重，没有把真正敌人搞出来。我开始认为敌情严重就是在内蒙有过去伪满时代的一股势力，有蒙疆时代的一股势力、有傅作义留下的一股势力，还加上乌兰夫一小撮反党叛国集团，我就把这四股势力集中起来，认为敌人是很多的。我错误的估计了内蒙的敌情。当时，我总认为内蒙的这四股敌人，有伪满时代留下来的一股敌人，留下来的一股残渣余孽和蒙疆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和傅作文留下来的东西和乌兰夫的这个势力，我就认为这个势力是很大的，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搞了10个月，我认为还是没有搞彻底，还要继续搞。因此在内蒙第二次全委会。自治区第一次全委会，提出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总是说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我这个口号提出来就是错误的。粗，粗到什么程度，长，长到什么地方。所以中央指示，这个口号是混乱的。从提出那个口号开始也就是扩大化的开始。当时，我这个错误地认为，乌兰夫要反党叛国，他必须要组织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为他服务，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在1968年10月间，那个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搞出了七万多人。但是，我总认为还没有搞完，还要继续搞，特别是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农村、牧区、街道都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间，群众起来了还是好的，这个时候应当提出，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应当防左，但我是一直没有是出来防左。从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我就是反右的。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间，我还是反右，这就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应当防右，反右，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提出防左。我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反右，一直反下去，就这样，越反右，左的东西越来越多，已经反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了，这种反右的这股风，到下面顶不住，有些同志，在去年八月间，我们常委同志，高锦明同志就提出了防左，那个时候，我听不进去，我认为主要的危险还是右，所以，我这个左倾思想的错误，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关于在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怎样搞起来的。挖“新内人党”大致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69年第三次全委会以前有过研究。老“内人党”是1942年4月20号我们党中央命令才解散的，正式解散是在1947年“五·一”大会把它解散了。解散以后，老内人党一部分骨干有些活动，那么，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内蒙自治区第三次全委会议以前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在第三次全委会以前就肯定了老“内人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内人团”是个进步组织“新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第三次全委会有一个材料介绍。这个问题以后，在1968年大概是九月间，内蒙自治区机关里边发了一个关于“新内人党”登记的通知，这个通知发了以后，很久没人登记，以后，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就开始限制时间登记，比如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12点钟以前必须登记。这当然是个别的地区单位发生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登记的人很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新内人党”的根据，以后，根据老内人党分子交代的口供，象宝音扎布、特古斯之类这些人交代的一些口供，那么，这些人交代出来的口供不是完全可靠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内蒙专案办公室的一些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军队有，地方有，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散布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军内军外都有，联系起来。

　　在1968年10月份，首先我们有个别的部队已经开始搞起来了，在第四次全委会以后，11月底12月初，部队里面就搞出来了六十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在这个会议，乌盟搞“统一党”搞的更早一些，68年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呼市也搞过这个党是“真理党”是“统一党”，也搞过，也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那么新内人党为什么搞出来了，根据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它的材料，就是根据老内人党的骨干分子的口供和一些线索。这样，就盲目地就把“新内人党”本来是一个秘密组织，地下的一个小组织，把它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所以，在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就搞了60个支部和12个党委。现在看，这60个支部12个党委是逼、供出来的，逼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了这个逼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他们逼出来的假材料。

　　（群众插说：60个支部，12个党委有证据没有）

　　等我讲嘛，有些东西基本线索是部队里，现在看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材料，都是逼出来的，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没有调查研究，所以我就说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内人党的支部，这个话就是以后扩大化的根据，就是扩大化的根据。

　　在1969年同一个同志谈话中也讲过这样的问题，这个同志向我汇报，发现打人的现象有武斗的现象，我当时说打人是不对的，武斗是不对的，有些人不懂政策从正面教育一下，不难解决，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这就是逼、供、信的证据。再就是1969年内蒙革委会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处理“内人党”的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前面几条是对的，不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搞“内人党”，但是，下面有一条是不对的，错就错在下面，下面怎么讲呢，就是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有“内人党”可以正面进行教育，通过学习弄清问题，不再追究。问题发生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内人党”进行学习弄清问题那好嘛！那就弄清问题吧！因此这个弄清问题一句话不要紧，结果所有办的学习班，都成了逼供信的学习班。有些同志的家中成了集中营，刑法，残酷的刑法，严重的逼供很多地方都是发生在学习班，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组织上的根据。所以下面办学习班搞逼供信，弄清问题不是“内人党”也要弄成“内人党”，不行要逼要打，许许多多的刑法，从那出来的，就是从六条规定下面两句话那里来的。这些东西你能怪下面吗？不能怪下面，这是我们规定的，下面这样做有下面的指导思想文字规定。要通过办学习班弄清问题，弄不清问题怎样，就逼就打。

　　搞内人党扩大化既有理论上的根据，也有逼供信的根据，也有组织上的根据，所以扩大化就起来了。这些问题都是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产生出来的，我们搞“内人党”先是从去年11月间（早的是十月间）大部份是11月，很多的是在今年一月间二月间有的甚至三月间还在搞严重逼供信，还在搞。这问题就是我的指导思想，一直反右，一直到今年三月底。这是扩大化舆论与组织上的根据造成的扩大化，逼供信的这个东西，不然，这个严重的逼供信与扩大化全区都是一样呢！不是某一个地区也不是某一个单位，做法、刑罚、逼供信都是一样，当然还有一个统一的舆论根据与统一的组织根据，所以全区都一样，开始由个别单位发展为全区性，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只能发生在个别地区与个别单位，不可能发生全区性的这样严重的问题。

　　下面谈一谈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我最近根据很多上访的同志，革命群众受害者和一些革命造反派、干部、各方面的同志，上来揭发、批判，看出来后果实在严重一些。首先有许多工人、贫下中农（牧）、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被打成新内人党，把我们自己的阶级弟兄打成反革命，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这些同志不是在敌人的法庭刑场上，而是在自己的同志面前，受尽了种种残酷刑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是新内人党，但有些同志立场坚定不承认，被打死或被打成残废，有的被逼自杀，打死逼死，全区到底抓了多少？没有办法统计。

　　（插话：内蒙打新内人党死了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统计。

　　（群众呼口号）

　　有不少同志被打成新内人党，家破人亡，有的老年人失去了自己的骨肉，有的青年人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丈夫，小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母（群众呼口号）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三年文化大革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都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造成的。我对人民有罪。

　　我的错误不只在这方面，在政治与经济上也造成严重巨大损失，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破坏了社会的新秩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目前，内蒙工农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

　　（插话：新内人党有无根据？）

　　新内人党是一个小的秘密组织，我上面没讲清楚。

　　（问：你搞清没有？那些新内人党是什么组织？有多少？在哪？）

　　我还不懂，请同志们原谅。

　　（呼口号）

　　我们要继续弄清楚。

　　（问：你讲清楚内人党这个组织有多大？）我犯扩大化的错误，就是没把这个组织有多大搞清楚，如果搞清楚就没有这个错误了。（问：你在内蒙挖内人党挖了几个月？）由67年11月开始，一年来了（你挖了多少，逼死了多少）我还不清楚，（你拿内蒙一千三百万人开玩笑）我有罪就在于此，（你当时为什么不向群众交待新内人党情况）挖了多少我还没掌握，死了多少人也……（你说内人党上层组织基本摧垮了，你讲没讲？），我讲了，主要是根据60个支部，12个党委组织被摧垮讲的（你再回答有没有新内人党）我今天个人没法答复这问题（你把秘密组织这个必须谈清），我讲不清楚（你这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检查，你这是对全区一千三百万人的态度，滕海清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暂时停止他的检查，由受害者白凤芝控诉。略）

　　由于我严重错误造成的后果使得下面伤害了很多的阶级兄弟，打击了贫下中农（牧）、打击了我们的干部，这些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由于我的错误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到了摧残，特别是身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些错误的造成，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在农业上今年生产播种面积未完成，现在有许多农村，保墒工作做的不好，今年的收成现在看来是不好的，由于我的错误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我们包头两个大面粉厂现在由于外面粮食送不上来停产了，再过一个时期铁路不能畅通，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财政收入要不好，这些损失无法用数字来估计，我们铁路运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4·13”以前那么紧张我们铁路运输是好的，现在内蒙铁路运输特别是包兰线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车开不出去，煤运不进来，粮食运不进来，物资运不出去，造成有些大工厂，发电厂有停产的危险，再不改变现状发电厂也有停电的危险，这样后果是难以设想的，这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不能怪职工，由于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现在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也是很紧张的，在许多单位已经发展到政治上互不信任，有些地区民族团结遭受破坏。我们内蒙地区是处于反修前线，当前阶级斗争、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是我把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群众关系搞这样如此紧张，相当对立，我十分痛心，十分惭愧。我对人民有罪，有罪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我们要挽回这个损失，避免更大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只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的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目前我衷心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批判的越深透越好，政策落实的越快越好，这是当前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团结的大事，现在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的在袒护我的错误，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我的错误很严重，就是要群众起来批判，如我的错误早已批判就可能不造成这样大的损失，由于我的错误，没有及早批判，所以现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们有的同志还在那里对我的错误抱有袒护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同志应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毛主席的话，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中央要求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广大的革命群众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和中央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同志现在还不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的话办呢！那就不对了，在我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些同志跟我犯了错误，犯这些错误，都由我来承担，因为我带路把路带错了，责任不在下面，在我，现在就是要求我们那些同志过去受我的害，受我的蒙蔽，我把路带错了他们做了此错事，这些同志起来应当大量揭发我的错误，这才有利。当前稳定局势，不然的话，不批判我的错误就不能够落实政策。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同志不是来批判滕海清出错误，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或是指向造反派头头，这是很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有些造反派的头头，有些革命造反派很早对我的错误有抵制，有批判，特别是现在他们起来批判，这是完全的革命行动，为什么现在不批判我，而要把矛头指向那些同志呢？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批判的还受批判呢？！这是不对的嘛，批判者不能受批判。他们是抵制我的错误的，批判我的错误，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群众的代表，这样做要继续犯错误，再就是我们对打成内人党受害的同志，这些同志要公开的彻底的平反，给他们平反，现在这个工作有些单位作的很不好，就是不给这些同志平反，已经错了还要坚持错误，平反不给材料，有的把材料转走了，有的复制，有的保存起来了，这完全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我们这些同志政治生命遭到了打击，现在我们过去搞错了，打错了，我们阶级兄弟打错了，现在给他们平反，我们抱着什么阶级感情？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一下，你说5月份放，7月份再抓，有没有这个事？）

　　那是什么人讲的？那完全是错误的胡说八道。完全是秋后算帐派，这里有谣言。

　　（众问：问你滕海清，你秋后算帐不算帐？）

　　不算帐，我决不算帐，（众：那你就应很好检查）我有错就错了，我打击了这些同志，我有错误，我有罪于他们，我怎么还算帐，我还算什么帐？我错了嘛，我改正错误。

　　（众问：4·18你来内蒙以后，内蒙1,300万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把你迎接来了，叫你搞什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到内蒙来，工作未作好，犯了错误，抓阶级斗争未抓好，犯了错误在其他方面也犯了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错误，我改正错误。如果说我再要去算帐，还要去抓人，那广大群众可以监督。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们说的是政治问题，我们内蒙自治区1,300万各族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67年4月18日起把你接到内蒙来，叫你替贫下中农替广大革命造反派说话的，要你替共产党说话的，你到内蒙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你替谁说了话，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你对贫下中农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亲手缔造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什么态度？你在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军区挖了60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这是什么问题？讲清楚。）

　　我是错误的。我来到内蒙，内蒙的造反派对我的工作是很大帮助，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造反派，特别是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下面还要讲，我压制了造反派，打击了贫下中农，我的错误很严重，我有罪于毛主席，有罪于人民。错误是我的错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

　　（众问：滕海清！你为谁效劳，为谁服务？）

　　我的错误嘛！

　　（众问：滕海清你打击了那些人，为什么打击那么多贫下中农？）

　　（众：呼口号）

　　对打伤的打死的，打伤的同志要抚恤，要按内蒙165号文件规定进行抚恤，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彻底平反，要彻底平反，谁秋后算帐留尾巴，那将来以党纪国法来制裁我们。已经错了，不能再错，我们已有罪于人民，不能再犯罪了，我特别希望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团结起来，来批判我的错误，不要转移目标，我向被错打成内人党的同志，向打死逼死的同志的家属来问候，将来处理善后同志，受伤同志要公费来治疗，军队医院、地方医院都来作这个工作，对这些同志免费治疗，对这些同志因抓内人党家庭所受的损失要适当地合理地加以解决。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我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我想讲一下我思想发展的经过。对高锦明同志，我从67年来了以后工作中和高锦明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始我们的关系很好的，以后我产生对高锦明同志的不满，由不满到怀疑，由怀疑最后要把他打倒，这是我思想发展的经过，下面我讲经过的过程，自治区第四次全委会议，在这次会议开始是贯彻党的八届12中全会，但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开会以后不久，这个会议转了向，全面集中力量错误的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到内蒙以来到67年—68年8月间在这段期间，我和高锦明同志是团结的，我对他的工作是信任的，当时我对内蒙形势的看法和内蒙核心小组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9月13日的常委会上的发言，9月8日核心小组的发言很多问题是我讲的，那时我明确表示过内蒙的挖肃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一个单位只要领导上没有掌握什么线索，群众也认为没有了，这个单位应当把挖肃斗争基本告一段落，重点转到其他斗批改方面去。这是我讲的。我还讲了，如果一个单位已经挖的差不多了，继续再挖就挖到好人头上去。我还述讲了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和全国一样，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十个月，其他地方没有搞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也未搞，我们内蒙没有什么特殊，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想这些问题中间和内蒙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可是我的思想逐渐的变化，9月下旬到12中全会，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我偏信了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我的思想对前一段的看法逐渐动摇了。在12中全会期间我在北京，有人整理高锦明同志他们在9月常委会上的发言纪要给我看，搜集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给我看，当时有人讲高锦明同志的坏话，但开始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看法，还没有动摇，但是一直到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以后我的看法动摇了，改变了我对高锦明同志的看法，开始对高锦明不满，当时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仅仅是思想右倾，而且9·25讲话中矛头对准了自己，因此我很恼火。那时我们在北京，12月1日和吴涛同志商量写个信给核心小组，这个信是写回来了。当时信一写回来，我就跟吴涛同志讲，高锦明同志有些右倾错误，最近开个核心小组会，开个常委会，高锦明同志检查一下，我们讲一讲就完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又听了流言蜚语，有的同志就向我反映，这封信回来以后核心小组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常委思想不通，而且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下边提出要批判，当时我在骄傲自满支配下，加上有些人讲他的坏话，最后回来以后听了这一些谣言，没有按照在北京和吴涛同志商量的去办，回来就开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这个扩大会实际上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大家不同意我的意见，常委和大家思想不通，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怎么办呢？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召集了各盟市支持我的人参加的小组会，会一开就无限上纲了，当然会议上支持我的人多嘛，产生了会议上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把问题提的很尖锐，在小组会上，我又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揭发，对高锦明同志没有很好的研究，反而又进一步怀疑，完全怀疑把矛头对准我，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加深了我的怀疑。为什么呢？就是学恭同志，原来乌兰夫揪出后，解学恭同志要来，高锦明同志不欢迎，这时候加深了我的印象，啊！你不欢迎解学恭同志来，我滕海清你也不欢迎，所以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我想高锦明一定要把我赶走。那时想，高锦明你就是要当第一把手，同时把这些问题和小组会上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看，认为高锦明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是乌兰夫线上的。我当时这样想，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对高锦明同志的怀疑，又加上对高锦明历史上在档案上作过交待，对他历史上也有些怀疑，就这样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看和在历史上有些怀疑，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是好人，因此这样群众提出了打倒高锦明的大字报，我不表态，实际上我思想上同情。

　　（众：滕海清同志：打倒高锦明是群众提出来的还是你提出来的，讲明这个问题，不准你继续蒙蔽群众！）上纲是我上纲。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打倒高锦明，这是什么问题？）

　　街上有大字报出来我应该表态。实际上我支持的，（打倒高锦明是群众的大字报还是你运动群众啊！）

　　我的思想是想打倒高锦明的。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

　　那不对的。

　　（众问：你仅仅是说法的问题吗？你不是运动群众？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矛头对准谁呀！）

　　打倒高锦明问题未请示过中央。未跟核心小组谈。

　　（问：核心小组说一致不一致？我们知道的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是不同意发的。你出命令把这篇文章发出去，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下面还来讲这个问题（众：你回答）

　　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发表，在他们写出来后有的同志念给我听了一遍。回来时候，核心小组不同意发表，但是这里面有人搞的鬼，但是这个责任在我，（众问：什么人搞的鬼？），什么人搞的鬼这就不用讲，责任在我，主要是我的指导思想这样搞的。

　　（众：别人搞的鬼，不是你滕海海搞的鬼？奇怪！），责任不在核心小组，不在他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众：你现在还推卸责任）

　　我在反高锦明同志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把高锦明同志当做乌兰夫第二套班子，就是乌兰夫的代理人。我错了，高锦明同志是对的嘛！

　　我讲我的思想过程，我的思想不对，这样想的就这样办的，以后高锦明同志那时就是打不倒政治上把你搞臭，就这样开展了由领导从上到下对高锦明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要把他搞臭，同时没经过中央也未经过核心小组研究同意，我组织个别人调查了高锦明同志的材料，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不仅是未报告中央。是无组织无纪律性的问题，而且是我思想上、灵魂上的丑恶。我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打击高锦明同志，这就是在我左倾思想支配下犯的错误。我把他当成坏人，凡是坏人我就整材料，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嘛！

　　（众：突然袭击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主席最高指示就有这条），搞突然袭击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对同志搞突然袭击那是什么问题！错误的严重就严重在这个地方，本来这些问题，可以正确的解决，大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而且对高锦明同志这个问题我一直思想上很顽固，没有解决，一直到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的时候，我思想上未解决，我认为我批判高锦明有错误，但高锦明也有错误，原来批判他是对的，恢复他的工作也是对的。我的思想是这样想的，一直到这次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严格批评了我这个问题，我才彻底改正，认识这个错误，我原来认识是批判是对的。你有错误，我也有错误，各打50大板，我这个思想就是这样不通。但是我打击高锦明同志，批判高锦明同志。在批判高锦明同志这段时间他是非常顾全大局的，特别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批判我的错误，在这段时间高锦明同志是耐心地批评帮助。相比对照之下，我与高锦明同志比较一下，我的灵魂丑恶极啦，高锦明同志的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我犯错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这段时期，高锦明同志对我耐心帮助，加上我们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李质同志，我们吴政委都是耐心帮助我的。在批判高锦明错误的时候，一直到这次中央对我批评以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我批判高锦明是全部错啦，是从头到尾错啦，我原来还没有这样认识，我向高锦明同志赔礼道歉。向高锦明同志学习。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高锦明同志这样的无情的打击，突然袭击，（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同志出工作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四次全委会（众：什么时候召开的？）68年11月间，（众问：你报告了谁？高锦明同志是内蒙革委会付主任还是核心小组付组长，你能不能停止他的工作？报请了中央没有？）报中央，中央未批准。（众问：未批为什么停止他的工作？请示报告中央，中央未批准，你擅自停止了高锦明同志的职，你心目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有严重错误，党组织党纪律。

　　（众问：你把中央放在什么位置上？眼里有没有党中央？）

　　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

　　（众：你是不忠的问题吗？是公开对抗。）

　　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很对的。

　　（众喊口号：滕海清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绝没有好下场）

　　第三，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我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我讲罪恶的事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中央对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总起来有五决指示，第一次在68年2月4日我和李树德同志参加的，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中央的同志讲，你们要防止不要把面搞宽了，这个问题，回来没有传达，为什么没传达，那时候从我的思想讲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还看不出来宽不宽，如果这样讲了，我们下面右倾就来了，我就不讲。（众：你没有看出来，滕海清同志，是党中央英明还是你滕海清英明呀？）当然党中央英明。（众：党中央看出内蒙问题指出来防止扩大化，你还没有看出来！）那是68年2月4日（众：这可以看出来吗？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在你滕海清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地位呀）我对毛主席司令部不忠的地方。那时候2月4日指出来，不要把面搞得宽了。我思想怎么想，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宽不宽。我是这样想，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央封锁。第二次是周总理转了一个电话的传达。由北京军区付政委陈先瑞传达，我在包头接了电话，陈先瑞告诉：总理让你注意，你们农村搞挖肃斗争，还有打人的。当时我就和陈先瑞讲什么。我想我们农村没有挖肃斗争。我在包头打电话回来以后我也未告诉家里查一下农村搞逼供信。那时68年6月在包头看地方去的也未告诉也来传达，我认为那个问题不存在，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的指示，有没有这件事下乡知识青年揭发的嘛！我没有传达也没打电话回来，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呼伦贝尔盟××统一党的报告，这个报告未看到，他们直接报到中央的，另外康老和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批示防止扩大化。这时候大约在八月间，以后军委办事组发了一个电报，发到内蒙古军区，内蒙军区发到部队。但是革命委员会没有看到，没有研究，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在1969年的二月4号我到中央去汇报的时候中央同志讲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步子不要太快了，这个问题回来传达了，但是没有领会到中央同志步子太快了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已经搞错了，扩大化了没理会。还有一次总理讲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和江西打AB团的经验教训，回来我找我的笔记，没有。是中央全会讲了，我没记上。在3月15日谢富治温玉成同志找我与吴德、郑维山、陈先瑞谈话的时候，要我们注意鄂豫皖打改组派、江西打AB团的教训，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就是在九大期间。中央对内蒙扩大化的，在3月9日的晚上康老批判了内蒙有严重的逼供信，以后可能是4月17日晚上，康老打电话给吴涛说：主席讲了“内蒙已经扩大化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迅速地传达到内蒙。九大开会后才回去传达。我对中央指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认为需要就传达，有的我认为还没有那个情况，中央没有搞清楚，我们自己注意就是了。我就没传达，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对这个问题，广大群众气愤，我认为是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的。我这个问题中央指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这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但我有决心改正，我今后对中央的指示以我的生命和党性来保证，原原本本地理解的传达，不理解的也传达。这样我在今后才能少犯错误。我这次犯错误就是没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所以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中央的指示站得高看得远，很久我没看清楚，所以我一直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党性不能容忍的，想起来是很痛心的，象我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采取这样的态度算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不算共产党。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请罪，向广大人民请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讲一下我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我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乱提口号，比方毛主席在党内要吐故纳新，我拿到革委会，在革委会搞吐故纳新，使得刚建立起不久的革委会遭到冲击，受到很大损失。在今年一、二月份，有一半革委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现在还有革委会处于瘫痪。这是在第四次全委会纪要上提出来的口号：“反保守、反复旧、吐故纳新。”这口号是错误的。不能把党的吐故纳新拿到革委会来，革委会吐多少纳多少呢？我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在挖“内人党”中吐故纳新中革委会受到很大冲击，有一些瘫痪了，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我的多中心论还有随便个人发表议论，到处讲话。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报纸上经常发表我的讲话。还有多中心论，滕办是高于革委会，高于军区党委之上的。手伸得很长。比如：铁路机务段就是我那个秘书的“成绩”。我上次讲过这个问题，这是多中心论严重的表现。还有报纸上经常出现与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唱反调，比如以“狠”字为基础这文章，虽然我不知道这文章。但是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文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谓历史误会，连造反派也误会进去了，革命领导干部也误会进去了，实际上起到为二月逆流翻察的作用。还有一篇文章，是打倒假洋鬼子，这些文章我看没看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众：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打倒假洋鬼子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打击了老造反派，完全不对。（打倒假洋鬼子你怎样表的态？你不是说大方向正确吗？）对！对！当时我就是这个思想。我不能说我没看就推卸责任，那是我的指导思想，还有多中心论，下面有些人吹捧我，吹捧的这些人我是欣尝的。后来我批评他们就是要树立个人的威信，搞多中心论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还有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比方厂矿、企业派工宣队，向外地派工宣队，结果工宣队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压制造反派，这是严重错误的。（你派工宣队是工宣队领导革委会还是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开始工宣队一定要支持革委会，后来，实际上工宣队领导了革委会（那你对革委会什么态度，你把革委会放在什么地位，为什么在革委会要吐故纳新？）我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理解有错误，通过什么领导一切，这问题当时没解决（呼口号）。

　　我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对群众的态度也就是包括对造反派的态度，在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在全区一部份造反派受压。我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采取错误的办法，我对革命群众组织基本上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压而不服，采取蛮横独断的组织措施。特别是在反高锦明的右倾错误以后这一段，有一派群众组织不愿反高锦明，那是对的，但那个时候，不反高锦明的，我就把他当成右倾保守势力。我对群众组织中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所犯的对造反派压制一个是乌盟的“3·26”事件，把他说成是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对造反派进行了压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呼市也有。比方：几个大学，特别是师院、内大是我直接插手的。那些调子是我自己定的。比方工宣队进去了，要他们依靠某些人反对某些什么人，这调子都是我定的。比如铁路局的王世芳到内（蒙古）大（学）当工宣队长的时候，我叫他支持哪些人，不支持哪些人，实际上王世芳做的很对，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一碗水端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支持，而我是支一派，压一派。有些同志撤了职回原单位后把他当做犯错误。我想这些同志不是犯错误，他们是对的。我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向王世芳同志赔礼道歉，比如师院革委会付主任秦维宪、丁克明同志，抵制我的错误。那时我就采取粗暴的办法，把他停职，反省。我要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快地平反，照常工作。当然这个问题不怪宣传队，他们是执行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要负责。而且对巴盟“直联”和满州里的上访人员，他们要来汇报，我没听他们汇报，而且叫群专把他们强制起来办训练班，这种作法完全是错误的。还派了不少宣传队到各个地方压制了造反派。宣传队进到一些地方，代替了革命委员会，我错误地理解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有些地方虽不是我插手的，但是受我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全区造反派受压，这是存在的。当然也是受我的错误思想支配。我向全区造反派受压的同志赔礼道歉！被打成右倾势力“小高锦明”，戴了莫须有政治帽子的，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对那些由于给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如：工宣队、军宣队（包括军队支左人员），他们都是执行的，他们只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那就行了，他们是受我的蒙蔽的，执行我的东西，他们没有责任，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同样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希望工宣队、军宣队（包括支左的解放军）要和造反派一起共同起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要支持大家来批判，不要阻碍这个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的确现在我们有一部份宣传队同志，有一部份解放军的支左人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还不理解，我希望这些同志应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按5·22批示坚决执行。我对不起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蒙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是以后由于我的错误，对这些同志进行了政治上的压制，打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我的无产阶级的党性，越来越少了。我很对不起内蒙广大的造反派，我向全区的革命造反派赔礼道歉！要求他们来批判我的错误、帮助我改正错误。我的错误在全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党的民族政策，影响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干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也有许多同志跟着我犯了很多错误，一个是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感情，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同志不融洽，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受到损害，严重的阻碍了革命三结合、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和巩固。我的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广大人民。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和各族人民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向这些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向内蒙1,300万人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我还要说一下：我在犯错误期间，核心小组同志和常委同志批判我的错误。比方，郝广德同志、霍道余同志、王志友同志，加上刘立堂同志，还有许多同志，都是抵制我的错误，批判我的错误的。他们的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些同志在我犯错误期间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有部分由于我犯了错误，他们受了蒙蔽，跟着我他们做了一些错事，这些责任不在他们，这些由我来承担。我的错误千错万错，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的很差。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改造的不好。没有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到内蒙来，在内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牧）、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了二月逆流，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决定也以后我才来的。当时内蒙阶级阵线已经分明了。政策已经定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处理了。内蒙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却把这一段成绩都记在我自己帐上。我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在胜利面前昏昏然。所以听不进逆耳之言。只愿意听歌颂的话。真是骄傲使人落后。我的骄傲是自己错误的起点。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我作为内蒙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就是看是否真正忠于毛主席，这是一个严正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我在这次考试中间，是不及格的！是吃鸭蛋的！我骄傲自满的结果导致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头脑闭塞偏听偏信。对内蒙阶级斗争的分析是采取主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形而上学的，不是按毛主席教导那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是一知半解，偏听偏信，轻易表态使许多同志受到打击！我过分地相信我周围的那几个秘书，对核心小组同志，常委同志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在我的默认、怂恿下做了很多的错事，我的领导作风有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十分严重，我违背了毛主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损害了集体领导，我们核心小组里面，常委里面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正常，由于我的独断专行很多同志不敢讲话，特别是讲反面的意见我听不进去，一听到反面意见就顶回去，那还有什么民主呢，没有，有的就是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飞扬拔扈，我只能看到人家有错误，从没有看到自己有错误，我骄傲自大摆老资格，对群众代表，群众干部，地方干部不尊重，我对核心组几个老同志很不尊重，我对群众代表很不尊重。这样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周围的小圈子就是那几个秘书，面越来越小，耳朵越来越闭塞，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根本的原因不管对群众的态度，对同级的态度，都是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人家尊重我，我不尊重人家，我革人家的命，而自己不革自己的命，所以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摆老资格，官架子很大，所以在每次政治问题上都没有整到我头上来，只是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而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好吃老本，老本已吃光了，当然要犯错误，头脑中私字占领，我实际是对毛主席不忠，对人民有罪，我忘了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有罪于毛主席，我的错误主要是头脑中毛泽东思想太少了，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这次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情地尖锐地批判我的错误是对我最大的关怀与爱护，最大的帮助，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再三请求：不同观点同志团结起来，迅速批判我的错误。我也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对待错误的伟大教导，不断检查我的错误。我愿意脱裤子，割尾巴。我坚决，我有决心纠正我的错误，当然，纠正我的错误，从主观上讲是我自己责任，外因是个条件，内因是根据。但是我犯错误很严重，认识错误很迟顿。所以，还要广大群众给我帮助，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我要同吴涛同志、高锦明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以及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军区党委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我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我争取尽量按我自己的决心作好内蒙的工作。

　　当然，要做好内蒙的工作，那就要彻底地把我的错误纠正，也就是我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做好这个工作。象我上面讲的那样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不改正工作是做不好的。不可能做好工作，所以，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改正我的错误。我要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来革自己的命。革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命是革不好的。

　　我还想作个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兢兢业业地。我争取为党再工作几年，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检查请同志们批评。很不好，很不彻底，怎么办？我想继续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到群众中去，在这个基础上，检查我的错误，检查一次、两次、十次八次都可以。只要大家认为我检查的不诚恳，我再来检查，大家认为我检查得不认真，我再来检查。我有决心到群众中去，来广泛取同志们的对我的批评。我今天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我今天讲这些东西供同志们批评参考，这是我今天就向同志们检查这些东西，是向同志们提供材料对我的批判，对我的帮助。今天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完了。

　　（来源：建工部八局一公司工代会《801通讯》第8期，1969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