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沈寂问题的审查报告

　　沈寂，原名汪崇刚，又名汪波，乳名汪子良，学名汪差贤，男，生于1924年，籍贯：浙江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商业兼地主，本人成份：职员，原任天马电影厂编辑，文艺九级，1956年参加民盟，1961年摘帽右派。

　　（简历：）

　　1936·2～1941·7，上海格致中学励志英专学校读书；

　　1941·8～1941·12，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

　　1942·1～1942·2，去丹阳参加新四军；

　　1942·3～1942·6，浙江龙宫宁波联合中学读书；

　　1942·7～1943·7，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1943·8～1945·6，上海失业写稿。

　　1945·7～1945·8，上海新中国艺术学校任教员；

　　1945·9～1950·2，上海“光华日报”“辛报”“ 民众”“环球”“人间书屋”等出版社，前后任记者和编辑等职；

　　1950·3～1950·6，香港合股出版编“幸福”杂志；

　　1950·7～1952·1，香港永华影片公司任编剧；

　　1952·1～1952·3，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在广州写剧本；

　　1952·4～1953·5，上海联合电影厂任资料员；

　　1953·6～1957·1，上海电影厂导演室任干事；

　　1957·2～至今，天马电影厂任编辑。

## 主要社会关系：

　　郑兆年：现在香港，1944年与沈寂合办过刊物“民众出版社”负责人。

　　杨彦歧：现在香港，1950年在港“上海日报”编辑，与沈寂投稿关系。

　　余阳申：现在香港，1946年至1949年与沈寂合编“西点”“春秋”月刊，由合办“人间书屋”。

　　冯宝善：现在香港，1946年“环球出”版社负责人，沈寂在该社主编过工作。

　　徐慧棠：上海信谊第七制药厂，1945年沈寂与他合编“春秋”月刊。

　　苏诚寿：广州珠影厂，61年至65年与沈寂合作为香港写电影剧本。

　　蒋礼晓：1941年圣约翰附中同学关系。

## 历史上结论：

　　解放后，在党整风时期，猖狂向党进攻，有三反言行，于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普右），戴帽后，态度表现较好，有悔改诚意，思想认识、劳动态度都有较大的转变，于1961年摘去其右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审查的问题：

　　（一）参加新四军问题：

　　1942年初，当日寇冲进上海租界后，由同学蒋礼晓、张济澜等人的动员带领下，去丹阳参加新四军，开始在新四军十六旅，后调至教导队。由于部队生活较艰苦，夜间经常要转移宿营地，沈因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又贪生怕死，参加二个月后即离队回沪。据本人交代是经组织同意的，离开部队的。对这段历史经审查没有发现其他问题。（见蒋丹海、贺孝本外调材料）

　　（二）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的问题：

　　1943年年底，因日本宪兵追捕同学蒋礼晓时（蒋在圣约翰大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同学的通讯录上发现沈寂等人的名字（不是读书会的名单）于是敌人就根据通讯录上的名字逮捕十余人，沈寂是后期被逮的。经过审问，被捕的人大都说出了一些同学的名字和地址，当时沈寂也供出了三十余人的姓名和地址（本人交代，其中有亲戚、同学、老师）。沈寂关押了约四十余天后，由他二姐夫张柏年邻居董德维托留日医生苏季之（已去香港）交保释放，并写了保证书，其内容：出狱后，不得外传狱内情况和本人的遭遇，以后随传随到，做“大东亚良民”，不得有任何破坏活动”。（见蒋丹海、张柏年、本人交待材料）

　　（三）1945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关于写稿的主要问题：

　　1945年9月抗日胜利后，沈寂由徐慧堂介绍在上海“光化日报”任记者，当反动派汤恩伯部队来沪时，沈曾去飞机场采访，并写了歌颂国民党反动军队“艰苦抗日”的反动文章，在“辛报”上发表。1945年10月他还同张英福、郭世绂三人合编“民众周刊”杂志，发表了“访问四行孤军”“湘西会战”“直捣桂林”等反动文章，大肆吹捧国民党反动军队。1946年当蒋介石来上海时，沈寂就在“袖珍”杂志上刊登美化歌颂蒋该死的反动文章。1947年沈寂在“环球”出版社，他与余阳申合编“西点”半月刊，以介绍西洋文化为名，大量选择英美杂志上的反动文章，宣传美帝军事力量。1948年沈寂在伙同几个人合编“春秋”月刊时，刊登吹捧蒋匪经国的文章。

　　（四）1950年至1952年在香港问题：

　　1949年上海解放后，沈寂和余阳申、冯宝善等三人向我军管会文艺处登记申请停刊的“幸福”和“春秋”复刊，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对党不满，于1950年3月去香港，以后就与文化特务杨彦歧勾结在一起，为杨编的“上海日报”上发表恶毒污蔑和攻击解放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恶毒攻击伟大的党等反动文章。

　　1950年6月沈寂进香港永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后，因老板李祖永拖欠工资，有的工人起来同老板作斗争，被开除，便引起了工潮运动，当时职工们就推选杨华、沈寂等人为代表，与老板李祖永交涉，并在香港报纸上揭露老板扣押工资的情况，不久李勾结香港当局，于1952年1月将杨华、沈寂等人驱逐出境，回到广州。

　　（五）隐瞒为香港写稿问题：

　　长期以来，沈隐瞒组织，私自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尤其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与杨华为香港“长城”“凤凰”影片公司写电影剧本，如《蝶恋花》《纱巾》《仙宫寻宝记》等。又与珠影厂导演苏诚寿（1959年从香港回广州），合作为香港电影公司写了十几个电影本，如《双女传》《西厢》《老少配》《我与外仆》《葫芦信》《荒岛英雄》《奇女子》《剑胆琴心》等，大肆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见苏诚寿外调材料及本人交代）

　　（六）1957年沈调天马厂任编辑后，积极跟随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组织扶植了许多毒草电影出笼，如《大风浪里的小故事》《金沙江畔》《宝葫芦的秘密》等，自己还泡制了毒草剧本《父母心》（未拍）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本人交代）。还积极配合文艺黑线，提倡题材多样化，排斥工农兵题材。。

　　认罪服罪态度和处理意见：

　　沈寂出身于剥削家庭，解放前，1942年曾参加过新四军，因贪生怕死，参加了二个月后，就逃脱了革命，1945年后，曾在“辛报”“民众周刊”“春秋月刊”“袖珍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吹捧国民党反动派文章。解放后，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党不满，于1950年去香港，1952年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回沪后，仍坚持反动立场，1957年在党整风的时候，猖狂向党进攻，有三反言行，于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普右），1961年摘帽。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沈靠边审查后，补充交待了在香港期间，在报刊上写过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文章。认罪服罪态度尚好。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意见，不另作处理，仍维持原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结论。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  桂恒业军宣队  郭长更厂革会  管耕1970年6月28日

　　· 来源：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