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的检查

　　<王成连>

　　【1972年4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责令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纠正“运动”扩大化、搞逼供信、违规违纪造成众多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这是对聊城全区500多万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会议，聊城人都称之为“南郊会议”。　山东省委、省革委的负责人对聊城地区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很重视，杨得志司令两次到会讲话。会议召开半个多月后，1972年5月13日，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领导，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政委衣景清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临清县清查“五·一六”与“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完全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37人，聊城地区管辖的8个县加上地区直属单位一共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呢？137×9＝1233。王成连司令、衣景清政委的错误的确严重。

　　8月5日，山东省委对临清县委、县革委进行了改组：县委第一书记刘之忱全职休养；县革委主任、县委书记张敬轩撤退返回县武装部；从省城新派来一位新的县委书记主持工作。】

　　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济南军区首长、省委负责同志和省军区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指导下，我们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开得很好。到会同志以“九大”路线为纲，以毛主席的谈话为武器，坚持毛主席谈话中提出的3个基本原则，用整风的方法，谈心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全面分析、检查、总结了聊城地区的工作，摆出了问题，揭露了矛盾，搞清楚了聊城地区的主要问题，对我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会议期间，我听了同志们的发言，特别是听了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插话，使我认清了聊城地区问题的性质、程度、是非、责任和根源，看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从盲目性中解放了出来，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会上，同志们摆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我个人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和作风问题等4个方面。在这4个问题上，我都犯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我作为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仅没有积极地去宣传、贯彻党的“九大”路线，而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九大”路线，影响了“九大”路线的全面贯彻落实；不仅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而有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干扰和抵制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没有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挥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作用，而是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搞“一言堂”，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杨司令员的5条指示和省委的有关指示，而是采取了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的极其错误的态度。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缺乏党的观念，缺乏组织观念，缺乏群众观念，没有真正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置于大家之中，根子就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由于我的这些严重错误，再加上我无能，不会工作，不善于用毛泽东思想集中正确的意见，结果把聊城地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很惭愧，很痛心，很难过。我对不起毛主席和党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期望，辜负了首长和同志们过去对我的帮助教育。现在，就我已经认识到的几个问题，作一个初步检查。这个检查，肯定会有错误和不深刻的地方，请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出。

## 一、关于路线问题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主席又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当前正在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继续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实际工作中，我没有很好地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充分认识自身所肩负的重任，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观上用气力；没有把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在首位，抓好路线这个纲。这样，就必然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导致了在执行党的路线上犯严重错误，没有能够起到贯彻执行“九大”路线的带头人的作用。

　　我在路线问题上的错误，不仅仅表现在对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不好、理解不深上，主要还是我的立场站错了。我没有完全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影响了党的“九大”路线的全面贯彻落实。更为严重的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歪曲、抵制“九大”路线的奇谈怪论，我无动于衷，不加追究，不加批判，不加处理，甚至在1972年学习元旦社论时，我说过这样的错话：“有人经常讲‘九大’路线，究竟自己团结了几个人”，还说过“‘九大’路线不但是讲团结嘛，还有任务呢！”今天来看，我讲的这些话是十分错误的。由于我的立场、我的观点倾向于所谓“受压的”，方法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所以对“九大”路线精神实质的理解，也总是偏面的、错误的。因此，谁提出打人违犯政策，我就要人家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谁提工作、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我就要大家划清延安与西安的界限；谁提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我就说“资产阶级派性有点，不要紧，慢慢来”，等等。我的这些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错误做法，完全适应了资产阶级派性的需要，严重地影响了“九大”路线的贯彻落实。

　　在贯彻执行“九大”路线上，我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头脑里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路线是非。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有很大的盲目性，不能用革命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一碰到问题，就会“左”右摇摆，影响了党的“九大”路线的落实。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永远也忘不了。

## 二、关于政策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对落实党的政策，我很不认真，很不严肃，没有真正站在党性的立场，坚持党的原则，把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看成是关系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切实抓好，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相反，我却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马马虎虎，掉以轻心，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主观随意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对上级发的有关落实政策的文件和负责同志的讲话，我没有认真学习，反复宣传，坚决执行；对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人歪曲和抵制党的政策的错误倾向，我不仅没有及时地进行说服教育，坚决纠正，有的还加以纵容；对发生的许多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省委一再指示要严肃处理的情况下，我没有及时地加以处理，助长了违法乱纪的歪风邪气，极大地障碍了党的政策在聊城地区的落实。特别在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对党的政策采取这样不严肃、不认真的态度，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注意政策”的谆谆教导，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想到这些，我打内心里感到难过，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首长，也对不起聊城地区的人民。

　　我在对待党的政策上的错误，是多方面的，也是很严重的。就主要方面来讲，突出的有3个问题：

　　一是在对待干部政策上，我忘记了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伟大教导，错误地排挤、打击了一些干部，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在分析干部犯错误的情况时，我没有分清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办坏事，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是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而是片面的看他们犯错误的一时一事；在使用干部时，不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积极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而是批评指责多，看他们的缺点错误多。由于我的这些错误立场、错误观点、错误做法，严重妨碍了干部政策的落实，有些单位出现了严重违犯干部政策的现象。有的对应该解放的干部没有解放，应该安排适当工作的没有安排，应该大胆使用的没有提拔重用。使不少受到党和毛主席长期培养教育的干部，不能及时站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有的不按党性原则办事，对所谓跟形势的人，就大加重用，对“不跟形势”的人，就进行刁难、排斥，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好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我没有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抱着“一看二帮”的热情态度，积极地做好工作，让干部站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一方面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对党、对人民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二是在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上，我忘记了党的团结群众的95％的教导，没有认真做好不同观点群众的工作，影响了党的团结95％群众的政策的落实。我到聊城地区工作以后，脑子里就有依靠“受压”的这个东西，认为在聊城地区“捍卫派”是多数，“炮轰派”是少数，只要依靠他们，信任他们，通过他们团结犯错误的，工作就好做了。实际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由于我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又错误地依靠“捍卫派”，同情“受压者”，结果分裂了革命队伍，搅乱了阶级阵线，使原来的两大派中又出现了些新的派别，有什么“跟形势”派和“不跟形势”派，还有这派那派，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两个95％的政策的落实，使不少工人、贫下中农受到压抑、打击。如冠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对敢于反映县革委问题的劳动模范张金平、王玉贵、刘兰盈等三同志，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支持他们的正确行动，还对他们进行种种打击报复。这就不难看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因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影响了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影响了地区和几个县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责任完全在我身上。

　　三是在对敌斗争政策上，我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政策规定，错误地打击、伤害了一些好人，扩大了打击面。在这一方面，我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把执行党的政策看成是为了更好地打击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片面的强调所谓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最突出的是反映在我在地区计划会议上的那个报告。开始，我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还进行辩护，说我没有讲“打人有理”，搞“逼供信合法”。从字面上看，是找不到这样的字眼，但从本质上看，就是为打人、搞逼供信等违犯党的政策的现象作辩护。在聊城地区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违犯政策的现象，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又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严肃处理？究其根源，就是由于我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是，对聊城地区多次发生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省委一再指示要严肃处理的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坚决按照省委的指示办，而且采取了消极应付和抵制的态度，这不但在思想上是很错误的，而在对省委、对组织的态度上也是很错误的。

## 三、关于领导和作风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作风和路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执行正确的路线，必须有正确的作风。思想上有了不正之风，就难免犯错误。在领导作风方面，我的错误也是很突出、很严重的，主要是：对上，我抵制上级指示的贯彻，目无组织纪律；对下，我主观武断，偏听偏信，压抑民主；在核心小组内部，我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脱离了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我的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抗上级指示。去年5月份杨司令员、白如冰同志和何政委到聊城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针对聊城地区存在的问题，代表省委作了5条指示。杨司令员的5条指示，是完全符合“九大”路线的，也是完全符合聊城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它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普遍要求传达好、贯彻好、落实好。我作为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执行。我不但没有这样去做，还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只满足于在几次会议上的传达、讨论，没有深入下去，帮助下面具体落实。特别是杨司令员对我的批评和耐心教育，我没有真正听进去，没有很好地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杨司令指示中要我们马上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也由于我采取了消极应付的错误态度，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来，认真解决问题，真正贯彻落实下去。我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对抗杨司令员的指示，这是非常错误的。对省委的其他指示，对张副司令指出我在计划会议那个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指示，对秦和珍同志和耿副司令员去年10月的指示，以及对省委有关部门的一些指示，我都没有很好地研究执行。这样，就必然使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犯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二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在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内部，我没有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是搞“群言堂”，充分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而是把自己摆在核心小组之上，搞“一言堂”，个人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为所欲为，独断专行，没有很好地听取和采纳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脱离了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在这一方面，大家摆了许多问题，我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再加上由于我不能过细地做工作，给不少同志造成了工作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三是家长作风，飞扬跋扈，压制不同意见。在作风上，我非常不民主，不能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动不动就扣帽子，进行压制。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安排工作和处理问题时，往往是由于我的作风不民主，形成了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工作中，我没有很好地发挥地方干部骨干作用，也没有注意充分发挥201师同志的积极作用。我对他们尊重、信任、支持不够。总之，在聊城地区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直接和间接的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四、错误的主要根源

　　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没有坚持认真看书学习，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是造成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斗争实际学懂、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因而在路线斗争中思想上盲目，政治上糊涂，行动上摇摆，有时自以为做对了，其实恰恰相反，事与愿违，犯了错误。实践告诉我，只有紧密结合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打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才能逐步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条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二是缺乏无产阶级党性，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圈子。在口头上，我不是不懂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但在实际行动中，我为什么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圈子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党的“九大”已经胜利召开3年多的今天，还在搞什么依靠“捍卫派”、同情“受压者”的那套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这样，就必然搅乱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把自己搞乱，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其结果必然违背团结95％的群众基本精神；必然对抗和抵制上级的指示，破坏党的集中和统一。事实证明，思想上存在着资产阶级派性，就不能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事；就必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必然导致严重的错误。

　　三是骄傲自满，目无组织纪律。我思想上的骄傲自满，行动上的目无组织纪律，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党纪国法不允许的地步，是十分严重的。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上级的指示采取了消极对抗态度；对首长的批评教育，我听不进去；对同级的忠告，我当成耳旁风；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我没有拿着当一回事。我思想上的这种严重骄傲自满，导致了我在政治上必然犯错误。事实证明，反骄破满是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要经常反、自觉反，一劳永逸是不行的。

　　以上检查，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是不够深刻的。希望同志们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