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 ## （内部文件，不得遗失） ## 目 录 　　中共河北省委通知………………………………………………… 　　河北省一年来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 　　记取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学生“游行示威”事件的教训…… 　　我在群众闹事的紧急关头是怎样坚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黄葛村群众为什么殴打基层干部？…………………………… 　　收益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群众闹事……………………………… 　　因为绿野社在收益分配中扣留过多…………………………… 　　涿县部分社员私自拉回入社车马的事件……………………… 　　在三教寺养猪引起的风波……………………………………… 　　社干部独断专行有什么坏处？………………………………… 　　三位乡党委书记回避矛盾的结果……………………………… 　　东庄村群众在选举时为什么游行示威………………………… 　　及时解决对群众的粮食供应问题……………………………… 　　苗坨、小马庄缺粮社员抢分粮食的教训……………………… 　　官僚主义者逼出了工人请愿…………………………………… 　　宣化镇装卸工人的两次请愿…………………………………… 　　共产党员可不可以鼓动群众闹事？…………………………… 　　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对待请愿群众……………………………… 　　临洺关镇铁业社社员罢工是怎样引起的？…………………… 　　坏分子煽动起群众闹事怎么办？……………………………… ## 中共河北省委通知 　　目前，在人民内部矛盾已经转化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最迫切的任务。为了有助于大家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从我省一年来发生的人民群众闹事事件中，选择了十几件罢工、罢课、请愿、示威的事件，辑印成册，发给你们阅读，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从我省一年来发生的人民群众闹事事件及处理的情况看，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群众在闹事以前，几乎都会进行过酝酿串连，希望通过找领导机关提出意见，或找干部反映问题等方法，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当他们看到这样做了并不能满足合理要求的时候，才采取非常的方法，来促使领导上解决问题。这说明，群众闹事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的。因此，各级领导上及全体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呼声要增强敏感性，深入调查研究，及时辨明是非，尽可能争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时期，以遏止问题向尖锐化发展。（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是促成群众闹事的基本原因。因此，所有的党员干部在整风运动中，要认真检查和决心克服上述错误思想和歪风，这是避免群众闹事的关键所在。（三）当群众非闹事不可的时候，采取简单粗暴或盲目应从的方法处理问题，都会促使矛盾更加尖锐，招致下良的后果。因此，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满足群众合理而又可能办到的要求，对要求合理而目前不能办到的要耐心进行解释，对无理要求，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教育，这样才是正确的。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要经过长期实践才能学会。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干部，务必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注意及时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提高领导水平，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957年5月20日 ## 河北省一年来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 ## （1957年4月21日） 　　据五个市三十三个县的不完全了解，自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初旬共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九十起（其中十二起系推派代表到上级组织请愿者）。参与的人数共计九千余名，每起最少的十一人，一般的百人左右，最多的是正定地质干部学校一千三百多人。从闹事的时间来看，去年四月至十月较少，每月平均不到两起，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每月平均二十五起，一月份最多，共发生三十二起，占总起数的35.5%。从地区、单位来看，农村和农业社发生五十四起，占60%；厂矿二十一起，占23.3%；手工业合作社和其他企业单位八起，占9%；学校和训练班四起，占4.4%；在乡复员军人和移民三起，占3.3%。闹事的方式一般的是请愿、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抢分公共财物，少数的有持刀携棍殴打基层干部的。其中请愿的为数最多，近事件总数的二分之一，按正常方式请愿者占请愿事件总数的百分之一强。 　　发生罢工、罢课和群众性的请愿事件有许多原因，如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群众生活需要的矛盾，学校招生数额小和毕业生多的矛盾，农业社收益分配中的矛盾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具体到每一事件，具体原因是不同的。从九十起事件中的八十三起事件的起因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在厂矿企业、学校、手工业社，因工资调整、工作安排、福利分配不当而引起群众闹事的三十起。其中因工资问题引起的十二起，要求由临时工转为长期工引起的六起，因地区间和工种之间的工作调动不当引起的八起，因福利款使用不当引起的四起。 　　有些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在工人由临时工转长期工时处理的不当，有的该转不转，有的不该转而转了或由甲厂转到乙厂不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老老实实地说明转厂的原因和乙厂的实际情况，而是采取欺骗的办法，当工人感到受骗时，即抓住领导的辫子不放。省供销社系统在蓟县、顺义、平谷、三河四县设的颗粒肥厂，顺义、蓟县两厂厂长为了巩固工人生产情绪，曾擅自宣布全部临时工人转为长期工；三河、平谷两厂临时工合同期满也未续订，工资福利竟按长期工待遇。当颗粒肥厂结束要把工人转到通县专区土桥砖厂时，对工人未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反欺骗说：“转到新厂是楼上楼下，有影院剧场”。当工人转去后，住的是旧帐篷，不订临时合同，砖厂又不让上工。工人提出转长期工要求，有的干部说：“你们一步一头磕到中央。也转不了长期工！”因而招致工人极大的不满，继怠工之后有二百余名工人连续数次到全总请愿。还有的工人调到新工地以后，家属和职工在两地分居，开支增多，有的工人由于地区工资差额或某种原因还降低了原来收入，影响了生活，因而引起了工人罢工、请愿。 　　有些厂矿企业领导上在解决工人工资、福利问题时，不和群众商量，少数人确定，强令工人执行。峰峰矿区地方国营耐火器材厂，在评定由拔剑、义井等私营瓷厂调来的工人的工资时，由于调查原工资标准时，忽略了工人个人业余收入，调整工资的结果使工人实际工资降低了30%，当工人提出意见时，该厂有的领导干部即当场训斥说：“你们的生活和农民比一比，你们穿着工人衣服，戴着工人帽，是非工人阶级！”等等。因此，引起工人的反感，连续发生三次请愿。怀来县五星制砖厂，按照规定修理一次坯场工资十三元，但该厂只付二至三元，共少发工资一千一百多元，占应发工资的78.6%， 　　并且有近两个月未发工资，结果引起三十七名工人的罢工抗议事件。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唐山工处，在分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金时，领导干部一手包办，生活富裕的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各得二、三十元，工会主席领了补助金就到饭庄大肆吃暍，可是长期患病生活困难的工人却没有得到补助，引起工人不满，加上晋级、调动工作处理不当，连续发生五次共有四百余人参加的请愿事件。工人在给唐山市委的控诉书中说：“中国除台湾外，就是我们没有解放了！”要求开诉苫大会“申冤”，并提出“打倒总支书记李志远’的口号。 　　（二）高级合作化后，有的农业社的队与队（村与村）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因收益分配不合理而发生冲突时，社干部采取本位主义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招致社员群众闹事的三十六起。魏县旧魏县乡联村社去年麦季分红时，旧魏县村曾调往北皋屯村小麦雨万二千余斤；秋收分配时，由子旧魏县村受灾严重，缺粮较多，应该调入粮食，但北皋屯村有的生产队怕粮食外调，私自抢分粮食两万六千斤。因此旧魏县村百余人到区请愿。 　　农业社的帐目不公开、分配不及时，农副业分红比例不当而引起群众请愿。唐山市郊区开平镇红光农业社，在分配时原计算每个劳动日分红二元三角六分。但是社内又过多地从每个劳动日的分值中扣除生产基金六角五分，减少了社员收入。该社总会计不仅未扣留，反而长支了百元公款。因而激起了社员不满，持刀携棍群起找社长追问，个别的手持菜刀要找社长拼命。滦县商家林村由于社内财务不公开，社员在建高级社时多摊的股份基金七千元未按时归还，社员反映：“当社员成天挨彆，当干部花钱方便。”社员每日找社干部算帐要钱，社干部理屈不敢和群众见面，吓的躲避起来。因此社员群起哄抢了社内柴草万余斤，花生千余斤，砍伐了社内价值五万多元的桑条，有的持刀棍殴打社干部，并砍伤了一名生产队长。 　　农业社干部不执行互利政策，而招致群众闹事。清苑县刘口乡明星农业社，苇田户占总户数24.6%，苇田占总耕地3.45%，转高级社时苇田无代价归了社。去年庄稼被水淹，苇田丰收，苇田户要求给予报酬维持生活。经省、县几次指示，给予适当报酬，但是乡党的总支部及社干部拒不执行，并决定社内先打苇，来个先发治人。结果引起五十余户有苇田的社员殴打乡、社干部。基层干部、党团员近百名总动员，持棍棒、武器、绳索，捆绑扣押了五名社员，致使事态扩大化。 　　（三）基层干部因压制民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及贪污自肥，而招致群众闹事的十一起。永年县临洺关镇鉄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擅自动用二百多元伙食节余款买了收音机，专断地确定不合理的考勤制度，凭仗职权用关禁闭，坐炭堆的恶劣方法惩罚社员。因此，引起全体社员（125人）罢工，并要求撤换社主任。大名县黄葛村党支部书记等，任意打骂群众，妇女开会不到叫光棍汉去找，社员胡国功因要求退社，去年被捆绑四次。群众对干部的这种行为极为不满，终于在非法捆绑一个孕妇时激起了群众的公愤，三名干部遭到了群众暴打。河间县齐会村社长时玉深贪污盗窃社内财物折款七百余元，当被贫农社员翟殿辉揭发后，他千方百计打击报复，这得翟殿辉拉着五个孩子沿街乞讨。受灾后农业社未及时分配柴草，因而连续发生七次群众性的哄抢公共柴草和小麦事件。有少数基层干部 　　确实严重的脱离群众，因此有的群众在闹事中，高呼：“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反对坏干部！” 　　（四）在农村粮食购销工作中群众闹事的六起。粮食统购方面，主要是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生硬而引起群众抢救。滦县粮食工作组到苗坨村见农业社的库内有存粮，而没有了解许多余粮户还未售粮，即召开党、团员、干部会议，以统购为名勒令往县运粮，社干部和群众要求“先解决吃粮问题，否则不让拉走。”这些合理要求均遭到工作组的无理申斥。群众见粮食非拉走不可，发生恐慌，于是缺粮社员逼着社干部把仓库打开分了两万斤粮食。邻村小马庄社员闻讯后有68户缺粮社员也打开农业社的仓库抢分粮食两万九千多斤。在粮食供应方面，主要是因薯烂和吃粮不足等原因而引起群众请愿。同时，有的粮点干部，晚上班早下班或机械执行制度，不能便利群众，群众半夜即排队购粮，有排两天队还买不到粮的，再加有的粮点人员服务态度生硬，以致遭到群众谩骂和殴打。 　　群众闹事所提出的要求，多数是合理的，或者部分是合理的，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府的言行。但个别事件则有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从中煽动，也以代表群众利益的面目出现，抓住领导上的某些错误，乘机兴凤作浪，企图扩大事态，甚至提出反动的口号。 　　从全省近一年来处理的九十件人民内部问题来看，基本上是坚持了说服教育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各级领导上过去对于人民内部问题已经转化成主要矛盾这一新形势认识不明确，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还缺乏经验，所以有许多地方采取的处理方法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不少地区的领导上一遇到群众闹事，就派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平息事态界限不清，这种作法极易引起群众的误解和不满。总的来看，处理罢工、罢课、请愿事件，对待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大体有三种作法： 　　一、简单粗暴。因此，有些事件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逼出来的。保定房产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按时发给工资向工区领导上呈交了请愿书，这种要求本来是合理的，作法也无不当；但是工区领导干部不仅未加理睬，反而把工人赶出办公室，并要把请愿书撕毁，因而工人请愿由一起发展到四起，波及150余人。彭城曙光磁业社领导上对工人工资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工人酝酿请愿。当知道工人要罢工请愿时，社领导上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采取了派人跟踪监视工人活动，申请公安机关打击首要等错误方法，结果由部分工人罢工扩大到一个小厂的全部工人罢工，还有部分工人请愿。农村有些基层干部对群众闹事有的错误的采取雪地罚冻、命令民兵持枪威胁等办法，结果事态愈来愈大，有的基层干部并因此遭到群众的暴打。许多事实说明，在多数的罢工、请愿事件中，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一般都有合理之处，有的则是完全合理的。只要领导上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满足，对一些无理要求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群众闹事是完全可能在酝酿阶级平息的。但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不能虚心倾听与采纳群众合理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见问题以暴发的形式出现，触动了“领导尊严”，就不分辨是非，或者只看到群众之“非”，看不到领导上之“非”，就企图用捆绑、扣押、威胁等方式压服群众，结果事与愿违，把群众逼上梁山。最后还得走回头路，从头作许多工作，事件才得平息。 　　二、盲目应从。对群众提出的要求不加分析，抱着无原则的迁就态度。一见群众闹起来了，即惊慌失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也不敢批评教育，对群众不合理的要求百应百顺。唐山市郊区帅甲河农业社，去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还未作出分配决算，社员群起哄闹，社干部不是说明原因，讲清道理，迅速结算帐目，而是怆惶的到银行借款2 0 0 0元分给哄闹的社员。其目的是为了干部“脱险”，但没有分到款的群众，随之也就不满起来，闹事的危险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唐山开滦煤矿给平顶山煤矿培养的379名学徒工，由于他们存在着“下井危险，嫌脏怕累，煤黑手，没出息”的错误思想，有关领导上不敢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进行批判教育，加上有些工人的工作安排不当和居住条件不好，而招致三次请愿事件。事件发生盾，又满足了一些工人的不合理要求，伹对工人的错误思想仍未进行批判教育，因之有些人就错误的认为：“解决的问题是斗争的结果！”感到这是实现个人要求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去年十一月三日又有十三名绞车司机徒工罢工六天，并提出六个月进行评级，提前毕业回矿工作，普遍给予生活补助等三项无理要求。这些事实证明：对闹事群众的要求不分清是非，对其错误思想和行动不进行教育，一味迎合和满足群众的不合理要求，其结果从表面上看事件暂告平息，但却助长了群众的错误思想的发展，伏下了再次闹事的危机。 　　三、分清是非，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根据目前干部思想情况看，对执行这一方针是有思想障碍的。主要是有些干部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划清敌我、是非的界限还是模糊的，再加上过去长期领导阶级斗争，以致在遇到人民内部闹事时，也就采取了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问题，甚至不加分析的认为一定是皮革命搞的，就企图“镇压一下”。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说服教育的方法，除领导上出头阐明政策外，更重要的是采取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清苑县三个区十五名复员军人为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集会酝酿组织二、三百人请愿，地、县委闻讯后，即组织了十八名领导干部，赶赴该地区，分头座谈，征求意见，进行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育，启发其光荣感，并答复了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因而使企图闹事的首要者，威到惭愧，自动作了检讨，并表示不再请愿，事态即平息。蓟县孙各庄联村农业社，肖庄生产队恐怕把本队的余粮调往他队，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九十多名社员抢分了社里一万四千斤粮食。经过贯彻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教育及分配政策的教育，并批评了其错误行动后，社员自动退回抢分的粮食。石家庄市商业职工学校学员，为伙食问题发生课堂哄闹，并酝酿罢课，学校领导上发觉后，当时没有直接批评学员，而提出了：有人喧嚷罢课对不对，讲课哄闹对不对，对领导不满就退学对不对三个题目，组织学员讨论。讨论中通过群众自己批判了错误思想，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坚持说服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对要求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要积极解决，对要求合理而目前还无条件解决的问题要耐心进行说服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则要说明道理，坚持不能许愿。凡是这样作的，结果都是良好的。 　　在群众闹事中，党员应抱什么态度，在中央发出“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前，多不明确。从已发生的群众性的罢工、请愿等事件来看，党员的态度大体有以下几种：（1）闹事的目的与本身目前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多数党、团员采取了积极带头或在暗中纵恿的态度。（2）同情群众在闹事中所提出的某些要求，但不参加，怕组织上处分；同时又怕被群众指责，存有矛盾心理。一旦事情爆发了，有的就随波逐流跟着走，有的就躲避起来，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3）不管群众的要求合理与否，持坚决对立态度，甚至有的表示：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和利益，要与闹事者作殊死斗争。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的。（4）积极说服群众采取正当的方法，不要闹事；当群众已经起来闹事的时候，继续站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样作的还是少数。如何使党员在群众闹事中保持正确的态度和作法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在全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还必须作好闹事地点周围的群众工作。因为闹事的群众，为了很快达到目的，在整个闹事过程中，一般的都极力地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便扩大声势，求得迅速满足要求。如中央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实习教师，因对中央高教部指示去年分配任教师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一律定为十一级不满而酝酿请愿时，提出的口号是：“作到老教师同情，争取兄弟学校支援”。企图扩大影响，求得外援。因之，在解决群众闹事问题的时候，向其周围群众进行教育，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从我省发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事件来看，突出地暴露了各级领导上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人民内部问题地处理存在着“左”或右的情绪，贯彻执行说服教育的方针在党内还有一些阻力。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和减少人民闹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要向全党传达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结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报告”精神，联系实际组织讨论。各地要通过已经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对广大干部，反复进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的教育，以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门各业务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抓起政治思想工作，经常的了解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的思想动向，然后通过作政法报告或座谈会等方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使群众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一致性有个正确的了解。同时，还要联系实际，讲解各项工作中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真正和群众见面，为群众所掌握。省委已从今年第一季度起，建立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每季向群众作一次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或政策问题报告的制度。 　　三、各级领导干部在整风运动中，要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基层干部要着重克服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发扬有事同群众商量的民主作风。 　　四、在农业社和手工业社中，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按照社章定期的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按期结算与公布帐目；在厂矿企业中，按照中央指示，推行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在中等以上学校中，暑假以前各地都要召开一次学生代表会，着重解决今年毕业而不能升学的学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 记取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学生“游行示威”事件的教训 　　下面登载的，是石家庄地委关于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学生“游行示威”事件的报告，省委曾将这一报告转发给各地，希望各地对此类问题引起高度注意。 　　省委在批转石家庄地委的报告时，曾指出了以下几点： 　　（一）首先应该看到，我省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积极因素是主导的；但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时事政策教育没有紧紧的跟上去，以及在进行思想教育中存在某些片面性，因而在部分青年学生中滋长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片面偏激情绪。如强调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强调目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强调自由忽视纪律，强调个性特长的发展忽视全面发展，强调主观愿望而不顾客观条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绩等等。这些片面偏激情绪如不设法纠正，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事件，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片面偏激情绪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以及领导上有官僚主义的条件下的具体发作。这一事件再一次警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杠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要忘记思想阵地工人阶级思想不去占领，敌对阶级的思想必然要去占领，工人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敌对阶级思想的增强。因此，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但是，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认真关心学生的生活及其他切身的问题，凡是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应该主动地及时地加以解决，凡是应该解决而目前尚无条件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向学生说明情况，讲理清理，使学生不再提出过高要求，以稳定学习情绪。在这方面，决不能采取官僚主义态度。 　　（二）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学生“游行示威”事件，已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一事件暴露了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因此，首先要检查学校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同时要对“游行示威”这一错误行动进行严肃的批判，但不可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对这一事件的组织者与煽动者，亦应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进行教育，达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的目的。对个别一时思想不通而坚持错误的学生，也要耐心等待他们提高觉悟，不得采用行改方法草率处理。对已经查清确有反革命证据的分子，应当在广大学生觉悟提高，要求给予惩处的时候，再交由专管部门进行处理，避免在学生中造成恐惧心理。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正当的不满情绪与有意制造骚乱严格区别开来。反对任何急躁情绪与简单租暴的惩办主义，以免产生新的恶果。 　　（三）应当着重指出，去年我省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由于师资、设备条件很差，已引起部分学生和群众的不满；由于财政力量和招生数额的限制，今年将有大批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和在城市就业，如果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去，籽会促使这种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更加发展。同时，必须警惕反革命分子寻隙进行煽动。因此，各级党委文教部门必须做好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 一、中央地质部正定干部学校的基本情况 　　该校设在正定城内，是一个培养一般地质干部的专业学校。全校共有教职员工600多人，学生3749人，分财务会计（1021人）、计划统计（1169人）、物资供应（482人）、山地工作（259人）、技术保安（181人）、机要（137人）等专科。绝大部分学生是1956年4、5月间在河北、江苏、山东农村中招收来的初中毕业后在乡的新旧失学学生。修业期为10个月左右。除山地、技术保安、机要等科尚不到结业时间外，其他财会、计统、物资供应等专科均在今年1、2月间毕业，按原规定应在毕业后立即分配工作。这三个专科共有学生2116人，其中有党员29人，团员820人，这次事件也是这几个专科毕业的学生搞的。 ## 二、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平息的结果 　　去年12月28日，该校高副校长由地质部开会归来，带回地质部指示：因紧缩编制，该校应届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动员学生继续在校补习初中课程，暑假后投考中级财经学校继续深造。高副校长带回这一指示后，学校领导上考虑到时间仓促（1月6日开始陆续放假）不易贯彻，打算过了寒假开学后再做贯彻。1月7日下午接地质部干部司电示：要坚决贯彻地质部原指示精神，并要立即贯彻（意图是寒假前贯彻下去，如有的学生自己在假期中能找到职业，就可不必回校了）。学校接电示后，对动员内容、动员方法、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等，均未做详细研究，没有先在党、团员组织内进行动员讨论和酝酿，也没有在教职员中充分酝酿讨论，8号即以专科为单位，由科主任向学生进行动员贯彻。因事先准备不足，动员内容说法不够统一，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含糊其辞。如财会专科向主任动员时说：“希望你们最好是回来”。计统专科扬主任则说：“如果寒假后不回来也可以”。因此学生们误解为不是放寒假而是遣散他们。计统专科杨主任在报告后，学生即哄动起来，并相互传递纸条，高呼．“我们要求工作”等口号。后由田校长向学生们解释党和国家及地质部对学生负责到底，如个别同学不愿学习，也可以提出意见请领导上考虑，达肘会场秩序又乱起来，要求全部分配工作，并要求立即打电话向地质部声言“什么时候来电话，什么时候解决了问题，什么时候才散会，什么时候才吃饭”等。到晚9点，田校长向学生宣布学校派高副校长协同学生代表赴京请示，明天12时答复，才散了会。之后学校虽采取了一些措施，终未扭转紧张局面。9日早晨没等答复， 　　学生即在学校内和大街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如“反对欺骗”“反对官僚”“地质部黑睛”“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工作，要饭吃”等，并把学校门口牌坊两旁的对联改为“培养地质建设人材报废：建设社会主义落空”。早饭后学生聚集学校办公楼前，要求立即答复工作问题。这时田校长根据地质部何副部长：电话答复向学生宣布“可以分配工作”，学生们又要求学校当局出布告，出布告后又要求每人发证明。当时学校为了缓和局面，避免事态扩大，以校部和学校党委名义，印发了保证分配工作的证件，达时学生情络基本上稳定下来。发了证件后又有部分学生要求盖地质部公章，学校坚不答复，这时高副校长由北京来电话给敬务科李科长传达地质部指示：只能分配一部分，不能全部分配工作。当时学生在电话旁听见，卯再次骚动起来，学生又集合在办公楼前示威呼口号，谩骂不参加的学生为“叛徒”“坐享其成”，进行煽动。并提出：一、分配工作必须有部的公章，分配工作必须由老师亲自带到工作岗位；二、学习时间的待遇必须和野外队一样；三、如不全部分配工作，全部同学都去北京；四、在运动中的积极学生事后不要惩办；五、分配工作时必须按照家庭及本人情况来进行分配；六、要求国务院迅速检查地质部的工作；七、要求学校惩办张、向二位主任等九项要求。这时地委文教部高部长及专署公安处靳副处长等闻讯赶到，县委书记杨才奎等同志也从乡村返回，和学校领导共同研究，以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召开学生代表会，打算劝阻。下午5点多钟会议开始，9个学生会干部参加，座谈约1小时许，学生即打锣集合，打着“反对官僚、反对欺骗”的门旗，抬着两个汽灯，游行队伍开始出发，座谈会无结果散会。参加“游行”的学生当时共有1338人（其中党员3人，团员592人）。在大街上及沿途唱歌并高呼“我们要工作”“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我们活是地质部的人，死是地质部的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斗争到底”“不全部分配工作决不回家”“我们团结起来坚决向地质部斗争”“反对和平”“要求和平没饭吃，只有战争有出路”“打倒法西斯”“打到北京去”“地质部是黑暗世界”“我们有的是青年热血，谁也不能欺骗我们和阻止我们的事业”“不要匈牙利事件在正定重演”“地质部黑暗、社会主义黑暗”等一些反动口号。在去车站途中，地委文教部高部长、县委正、副书记、副县长等负责同志曾拦路劝阻，学生气势汹汹，不仅不听，反而拦住汽车不让通行。7点多钟全部学生闯入车站。这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郭芳副部长也从乡下赶到车站，协同地、县负责干部，一面向学生解释动员，一面要车站打电话请示叫火车在石市暂停，以便争取时间进行解释动员工作。9点左右，在郭部长指导下，一面向中央、省、地委联系，一面在站房内召开学生代表会，商量选代表去北京，其他同学回校。正在商量时，车站有一同志，当学生代表面前宣称“接上级通知，允许学生上车到北京去，这次列车盛不下可乘下次列车。”这时座谈会一哄而散，火车开来后，学生即烽拥而上。为了不使这一事件造成更大影响，经阎副省长指示，勒令此次列车不开。随后地委副书记马赋广、公安处长赵世芳、正副检察长等均赶到，经过地县干部和学校的干部教员及通过一部分已经觉悟了的学生，向学生们苦口婆心的动员解释；不少学生即陆续返校，尚剩四五百人。后来地质部答应李副部长来正定，马赋广同志用车上广播向学生们进行了动员，学生们经过一夜的冻饿已有些疲劳，又看到学生已回去了不少，逐渐人单势孤，火车又坚决不开，在劝导下才于10日8点多钟下车返校。该次列车在正定停车达12时之久，造成旅客的极大不满，事件过程中学生曾打了3个人。 　　学生返校后情况仍然十分紧张，煽动分子在学生中继续进行煽动串通，还扬言“如李部长工12点不来，即再到车站进京告状”“李部长如不答复分配工作，即殴打李部长”，并出现了新的标语：“要求李部长圆满迅速的答复我们的要求” “重新组织起来，斗争到底”等。为了平息这一事件，—正午即组织了50多名县机关干部及地专干部共六、七十人，分头深入学生中进行解释劝导，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同时发动城内群众中、小学生给他们写信，指责批判他们的这种错误行动（共1000多封），学校中的干部教员也进行解释动员，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广大群众的舆论指责，部分学生逐渐觉悟，开始认识到这种行动的错误。紧张情况开始好转，正气开始上升，过去没参加过这一事件和被打击的党、团员和正义的学生，开始敢发表正义的言论，深入学生中作解释工作的干部，已不再被他们跟踪包围。10日下午3点，地质部李副部长带工作组赶到，研究了当前情况后，即分头召开了党员和团支部书记会、学生代表会、教员会（李副部长亲自主持），在会上除对这种错误的行动进行了批判外，传达了中央指示：①学生不能分配工作；②组织学生对错误的标语口号进行讨论；③带头闹事的学生不逮捕、不开除。并反复解释了国家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和不分配工作的原因，经过反复讨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初步提高了认识。为了逐步争取逐步分化逐步打通思想，于11日下午12日上午继续召开渐次扩大的代表会和团支委扩大会、团员会，并通过这些已经觉悟了的积极分子，在学生中酝酿，逐步扩大了正气，孤立了这次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煽动者，不少团的干部、团员及学生代表在会上进行了检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时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由被动转入主动，12日上午开始检举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和煽动者。截至12日止，揭发出以×××等15名首要分子（整个事件是由他们指挥的）。13日即以科为单位召开了全体学生会，继续批判这种错误行动，贯彻了暂不分配工作继续学习的精神，组织同学们进行了讨论。14日下午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在会上继续批判这一错误行动和说明了现在国家不分配工作的原因。这时事件已经平息下来了，大部学生已认识到达次“游行示威，要赴京请愿”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行动；对暂不分配工作也有了初步认识。从现在情况看，估计不致再发生什么问题，学生17日即放假回家，现在进行善后工作。 　　这次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下来，但在群众中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正定的群众对他们的不满。如技工学校100多学员手持棍棒要阻止他们游行，在沿途贴标语时老百姓立即撕下，并尖锐地批评说：“要贴贴在你们的学校去，别沾污了我们的墙壁”。学生送标语去正定中学要求在该校张贴，遭到教师、学生拒绝抗议指责，有的学生家长见到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立即拉出当场训斥，有的群众说：“吃着国家的白面大米，撑的你们”“把他们赶出正定去”等。但也有的同情他们，如有的说：“学习了一年不给工作，这也是政府的不对。”同肘也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思想混乱和不安，他们“游行”的当天晚上，修表合作社的马大墩对其他同事说：“学生上北京了，我们工资低不解决，也趁着这个机会闹一下。”，10日上午市民孟子存因粮食打的较紧，在街上大嚷“要饿死人”，说着要到粮食局去。10日晚上又出现了一些谣言说：“正定站北的鉄道被学生扒了两节，火车走不成了”等。学生在火车上引起了旅客的极大不满，不时与他们吵闹。 ## 三、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们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学校中政治思想工作很薄弱，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够，“八大”文件精神没有很好的正确的在学生中进行传达贯彻，使学生不能正确的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党、团工作很薄弱，党、团员觉悟不高，因此参加这次事件的人数中有40% 是团员，甚至有的还是这次事件中的积极组织者和指挥者。 　　（二）该校报考之学生大部分是家境困难，希望经过短期学习毕业后很快分配工作，领取工资以便养家，特别是有些学生年龄已很大，家中已有爱人孩子，有的女学员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定的家庭负担，因此对不能全部分配工作或暂不分配工作，再学三年继续深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这是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学生暂不分配工作、动员转业或继续学习深造的工作，进行的粗糙草率，7日接地质部电话指示，8日即分头向学生贯彻，事先既没有在全体教职员中深刻的进行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又没有对动员内容、方法、具体问题如何解释进行细致的研究，更没有依靠党团组织。因此，在事件发生后，不但抓不住骨干，学校领导涣散无力，且有的教员同情学生，甚至个别的还支持学生这样作。 　　（四）地质部对紧缩人员动员学生继续学习深造或转业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没有给学校一个充分酝酿讨论、逐步搞通思想的时间，要求急躁了些快了些，促成了学校领导干部急躁情绪的产生。此外，地质部指示不统一，朝令夕改（原说一部分分配工作一部分继续学习，一会又说全部分配工作，后来又说不能全部分配工作），使地质部和学校失信与学生，不仅引起学生对地质部的不满，给学校和地方干部作动员解释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这也是激起学生“游行、上车赴京请愿”不易劝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从这次事件的事态发展和经过来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并发现不少反动标语口号。因此，还不能只看作是十几岁的学生来搞的，背后可能有反革命分子指挥操纵。 　　（六）我们对这个学校领导帮助不够，特别是对党团组织缺乏政治思想领导和政治思想教育，再加上平时联系不多，对学校中的情况很少了解，虽然在问题发生后，派去了不少人作工作，但由于事件已经爆发也无济于事，处于被动。 　　这次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簿弱的缺点，大部学生表现了政治觉悟不高，不能正确的理解和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利益、暂时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的矛盾，个别党员和大部分团员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的当了群众的尾巴，有的甚至和党、团组织对立起来。这次事件教育了我们，其他中等学校也应接受这一教训，务必大力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加强对学生中党、团员的政治思想领导。 ## 我在群众闹事的紧急关头是怎样坚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 常文第 　　编者按：党员干部在人民闹事中，遭到群众的殴打怎么办？常文第同志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移民闹事时遭到群众围打，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处理人民闹事问题，决然地坚持了说服教育的方针。因而，遏止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应当仿效。 　　张家口地区工1955年从坝下延庆县迁移到坝上的群众，由于连遭二年水灾、雹灾，再加上土地起碱，收成无几，生活比较困难。因此，群众都要求返回坝下。在去年11月，移民就曾到省请愿，但问题未彻底解决。今年2月3日，张北县领导上决定由我带领7名干部组成的一个工作组，赴黄盖淖乡负责作安定移民情绪的工作。移民群众提出的要求，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点：①集体迁往坝下；②在坝下分散插社安置；政府给钱自由迁移。当时认为不能允许移民重新返回坝下。因为坝下人稠地窄；坝上人少地多，还是在坝上安置有条件。据此，拟定了重新安置移民的三个办法：①留在工地（即移民村）一部；②坝上（五县）分散插社安置一部；③在坝下有条件、生活有依靠的，了坝一部分。这三个办法与移民群众的三个要求有很大出入，因而具体执行起来是非常艰巨的。县计划于2月2 6日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想通过会议逐步搞通群众的思想，进而解决群众的问题。 　　今年2月2 5日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后，二工地移民即提出拒绝参加，有些人说：“要到县开会，我们七、八百人都去，要不就一个也不去。”虽经过一夜工作，但在第二天一早，就在乡政府东边集中了很多妇女，象征着群众要闹事了。 县为了支持我们，已经派了两部汽车到了工地，我们正在召集参加会议的人员准备到县开会的时候，男女老少有100多人，冲进了乡政府，扬言一个也不吗走，或者都去县。经过我们再三说服教育无效，我用电话与县联系，说明情况，县回复我们不能答应移民下坝，并同意如果移民非叫我们跟到县，我们也可与移民来县。天气很冷，刮着带雪的西北风。不去，移民群众非吗跟他们走，如去，就势必使事态扩大，中途并有冻死人的危险。在这样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们要求移民先回家穿好衣服，这样一来可稍缓和一下局势，二来，即便去县在路上就不致有冻死人的危险。可是，很快群众就有的穿来大衣，有的披上了被子，有的背着小孩，有的妇女带上了刀子，73岁的路长荣还提着斧子来了。移民群众又一次激动起来，眼睛都是红的，有些人说：“不叫下坝说什么也不行……。”同时有的说：“叫他们跟咱们去张北县，不去不行!”又有的说：“不能走，这么冷的天，孩子老婆冻死在路上，叫他们负责。”这时我说：“你们又叫我们去县，冻死人又叫我们负责，这个道理讲不通啊!”群众仍然不听，移民张均飞孙哲和几个小伙子，把我和刘鹏同志围住，拉的拉，推的推，拥拥挤挤地把我们两三个人推出了西门，一气拥推出有一里多地，前边人推推拉拉叫我们走，后边喊冻死人了，有的装着不能走躺在地上，我刚站住脚，一个妇女披头散发地来势汹汹，跪在地上，抱住我两腿就撕拉我，我把她扶起来，嘴里连叫“老大娘，你不要这样，有什么问题起来咱们说。”我刚把她扶起，第二个、第三个……妇女用头连着撞入我的胸怀，我把她们一个个用手避开，她们又去撞工作组的别人。这时张均的老婆，一把抓住我的衣裳，使劲地用头撞我，男人们也这个一拳那个一把，扒的扒，推的推；男女老少一齐拥上来了。我用力把张均老婆手避开，她又一头撞入刘鹏同志怀里，伸手要摘刘鹏同志的帽子，刘鹏同志举手一挡，拳头可巧碰到她鼻尖上，血从脸上流下。有人喊：“好！他们还敢打人！”她就趁机躺在地上，诬赖工作组打了她，其他人仍和我们殴斗。我把手插入了裤兜，右手正好摸着我的手枪。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了。我想，他们拿着刀子、斧子，如果有人急了，当头给我一斧子，我就完了。常言说：“官善民刁”，我想这真是金沙滩赴会，不是好酒好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如趁早下手开枪还击，一来可以镇压一下，二来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不然临死连个垫背的也拉不上，多冤枉啊！我抬头一看，男女老少围了我一圈，开枪该打那一个呢？枪一响那就会造成一场流血的斗争，其结果会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下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我们人民内部的事情，这枪是打反革命分子的，不能打好老百姓啊！这时，我紧张的心情好似平静下来，手指离开了枪机，决定：不管群众怎样攻打我，我绝不能开枪还击。 　　虽然群众仍然攻打我们，但由于我未开枪还击，群众毕竟也没用刀子、斧子砍我们。我们仍向群众进行解释教育。后来因天气太冷，冻的我都说不真话了，只好站着和他们笑。那种笑，现在我回忆起来，其此哭还难受。 　　情况十分紧张，地委周副书记和县的领导上直用电话与我们联系。我立即把当时情况向县作了报告。县里认为，既然工作组不能在工地进行工作，就应分两部分撤出，一部分回县参加会议，另一部分由工地里撤到工地外，转入侧面掌握工地内部情况进行工作，以缓和紧张的局面。又经过反复的工作，最后，移民群众选出一名代表与我们去县。移民们因为闹了一天，也饥累了，都慢慢回了家。事情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 　　一个星期以后，移民群众感到闹事不对，不能解决问题，3月5日前后，他们主动地选派了46名代表来县。县在省民政厅林厅长、地委周副书记的亲自指导下，具体地向他们交代了安置办法，并分别和闹事的积极分子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各方面的工作，移民的情绪稳定下来，对安置问题也作了妥善处理。截至4月15日，已经有67户817人同意留在坝上，并已建成了新的高级农业社；有12个组99户426人同意在坝上分散插社；部分人已经下坝。也有的因坝上无法生活，又回到工地。 　　当移民得到妥善安置以后，特别是不听话而下坝的20户又搬回来以后，群众辩明了是非，原来带头闹事的人受到了群众的斥责，有的说：“你算把我们害苦啦！”他们想参加那个合作社，那个社的社员不要， 说有他们就搞不好。经过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达到了新的团结，对带头闹事的移民，也作了妥善的安置。 　　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对我的教育意义极为深刻。当时我手握着枪，未向群众射击是做对了。如果向群众开枪，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将使矛盾尖锐化，造成一场惨酷的流血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事实证明，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绝不能用强硬的行政手段去镇压。 ## 黄葛村群众为什么殴打基层干部 　　编者按：黄葛村的主要干部用打骂捆绑和企图开枪的方法处理人民的内部问题，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用这种压服的方法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问题，反而让农民用扁担教训了他们。事实证明：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希望读者从黄葛村群众殴打基层干部的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大名县北峰区冢北乡黄葛村，有246户，土质多沙，宜种花生、荆条等经济作物，群众有纺织习惯。一九五六年春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同北峰等14个村合并建成高级合作社。一年来，虽有一定成绩，但问题也很多。某些社员特别是劳力少人口多和较富裕的社员与村、社干部关系紧张，一直发展到社员群众性的往回牵牛，与社干部打架。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当村干部去冢北乡赴庙会的时候，社员胡国功、黄其顺等4户从社内拉回牲口，扬言退社。党支部书记黄秀钧、村主任安新科闻讯后，即气势汹汹地令民兵多人，带枪到胡国功家，当时胡国功不在，干部们即大骂起来，并将胡的爱人（已怀孕六七个月）捆绑起来带到大街上；随后又找黄其顺说理，双方发生争执，黄拿出刀子要和干部拼命，后经双方商量，同意到区说理。但干部的这种行为已引起黄章文（党员，复员军人）等40余人（也有党员）的公愤，前往干涉，即殴打起来。这是支部书记号召用枪打（未开枪），架越打越凶，群众围住了支部书记、村主任及副业会计杨可新等人毒打，其他村干部见势不好避而远之。40余名社员乘胜带领胡国功的爱人到北峰区里讲理。经区干部说服回村后，第二天就有42头牲口被社员拉回家去，并抢走社里一部分饲草。当十余名县区干部到村进行工作时，群众情绪仍未缓和，而党内未参加打架的部分支委和党员也表示不闻不问。31日把该村在本县工作的五名干部也派到该村帮助做善后工作，被吓跑的六名干部才敢回村，社员拉回的大部分牲口送到社里，事件始告平息。 　　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何在？经过分析，原因虽然很多，但基层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济上苛待群众，是根本的原因。 　　一、有些村、社干部，依仗职权骂人、捆人，欺压群众。村主任安新科作风恶劣，经常出口伤人，妇女开会不到就集合光棍汉去找，对怀孕妇女说给人家剥出来，这是引起群众不满的开端。尤其是村干部捆绑群众侵犯人权的行为，更遭到群众的亟大的反感。胡国功因要求退社，去年一年就被捆过四次。当这次村、社干部在粗暴无理地捆绑孕妇时，激起群众的公愤，对他们进行了殴打。这种蕴藏已久的矛盾突然暴发，并非是偶然的。 　　二、经济上苛待社员。农业社规定了若干损害社员个人利益的不合理制度，并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强迫群众去执行。如社员自留的花生，按市价交社，榨成油也要按市价取走，社内除得利润外，还留下油饼归社；对纺织副业社内卡的更死，规定40%的柳条子（副业生产原料）归社员，但不叫社员得实物，市价每斤柳条6分，社内按2分收购。社员因缺钱自己卖了一部分柳条子，社内就进行干涉，并强制社员到大社去纺织，报酬很低，又不实行短期分红。社内统一经营的七种大宗副业，社员投工7400多个 ，一年来没有分过红。社里收购花生按1角1斤，卖给国家的超额价款却又归社所有，仅此一项社内即赚款24,000元。这是社员对社干不满的第二个具体原因。 　　三、社干部多占工分。该村22个社、队干部，补工达960个，党支部书记黄秀均比别人多补20个，加上干部取巧做轻便活计的工，差不多每人都在150至180多个劳动日。五名主要干部不扣义务工；而社员们一般都在150个劳动日以下，还得扣29个义务工，社员分红又按毛工（比原包工低30%至40%）付酬。这样以来，社员和干部的收入悬殊过大。黄秀钧一个劳力光分粮即达1200斤，与他同样条件的黄玉和挣工140个，扣去29个义务工后，只分粮600斤，提起这件事来黄平和就掉泪。社员们反映：“有活干，没饭吃。”“斗倒了老地主，又出了新少爷。”这也是干部脱离群众造成关系紧张一直发展到群起打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情况来看，黄葛村的村、社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反而百般苛待甚至以国民党的作风欺压群众。群众被逼不过，只有采取非常手段起来反对，这也是村社干部恶劣作风种下的苦果。 群众闹起来以后，要求清算社的帐目，撤换支部书记、村主任和三名队长，实事求是地解决粮食和副业报酬等问题。这些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大名县委当时即组织干部去该村进行工作，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把事件平息。 ## 收益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群众闹事 　　编者按：发展生产和收益如何分配，是农业社社员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搞好生产，做好分配，不仅能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也是调整社与社员、社与国家的矛盾，巩固农业社的关键所在。 　　有的社干部，对于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分配问题，仍然不同群众商量，不让社员进行讨论，专断地处理，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各地领导应当引起注意，并且在收益分配工作中，教育农业社干部对记工评分、包工包产、减产赔偿、超产奖励、劳动定额、粮食调剂和国家征购、社里扣留、社员分配的比例等有关分配问题的处理，必须向群众透彻的讲明政策，反复同群众商量，让社员充分讨论。这样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避免因分配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群众闹事。 　　通县郎府乡老庄户村，去年由于遭灾减产，秋收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不及时，以致部分社员对干部不满。从今年一月二十四日起，以郭士元（党员）、崔秀荣（女）、马振光、王海等为首，集合了群众二百余名，敲锣打鼓，给社长“报丧”， 同时组织60多名小学生，手持棍棒，列队追逼社员要钱，并扬言抢农业社仓库、到国务院请愿，个别社员并打伤干部，砸毁家具，以示不满。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平息下来。 　　最近，对这件事作了调查，事实证明，“闹事”的实质，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群众提出的要求，多数是合理的。“闹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收益分配不合理是闹事的主要原因。1955年该村同耿楼、小屯、郎家府、冯各庄5村各办一个联合社，下分5个生产队，老庄户村单独为一队，各队都实行了包工包产。前期认真执行，工分平衡，记工合理，队与队心平气和。但后期遭灾，领导上未及时修订包工包产计划，结果各队记工混乱，偏低偏高，极不平衡，有本位主义的队就多记工分，占了便宜；认真执行记工、评工的队，工分就少，吃了亏。这个问题本应认真处理，大家商议，修订包工包产计划，作到基本合理后，再进行决算分红。但社的领导上采取了 削减工分的方法，简单的开了三个干部会，干部思想未搞通，就决定了各队削减工分的比数。当然，削减的合理，各队会心服口服的，事实上老庄户队的生产，确实作到了精耕细作，粪大工夫勤，用工多，庄稼好，产量高，该队不仅未受到奖励，反而削减了工分最多（其他队削减工分17%—28%，老庄户队削减33.59%），社员普遍表示不满。如说：“庄稼种好了倒多减分，地种荒了倒少减分，真是黑白不分。” 　　（二）快过春节了，群众急需用款，但工分一时核定不了，秋收分配尚未完成，社员一催再催，社里一推再推，直到年底社员未见分文。最后在群众逼迫下，每人暂借2元5角。加上小学生在课余割草的款逾期未还，学生认为：“干部说了不算”，受了骗。由于帐目不能如期公布，没有及时分红，不少人气愤地说：“苦奔了一年，连个屁都没得着。”这样就造成从队干部到群众，从大人到小学生，普遍不满，而引起了群众“闹事”。 　　（三）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当时社员对削减工分不同意，提出合理要求，乡、社领导上听到后，认为不好办，就置之不理。因此，问题越闹越严重，使得本来可以迅速解决的问题闹大了，社和社员、干部和社员之间伤了感情。 　　（四）个别落后干部借机报复、挑拨，也是使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党员干部郭士元，过去腐化贪污犯了错误，此次以代表群众利益的面目出现，企图借机夺取社的领导权，在群众“闹事”中，不是说服群众，而是在背后出谋划策，带头“闹事”。 　　群众闹起来以后，乡、社领导上采取了如下措施，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一）解决削减工分不合理的问题。社委会分析了削减工分的情况，认为削减工分虽然有些不够合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同时，郎府等四个队已将红分到社员手里，如果推翻另作，势必引起全体社员不满，影响春耕生产和整社工作的进行。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如下办法：首先召开了社员代表会、党团员大会、队以上干部会，讲清削减工分的一些根据，说明削减的虽然有些不够合理，但如果再彻底弄清有很多困难。通过说服教育，提高了代表、党团员和队干部的思想认识，大家检查了过去的缺点，提出了不再领头“闹事”，保证对社员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如社员代表马振光说：“要知道工分削减有这些根据，谁还张罗到国务院请愿去。”党团员也认识到问题不解决不仅党的威信要受损失，同时，社员不生产今后生产也要受到影响，所以一致提出保证回去在社员中作好工作。党团员、社员代表、队干部在请愿的社员中占着相当数量，这些人思想问题的解决，为整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前提下，召开了社员群众大会，首先检讨了社领导上削减工分不和群众商量、方法简单的错误，肯定了老庄户社员的生产成绩，同时也指出社员在劳动中，尤其队干部在掌握记工中的缺点和问题。通过事实，说明工分削减虽然多一点，但也还是有些根据的。群众听了纷纷议论说：“过去我们和瞎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谁还不到地里干活去呀！” 　　（二）鉴于四个村经济条件悬殊，村与村之间的利害矛盾不易解决，根据群众意见，决定了分村办社。在分社的基础上，及时分了红，公布了帐目，解决了社员的实际问题。社员们说：“红也分了，社也分办了，咱们稍微吃点亏也就算啦！今年咱们使把劲，争取农业大丰收，弥补去年的损失。” 　　（三）对“闹事”中借机打击领导，带头“闹事”的党员干部郭士元，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给予撤消村治保委员、乡武装部指导员、信贷社理事等职务的处分。 　　经过采取上述措施，事件平息了。现在老庄户村农业社全体社员在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口号鼓舞下，生产劳动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了。 ## 因为绿野社在收益分配中扣留过多 　　冀县绿野农业社包括大伯舍、赵伯舍等六个村。办高级社一年来，有许多成绩，但是在民主管理、财务制度、决算分红中，存有严重问题，因而引起社员群众与社干部哄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今年一月十一日，社务委员会把决算分配的初步方案向队干部作了说明，各队于十三日普遍公布到户。全体除两个队作的较好外，其余16个队，方法简单，只是干巴巴的宣读给社员余、欠数目，对有余额的社员只开始取款条子，对于为什么分这些？社里的收支情况怎样？都没有详细交代。因此余款户觉着分得少，欠款的觉着劳动一年不合算，表示不满。当社员问队干部时，有的答复：“我们不知道，谁要不明白去闹社里。”这就越加激起了部分社员的不满情绪。哄闹的群众，由少到多，由一村到四村，13日公布分帐目，14日早晨，社员王孟彪气势汹汹的找到本社副主任郭如绍家里去质问。赵伯舍村的社员约百余人，成群结伙，有的暗带刀子，找到社里大吵大闹，有的说：“反正是不能过了，让干部把我们宰了吧！”这时军寨村20余人也赶到社趁乱吵闹。经过社主任高生章进行解释后，事情暂时平息。次日（15日）大伯舍村的社员，先后两批250余人找到社里哄闹。他们主要是对分红少不满，怀疑社干部贪污，因而提出让社干部交代帐目。 　　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1）社内在收益分配中扣留过多，扣留总数（包括各种开支归还投资，公积、公益金，来年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55.8%。（2）股份基金摊的过多而又不合理，如每个男整劳力50元，男半劳力、女整劳力40元，女半劳力30元。一些投资少的户便在分红中一次扣齐，这些社员不能维持生活。（3）不顾因灾歉收的现实情况，把当年投资113,673元全部还清，结果是投资户多得，劳动日值降低。（4）对来年生产费用，没有发动社员投资，而是随着股份基金硬件扣出。从以上几点看来，中农投资多的户得的多，贫农投资少和因病弱、人多劳力少的户得的少，这就打击了贫农的生产积极性。贫农社员高五成，全年出116个劳动日，投资30元，本年应分170元，扣留各种开支后反而欠社内102元，家中有病人感到无法过活。因而激起了贫困社员的不满。这是引起社员群众哄闹的根本原因。 　　其次，社务管理不民主。社内重大问题的处理多由社常委作主，很少和队干部、社员商量；财务不公开，社员对社内财务不摸底；有的干部作风生硬，群众更为不满。决算分配时，只为提前分款，草率作出分配方案，向社员交代不清，再加春节将到，群众急等用钱，因而引起了这场纠纷。县委于一月十四日晚发觉后，当即派县长、农村工作部长、组织部长等主要干部到该社解决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工作组到村后，先从党内统一了思想和分析了事件的起因。经过讨论后，召开了全体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会议，讲明了社内收支决算分配情况，检查了社内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适当地批判了闹事中社员的消极论调。经过解释教育后，全社十八个生产队，除两个队个别社员外，一般的都心平气和，如说：“早这样 解释解释，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呢？” 　　除思想教育工作外，并从经济上解决了实际问题。（1）本着社内少扣社员多分的精神，找出杂粮一万斤（800元）、青砖两万块（1500元）、卖草款4275元、存籽棉69000斤（20700元）、多余的棉种1万斤（570元），共计折款27845元，每户平均能再分28.2元。（2）对社员超支款的利息改为下半年归还。基金摊派每个劳力平均下降5元，对贫苦社员采取暂时少纳、缓交的办法。（3）对生活困难的52户社里借款485元，发给68户生活贷款1660元。经过以上工作，才基本上消除了社员群众的不满情绪。 ## 涿县部分社员私自拉回入社车马的事件 　　编者按：农业社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大车的事件，多是由于入社的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和不归还价款引起的。对这类人民内部问题，必须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认真根据互利政策，合理解决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任何拖延或粗暴的作法，对社的巩固都是不利的。涿县本着巩固集体利益与执行互利政策的精神，解决了问题，社员满意。但是在归还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时，不仅要偿还牲口、大车的价款，而且对社员其它的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也应当依约归还。这样，才能全面的解决问题。对为拉牲口、大车打伤人的社员，要向他们讲清打人是犯法行为，给予适当的批评和教育，加强群众的法制观念。还可以让打人的社员向被打者道歉，承认错误，以便清除隔阂，加强团结，以利生产。对于确实严重违法刑法的凶犯，要分别情况，依法处理。 　　去冬，涿县有的农业社曾陆续发生社员从社内拉走已折价入社的牲口、大车的事件。问题发生后，县委曾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但是对这一问题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没有主动的采取措施， 认真的解决牲口、大车入社中存在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因此，社员拉回牲口、大车的越来越多。截止今年一月初旬统计，全县有22个农业社，96户，拉走牲口116头，大车80辆。 　　社员拉走牲口大车的方式，有的是找到社内公开把牲口大车拉走，有的是不声不响偷着把牲口、大车拉走，去搞运输；有的是大车户集体开会，商量对策，统一行动，集体抢拉。尚庄、清刚两村21户大车户，30多人，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晚，拿着灯笼火把，手持棍棒，集体到社内拉走牲口22头，大车十辆。并说：“有钱就给价款，没钱就拉牲口大车，谁不叫拉就打谁”。王家坟有些人拉牲口大车时，因负责管理牲口大车的治保委员赵秀臣上前阻拦，胳臂被打伤。 　　问题发生后，县委连续开了两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立即提出九名县委委员，星夜赶到尚庄、念头、王家坟等村去调查处理。同时，对其他社也主动贯彻了互利政策，进行了教育。按照互利原则，解决了存在的问题。经过一番工作，全面已有41户把36辆大车和62头牲口主动地送回社内，并表示：“只要社内按互利政策办事就不再这样作，听从社内指挥，把社办好。” 　　发生社员拉回车马的主要原因： 　　第一、在去年转升高级社时，有的社处理社员牲口、大车入社时，价款评的一般较低，有当时合作化高潮的鼓舞下，车马户没有提出意见，运动过去后，尤其今年好牲口、大车社猛涨，社员有了意见。据杨虎屯、下胡良等社了解，社员入社的牲口、大车，一般的都低于入社时的市价，有的低50%。如杨虎屯韩凤梅的骡子，按当时的市价能值800元，社内只评为350元，史丘庄社员李保成花1600元新买的胶轮车，社内只作价1300元。 　　第二、办社不民主，经济不公开，使原来的牲口、大车的户感到入社后经济上“受苛”，政治上“受气”。这表现在： 　　1、社内不按照社章，根据力量归还社员生产资料入社作价的价款。据东仙坡等九个社了解，社章规定三年六季还清，其中除长店、挟合两个社归还了一季半的价款以外，其他社至今分文未还。史丘庄有的大车户说：“我们烧把柴禾还要落把灰，牲口、大车入社后，连把灰都落不着。”是不是没有力量归还价款呢？不是。如念头乡农业社，副业收入16500元没有分过红，更没有用于归还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的价款；完全由社干部随意借出，只团支书张秀春一人就借着100多元。 　　2、拉回车马的社员，多是过去的老中农，入社前又是自己专门搞运输。因此，生活一般是富裕的。办高级社的第一年，恰巧社内受灾歉收，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加之平时对他们的教育不够，实际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有的社干部还苛待他们，这就引起他们的不满。如尚庄联盟社原大车户王宗志，他侄女头上生了一个疮，需要两元钱的治疗费，曾数次找社干部借支款，结果分文未借给。有的户向社内要大车价款时，社干部强硬地说：“社内就是没有钱，有钱就不要你们的了，还到北京买新的去呢。”另外，有的牲口大车是社员入社前借款买的，现在债主催要债款，社内不给钱，社员也很为难。 　　3、调拨牲口、大车的方法生硬简单，不让原有牲口、大车的社员赶自己的车。尚庄联盟社，牲口、大车入社以后，便统一的调拨开，甲队的归到乙队，乙队的归到甲队。这样，他们非常不满。 　　第三、运输社大车的经营办法，对农业社原有大车的社员影响很大。涿县运输社原有300辆大车，现在有170辆完全单干起来，有130辆在运输社内采取着“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这样一来，农业社内的一部分大车户，见到运输社允许单干，就引起了 拉出牲口、大车，自己单干的念头。 　　第四、有的社因为管理不当，使社内减少收入，使公物遭到损失，引起社员不满。念头乡农业社，白薯没管理好，烂了一大部分，白菜应拔没拔，冻坏了很多。社员侯德亮说：“我半亩自留地，只种青菜就卖50多元，可是在社内一年分的不到80元钱。”清刚社的干部，没经过社员同意，把社内四头较老的牲口杀掉，社员们气愤地说：“我们使了一辈子，一鞭子舍不得打，你们说杀就杀，真叫人过不去！” 　　县委采取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第一、大张旗鼓地反复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运动，树立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方法上，县委强调了宣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即一面宣传一面解决社内违反互利政策的问题。 　　第二、解决拉回车马问题的办法： 　　1、首先深入社员了解情况，经过分析研究，找出问题发生的关键，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尚庄、念头等社，问题发生的较为严重，社干部要求马上逮捕一两个，压压邪气，给干部撑腰，以“有利工作”。这时，工作组耐心地对干部进行了教育，反复地贯彻了政策，说明这是人民内部问题，用压服的办法是错误。然后，帮助他们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使干部既看到社员拉走牲口、大车不对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社内不执行互利政策不对的一面。这样，达到了干部满意，又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2、依靠基层干部，从正面加强对社员的前途教育和互利政策的教育。教育的方法，除注意党内党外进行一般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小型会议漫谈，收效很好。下胡良社工作组找拉回牲口、大车的社员进行漫谈，启发他们说内心话，根据他们不同的意见，进行不同的解释，通过漫谈，全社有大车、牲口入社的32户社员，就有30户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在社干部、社员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根据互利原则，通过社与社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1、农业社对牲口、大车原作价不合理的，适当地提高了价款，一般提到社员入社时牲口、大车的正常市价标准，并明确归还年限和归还办法；对于原大车户入社前用贷款购买车马的，从入社时起将贷款转到合作社名下，由社负担债务。 　　2、有能力归还牲口、大车价款的，根据社章规定，偿还应还部分。尚庄联盟社，共抽出4千元的副业盈利，归还牲口、大车价款20%。 　　3、没有力量按社章偿还价款的，采取了边运输、边提成、边归还的办法。社员满意。提成归还社员部分，各社多少不一。如下胡良社规定，牲口、大车的运输收入，除去牲口草料、车夫补助、车的修理、公积金以外，从纯收入中提出40%分给有牲口、大车的社员户，作为偿还牲口、大车价款，其余60%归全体社员分红。东仙坡社以牲口、大车搞运输的纯收入中提出60%偿还牲口、大车价款，下余40%归全体社员分红。 　　解决以上问题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各社都注意了使原来的牲口、大车户，管理原来自己的牲口、大车。这样，既能启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能起到保护牲口、大车的作用。因此，社员们反映，这样解决问题是“三全齐美”。 ## 在三教寺养猪引起的风波 　　编者按：涿县联群农业社在三教寺内养猪，招致回农反对的事件，虽然平息在萌芽阶段，但是表明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是促使回、汉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党的组织应当把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调整民族关系，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干部中要经常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在处理有关汉民和回民之间的具体问题时，务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通过协商的方法，妥善地解决问题。 　　涿县西秧坊乡联群农业社是在去年由东、西秧坊回、汉组成的联村社，回民占社员总户数的41%，除去东秧坊有两户回民外，其余的都居住在西秧坊。去年在发展养猪时因安排不当发生了回民社员与干部闹纠纷的问题，曾一度造成回民对农业社干部的不满。 ## 一 　　问题发生在去年受灾以后，国家为了帮助灾民生产渡荒，发给该社副业贷粮3千斤（计划作豆腐），为了从多方面增加收入，社主任张凤龄（回民）提出了在开豆腐坊的同时，汉民集体养猪，回民养羊，此意见经过讨论形成了决议。会后李国兴等三人即开始安排养猪地址，原计划在东秧坊（因回民少）又恐怕回民买豆腐不方便，故又确定在西秧坊的两个汉民家里养猪，经检查条件不当（猪圈狭窄），最后确定在三教寺（地方很大）养猪。为标明猪由汉民饲养， 在三教寺单修院落，单挂汉民副业组的牌子，垒猪圈时有的回民也参加了。汉民王振山看到有回民参加垒猪圈，就编了两句顺口流“高级社真能干，回、汉民联合垒猪圈。”这话被旁观的回民张志忠听见后，报告了回教副主任张营，张听后非常不满，随即回家斥责其子张凤鸣（社内技术股长）说：“你领导的回民到底养猪啦！”其他回民社员也纷纷议论起来。 　　猪圈修好了，去年九月一日召开社务管理委员会研究了买猪问题，在会上汉民干部没表示任何态度，回民干部之间发生了争论。张凤双提意见说：“群众反映过回、汉民联合不能养猪。”徐宗显解释说：“人家汉民宝善养两口猪卖100多元，咱们社集体搞，汉民去作，碍什么？”随即你一言我一语顶起嘴来，最后社主任感到此事难办，便说：“别闹了，不弄它啦！换了我这社主任再养猪吧！”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九月二日，回民看到社干部养猪的劲头很足，以张凤鸣为首召开了回民社员会议（到会23名），反对在三教寺养猪。在会上除介绍了社委会上的情况以外，并颠倒了社主任意见，把“换了我这社长再养猪”说成“我这社长不当了也很养猪！”来激发社员的反感。当场阿訇和乡老表示了对社不满，会议未散乡长杨守礼（回民）赶来把社内统一掌握、回汉民分别经营副业和养猪问题，均向社员进行了解释，但仍未取得回民社员的同意。九月三日乡长去县开会，副业股长李来生等于九月五日买回去了七口猪，原计划的牌子也没挂就把猪赶进去了。回民们见到这种情况更激起了不满，当晚张凤鸣在清真圭召开了回民会议，研究抵制这种做法。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买猪若是乡长办的，就和乡长拼命，砸乡政府的牌子，推翻乡政府，总之，是谁办的就和谁拼命！”并当场组织了反对在三教寺养猪的签名盖章（其中党员53名）。最后张凤鸣向大家提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罢工、游行。”在此会议进行中徐宗显在屋外听见了，看事不好，将要溜走，被屋内人发觉，随即由两个回民民兵持枪提灯追去，揪住了徐的脖领子返回清真寺，并命令徐承认自己同意社内养猪之事，给他们签署了手续。 ## 二 　　问题发生以后，县委根据乡党委的汇报，即派统战部副部长，协同本县政协常委会高德功副主席赴该村进行调查处理。根据调查情况，召开了乡社干部和回民群众会议，通过阐明国家的民族政策，找出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社干部对养猪问题没有虚心和回民社员商量，进行了检讨；阿訇和乡老、回民社员等对问题发生后采取集会提出“反对某某人，拼命”和“罢工游行”等作法也承认不对。在本着各自检查缺点，互相提供意见的精神，取得了思想认识的一致，提出了最后的处理意见：对养猪问题，本着便于生产、互不干扰，大家满意的精神，确定了社内养猪还要搞。但在经营和地址上通过协商采取以下办法：地址确定在东秧坊第四生产队，统一由社管理，汉民养猪，回民养羊，分别经营，单独立帐，各负盈亏。收益分配30%交社支持农业生产，除扣6%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由社记工年终分红，70%直接分给社员，回民分养羊收益，如不平衡由其他副业收益补齐。为便于区分副业性质，并分别挂回、汉民副业组的牌子，以免使我误解。这样统一了回、汉民干部和社员的意见，解决了问题。 ## 三 　　（一）在回、汉民联合社的情况下，对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问题，必须本着民族团结，尽量照顾少数民族的原则，去进行解决。农业社集体养猪由汉民管理是不妨碍回民风俗的。但是社干部只考虑方便（地址好）、省事（垒圈用料近），却没有照顾到回民的风俗习惯，不经回民社员同意就主观的确定在回民聚居的三教寺垒好猪圈买了猪，这就必须遭到回民反对。 　　（二）遇事应和群众商量，“养猪”本是回教最忌讳的事情，安排不好就会影响到民族关系问题。但社干部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事先既没有主动的找阿訇、乡老和回民商量，又没有把社内副业统一掌握，回、汉民分别经营羊、猪的道理和方法向社员交代清楚，致使某些回民社员误认为“回民到底养上猪了。”汉民编出了顺口溜更使回民感到难堪，从而把问题引向尖锐化。 　　（三）从这个问题中，可以看到搞好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长期性、广泛性和复杂性，我们处理某一具体问题都必须作细致的工作，否则，小问题就会引起大风波。该乡党会委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注意到回、汉民杂居的社和一般农业社的不同特点，对该社养猪问题没有帮助社干部作详细安排，结果当发生纠纷后，陷领导于被动。 ## 社干部独断专行有什么坏处？ 　　编者按：社干部不公开社的帐目，擅自借用公款，挥霍浪费，社长专断地决定有关社员切身利益的分配问题，就必然会促使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闹事。红光农业社事件告诉我们：必须贯彻中央指示的民主办社的方针，切实执行定期公开收支帐目，有事和群众商量，社干部参加生产的三项重要规定，以便积极地改进社干部与社员群众不正常的关系。 　　唐山市郊区红光农业社是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占20个初级社合并组成的。共有计员2400户，耕地18000亩，分8个生产队。该社大部分社员是由小商小贩逐年转变为兼营土地的，生活水平提高，缺乏勤俭朴实的风气。解放以来，虽然粮食收获量逐年提高，但很少积蓄，每年春夏雨季有些户还须政府救济。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大力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社员的收入已普遍增加。如：该社1956年农副纯收入为469,091.76元，全年用工198.767个，一个劳动日应分红2.36元。五街生产队1955年余粮户只30多户，1956年就有120户。但是，由于社的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不民主的严重缺点，所以发生了社员闹事事件。 ## 一、闹事的经过 　　1957年1月20日晚，五街副社长张玉才（党支部书记）由总社回去和生产队长张德春说，总社决定每个劳动日按2.36元分红，但须从中扣0.65元的基金，实分1.71元，当时张德春就很不满意。1月21日上午张把这消息说给社员庞志远（富裕中农），庞志远就非常不满地说：“先说2元8，又说2元3角6，这回又1元7，再过两宿就没了。”张德春说：“照这样不行，咱们得开个会。”庞、张就叫社员孙翠英、常玉兰召集该队社员开会（五街是一个生产队），并主张把张玉才（副社长）、胡士臣（生产队长）两个人绑起来。社员莫士武说：“总得把两个社长绑上吊起来，饿他四天五天的。”有的社员说：“社长也不用了，把社干脆推倒，各干各的！”庞说：“得找绳子，绑上就倒刨猪抬着去红光社。”并说：“谁要走露风声就先把他打死！”庞叫大家到红光社，因为意见不一致上午没有去。晚上庞、张为首集合80余人首先找到张玉才、胡士臣，让他两人跟着找社长去要钱，张、胡向大家解释时，庞志远和张德春就已准备好绳子要绑，在社员的逼迫下张玉才、胡士臣只得跟着去社办公室。到办公室因没有找到社长，社员就大闹起来，当时镇委副书记张树青、派出所长崔洪勤、镇长赵国元也赶到向社员解释说：“对分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这样闹，可等社长回来再解决……。”社员不听，最后由张树青、赵国元出面答应次日下午四点答复结果，社员才散去。22日上午庞志远、张德春又在大庙召集约百余名社员开会，并发动了89名社员签了名，按了手甸，准备要求退社。 　　社员21日晚上在社的办公室大闹以后，区委夜间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22日上午派区委文教部长张化童，宣传部长光辉协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深入社员中进行工作，当到达五街时正当社员开会，只好到大会上向大家解释，但社员不容分说，只提要钱，并派人把守庙门不许干部出入，经过半天的相持，最后社员提出三点意见：1、把扣除的0.65元基金先扣一半；2、要求社算清帐目；3、允许把大社分为小社。为了缓和局势，由区委宣传部长光辉同志答应可以考虑大家的意见，分社只要大家都同意可以分，但须与区委研究后决定，区委同意后还会支持你们的，算帐和扣基金问题，可与社研究解决。同时向社员说明如此闹下去问题更不好解决，并提出大家可选出代表来研究解决办法，以免耽误大家的事情，并答应在23日上午给予答复，至此，社员选出了七名代表后散去。当天下午两点，赵庄生产队又有社员赵连珠连续三次腰插宰猪刀、菜刀和绳子到社长家和生产队办公室找社长陈玉楼要钱，并大嚷：“杀三个两个的，找社干部算帐”。第一次持刀走至社长家门口，被社员赵玉歧、赵国荣劝回，赵玉歧并把刀给留下；赵又从家拿来一把菜刀和绳子到处找社长，因没找到就去生产队办公室命令会计陈少卿停止分红，追问分给赵全义的钱是谁办的（赵全义三口人分20元），分给我11元是谁决定的（谁家七口人），经陈再三解释，并答应自己借给他40元，赵才离去。同时也有一些社员对赵的行动表示同情。其他各队情况也很紧张，社员也互通消息，准备参与行动。 ## 二、闹事的原因 　　（一）社的规模较大，社干部缺乏管理大社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虽然副业搞的还好，收入增加，但是因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工作方法生硬，社员有很多意见。如社长陈玉楼事事包办代替不与社员商量，对待社员态度生硬，整天的限于事务圈子里，就是队里一切工具或零星东西，也都须要他自己筹划，遇有应付不周社员就不满，甚至影响生产。 　　（二）该社副业生产收入较大，对困难户给了很多照顾，但解决困难户的吃穿问题不够普遍，照顾的不平衡，有些真正没吃少穿的不及时解决，有的社干部本来不困难反能由社预支款。如社长陈玉楼，副社长唐志成等都由社支款，他们有时在饭馆大吃大喝，任意挥霍；会计赵连魁由社支款300余元，买了自行车和手表，还经常在社员面前夸富。贫雇农社员借款过多，而对中农社员借款限制的过严。因此，没有借到款的贫困户和中农户有的说：“合作社是一座阎王殿，陈玉楼就是阎王爷”。还有的社员说：“合作社许进，不许出”。意思是说，社员可以向社投资，社员困难时就不能向外拿钱。 　　（三）高级合作化以后一年来，社的帐目从来没有向社员公布过，社员只看到收入看不到支出，曾提出：“社里一麻袋一麻袋的进钱，怎么没有看到花钱呢？”确实社里的副业收入很多，但是没有向社员公布收支帐目，使社员心中没底，怀疑社干部有贪污。有的说：“社干部大吃大喝，买车子、买手表那里来的钱？” 　　（四）该社原计划每个劳动日2.8元，在决算时公布每个劳动日实分2.36元。因生产底垫就占去了25万多元，此款在头一次决算时忘掉扣除，所以分红时社里决定每个劳动日扣0.65元的基金，按1.71元分。但是有的队在“边打边分”中所分的粮食已经接近了2.36元，还有的超过了2.36元，这次决算分红各队分到的现款就不一样，有的队不但分不到现款，一算帐还得退钱。这个情况事前没向社员讲清楚，甚至连社干部也不完全知道，分红的决议没有经过任何会上讨论，只由社长陈玉楼，副社长李恩隆二个人一研究就决定了。如副社长杨树青说：“分红的事连我都不知道”。这就使社员更加怀疑起来。再加分红已经晚了些，正值春节将到，部分社员急等分红过年，当一听到每个劳动日按1.71元分红，分到现金很少，有的一文钱分不到，还有的一算帐还须退钱，所以发生恐慌。认为劳动了一年连春节也过不好，有些富裕中农因减少了收入，对社也不满。这就造成了闹事的条件。 　　三、在事情发生以后，即由区委书记列车同志专门掌握情况，连续召开了会议研究事件的起因和平息办法。由于22日在会上暂时应下了五街社员所提出的要求，局面缓和下来，区委立即抽调了区、镇20余名干部在列东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各队社员中，首先从党员到社员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社员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同时，对社员的生活情况也摸了底，教育了少数不困难叫喊困难的社员， 弄清了那些是真正有困难的。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和有代表性的座谈会，对社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既肯定了成绩和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揭发了社干的缺点和错误，使社员都说出了内心的话，凡是社员的正确意见均给予了支持。除清查社内帐目外，对过年真正有困难的社员，采取了从本社有富余的社员手中借出1000多元和从银行暂贷了2000元的办法，帮助他们过年，社员表示满意。 ## 三位乡党委书记回避矛盾的结果 　　编者按：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否认矛盾的存在，不应当掩盖矛盾，领导者的责任是发现矛盾，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根据矛盾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方法， 积极地解决矛盾。遇到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回避的办法，必然会促使群众用非常方法要求解决问题。这篇文章就是说明了上述道理。 　　1957年1月26日夜11时许，涿县冯村乡9名农业社社员到县委会申诉社内财务混乱，不给社员分红等问题，同时还派代表连夜赴保定地委申诉。县委于27日早晨抽调干部准备专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该乡党委委员胡海（兼生产站长）等党员干部带领干部社员百余名到县委会、县人民委员会请愿，并在街上大喊大骂“不他妈过年了，谁也别想过安定！”“这是什么共产党？”等等。 　　为了平息事态，县委立即派县委委员、公安局副局长赵祥、原该区区委书记张海洲、区委王作等三同志赶赴该乡调查处理。工作组干部到乡后，经过与乡党委交换意见、座谈、访问等，查明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如下： 　　一、冯村乡先锋社，是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由11个村社并成的大社。建社一年来，从未向社员公布过帐目，社员经常议长论短，说冯村“占了大伙的便宜”等。去年12月底决算分配公布后，冯村、花园、夹河、大邵村、丁蒋庄五个村比决算数超分 45312.30元。其中仅冯村即超分37770.89元，小邵村、石桥、百尺竿、大泉庄、杜村、豆庄六个村比决算数少分20643.74元。对此，社员更为不满。决算时社委会虽规定：于1月24日（即腊月23日）以前，超分的还清，不足的补齐。但拖到1月24日社内仍没有钱，超支的村不退，说：“社内一天不弄清，一天不退款”。少分的村社员急于过年几次到社要款，1月24日少分红的社员齐集社内要钱时，社干部觉得难办，都躲开不见。于是社员又到乡请示，乡党委书记芦泽民、乡党委第二书记田振清、副书记张文生三人答复召开各村负责干部会解决问题。乡党委立即召开了各村支部书记、党员干部会，讨论超分退清、少分补齐的问题，但会议陷入僵局。正当需要领导干部当机立断地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乡的领导干部们不是分析情况找出原因主动地解决问题，反而采取了躲避困难、回避矛盾的错误做法。乡党委第二书记见问题“缠手”，即离开会场回县“过春节”，党委书记也婉转地找了个借口离开会场不归，党委副书记张文生在问题面前也无能无力，气愤地向到会干部说：“你们谁有能耐谁要，这儿没办法，反正得大闹先锋社！”会议至此不欢而散。各村支部书记回村后，向社员介绍了在乡开会经过，多数社员听了，感到无望，愤愤不满。于是，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聚集百余人，到县请愿。这是发生请愿事件的主要原因。 　　二、乡、社干部自私自利，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也是酿成这事件的原因之一。比如社干部私自借用公款，长期不归。社主任王贵良一人，就借公款达500元。乡党委书记芦泽民到冯村青年生产队吃请，引起社员不满，有的党员干部质问：“共产党员吃请对吗？”在秋季预分时，根据乡党委书记芦泽民的意见，主观地作出“为了刺激社员生产积极性计算工分只截止到9月底”的错误决定。经县发觉纠正后，劳动日值由虚假的1.7元降到0.97元。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曾引起了社员反对。再加上超支不还款，社员年前急需用钱，怨言载道，纷纷议论：“这年没法过了，和他们说理去！”因而群起到县请愿。 　　问题查清后，首先召开了乡党委会议，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对乡、社几名有关的干部进行了批评。而后在工作组的协助下，分村召开了社员会，讲清道理，表明解决问题的决心，并从超分的队中动员出粮食总值12388元，按欠分数的40%分给各村，并由乡、社干部直接到欠分村发款和道歉。此外，并向社员表明了态度，春节后重新组织力量，清理帐目，而后正式公布决算分红。这样处理后，社员一般满意，感到心平气和，一致反映：“早去县委提意见，问题早就解决了”。 ## 东庄村群众在选举时为什么游行示威 　　编者按：这个事件是给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一个严重的警告。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束庄村有些干部的独断专行、强迫命令与群众迫切要求民主的矛盾，早就存在，而且很尖锐。李义等人曾多次到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可是县、乡领导上，总是主观臆断地认为他们是操纵落后群众破坏工作，而看不到少数人的意见里面也包含着群众的正义呼声，因而采取了逐级推托不加理睬的官僚主义态度。当群众看到只是反映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采用了游行示威的办法。这个事件表明：领导干部必须虚心倾听群众的反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 　　易县东邵乡东庄村在1956年11月19日夜12时发生了近百名群众游行示威事件。经过是这样：东邵乡党委会和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八名人民代表候选人，于11月15日交群众讨论，群众只同意其中的妇联会主任张淑芬、社主任赵振海，不同意其他人，因此又提出了八名候选人（内党员二名），群众仍不同意，村干部对群众的意见不作认真研究，仍固执己见，使选举形成僵局。县领导发现此事后，于19日晚派区陈特派员和县兵役局曹秘书前去解决。到村后，曹去开支委会，陈去找李义、张国栋等人了解群众意见，进行解释工作，当即有50多名群众找去纷纷反映干部的毛病。这时有的村干在墙外偷听，被群众发觉一哄追去，即趁势形成游行，很快集合到近百人。他们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反对坏干部；擦亮眼睛，不选坏蛋和特务（伪军通称）。”到每个干部门口根据不同情况喊口号，差不多主要干部门口都喊了。从夜十二点到两点转遍大街小巷，最后到街心，被曹、陈二人拦住，对游行群众进行登记（不应该登记——编者注）、解释，游行才告结束。 　　事件发生的次日，县以检察院、法院、公安局长等八人组成工作组（遇到此类问题派三长去解决，容易引起群众的误解和反感——编者注），立即到村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进行教育，并广泛的搜集和调查对证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将群众原同意的赵振海、张淑芬作为候选人，又重新提出六个代表候选人，经群众讨论基本上同意后，进行了选举。 　　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自私自利，严重的脱离群众造成的。首先是社内经济不公开，该村办高级社一年来社内的财务收支、收益分配等，从未向社员公布过帐目。农业社第三生产队的小麦没有过秤即入库，社员质问时，社干部说：“估计一下就可以啦。”向社员分配时，由副社长李凤歧掌秤，三队少给赵维臣、赵善奎各十多斤小麦。二队购买的公债券让麦秋拿粮，11月份才发券。秋前社员支不出钱，而社主任兼财务股长田芝，娶儿媳支出170元。村、社干部几乎全部吃了贷粮，而群众刘老汉因没粮每天吃咸菜喝水却不贷给。社员们说：“他们也没有别的进项（指村、社干部），我们穿粗布，他们洋布都不穿，穿斜纹，我们连买油盐钱都没有，他们一包子一包子的往家切肉。”再者是社干部作风不民主，一手包天，对社员态度强硬。如社干作主开了一个烧饼果子铺，一个药铺，结果烧饼铺赔钱关闭，药铺贵重药品村、社干部赊去不少。社员赵洪才提出将坑泥（肥料）中的石头拣出，以免上地砸坏麦子，社副主任兼治保主任陶兴说：“他瞎出主意，错了算谁的，这没他的事。”社员徐恩、郭来喜等人说：“这倒好，把地入到社里，还找个活祖宗管着！” 　　有些干部违法乱纪，更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去年8月，治保主任陶兴、委员徐盛才、中队副郭来兴等主观断定本村李殿甲企图强奸军属李素琴被吊在树上刑讯，除干部动手踢打外，陶兴还指使素琴用锥子扎。并不断喊吓群众说：“二寸白条送法院。”群众流传说：“你别张翅，你别闹，架不住给你戴上个歪巴帽，不是特务就是大佛教。”对于这些问题，李义等人曾多次向乡、区、县反映，但始终未得到适当解决。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 　　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干部之间不团结，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偏听偏信，使干部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反而日渐恶化。党内矛盾的一方面是李义等人。李义1952年入党，预备党员，任村青年团副支书。据他说：1953年统购时党内延长他半年预备期，李不满，支部让其退党，1954年县委的组织员康××又准予为预备党员，但以后支部不让其参加党的会议。为此，李于1955年春给区委去两次信，后又到县、省委机关去过三次，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省虽指示县解决，但县委始终未去人处理。因此李对干部抱有意见。接着在秋收分配时，李义等发现社干部用秤小，引起社员普遍怀疑。第三生产队40户社员签名派李义、张国栋、张记云（复员军人）于10月19日到乡，20日到县委农村部，后又去一次，要求解决社内问题。但县领导上始终未派人到村深入群众听取反映，作适当处理，只指示区、乡解决。区、乡干部总是偏听偏信，出不了干部圈子，看不到群众正确的意见和合理要求，总认为该村的问题是被撤换的干部操纵落后群众捣乱，破坏工作。连县领导上也是这样认识。因此，没有虚心采纳群众的意见。11月2日群众又派代表到省委办公厅要求解决问题。这样使部分社员群众与村、社干部的对立情绪更加尖锐。 　　从上述材料来看，这个事件充分反映了群众对扩大民主、对财务公开的正义要求。经过选举，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群众和村社干部之间仍有隔阂。有的群众说：“如果不撤换他们，就别进我们的园子地。”并说：“社选时再说！”村、社干部对抗情绪也很严重，如说：“我们的问题交代出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他们（指李义等）也得受逮捕，不然今后村中工作没法办。”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县委派了得力的干部通过整党整社开展了批评，发扬了民主，明辨了是非，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改选了社务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从而选掉了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充实了公道能干群众拥护的领导人员，群众一致满意。 ## 及时解决对群众的粮食供应问题 　　编者按：我省粮食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粮食产量的提高赶不上群众对粮食需要量的要求。这个矛盾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更为明显。因此，各级领导上在青黄不接之时，应对本地区粮食供应工作，有重点、有计划的进行深入检查，向群众进行节约粮食的教育，发现和解决粮食供应制度上不合理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一些群众由于正当的原因而造成吃粮不足的问题。徐水县河西村群众请愿事件，就是由于乡干部对缺粮群众的要求抱着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是号召节约，不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缺粮问题而引起的。 　　徐水县河西村共131户，640人，去年收获粮食22万多斤，国家供应3万多斤，全村每人平均粮食407斤，按说是够用的。但是，该村连年遭受水灾，户与户占有粮食不平衡，去年麦收后部分群众吃粮有些浪费，加上坏了一部分红薯，因而有些户的吃粮接不上新粮。 　　今年3月中旬，该村有不少群众不断找村干部要粮，村干部曾三次到乡请示，但乡级领导干部总是说“号召群众节约”，而没有具体帮助解决缺粮问题。该村干部看到乡里不帮助想办法，情绪不高，回村后对要粮群众也就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因而在3月21日造成该村62名群众集体到保定专署请愿的事件。经过耐心的说服解释，请愿的群众才勉强回村。 　　事件发生后，在专区的帮助下，县委立即派出干部，协同乡干部到村进行工作。由于工作组在开始时没有首先解决村干部的抵触思想，所以前三天虽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没有解决问题。工作组发觉了这一情况，便在党的村支委会议上，进一步贯彻了粮食政策， 说明了国家不能再增补粮食的原因，提出必须依靠做好余粮调剂，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并且指出，党支部事先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对的，听到群众要请愿的消息以后，不报告上级，也不向群众进行说服解释工作，这更是不应该的。在会上明确了必须以党支部为主进行工作，积极解决一些群众确实吃粮不足的问题。干部思想通了，接着便召开了全村党、团员大会，着重进行了节约粮食的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事前充分做好了准备工作，召开了群众大会，有20名干部、党团员共自报节约粮食545斤，接着有23名群众对节约粮食也表示了态度。在群众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全村共调剂出粮食1251斤，解决了32户真正缺粮的问题。同时对请愿群众进行了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集体请愿是不对的。 　　在这次请愿的59户中，有余粮的9户，余粮变缺粮的12户，缺粮的38户。粮食够用的户也跟着闹，有的是怕以后缺了粮不好解决，而提前“挂号”；有的是生活上困难，打算从中要求一些救济款；个别的本来是到保定串亲戚，也随着去请愿，企图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事件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该乡政治思想领导薄弱。该村党支部近一年来很少开会，党员的组织生活会也很不健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更不够，因而党支部起不到应有的核心堡垒作用，部分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较低。事件发生以前，党支部是知道的，但并未采取措施，进行劝阻，而是任其发展。事件的发生与乡党委的官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事件发生以前，村干部曾三次到乡反映群众缺粮情况，请示解决办法，但乡党委并未提起注意，总是以“号召群众节约”作原则答复，因而促使了群众请愿。 　　通过处理这个问题，徐水县委突出感到有两点体验。第一，事件发生后，应首先深入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源，分清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的性质采取解决的措施。这个事件县委认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其中有实际困难，也有思想问题。因此，他们一方面注意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对某些群众的 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教育和适当的批判。第二，正确处理群众闹事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起初，由于工作组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没有及时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因而对问题的处理走了一些弯路。经过先党内后党外统一了思想认识以的一，才很快解决了问题。 ## 苗坨、小马庄缺粮社员抢分粮食的教训 　　编者按：这是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因工作组干部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而招致的两个村的缺粮社员强制社干部分掉农业社内存粮5万多斤的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了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当一项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时候，领导干部不要强迫群众按照个人的主观愿望办事；而是要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反映，细心地观察和分析原因，通过发现和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推动工作前进。 　　滦县小马庄乡苗坨村有51户缺粮群众，于去年12月11日分掉农业社库存粮21500斤；过了3天，小马庄68户缺粮群众于14日分掉农业社库存粮29700斤。 　　小马庄乡苗坨农业社包括小马庄、苗坨、贺庄、游观庄等4个村，全社共658户，去年秋后分红结果，有余粮户393户，余粮250,104斤；有缺粮户265户，缺粮122,961斤。1956年全社增购粮食任务82万斤，加上增产增购任务5万斤，合计统购任务87万斤。当时除分给社员应得报酬以外，农业社库存大批粮食。社干部为了及时完成统购任务和减少农业社保存粮食的负担，确定先将一部分库存粮卖给国家，并积极组织了送粮入库。去年11月底，全社已完成统购任务（入库）48万7千斤（占总任务的56%），这时库存粮只剩138,830斤（计算不实，实际还多），社干部怕从余粮中买不出余粮，无法保证缺粮户的供应，便卡住库存粮，不再送入国库。这时，对余粮户的说服动员工作没有跟上去，余粮户还未开始卖粮， 该社统购工作便基本停顿下来。 　　粮食工作迟迟不前，工作组和乡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社干部怕不能保证缺粮户供应的思想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全社余粮户的余粮数字很大，将余粮户粮食调剂给缺粮户，余粮数字相抵，尚余粮127,143斤，所以工作组和乡干部认为还是应该先将库存粮全部送入国库。并三番五次督促社干部送粮入库。社干部有顾虑，不行动，并向工作组介绍往年粮食统购工作的困难，主张先对余粮户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卖出余粮后再组织车马送粮入库。工作组认为产量尚未查实，不宜急于动员卖粮，要推进工作，必须对社干部进行批评。结果越批评越抵触，社干部把不满情绪带到群众中去，从而引起缺粮群众的顾虑和不满。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怕不保证供应，怕挨饿。工作组和乡里不了解群众的思想顾虑和要求，仍继续督促社干部送粮入库。并于12月10日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责成党员干部必须保证把农业社库存粮送入国库。会后，群众得知这个消息越发增加思想顾虑，缺粮社员说：“这那是卖余粮，分明是卖缺粮户的粮食。”第二天苗坨村在装车送粮时，便被缺粮社员阻挡，全村51户缺粮户迅速集合起来，酝酿分掉库存粮食，当日强迫社干部按供应标准把库存粮分给各户。事后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社，过了3天，小马庄68户缺粮户，学习苗坨的作法，也迫使社干部分了2万9千多斤社内库存粮。 　　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1）领导干部有主观主义思想。由于工作组和乡干部主观臆断，固执己见，不虚心听取社干部的建议，并无根据地怀疑社干部，认为他们思想有毛病，因此，产生了思想隔阂，脱离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不积极工作，统购政策不能通过他们贯彻到群众中去，群众不了解政策，产生了思想顾虑，造成了思想混乱，直至闹出事来。 　　（2）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点。在统购工作中，工作组和乡党委没有很好依靠基层组织，把政策、任务交给全体党员，而是单枪匹马的进行工作，遇到困难才要党员保证，但又未详细贯彻统购统销政策，交给办法。事态平息以后，全体党员提出：“往年搞粮食工作我们整天忙，今年闲着没事干。”因为没有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很不成熟，群众中产生了某些思想顾虑，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 　　（3）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工作组和乡干部存有单纯任务观点，只注重入库进度，不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一味督促党员干部赶快 送粮入库，并且认为只有把库存粮卡紧，送入国库，才能激发社干部积极去作余粮户的工作。同时，在苗坨村发生问题的前一天，群众就曾经酝酿分库存粮，村干部及时向工作组和乡干部汇报了情况，要求派人去帮助进行工作，防止抢分粮食。工作组和乡干部却说是社干部搞的鬼，并严厉斥责社干部苗广林说：“你们不让分，社员就不敢动，少一个粮食粒由你负责。”这种老爷式的态度，使社干部感到很失望，使本来还可以设法挽回的局面，竟造成把群众逼到非枪分粮食不可的地步。 　　县委发现这问题以后，立即由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由县委常委梁兆清同志率领前往解决。当检查组到苗坨社以后，通过干部了解了情况，对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确定了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问题。按群众分粮情形，由生产队长等干部主持，按各户缺粮数字，分足口粮，不仅过秤而且记了帐。所以必须通过检查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检查组明确思想认识和工作方针以后，通过党、团员会、烈军工属会、干部会，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在会议上批判了分粮的错误行为，表示对缺粮户保证供应，购粮工作组长孙朋同志在党员干部会议上检讨了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错误，干部和党员表示满意。在群众初步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经过党、团员带头群众把抢分的粮食退了回来。起初有几户思想比较落后，坚决表示不送回粮食。检查组对这些户采取了等待、说服的方法，在群众的带动下，他们终于觉悟了，自动地把粮食送回仓库。至此事态平息。由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稳健，所以群众的反映良好。检查组刚到村时，有的群众背地议论：“政府对这事绝不会善罢甘休。”后来许多群众却说：“人民群众有了错误，批评批评就算了，政府还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承认了错误；过去的政府，人民有天大的理由，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啊！”“想不到这事会这么解决下来。” 　　两点体会：（1）人民群众闹起事来，不论这一事态的表象如何，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进行全面分析，弄清闹事的性质和起因， 不可鲁莽行事。在群众强制分粮的过程中，有些乡干部也认为是反革命和敌对分子所煽动起的破坏行为，要求逮捕有社会背景的人（这一事件的参加者）。检查组没有这样做，考虑到人民内部问题虽然容易掺杂着敌我问题的因素，但是如果不全面的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性质，而草率从事，先行捕人，不仅会发生错捕，而且会在群众中造成恐怖气氛，使群众增加不满情绪，招致事态的复杂化和扩大化。经过调查研究，弄清了问题的性质后，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2）发生这一事件的主要因素，固然是干部的主观主义和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所造成，但是与县委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密不可分的。县委在粮食统购工作中着重要任务、追进度，缺乏对全面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未能及时的根据工作发展变化情况，提出问题教给解决办法。这是促成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事件的发生县委是有责任的。我们要接受这一教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 官僚主义者逼出了工人请愿 　　编者按：有些工人请愿事件完全是被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逼出来的。保定市房产公司一工区发生的工人请愿事件就是一例。这个公司和工区的某些领导干部，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予考虑和答复，反而说提意见的工人是挑皮捣蛋。这种被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逼迫而推选工人代表几次请愿，是完全合法和正常的行动。 　　这一事件说明：要想避免工人请愿等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痛痒，重视群众的呼声。对于群众合理的要求，而又能够办到的，要及时办；对于群众不合理的要求，或合理但当前办不到的，要及时解释。对于好给领导提意见的工人，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应该看作是关心党的事业的一种好现象，绝不能对他们采取冷淡的态度，更不应该粗暴地给他们扣上挑皮捣蛋的帽子。 　　这一事件还说明：必须下决心克服基本建设中的设计计划下达迟、变更多和赶工、抢工等不良现象，否则，基本建设施工中的混乱、窝工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而且也会造成国家资财的巨大浪费。 　　保定市房地产公司一工区有工人400名，1956年第四季度由于任务增加，工人骤然增至900名。因管理混乱，工人长期达不到定额，不能及时照发工资，于去年11月28日造成薛建英、韩树堂两队12名工人，代表150名临时工向市人民委员会和工会请愿的事件。 ## 一、事件发生的过程 　　薛建英工程队在保定市蔬菜公司工地施工。由于工区盲目地调配劳力，由20多名工人增至50多名，形成拥挤、窝工，工人生产一般只能达到劳动定额50%，因而部分工人要求辞退不干。队长薛建英曾屡次向施工员李振国反映，并要求迅速解决，但是，李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指责薛建英说：“手艺人就是凭手艺赚钱，达不到定额是手艺不好，何必找这找那？”薛气愤不过，于去年11月18日直接向工区领导请示。工区答复：曾请示公司按80%发给工人工资，可是公司没有批准。薛11月21日又跑到公司找党的总支书记和工会干部面谈，但也未得到明确答复。薛建英最后只得再度到工区要求解决问题，工区支部书记刘兆炎反而认为薛是故意的挑皮捣蛋，拍桌子大怒说：“这里是办公室，到外边吵去！”由于往返屡次不能解决问题，工人便开始活动，商讨对策，推派薛为代表，于11月27日代表45名工人到市劳动局请愿。 　　与此同时，韩树堂队在保定旅馆工地施工，也因同样原因不能达到定额，并有55天未发工资，工人吃饭借饭票折款达900多元。去年11月22日工人推派芦金桂、吴会东、张明为代表到工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遭到施工员批评说：“你们的工程质量不好不检查，为工资跑的这样紧，等我用大平尺考考你们（意思是检查他们的工程质量）再说。”工人更为不满。当天下午有部分工人揪住队长韩树堂要工资，韩即协同工人一起找党支书刘兆炎，又同样受到了批评，于是当晚即有工人到劳动局请示，劳动局答复让房地产公司迅速发放工资，同时工会也屡次向支部反映情况严重，但都未引起领导重视。遂在11月28日请愿的70多名工人选出11名代表到市劳动局、市工会请愿。 　　致此才引起市和公司领导的重视。组织了市建筑工会、劳动局结合房产公司干部分别在去年11月28日、29日，召开了两个队的工人代表座谈会。首先，工区、公司领导上作了检讨，对达不到定额的按定额80%发给工资，并征求了工人的意见。经过讨论，工人一致表示满意。有的工人并说：“我们也有许多缺点，有的工人干活偷懒，不听指挥，也应克服。”随后又召开了职工大会，由公司党总支书记董忠、工区支部书记刘兆炎作了报告，认真检查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达不到定额的原因，并提出改进领导的具体措施，请愿事件始告平息。 ## 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1）市委和市基本建设部门工作不深入，工区领导力量弱，公司领导上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他们不了解下情，见到完不成计划就对工区领导上一味的批评，因而形成逐级强迫命令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单纯追逐完成计划数字，不能认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造成工人请愿事件的根本原因。 　　（2）忽视工人利益，不关心工人疾苦。市委曾经规定：“因为工人增加，工人达不到定额者，最低按计件工资80%发给工人。”但房产公司没有认真执行。更严重的是当问题发生后，在约定本市建筑工会、劳动局等部门派干部到工区解决此问题时，党总支书记董忠和副经理崔景章都去看戏，无一人到场。可是这种官僚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已分别作了处理）。 　　（3）随着任务的增加，工区管理和技术力量薄弱，而市基建部门和公司没有具体帮助解决问题。再加图纸下达晚，设计屡次变更，有的图纸，预算未全部制出就开始施工，有的工程已竣工还没有预算。这就造成工区管理混乱、盲目调配劳力、形成窝工浪费、达不到定额的不良现象。 ## 三、几点体会 　　（1）这次事件表明，该市基本建设部门的领导上不关心工人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工人请愿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基本建设部门必须深入工作，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具体帮助，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要认真地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并纠正市领导部门忽视小单位，只奔大户的不全面的领导作风。小单位领导力量弱、政策水平低，需要领导的具体帮助，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造成损失。 　　（2）加强基本建设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劳力调配工作。基本建设工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并且多是临时工，生活比较散漫，组织观念薄弱。同时，基本建设工作变动性又比较大，因而必须加强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否则，极易发生问题。 　　（3）工人对问题的解决表示满意，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但由于在解决问题时，对某些工人的消极怠工的行为批判不足，个别工人也产生了一闹就能解决问题的思想，因而，也助长了某些工人达不到定额就要求领导补助的消极情绪。事实证明：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是非分明，不仅对属于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要认真揭发、批判和纠正；对于工人的错误思想也要耐心教育，适当的批评。这样，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 ## 宣化镇装卸工人的两次请愿 　　编者按：从宣化镇装卸工人两次请愿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个工人组织中党的工作者是十分薄弱的，党员的思想觉悟是不高的。前一事件是党支部和党员为了个人利益，带头组织请愿；后一事件是党员为了个人利益，跟随坏分子向行政当局闹对立。 　　从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得出了什么教训呢？ 　　第一，在未固定的临时工人中，必须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有任何的放松，上级党委要定期检查，克服无人负责的现象。 　　第二，在处理人民闹事的事件时，不要先去寻找和打击坏分子，而应当积极提高群众觉悟，要适当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其中如有坏分子煽动闹事，我们只要有所警惕，积极地做好群众工作，经过教育解释，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必然会把他孤立起来。 　　张家口市宣化镇搬运站共有搬运工人598名，其中经常在龙烟一分厂工作的350名（党员44名、团员27名），在下花园煤矿工作的64名。 　　装卸工人工作不固定，业务不正常，收入忽高忽低，甚至有时没活干，生活没保障，感到没前途。去年工资改革时，看到其他工人特别是建筑业的临时工人的工资都进行了改革，他们便不断向党中央、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全总及市有关单位写信或直接询问，反映他们的工资为何不改革，工作为何不固定。对此，张家口市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门研究，根据省交通会议提出的“搬运工人逐步固定给使用单位……”这一精神，认为可以解决。接着即由市工会、劳动局、搬运公司共同组成工作组到宣化镇，在镇委统一领导下，解决一分厂工人固定问题和下花园64名工人的工作问题。 　　关于龙烟一分厂的装卸工人固定问题，因该厂正需用791名长期工，故表示同意。工作组协助双方研究了固定条件、身体检查、工龄计算、工作步骤等，先后召开了党团员、干部、职工大会，并组织了讨论，在讨论中工人们提出了5个问题：（1）在龙烟已工作了4年不应再检查体格；（2）工龄应与搬运站工会合并计算；（3）劳保福利与长期工同样；（4）工时应当由12小时改为8小时；（5）固定后工资多少？工作组对工人们提出的这些问题，经过研究，当时都作了答复，提出了解决意见。但在最后研究确定时，龙烟铁矿与搬运站双方领导上互争条件，拖延时间较长。这时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了，去年12月21日龙烟一分厂接到上级指示，原批准的791名工人一律停止录用。工作组感到已宣布固定，并进行了体格检查，不录用有问题，随即由龙烟和市劳动局共同派人到中央治金工业部人事司和劳动部请示，均未批准。工作组研究下一步工作，决定先召开工人代表会，征求对工作中的意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再宣布不固定。今年1月3日召开了工人代表座谈会，会上提出了28条意见，主要的是：（1）为什么检查了体格不转正；（2）为什么工资不改革；（3）劳保待遇为什么和长期工执行不一；（4）11、12月份装卸超时奖金为什么不发给？以及工具、防护用具及住宿设备等问题。根据工人提的意见，工作组研究后，认为工资改革、转正、劳保待遇等问题给以解释，其余问题答复全部解决，并确定了解决的时间和负责人。但实际拖延到15日才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答复工人的意见，说明不固定为长期工的原因，虽然大部分工人表示同意，但是思想上并未完全搞通。 　　由于工作组拖到15日才答复，工人等的急躁，引起思想波动，工作消极，以支部副书记罗占宽为主，鼓动工人去中央请愿。今年1月8日找人写材料，组织支部委员、工会正副主席、团组织委员、行政队长等15人（其中党员10名、团员2名、群众3名）研究请愿和通过材料，并在材料上以党、政、工、团的名义盖了章，从15人中推选了两名代表（党员1名、群众1名）准备去北京请愿。当天召开工人大会，宣读材料，征求大家同意之后，把材料拿到宣化搬运站总支，总支只提出以党、政、工、团的名义是否好的意见。10日工人代表到中监委请愿，中监委批到全总解决。 　　工人代表去北京后，工作组到16日才向市委汇报了这一情况（主要认为几次请示都不行，工人去也是白去，回来也就安心了）。当晚市委召集有关单位研究，让搬运公司许经理、镇委副书记罗志宽、劳动局董秘书等人也去北京共同与中央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他们到京后把详细情况向赖主席作了汇报，赖主席认为：“这部分工人固定是二中全会以前研究的，是个旧问题，又检查了身体，不固定的确不妥。”因此，即与冶金工业部王部长联系，王部长答复：“同意固定，条件可与钢铁局研究。”通过与钢铁工业局马局长研究，也同意固定，但要按原来的条件办理，而赖主席的意见是同意全面移交，最后马局长让当地市委决定。市委召集有关单位研究确定：工人中有发展性的症症者不能工作，可留搬运站治疗，并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有微病能继续上班者即可转为固定工。按照这个原则进行解决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关于下花园64名工人的工作问题。这批工人在下花园做工，到去年12月初因合同期满，派代表三次到宣化找市工作组解决工作问题。工作组和龙烟一分厂联系打算将这64名工人也固定到该厂，经双方研究同意，并于12月15日向工人作了说明。23日工作组又接到龙烟铁矿不固定的通知，经研究决定64名工人改为作矿石加工的临时工人。工作组于25日去下花园向工人作了说明，同时对暂时生活确实困难的补助了一部分安家费用。29日即到一分厂工作。当时工作服不足，只能解决一部，其余的逐步解决，并作了说明。只因工人感到矿石加工不好干，要求到装卸队工作，强调工作服不干净有细菌，没毡鞋不行，30日全部没有上班。经有关部门研究，答应先解决毡鞋，工人才勉强接受了。会后工人阎万元（是国民党员，当过伪青年军排长、国民党宣化城防司令部参谋，1952年被我劳改释放后，在下花园倒粮队工作，他听到要调往宣化一分厂一部分工人，而私自和工人调换来宣化），找到部分工人又进行煽动说：“领导上有偏差，我们原来是作装卸工作的，为什么叫我们作矿石加工，咱们还得和他闹，选几个代表去找工作组。”当时以阎万元为首的5个人互相提名，最后又拉上史拣振（共产党员），共6人，以阎为主，当天晚上就写好了材料，第2天找工作组，并让当天晚上12点答复，经工作组再三解释说9日一定答复，他们才回去。当晚他们召集工人开会，阎万元在会上说：“搬运站没有答复我们，咱们先去找几个家中最困难的，人口最多的去闹。”这时院内、街上、门口都放了岗（有些积极分子已被监视起来），会后50多名工人就围了搬运站，问工作组馒头好吃？窝窝头好吃？为什么有馒头让我们吃窝头？这时代表们也跑来了，特别是阎万元以惊慌的样子说：“不叫你们来你们就来了，你们要我们这代表干什么，好我的大爷呀！……”等话，而工人们就不言而散了。这时市委副书记王云同志及马哲生副市长正在宣化，当晚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其中虽有个别坏分子煽动，但也需要慎重处理。第二天由镇委罗副书记、镇工会韩主席找代表们到镇里座谈，反复的讲解道理，对他们包围搬运站的错误行为作了批判，同时工作组又深入到工人中进行了教育解释，大部分工人认识到闹的不对。当天镇委找了两个代表（预备党员1名、青年团员1名）进行了个别谈话，他们表示态度说：“我们不当代表了，今后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但阎万元仍不服气，一方面派人去北京请愿，一方面主动找镇委交涉，经罗副书记结合他以往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教育批判，阎当时承认错误，表示态度说：“我错了，火是我点起来的，我保证扑灭，立功赎罪，并保证回去让工人上班。”当时阎从车站上把将要去北京请愿的代表叫回来，12日工人都上了班。但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此，经常完不成劳动定额。一分厂提出介绍他们回搬运站，工作组当即和一分厂研究，把工人拆组。但在拆组的过程中有两个组不同意，而离厂不干，经工作组进行了教育，和个别座谈讨论，工人提高了觉悟。代表内部随之分化，阎万元、于钾、姚吉三等陷于孤立，绝大部分工人靠近了工作组，反映了真实情况。如工人杜志贵说：“阎万元、于钾他们昨晚又开小会了，阎说上次斗争没取得胜利，主要是代表们不齐心，我还有决心闹下去，直到坐狱为止。”到2月7日杜志贵反映阎万元、于钾等人又要去北京请愿，当天晚上工作组召集全体工人开会，把问题向大家讲清，指出不要上了坏分子的当。因此，工人没有闹起来。2月9日于钾以个人的名义去全总请愿，全总批评了他们要求过高，解释了国家建设中的困难及增产节约精简机构的重大意义，并说明调动工作是有困难的，之后，转回张市研究解决。全体工人已感到上了坏分子的当，请愿才告平息。 　　这两次请愿事件证明：宣化镇搬运站的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他们认为装卸工人应当由所在单位教育，而雇佣单位根本不管这部分人的教育问题。在党、团工作方面，缺乏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组织生活松驰，部分党员无组织、无纪律，错误思想得不到批判。下花园64名工人请愿中党团员是积极参加者，宣化350名工人去北京请愿的组织者是以支部副书记罗占宽为首的，还有党、政、工、团的负责干部。工人拿请愿书让党总支审查，而总支既未向工人进行劝阻教育，也未请示市委设法解决，并同意工人到北京请愿，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 共产党员可不可以鼓动群众闹事？ 　　编者按：这是龙烟铁矿38名临时工人（都是复员军工），在党员地鼓动下向行政当局无理取闹的一个事件。应当指出：党员鼓动群众请愿，并提出无理要求，是党所不能允许的行为。 　　目前全省在乡的复员军人有36万人，今年还要安置4万复员军人。安排不好，还可能闹事。因此，各级党、政领导必须切实加强复员军人的政治思想教育，作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这点甚为重要。 　　张家口市龙烟铁矿工程公司1956年9月底，因房屋建筑及修路工程需要增加300多名临时工人。10月份经张家口市劳动局批准，指定到大城县（灾区）招收。但该公司人事部门为了省事，就私自与宣化县商妥招收了266名临时工人（其中农民196人，复员军人70人），签订了两个月的有效合同。 　　该公司干部在招收临时工时曾在宣化县民政科说：“多挑些好的，今后用人的时候多了。”而民政科的干部又向工人说：“去了好好干，可能转为长期工。”这样就在他们一些人的思想上留下了转长期工的念头。这批临时工到公司后均定为二至三级工资，有18人嫌工资低，就露出闹事的苗头。合同期满，工程竣工，这批临时工中，有80%的人都按合同规定离开了公司回乡。但尚有50名复员军人（其中党员10人）不承认签订合同，要求转正式工，并以谷进才、杨吉明、陈广（都是党员）牛茂、李义等5名为首，全体拥入该公司劳动工资科混闹，有的人在办公桌上躺着和坐着，破口大骂干部“老子打天下，你们坐沙发！”有的指着该科副科长万贵同志（党员）说：“你不执行中央的法令，是无政府主义。”经劳动科解释无效，又拥向党委会办公室找李光书记，不让他下班吃饭。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当晚去宣化县把县兵役局政委、民政科科长以及庞家堡调配所的干部请来，协同公司经理和这批工人代表协商。由于协商无结果， 有12名复员军人恐再闹下去不好，便自动回村。剩下38人以谷进才、杨吉明为首到张家口市劳动局请愿。张市有关部门和该矿行政领导研究，确定由该矿装运车间再继续雇用3个月（在山坡上搬石头），并签订了合同。 　　合同到今年的4月1日期满。为了照顾这批人的生活，该矿装运车间在3月下旬即请示该矿领导继续留用，另行签订合同。这批复员军人不同意，并要求“立即转正”，否则把以下三点订入合同：（1）永远使用，不能解雇；（2）如果矿招收工人，一律无条件转为正式工（身体不合格也得用）；（3）与正式工人在福利上一律平等。总厂劳动工资科副科长堵连荣同志（党员）根据党委指示，一再解释无效。随后在谷进才、杨继明、陈广（都是党员）、席海珠（政治面目不详）4人鼓动下，于4月7日38人集体到北京中央内务部、劳动部请愿。该矿党委副书记到车站进行解释无效，该矿领导指定堵连荣同志尾随他们同车到北京，向钢铁局及上述两个部汇报了全部情况。内务部批评了他们，指出他们闹的不对。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答复的是：“有工作则继续工作， 没有工作回家生产，路费自己负责，工资一律不补发。”他们感到“到北京也是这样”，只得回矿。他们回矿后，该矿领导做了热情的招待工作，使他们感到党对他们是关心的，在两次座谈上，该矿党委副书记再次讲解了党组织对他们的态度和中央劳动政策，对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进行了适当的批判。会后不少人反映：“党的政策走到那里也是这样，党组织什么时候也不欺骗我们，还是关心我们。”有的还做了检讨，要求党尽量给他们 活作，实在无法，就回农村去。该矿根据临时需要，又和他们订了一个月的合同。 　　造成闹事的主要原因：该矿干部在招收临时工时交代的不够清楚，加上这批工人存有严重的“喜工厌农，居功自骄”的错误思想，因此他们不但不执行合同，并且不承认有合同。有关领导上认为他们是临时工，合同到期就解雇，问题不大，忽视了思想教育。问题发生后，该矿对他们又采取了迁就态度，一次再次地顺延合同，谷、杨等人要求挣“三级工”的计时工资，劳资科答应了，当超额完成任务后，他们又要求计件工资，劳资科又答应了。这样总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也是助长他们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这批复员军人中的党员也缺乏教育，没有依靠他们去做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致使他们脱离了党的领导，不能辨别是非，为了个人利益，竟成了闹事的主使者。 　　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1、认真加强对转业军人发扬优良传统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其自觉的成为生产战线上的骨干。同时该矿党委已确定一个副书记兼管这一工作，这样把转业军人的工作，就能经常的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2、对上述这批复员军人，有临时工作即以合同形式继续留用；如无工作就应当解雇转回农业生产。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事先与劳动部门和宣化县密切配合，妥善安排。 　　3、加强劳动政策教育，以耐心说服的办法，使他们有回到农业生产的思想准备；不要采用压服、拖延和突然解雇的办法，防止再发生抵触情绪。 ## 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对待请愿群众 　　编者按：有些党员干部因过去长期搞阶级斗争，而形成的遇到群众闹事就认为有反革命捣乱或操纵的思想公式，在人民内部问题已经转化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他们往往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以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彭城曙光陶瓷社的领导干部，就是采取了“监视、分化、揭发坏分子”的错误方法，企图压服请愿的社员群众，结果使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恶化。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各地应当引以为戒。 　　邯郸市彭城镇曙光陶瓷社是1956年初由四个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共有社员183名。为工资改革问题，于1956年8月21日发生了13名社员罢工、请愿一天的事件。 　　彭城瓷业工人的工资一般较高，就拿曙光社来说，最高的每人每月120元，一般的每月70-80元左右，超过了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形成轻重倒置。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原峰峰市地方国营工业局于1956年4月在各瓷厂实行了工资调整，调整后平均工资降低39%。这时曙光社第一季赔了3600多元，正感到没办法，听说工业局降低了工资，认为是个好机会，便在5月也调整了工资，平均降低29%。进行这一工作时，是先党内后党外，向大家说明了轻重倒置是不合理的，社里总赔钱是不行的，全行业都要降低一些工资。当时社员没有提出多少意见，生产也未受到大的影响 。 　　中央公布了工资改革方案后，市工业局纠正了过去的作法，恢复了工人的原工资，并补发了4-6月调资后的工资差额。这时曙光社领导上认为本社的作法也应当纠正，而手工业联社认为，工业局是地方国营，合作社不能和人家比，所以决定不纠正。当社员们看到工业局各瓷厂均增发了工资，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每逢干部下厂时，社员就三、五结队的问：“工业局补发了工资，咱们为什么不补？”干部只是说：“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了，正在研究。”后来联社驻该社工作组看到情况严重，也向联社反映：“如不解决问题，就有停工的危险！”联社领导上还是答复：“要了解情况，加强教育，采取群众。”就这样一直拖了2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工人的生产情绪低落，特别是路家疙道场子，平均只能完成50%的生产任务。 　　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去年8月中旬路家疙道场子发现社员在上下班时不断开小型会议，经过了解都是由社员李金、靳发库、郝永孝三人为首召集的。8月16、17日，他们商量借病停止生产，并说每盘输上病一人就叫他们没法生产（全厂共有5盘输，每盘3个人）。果然在8月18日就有5个人借病不上班了，影响其他10名工人半天也没有正常地进行生产。这时社内领导上就引起了重视，认为其中有坏人在操纵捣乱。这时，李、靳二人又动员青年工人王付章参加罢工、请愿，王怕闹出错来不敢参加，及时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领导上看到王忠实可靠就批准他参加，让他每天汇报社员们的活动情况。 　　到8月20日，李、靳共组织了13人，其他社员由于社干部进行了教育，组织不起来。这时为了扩大请愿的人数，李金派人到另外两个窑场活动。社的领导上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计划以后，社干部就分工深入各窑场，日夜跟着他们的发展对象，这样使其扩大请愿人数的计划落空。但是他们13人请愿也要去，确定8月21日早晨在场内集合。社干部获得消息后，即叫副主任王金玉，提前去集合地点监视社员的活动，社员没法集合，就又上班了。后来借主任回去吃饭之机，开了小会就都出去了。这时领导上发觉后，又派一位副主任骑自行车先到集合地点，社员到后便自散。据社干部说：这样的来监督他们的目的，是怕他们把事闹大了影响其他场子生产，后来发觉他们是要到市请愿，便认为问题不大了，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当天有13人就到市人民委员会工资改革办公室请愿。在他们未到以前，联社的徐主任预先打电话和市工资改革办公室联系，介绍了曙光社闹事的情况。请愿的社员到后，工资改革办公室干部指出，停止生产、集体请愿，是不对的。经过解释说服工作，他们都回社了。 　　事情发生前，曙光社和联社领导上一致认为是有坏分子捣乱，所以就采取了“争取群众，分化敌人内部”的办法，派人打入其内部，了解情况及时汇报；用直接监视的方法，阻止他们的活动；对未参加和已参加活动的社员进行个别谈话，教育他们好好生产。发生请愿的那天，联社的赵主任、王科长等人还在采取“孤立坏分子”的办法，想把闹事的人压一下，把带头闹事的李金、靳发库的材料分窑场召开工人大会，进行报告，让大家讨论揭发坏人的材料（只是在扒坡窑上作了报告，但讨论时没有一人发言，更没有揭发）。请愿后第二天，社干部怕请愿人扩大事态，召开了20多名党、团员会议，布置了对参加请愿的社员进行监视的任务，曾参加请愿的人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请愿人去看戏，监视人也去看戏。同时继续争取群众，教育大家安心生产，对重点人进行个别谈话。市委发觉后，立即制止了他们的错误作法。 　　最后，市领导机关协助该社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原工资，并补发5-7月份调资后的差额；分场召开群众座谈会，领导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并进行了讨论，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召开社的筹备委员会，对大家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了分析研究、解决和解答；建立了社内制度，民主选举了27名社员代表，并建立了理事会组织。 ## 临洺关镇铁业社社员罢工是怎样引起的？ 　　编者按：社主任韩俊卿同志，独断专行、简单粗暴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社员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有关领导机关应当满足社员的合理要求。 　　永年县临洺关镇铁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年2月22日发生了全体社员125人的罢工事件。罢工的因素，经过日积月累，早已形成。该社副主任李心顺同志说得好：“病早就有了，一遇机会就发作了。” 　　这个社的主任韩俊卿同志，违背民主办社的方针，遇事不和群众商量，个人独断专行，骄气十足。社员反映：“我们叫三声韩主任也换不回他一个回声。”他在脱离生产以前，劳动态度不好，一天干不了半天活，甚至有时在工作时间，放下锤头就去看戏。脱离生产以后，经常几天不到社里来，即便有时来，也是抱着孩子东留西转。社员偶而有了错误，他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关禁闭，罚坐炭堆。他还依仗职权，假公济私。伙食节余款200多元，本应用于入伙社员的福利事业上，他却不和社员商量，擅自购买了收音机。社内积余了一些炭碴，社员建议照顾有困难的社员，结果困难的没得到，他弟兄三人却拉走了三大车。他不经过社员同意，不经县社批准，就私自叫他弟弟来社生产。他弟弟烧坏了锅炉，这可算个严重的事故吧！可是韩主任却说：“坏了不要紧，用锅炉皮打锄板也够本。”当年终评奖时，韩主任一人说了算，他弟弟本来劳动生产不够好，竟成了模范。因为社领导上极缺乏民主作风，不注意倾听社员反映，社员对社主任的这些意见所以就长期憋闷着，孕育着总要爆发的一种危险。 　　不知检点的韩主任，总又自己把爆发事件的一个导火线制造成了。韩主任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建立考勤箱的办法。社员对考勤制度没有意见。可是主任规定社员每天在生产前两小时，即在6点半前挂牌报到，迟到者等于旷工一天，不发给工资；如连续10天报到都在前10名者，发双工资。合作社的理事们认为这个办法有很多缺点，8点半前是学习时间，每天6点半挂一次牌，不能说明早饭和午饭后是否按时上班，不能看明一天的出勤情况。可是韩主任不听取这些意见，就在社员大会上宣读。他问大家是否同意，社员低头不语。他第二天问大家行不行，会场上才希希拉拉地发出一点“行”的回声。韩主任就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从第二天起正式执行。 　　第二天早晨6点半过去了，挂牌的仅50多人。因有言在先，挂不上牌就不给记工。社员孙怀福虽在生产前赶到，但没有在6点半前挂上牌，害怕扣工资，就用努力劳动来将功折“罪”，平日他仅能生产8件产品，今天他生产了13件。按理说，孙怀福虽没挂上牌，但实际没有旷工，并且有很好的生产成绩，就应当取得合理的工资。可是韩主任坚决不给他记工。大家一致认为韩主任这种做法不合理，并且感到早晨挂牌，晚上下班后还得等着按牌记工，很麻烦。至此，韩主任还根本没有去听取社员的意见。 　　执行挂牌制的第三天，社员魏陆经正将牌投入考勤箱内时，可巧6点半已到，理事李从仁坚持锁箱，不许放牌，魏陆经觉得虽时间已到，但不能算晚。二人争执不下，韩主任赶到，他怒气冲冲地抓住了魏陆经的脖领子，厉声喝道：“谁也不能再挂，有胆量到办公室里来！” 　　社员们遭到韩主任这样粗暴的对待，挂不上牌再生产多少也不给记工，也得不到工资，于是有些人就异口同声地说：“不干啦！走，咱们到办公室去。”于是全体社员停止了生产。 　　经过党支书李正喜等同志两个多小时的解释，大家情绪才稳定了下来，最后推选17名代表找县手工业联社干部去反映问题，要求改选社主任。 　　这个事件，是由于韩俊卿同志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社员要改选社主任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个事情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不兢兢业业的工作，只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压制群众，群众就要把你赶走。 ## 坏分子煽动起群众闹事怎么办？ 　　编者按：石家庄市荣复军人制棉厂坏分子张冀威抓住领导上的缺点煽动与组织工人请愿的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张冀威的行为是带有反党性质的；但是受到煽惑的群众的行动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们并不是反党的。因而，对于此类事件，应当本着坚决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辩明是非，分别对待的精神，去解决问题。 　　象张冀威这样的政治骗子被任用为副厂长，是因为有些人事部门还存有对干部审查不严，任用不当，失于监督，缺乏教育的严重缺点。对此，各级党政组织应提起充分注意，切实改进干部管理工作，防止坏分子钻入领导岗位。 ## 一、劳复军人制棉厂简况 　　石家庄市废棉加工厂，创建于1954年2月，后改为荣复转业军人生产合作社，1956年11月改为国营，行政上由民政局领导，党内、由桥东区委领导。全厂现有职工316人（计荣军37人，复员军人127人，烈军属98人，其他54人），内有党员43人，团员24人。现有资金33万元，年产值230万元。 ## 二、闹事的简况和平息的经过 　　（一）闹事的首领及其借口。该厂部分职工请愿事件，是由坏分子张冀威煽动和组织起来的。张冀威现任该厂副厂长，男，34岁，获鹿县人。原在华东军区工作，当时是营级干部。1946年9月，因犯了搞妓女、贪污腐化、违反纪律等严重错误，在党内受到降为候补党员的处分，在行政上受到撤职处分。到1949年1月，因政治上消极动摇，调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在此期间，他又和女看护于萍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随后又带着于萍及另一工作人员冀平拐枪带马潜逃。并私刻公章，伪造了华东军区政治部给华北人民政府的行政介绍信，冒充原系团级干部，旅级待遇，窃取了北京铁路局领导下的一个公安段长的职务；又伪造了三封党员介绍信，将他自己和于萍、冀平都冒充为共产党员，混进了党内。伪称于萍是其已婚爱人，冀平是其警卫员。后被发觉，查获归案，清洗出党，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缩短刑期，提前释放，按副连级复员回乡。于1955年2月，安置到该厂工作。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又发现他在窃取公安段长职位之后，曾介绍了一些有政治问题的人到铁道部门工作，同时，在厂内又搞小集团活动，当时，由于他有很大嫌疑，所以把他当作重点进行了斗争。经过反复调查，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并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张冀威在历史上生活是腐化放荡的，在肃反反省期间，还和一个女工发生两性关系。今年1月间，该厂褚文禄（党员，复员军人，连级干部）向区委反映：“张冀威与其妻姊姚秀芬发生两性关系，生一小孩，张叫我把姚秀芬安置在南佐村了。”又说：“过去，姚秀芬要告张冀威，我没让告，我要去南佐村找姚秀芬，人家要告就告吧。”区委书记同意褚去南佐村，并嘱告褚文禄说：“如果女方不告不能强迫人家告，以免发生意外。”后来，区法院收到了姚秀芬控诉张冀威的诉状，形成了案件（姚秀芬没有丈夫确实生了个小孩，后来张冀威经过反省承认和姚秀芬通奸）。 　　当他和姚秀芬通奸问题被开始揭发后，张冀威矢口否认，并派人从南佐村把姚叫来，张给她安置了住处，指示姚秀芬不承认发生两性关系。张冀威硬说肃反运动中斗争了他，区委还没甘心，现在区委又制造了个姚秀芬案件，硬说这是区委给他“布置的圈套”，给区委和该厂党支部扣上对他“打击、报复、陷害”的帽子，以此作为借口，煽动群众闹事。关于姚秀芬的事，是应该查处的。在肃反运动中证据不足就把他当作重点斗争了，这是有主观主义毛病的；他本身有问题、有嫌疑，而且是群众运动，因而斗争的虽然有些过火、不妥当之处，但决不是对他打击报复陷害。张及他指挥闹事的骨干分子彭云启（营业员）却从这件事上想尽了各种办法，煽动闹事。他们准备在今年2月8日下午，发动受其欺骗的群众到区委会去请愿，解决不了问题就砸区委会。 　　（二）2月8日上午，市委得到了他们要闹事的消息，马上派了几名领导干部到该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时，张冀威等通知职工百余人集合，把姚秀芬叫到当场，当众对证，伪称张和姚没有发生过两性关系，接着给褚文禄施加群众压力，威胁褚“要当众坦白威胁姚秀芬告状的经过”，“要当众交代区委布置陷害张冀威的圈套”；并提出要求立即处分区委，处分褚文禄等等。经过再三解释，大家同意了由市委派工作组去调查解决问题。次日，市委抽调七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由政治部副部长任组长，深入该厂调查了解情况，以便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但是张冀威及其指挥闹事的骨干分子彭云启等，想尽种种办法阻挠破坏工作组的活动。工作组的同志找人一谈话，张的骨干就带一群人来乱说乱闹。对问题不让细问根由，一细问根由，就借口说“态度不好”“压制民主”“你们是官僚主义”，信口开河地谩骂、讽刺，并扬言用棒子打工作组长。张冀威威胁工作组说：“你们要接受教训！”彭云启声色俱厉的指着工作组长说：“王部长，你是工作组长，你考虑是否能胜任这一工作，如不能胜任，工作组赶快解散，干脆明天别来了！”同时扬言说：“如不立即解决问题，就砸区委会，打工作组，然后到市委请愿，市委再不解决问题，就去北京请愿。”“如果国务院不支持，就跳北海，北海水浅淹不死。”“北京外国人很多，在天安门前躺一片，叫外国人看看。” 　　（三）张冀威煽动群众闹事的口号和手段 　　他们所提出的口号，都是带有政治性质，没有经济要求，其口号计有以下四类： 　　（1）说：“打击、报复、陷害张冀威，不是对张的个人问题，而是对付全厂的问题”“这是要全体职工失业、没饭吃”“打击张厂长就是打击荣军，就是踢荣军的饭碗”“我们要跟着张厂长走”等等。这类口号，是把张冀威这个坏人，说成是大好人，把张的坏事隐藏起来，歪曲事实真相，说区委打击、陷害他，特别是把问题歪曲扩大到是对全厂荣复军人、职工的打击陷害，从而欺骗群众，“跟着张冀威走”，来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2）“这个工厂不叫区委领导，要求改由市委领导。”他们口头上说“要求改由市委领导”“欢迎市委加强领导”，实质上，他是完全拒绝党的领导的。如在闹事前，市里派去了一名女同志任厂内团支部书记，他们就造了许多谣言，说“这是个流氓、破鞋”等等，企图给赶出来。如市委积极防止闹事，他积极煽动闹事。 　　（3）“要改选支部”“要把五个支部委员撤职，并分派到车间去参加生产，劳动改造”（五个支部委员都是行政干部兼任支委的）。党外的人，为了国家人民的事业，对党提出批评、建议，进行监督，党是欢迎的。但是张冀威等提出的问题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张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一个党员说：“改造支部，我打算让你去当支委里！”张冀威、彭云启所提出的“改造支部”，就是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从组织上来改造党的，把这个单位的党组织改造成为张冀威所能完全掌握控制的“党”。 　　（4）“厂长、副厂长等行政干部，要改为选举产生”。这就是不许政府委派行政干部了，他们说：“你们派来的干部也不强”“我们有的是干部”，并说该厂副厂长傅英同志“是反革命，脱离群众，要调出去。”等等。（傅英同志是该厂创建人，历史上有些问题，在肃反当中已查清了，给了党内警告处分，该人听从党的领导，能够胜任。今春他曾粗心大意把日记本及火柴丢在车间，这是错误的。他们抓住这一点，极力歪曲问题的本质，曾向该厂干部邓自群、邓子不说：“把厂子里出的事，都扣到傅英身上。”这样，把傅英同志说成是反革命，到处传播。）其目的是把行政大权独揽在张冀威、彭云启手里。 　　他所采取的手段有以下五种： 　　（1）打击、破坏党的威信，挑拨离间党和职工群众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孤立党组织。如他们无数次的骂区委和该厂党支部是“坏蛋”“光干坏事”“是反革命”“是孙子”“他妈的支部”“他妈的区委”。张冀威曾给一个女工常秀英说：“你骂支部、区委，骂了我给你长工资，给你丈夫调换一个好的工作。”如区委副书记王士清同志，在去年曾为这个厂两个荣军打架的事，说过“他们不是党员，党管得了吗？应该交行政上管。”他们却把这句话歪曲为“荣军打荣军，是狗咬狗两嘴毛”。并到处煽动说：“把荣军当成狗了。”如财务股长杨生云向支部申请入党，张冀威、彭云启说：“党要变呀！你还申请入党？”还说支部吸收的新党员“不是好东西”。支部委员会开会时，他也故意同时召开行政会议，支部委员又多是行政干部兼职的，如果兼职行政工作的支委不能参加行政会议，他就说“支部不让召开生产会议，影响了生产支部负责”。彭云启还到搬运组去高声大叫说：“你们组里有几个坏蛋（指共产党员与靠近党的组织的群众）？”张冀威对一个女工说：“我说把你的工资提成五级，支部不同意”；对财务股出纳员郑自群说“你的工资我打算提成57元，支部不同意”；又对刘冀武说“支部搜集你的材料，向区委告了你一状。”一次，一个工人喝醉了酒，摔倒了，一个支部委员把这个工人接起来了，他们借口造谣说：“支部委员打人了”。党员白月申，曾犯了偷东西的错误，已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们竟造谣说：“党员偷了东西没事，不处分。”如对新调到这个工厂不了解情况的人，首先说支部、区委这么不好，那么不好，把支部说成“乌七八糟”。 　　（2）想尽一切办法骗取个人“威信”，企图在职工中造成认为张冀威了不起，厂子离了他就办不了事的印象。如张从来就不讲党的领导、党的作用。他一向是把工厂里的成绩，都揽到他自己身上。如：厂内有位技师，是由厂开信到天津市劳动局，人家帮助动员来的。张冀威却到处蒙骗职工说：“为请这位技师来，我花了自己的六百元”。为了骗取“威信”他曾用了象彭云启这要的分子，到处在职工中给他吹嘘。张自己写的材料上就说：“我叫彭云启为我死他也干”。 　　（3）收买利诱、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如党员吕廷训，残废了一只臂（不是在军队上负伤致残，所以不算荣军），新到这个厂时，张冀威说：“我给你开个证明，凭这点残废到民政局去领荣军证，国家就得年年给你钱。”并说：“转党的关系不用着急，搞个荣军证比党的关系更重要”。还许给这个干部当股长，那个干部准备提级等等。 　　（4）对不参加闹事的人，横施打击，威胁群众。如：有一个上了当的人，曾公开到支部委员屋面贴漫画，画的是狗戴官帽，有一个非党同志对此不满，把漫画撕了，并提出“有意见可以提，何必这样干呢？”他们就扬言要打这个同志。他们还造谣说参加闹事的有一个人，“有免死证，打死几口子也不偿命”。该厂秘书孙彬同志，对他们的情况了解较多，认识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受他们的欺骗，彭云启就带着十几个人，找到孙彬同志，大骂他是“叛徒”并要打他。 　　（5）两面手段：利用思想毛病很多的人作骨干公开闹，自己在背后指挥，在群众和领导面前伪装好人。如张的骨干彭云启，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浓厚，地位观念很强，生活腐化放荡，作风狂妄，无组织，无纪律，目无领导，吹吹拍拍蔑视群众，蛮不讲清的人。彭一直是公开指挥群众闹事，有些事情事先请示张，有些事情是彭作了以后再向张报告，有些事情是张偷偷开会布置以后再做。但是张冀威表面上却极力伪装，说什么“我不知道呀”，“这事与我无关系呀”。 　　（四）市委针对该厂闹事的情况，决定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针是：坚决弄清是非，争取团结教育受骗的群众，孤立张冀威以及彭云启，彻底把这个单位整顿好。在这个方针下，除工作组继续在该厂工作外，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曾几次找张冀威及其所煽动起来的群众开会、座谈。一面对他们所提出的错误口号进行了批判，答应他们对一时弄不清的问题继续调查研究解决；一面说群众应当本着团结的精神办，不要闹事。对能解决的问题，不闹也能解决；对不能解决的问题，闹也不能解决。同时，在这个时候派去了几名较强的干部去任支部书记、副书记、副厂长，以切实加强这个单位的领导。 　　但是，因市委当时存有害怕闹事的思想，再加对这次闹事的性质认识的不够清楚，同时也缺乏经验，所以在答复问题的时候，曾有两项迁就了张冀威、彭云启的无理要求：一是答应了他们可以调出副厂长傅英同志，二是答应了他们对这个单位党的组织改由市委领导。这样，坏分子曾一度气焰更加高涨。特别是起初没有把问题交给广大职工群众去讨论解决，厂内多数职工不太了解闹事的情况，所以多数职工袖手旁观，这对平息事件增加了困难。 　　今年二月下旬，张冀威煽动下的职工，开始三三两两的去北京，到三月二日止，去北京的共有47人（内党员6人、团员3人），占职工总数15%强。其中计有干部9人，工人38人。这些人，在张的骨干彭云启的具体指导下，党团员到中监委、组织部请愿，其他人到国务院请愿。而坏分子张冀威还留在厂内掌握着十几个人继续活动。 　　（五）由于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市委对处理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对问题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为彻底解决该厂问题，曾决定暂时停止生产，实事求是的报告了闹事情况及张冀威、彭云启等在闹事当中提出的要求，并以明确的观点、立场实事求是地揭穿了张的面貌，交给全体职工明辨是非，到北京请愿的人，也陆续回来参加了讨论会。经过八天讨论，职工觉悟程度提高了很多，纷纷揭发了并彻底粉碎了张冀威的阴谋。同时对党组织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讨论后，改进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和职工群众的团结，改善了党群关系。全厂职工出现了空前的互相谅解、团结友爱的新气象。到三月十三日恢复了生产，职工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纷纷投入了增产节约运动，劳动生产率比闹事前提高了70%，其中絮棉车间历史上最高的日产量为3600斤，现在达到了13908斤。 ## 三、闹事的性质和对坏分子的处理 　　张冀威煽动与组织闹事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有领导的。其组织是头子、有骨干。其计划是早有准备、逐步前进。其行动已如前所述。其纲领是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按照张冀威的面貌，改造这个党政组织，夺取这个单位的党政领导权。其目的是把这个 单位变成独立王国。如其阴谋得逞，那么这个工厂就会完全变质。因此，张冀威的这些行为是带反动性质的。 　　张冀威闹独立王国，企图坐小天下的目的，据他自己交代是：他有很多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行为，一方面怕被领导上发觉，另一方面要继续胡作非为，所以就设法把这个单位的党政大权由自己掌握起来。从现在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行为，除前述各项以外，还有以下两类： 　　第一、博野县时庭祥有一台来历不明，隐瞒了十年的内燃机，经过张冀威、彭云启卖给了元氏县南褚乡农业社，张冀威、彭云启共得250元。共军制棉厂经营的废品，大部分卖给天津私商齐光甲。张交给齐1000元做买卖从中取利（此外，还有一部分贪污材料，正在调查中）。 　　第二、是玩弄奸污妇女。对拒绝他奸污的女工，横施打击，直至开除。如他奸污了女工张××，致使其夫妇离了婚。如他与跑行商的一个女流氓通奸，在肃反反省期间还给了这个女流氓30元。又如去年七月间，企图奸污一个女临时工，由于被女方拒绝了，这个女工也就被解雇了。还有一次夜间到一女工住处叫门，企图奸污，被拒绝了。有的曾被张冀威多次调戏未被奸污的女工说：“在这个工厂当个工人真是提心吊胆啊！”去年曾有其他厂的三名女工到他住处去，他把人家用酒灌醉，通通摸摸，丑态百出。 　　张冀威犯有上述严重罪行，证明他过去被判处徒刑虽然提前释放了，但实质上是没有被改造好的。这次在他的阴谋活动被揭发的过程中，他还吹嘘什么要拼个“头破血流”。就这更进一步暴露了他的本质，更加激发了广大职工的觉悟，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义愤填胸的倾吐了几年的怨气。在觉悟程度逐步提高的基础上，过去曾一度上当参加这次闹事的人，也大胆地揭发了张冀威的阴谋活动。职工群众纷纷要求惩办张冀威、彭云启。现在已经撤销了他两人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责令其彻底进行反省，并且已经限制了张冀威的自由。待其他贪污嫌疑材料查证清楚以后，参照其反省态度，再决定最后处理办法。 ## 四、经验教训 　　（一）坏分子张冀威为什么能煽动一部分职工闹起事来呢？主要是因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致使坏分子有隙可乘。如不克服这些严重的缺点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并且以后也还要发生严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克服缺点。 　　（1）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该厂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政治思想工作十分薄弱。党组织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党的作用体现不出来。坏分子张冀威以及彭云启等，长期以来，就积极破坏党的威信，离间党与职工群众的关系，百般的阻挠破坏党的活动。党组织对这种严重情况束手无策，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以致坏分子的活动市场日益扩大，活动日益猖狂，他们违法乱纪、横行霸道，对正确的同志乱加打击，乱造谣言，闹的这个工厂邪气上升，正气不敢抬头。 　　该厂党支部很少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因而职工觉悟不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部分职工受了张的蒙骗，认为张是“饭碗子”，厂子离了他就搞不了。也有的职工害怕坏分子的威胁，怕打击，怕挨打，不敢公开坚持真理，更不敢向坏分子进行斗争。 　　（2）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该厂党的组织，没有一个专职作党务工作的干部，这就和厂子的任务不相适应，难于发挥领导作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很不健全，党员长期不过党的生活，党内很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对党员的思想情况不甚了解，对党员很少进行教育，因而党内存有不团结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最后发展到党内思想十分混乱，有的党员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辨别不清是非，曾有六个党员一度跟着坏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影响很坏，助长了坏分子煽动闹事的气焰，给了坏分子煽动群众反党的一定的政治资本，迷惑了群众的眼睛。 　　事实证明：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以足够的力量，搞好政治、思想、组织的建设工作。任何忽视党的建设的现象，都会招致损失。 　　（3）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市委对该厂的领导上，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个工厂里存在的问题那么严重，邪气那么盛，问题那么多，坏分子活动那么猖狂，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薄弱，市委领导上过去是不清楚的。即便了解了一些情况，也由于没有切实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因而了解的问题也是片面的、肤浅的，对问题的本质未能察觉。所以过去对存在的问题，都是就事论事的进行处理，而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到坏分子掌握了部分群众，发动闹事了，在迫不已的情况下，才下决心，下力量彻底去解决问题。 　　另外，处理问题不及时，不彻底，拖拖拉拉，也引起了某些职工的不满。同时也给了坏分子以煽动群众的机会。如有的工人曾怀疑原支部书记和一名女工发生了两性关系，有的工人曾怀疑原厂长朱根祥同志贪污了七元钱等，这些事没有及时查证清楚。被张冀威抓住当做资本去煽动群众大肆歪曲宣传“支部书记搞女人、厂长贪污”迷惑了一部分群众。经过这次闹事以后，才查证清楚了，根本没有此事。 　　（4）必须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过去，对该厂的领导，行政上多是找厂长，党内多是找支部，都没有认真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因而广大职工的意见、要求，未能反映到市、区领导机关。这样，领导上就得不到广大群众有力的监督和支持，而坏分子恰恰就钻这个空子去利用群众、欺骗群众、压制群众，正气不能伸张，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发挥。同时，对过去暴露的问题，也未能彻底敞开，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去讨论解决，因而，坏分子的阴谋活动、违法乱纪行为，就不能很快的被揭发出来，便利了坏分子的活动。这是该厂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平息这次闹事的经验 　　（1）坚决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在提高群众觉悟程度的基础上，孤立和揭露坏分子。这次闹事的虽然有60多人，但坏分子只是个别的，被骗的群众，虽然一时参加了闹事，但只要讲清了道理，群众是服从党的领导的。必须本着坚决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方针，去处理闹事问题。对参加闹事的群众，要耐心的说服教育，讲道理也要求他们服道理。对他们决不能打击，不能歧视，不能讽刺。对他们存在的顾虑，要耐心解释加以解除。要教育参加闹事的及时参加闹事的群众，搞好团结，互相帮助进步，坚决说服他们不能对立。对闹事的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要冷静的分析，凡合理的能够解决的问题，要迅速予以解决；对不能解决的问题，要给以解释说服；对错误的意见要适当给以批判；对群众的要求分别给以合理的满足。这样就有利于团结群众，孤立坏分子。 　　（2）要把问题交给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叫群众去讨论，充分发扬民主，使群众能够畅所欲言，进行争论，使任何人都有发言的自由。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谁也不要对别人施压力。该厂解决这次闹事的过程中，全厂人员一起讨论，正面反面意见，都摆开了，由大家分辨、批判。这样，问题越辩越明，职工觉悟越来越高，坏人坏事就会暴露无遗。起初，张冀威还是神气十足的，经过群众民主讨论以后，职工群众揭发了他的活动情况，大家认为他的阴谋活动是反党反领导的罪恶行为，在这个时候，他完全陷于孤立。事实证明，经过民主的讨论，群众是会分清是非、辨别好人坏人的。同时，对党组织也是一场很好的教育，群众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忽视思想工作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对某些党员的缺点错误也进行了批判，这就有利于党改进工作。 　　（3）党员脱离党的领导去参加闹事，是错误的，是决不能允许的。在这次闹事中，有的党员由于觉悟程度低，思想上存有个人主义，上了坏分子的当， 参加了闹事，但是他们经过教育，都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查，有的伤心的痛哭流涕。对这样的党员，应该本着团结的精神去对待他们。这不但有利于党的团结，也有利于争取团结参加闹事的群众。 　　（三）应当教育帮助职工群众接受的教训 　　（1）应当教育群众，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用小民主的办法去解决，不应当用闹事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党和政府。这次闹事，影响了生产，浪费了钱财，这些损失，都是自己的损失。教育职工群众，要提高觉悟，象此类事件，不应当重复。 　　（2）应当教育职工群众，有个人主义的人，有地位观念的人，有山头主义情绪的人，争待遇闹享受的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正是坏分子欺骗、拉拢、利用的对象。张冀威这次煽动工人闹事，正是利用了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弱点，他以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办法，欺骗了一些同志上了他的当。因此，应当记取教训，要努力加强政治学习，加强思想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克服思想上的缺点错误，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 　　（3）应当教育广大群众，坚决团结和党的周围，去积极完成建设国家的历史任务。同时，要求广大群众认真对党实行监督，帮助党克服缺点、错误。有意见，有积极地、大胆地反映给党组织，以便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