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三）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录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二日）………………………（1） 　　四川大学教职员、学生中的排队情况………………………………………（30） 　　章伯钧在交通部整风前后的反动言论和活动情况…………………………（31） 　　中央高级党校学员整风学习的情况…………………………………………（34） 　　北京师范大学的整风情况……………………………………………………（36） 　　林希翎交代的几件事情………………………………………………………（38） 　　可注意的九三动向……………………………………………………………（39） ##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 六月二十九日 ## 天津 　　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已展开了揭露反击右派的斗争。天津师范学院总务主任聂国平已开始作了些检讨，并把自己过去和张东荪的关系谈了一下。医学院的教授雷爱德也作了检讨。吕玉印（职员）揭发雷爱德在传达农工民主党中央的指示时谈了八个字：“协、带、督、教、独立自主”。据雷解释说，这是另一个人由农工中央听来后，告诉他的。所谓“协”是指协助共产党，“带”是起带头作用，“督”是互相监督，“教”是教育农工党成员，“独立自主”是说民主党派应独立自主。还未进行更深的追查。此外，医学院批判了讲师周文燕，河北师范学院批判了王麦杆（副教授）和刘维俊（讲师），并揭发出王麦杆曾鼓励学生上街游行。南开大学批判了丁守谦（助教），揭发了蔡载溪等六人组织的小集团。丁守谦还未低头，他还在出大字报进行辩解。又，南开大学两个过去被认为是左派的教授，在这次运动中态度也变了。中文系教授邢公琬过去很积极，并且是党培养的发展对象，运动中却同情右派学生，表示他不再入党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搞语言学的，入党与否没关系”。历史系教授杨志玖，过去也表现进步，最近则替雷海宗的文章辩护，并对反击右派有抵触情绪，说：“这不是言者有罪了吗？”这一斗争在高等学校的学生中也搞开了。南开大学已基本上取得胜利，较落后的物理系也突开了。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在顽抗，正在设法解决并搞清他们的幕后活动。 　　在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方面：民建和工商联的反击右派斗争已在各区进行，主要是批判荣子正和董少臣。荣子正是河北区工商联主委，已经搞的很臭。资产阶级中的左派，有些人还顾虑，尤其是在鸣放时也说过一两句不妥当话的人，有的还被群众指名批评过，他们感到不安，虽然积极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顾虑。中、小资本家对反击右派的斗争，也有抵触情绪，如说：“毛主席的讲话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如早些发表就不会出这些右派言论了”。又说：“他们那些大资产阶级的话不能代表我们，现在是大户鸣放，我们小户跟着背黑锅”。荣子正和董少臣正在写检讨。董少臣并埋怨毕鸣岐不该鼓励他鸣放，董的老婆也批评董说：“这几年共产党没有亏待你，你为什么也胡闹起来了”。农工民主党又揭发该党组织处长吴孟辉（章伯钧亲信），曾鼓励天津医学院大鸣大放攻击党。农工民主党办公室副主任侯瑞环谈，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时他去参加了，会后章伯钧曾留下他谈过两次话，据侯说章与他谈话内容主要是发展组织问题，要天津市农工民主党再发展一千人。民盟仍在批判王大川，进展不多。 　　 （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 ## 广东 　　省委接到中央二十六日的指示后，于二十八日下午召开会议，研究了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当前反击右派的斗争重新作了部署。省委认为，虽然前一阶段反右派的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注意了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但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和支持左派向右派斗争，是作得不够的。因此，对右派打的还不狠，还没有把它在群众中搞臭。据此情况，提出今后的六项措施： 　　（一）根据运动中暴露的情况，对右派分子重新排队，并组织专门力量，分工包干，研究情况，进行斗争。具体分工是：省委统战部负责民主人士方面的工作；省委文教部负责大专学校方面的工作；广州市委负责工商界方面的工作。 　　（二）依靠左派，团结中左分子和中中分子，争取中右分子，并且大力支持和武装左派，开展对右派的斗争。 　　（三）放手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反击右派斗争的声势。在广州市组织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部队采取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声讨右派。在农村，组织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继续组织人写文章，在报上发表。 　　（四）机关内部的大放大鸣，争取在七月十日前告一段落。目前应对某些错误言论展开批判，以澄清思想，便于下一阶段组织力量，集中反击右派。 　　（五）在报纸上继续集中批判罗翼群、云应霖的反动言论。同时，组织力量进一步搜集和研究右派分子的历史罪恶材料，随时加以揭露和批判。 　　（六）各大专学校考试完毕后，以一周左右的时间反击右派，以达到澄清思想的目的。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 江苏 　　一、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多数单位鸣放比较好，右派暴露明显，斗争的对象明确，火力也比较集中，只有少数单位鸣放的不好。一般是，文、史系科较工、理系科放的好一些。 　　学生中，左、中派还有一些混乱思想未澄清，总的来说，反右派的劲头不大，右派的气焰未打下去。左派学生的腰杆子已经挺起来了，但有的在鸣放时未讲话，觉得现在很难讲话；有的怀疑斗争的效果，怕产生副作用；有的轻举妄动，用口号式的标语式的办法进行斗争，骂右派是“魔鬼”，是“病毒”，因而引起中间分子的反感。中间派学生，已经进一步分化，有的已靠拢我们，并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有的思想未转过来，有的还有抵触情绪。如停课进行反右派斗争时，有的学生说：“我校没有什么右派可反”。林学院经管系一年级的学生，在讨论时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不发言，有的学生表示不愿意参加讨论，愿意受处分。师范学院学生会通过反右派决议时，全校到会学生只有四分之一。有的认识模糊，说：章乃器很有勇气，教授治校的目的也是为了办好学校，“党天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学生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打击报复。南京工业学院一学生说：现在是斗一下，明天就是开除，后天就是坐监牢。有的在讨论时，不敢轻易讲话，怕说错了将来被划为右派，要求学校党委公布右派分子的名单。右派学生在反击下气焰下降，有的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改正；有的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如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有的右派学生，主动写大字报声讨右派；也有的还很嚣张，企图把斗争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如南京大学一右派学生和一党员争论，把争论的问题贴在党员的床上。另一中文系的学生，又想把胡风是否是反革命的问题提出讨论，以转移目标。一个叫陈豪的右派学生更到处造谣说：“中国这样搞法，苏联大使尤金就不同意。”“这样搞右派，就不得人心。”有的用请吃糖、吃饭等方式拉拢人，有的右派写大字报说：对右派要连根拔掉，对左派不放松。有的右派学生，不参加学习，在马路上游逛，以躲避斗争。 　　根据以上情况，各学校还要进行补课，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 　　二、省委书记近来连续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每次约十七、八人左右（都是中、左分子），已开了四次。目的是听听他们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鼓励他们参加反右派的斗争。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较好的形式，能够畅所欲言，谈的比较深刻，解决一些思想疙瘩问题。从这些座谈会中来看，他们的认识有提高：认为反右派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共产党制造的。也可以看出右派的言论在他们中间是有市场的。他们表示反右派的立场很坚决，要求党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以彻底消灭右派言论的市场。有的人表示要写文章和右派斗争，有的人表示要积极参加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有的表示如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不表示态度，就退出民主党派，有的无党无派人士表示永远要跟着党走。但也有人看不出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认为党有威信、群众基础雄厚、有几百万解放军，有几个右派分子不值得大惊小怪。有的人认为现在搞得凶，将来在一起工作不好共事。有的怕反右派斗争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的人觉得自己本钱很少，反驳右派打不中要害。 　　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现在一般是向左转，从犹疑走向坚定。但有的人嘴上左，遇到具体问题时又糊涂，在鸣放时对章、储言论有同感，现在只知其错，但说不出错的所以然。有的人认为反右派的斗争把党的整风搞乱了，要是党早一点拿出正面文章来，就不至于这样乱。有的人不同意右派所说取消马列主义的学习，而建议马列主义可以完全结合业务学习。对报上登的右派言论，各校的反右派斗争似通非通。还有的不想参加反右派斗争，关起门来搞研究。有的平日不关心政治，驳斥右派不知如何下手。 　　这种座谈会将继续开，准备和所有的中间分子都谈一下。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 ## 安徽 　　十九日到二十七日，民盟、民革、农工继续开会揭露右派。 　　一、民盟：常委翟宗文揭发李湘若与章伯钧、储安平等是一个体系，一呼一应。常委诸在江、委员王任之揭发民盟宣传部长童车五（前误为童东五）在传达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有意地进行歪曲，片面强调教条主义的错误和斯大林的错误，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很严重，而对有关思想改造等问题则轻描淡写的提了一提，对香花毒草问题提得也很模糊，他们要求童交出传达提纲。他们还揭发了童在民盟小组长会议上讨论帮助党整风问题时，说：要倒苦水、泄闷气，鸣不平，共产党在前几个运动（指肃反、思想改造等各大运动）对民主人士是那样干（意指狂风暴雨），而现在却要和风细雨。还揭发了童把整风运动中要求民盟中央对右派表明态度的积极分子说成是“右派”，而把那些积极向党进攻的真正右派分子称之谓“左派”。童还专门在省话剧团内组织少数团员收集材料，以此来对我进行攻击。现在看来，童车五是民盟右派中的主要人物。 　　二、民革：主要是对吕荫南（常委）、张节（委员，农业厅副厅长）进行批判。吕荫南专对党、团员进行恶意攻击，张节则集中攻击合作化和三大改造运动。张说：现在是“人心涣漓”，“相竞为伪”，“邪气上升”。但对他们的活动揭发甚少。最近白慰冰由北京来信给安徽日报，揭发张挑拨人民代表与政府的关系，张节利用安徽全国人民代表张会亭（农业社主任，劳模）来京开会、请示工作之便，要张会亭代表农民在人代大会上“倒苦水”，并说：“尽管提，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还不准你发表意见”，“你应讲农民生活很苦，没有饭吃，干部统治农民”。当张会亭驳斥他时，他又说：“你们的农业社是少数”。现安徽日报已将此信公开发表。 　　三、农工党：李湘若、吴建东揭发了一些有关章伯钧的材料。据李湘若讲： 　　（1）章在四月农工中央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才是真正当家作主的会议”。并强调农工党要大发展，应发展到县、乡。 　　（2）章经常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说：“人的欲望可刺激生产发展”。在这次出国回来后，一再吹嘘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如何如何好。 　　（3）在一九四九年，农工党中央曾有人主张取消农工党，李曾问过章，章沉默一会后说：“这要看国际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据李的解说，章认为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则农工党大有可为。 　　（4）章在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想搞武装。特别在解放战争时期，想以此与共产党三分天下。 　　（5）章在旧社会里是赶热闹的人。章有一次在北京民盟成员的会议上说：“只有一次热闹未赶上”。这是指冯玉祥在察哈尔的抗日行动，据李称章当时所以未参加，是因这次事件有共产党参加在内。 　　（6）章在重庆的时候，与陈立夫、陈果夫有联系。章曾用陈立夫的钱办过工厂，李说覃汉川知道这件事。 　　（7）原江西省伪参议长王枕心在解放前是农工党员，但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工作，解放后，王要恢复党员关系，很多人都不同意，但章却一手包办将王恢复了关系。在镇反运动时，有人要将王调回江西处理，也由章一手保护下来。 　　吴建东揭发的材料： 　　（1）章在四月农工中央会议上说：“工业发展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工业越机械化，失业的人也越多。 　　（2）章口头上讲不想做官，但实际不是如此，在抗日时期章与桂系有联系，想活动搞安徽副主席的位置，后未搞成。 　　（3）农工中央委员王一帆，原是江西的大地主，对农工党没有什么贡献，其所以当上了农工中央委员，是解放前王在香港给了章一大笔钱。 　　（4）章在一九三三年曾要吴去豫北搞武装，未搞成，在抗日初期，又要吴在安徽搞武装，结果搞了一二百人的一支地主武装。 　　民盟常委王铸之揭发的材料： 　　（1）章对农工党常称为“自己的小党”，到处拉人参加。章的妹妹（在江西工作）曾写信给章，表示想参加共产党，章回信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参加我的小党后，至少可当一个处长。” 　　（2）李湘若、吴建东由京回皖后，到处说农工党要发展一百万人，将来搞个上议院、下议院。 　　（3）章说：“过去是马路政客，现在要当个政治家”。 　　现李湘若、吴建东在农工党内已搞臭，已孤立。李现在很紧张，几次去统战部摸底，并将章在六月八日给他的信也交出来（信中没有什么内容），还投稿安徽日报揭发章，但对有关自己的问题只字未提。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 河北 　　石家庄和保定市反对右派斗争的情况：两市都于最近召开了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分别进行了反对右派斗争的动员。会后一般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觉悟显著提高，头脑开始清醒。保定市又于二十六日召开了有一万多工人参加的反对右派的大会。石家庄也于二十八日由市总工会和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有一万多工人参加的反对右派的广播大会，会上有十五个工人代表讲话，并接到一百多封来信和八十多次电话，都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反对右派的斗争。 　　两市在反对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发现有如下三点：（1）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反对右派斗争的热情很高，但是批评右派的“资本”不足。有的只是谩骂右派。（2）有的单位乱给人戴右派的帽子。如保定市商业厅把反右派斗争集中到过去肃反对象的身上。保定市文化局有一干部在会上公开指斥商英人是一个右派，但实际上商并不是右派。（3）有个别单位的个别负责党员言谈间表示，企图借反右派斗争来打击在整风中曾经给他提过意见的人。 　　当前右派分子的表现，总的是一种溃退状态，有的正在动摇，但也有的还公开或暗地进行顽强的抵抗。石家庄铁道速成中学有一个叫杨间的，就以退出整风来抵抗群众的批评。保定日报曾收到一封反动的匿名信。骂他们是“厕所文学”。石家庄人民银行有一个叫张凤华的共产党员，也认为右派说的是对的，不同意批评右派。他还继续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中国也不会亡”；“中国换个别的党派来领导也可以”；等等。还有人在背地散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假的”， “整风是放长线、钓大鱼，”“章乃器代表资产阶级发言，是合法的”，“章乃器和储安平有骨气”，等等荒谬的言论。另外，最近在石家庄纺织厂和工业机械学校，也还发现一些反动标语。其中有两条是：“毛主席已经死了，你们还不知道；我们前进，一定能胜利”。“储安平的意见是正确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都应该赞成”。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艺琪汇报） ## 陕西 　　各机关由于注意了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对在鸣放时提出来的合理意见，能解决的就作了初步的解决。在党团员中也作了反击右派言论的准备，事先进行批驳右派言论的研究，会后再加以检查总结。这样作的结果，情况已大有转变，反击右派的劲头大了。中间分子在前一个时期表现沉闷，也有的表现恐慌（怕把自己当作右派），经过个别谈话很有效果。如水利局一个中间分子在大鸣大放时，出大字报很尖刻地批评他的科长，反击右派以来，他的情绪就不高了，经过与其个别谈话，指出其批评基本上是善意的，他就积极起来了，在反击右派斗争中表现很好。又如商业厅原有六个右派分子，他们团结一致，大鸣大放时很嚣张，经常在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反对我们，批判他们时还不服气，开会时不到，到会也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经过在中间分子中进行工作，和中间分子一起研究如何对付他们的办法后，也采取了用大字报反击他们，结果六人中已有四人分化出来，现在只剩下两个人还在顽抗。但是，也有个别单位仍然死气沉沉，如农业厅和建设银行，还在那里学习文件，纠缠在一些生活问题上，个别肃反被斗的人一到开会时就喊冤枉，根本没有转到反击右派斗争中来。 　　在高等学校中，反击右派的劲头很大，较好的单位是西北大学、俄专和医学院，集中目标在教员学生中一起开展批判。其次，是建筑工程学院、动力学院和师范学院，这几个单位因忙于考试，反右派斗争曾受了一些影响。体育学院最差，基本上还没有搞起来。原因是：领导弱，党委书记才去不久，对情况不熟悉，党、团力量也弱，党员还不到十人。 　　民主党派还在继续进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但进展不大。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 甘肃 　　近几天来，主要是对右派分子展开批判斗争，总的形势是我们包围了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开始以兰州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兽医学院和医学院为四个主要单位，采用的方法是：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在学校内召开会议批判。目前右派分子已被包围，有的开始对自己进行检讨；有的多次找我们表明态度，甚至痛哭流涕，说自己讲的话错了；有的表示沉痛，怕被划入右派；也有的为了逃避斗争，而回家了；但还有个别很顽固的右派分子，如民革副主委水梓，否认他的发言，并说：“君子不争”（意思是说他不与我们争）。直到现在尚未进行检讨。 　　中间派害怕我们把他们错划为右派，一方面劝右派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向我们替右派进行调和解释。 　　党内的情况是，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还不多，不少同志对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不够关心，认为右派的观点只是些片断的言论，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前省委正研究对右派分子展开批判斗争的工作。 　　 （甘肃省委秘书长万良才汇报） ## 湖南 　　近两天来，各民主党派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民盟已由一般性的批判转到深入地揭发材料，对已揭发的材料加以分析整理，以便在下一个战役中给以狠狠地打击。（2）民革、民进正在揭发右派的反动言行，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展开。（3）农工、民进及九三正在配合民盟的反右派斗争，但它们内部还未大搞起来，只有农工的土建学院支部开始了内部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在湘潭、衡阳、邵阳等市，我们正在收集右派分子的材料，进行排队，准备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长沙反右派的斗争，已由民盟转到民革。民革内部的情况复杂，三十二个省委委员中，右派有十九人，中派九人，左派四人；常委中一个左派也没有。我们原来在民革内点了四个右派分子的名，从二十四日起，民革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开始点名和揭发右派分子。民革内部由于右派分子很多，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会议上形成了僵持局面，许多右派分子在发言中虽不敢公开为点了名的右派分子辩解，但实际上是为他们解围。会议原来由右派分子刘岳厚（民革省常委）主持，他在会上讲了许多为右派分子开脱的话，在二十八日的会议上被群众轰下台来，他恼羞成怒，骂进步分子肖规是披着左派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民革机关干部姜南秀（女）质问他是什么态度，他就动手打了姜南秀。左派虽然人数少，但在全国和全省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目前已占据了优势，并通过决议撤消了五个人的党内职务，责令其检讨。被斗的右派分子中，有的表面低头，有的满不在乎，有的还不服气。没有被点名的右派分子，则活动频繁，其方法是互相串连勾结，常在深夜往来，在公开场合看风使舵，仍企图掌握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权，使斗争草率收场；或把目标集中在已点名的个别人身上。我们对民革反击右派的斗争取三种办法：（1）依靠四个左派分子，发动基层群众，组织进步力量；（2）直接争取中间分子。如省文物委员会秘书杨士骥原来有顾虑，经省委宣传部谈话后，态度就转变了。（3）通过报纸压倒歪风，妇联开干部会支持，工人农民写信声讨。最近民主党派借口汇报到统战部来摸底，我们也乘此机会摸他们的底。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 辽宁 　　目前反击右派斗争的主要情况是，继续推动民主党派的争吵会，揭发和批判右派的言论；在机关、学校、厂矿、市民中正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和讨论会，广泛地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 　　（一）划分左、中、右派的情况。一般做法：（1）搜集材料，立户头，把每个人在报纸、杂志、大字报、黑板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大会和小会上的发言，以及暗地的言语行动等，集中起来，分别写在他们的姓名下面，然后，再根据这些材料具体地分析左、中、右派分子。（2）结合目前民主党派反击右派的斗争，把民主党派的成员划分清楚。（3）抽调党内的骨干分子作好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目前在划分左、中、右派的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问题：（1）干部对划分左、中、右派分子界线不清，把右派划的较宽。如沈阳某些单位的干部把过去批评自己或批评党时，发表过尖刻意见的人（当然其中是有错误的），都划为右派分子。沈阳美艺专科学校教职员共七十多人，划出右派分子十三人，经过检查，其中有的人只讲过一、二句不好听的话。因而引起中间分子的顾虑，害怕自己也是右派。抚顺矿务局有个女职员（她父亲原是局里的职员，因有病退职，以后到下水道工程公司干活死了），说她父亲是被官僚主义害死的，结果把她划成了右派分子。安东有些单位，将中间分子中，发言时带有过激言辞的人，也划入右派。（2）不少整风运动开展较晚的单位，右派分子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此，目前还很难划清楚；鞍山、抚顺市委还未研究，本溪市委研究了一次也未定下来，所以在反击右派时，心中无底。 　　（二）大专学校正在做澄清思想的工作。旅大已决定推迟考试一周到二周，集中学习文件，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肃清右派言论在学生中的影响。沈阳工学院最近召开了六千多人的大会，由右派分子张百生（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长）向学生演讲，到会的人约有三分之一支持他，为他热烈鼓掌。第二天，以班为单位对张百生的演讲进行讨论，从电力、机械、矿冶三个系讨论的情况来看，不少学生的思想仍很混乱。机械系二年级有二个班多数学生同意张百生的观点，电力系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同情张百生部分的或全部的观点，有不少学生以为张百生的态度是诚恳的，真正为了帮助党整风，和野心家章伯钧等不同。对召开大会让右派分子演讲，现在有不同的看法，领导上认为这样作可以使学生的混乱思想表面化，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澄清工作。中层干部认为这种做法，更会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沈阳师范学院于二十八日对张百生的言论展开了大辩论。从辩论会的情况来看，张百生的嚣张气焰虽然还未被打下去，但他的观点在学生中已开始孤立。目前学校中的右派分子表面上好像软了，但骨子里还很硬，有的从公开活动转入暗地活动。如沈阳药学院教师音鲁暗地支持学生闹事，借钱给学生作路费到北京请愿；沈阳师范学院有些右派分子，不断秘密开会。财经学院的右派分子躲在家中不出来，叫老婆出来说：“过去叫我们提意见，现在又来整我们”。另外，最近发现张百生向南斯拉夫大使馆写信，要求到他们那里去避难。 　　（三）沈阳设计部门共有八个单位，已开始鸣放的有六个单位，其中有三个单位搞的较好。设计四分局的经验；（1）对右派的言论适时通过大字报、全院大会在群众中“照了像”（把右派的言论具体公布出来），充分暴露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使斗争的目标明确了，教育了中间分子。（2）依靠左派团结中间，主要的方法是，领导干部对有威望的老工程师进行工作，使他们能在会上讲话，对争取中间分子说服力很大。（3）通过党、团员团结群众，做好挖底工作，主要是挖右派分子暗地的言语和活动的底。有色金属设计院的经验：开始右派分子主要是攻击我们的肃反问题，中间分子对他们也表示同情，后经市委批准邀请十名党外人士（内有九个工程师）查阅了肃反档案的材料，他们看过后，普遍认为肃反是正确的，并都写了大字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批判了右派分子，争取了中间分子。如右派分子过去攻击肃反政策时写的大字报说：“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啦”。他们写出大字报反驳说：“不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了，而是肃反政策给你脱去了狼皮，使你变成了羊”。而东北工业建筑设计师院搞的较差，主要是右派分子还很嚣张，中间分子观望。原因是：（1）领导上的屁股不干净，指挥无力。院长、党委书记在福利补助、住房等问题上有多占和特殊的现象，现在讲话时，腰杆挺不起来。（2）右派分子的言论未及时汇总公布，在群众中右派的目标不明确。（3）忽视做中间分子的工作，少数的还跟着右派分子跑，还有一部分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四）民主党派反击右派斗争的情况：旅大市民盟左派分子揭露了右派分子从去年八月以来，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材料及在大鸣大放中的可疑行为。左派和右派开始交锋后，缺点是左派发言多，中间发言少，深入的揭露不够。沈阳民革右派分子在会上的态度不老实，有抗拒的情绪。主要表现是耍死狗和反咬一口，如有人质问右派分子高风在会上发表的言论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目的一是反党，一是反社会主义。从前还不知道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听了周达夫发言后才知道的”。并说：“有人支持我的发言”。追问是谁？他说：“是民革中的党员支持我的”。由于民革领导成员同情右派，因此批判的没有力量。民盟的陈彥之也是如此，他说：“你们说我是反革命也可以，我都认啦，我什么话都不说，专等你们给我作结论”。 　　（五）抚顺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1）个别领导干部对反右派斗争有厌倦情绪，说：“批评一次就算了，业务这样忙，不值得”。矿务局有的处长说：“这种大张旗鼓的反右派的方法，是否对头，值得怀疑”。（2）有的人有糊涂观念，如问：“不知道反右派斗争是否可以向群众讲”。（3）对社会上的右派言论不关心。有的干部有“左”的情绪，有人提出：“让罗瑞卿部长出来讲一讲，把右派分子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戚长广汇报）七月一日 ## 天津 　　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于六月二十九日开会，研究了全市反击右派的斗争情况，讨论了今后反击右派斗争的布署。认为两周以来，反击右派的单位是不断增加的，有的单位已取得基本的胜利，战斗已基本结束（南开大学学生中和民用设计院等单位）。多数单位仍在组织座谈讨论，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有些单位已进入反击右派的斗争，预计在本周内多数单位对右派的斗争可以展开。估计到七月十五日左右，整个运动大体可以结束。在机关团体，少数单位已同右派交锋，开展快的，右派已被击退，经过斗争团结了中间分子。有的单位则由于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结果斗争未成，不得不停下来再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如广播电台）。还有的单位由于领导上缺乏警惕，头脑不够清醒，准备也不足，反击右派斗争的会场不能由我们左右，中间分子跟着右派跑（如公安局预审处），还有的是斗争的策略性差，群众发动不够，结果由领导点名，也有个别单位完全靠压力解决问题。斗争初步开展起来后，领导上也有翘尾巴的。还有个别单位反击右派的斗争根本没有搞起来，原因是右派暴露的不明显，争论不起来。塘沽区有一个单位甚至连整风学习还没有很好的搞起来。总之，反击右派的斗争机关比大学和工程技术人员中进展的慢。全市单位虽不少，但大鱼并不多。 　　大学学生中反击右派的斗争进展比较快，有三种类型：南开为第一类，最好。群众发动的好，斗争的方式也多样化，中间分子差不多全部向左转了，全校集中斗争了十一个右派分子，斗争的很彻底，右派分子被搞的非常狼狈，斗争的进展也快。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和天津医学院为第二类。反击右派的斗争已进入高潮，大部分中间分子已向左转，右派已分化，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再有三、四天，反击右派的斗争可基本结束。但是也还有个别的右派分子在狡辩。六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学的右派分子还出了反动的大字报，说：共产党又来了一次骗局。音乐学院为第三类，反击右派的斗争进展较慢，约需一周左右才能结束战斗。在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天津师院、医学院和河北师院因在鸣放时放出了一些东西，所以反击右派的局面也打开了，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则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反击斗争。民主党派中的反右派斗争，也是有进展的，民盟已揭出王大川的问题，这对反击右派的斗争是一个推动。很多迹象表明，民盟问题较多，可能捞到大鱼，但目前还只是线索。 　　市委领导小组根据中央六月二十六日的指示，结合本市的上述基本情况，对今后工作提出如下措施：（1）分工包打，统一指挥。为使斗争深入一步，必须统一步调，对有代表性的右派要狠狠地打。一般的日常工作的推动仍按各条战线由市委统战部、教育部、工业部分别进行。对民主党派方面要统一指挥，以统战部为主，工业、教育部参加，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具体指导。（2）把右派分子的名单重新再核定一下，具体确定对那些人既点名又带帽子又登报，对那些人只点名带帽子而不登报。对于每一个人都作出作战计划来。（3）进一步动员力量，统一思想步调。为此，市委拟于七月二日上午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将全市运动发展的基本情况结合中央指示的精神加以传达。（4）大学教职员中，南大和天津大学，要先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经过酝酿座谈，以充实思想武器，然后再进入反击右派的斗争，斗争的时间可以稍长一些。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江西 　　（一）自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向机关干部作了反击右派斗争的报告后，到六月三十日止，大多数单位的党组都作了研究，并向党团员作了传达布置。省教育、卫生、林业等厅和省检察院已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二）各单位反击右派的作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对全国的、全省的和本单位的右派言论一起反击；二是根据本单位右派分子的主要言论，提出几个问题，启发机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进行驳斥；三是对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名反击。 　　（三）自杨尚奎同志作报告和反击右派以来，左、中、右派的动态有很大变化。党、团员及左派分子都感到心里有了底，情绪普遍高涨，劲头很大。中间派也感到心里有了底，打消了顾虑，放下了包袱，已开始向左转。右派分子的气焰下降，纷纷退却，恐惧不安，到处打听情况，摸我们的底。有的作假检讨，有的推翻过去的言论。 　　（四）目前在斗争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左派在斗争中感到“理由不多”， 　　“武器不够”，讲不过右派；（2）少数党团员在斗争中抱消极态度，认为“与己无关”；（3）个别党、团员有麻痹情绪。如手工业管理局一团员说:“保证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克浣汇报） ## 山西 　　高等学校反击右派斗争的情况：根据彭真同志在电话会议上指示的精神，由省委在党、团员中作了动员，交了底，并讲了今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动员会后，党、团员都积极起来了，总的情绪扭转过来了。党、团员和群众中的左派，很想好好地干一场；也有少数人怕反击的过火了，怕像过去的肃反一样，反过来再挨人家的骂；个别的则认为是“小题大作”，“秀才造反成不了事”。反击开始之后，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武器准备的不足，说理不够，反驳无力，只是口号式的标语式的，发言的数量虽多，而质量不高。在教员中，召集左派、中左派和中右派开了一次座谈会，由陶鲁笳同志讲了一次话，并进行了座谈，这些人回去以后表现很积极。但有些人还有虑顾：怕再搞成肃反；怕停课后对教学有耽误；如何具体划右派，怕搞不准。接着分别由学校党委在学校的全体人员中对提出的意见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动员反击右派，省委的负责同志也分头到各学校进行帮助，并在会上讲了话。这样，从上星期开始即转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阅读熟悉右派的言论，两、三天后即转入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全国各地的右派言论谈起，二是从本单位的右派言论谈起。经过小组讨论，把问题集中起来，组织自由讲坛进行大辩论。辩论中正面意见占多数，也有少数反面的意见。第一仗打的还不错。工学院和师范学院较好，农学院差些，已由王谦（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作了具体帮助；医学院较落后，省委于七月一日派了省委、团委书记、厅长等五、六个干部前去帮助。 　　高等学校因放的稍晚一步，突出的右派言论没有暴露出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右派分子更普遍退缩：有的修改自己的意见；有的找党委书记谈话，表白自己，有的在小组会上忙作检讨；也有少数人有投降的姿态。少数中间分子则替右派分子擦粉、调和。一些年轻的助教和学生还在继续向我进攻，还在说：“我就是同情章乃器、储安平”。师范学院有四、五个人还愿提出来辩论，有的是在小组会上谈，不敢在大会上讲了。看来，在年轻人里面，通过争辩还可以搞出点东西来。省委认为，有这批年轻人，对于继续暴露右派和反击右派，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对右派分子，省委意见，首先是孤立他们，然后再考虑那些是右派骨干。那些出头露面的年轻人，实际上背后是有后台的；那些表面文雅，老于世故，不公开出头露面的教授他们也还是有暗中议论的。为了暴露和孤立右派，不但要注意公开场合的舆论，也要注意“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中可能隐藏有右派的骨干分子。 　　反击右派胜利的决定性的关键，是争取中间派。中间派有三种情况：中左分子，基本上和左派差不多，好争取。中右分子，有某些包袱，在鸣放时有的也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我们有意识的让他们放下包袱，解除顾虑，也就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最大的是中中分子；他们数量最大，是典型的中间态度。他们怕把问题闹“左”了。他们觉得右派主要是反对共产党的，与他们关系不大，因而在运动中始终抱着中间的态度，旁观的态度。他们还在看小说，温习功课，“吃粮不管闲事”。他们的论点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几个人罢了”，“共产党沉不住气了，不值得这样小题大作”。省委认为，对中中分子的工作主要是促进他们的责任感，从这样几个观点上去启发他们：（1）说明右派的言论虽少，但是错误的。要是真理不起来，这些错误的东西就会煽动人，俘虏人，就会有危害，它就会逐步发展。（2）从两条道路的斗争，从爱国主义观点上启发他们，说明右派分子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保卫社会主义是人人有责。（3）从知识分子的地位上动员他们，历史上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实质上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知识分子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的。当前我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4）你们赞成社会主义，我们是相信的，但究竟应该赞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尼赫鲁、英国工党不也是主张社会主义吗？通过这些以调动他们的责任感。此外，争取中间分子除了思想动员外，就是把右派分子加以充分暴露，使他们认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在党团员中，强调反击右派是一场阶级斗争，右派利用整风放了毒，必须坚决清毒，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忘了整风，否则就会犯左的错误，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能改进的即行改进。反击右派与整风固然本质不同，但又有某些联系。 　　六月二十九日的省委会议上，分析了反右派斗争发展的形势，觉得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是不大容易的。因为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而我们的干部虽有长期发动农民的经验，但对于知识分子则比较生疏。因此，这一斗争在短期内还不能解决问题，须在七月二十日以前才可基本结束。在省委会议上，还确定要在这个星期内,掀起一个反击右派斗争的高潮，使右派分子完全孤立，彻底破产，这样才能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划清界限。 　　 （山西省委常委王大任汇报） ## 河北 　　农学院、医学院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在进行。农学院开了三个会，形成了反击右派斗争的高潮；经过排队，讲师、教授一百三十一人中，左派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中间派八十七人（中左二十二人，中中四十三人，中右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右派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二。划分左、中、右派的标准是以鸣放高潮中的言论、行动为主，历史情况为辅。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省委书记处召开农学院的左派和中派分子会议，到会的六十五人中包括全部左派，中左、中中的大部分，中右的一部分。会上由张承贤书记讲了话，内容是表明态度，接受党外朋友的批评，对右派的谬论进行了批判，并点名批评了中右派农学院教授石大伟，以石划清了中间与右派的界线。到会人的情绪热烈，会后反映很好，绝大多数中间派已靠拢我们。石大伟过去每次运动都动过他，这次他提了很多意见，如说：“高教部是官僚主义，学员是教条主义，农学院的领导对上是报喜不报忧，有意见不反映，怕丢了宝座，学校工作成绩不大，学生质量低（指外语与语文），把庸才当人才，狗熊当成英雄”。但石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正确的，如他反对右派提出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教授治校根本不成，党委领导还适合。会后，讲师姜立堂回去说：报告中最深刻的问题，是把石大伟划为朋友的问题。在鸣放中，有些人偏激，对党不满，可是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仍把他们当作朋友，这样有些中派分子虽然在运动中说错了话，这回也就放心了。农学院副教授于锡山说：张承贤的报告表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石大伟不仅攻击积极分子，也攻击领导，但共产党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否则石就划不过来，省委对石的看法太高明了。现在在学校群众中议论的右派与我们掌握的右派人物已经一致。大家听完报告，对成绩缺点都明确了。如曲泽洲说：对过去几次运动的成绩、缺点完全弄清楚了。石本人的情绪也很高，过去和农学院副院长张连桂（党员）说不上来，听了报告后主动地找张打扑克玩，关系开始好转，感情也融洽了。但也有个别人情绪不高，说：右派是信口开河，受报纸的影响，农学院没有右派。 　　右派分子一般尚未回心转意，表现顽强，但斗争形式有了变化，改为隐蔽状态，三三两两的进行活动。省民革副主席刘旭初说：共产党就是这一着，放长线钓大鱼，可是这一回一个也钓不到。医学院右派分子说：反右派是共产党要收兵，但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扣大帽子。此外，石家庄师范学院教授在学校仍然不断散布反动言论。 　　在整顿组织方面，有些党员对批判右派认识很模糊，医学院党员傅文祥说：“批判人家党天下的说法，中央正副主席全是共产党员；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的时间很短，光明日报的问题不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大家说党好，而华君武的漫画会使群众认为反右派是第二次胡风事件；高、饶有什么错误，至今无下文，如果是思想问题应该平反；我不同意有人对苏联的缺点辩护”。又如党员梁淑池说：“反右派斗争是节外生枝，会分散精力。人民日报用极大的篇幅反右派，是违背中央整风精神的，不应挖右派的出身历史”这证明我们党内有些党员的政治认识是很差的。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七月二日 ## 广东 　　全省最主要的右派分子罗翼群，目前正以省政协委员的名义到各县视察工作，实则到各处搜集攻击我们的材料。近日来，罗的反动言行，已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他每到一处，都遭到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的强烈反击。 　　罗在蕉岭县时，该县第二中学的师生于六月二十五日派了十多个代表，跑了三十多里路到县城，要求和罗翼群座谈农民生活和学生参加劳动等问题。这个座谈会一直开了两天，并有许多职工自动参加。最后，罗翼群承认“自己讲错了话”，但还狡辩说：“我说农民处在饿死的边沿，是指的全国，不是指的此地，是指的城市，不是指的乡村”。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该县城的工人和郊区农民一千多人，在县文化馆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但罗未敢出席。同日下午，群众继续集会，罗在群众压力下参加了会议，群众纷纷以自身的经验生动地对比了解放前后的生活，并以具体事例驳斥了罗的“农民处在饿死的边沿”的谬论。罗最后狼狈地说：“据我所见，蕉岭县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六时罗翼群偷偷地离开蕉岭，早九时到达梅县，当即受到城内二千多群众的包围，不久又有一千多郊区农民和学生自动参加。上午十时三千多群众开大会，同样以生动具体的事实驳斥了罗的谬论。中午十二时，全城贴遍了驳斥罗翼群的标语。下午三时，又有三千多学生游行示威，并且揭发了罗翼群过去在广东当官时的暴政。 　　六月三十日罗翼群离梅县到兴宁。当罗等一行人刚到梅、兴两县交界地时，就有一千五百多群众迎击，群众要求他“到乡下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七月一日兴宁县五万多群众（原准备一万五千多人）集会。在会上，群众也以具体的事实驳斥了罗的谬论。与罗同行的其他民主人士，在会上都讲了话，一致表示要与罗划清界限。大会一直开了四小时。散会后，群众还不散开，要斗争罗翼群，后在我武装护送下，罗才回到旅馆。 　　至此，对罗翼群的反击已达到最高峰。现罗已狼狈不堪，十分恐惧，预定今天由县返省，我们也准备将他的问题转由民革内部去搞。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 天津 　　一、民主党派的情况：最近市委统战部找农工民主党组织处副处长吴梦辉和办公室副主任侯瑞桓谈了一次话，吴曾谈到有关章伯钧的一些情况。他说：章伯钧同黄琪翔、杨虎的私交很深，章过去曾用过黄的几千块钱。章对于民主党派一贯主张大发展，章和侯瑞桓曾说过要天津的农工在一九五六年发展五百人，五七年发展一千人（另一说法是发展到一千人）。章曾说：“一个政党只几千人是不行的，印度某领袖曾问我，你们的党有多少人？我觉得说几千人不好，我就告他说有十万人。”章伯钧在农工的几次座谈会上，曾私下说过：“我们这班人现在好像都在李维汉的手掌内，解放前却是有事他们找我们。”章在一次干部会上又曾说：“习仲勋说民主党派不要搞政治思想工作，只能搞科学进军”（意在使民主党派干部对我党不满）。吴又说：原来农工曾向共产党要干部，共产党派去了两个人。他们工作得很好，很有威信。但这次鸣放中章却不愿叫这两人出头说话，而在批评张云川时，章却又让这两人参加了，原因是章和张不是一派，他们有矛盾。章在农工内部对干部进行拉拢，章曾说：“农工民主党从第三党时代到现在，内部一直有些人反对我，但没有一人能逃出我的手心，他们只能靠拢我才能有地位有饭吃”。章伯钧对于农工内一些青年要求参加共产党，很不满。他说：“你们这些第四代最难缠，你们是在民主党派内称王称霸，到了统战部就像孙子一样。”侯瑞桓说，一九五五年章伯钧到武汉住在交际处，他写了两封信，不让交际处的人送发，却把农工武汉市负责人欧阳平找来，交他发出。侯曾问章为什么不用交际处的人发信呢？章说不方便。信的内容不知，但此举可疑。 　　天津农工开始建立时，章首先就找到杨济时，章、杨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尚未弄清。杨济时对发展农工是很积极的。他在工厂内还发展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目前在医务界批判张纪正和杨济时还不够有力，许多医务人员对他们拉不开情面，不但中间分子如此，就是左派甚至一些新党员也不行，一方面批评他们，一方面又张老师长，杨老师短地称呼不止。右派就更不用说了，如金显宅（瘤科专家，右派）最近还说：“我们与共产党就是无感情，旧政府对我们还象是个亲爸爸，而新政府对我们则象个继母”。因此市委考虑，对张、杨一定要斗争。但鉴于医务界的这种情况，在方式、步骤、时间上应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同时，张、杨问题与医学院也有关系，可待医学院搞开后，对张、杨可能还揭发出一些材料，那时或者较好办些。因此，对张、杨的斗争也不能孤立进行，领导上要几方面统一配合。 　　民盟方面：最近天津师范学院发现一个小集团。他们校内的幕后人可能是教务长杨思慎，市民盟内的幕后人可能是王大川。杨思慎今年四月从民盟中央开会回来后，很积极地发展盟员，对象是超龄团员，肃反对象。他们说：共产党不要的人我们要。杨还向别人透露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也说过毛主席主张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大鸣大放时王大川常去天津师院，王、杨之间像是有联系的。市委意见：在民盟方面要抓紧时机分几方面去搞，即市民盟抓王大川，建设局抓王华棠，天津师院抓杨思慎和聂国平，主要是搞他们的幕后活动。 　　二、资产阶级的情况（总的是对右派的揭露还不够，对于已经暴露的打的也不狠，对毕鸣岐只是附带敲了一下。他们的分化也还不明显。毕鸣岐最近从北京打电话给倪叔平（资本家），说他在北京已作了深刻检讨（意思是天津不必再搞他了）。前些时候，毕曾回天津一次，请一些资本家吃过饭，看来他是在拉拢人。市委考虑在资产阶级中主要是搞四个人，即毕鸣岐、荣子正、董少臣和芦开瑗。对毕鸣岐要继续揭发，然后看看他的动态如何，再具体确定搞到什么程度。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湖北 　　机关中反击右派的高潮已经出现了。已查出右派分子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很突出很露骨的有二十一人。这些右派分子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旧人员，其中有些是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有些是有历史罪恶的分子，有些是亲属被镇压，因而对我们有仇恨的分子；一种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是品质恶劣，屡教不改，受过处分的（如强姦、盗窃等），有的是亲属被镇压了的，有的是在三反、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的。此外，也有极个别的人，是家庭成份好，本人历史也纯洁，但思想上却很反动。 　　右派分子中还有少数党员，甚至是比较负责的党员干部。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文艺编辑室主任江云（女）在武汉市作协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激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主要内容是： 　　（一）公开说党不能领导文艺。说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写的“扬子江边”是公式化的作品，张平化、王任重还认为是好作品，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文艺的缘故。说许道琪同志（省委分工领导文艺工作的）是“没有嘴巴的葫芦”。污蔑黑丁同志根本没有党性，如果说有，那就是听党的话，省委说什么都听。而真正的党性“应当是向官僚主义、向没良心的人作无情的斗争”。对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兵方向表示很反感。出版社决定搞大众化、通俗化……等“三化”，以便具体贯彻为工农兵服务方针，她坚决反对，说：“如果这样搞，就会没有一本书可以出版了”。她认为“草木篇”不是毒草，而是香花。 　　（二）反对培养青年作家。说培养高玉宝是“事倍功零”，没有意思。 　　（三）对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示怀疑。说三反只有两个结果：死了一些人，党群关系更隔阂了。认为声讨胡风时，全国没有发表什么有力的论据，胡风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能定案，难怪有些人要求重新审查胡风问题。 　　她实际上操纵出版社领导的实权（总编辑比较软弱），右派分子都团结在她的周围。反击运动开始时，她说：“出版社没有什么右派分子言论，即使有些错误言论，也是可以原谅的；出版社就那么几十个知识分子，有几个右派分子又怕什么呢”。 　　江云于一九四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几年来提拔的很快。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航空公司的一个站长，哥哥也是旧职员，两人政治上都很落后，都是肃反运动中的斗争对象。江云本人没有政治问题，但骄傲自满情绪很严重。 　　另有个党员科长，说要用两个导弹，毁灭省委负责同志居住的地方。 　　此外，民主党派的头子都搞臭了，目前连开会都没有人主持。这种情况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省委认为民主党派中主委一级的职务最好由左派担任，准备选择一下，如左派中无合适人选，就由中左、中右分子担任，如中左、中右这两种人中也没有，就只好仍让右派担任，当然要根据他们在这次运动中的态度来决定，很坚决顽固的当然不行。目前的情况是左派中有领导才能和有威信的人物还未成长起来。 　　最近省委正在写两个报告：一是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一是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 浙江 　　一、有四个大专学校（浙大，农、医、师三学院）在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天内，已分别向全校师生作了第一次整风检查报告，总结前一阶段的成绩，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号召向右派分子进攻。会后，群众反映很好，认为检查深刻，改进决心也很大。现各单位正整顿组织，训练队伍，根据齐放争鸣的方针召开各种辩论会，积极投入战斗。在农学院的辩论会上，争辩很激烈，正向高潮发展中。 　　二、广大中间分子开始向党靠拢，揭发右派分子的活动。浙大教授白郁筠揭发宋云彬布置反对学校党委制，提出要由民盟来领导。右派分子中的二三把手，也开始向党作检讨，个别的开始揭发其主谋者，如农学院的陈国年（民盟、助教）揭发主谋者麻健（民盟、教授）。浙大中有些民盟盟员说“全国、全省、全校的民盟组织内政客甚多”，因此要求退盟。积极分子情绪异常激昂，提出“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自动组织起来，收集材料，准备反击。 　　右派分子现由进攻转入防御，而中间分子的思想尚不够稳定，有顾虑，因其中对我有些批评有片面。也有人怀疑我整风是否继续整下去，他们还有些意见没有讲完。也有人怀疑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会是否半途而废。党内少数人也有右倾情绪，对当前斗争认识不清，劲头不大，甚至也同情右派分子中的某些论点。 　　三、省委江华同志等已针对上述情况分别召开各大专学校教职员中的左派分子、大专学校的党委书记，以及党内支委以上干部的会议，作了一些布置。省委要求各单位积极组织左派，大力争取中间，以达到孤立右派，迅速转入反击，并解决党内的右倾思想。具体措施： 　　（1）在党内应明确运动的目的，解决党内的右倾思想，积极发动群众。 　　（2）即刻进行排队工作，划清左、中、右派的界限，争取中间分子。 　　（3）对右派分子组织内外夹攻，瓦解敌人，采取层层剥皮，拉出其不坚定分子；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进行内部活动，目的在于狠狠地打垮敌人。 　　（4）省委为了加强对大专学校的领导，由陈伟达同志（省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团省委书记、党校校长以及六个大专学校的党委书记组成整风领导小组，由陈伟达同志负责。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钟儒汇报） ## 陕西 　　最近省委根据中央六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作了研究，对各机关反击右派的斗争重新作了部署。各个单位也按照省委的意见重新作了计划，对右派分子再加以研究，集中地批判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改变过去泛泛地一般批评的办法。从七月一日开始对右派开展进一步的斗争，预计到七月十五日左右基本结束。没有明显的右派分子的单位，则把社会上的右派言论结合本单位内类似的言论，归纳成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这两天来，右派分子公开抗辩的已极少了，都在为自己辩解开脱罪责，有的还积极写文章批驳别人。多数中间分子已表明了态度，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虽然如此，但还不能说多数的中间分子已经真正同右派划清了界线，如在批判章、章、罗等人时，就很积极热烈，而渉及到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时，则还不愿正面地大胆地提出批评，有的人则更是为发言而发言，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讲的话只是几条空洞的原则。这些人大多是在鸣放时对我们的工作提过一些意见的人，有些内心不安，想极力表白自己。党团员和左派则表现很积极热烈。 　　目前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发现的问题是，个别单位点名多了，有的单位则将右派排的少了。如干部文化学校排了八个右派分子，就点了五个人的名；财贸系统排了九十多个右派分子，点了三分之二的名；中级党校排了五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两个是党员），就点了五个人的名。有的单位划分右派和点名均不够妥当，如有一干部说了一句“我这万金油干部总比你们那些人丹干部强”，就说他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而点了名。有的单位在反击右派时有急躁情绪，方式简单生硬，说话拍桌子。这些情况省委已注意予以纠正。 　　排队工作还未最后审定下来，据各单位初步报来的情况是：机关中的右派比例小，如省级党群系统右派占百分之零点九，财政厅机关占百分之一点二；企业、事业单位一般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不等，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中一般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 辽宁 　　沈阳市反击右派的斗争搞的较好，各大专学校都在开大会反击右派，右派分子已开始孤立。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张百生现在借口“精神疲劳，需要休息”，不敢参加战斗。旅大市的党政机关反击右派的斗争也搞的较好，而学校搞的则较差，还没有形成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战斗火力不足，右派分子还未溃退。主要原因是，领导上指挥作战小手小脚，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领导思想有顾虑，害怕和过去运动一样，错斗了好人。 　　目前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反映党内产生了一些右倾思想。沈阳市归纳有以下几种表现：（1）强调本部门特殊，事情繁忙，腾不出手来开展斗争（如医大）；（2）强调右派没有暴露，没有斗争目标；（3）片面强调要接受过去运动的教训，不要错斗了好人；（4）对已经露头的右派不猛赶穷追，满足于右派分子已作的检讨；（5）强调要做准备工作，不敢领兵上阵，失去了时机；（6）只强调正面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不强调要结合反右派的斗争；（7）认为对党内的右派目前不能批判，要等以后在党内批判。旅大、鞍山、抚顺都有类似情况。 　　现在各地正进行排队工作，总的问题是对中、右派的界线划不清楚，只将个别明显的右派分子划出来了，其余的却未划出。省委决定七月三日召开市、地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反右派斗争的策略，划分左、中、右派的标准。 　　 （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戚长广汇报） ## 湖南 　　高等院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各高等院校反右派斗争已进入紧张阶段，开始形成高潮。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各院校都在党团员、学生和工作人员中进行了战斗动员，开始向右派进行反击。师范学院、农学院及长沙师专等举行了各种大小辩论会，有重点地向右派进行围攻。矿业学院、土建学院和医学院准备时间较长，目前正利用大字报和校刊进行战斗动员。大部分院校都开了小组辩论会，大的辩论会有的才开始，有的还未开始。从一周来的情况看，凡进入战斗的学校都已取得了初步胜利。师范学院一周内举行大小辩论会四十次，向十八个右派分子发起反击，有七个已完全被打垮。该院曾召开二千多人的大辩论会，彻底驳斥了右派学生陈欣的谬论。陈曾说：我们的政权是“以暴治暴”，“农业税重”，“肃反扩大化，杀错了不少人”等。在辩论会上，一个贫农出身的学生以本人的家庭情况说明“农业税并不高”；有的学生质问他：“肃反杀错了谁？”他说不出具体事实。经过这次辩论，陈的谬论已被群众驳倒，陈本人在群众中也臭了。他自己表示低头，找校党委说：“这一回我是垮了，往后可以改造”。矿业学院反动组织“解冻社”的负责人也开始分化了。由于在运动中狠狠地打击了右派，使那些不问政治的老教授和华侨学生都参加了斗争，对群众是一个生动的教育。如右派说，英国有海德公园，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我国没有民主和自由。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学生用他们的亲眼所见，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民主，驳倒了右派的谬论。目前各院校的运动正在发展，斗争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一周来，各院校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是： 　　一、党内必须上下一致，要树立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右派的决心。目前在部分党员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中，仍存在着右倾思想，斗争刚开始就说要适可而止，不要伤了中派，有的并和右派共鸣。根据此种情况，省委指示各院校首先统一党内的思想，反复说明反击右派的重要意义。 　　二、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中派。对中间派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在各院校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中间派已开始向我靠拢，但仍有顾虑，必须大力争取。召开左、中派座谈会，是争取团结中间派的有效方法。师范学院民进副主委参加左、中派座谈会后，主动找党委书记商量如何反击民进右派分子陈孝禅的问题。党员和中间派保持密切联系，也是争取中间派的好办法。如医学院给了中间派某些斗争任务后，中间派就被争取过来了。其次，利用辩论会的形式辨明是非，教育群众，争取中间派，暴露右派，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根据师范学院的经验，开好辩论会，首先要作好材料的准备工作，要有说服力的事实。在辩论会上要让右派分子讲话，然后再反驳，这样更有利于争取中间派。但必须明确，团结中间派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右派，而不是迁就中间派的落后思想。 　　三、举行辩论会时，目标要集中，点名不要太多。辩论会应从小到大，没有经验时，先开小会，逐步扩大。 　　四、继续作好材料准备和人员配备工作。这个工作各院校党委都已初步完成，但在运动中还应进一步加以充实，以便最后弄清楚那些人是右派，应放在什么范围内去搞。 　　五、从目前情况看，各校原确定两周的斗争时间短了些，经省委研究，确定在学生中可延长一周，在教职员中是否延长，应视斗争发展情况而定。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 山东 　　（一）到六月二十五日左右，省直机关的鸣放已经大体告一段落。多数单位已开始转入反右派的斗争，还有一少部分单位因领导干部在初期放手不够，暴露问题不多，还需继续鸣放一个时期。在鸣放中，多数的意见和批评集中在生活福利、领导作风、执行方针政策、干部政策、提职评级以及体制问题等方面。但也暴露了党内右派分子和一些类似右派观点的言论。 　　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这次大的风浪中，没有经得起考验。有的在若干问题上同情右派的观点；有的甚至公然站在右派立场对党大肆诬蔑攻击。如省医药公司业务二科以全科干部名义贴出一张大字报，把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诬蔑为：（1）钻营拍马，阿谀逢迎；（2）俯首帖耳，唯命是听；（3）弄虚做假，欺上压下；（4）感情用事，排挤异己；（5）裙带关系，还须直系；（6）殷勤献媚，会打毛衣；（7）打击别人，抬高自己；（8）批评群众，奉承书记。该科共有干部十七人，其中党员二人，团员四人。当时除党员科长一人不在家以外，另一党员及团员都在大字报上签了名。铁路局有一党员副科长在黑板报上骂领导是强盗，不如国民党？他说：庙也好，经也好，就是叫和尚念坏了，老和尚还不如小和尚。 　　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赞成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言论，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天下，就是三害的根源。也有的党员干部投靠党外右派分子，把肃反、审干、干部升降的秘密材料在群众中公布，使党外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有了很好的口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公开站在右派方面的，不仅有一般干部，而且有相当负责的党员干部。如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是抗战前的党员，在这次鸣放中，他同右派一道，公开发表文章对党进行攻击。他认为，党委治校只能脱离群众。他说：肃反、三反的缺点和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基本的说法是教条主义。他形容肃反、三反是“暗无天日、血迹斑斑”，说统购统销不知死了多少人。他并且认为，一切错误都应追究到中央，认为下级对党中央已到迷信程度。现在周次温依然坚持他的反动言论，他表示，就是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他和别人讲：我是过去入的党，要是现在，无论如何不参加共产党（他在老三反中，曾因包庇地主家庭受过留党察看处分）。再有，省文联美术部长任天乔（老党员）在文联鸣放会上，也对党进行了系统的攻击。他认为，中国党个人崇拜也很严重，中央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后，没有自我批评。他说：为什么喊毛主席万岁，不能喊黎玉、高岗万岁呢！他也不同意最近报纸上反驳右派言论的报道，认为这种反法是不必要的，会使人感到有话不能说。他说：在国民党时期，有些刊物也公开地骂国民党该杀，我们为什么大惊小怪呢！他对三反、肃反、党的干部政策也进行了攻击，说肃反中央规定百分之五的比例，很容易矮子里选将军。他还讲：做官容易，做官也难；如昧着良心说话就容易，说实话就难。以上情况证明，在党内还是有右派的，说党内无右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机关的鸣放运动下一步的打算是：第一，鸣放彻底的单位立即转入对右派的斗争。具体做法有二：（1）学习文件，树立标准；（2）向党员做一次报告，整顿一次队伍（省级机关已做了报告，叛变分子没有参加），对右派言论展开讨论，通过讨论继续暴露右派，明辨是非。第二，鸣放不彻底的单位，还要继续放。虽然由于全国对右派的批判的影响，可能有一部分放不出来，但是根据几个单位的经验，只要本单位有适宜的气候，有些右派分子还是能暴露的。如在省人委服务厅最近的鸣放会上，还有人公开讲要杀共产党。第三，对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马上能实行的就实行，以便改进工作，改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目前民主党派、大专学校对右派的批判已较前深入一步，批判重点不仅是右派言论，而且逐渐触及他们的反动行为。第一揭发他们过去的丑恶历史；第二是追查他们的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右派最感头痛的事。他们想以下列各种办法来进行抗拒： 　　（1）公开抗拒抵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甚至否认自己过去说过的话，说报纸报道不实。 　　（2）有些赖不过去的就进行假检讨。谈次要问题不谈主要问题，谈思想问题不谈组织活动，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 　　（3）借故推拖，不参加会议，就是参加了会议，也不讲话，避免进一步暴露。师范学院有些右派分子说：这是同共产党学的办法，光听不讲。 　　（4）散布空气，混淆视听，转移斗争目标。在民主党派中，有人一再强调他们要整风，企图把整风同反右派斗争对立起来。在大专学校中，右派借口不要影响教学和学生考试，来缓和反右派的斗争。 　　（5）到处找党员负责干部和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分子谈话，名义上争取帮助，实际上是来摸底。姜子修给省委已打了六次电话，但至今没有检讨。 　　（6）背后拉拢群众，争取同情。如医学院张汇泉经常找学生散步谈话，有许多学生对批判张汇泉，思想搞不通，二年级十二班三十多名学生中，就有二十多名同情张汇泉。 　　根据当前运动的发展情况，省委对民革，民建，民盟，省、市政协，大专学校五个方面的情况，已作了具体研究和全面排队，并且分别订出了两周作战计划。省委强调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进一步整理队伍，特别注意把民主党派内部的领导核心组织起来。认真做好对中间分子的工作，真正做到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彻底孤立右派。 　　第二，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划清中右和右派界限，对极右派和右派也应分别对待。纠正某些大专学校层层确定重点，打击面过宽的偏向。对极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他们的丑恶历史和组织活动，把他们彻底搞臭搞垮。 　　第三，分化右派，争取某些右派起义。但是必须掌握时机，不宜过早，要充分发挥群众斗争的威力。 　　第四，认真研究和整理右派分子的材料，力求打的准，打的狠，避免放空枪。 　　第五，要注意右派的手段，根据他们的特点，具体研究作战方法，警惕他们的花招，避免上当。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徐平汇报） ## 四川大学教职员、学生中的排队情况 　　一、教职员六百四十二人，其中：左派一百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九点三一；中间分子四百八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七；右派三十二人，占百分之四点九。助教以上三百三十一人，其中：左派七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五；中间分子二百三十七人，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六；右派二十人，占百分之六点二。 　　教职员中有党员八十七人，未发现有倒戈的。团员一百三十一人中：左派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二；中间分子一百零五人，占百分之八十点一五；右派二人，占百分之一点五二。民盟三十八人中：左派三人，占百分之七点八；中间分子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五八；右派四人，占百分之十点五三。九三学社二十四人，全是左派、中派，没有右派。 　　二、据历史、经济、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中文等七个系一千七百四十五个学生排队的结果：计有左派三百五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二九；中间分子一千二百八十四人，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五八；右派一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六点一三。 　　这七个系的学生中，中文系的右派分子占的比例最大，全系二百五十一人中有右派分子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四；数学系右派占的比例最小，三百八十八人中有右派分子九人，占百分之二点三二。 　　这七个系的学生中共有党员一百八十一人，其中：左派一百三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二五；中间分子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右派一人，占百分之零点五五。 　　这七个系的学生中共有团员九百二十六人，计有左派一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点六；中间分子六百九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右派四十人，占百分之四点一。中文系在一百四十五名团员中，有右派分子十四人，占百分之九点六五。 　　这七个系的学生中，共有右派核心分子五十二人，其中：地主出身的二十四人，富农出身的二人，资本家出身的九人，其他十七人；家属被镇压的十五人，亲属在台湾者一人；三青团员五人，三青团骨干一人，国民党员一人，反共委员会委员一人。 　　 （摘自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情况简报”） ## 章伯钧在交通部整风前后的反动言论和活动情况 　　一、“八大”前孙大光同志（我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有一次在章伯钧的办公室里，提起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章说：“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在他和孙大光同志的另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因为这个办，那个委，管的太多了，干得有劲的，只是那些兼副总理或什么委、办的，我如果是党内的，我也要兼个什么事。”又说：“为什么许多有病的也要挂个名，如林彪为什么要挂个副总理的名义？”又说：“林枫他怎么能把文化教育管好？” 　　二、章伯钧于四月二十六日召集交通部民革、民盟、农工、民建、九三的全体成员一百八十余人开会，名义是座谈会，实际上是章伯钧个人讲话，题目是民主党派的历史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 　　首先，他强调民主党派过去有自己的纲领，和共产党是平等的关系，并特别提到农工和民盟，说：“农工历史最早，反蒋，也不赞成共产党。抗日时，组成民盟，后来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三党政治，即国、共、民盟，当时都有自己的纲领，是平等关系，是联共，四九年服从共同纲领，共产党领导。”“农工与共产党由对立，到合作，到接受共产党领导”。并说：“弄清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对长期合作，对国内人民的团结，对社会主义民主——党派制度都有好处”。 　　然后，他讲到接受共产党领导后的情况：他说：“四九年以后，又起了变化，原来各有一套，忽然放弃了自己的一套，接受共同纲领，不习惯，抵触思想虽不很大，但也不是一点也没有，有消极应付情绪，感到没搞头，积极性是没有的。毛主席报告克服消极因素后，感到这可以发展。过去是但求无过，最听不惯的一句话是‘表态’，人民日报一打电话叫‘表态’，我就不舒服，有情绪。”“光明日报原是民盟办的，我还出些主意，改改社论，四九年通过共同纲领后，我就不考虑了，五三年后改为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一切依靠党的同志（按：指共产党员），我们太平无事，也可说无事可作，也可说不用脑子。自去年以来真正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了，上礼拜民主党派还派了一个总编辑，一切由自己决定”。 　　接着，他强调了民主党派的作用，他说：“民主党派把它代表的联系的人带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它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带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应放手承认民主党派的作用，从八大和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承认民主党派的作用，要让它作工作，要给它工作的条件，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认识，认识它的历史、前途、任务，认识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条件呢？自己本身进行改造，另一个条件是，领导党要全体党员认识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革命的胜利的因素——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必须存在，必须使它发挥作用，要尊重它，民主党派应该存在，与共产党同样存在……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村干部应该懂得这一些，特别是三八年以后参加党的人，对统战政策不是那么懂得”。 　　他又说：“这样大的国家，要使它在一个主义领导下，一个党的领导下，单纯这样办法，不采取更高度的办法是不行的，单线领导……（原讲的含糊〕，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起来，各种不同意见表达出来，……八大政治报告直到毛主席的报告，很周到……民主党派自己要扭转消极，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的工作可以作的”。 　　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他认为：“今天人民内部的问题，一是政治上的发言权的问题；二是思想上的发言权的问题；三是思想改造问题。民主党派参加政权，政治上有发言权，不单纯是“表态”，要有真正的发言权，以往在代表会上发言都很谨慎，生怕有错误——与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相符，得到统战部商量。这样，当时也必要，但这样下去，教条主义反不掉，千篇一律，对国家的事业不好。开始不敢讲，以后发生更坏的事，如斯大林活着时，谁也不敢说，一死便出来了很大麻烦，匈、波就是。毛主席看到这一点，英明，对不同意见可按内部矛盾处理”。“水要流开，不要尽修拦河坝，水大了就出事”。“百花齐放后，权威人士变得体无完肤，除几条教条外，别的不知道”。 　　他在解释了所谓“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思想上的发言权”后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政治自甶，组织独立，同时服从统一领导，最后原则是走向共同事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统一起来。 　　关于职权问题，他说：“有人问我是否有职有权？我说有，同时也无，这是自觉自愿的，我工作得不好，我外边事太多，我的条件没有章乃器、傅作义他们好，我管两个党派，要我讲话还感兴趣，作作校长，至于修桥补路、经济核算、算大账、卖票就不适合。再说：我过去是共产党，我知道党的组织生活，依靠党的，我只作个助手，我还劝他们（按：指其它党外部长），不要积极过头。对农工党的同志，我则劝他们努力，可以争取作共产党，如王寄一、庄明远（按：均系农工中委），劝他们钻进去，我是不准备作共产党的，共产党也不要我，他们不象我这个大人物，从头学起多难？” 　　最后，他说：“四九年前，我们是自高自大，四九年后是自卑，今天既不自大也不自卑”。 　　三、五月初章伯钧布置农工民主党几个中委到各地去发展和建立组织？其它活动情况不详。（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曾到济南；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委员到东北，请假一周，过三周才回。〕 　　四、农工民主党交通部总支近来很紧张，秘密活动增多，找一些落后分子，对我们不满的分子开会，谈话，杨逸棠终日为章伯钧奔走，已有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并说：“章伯老很紧张，要我同他研究问题”，农工民主党总支和民盟支部近年来发展的新党员大部分是“三反”、“肃反”中被斗的人，对我们不满的分子，其中不少是工程技术人员。 　　五、各界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展开批判后，本月十二日晚九时，章让靖任秋同志到他家去，谈到报上对他有很多批评时说，平时说他左的，说他对共产党百依百顺的，现在都批评他右了。他问靖：“你看这次交通部我该离开了吧！民盟、农工民主党还能干下去么？”他说：“我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是拥护的，这次说话顺咀流，有些话给了社会主义不好的影响，不好”，后来又埋怨党事前没和他说明，到底要他怎样作法，埋怨党把他划到右派的圈子里，并说：“报上这样批评，他今后的工作怎么作法？”还说：“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有些人虽是公开批评他，但暗中和他说是不得不如此。”当靖要他“和统战部谈谈”时，他说：“不愿去找统战部”，并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去”，当靖说：“你是不是希望我和统战部谈谈”时，他语气很含糊。 　　十六日晨六时，章到靖住的院里找靖，精神显得有些沉重，开头就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可是我不懂政治，上次我们谈话后，第二日想了想，这次是犯了错误了，我愿意在这次接受教育，也可以用我来教育大家，我准备和各方面谈谈”。最后表示他很沉痛，但并不沉重。 　　 （六月十八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 ## 中央高级党校学员整风学习的情况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前，党校各班学员一般对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都极为愤慨，同情右派分子某些论点的只是极少数；不少同志对大放大鸣的形势存在着顾虑，担心产生副作用，引起社会混乱。五月二十八日彭真同志来校报告后，思想有所扭转；“这是为什么”和其他社论连续发表后，更是人心大快。大家的头脑更清醒了，对大放大鸣中的各种言论和批评，也能更冷静、更深入地加以分析。大家普遍认为党的反击正合时宜：反击早了不能充分暴露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反击晚了就会失却时机，使左派和中间分子迷失方向。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批评来得太急，如象来了个“紧急刹车”，怕影响右派继续暴露，影响中间分子鸣放。短训班有的同志认为反击右派的斗争是小题大作，不必要。 　　十七日尚昆同志来校报告后，全校学员都座谈讨论这一报告和“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大家认为尚昆同志的报告和大家的思想状况结合很紧，明确了很多问题，澄清了很多胡涂思想。对于“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大家认为说理精辟，分析透彻，有理论有实际，“是主席的笔调”，对大家启发很大。 　　在座谈讨论中，不少同志联系自己过去的认识，进行了检查。如有的同志检查过去对仍还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嗅觉不灵，“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就忘了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有的同志把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谬论看作是知识分子发牢骚，泄私愤，而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有的同志还检查到：过去认为民主人士与我们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现在政治地位也相当高，不会反对我们；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造，不会有象匈牙利那样的坏分子，大放大鸣以后，特别是参观了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不觉大吃一惊。看了社论、学了文章和听了报告后，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有的小组还就左、中、右派的界限、反右派斗争的矛盾性质、如何区分反革命和右派、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对报告和文章提出了意见和问题，如新闻班一同志怀疑“党内提出右派是否合适”。普通班一同志“想不通党为什么非要团结这样一些两条心的人不可”，为什么“一面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又让民主党派发展”。普通班、短训班都有个别同志认为章伯钧、储安平只说了一两句话就批评，似乎有些过分，副总理分一个给民主人士当也未尝不可。短训班有一同志坚持：肃反中即使五个人中只搞错了一个人，也不能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他认为尚昆同志的报告还是“左”倾的。 　　目前，我们正根据中央指示，发动学员进一步开展整风学习，解决上阶段提出来的一些政策性、方针性的重大问题。 　　 （中央高级党校六月二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 ## 北京师范大学的整风情况 　　一、北京师范大学于十八日停课，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教师中右派较多，不算各系的小头目，全校性的头子已提出六人。但党的领导薄弱，开始一周，校党委较被动。师大民盟支部二十日已开始斗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党委的部署没有跟上去，领导限于一般化，班支部、系总支，层层观望，等待被动。直至市委向师大指出要“书记动手，分工包打”后，才有了转变，及至二十四日市委又派人来校督战后，领导才开始向全面深入，各总支、支部才普遍由等待转入主动。 　　党的组织活动，过去多以系分散活动，这种活动方式应随目前作战形势随时改变。如历史系斗朱启贤，但朱过去长期在教育系任教，斗朱必须两系协作，但数日来都是各干各的。后来在积极分子的督促下，领导才被迫统一指挥。 　　二、中间群众（学生）还是分不清右派与非右派。在讨论朱启贤是否是右派的时候，有四个系的学生提出疑问：“朱有个人英雄主义，品质不好，难道这样就是右派吗？”“为什么朱留美时进步，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国后反而变成了右派？”“朱在肃反时被斗，现在发泄了一下，就是右派吗？”“是不是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还有人问：“储安平提‘党天下’不对，但不能把他提出的正确部分都一笔抹杀，如提出副总理中增加两个民主人士，这为什么不好呢？”有这种看法的人，在历史政教专业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 　　三、右派分子去国家机关找办法。历史系教授、右派分子朱启贤，在斗争一开始曾出席了两次会议，但最近闭门不出。学生去找他，他说：我不发言。并说明这是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英（朱在美国时的同学）给他出的主意。徐告诉他说：“你不要在群众中乱讲话，有话只可找党委讲。问党委，能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能讲的就不要讲”。因此朱拒绝去“自由论坛”参加辩论，但他曾找系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数次，均未接见他，他说：“我讲话须经党委同意，有利于党的话我就讲，不利的就不讲”。 　　朱还在整风以前说过：“学校不给我看文件，我出去可以看到司局级干部看的文件”。系主任说，这可能指的是徐永英，为了解朱去找徐的事，党委曾找徐了解情况，徐说：朱来找我是希望不要把他的事在报纸上公布。徐曾向朱说过：事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大道理错了就要改，小道理还可以争辩。（此事希望办公厅转告外交部）。又师大党委曾到农业机械局找张局长了解朱的情况，张局长说，朱启贤此人还可以争取。从上述两件事看来，我们一些机关干部对朱的看法和师大党委是不一致的。 　　四、反动社团是有组织的活动。“马特尔”是历史系的一个反动社团，头目是丁楚平（父为反革命分子，劳改时死去）、代立淼（父为逃亡地主，在逃亡中死去）。全校名声大的反动社团还有“苦药”、“底层之声”、“霹雳”等。据“底层之声”、“马特尔”社起义分子说：这几个社团的上面，还有一个秘密的联合总部。未说出头目是谁。这些社团与北大的“百花学社”均有联系。 　　右派教授支持这些社团。“苦药”起义分子称，教授何廷杰要他们募捐经费，并自告奋勇捐助。刘蓬教授看他们人力疲劳，提出建议“苦药”交由师生合办，并要介绍“苦药”与人大出版社联系改为铅印。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办公厅群众组李屺阳汇报） ## 林希翎交代的几件事情 　　六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林希翎找党委副书记崔耀光同志谈话，承认自己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不自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的错误。她还交代了以下几件事：（1）为帮助她准备讲演，黄绍竑曾给她看了三份材料（一件是广西饿死人事件，另两件是肃反案件）。（2）她曾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原本寄给西北大学何建功，整风运动开始前不久，始去信索回。（3）她之认识北大谭天荣、刘奇弟，是经过北大学生陈爱文（曾与温州托匪骨干有联系）的介绍。（4）最近曾有一人邀她去北海公园相会，并约有暗号（此信已交出）。 　　 （摘自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整风简讯”） ## 可注意的九三动向 　　九三学社成员在江苏省有五百二十人，大部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是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负责人。由于九三在江苏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在政治上颇有野心。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领导，阎潘菽、金善宝等同志入党和离开南京以后，便落在主委高觉敷、副主委周拾禄等人手中，他们在整风运动中一贯表现右倾，有过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直至目前，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转变。 　　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前，九三学社的领导曾对当时的形势发生了错觉，认为共产党“瘫痪了”“躺下来了”，因此，跃跃欲试，准备出来“收拾残局”，倪鹤笙还号召大家要“站稳立场，向党斗争”，“杀共产党”。高觉敷、周拾禄估计：共产党整风后，高等学校的许多制度和人事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曾打算邀集民盟陈敏之、民进吴贻芳等研究如何对待这一新情况。高觉敷还积极策划由民主党派来领导南师整风，并确定了接管学校的人员（准备以曹刍接管教导处，童润之接管人事处）。周拾禄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九三、民盟，发动民选学委会，周自己以十七票的多数当选主任委员，明目张胆地篡夺党的领导。他们还策划扩大九三组织，与党分庭抗礼。在一次分社委员会议上，时钧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民主党派到军事机关去发展社员？”钱钟韩（新发展的共产党员）随即向他们献策，说：“先别管他，我们又不组织武装斗争，可先到工厂里发展几个工程师再说。各校的党委办公室那么大，为什么民主党派不该有办公室？就是与党分庭抗礼，又有什么关系？”高觉敷说：“现在学校党委倒下去了，我们民主党派拟个方案报上去，大家考虑如何拟法？”钱钟韩又献策说：我们不要说取消党委，也不要说教授治校，可以说内行治校，要内行才能参加校务委员会，党员那个是内行，进不来他能有什么权。”当时髙觉敷、陈鹤琴都很同意这个意见。 　　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他们仍旧为储安平开脱，替章伯钧、罗隆基鸣不平，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污蔑党是“钓鱼”，“把盖子揭开来又盖上”，“提意见和风细雨，反批评暴风急雨”。周拾禄还强硬地说：“共产党是不是要把民主党派整垮？”周承钥说：“如果不要民主党派，我退出好了。” 　　对反击右派分子，他们迟迟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并且公开说：“我们与工商联不同，不盲动。”同时暗中活动，密谋对策。高觉敷开始准备“牺牲”陈鹤琴，而后又开会批判钱钟韩，故意转移目标，制造混乱。因此，九三内部的反右派斗争，至今还未开展起来。 　　据了解，在这个时期中，髙觉敷等人与储安平、章伯钧等有过联系，储安平曾来信要倪鹤笙任光明日报驻宁特派记者。章伯钧派高植到南京活动两次，最近来的一次，据说是布置退却，耍两面手法。 　　来源：（摘自六月二十五日江苏省委“整风动态”第十九期）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